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冯兵（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科举是我国自隋代产生，直至清光绪三十年结束，主导了中国近一千四百年时间的人才选拔制度，对中国传统社会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使是在贵族官绅阶层，科举也仍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对于寒门士子而言，科举几乎更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与机会。因此，科举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中最受关注的大事之一。但是，历史上对科举也不乏批评之声，除了针对科考舞弊案件的声讨之外，还有一批人从“道”的层面对科举制度及其影响也作出了审视和反思，比如两宋理学家程颐和朱熹。
程颐曾在北宋嘉祐四年参加科考，结果廷试落第，遂放弃举业，主要以教学为生。不过他虽然看轻仕途，对科举的批评却比较平和，说：“人多说某不教人习举业，某何尝不教人习举业也？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却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但举业，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尽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可见程颐并非完全否定科举的意义，当然他是从登第改变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说的。程颐在教学中不得不适当教弟子习举业以谋取功名，因为这是大多数士子们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需求。但他同时又指出，习举业仅仅只是解决生计问题，无法指望从中能充分体认义理本原，获取对“道”的真正了解。
关于学者究竟该如何应对举业，程颐甚至还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他说：“或谓科举事业，夺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余日足可为学。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也就是说，学者拿出部分时间，比如“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这是可以的，前提是必须坚定求取为己之学的志向，不可一心只求功名，否则不啻玩物丧志。如有弟子“问作文害道否？”程颐就说：“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宋代的科举大体分常科、制科和武举三类，其中又以常科最受关注。程颐这里讲的“作文”“为文”之“文”，主要是指常科中的诗赋和策论等“文章”，当时整个社会都很重视诗赋的写作。但理学家们多以其为“小道”，认为一旦士子重视“为文”，其志向往往将局限于此，而无暇也无心去把握天地人生之大道了。可见程颐在以科举取士的时代背景下，对科举本身并没有完全否定，只是担心其会动摇读书人努力追求“道”这一世界普遍原理的意志。
朱熹也很赞成“作文害道”的看法，说：“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反两失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他认为“文章”之事相比圣贤学问而言不过是“枝叶”，人们若是不能合理对待科举应试与圣贤人格之培养的关系，必然会对二者都造成妨害。但科举很多时候也是广大士子改善生存环境的必经之途，他们不得不为之努力。朱熹道：“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故不可不勉尔。其实甚夺人志。”（《朱子语类》卷十三）按照朱熹的意思，年轻士子因为有孝亲育子、养家糊口的压力，不得不通过科举以谋求一定的功名俸禄，其本无可厚非。但“谋道”之志在现实生活中又往往会被“谋食”所摧折，这是问题之关键所在。
面对这一问题读书人该如何解决呢？其实早在程颐那里就曾有弟子请教过：“家贫亲老，应举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程颐答曰：“此只是志不胜气。若志胜，自无此累。家贫亲老，须用禄仕，然得之不得为有命。”（《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在程颐看来，士子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俸禄以孝养双亲，此举有其现实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士子一方面要有一个坦然和理性的态度，另一方面更要坚定学为圣贤的志向，以此来克治名利之心对身心修养的妨害。
名利之心亦是“外慕之心”。朱熹说：“切须去了外慕之心。”（《朱子语类》卷八）但科举制度本身又并非全然错误，前贤也大都通过科举走上政治、文化的舞台而广为人们所知：“科举之习，前贤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时好，则心地恬愉，自无怵迫之累。”（《答严居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因此关键是读书人要懂得“循理安命”，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并能分清主次轻重：“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着，盖不关为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这些说法与程颐的相关主张如出一辙，即都强调为己之学，不可徒慕名利。
所以，朱熹和程颐一样，对科举本身并不曾完全否定。《朱子语类》卷十三中，朱熹说：“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他主张科举可应，因为即使孔子复生于此世，“也不免应举”，只是作为应举者应当将“得失利害”“置之度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同时他也认为，对待科举能否超然淡定，实际上与每个人的气质禀赋，也就是“天资”有关，如他自己对科举就是“自小便见得轻”。如果无法做到天然如此，那就只能通过努力修养德性，“用力胜治”以超脱名利之心来实现。这一“胜治”之法，在学者自身固然是要严辨义利，克己胜私，而针对举业的教与学，朱熹也曾明确指出：“科举文字固不可废，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在此他对当时不够“诚实正当”的科举文风予以了严厉批评，所以他要求举子在写作中不可刻意追求新奇而浮夸曲解，教师也应“取三十年前浑厚纯正、明白俊伟之文诵以为法”（《答陈肤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以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文风。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0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酉政变后，出于政治立场和施政理念的不同，清初以降隐而不现的南士和北士间的裂隙逐渐加深，因地域而形成的南北派系浮现。同治四年、六年，内阁学士李鸿藻、礼部右侍郎沈桂芬先后进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李鸿藻，字兰荪，号石孙、砚斋，直隶高阳人，同治帝师傅。沈桂芬，字经笙，本籍江苏吴江。二人的相继入值开启了所谓的“南北政争”。
李鸿藻与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有旧交，因地域和旧交的关系，张之洞自然在南北政争中有所倾向。此外，李鸿藻、沈桂芬二人处理“洋务”观念的差异，亦是张之洞等人对南、北派系离趋的重要因素。有谓“北士以儒学正宗自视，标榜气节，南士重经世致用，强调务实，此右李、沈二人表现于参政风格上，差异殊显”。虽不免笼统其事，但在处理天津教案上，显见二人的区别。同治九年五月，因其时天津屡有人口失踪案，天津百姓怀疑法国育婴堂以幼童炼药，遂聚集于法国天主教堂前抗议。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持枪打伤到场的天津知府刘杰随员，引发群众愤慨。天津百姓砸毁育婴堂，焚毁海望楼教堂，并劫掠法国领事馆，殴毙包括丰大业在内的数十名洋人和中国教士。教案发生后，李鸿藻主强硬，沈桂芬等人则主转圜。翁同龢在日记中言：“兰孙以津事与宝（鋆）、沈（桂芬）两公争于上前，兰孙谓贾瑚言是，宜有明诏督责；宝、沈皆不以为然。上是李某言，故仍有明发。宝又云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李又力争。”在日后的中俄伊犁交涉中，张之洞表达了对沈桂芬等南士对外软弱的不满，谓：
总之，吴江（按：沈桂芬）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备将帅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辅之以嘉定、常熟，祸不可言，事不可为矣。
张之洞与李鸿藻具体相交于何时不能确定，但可以确定同治初年二人已有交往。张之洞在同治元年（1862）、二年皆进京参加会试，也许曾拜见李鸿藻，但目前所见张之洞与李鸿藻的最早直接私下交往在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李鸿藻年谱》言其是日“寅刻入直，工课顺适。午后回寓少睡。张香涛来，党吉新后至”。此后在《李鸿藻年谱》中时常有张之洞前来拜望的记载。因交结李鸿藻，张之洞频放考差、学差。同治六年四月，张之洞充保和殿考差；六月奉旨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八月初一日，奉旨简放湖北学政；同治十二年，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旋放四川学政。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十二日，《李鸿藻年谱》中记载：
张之洞函公云：“新诗四首，正得读否？上课诗卷，想无暇批阅矣！闷闷。前闻玉趾东游，由于后生撼树，外省传播，定当不虚。可否赐示崖略，至幸。敬上，名心叩。即丙。切。”
书信中如所谈之事不愿被他人知道，或有其他缘故，写信人往往不落款，而写作“名心”，意为收信人能知其为谁，心照不宣；“即丙”意为阅后即焚。信件所言之事暂不知为何，但从“名心”“丙”的字眼，可以看出应是私密之事。由此可见，最晚到光绪元年，张之洞与李鸿藻已有密商之事。光绪六年，李鸿藻倡建畿辅先哲祠，所祭祀者多为直隶先哲，“其一切归画，则公（按：张之洞）主之”。兴修畿辅先哲祠，不仅加强了北士的联络和地域认同，而且在筹建先哲祠的过程中，张之洞先后写了至少17封信给李鸿藻，讨论相关事宜，进一步拉近了二人的关系。
张之洞
尽管张之洞对南、北有所倾向，但并不意味着南士和北士间截然对立分离。经历咸丰动乱，同光之际京城文人交游诗酬、金石考订之风流行。同治九年十月，张之洞湖北学政任满，入都复命，居于南横街，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诸人开始订交。其中江浙士人领袖潘祖荫与张之洞所居密迩，故常与张之洞通信论金石。通过这层关系，张之洞参与以潘祖荫为首的龙树寺雅集，并于同治十年共同宴请湖南名儒王闿运。
然而，出生、成长于边鄙之地贵州的张之洞，对金石、风雅之事并不如江浙南士擅长。《凌霄一士随笔》引鄂人卓从乾《杏轩偶录》所记张之洞嗜古器物而购买赝瓮受骗事，言“此或事属有因，不尽虚诬耶”。由此可侧面证明张之洞的金石功底。或因如此，张之洞其后逐渐关注时务。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四川学政期满回京。时惠陵竣工，照礼制穆宗（同治）帝、后神主应升祔太庙，然而此时太庙中殿九室已满，穆宗帝、后神主无处安放，惇亲王奕誴奏请饬廷臣会议。三月十四日，两宫颁布懿旨，命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同奕誴妥议具奏，引起王公、宗室、廷臣的激烈争论。在穆宗升祔的讨论中，张之洞虽无上奏的权力，却颇为留心，不仅与潘祖荫书信往返讨论，而且为潘祖荫代拟奏疏。张之洞所拟奏疏主张增建别殿以放神主，和其与潘祖荫书信中所表达的意见一致。陈宝琛云张之洞“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张之洞的弟子樊增祥亦有同感，其致信谭献亦谈及张之洞“近（按：光绪四年）颇讲理学，学术又一变”。更重要的是，张之洞此时与张佩纶相知相交。张佩纶，字幼樵，一字绳庵，号篑斋。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父辈与李鸿章有故交情谊。据云张之洞阅张佩纶关于穆宗升祔的奏疏后赞叹不已，遂与张佩纶订交。张之洞、张佩纶二人不仅为直隶同乡，且都颇着意于时务，在二人的往来通信中，除了谈论聚会外，谈论政事者颇多。
同光之际，清廷屡次下诏广开言路，清议颇张。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光绪帝御极，诏曰：“朕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古来郅治之隆，胥由询事考言，嘉乃丕绩。我朝列圣御宇以来，俱颁诏旨，褒答直臣，广开言路，谏议时闻，寰宇欣欣向治。方今皇帝绍承大统，尚在冲龄，时事艰难，不得已而有垂帘之举。万机总理，宵旰不遑。因思人之聪明智虑，有所未周，必兼听并观，以通上下之情，措施方期悉当。矧当生民多蹙，各省水旱频仍，允宜博采谠言，用资治理。尔内外大小臣工，均当竭诚抒悃，共济时艰。用特谕知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当据实直陈。务期各抒所见，于时事有裨，而又实能见诸施行者，详细敷陈，不得徒托空言。”光绪三年（1877），因丁戊奇荒，张佩纶奏请广开言路，以拯时艰，上谕曰：“本年灾沴叠见，水旱蝗蝻之灾遍于数省，业经截漕发帑，蠲赈兼施。惟念吏治有无因循、民生有无怨恫、用人行政有无阙失，允宜上下交修，以图至计。尔大小臣工，务当各摅己见，切实指陈，总期广献谟谋，力祛积习，用副朝廷遇灾修省、从谏弗咈至意。”广开言路本是清代新主登基及遇有灾变时的寻常之举，然此时李鸿藻领袖“清流”，开一时风气。光绪四年，张之洞为詹事府左庶子黄体芳拟具《灾深患迫宜筹拯民应天之方折》，胪陈三条建议，即救急之道、治本之道、预防之道。其中治本之道有“斥奸邪”一条，痛诋南派官员、时任户部尚书和总理衙门大臣的董恂：
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去冬以来，中外条陈荒政者，务从驳斥，雍遏上恩，膜视民命，全不知国脉邦本在于养民……以彼职长户部，天下户口财税，是其专职，然灾荒如此，宵旰忧焦，该尚书不闻进一言、画一策，已无解于溺职之罪矣！况加之以贪鄙欺罔、有心病国乎！其在总理衙门，言语猥琐，举止卑谄，通国皆知，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
结合日后“清流”于光绪八年弹劾董恂等人的行为，可以看出同光之际李鸿藻、清议已在政事上有所结合。因此折为张之洞拟具，亦可窥见其在此时政治上的取向。
光绪五年（1879）二月，张之洞授国子监司业，获上奏的权力。时吴可读尸谏一事引发朝野震动。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帝病亡无子，两宫皇太后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嗣皇帝入继大统，即为光绪帝。光绪帝过继给文宗（咸丰帝）为嗣，而非为穆宗之嗣，如此两宫仍为皇太后，可继续垂帘听政。同时两宫颁布懿旨曰待光绪帝生有子嗣，即为穆宗之嗣。然而这使同治帝、光绪帝、光绪帝子嗣在帝统继承上出现紊乱，且颁立光绪帝子嗣为穆宗之嗣，有违清代秘密建储制度。光绪五年，同治帝归葬惠陵，闰三月初五日，随行之吏部主事吴可读服毒自杀，以尸谏的方式抗议两宫皇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其遗折痛陈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请两宫皇太后明白降下谕旨，将来大统仍归于光绪帝所生、过继给同治帝为嗣的皇子，以正名分而预绝纷纭。十七日，两宫发布懿旨，命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在宗室的缄默和纷纭的朝议中，张之洞之奏疏尤为巧妙，不仅将继统和继嗣合并，即请日后先挑选同治帝嗣子，再确定其为大统所归，而且明白将范围限定于仅讨论继嗣、继统并行不悖的方法，所谓：
臣恭绎懿旨中即是此意，妥议具奏二语文义。是者，是其将来大统宜归嗣子之意。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应命陈言，岂敢以依违两可之游词，贻庙堂他日之筹虑。
张之洞之折维护了两宫皇太后的权力合法性，受到慈禧的青睐。光绪五年五月，前因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规苛敛，激起民愤，后又请剿滥杀，张之洞据任四川学政时候之所闻，上奏请求再次复审东乡案，并奏参前护理四川总督文格。经刑部议奏，东乡案得以平反，朝廷将孙定扬等治罪，并命文格来京听候部议。平反东乡血案一事为张之洞博取了直声。其后，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黄体芳、邓承修等相互引援，隐奉军机大臣、北派领袖李鸿藻为首，以清议大张声势。时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已觉言路渐渐彼此唱和，迹涉朋比，六月十七日，其上奏言路宜防流弊，请旨饬谕以肃政体。廷旨谕以言路不准同词附和，致滋流弊，但仍准言事诸臣于政事缺失、民生利弊各抒己见。
张之洞此时所经营的“南城士大夫”交游，逐渐形成其政治底色。通过这层交往，张之洞与洋务领袖李鸿章也有了间接联系，为他日后的“洋务鸣世”奠定了基础。目前所见，张之洞与李鸿章最早的直接交往在同治八年。其时李鸿章因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授湖广总督，于同治八年正月抵湖广总督任，十二月督师赴黔，随后湖广总督由其兄李瀚章署理。张之洞则于同治六年奉旨放湖北学政，直到同治九年任满回京，其间与李鸿章同城为官接近一年。这一年，张、李二人虽在创设经心书院上合作，但张之洞显然不快。如对家人言有掣肘之感，称：“至此官与人相处动须迁就，绝不能一意孤行，崭然自立，面目殊令人不快耳。”李鸿章曾就郧阳发生的胡树棻学案致函张之洞结案，并为草率处理此案的郧阳府知府求情宽免。显然，张之洞对于督抚、州县官插手学政事务颇为不满。同治九年八月，李鸿章因处理天津教案，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随后兼任北洋大臣。同光之际，清议兴起，但李鸿章对李鸿藻和清流物议颇不以为然。在处理滇案的过程中，他曾写信给其兄李瀚章，表达对当轴和清议的不满。除了办理洋务意见不同，李鸿章对所谓“南城士大夫”肆意弹劾亦不谓然，对张之洞入奏的东乡案及郑溥元弹劾山东巡抚文格一事评价道：“星轺四处，大非佳事，都人亦有私议，盖上意事从严，当轴间有迎合。今日封疆真不易为，难保终必无查办之举，可惧也。”
然而，李鸿章曾有意拉拢提携张佩纶、吴大澂等人，通过这层“南城士大夫”的交游关系，张之洞与李鸿章有间接的联系。光绪四年（1878），因河间府灾情严重，李鸿章奏派吴大澂、盛宣怀、李金镛筹集赈款。在吴大澂的倡议下，籍贯直隶南皮的张之洞公捐之余，另筹集白银1560两，事后李鸿章为诸人请奖。五年，李鸿章母亲八十大寿，在此之前，张佩纶、张之洞等人就谋划以文字向李太夫人祝寿。据《张佩纶日记》记载，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张佩纶邀约陈宝琛，请其修改寿文序言；张之洞则作《合肥李相太夫人八十寿诗》祝贺。但由于观念和交游圈子的不同，张之洞、李鸿章二人在光绪六年以前，除了在湖北，并无太多直接的交往。
（本文摘自刘青峰著《晚清督抚权力结构与地方治理：张之洞督粤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盛欣夫
传统是条路，时代如站点。
继承传统，可谓手段。走传统这条路，因前人为我们铺就了大量基石，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古人为我们准备的现成条件。而唯在集古人智慧的基础上，去创作不负时代的作品，才是正道、大道。当然，这并非唯一之选。艺术是讲文化、功力、内涵、境界的精神酿造，而非科学、机械的批量生产。艺术应纵取历代智慧，横纳时代高人的再酝酿。一旦成熟，必定代表着时代，更应代表着自己。所以个性、创新就在其中矣。
【东晋】王羲之 丧乱帖（局部） 书法
1.管城一条线，水墨画世界。以写传精神，一泻三千年。管城子，毛笔之别称。韩愈《毛颖传》：“秦始皇使恬（蒙恬）赐之（指兔）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或许更早一点，人们开始尝试束毛为笔，因从楚简看，时用毛束之笔，已较成熟。
2.大凡艺术，出之于心。以心之情，方怡于人。艺术既出于心灵，故难于重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说：“书之神韵，虽得于心，然法度必讲资学。”说明心灵的流淌，需要学养的滋润。清人丁皋进一步说：“以己之神，取人之神也”（《写真秘诀》）。或者说，取人之神，滋我之心，还人以神。
3.艺术是层楼，技术是台阶。明人解缙《学书法》中说：“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大要临古人墨迹，布置间架，揑破管，书破纸，方有工夫。”清人秦祖永《绘事津梁》也说：“画不师古，如夜行无烛，便无入路。”故初学必以临古为先。先做技术功课，最后方进艺术殿堂。
4.艺人必备三要素，天赋、品志与学养。刘熙载在《艺概》中早已明白告诉我们：“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天赋虽为先天之资，然需才志去激活、去完成。才志需后天的善学、勤奋去提升。最为关键的还是立品立志。品不正，艺难正。这也是我师邹梦禅先生从艺为人之准则、育人授艺之纲要。
5.敬畏古人，博学约取。书画之门，唯此捷径。古人千年之积淀，已历百代之淘汰，留下的是优秀文化、民族精华。古人给我们巨人般的肩膀。学古人，实是集千百高人之智慧。若舍此，并无它路可循。然而，学古并非目的。取古人精华，为我所用。故不照办，不做奴隶，应为营养。通过消化，酿造自我。再流露的，才是自己的艺术。
6.秦楚简帛，书写初始。华夏文脉，传承不息。中华文化，五千年延续，自甲骨、金文后。先人发现竹、木片之牍，束毛为笔，两者巧遇，碰出了历史火花，作用了两千多年。正因中国书法，华夏文脉得以延续至今。然楚文化主要在南方，由于潮湿，故传世之物极少。所幸是上世纪始，有大量简牍出土。始得尘封的史实，逐渐明晰。这一课还得补上。
7.篆隶不直通，秦楚已架桥。秦时，大小篆已趋成熟。小篆的线条圆融圆润，结体稳健匀称，已脱离了象形之框，完成了文字成熟之构架。作为字体，已达顶位。若演变成汉隶，倒是勉强。所以一直难为了后面的史家。直到楚简出土，人们才恍悟。原来楚简中，已有隶书的雏形。非止以此，行、草书，也慢慢随行。
8.与其原地踏步，或可另择蹊径。人因先天之资，或后天学识有异，所以学业亦有异同。如若学时徘徊不前，或无兴致，不妨另择门径。郑板桥也说：“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老人家辩证地阐明了一个道理，学全了，反会学死，或者没有自己。取其有用，不在多少，不得法，或不合适，继续寻找，集采古贤，总有适合我者。
9.思齐贤者，路问败者。善走顺道，不蹈覆辙。清人吴德旋，写了一本《初月楼论书随笔》，告诫：“学者贵于慎取。不可遂为古人所欺。”或可这样说，古人之法，未必适合每个人。如不合其性，也枉然，故需学而思之，善学善取。少走弯路，既要学人之长，又要学人如何之长。是谓善学也。
10.学书先求似，然后再取神。黄庭坚在《论书》中已说过：“学书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好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清人王淑也说：“凡临古人始必求其似，久久剥换，遗貌取神。”也就是说先过技术关，再努力取得艺术之神。有其形，方可谈神。
11.艺术世代称雅事，品高古淡写性情。“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朱和羹《临池心解》）。故学书、学画者，必先立品，品高之人，就会心平气和，端正姿态，不急不躁，先技后艺，步步深入，方能达到梦想彼岸。
12.技术是个硬道理，艺术是个软道理。硬道理，须实干。须一步步深入，一点一滴积累。所谓“硬”，在于苦功，实干无虚处。软道理，须悟道明理。须善学巧取，举一反三。所谓“软”，在于巧、变、化。以众贤为我用。
13.古今之书相较，逊在技非在艺。书法之法，先技而后艺。技与艺比重并非对等。古人自幼临池，书、读并进，一生用毛笔，就是为实用。重在技术，轻于艺术。如今忽略技术，谈何艺术。学书法看似简单，一杆毛笔一张纸，实为最难。手工技艺，三年满师。而书法三十年未必耳。
14.学习传统，先专后博。博后再专，不二法门。这是上世纪70年代，谭建丞先生的教诲：先临一家，三五年七八年有成效后，具一定规模再学其他。每家用一年、三年，十几年后慢慢成了你自家。听起来这时间太漫长。其实，这是一条最省时而具有哲理的学书近道。很庆幸，一路走来，顺畅通达，并无弯路。证明此乃贵人之言也。
15.少顾轰轰烈烈，复归心气平和。写字本是寂寞道，何必去争名利场。其实人家也辛苦，哪有时间做功课。还是得沉下心，学点古法，才是自己的。梁章钜在《学字》中说过：“凡临古人书，须平心耐性为之，久久自有功效，不可浅尝辄止，见异既迁。”再送一句话，其名切勿大于本事，否则就会有事。再说人生就这点时间，争了名利，少了功夫。如何得失，各自心知。俗话说：“聪明吃饭，笨人吃饭。”一个理。
16.不求多，务求精。懂舍弃，常更新。人生精力有限，先保一个优势。一学就会的聪明人很多，然能做精的却很少。俗话说，一个人只能追一只兔子，颇有哲理。故学业不贪多，更勿杂。贵在坚持，懂得舍弃。更新观念，坚持初心。博采而专精。成功与失败，就差这一点。
17.学“二王”，是大道，太拥挤，走小路。“二王”书体，从笔法、章法皆无可挑剔。从审美、传承一脉相承无可厚非。问题是大家挤在一条路上，并非好事。书法若要发展，必须多元。比如魏碑、汉隶、楚简。将这些书体介入行书、草书，跟上时代节奏，或有发展空间。
18.画人善太极，笔法必内涵。画人明阴阳，墨法即空灵。画人如哲人，章法趋天成。书画功夫，除了笔墨，还需字外之功。文学、哲学、物理、自然、历史、武术等等，皆与艺术相关联。既然关联，就需联通。比如武术，比如太极拳中一招一式，行云流水，与书法中运笔书写，徐缓起伏，异曲同工。字外功夫的加深，必然会丰富你的笔墨线条，直到字里行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