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用两年力挽狂澜，如今又能否复制神话？

来源：猎云精选；文/孙媛

时隔两年，海底捞又换帅了。

6月21日晚，海底捞跟特海国际相继发布人事变动公告，前者刚表示苟轶群接过杨利娟的棒，任海底捞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后者就“马不停蹄”宣布，杨利娟已获委任为特海国际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主要负责统筹特海国际的管理和战略发展。

两则任命均自2024年7月1日起生效，意味着杨利娟“无缝”转舵，从海底捞女掌门摇身变成旗下海外业务公司特海国际的新领路人。

于海底捞而言，杨利娟是元老级人物的存在，更在海底捞巨亏40亿“临危”出任CEO后掀开了业绩“逆转”的篇章，不仅让海底捞在2022年实现扭亏为盈，还在2023年交出了净利润近45亿元，同比增长174.6%的答卷。

再到如今接棒特海国际，后者现阶段跟彼时“救火”海底捞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虽然特海国际5月18日成功赴美IPO，实现港股和美股双重上市，但仅一多月时间其美股市值已距离发行当日最高点蒸发近40%，今年一季度财报更是“由盈转亏”，收入、经营利润同比增长16.6%、9.7%的表现下，净利润却从上年同期收益的560万美元变成了450万美元的期内亏损。

从杨利娟在海底捞的赫赫战功来看，“转舵”特海国际显然是要在国际市场再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来源：腾讯微证券截图

身家160亿女掌门“突然”辞任，另一元老接棒

在海底捞内部，杨利娟堪称铁腕，擅长打硬仗、开疆拓土。

加入海底捞第一年，杨利娟家中曾遭遇债主上门逼债，张勇闻知，直接划出800元帮她解围。当时这个十几岁的杨利娟便喊出，“从此，我就把海底捞当家了，谁要损害公司的利益，我敢跟谁拼命！”

21岁时，杨利娟独立运营海底捞跨区域经营的第一家店，通过一桌一桌地抓顾客，让海底捞在西安市场站稳了脚跟，为走出四川、实现跨区域运营奠定了基础。

强悍的作风让她得以在过去几年间，个人地位火箭般提升。2018年，杨利娟调任为四川海底捞的非执行董事，并以COO的身份和张勇一起敲响海底捞港交所上市的铜锣，由此进入大众视野。

2021年5月，她更是以160亿元的财富进入《2021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前50名，被称为“最牛服务员”。

也就是在这一年，海底捞逆势扩张、罕见出现年度业绩亏损，伴随着海底捞共同创立者非执行董事舒萍和执行董事施永宏辞职，杨利娟等多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张勇的持续放权下，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时代。

2022年3月，接过张勇海底捞CEO权杖的杨利娟，更是担任了“救火队员”角色。

为了“拯救”海底捞，杨利娟先是断臂求生，启动“啄木鸟”计划，大量关闭经营不佳门店同时，提升内部管理水平，经营状况一经改善，她又负责“硬骨头”计划，重开过去关闭的部分餐厅，带领海底捞再次进入扩张轨道。

一套组合拳下，“最牛女服务员”在CEO的位置上，成绩斐然，上任当年，海底捞便以13.73亿元期内利润，强势逆转2021年41.6亿元期内亏损，第二年，又以414.53亿元营收和44.95亿元利润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分别较2022年同比增长33.6%和174.6%。

在公告中，海底捞以“如今健康发展及可持续增长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杨女士的领导”肯定了杨利娟的成绩。

她曾开拓包括西安、上海等新市场，在当地从零建立起海底捞餐厅的口碑和客群基础，深谙如何凝聚员工及获取顾客的经营哲学，也带着“啄木鸟”和“硬骨头”两大计划让海底捞走出经营困境，且在制度化管理、流程式操作及数字化考核等方面做出深入变革。

但正如2年前“换帅”为了紧急救火，如今再次接棒，亦预示着海底捞快速步入“以稳定与可持续增长为核心”的next level。

事实上，就在前不久召开的海底捞股东大会上，海底捞创始人张勇就曾透露，未来海底捞也会考虑多品类、多层级的发展，目前公司内部做了很多新业态和新品牌尝试，对创新进行弱监管，保证创新有机会落地。

加之海底捞此前3月开放加盟的动作，所有内容都指向了新一轮经营变革，似乎也为如今苟轶群的上任埋下了伏笔。

现年51岁的苟轶群，不仅曾担任海底捞首席财务官、信息技术负责人、供应链及采购管理负责人等多个职位，在被委任为CEO前，还任海底捞副总经理，并负责投资业务。

此外，苟轶群还曾担任海底捞的餐饮供应链子公司蜀海董事长一职，海底捞关联公司、海底捞集团的核心火锅底料供应商颐海国际非执行董事、董事长。

而苟轶群在海底捞火锅产业版图中的重要角色，还从过去穿透到了未来。

海底捞公告中，指出在苟轶群的领导下，海底捞已设立两大核心委员会：创业创新委员会及数字化运营委员会。

其中，创业创新委员会旨在开发新型创新模式与激励机制，引领海底捞未来朝多层级及多品类方向发展，为多元化业务模式奠定基础，推动集团各层面的创新工作。

自海底捞集团在去年从总部层面成立了创新创业办公室后，就在调整创业品牌的策略规划。目前海底捞旗下拥有包括海捞火锅、苗师兄香锅、五谷三餐、焰请烤肉铺子等创业品牌，也有汉舍等非海底捞体系培养的人员来主责经营管理的品牌。2023 年，除海底捞餐厅以外的这些餐厅的营业额同比提高了139.8%。

除了新品牌拓展外，海底捞也推出外摆、露营火锅、泡泡屋、校园火锅、企业火锅等新业态。

而数字化运营委员会则借助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数字技术提升管理效率，为多管店及双管店管理制度等运营模式提供支持。

这些，都为海底捞业绩回升后，转型聚焦精细化管理基本面业务与推动创业创新与数字化发展这一阶段，苟轶群成为执行这一系列措施的领导者铺好了前置条件。

“换舵”国际业务，45岁铁娘子再啃“硬骨头”

而“铁娘子”杨利娟，与特海国际也早有渊源。

特海国际在其任命公告中称，杨利娟曾主导了海底捞品牌的出海进程，分別于2012年、2013年在新加坡、美国成功布局，打下集团目前在国际市场的经营基础。

为什么是杨利娟来带头，还是从海外市场当前着实“不尽如人意”谈起。

作为海底捞的海外市场经营主体，特海国际2022年从海底捞分拆并在港交所独立上市。

自2012年在新加坡开设第一家门店以来，截至2024年3月31日，特海在四大洲13个国家拥有119家自营海底捞餐厅，按自营餐厅覆盖的国家数目计，海底捞已成为国际市场中最大的中式餐饮品牌。

在门店的持续扩张下，公司收入规模从2019年的2.33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6.86亿美元，4年复合增速达31%。

但与营收节节攀升不同，直至2023年，特海国际才首次全年度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2526万美元，净利润率为3.7%。对比同期海底捞国内业绩，营收414.53亿元，净利润44.95亿元，净利润率达到了10.8%来看，特海国际2023年度净利润率仅为前者1/3。

而今年一季度财报又再次提示了特海国际的盈利“窘”况：虽有好转，但不够彻底。

2024年第一季度，特海国际营收1.88亿美元，同比增长16.6%，但净利润亏损却达454.5万美元，去年同期为556.2万美元。

来源：特海国际2024Q1财报截图

虽然对此，公司解释称，是其他货币对美元贬值导致未变现净汇兑损失增加1120万美元，进而导致其他损失增加，但一季度，下滑的还有餐厅顾客人均消费，由上年同期的26.0美元降至24.9美元。

同时，营收增长带来的成本端增长也不容小觑。

其中，原材料及易耗品成本为6280万美元，同比增长16.5%，占收入比例的33.5%，与去年同期持平。员工成本为6360万美元，同比增长19.8%，占收入百分比为33.9%，同比提升0.9个百分点。上述二者总计占收入比重高达67%，尤其员工成本显著增加引人关注。

而人工、租金成本较高的因素，曾被华西证券研报总结认为，是海底捞海外门店的单店平均收入表现优于国内门店，但海外门店盈利能力弱于国内门店的原因。

除了一季度财报“由盈转亏”外，特海国际IPO后的二级市场表现也不算好看。

5月18日上市首日，特海国际开盘大涨48%，最高报29.7美元，此后股价便逐渐回落。按照今日特海国际17.98美元/股市值来看，已跌破19.56美元/股的发行价，市值较上市首日最高点“蒸发”近40%。

从业绩跟股价来看，承压的特海国际急于“翻身”，这或许才有了杨利娟“无缝衔接”的一幕。

事实上，自香港上市后，特海国际核心管理人员变动较为频繁。2023年3月，周兆呈辞任CEO，由李瑜接任；年底，周兆呈辞去董事长及执行董事职务，由舒萍接替出任董事长和非执行董事。

再到如今，杨利娟出任特海国际CEO，李瑜将继续留任执行董事兼大区经理，为杨利娟提供协助和支持，特海国际一直在寻找能扭转局面的the one。

在特海国际美股招股书中，公司曾表示上市所得款项的70%将用于加强品牌及扩展全球门店网络，结合海底捞指出杨利娟具有开拓精神，能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顾客基础、更加深入开拓新市场来看，杨利娟此番上任目标直指“开疆拓土”。

但除了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外，短期内，特海国际或许更期待杨利娟快速复刻又一个“扭亏”神话。

源:上海证券报

执掌上市公司8年后，五粮液“三朝元老”刘中国宣布卸任的消息，让中国白酒行业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震动不小。

9月7日，五粮液公告称，因达到退休年龄，刘中国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宣布，曾从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董事长人选。

看着这幅升势如虹的K线图，有人说，刘中国的卸任选择恰在一个“高光时刻”：在刘中国开始被提名为五粮液董事长的2011年之秋，五粮液的市值是1427亿元，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400亿元。

也就是说，在刘中国任五粮液董事长的这8年时间里，尽管经历了白酒行业深度调整，但按2019年9月9日收盘价计，五粮液的市值增长了278.64%。

从经营业绩看，2011年五粮液实现营收203亿元；2018年，营收增至400.3亿元，8年间增幅97%。

而从2019年半年报看，似乎更多了些“进步元素”：期间，五粮液实现营收271.51亿元，同比增幅26.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的净利润93.94亿元，同比增长32.56%。而同期贵州茅台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幅分别为18.24%和26.11%。

如此，五粮液在公告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刘中国任职期间，对公司战略规划、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卓越成绩，公司及董事会对刘中国表示衷心感谢。

市场也有理由认为，曾从钦可以说是接了一手“好牌”。

有意思的是，刘中国的继任者曾从钦的职业特点在白酒行业内可谓特别：51岁的曾从钦是中国一线白酒品牌中学历最高（博士）、履历最丰富、最年轻的“掌门人”之一。

1968年出生的曾从钦，历任镇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常务副县长，其间先后在北京大学工商管理高级研修班学习、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习、武汉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系经济学科班出身。

2009年至2019年，曾从钦在宜宾市级机关、翠屏区、临港经济开发区工作，历任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开发区发展策划投资服务局局长、宜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兼市物价局局长、市能源局局长，翠屏区委书记、宜宾市临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可见，曾从钦之前没有白酒行业从业经历。相比之下，刘中国则是五粮液内部成长起来的企业掌门人：1972年参加工作的刘中国，1993年5月调入宜宾五粮液酒厂；2004年11月，刘中国任五粮液股份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6月起任五粮液集团总经理，同年9月任股份公司董事长。

屈指算来，刘中国在五粮液任职时间超过26年，先后协助五粮液集团三任“掌门”王国春、唐桥和李曙光工作，因而被称作五粮液“三朝元老”。

回望当年，已经在公司营销一线摸爬滚打多年的刘中国接任上市公司五粮液董事长，全力推动五粮液的市场化转型，推进营销体制改革，积极推动五粮液的创新驱动发展。在白酒行业人士眼里，刘中国是一位颇具经验的营销执行者。

那么，此前并无酒业和企业从业经验的曾从钦，能给五粮液带来什么？

首先，曾从钦上任后即将面临五粮液集团2019年的千亿大考。根据战略规划，五粮液集团计划2019年营业收入要跨越1000亿元台阶。

有数据显示，五粮液集团2018年营收931亿元，单从数据看，只要增长7%左右就可以跨越千亿。据悉，今年上半年，五粮液集团实现营收555.32亿元，同比增长16.91%；实现利润总额134.5亿元，同比增长22.23%。

其次，五粮液作为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和川酒龙头企业，在四川省“5+1”产业体系建设和川酒振兴中肩负重任。因此，千亿之后，五粮液还将寻求更高格局、更高质量的创新发展。

曾经，曾从钦作为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委书记，对全区经济发展中“一酒独大”表态称：“抱着一瓶酒过日子绝非长久之计，两条腿走路才能行稳致远。”

为此，2019年，翠屏区提出“产业发展双轮驱动”战略，其中包括支持五粮液千亿园区和临港两千亿园区建设的内容。这意味着，曾从钦在宜宾尤其是在五粮液公司所在地宜宾市翠屏区过去几年的任职经历，将有利于他快速熟悉和搭建五粮液的发展思维与路径。

显然，对于曾从钦来说，此时走马上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作者 | 郑子宁

摘编 | 徐悦东

《中国话》，郑子宁著，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1月版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全世界的语言中“妈妈”都是mama，因为这是人类婴儿最初能发出的声音。当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发出ma的时候，他最亲近的人，喜出望外的母亲激动地把这个声音当作婴儿呼唤自己，久而久之，代代相传，全世界的人类语言就把ma当成“妈妈”的称呼了。这个说法听上去很有道理，普通话中的“妈妈”自不必多说，英语虽然书面上写mother，但口语也是mum。

可惜的是，这个说法至少在中国并不灵验。

凡是看过清宫剧的人都会对皇子称呼皇帝的叫法印象深刻——“皇阿玛”，这是一个经典的编剧背离现实的案例。在清朝的满文书面记载中，对父皇一律称Han Ama，也就是“汗阿玛”，如果写汉文的话则是“皇父”或者“皇考”。“皇阿玛”不说绝对没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的。Ama在这里指的是父亲，显然ma就不可能指妈了。在满文中，妈有eniye、eme、aja三个说法，第一个最常见，也就是清宫戏中常见的“额娘”。今天在东北一些早就不说满语的满族家庭里，还把爸爸和妈妈称作“玛”和“讷”——和传说中全世界都把妈叫ma可不一样。

人从出生到死亡，互动最多的就是亲人。因此，亲属称呼往往是一种语言最稳定的词汇，甚至在常用语言发生转换后，家庭内部也经常使用原来的亲属词汇，就像部分东北满族家庭那样。但与此同时，亲属称呼又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替换，如在不少地方，传统上称呼父亲的“爹”就因为当代听起来比较土，被“爸”迅速替换。

如果时光倒回1000多年前，情况或许正好相反，比较土气的“爸”会逐渐被流行的“爹”所替换。

自远古传来的“爸妈”

自古以来，父亲在汉语书面语中一直写作“父”。今天在普通话乃至多数汉语方言中，“父”读fu，不过在上古时期，“父”的读音却更近今天的“爸”。这是一个从原始汉藏语时代传承下来的词，藏文中“父亲”称???（apha），缅文是??（apha）。虽然汉语历史上语音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原本的“父”（音近ba）已经读成了fu，但是由于“父”使用频率非常高，在口语中保留了历史上的发音，因此才用另外一个汉字“爸”来表示这个古老的发音。与之相类似的则是“母”在口语中说“妈”。

这是个异常古老的称呼，甚至在汉藏语中的用场也绝不仅仅限于指父母。藏文很多名词带有原来表示父母的后缀，如“太阳”叫????（nyi ma），“月亮”叫????（zla ba），效果近似汉语“太阳婆婆”“月亮公公”。在丽江的纳西语里，太阳则也是“女性的”/?i33 me33/。本就有自然性别的动物更是要带词缀，公猪要带表示“男性的词缀”称为/ bu21 phv?33/，丽江南边不远处的剑川的白族人则把公猪叫/te?21 po55/。在词语后缀中，剑川白语仍然保留了古老的“父”，尽管现今的剑川白语中称呼父亲已是/ɑ31 ti33/（阿爹）。

汉语中其实也有些类似的例子。普通话里有尾巴、哑巴、乡巴佬、结巴，而在山东、东北等地的方言里，还有呆巴、瘸巴、瞎巴、瘫巴、力巴（外行）、齁巴、抠巴、脚丫巴之类的词。不过这些词长久以来都是口语的说法，难登大雅之堂，在书面上出现得也晚，然而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词缀在口语里已有很长的历史。

如果穿越回宋代的中国，当时的语言情况会和现代大不一样。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汉语普遍比较好懂，但是宋朝的蜀地情况则大不相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的蜀语和蜀道相比也不遑多让，素有极难解的声名，与中原的开封、洛阳一带的语音大不一样，蜀人甚至把中原一带的语音称作“虏语”。

遗憾的是，这种蜀语已经随着元朝四川人口的剧烈变动灰飞烟灭，今天的四川方言和宋朝的蜀语传承关系很弱，而主要是明朝进入四川的汉语的后裔。

今天我们对宋朝蜀语的了解主要来自同时期的人。根据南宋苏州人范成大的记录，他当时路过了嘉州（今四川乐山）的一个渡口，渡口叫作“王波渡”。

范成大一定对“王波”是什么意思困惑不解，他赶紧询问了本地蜀人，当地人给他解释后，他才恍然大悟，为此他特意详细地写下了“王波”的来历：“蜀中称尊老者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谓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称。”在当时的蜀语中，加“波”是常见现象，一如今天的纳西语、白语、藏语。然而，从上古传承到现在的“父”，也并非从来都是一帆风顺。

范成大

“爷”是祖父还是父亲？

《木兰诗》在中国家喻户晓，“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被一代代中国人传颂。毫无疑问，花木兰称呼自己的父亲是“阿爷”。

今天在中国，除了“父”“爸”之外，用来表示父亲的主要有“爷”和“爹”。然而这两个称呼到底指的是父亲还是祖父，在各地差异很大。今天的普通话里“爷”表示祖父，“爹”表示父亲，这在北方地区比较常见。而在南方很多地方，情况则各不相同，如合肥把祖父叫“爹爹”，父亲叫“爷”；苏州、常州把爷爷叫“阿爹”，父亲叫“爹爹”。不过在宋朝以前，“爷”和“爹”只会指父亲。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代的韵母并不是普通话的ie，而是ia，同一韵母的“斜”在“远上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一诗中和“家”“花”押韵。今天不少方言，如闽南话、客家话甚至在陕西的许多县里，“爹”“爷”的韵母仍然是ia。

《木兰诗》本是一首北朝民歌，它差不多是最早使用“爷”的文学作品。“爷”几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突然出现的，一开始甚至都无字可写，借用了“耶”，后来才加上了偏旁变成“爺”。东晋时代的书圣王羲之在给女儿的书信“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力不一一。耶告”中曾经署名“耶告”，即“父告”的意思。几乎同一时代，“爹”“娘”也都同时出现。仿佛在几十年间，华夏先民突然觉得用了几千年的“父”“母”已经不敷使用，需要用别的词来称呼父母了。

王羲之是西晋北方高门琅琊（今山东临沂）王氏的一员，出生在北方，幼年时就随家庭南迁会稽（今浙江绍兴）。王家南迁并非是一般的迁徙，而是躲避战乱，和他们一起南逃的北方人数不胜数，王羲之书信中的“耶”字可能来自这些迫使他们家族南迁的北方草原民族。

王羲之有“耶告”二字的书法

自东汉以来，朝廷不断将北方草原民族内迁安置。进入三国时期后，曹魏继续内迁北族。到了西晋时，关中、并州（山西）都已经有大量的北族定居。此时东亚气候进入相对寒冷的时期，旱灾等灾害频繁发生。内迁已久的北族和从草原新南下的北族纷纷起事，最终洛阳被攻破，晋怀帝被俘，西晋灭亡，史称“永嘉之祸”。

此时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早已在中国经商多时。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玉门关外的一座瞭望塔遗址中发现了几封粟特书信。其中一封是由当时居住在中国的粟特商人头领娜娜槃陀发给在康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老板的信息通报。

纵使娜娜槃陀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大商人，他写信时的极度恐惧在1000多年后仍然可以透过信札散发出来。

信的开头是一番恭维对方的套话。随后娜娜槃陀就以惊恐的语气汇报了他听到的信息：“……已经有三年没有一个粟特人从中国出来了……最后一个皇帝因为饥荒从洛阳跑了，他的宫殿和城市被放了火，宫殿烧了，城市毁了。洛阳没了，邺城没了。更糟的是……匈奴人控制了长安……他们昨天还是皇帝的臣民！剩下的中国人不知能不能把他们从长安、从中国赶走，或者他们会继续打下整个国家……我们老了，快死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写信告诉你我们怎么样。阁下，如果我告诉你所有关于中国现在怎样的事——太惨了——你不会从那儿获得任何利润。还有，阁下，八年前我派了两个人‘入关’，距我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已经过去三年。他们之前还好，现在，自从厄运发生，我没有从那儿收到任何关于他们现在的消息。更坏的是，四年前我派了另外一个人……当他们抵达洛阳时，那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饿死了。我还派了一个人去敦煌……他在未经我许可的情况下跑了，他遭到了报应，被杀死了……”

这封信并没有抵达撒马尔罕，从发现地点来看，应该是被玉门关外的军士没收了。我们不知道娜娜槃陀后来究竟是设法摆脱了厄运，还是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死于战乱。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几十年间，中国北方和巴蜀出现了十余个不同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

一般的说法是，五胡包括匈奴、鲜卑、羯、氐、羌。娜娜槃陀的信件中提到的洛阳的沦陷应该指的是后赵石勒、石虎攻陷洛阳的事，石勒家族属于羯人。五胡都有着自己的语言，但是几乎都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现今我们对这些语言的了解几乎都只能通过汉文典籍中的只言片语。

粟特文2号、3号古信札

以五胡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今天留下的资料可以说令人惊异地少。五胡中氐人建立了仇池、成汉、前秦、后凉，羌人建立了后秦、宕昌、邓至。氐、羌的族源和语言都相对明确，属于汉藏语系，而匈奴、鲜卑、羯的语言就比较扑朔迷离。其中匈奴和羯的语言资料奇缺，虽然历史上有用鲜卑语翻译汉语典籍的记录，但是后来全部散佚，至今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本鲜卑语文书。

鲜卑语是南北朝到初唐时中国北方影响最大的北族语言。伴随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鲜卑语在北方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军旅之中。不但鲜卑人自己说鲜卑语，北方许多行伍出身的汉人也学会了鲜卑语。如北齐奠基者高欢就是鲜卑化的汉人，小字“贺六浑”，明显是鲜卑语。因此在这些北族语言中，鲜卑语最有可能是“耶”的来源。

今天能确定意思的最大的一批鲜卑语词汇来自《南齐书》中的《魏虏传》，主要是一些北魏的官职名称。《南齐书》的作者是梁朝人萧子显，出身齐梁两代的皇族兰陵萧氏，是齐朝开国皇帝萧道成的孙子。萧子显从小在江南长大，平常不使用鲜卑语，因此他所记录的鲜卑语主要集中在敌国北魏的一些称呼方面：“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

稍整理一下萧子显所知的鲜卑语，就可以发现鲜卑语明显把做某事的人称呼为“某真”，“真”前则是所担任的职务。这也为后人试图揭秘鲜卑语提供了最初的线索。

我们先来看看守门人“可薄真”——不过在破解5世纪的鲜卑人的语言前，我们可以先穿越到1000年后的奥斯曼帝国宫廷去看看。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奥斯曼帝国曾经的首都。几乎每个去土耳其的游客都会慕名前去游览奥斯曼的王宫托普卡帕宫。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苏丹的女人们就居住在托普卡帕宫中，梦想着能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翻身上位，斗争的激烈程度不输中国古代的宫禁。在土耳其语中，托普卡帕宫是Topkap? Saray?。Saray就是宫，Topkap?则由top（炮）和kap?（门）组成。在托普卡帕宫外院和内廷的分隔处也有一道门，外院是苏丹和朝臣议事的地方，而内廷除了太监之外只有苏丹一个男人可以进入。这道门的控制权由一个特定的高级太监掌握，在土耳其语中称作Kap? a?as?，即“掌门太监”的意思。在今天的土耳其语里，看门人是kap?c?，其中-c?就是“做某事的人”的意思。

奥斯曼人的祖先是来自北方和中亚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在唐以后逐渐西迁，一路征服当地人，最终于1453年攻破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kap?正是他们一路从草原西迁带去的词汇。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和尚描述了他所经过的一处叫“铁门关”的地方。他说：“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峻峭，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旁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固，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铁门关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是古代乌兹别克斯坦进入阿富汗的交通要道。这道关口曾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也因此能够在蒙古草原上的毗伽可汗碑文中发现铁门关的踪影。毗伽可汗碑中提到突厥汗国拓境，东到卡德尔汗森林，西到铁门关。在碑文中，铁门关写作Temir qap?γ，后者即“门”。Qap?γ差不多是“可薄”最可能、合理的来源。

玄奘

然而另一些证据则说明，鲜卑语不大可能是一种突厥语。汉语的“真”以-n结尾，但是突厥语“做某某事的人”的后缀通通没有-n。譬如“老师”，在维吾尔语中是oqutquchi，在哈萨克语中则是oq?twsh?。要找到-n的线索，得在突厥语外寻找。

青海湖东岸的海东市民和县是中国土族最主要的聚居地之一，土族居住的地区历史上是吐谷浑活动的地方，吐谷浑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

今天的民和土族说的语言非常有特色。一方面在基本的词汇上较为接近蒙古语，而在语音上则和青海当地的汉语方言趋同，几乎已可以用汉语拼音拼写，同时又吸收了不少藏语的成分。在民和土族语中，表示“做某事的人”正是qin，譬如“要”是kerli，“乞丐”就是kerliqin。土族语的-n在诸种蒙古语系的语言中并非孤例，蒙古语系一贯有一些词有时隐时现的-n，如在蒙古文里“舌头/语言”拼写为kele，但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南边锡尼河的布里亚特蒙古族说的蒙古语中，这个词发音为/x?l???/。这也很可能是鲜卑语中表示“通事”（即“翻译”）的“乞万真”的词源—蒙古文中，“通事”的拼写为kelemu?r?i，而在突厥语中，“乞万真”则完全解释不通。

另一批证据则由鲜卑人自己提供。

北魏孝文帝时，鲜卑人自上而下进行了汉化改革，孝文帝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抛弃鲜卑姓，改用汉姓，并且以身作则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改为“元”。

改姓浪潮中不少鲜卑姓是直接采取音译方式选择了读音相近的汉姓，譬如“步六孤”改“陆”，“贺楼”改“楼”，“丘穆棱”改“穆”，但是很多鲜卑姓并无读音相近的汉姓，更改也不遵循这个逻辑，如“宥连”改成了“云”，“叱奴”改成了“狼”，“若干”改成了“苟”。

“云”“狼”“苟”算不上当时汉族高门常用的姓氏，不存在为了融入汉族高门攀附大姓的问题，语音又和鲜卑老姓并不相近，那么最可能的情况是，这几家鲜卑人选用了和自己的鲜卑姓意思相近的汉姓。而这几个姓都能在蒙古语里找到解释，蒙古文“云”为egu?len，“狼”为?inu-a，“狗”为noqai，这三个词都是他们的语言中非常基本的词汇。而在突厥语系的语言中，这几个词则根本对不上，如维吾尔语中“云”为bulut，“狼”为b?re，“狗”为it，同鲜卑语毫无关系。

不过，鲜卑人比蒙古人登上历史舞台要早千年，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来说，鲜卑语显然不可能是从蒙古语演变而来。而从鲜卑语留下的词语来看，虽然和蒙古语有关，但是其语音甚至已经比元朝的蒙古文更加简化，显然也不具备演变成后来的蒙古语的可能性。只能说鲜卑语同蒙古语在更早的时候有同源关系。当鲜卑人南下中原时，蒙古人的祖先留在了草原，此后的千年时间，他们一直很不起眼，草原上突厥、回鹘、黠戛斯、奚、契丹、女真轮番登场，又逐个曲终人散，蒙古人的祖先一直在草原东部默默发展，直到成吉思汗时代统一蒙古诸部，成为新的草原和世界霸主。

成吉思汗

以鲜卑人在南北朝到初唐的巨大影响，如果中原汉人要从某种外语中引入亲属称呼，鲜卑语自然是最可能的首选。鲜卑人不但深度参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生活，而且由于定居中原的鲜卑人大规模汉化，隋唐时代的不少贵族家庭都有鲜卑血统，这也使得鲜卑语的亲属称呼可以通过这些家族的鲜卑亲眷流入汉语，并因为是贵族家庭的用语而向全社会扩散。然而我们关于鲜卑到底如何称呼自己亲人的知识非常少，目前所知的关于鲜卑语的亲属称呼包括鲜卑语把兄称作“阿干”，母称为“阿摩敦”，父称为“莫贺”，除“阿干”可能和“哥”有关以外，其他和隋唐中原流行的称呼并不一致。

事实上，就“爷”而论，鲜卑入主中原是4世纪末的事，可是4世纪初南迁的王羲之已经在使用“耶”了，因此要确定“耶”的来源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爹”这个称呼到底从何方来？

“爹”一词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魏人编纂的《广雅》。宋朝《广韵》中，“爹”字收了两个不同的读音，一个解释为“羌人呼父”，一个解释为“北方人呼父”。中国古代的“羌”涵盖了西部的众多汉藏语民族。今天在四川凉山的彝语中，当面喊父亲的一般称呼是/a34 ta33/，而在提到父亲时的尊称则是/a21 bo33/，和汉语“阿爹”“父”的分野几乎一样。

而在北方，“爹”的来源可能确实和草原民族有关。

唐德宗年间，回鹘汗国出现内乱。此时率兵战吐蕃不利的回鹘大相颉干迦斯引兵回国。新可汗在郊外边哭泣边拜大相说：“儿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于阿多，国政不敢豫也。” 颉干迦斯觉得可汗这么卑微地哀求自己，非常难过，也抓着可汗一起哭。根据《资治通鉴》的说法，“阿多”是回鹘语父亲的意思。可汗自称自己是儿子，认颉干迦斯为父，可见他不管是发自内心尊崇，还是迫于形势所逼，都完全不敢得罪这位大相。在维吾尔语里，父亲是ata，就是所谓的“阿多”。这个词在突厥碑文中的记载最早出现在8世纪早期的翁金碑上。当时并不是所有的突厥人都使用ata，在阙特勤碑中，父亲就写为qang。

相比父亲在不同地方有“爸”“爹”“爷”等不同说法，汉语在叫“哥”的时候却非常统一。例外情况大多和福建有关，闽南地区把哥哥称作a-hian，这是“阿兄”在闽南地区的发音。

随便翻开任何一本南北朝以前成书的古籍，你所能看到的“哥”都是“歌”的意思。从上古到中古早期，汉语中哥哥都说“兄”，几无例外。然而今天在全国各地，除了福建和从闽南迁出的潮州、海南方言，几乎没有什么地方会在口语中把哥哥叫成“兄”。似乎除了文化人在通信时互称“兄”表示尊敬以外，口语中的“兄”基本只出现在“弟兄”“兄弟”两个词中。

“哥”取代“兄”的端倪出现在唐朝，一开始出现在皇室的语言里。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名曾经对让他拜见尚宫的建议不屑一顾，直接说了句“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而当时“哥”除了表示“兄”，也可以表示“父”，唐太宗给儿子李治的信件落款就是“哥哥敕”。

“父”“兄”不分的乱辈分之举并不符合汉语传统的亲属称谓系统。但是如果考虑唐朝皇室在南北朝时曾与鲜卑贵族大量通婚，这样的叫法可能就并不意外了。

称呼亲戚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汉语的亲属词汇分类相当细致，一个亲属该怎么叫要根据这个亲属和自己的辈分关系，是父系还是母系，乃至这位亲属自己或者某位其他亲属的年龄关系。即便如此，汉语亲属关系中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父系男性要比母系或者女性亲属分得细一些。譬如父亲的兄弟要根据比父亲大还是小分别称作“叔”“伯”，但是如果是父亲的姐妹则统一称“姑”，而母亲的兄弟则统一称“舅”。而且辈分上，“姑”和“舅”也可以跨辈。

唐朝王建的《新嫁娘词》中间一首是：“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里的“姑”是丈夫的母亲，“小姑”是丈夫的姐妹。孔子过泰山，碰上妇人哭诉“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这里的一家祖孙三代都死于老虎，“舅”在这里指的是丈夫的父亲。

然而在不同的语言中，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什么亲戚属于一类，什么亲戚需要分开是很不一样的。在泰国，对年纪比自己稍长的人均称???（phi），这个词在泰语中就是“兄”或“姊”的意思，这两个在汉语中严格区分的亲戚在泰语中用一个词表示。相应的，“弟”和“妹”在泰语中均为????（nong）。这在从中国南方延伸到泰国的壮侗语系语言中是个普遍现象，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傣语中，“兄”和“姊”为/pi33/，“弟”和“妹”为 /n??11/。

壮侗语在对“母姊”“母妹”“父姊”“父妹”四个亲戚的区分上也和汉语逻辑截然不同。在汉语中，这四个亲戚是按照父系、母系两分，父系叫“姑”，母系叫“姨”。但是在德宏傣语中，“母姊”和“父姊”都称/pa42/，“母妹”是/la54/，“父妹”则是/?a33/。汉语中优先区分这四位亲戚属于父系还是母系，但是在德宏傣语中，则要先分这四位亲戚比自己父母年长还是年幼，年长的归一类，年幼的再根据属父系还是母系确定称呼。在四川凉山的彝语中，一个人对兄弟姐妹的称呼则和自己的性别有关。一个男性要区别称呼自己的兄/v?55 vu33/、弟/i34 ?i33/，姐妹则统称/n?i21 mo21/；女性则要区别称呼自己的姐/v?55 mo21/、妹/?i33 ma55/，兄弟则统称/m?a21 ??55/。

中国古代的草原民族匈奴和鲜卑的亲属称呼，除了零星见于汉语典籍的几个外都已经无法还原。幸亏古代突厥人有在坟墓勒石以记录墓主功绩的习惯，我们今天才得以对古代突厥人的亲属称呼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在古突厥语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辈分的概念和汉语很不一样。在古突厥语中“叔”和“兄”用一个称呼e?i，已经出现了把比自己年龄大的父系男性亲属统用一个称呼的现象，这和“父”“兄”同称仅有一步之遥。

鲜卑人

事实上，在新疆东部的绿洲里，我们已经可以找到“父”“兄”转化的实例。今天的维吾尔语里aka是哥哥的意思，然而在吐鲁番南部的鲁克沁附近，aka指父亲。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例子出现在哈萨克语之中，哈萨克语里父亲是?ke，祖父是ata。和近亲语言如新疆西部的柯尔克孜族的语言相比，哈萨克语的父亲比较接近柯尔克孜语的哥哥（agha），祖父比较接近柯尔克孜语的父亲（ata）。

这可能和游牧民族的“还子习俗”有关，即长子会把自己的第一个小孩交给自己的父母（小孩的爷爷奶奶）抚养。自此这个小孩会把爷爷奶奶称作“父母”，而把亲生父亲称作“哥哥”。如果其他孙辈跟从这个年龄最大的孙辈的叫法，久而久之，本来用来叫哥哥的词就会转而指“父亲”，而本来指父亲的词就会改指“爷爷”。这样的传统可能在北方民族中由来已久。

北齐皇室受鲜卑影响很严重，根据《北齐书》记载：“（高）纬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南北朝后期，原籍山东琅琊的南渡家族后裔颜之推被西魏俘虏，迁回北方。当踏足家族两百余年前逃离的北方时，他发现北方人“……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并对北方人辈分伦理的轻忽颇为吃惊。

作为南渡高门家族成员，早已南迁江南的颜氏家族和身边的士族交际圈显然都没有这种辈分错乱的迹象。当他们在4世纪从北方离开时，这种现象在北方并不普遍。在200多年间，中原地区受到了北族风俗的严重影响，以至于让回到北方故土的颜之推大吃一惊。乱辈的风气一直到唐朝都很盛行，唐朝皇室甚至身先士卒，不光“哥哥”兼表“父兄”，还多次出现收养孙子当作儿子的事。

“女郎”为娘

在“哥”“爷”“爹”纷纷登场的同时，母亲的称呼也发生了改变，一个新的词“娘”开始用来指代母亲，这个称呼在初唐开始流行。

在繁体字里，“娘”有两个对应字，一个是“娘”，一个是“孃”。严格来说，在唐朝时，前者一般指的是年轻女子，后者才指母亲。

“娘”的出现要早一些，隋之前的碑刻中已经出现了“某某娘”的人名。此后“娘子”是对女性的称呼。

莫高窟第98窟是五代时期敦煌的统治者曹氏家族修建的。洞窟墙壁上绘制了大量的壁画，主要是一些佛经场景的再现。在墙壁比较贴近地面的部分则是洞窟出资人——曹氏家族成员的画像，其中就有“故新妇娘子翟氏供养”、“故女第十四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翟氏”和“新妇小娘子索氏供养”等数幅壁画。年纪较小的女性称为“小娘子”，年长的则叫“娘子”。

这种用法并不仅仅限于北方，唐朝乐府诗中有一类诗叫作《子夜歌》，据说是晋朝一位名叫“子夜”的吴地女子所作。传说未必靠谱，但是《子夜歌》所用的语言有大量的吴地特征，就算那位名叫“子夜”的女子子虚乌有，《子夜歌》也可算是吴地女子创作的产物。如“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堂。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郎。”，作者自称为“侬”，以“侬”为“我”至今仍然可以在浙江很多吴语中找到痕迹，甚至一直延伸到两广一带，像广西贵港的粤语仍称“我”为“侬”。在另一首诗“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中则出现了“娘”，在今天江浙地区的许多吴语方言里，年轻的少女仍然称作“小娘”或“细娘”。

我们甚至可以在更南的地方找到“娘”的踪迹。

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瑞丽是以前勐卯古国的都城。瑞丽的傣族女性一般称“朗某某”，这个“朗”并不是姓氏，而是加在女性名字前，表示对女性的尊称。“朗”实际上是德宏傣语（la: ?45）的音译。这个称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古代。传说中勐卯国历史上曾经有位继承王位的公主“朗玉罕良”，她当时的都城位于“允朗玉”，即“二公主城”的意思。

和西南地区很多汉语类似，德宏傣语n/l不分，在德宏傣语的近亲缅甸掸邦的掸语中，这个词就是 （náang）。这是云南傣族、缅甸掸族、老挝老族和泰国泰族女性都非常常用的尊称，大约相当于汉语“女士”。而贵族女性的称号则往往还要在nang前后加一些其他成分，譬如缅甸第一位总统的夫人——木邦土司的女儿就叫“召婻哏罕”，“召婻”即“公主”的意思。

泰国王后的称号中，冠于名字前面的部分为????????????????（Somdet Phra Nang Chao），其中也含有nang。泰国的泰族大约在晚唐到五代时从广西、云南南部南下至中南半岛。至迟这个时候，“娘”就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语言中，因此在唐朝时，“娘”这个称呼已经扩散得非常广泛，从西北的敦煌到南方的广西、云南皆有使用。“孃”则是个早就出现的字，然而汉魏时期，这个字的意思是“烦扰”，是“攘”的一种写法。入唐以后用“孃”表示母亲的规模渐渐扩大，晚唐开始，“孃”“娘”渐渐有混用情况出现。

然而关于“娘”“孃”是如何突然出现的有好几种说法，一说“孃”来源于突厥语“你母亲”。在突厥语系的语言中，表示“你的”时在词语后面加上-ng，如维吾尔语母亲是ana，你母亲是anang。“娘”则是“女郎”或是“女儿”的合音。可是“孃”借自突厥语的说法却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突厥汗国在6世纪中期脱离柔然汗国自立，在攻灭柔然汗国后成为新的草原霸主。中原王朝始通突厥是在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年），突厥在不久之后就成为中原王朝北面的心腹大患。然而整个突厥汗国和后继的东突厥、西突厥乃至后突厥都始终没有能够像鲜卑人那样入主中原，虽然不少突厥家族后来先后内迁在唐朝为官，但是比起鲜卑在中原的影响仍然微不足道。而且突厥汗国碑刻中母亲是?g，ana要到后来的回鹘时代才出现在文书里。

总而言之，中国人在从三国到唐朝的几百年间完成了一次亲属称呼的重新组合，旧的称谓消失或者暂时隐匿了，新的称谓出现。这次亲属称谓的变动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人如何称呼亲戚。然而，除了“哥”较为明确是鲜卑或者其他北族的称呼外，“爷”“爹”“娘”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突然取代汉语固有的称呼仍然存在诸多疑团。

原作者 | 郑子宁

编辑 | 徐悦东

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