越（文化学者）
琉璃厂位于和平门外，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有“中国博物馆街”的美誉，是北京一条著名的历史文化名街。数百年来，这里集散、保护和流通了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物质载体的聚宝盆。
元明开设琉璃厂
辽代，琉璃厂所在地属京东燕夏乡海王村。这里曾坐落着辽金著名的寺院延寿寺，寺院面积巨大，东起五斗斋，在今延寿寺街东北的大耳胡同；西至方壶斋，在今宣武门东南的方壶斋胡同。传说“东有五斗，西有方壶”，曾总揽整个琉璃厂的地域范围。
当年辽主多次亲临寺院，施斋游玩，还“招宋使观击鞠”。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被金人俘虏，押解到燕京(今北京)，宋徽宗被囚禁在延寿寺内。此后，随着朝代的变迁，延寿寺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庙基越来越小。
元代建都北京，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明永乐四年（1406年）前后，营建北京城，其间需要大量建筑材料，建立琉璃厂，为“五大厂”之一。琉璃厂有东门、西门和后门，分别位于现在的延寿街南口、南北柳巷之间及前门西河沿一带。
由于琉璃窑厂的规模很大，又有大批工人从事生产，于是便在窑厂周围建立专供工人吃菜的四处菜园，窑厂东侧有东北园、东南园，在厂东门附近。西侧的西北园、西南园在厂西门附近，都以种植蔬菜为主。清初停止烧窑，这四处菜园逐渐成为民居。清末《光绪顺天府志》记述北京外城坊巷时，在琉璃厂旧址周边已经出现了东北园、东南园、西南园和西北园等胡同名。
1927年，开辟和平门，修建新华街，形成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从东琉璃厂向东，可以沿杨梅竹斜街或炭儿胡同通向繁华的前门大街。
李渔、王士祯、程晋芳、朱彝尊、孔尚任、纪晓岚等文化名人先后居住的地方
清康熙年间，朝廷为了皇宫的安全，取消琉璃厂，窑厂迁至门头沟琉璃渠村，“琉璃厂”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由于朝廷鼓励在窑厂附近官地上盖房入住，琉璃厂渐成居民密度较大的街巷胡同。当时窑厂监督汪文柏记曰：“外城是官地，架屋许多人，所以琉璃厂，衡宇如鱼鳞。”
琉璃厂离皇城较近，一些汉族官员为了上朝方便，开始在这一带建房居住。于是，往日烧制琉璃的窑厂，渐渐成为城南文人聚居之地。清内阁学士韩菼住琉璃厂南韩家潭，著名戏曲家李渔在韩家潭营建“芥子园”。康熙朝“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仕南书房”的王士祯，住琉璃厂东街北面的西太平巷5号。王士祯去世后，为《四库全书》副编撰程晋芳（鱼门）寓所。清代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号为竹咤先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罢职，自黄瓦门移居琉璃厂西北的海波寺街顺德会馆居住，其书房名“古藤书屋”，属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桃花扇》作者、清文学家孔尚任，也曾居于此巷之中。明末清初大藏书家孙承泽住琉璃厂西侧的孙公园，今为前孙公园胡同和后孙公园胡同。住在琉璃厂一带的，还有电视剧里戏称“铁齿铜牙”的纪晓岚。
纪晓岚，名昀，字晓岚。乾隆朝左都御史、《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晓岚故居在虎坊桥东，今珠市口西大街241号。两进四合院建筑格局，清式砖木结构，具有众多的历史烙印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此地原为岳飞二十一代孙、雍正时权臣岳钟琪的住宅。现北院有纪氏编著《阅微草堂笔记》的书斋，称“阅微草堂”。纪晓岚分别于11岁至39岁、48岁至82岁，前后长达60余年居此。嘉庆十年(1805年)纪晓岚去世，故居数易其主。辛亥革命后，故居的一部分为直隶会馆公产。1930年左右，曾是中共河北省委的秘密联络站。1931年至1936年为“北平国剧学会”、著名的京剧科班富连成驻地。现建有晋阳饭庄。
王士祯画像
诸多大儒名士逛“文市” 安学问之身立学问之命
琉璃厂的“厂甸”全称“厂甸春节集市”，是北京特有的“春节文化集市”。厂甸一般从旧历的正月初二营业到正月十六，共15日。和一般集市庙会不同的是，厂甸以经营书籍、字画、古玩文物、纸墨笔砚等为主，因而被称为“文市”。清代的汉族官员，多住在宣武门外，大量外官、举子汇聚在琉璃厂附近，他们对书籍和文化用品的需求，促使这里书业和相关行业兴盛起来。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天下典籍汇聚京城。浙江一带的五柳居、文萃堂等书商，纷纷汇聚到京城。翰林院的大臣们，每天把所校勘的古籍中应考证的内容，详细列出书目，到琉璃厂的书店里去寻找资料。当时，编修们到琉璃厂书店寻检书籍、字画、文物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街景。其后200多年，文人学子来琉璃厂文化街逛书店、购买字画、古董文物等，依然相沿成风，出现了荣宝斋、宝古斋、博古斋、邃雅斋、来熏阁、松筠阁等一批著名的老字号店铺。
逛琉璃厂文化街淘金、攻读钻研的文化人，从清乾隆以来就不乏学界名人，例如，从纪晓岚、林则徐、王懿荣，到康有为、谭嗣同，再及沈钧儒、朱自清、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罗振玉，著名书画家齐白石、张大千、于右任、陈师曾，还有离我们很近的老舍、邓拓等。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居京的十余年间，去琉璃厂就有480次之多，并详尽记录下到琉璃厂购买的书籍、文物及碑帖。
琉璃厂还首开北京书店看书风气之先，并影响到北京书业文化的形成与繁衍。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称琉璃厂书摊为“安身立命”之所，正是凭借着琉璃厂的书籍和书商，他们才得安学问之身立学问之命。供图/王越
来源： 北京青年报
者：沙林
01战争
《丰泰庵》，小说大书，以崇祯皇帝之女长平公主行迹为主述，尤其描写了李自成冲进大内，崇祯忍痛杀女妻自缢那血火一夜中她的见闻及逃生。其中，晚明物事习俗、宫中繁琐规仪等娓娓叙来，以考古学家的认真垒砌细节。读罢掩卷，不由为大明运气跌宕，崇祯悲情而感叹。
作为大明英雄袁崇焕，王彬以颇为关照的笔调进行了描述。对于这位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几十年来史学界和文史人等颇为不敬。总的论调是，有错在身，形迹可疑，被杀有因，如此云云，谁幸免了？张骞没有，苏武没有，岳飞没有，所有这些人物都被弄得灰头土脸，失去了历史光彩，袁崇焕当然也逃脱如此的恶意臧否。他们忘记了“春秋大义”吗？
我们其实在各种书籍影视中知道这位英雄多时，但《丰泰庵》中关于他的那大段描写，特别是在关外辽东的韬略应对，排兵布阵，果断杀伐，把极为狡黠、从来对明胜多败少的皇太极都弄得狼狈有加，读来不禁让人大快。
今人描写古代战争场面的小说不少，但是大多了了敷衍，原因是不熟悉故而回避。《丰泰庵》中描写战争场面甚多，除袁崇焕外，还有孙承宗、卢象升与后金战争的场面都写得津津有味、生动活泼。原因很简单，因为作者熟悉，熟悉当时的历史、当时的战争与当时的军备知识，比如关于卢象升的战车与火炮描写：
“卢象升的战车没有这么复杂，只是在车头与两厢装有坚厚的卤盾,用来保护士兵。他舍弃了佛朗机铳，改用了鹰扬铳—— 一种大鸟铳，将鸟铳的枪管加长加厚，采取后膛装填，每铳有三门子铳，轮流装放，这样不但保持了佛朗机铳的威力，还增加了两倍的射击速度。鹰扬铳采取子母铳结构，虽然射击速度提高了，但是发射时，子、母铳的接合部由于闭锁不严，火药往往熏灼射手的眼睛，为此，卢象升给每个射手配了一副面罩，多少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卢象升的每部战车设有十六名士兵，两架鹰扬铳，两架鸟铳，每支铳有三名士兵负责，两名负责装药，一名负责射击。鸟铳与鹰扬铳制造工艺复杂，铳管必须光滑笔直，火药也必须舂细，以提高燃烧速度。射手之外，其余三名负责驾驭与后勤事务，当然还有一名车正负责指挥。在战车上，卢象升还配置了大棒子、长矛和火箭（由驭手和后勤负责），火箭与铳交替使用。与鸟铳相比，火箭落伍，但是火箭飞翔时可以发出“呼呼”的吼声震吓对方，落到敌阵中还可以燃起大火，而且造价便宜，在箭杆装上火桶，发射时点燃引线（火绳）就可以了。长矛就不用说了，但战车上的长矛较一般的长矛要长，近战时可以和盾牌结合一起，在较长的距离刺伤对方的战马与骑在马上的兵。
卢象升的部队还配置了六门火炮，号称无敌大将军。这种火炮配有双轮车，前后有辕，可前可后，由健骡拉运，移动起来十分方便。无敌大将军配有三发子铳，作战之前预先装好，发射后即可凭一人之力取出，再装另一发子铳，以增进射击速度。火炮前后都装有铁环，利用车上的枕木调整射击角度后，将铁环固定，再将子铳的后端插入铁楔，用铁锤敲紧，使子铳与母铳紧密结合。
无敌大将军配有三十发炮弹、三百六十五枚铁子，火药由火药车载运输送。”
这些描写与明朝典籍中关于军备的记述丝丝相扣，展现了作者丰赡的历史知识储备，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王彬一向主张小说的基础是故事，但是故事的背后是文化，战争当然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没有文化的小说是不可能成为经典的。
02风情
《丰泰庵》是一部历史小说，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因为题材过于沉重，且有一种凄美，一般纪实承接不了。曾经好长一段时间，国内阅读风气在疏远虚构文学，或许王彬这部虚构能够板正一下风气，为虚构文学挽回一点礼遇。
与之比较，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姚雪银的闯王系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系列，徐兴业的《金瓯缺》等南宋抗金系列……的确是中国历史小说画卷中的不可缺少的花叶，开创了一种大视野大气魄历史小说的先河，但与《丰泰庵》比有的略显不足，或附会政治而服膺于某些观念，或过于文学任性而忽视历史实据……而王彬作品，是历史细节和春秋大义在心中自然激发的，不大可能顾及各种非文学非历史的诱因的。
王彬是鲁迅文学院研究叙事学的教授，他知道《红楼梦》事体宏大而细腻入微，也知道《金瓶梅》铺张虚饰却从细部出发，因而他的小说也有这一特点。他对宋以下北方地区，特别是宫城皇邑、风物典册、服饰物具，乃至勾栏瓦肆、三教九流等都非常熟悉，平常跟他对聊，旧京地理、老城事物顺口而出，听来甚为享受。笔者在中青报的时候写北京砖塔胡同，聊到忽必烈曾亲见此塔而至今丝毫未变，他顺口来了一句，这没甚稀奇，完颜宗弼（金兀术）南边战事归来，也曾缓辔而行在广安门大街，回不远处的府邸见妻小，所见也几如今……
这些旧日时光流于书中，加之他对红楼金瓶那种用烟火细节、平常谈笑推进办法推崇，自然风格如斯，如旧岁残酒浸出的一般。
且摘录《丰泰庵》中一段文字，其女红家常，小女娇嗔正好似大观园的日常风行：
“下午，炜彤走过来，她被封为永昌公主后，搬到慈宁宫与太奶奶住在一起了。负责“尚仪”的宫娥一时还没有选上来，因此我身边暂时只有负责管理衣服的“尚衣”绛雪，负责管理膳食的“尚膳”柔荑，负责灯烛等工作的“尚工”思筠。说到盲盒内的礼物，炜彤是一只银色的大雁，绛雪是一双宫鞋，柔荑是一个香囊，里面放着一粒玫瑰红的珊瑚珠子，思筠则是两条金鲤鱼，都比我的好。我摸到的是一方手帕，裹着一支毛笔、一枚如意、一粒小金锭，所谓“必定如意”的意思，俗得很，我随手送给了刘妈。后来听说，昭仁妹妹的盲盒里是一枚古钱、一枚核桃，牛郎挑着担子绕着核桃走，两个筐里分别坐着男孩与女孩。昭仁妹妹并不喜欢，随手就撇了。”
可以看出王彬语言运用活络，并不拘泥某种范式，虽有明清口语倾向，但也常把当代口语随手带入，主要为了表现大义主旨，一切皆可引用，但大体遵循明清口语化、俚俗化的路子，略带当时市民口语味，尽量用个性化语言来刻划人物。
有人赞《金瓶梅》，所谓“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语言含蓄不露、曲折有致之特色”，而王彬不说学之七八，行来三四总是有，前面说了，他不特在意语言，但习得而来，自然夹袍带风，比如下面对比也是很有意思：
《金瓶梅》言：潘金莲“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
《丰泰庵》语：“这个炜彤总绘画出让人出其不易的妆容，要不然刘妈会死心找她做儿媳！女史长长的凝视了一会儿，不是看她，而是看远处的虚空，轻轻地‘哎’了一声说，思无邪。”
03构架
作者是研究小说结构的，所以《丰泰庵》的构架也讲究。是一种散式的特点，而不像传统西人小说（我们现当代小说也多如此）中心视角，单线演进。作者像《石头记》开头讲顽石来历一样说此书来历：微娖（长平公主）、宫女、妖猫、怪婆……完全是魔幻视角，像《红楼梦》一样进入正文就完全现实化了。最后经历了江山剧变，山河倾摇，以及皇家宫阙和个人命运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后，突然呈现出一种悠远的视感，结尾让人在剧烈激荡后变得舒适松弛：长平公主终于逃离故旧山河，竟然辗转到西班牙和意大利，最后来到秘鲁。一种浪漫的拉丁风情冲淡了明清之交的血色黄昏。
宝玉喜聚不喜散，黛玉喜散不许喜聚，而长平如宝玉一样喜聚不喜散，作者写她最后到欧洲去跟先期已去的少时伙伴、生死朋友去团聚，迎接最后归宿。
《红楼梦》中宝钗深知，“这人呐，终究一个个来，也必是一个个去。”长平公主何尝不知，从最顶端跌落到最悲惨的底层，血中爬出，利刃断臂，乱军丛中求生死，经过了如此的煎熬，却又“淡极始知花更艳”。借用了太虚幻境的意境，悬崖撒手，化灰化烟随风飘散，到达了彼岸。
这又是王彬的灵动处，在整部扎实据实地描写中，到了尾部突然虚笔一下，有如斑驳陆离的古墙上盎然一枝轻盈的闲花。
来源： 中国作家网
位于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世纪大厅内，有一幅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室内环形浮雕壁画，名为《中华千秋颂》。从悠悠远古到我们亲历的时代，这幅镌在石头上的长卷，用200多个人物，勾连刻画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壁画上，这些在中国历史星空划出过耀眼光芒的人物中，有两位外国人，一位是利玛窦，另一位就是我们要讲的主角——马可·波罗。
2024年是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也是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7月26日至11月24日，由135件中意文博机构珍藏的展品构筑起的“传奇之旅：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上的世界”文物展览，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静候知音。展品包括抄本、油画、雕塑、珠宝、陶瓷、钱币、玻璃制品、纺织品、插画等类型，均出自13世纪至20世纪——正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向西方开启瞭望东方文明的大门、亚欧大陆跨文化交流就此浩浩汤汤的岁月。
在7月29日的展览开幕式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现场致辞中表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镌刻在《马可·波罗游记》不可磨灭的篇章中，让人们了解到当时的欧洲很少有人能够想象的复杂而有序的文化。
马可·波罗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外国人”之一，他也亲身经历了那场广为人知的“China Travel（中国游）”。700年之后再看这段旅程，我们又能看到什么？
传奇之旅
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起源于他的父亲尼科洛·波罗和叔叔马泰奥·波罗。
这对威尼斯商人兄弟，为了东方巨大的商业利益，于1259年第一次前往中国。1265年，忽必烈接见了波罗兄弟。这位东方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向两位“第一批来中国的拉丁人”提出，请他们的教皇遴选100名精通教义和天文、地理、算术、音乐等的传教士，派往自己的帝国。
波罗兄弟返回欧洲，忠实地履行着忽必烈的嘱托。然而，由于教会内部的种种原因，当他们再次启程时，没能带上100名传教士同行。但这次重回东方之旅，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印记——他们带上了17岁的马可·波罗。
三人从地中海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踏入了中国的版图。他们经过“盛产棉花、亚麻、谷类和酒”的新疆和田，跋涉过“从最窄处穿过也需要一个月时间”的戈壁沙漠，路过“有许多寺院，寺中供奉着各种各样的偶像”的甘肃敦煌，从新疆哈密“向东北偏东方向骑行十日”后到达甘肃酒泉。走出河西走廊，他们又途经“位于沙漠荒原入口处”的内蒙古额济纳旗，继续向汗八里——当时中国的都城前行。
在新疆吐鲁番，他们见到用山中开采来的石棉纤维制成的火浣布，“投入火中不会烧坏，而是像雪一样洁白”；在甘肃武威地区，商业和制造业的繁荣令他们称赞不已，“这里还出产最优质、最值钱的麝香”，据称，马可·波罗还曾将产出麝香的瞪羚的头和脚带回威尼斯……
后来，马可·波罗奉命多次出京执行公务，也正因此，他的足迹得以西至川藏、东达苏浙、南抵滇闽，不仅走遍中国东西两线，还奉命访问过越南、缅甸、老挝、泰国、菲律宾等国，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般“行走中国”的程度，确实让马可·波罗堪当“大旅行家”之名，也让他算得上是学界眼中“较为完整地讲述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故事的第一人”。
山西大同，“商业十分发达，各种物品都能制造”；陕西合阳，“出产大量的丝、姜和我们的世界几乎不知道的许多药材”；陕西西安，“是一个大商业区，以制造业著称，盛产生丝、金丝织物和其他绸缎，各种食物也都十分丰富”；四川成都和岷江，“河中百舸争流，运载着大批的商品来往于这座城市”；云南丽江，“附近有一个大咸水湖，珍珠产量极其丰富”“邻近有一座山，盛产绿松石”，还出产“盐币”；山东济南，“商业发达”“实在是居住的好地方”；从山东到江苏，“沿途商业市镇与城堡不断”；福建泉州，“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如果说这位“边走边夸”的旅行家有所偏爱，那么最让他醉心的城市，可能就是浙江杭州。“一切街道都是用石头和砖块铺成的……所以旅客行走各处，不会被污泥弄脏双脚”；运河交通发达，“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12000座”，还有人工石砌的沟渠排水。“毫无疑问，该城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
效力多年，3位威尼斯人已深得忽必烈的信任。最终，借由护送阔阔真公主前去波斯伊尔汗国成亲的机会，波罗三人踏上了回家之路。
一走就是25年，归来已是家乡“异客”。1295年的一个黄昏，取道海上丝路的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经过日复一日的海洋漂泊后，终于抵达了威尼斯的石铺码头。他们的双腿还不怎么适应坚硬的陆地，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们的穿着有些另类，说话还带着外地口音；他们记忆中的家乡已经变样，回家也能迷路……终于，他们找到了自家的大门。
狗狂吠起来，来应门的人拒绝三人入内。原来，在那个“从前慢”的时代，25年音信全无，让威尼斯的亲朋以为波罗家的三位男丁已不在人世。经过长时间的辩论，马可·波罗三人终于证明了“我是谁”。这座宅子真正的主人，回来了。
三位归人召集亲友，在家中设宴。他们在席间更衣，而将先前穿的花缎长袍、天鹅绒袍裁成块，分送给亲朋好友。他们解释，这是蒙古人的风俗。
他们的衣缝衣褶里，还藏着大量的红宝石、金刚石、珍珠、翡翠等奇珍异宝。波罗一家的财富和奇妙旅程成了当地人热议的话题，他们的宅邸被称为“百万宅”，马可·波罗被呼为“百万君”，他的游记也有了外号——百万之书。
而《马可·波罗游记》，并不是马可·波罗本人“写”的。回到家乡后，马可·波罗因卷入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海战而被俘，在狱中，他向狱友——比萨作家鲁斯蒂谦口述了自己在东方的传奇见闻。鲁斯蒂谦发挥小说家的才能，采用当时流行的法国骑士传记文学的浪漫写法，将马可·波罗口述的见闻写成了一个奇幻宏阔、引人入胜的世界。游记问世后，在数月之内风靡意大利，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欧洲快速、广泛地传播，甚至被冠以“世界第一奇书”之名。
开眼看东方
在“传奇之旅”展览上，首先映入眼帘的展品，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寰宇记》（《马可·波罗游记》又名），羊皮纸，手抄本，197幅精美插图均为手绘。另有一件展品，相传是马可·波罗随身携带的《圣经》，据称需使用30张羊皮才能制成。在那个年代，中国先进的造纸术还没有在欧洲大规模地流传开来。
这个注脚，折射出《马可·波罗游记》的潜台词——开眼看东方，向东方学习。
马可·波罗用一种“仰视”的笔触，详细描绘了“大汗雄伟壮阔、前所未闻”的宫殿。宽阔的广场，坚固的宫墙，储藏军用物资的角楼，饰以鎏金盘龙及各色彩绘的建筑，窗户上玲珑剔透的玻璃，“到处都是美丽的动植物”的皇家园林，出入水口都安装有金属制格栅、“以防鱼类流失”的人工湖，“像一块棋盘那样”严整又精巧的城市布局……这些描述让我们不难想象，当时那个东方帝国的都城气象，给马可·波罗带来了怎样巨大的震撼。
汗八里（今北京）人口和商业的繁荣，也令马可·波罗不吝溢美之辞。“城内和近郊居民的人数之多，以及房屋的鳞次栉比，是世人想象不到的。”“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都会集中在这个城里，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因为仅马车和驴马运载生丝到这里的，每天就不下千次。”
城外的永定河和卢沟桥，也令马可·波罗倾心描述。在他口中，永定河货运繁忙，通向海洋；卢沟桥匠心独运，可见大理石雕成的赑屃且“每根望柱顶上都雕有狮子”，精美绝伦，举世无双。
马可·波罗不是“只会欣赏风景”的普通旅行者，他像一位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记录着各地的自然风貌、物产、社会制度、文化、风俗、宗教、家庭观念等，让他的游记超脱于个人体验，具有知识价值。这种价值，让当时的人们得以眺望世界多姿多彩的另一边，也让后世的人们得以看见历史弥足珍贵的另一端。
譬如，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驿站制度，包括驿站的选址、陈设、马匹如何畜养、信差如何交接、官吏如何管理等，以体现驿站传递信息物品、提高行政效率的功能；
他还叙述了朝廷的赈灾制度，丰年从百姓手中收购谷物存放于储备粮库中，细加保管；遇到荒年，这些储备粮就派上了用场，再加上减免税收，“努力使人民能够自食其力、增加财产”；
还有中国的税收制度、驻防军制度，杭州的打更报时制度，福建德化瓷的制作工艺，河北沧州地区如何“生产出大量的盐”等，马可·波罗都一一详加描述。他的记述像“东洋镜”，也像“说明书”，将当时中国的先进制度和技术，向西方世界推广。
“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巨量的东方知识，起到了空前的启蒙作用。”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姬庆红说，“它大大开拓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富庶的东方图景也激起了西欧人对东方的强烈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379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和1459年的《弗拉·毛罗地图》中便有不少《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地名，且绘制出了东亚海岸线，打破了“世界极东是不能到达的封闭沼泽地”的传统观点。
15世纪，著名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正是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带领着几艘小船横渡大西洋的。他在手中的那本游记中，做了264处标注。“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客观上加快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得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姬庆红说。
人类史上西方人感知东方的第一部著作，它向整个欧洲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这是对《马可·波罗游记》公认的、广为人知的评价。
一旅千年
在“传奇之旅”展览现场，讲解员朱宏被观众围在中间。他俯身问一个跟着妈妈来看展的小女孩：“你知道马可·波罗吗？”
小女孩今年7岁，腼腆地笑着说：“我听说过这个名字。”
朱宏很感慨。“在中国，马可·波罗的名字家喻户晓，但除了‘旅行家’的头衔，大部分人对他知之不多。”
在朱宏眼中，马可·波罗是一个聪慧的人，他在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鞑靼人的礼仪举止，会说4种语言，博闻强识；他也是一个善于与人交往的人，深得皇帝信任和喜爱，处事得体；他还有着开放的心态，对多元文化和信仰保持着尊重、理解、学习的态度。
如果让马可·波罗自我评价，他很可能不会将自己定位为“旅行家”，而是一位商人。通过他的游记不难发现，他对各地市场、商品非常感兴趣，几乎在介绍每座城市时都会涉及当地物产和商业贸易，在来东方的沿途中，他和父亲、叔叔也一路从事贸易，在中国也从未停止经商。
“威尼斯圣马可图书馆中珍藏的5份档案证明，马可·波罗在回国后仍继续从事源自中国的麝香贸易。他的遗产中还有白色蚕茧等中国特色的物品，说明他也可能从事盈利颇丰的丝绸生意。”姬庆红介绍，马可·波罗在元朝宫廷内作官商代办，能从中周转谋利，再加上他获赠的大汗或贵族的赏赐，传说中在中国积累的巨额财富，很可能是真实的。
缭绕着这本游记的，还有一团自它在西方流行开来就生成了的“迷雾”——这本书里说的究竟是实话，还是神话？马可·波罗真的经历过一段东方传奇之旅吗？
彼时的中国，拥有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全国建成27个天文观测站，郭守敬修订的《授时历》领先公历300年。市集商贸繁荣，乡村人丁兴旺，绘画、雕刻、铸铜、陶瓷和建筑术已得到相当的发展，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的成熟使得各类书籍流行于世，纸币也流通甚广。而西方社会，尚未从中世纪的蒙昧中苏醒过来——两个“世界”的对比，怎能不让马可·波罗的故乡人感到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呢？
1324年，马可·波罗临终之际，在面对生平最后一次质疑时回答：我所说之事，未及我亲身见闻的一半。
马可·波罗口中“可以打碎当柴烧的黑石头”，其实就是煤炭；“和人头一样大”的印度坚果，是椰子；和真金白银一样效用的“轻飘飘的纸币”，在中国各地保存完好。借由丝绸之路以及东西方日益频繁而全方位的交流，如今我们早已明白，那些曾经绝难想象的“神话”，正是宝贵的文明多样性，是互学互鉴的源头活水。
“‘传奇之旅’展览的意大利语名称，可以直译为‘认识之旅’。”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菲德利克说，“马可·波罗的旅程以及丝路上的交流，加深了东西方文明的相互认识。”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会用“25天的路程”形容西凉王国（今甘肃武威地区）的面积，用“向东北方走3天就到达了上都”描述城市方位。这些表述，也都有着浓浓的“用脚步丈量”的味道。
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也存在一些谬误。譬如，马可·波罗正确表达了中国人“用12年一周期来计算时间”，但十二生肖的前四位显然不是他所说的“狮牛龙狗”；书中称忽必烈听取了波罗兄弟的建议，制造投石机，从而攻取了襄阳城，而事实上襄阳被蒙古占领时，波罗一家正在来中国的路上。
这些谬误，可能由于马可·波罗记忆的错误，也可能出于鲁斯蒂谦小说的笔法。“目前，学界认为，马可·波罗虽有夸大失实或自我吹嘘之词，但他所言基本符合事实，多得到中国史籍的印证，甚至有些还补充了中国史书记载的不足。《马可·波罗游记》在中西交流史上的资料价值之高，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姬庆红说。
对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策划总监蒋海梅而言，策展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马可·波罗的过程。“不能只把他看作历史人物，他是旅行家，是商人，他开放、自信、包容、利他、向善，他对中国文化很喜爱。”顿了一顿，她接着说，“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马可·波罗吧。”(记者王若辰)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