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中华路有一家中华老字号大富贵酒楼，专营徽帮菜，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1年安徽邵氏开办的徽州丹凤楼。在1937年日军侵略上海的战火中，丹凤楼被迫停业，之后重开时没有再使用原名，改名大富贵，一直延续至今。而在1920年代，在南市地区另有一家名叫大富贵的本帮菜馆，曾兴盛一时，如今已鲜为人知……
上海中华路上的大富贵酒楼
1920年代的前六年，中国大地正处于军阀混战时代后期。与此同时，由于上海地处长江流域广袤的腹地，凭借租界的特殊地位，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景象。随着商贸环境的日益兴盛，本地绅商们纷纷办起各种实业，此起彼伏，不亦乐乎，其中就包括了本文题目中的大富贵菜馆。
自1924年2月15日起一连多日，《新闻报》头版刊有《大富贵菜馆开幕广告》：
本馆在上海市中区肇嘉路即旧大东门内彩衣街中市觅屋，组织翻建宽大新厅礼堂，房屋高爽，座位舒畅，治肴务求精良，伺应尤极周到，车马交通亦甚便利，如蒙事租，价格格外从廉，兹择于夏历新正月十七日开幕。邦人士女曷兴乎来？
查万年历，这年的农历正月十七，合公历2月21日。然而1924年2月28日《时事新报》又有一则报道《城内之公共结婚场所，名大富贵菜馆，系沪绅所创办》：
沪上地方绅董李钟珏、莫锡纶、张焕斗、姚文楠、陆文麓、叶逵、顾履桂、姚福同、姚曾绶等，因查华界自填浜筑路以来，市面日见振兴，商业亦渐繁盛，民间对于喜庆等事，咸向北市租界赁定旅馆或菜馆为结婚场所，多感不便，爰特公同发起纠集股款，在城内彩衣街中段兴建大富贵菜馆，并在内中附设大礼堂，名曰“三多堂”，现已筹备妥洽，订于明日午刻举行开幕礼，预备请帖邀沪上官绅商学各界人士到来参观云。
按，李钟珏字平书，姚文楠一名姚紫若，顾履桂字馨一。他们都是上海县商会的会董，属于绅商里的头面人物。而受邀者则囊括了政商学多界，要将这些人凑齐再举行典礼，大概是需要一定的机缘的。换言之，大富贵菜馆理应是在2月21日正式开幕的，而要等上一周才在29日举办盛大的开幕典礼。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引申开来可以说，在中国办事业须取一个好听的名字，方能趋吉避凶，事事顺利。大富贵店名，不外乎此。它源于成句“大富贵亦寿考”，典出宋李昉《太平广记》卷十九“神仙十九”引《神仙感遇传》，为郭子仪遇织女事，那六字出自织女之口，为后世常用吉祥语以及吉祥图画的题目。
那么2月29日正午的开幕礼，请到了哪些官方知名人士呢？3月1日《新闻报》刊有一则短讯《大富贵菜馆股东宴客》，提及“本城彩衣街新开大富贵菜馆股东姚紫若等，昨午假座该馆，设筵柬邀松沪护军使何茂如、淞沪警察厅长陆芷亭、上海县沈蕴石及商界有名人物，至馆午餐。一时车马盈门，颇为热闹云”。今按，何茂如即何丰林，字茂如，山东平阴人。先是皖系军阀卢永祥心腹，后投靠张作霖，东北易帜后，为国民政府陆军中将。今肇嘉浜路枫林桥，实与枫树林无关，它原名丰林桥，就是以何丰林的名字命名的。一家菜馆竟然请到了地方最高长官拨冗出席仪式，可见股东们是多么神通广大。
也许正由于该菜馆的股东都是一些绅商，刚开幕后的几个月内，有许多重要活动借此一方宝地举行，如3月31日《时事新报》报道《参事员宴请官绅》：“本县县参事员姚文楠、叶增铭、潘良士、周文炽、赵履信、杨鸿藻、吴履平等，定于四月一日下午六时，借本城大富贵菜馆设筵，款请上海县知事沈宝昌、上海县议事会正副议长莫锡纶、李味青暨全体议员宴饮。”同一张报纸7月1日报道《浦东同人会董事会记》称其“假座城内大富贵酒馆开董事会……聚餐而散”。次年2月16日，该报还报道《沪城红会宴请各界》：“假城内大富贵菜馆，设宴款请各界，是日来宾之与宴者，有县商会会长姚紫[若]君、慈善团经理凌伯华、红会总办事处议长王一亭以及男女来宾一百馀人……”
多年以后，海上漱石生（孙玉声）在《金钢钻》报“沪壖话旧录”专栏（篇名《南北市菜馆之变迁》，刊1932.11.23）透露，此地原为“故绅李晋三君旧宅，改设一大规模菜馆，曰大富贵”，开业以来，因“屋址宽展，厅事轩昂，足供近日假设婚丧喜庆等之礼堂，以是恒座客常满”。查1919年12月1日《申报》报道《变卖市房招人投标》，其中“沪城彩衣街六十九号七十号巿房两幢，现开西书厅茶馆，为李竹如之产”，那房产经过估价，值“九百元，已于昨日出示发贴西书厅前，仰诸色人等到厅投标”。又见1929年10月1日《申报》所刊《听稗琐谈》文中，称“城内西书厅（即今之大富贵菜馆地址）”，可知李竹如或即李晋三。
行文至此，本文的主角陶吟楼迟迟未登场。君不见，美食界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懂吃的人是‘吃饭店’，懂吃的人是‘吃厨师’”。这一判断或许卑之无甚高论，但着实道出了菜馆吸引顾客的主要理由，或其立身之本。这句话出自陆文夫的散文《吃喝之道》，此文可视作其中篇代表作《美食家》（刊《收获》1983年第1期，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作谈。有意思的是，陆文夫本不谙烹调之道，这句话的实际版权来自老作家周瘦鹃，毕竟“美食家并非天生，也需要学习，最好还要能得到名师的指点。我所以能懂得一点吃喝之道，是向我的前辈作家周瘦鹃先生学来的。”——陆作家在文中如是说。
陶吟楼何许人也？现有资料很少，我最早是在编《严独鹤文集·散文卷》时，偶然间发现他的。在名为《沪上酒食肆的比较》（《红杂志》1922年33期至35期）一文中，严氏写道：
酒馆旅馆以外，尚有包办筵席之厨子，亦不乏能手。以余所知，城中陶银楼，实为最佳。其次则为马荣（永）记。陶所做菜，皆能别出心裁，异常精致，且浓淡酸咸，各有真味，至足令人叹美。惟烧鱼翅着腻过多，亦一缺点。马荣（永）记之烹调方法，颇近于一品香，而味似转胜。舍陶马之外，则厨子虽多，皆碌碌无足称述。
按，银楼、吟楼谐音，前者市井，后者雅致，而作为人名或字号，在当年可并行不悖。鉴于1931年版《上海商业名录》，大富贵菜馆的经理为陶吟楼，故本文以此称之。
（《上海商业名录》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严独鹤是与周瘦鹃齐名的《新》《申》两报著名副刊编辑，亦同为狼虎会成员，他的这篇长文是应《红杂志》理事编辑（相当于执行主编）施济群之邀而撰，副标题为“社会调查录之一”，文中又有“值此春酒宴贺之际”几字，顾名思义，严氏是忙里偷闲，凭借其几十年丰富的居沪用餐经验，赶在1922年春节之前，精心编撰，才成就如此经典名篇的吧。
再对文章的具体内容略作分析，严氏举出两位名厨，排在首位的是陶吟楼，他做菜颇费心思，精致是指菜品色香味俱佳，别出心裁是说他能推陈出新，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又在调味上适应众口，浓淡相宜，只是烧鱼翅的时候，着腻（即勾芡）太厚，算是仅有的一处缺点。与之相提并论的马永记厨房，只说比一品香番菜馆的味道稍好，便一笔带过。亦可见对于前者的推崇之高。
严独鹤慧眼独具，已见出陶吟楼厨艺高妙，果然没过几年，他就与人一同创办了大富贵菜馆。消息见诸1924年9月18日《时事新报》上《内地菜馆》一文之末：
今春有专门婚丧人家包办酒席之厨子，名陶银楼，纠合股东，集资在大东门肇浜路，创设大规模之大酒馆，其市招曰“大富贵”，房屋宽广，除精制延（筵）席外，并租给婚丧人家，陈设礼堂灵堂之用。开办以来，生意尚属不恶，惟为招徕主顾起见，定价较大众为廉，故非特不能盈馀，闻且亏折焉。
此文署名“木二”，本尊不详，但他对于当时本埠菜馆业态的分布与兴盛变迁颇有见解，如称“当租界未繁盛时，本埠之商业重心，集中于南市，故十六铺及小东门内，均有大酒馆”，而“自租界兴盛，南市商业，渐移于北，各酒馆生意日衰。……迄今南市已无大酒馆”。可知大富贵开在南市，离租界略为偏远，要想让它免受商业大势不振的影响，立于不败之地，是需要具备一定勇气和策略的。
菜馆开办一年之后，其营业状况如何呢？食客们自有发言权。
1925年10月28日《时事新报》刊春茧《述我之吃·六》：
有庖人曰陶银楼者，以烹调著于城内，缙绅大族，每逢宴会辄召陶厨。陶已自营一肆于彩衣街矣，肆名大富贵，就餐其中，以整席为宜；若夫零食，则一味冷碟，取值至大洋三角，一器汤炒，竟至半元大洋，味虽美而值太奢，得不偿失矣。
陶沪人也，顾其所治之肴，能兼各派之长。奶油鱼唇，川菜中之卓著者也；鱼皮馄饨，粤馆中之独擅者也，陶皆一一优为之，且其味绝胜，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陶更以八宝饭著。陶所制之八宝饭，既糯且香，亦甘亦美，无油腻之气，得清芬之致。自食八宝饭以来，未有胜于陶制者也。
整席取值，其廉特甚。八元一席者，有六大菜，六汤炒，四热盆，四冷盆。两道点心之多。大菜之中，有“蟹黄鱼翅”“清蒸全鸭”等等；汤炒之中，竟用“奶油鱼唇”“口蘑川笋”之属，而又参以西式。有马永记、宋桂记之风味，惟盛肴之器，质而不华，重实轻华，银楼有焉。
作者春茧，应即作家张恂子，他与顾佛影、王小逸并称“浦东三杰”。（其详细生平，可参刘祥安《挑开宫闱绘春色的画师：张恂子评传》，南京出版社1994）据他所述，陶吟楼的特色在于博采众长，既能取各派之长，还能得出蓝之势，实属不易。而在烹制家常点心八宝饭时，他也能做到清香甘美，又不油腻，的确是独出心裁了。至于整席便宜，单买价贵，是当时各菜馆的常态，估计整席能做到集中采购，尽量降低经营成本，类似打包批发的概念吧。
陶是如何成才的？他拜谁为师？曾在多家不同菜系的馆子里实习过？抑或是味觉细胞异常发达，能靠着灵感在短时期内无师自通？因文献不足，无从知晓。目前能查到的，为1918年3月7日《时事新报》“本埠时事”版，报道《上海庖人之团体思想》，称上海县厨业同业，于去夏在南市药局弄购得郑姓基地及楼房，加以修缮，作为集议办事之所（即厨业公所），定名“鼎和堂”，并于上年12月9日开会，公举胡树根、顾连生和钱金寿三人分别担任中市、南市和北市领袖，高菊亭、陶银楼、赵文祥等三十人，为帮办员。并订立行规七条，如规定“公举业董一人、领袖三人、帮办三十人。每次十二人，四月轮办、经理业中一切事宜”；“每人各缴行单费洋一元，掣领行单，如有婚丧喜庆及请客等各生意，不论包办代买，而承接生意者，至少每月捐洋四角，即做长生意及包伙食者亦然。凡帮工者至少每月捐洋二角”；“各人生意，不得任意谋挖；各人各做，违者议罚”等等。而能做到三十名帮办员之一，足见其在业内地位之高。
1925年11月11日，在《时事新报》“青光”副刊版面的一角，刊出《上海红人录》，将陶银楼这位厨司红人，与相面红人王乔松、中医红人夏应堂以及双簧红人莲姑娘相提并论。按，“上海红人录”前后连载20多期，多由读者自由投稿，每次披露若干位业界“红人”，虽说这些人多半上不了台面，但总也要积累起一定的社会知名度，才能“荣登”榜单。总之，将陶氏视为彼时沪上阛阓精英，应是恰如其分的。
12月8日，《时事新报》又有海上漱石生的连载文章《上海沿革考》，记“本地菜馆著名食品”，先是提及历史最为悠久的人和馆，“开设已历百年，昔时著名之菜，为翅三丝、三鲜汤、八宝鸭、红烧蹄子、糟炊青鱼、蜜炙一封书火方、走油肉金银蹄等。菜必满碗，堪供老饕家一饱；热炒则花色不多，恒为虾仁鸡片、鱼片、腰子、炒事件等刻板食单。今此馆尚在，虽已烹调略有改革，然欲与京川闽广等各馆相较，此朴彼奢，相去远甚”。紧接着推荐大富贵菜馆，称“近岁彩衣街所开之大富贵，亦本地馆，馆主陶吟楼，素精烹饪，所煮特别之菜甚多，有煮面筋等，堪称异味。故南市及城内绅商，皆赞许之，将来本地菜馆中，其足雄占一席欤？”虽然说他能煮许多特别之菜，却只举了一道极普通的菜，其结论也是一句疑问句，但是仍不难从中读出推崇与期许之微义。
到了1926年，大富贵里的聚餐活动得以延续。1月3日《时事新报》报道《瞿直甫医院开幕》，称“该院于元旦日正式开幕，……晚间设席大富贵酒楼，宴请政绅商学医各界到者，不下百馀人，觥筹交错，颇极一时之盛”。3月24日《民国日报》，报道《金银业工潮解决》，“于昨日下午八时，在大富贵酒楼公宴调人，到者有工商友谊会童理璋等”……
值得一提的是，5月9日《民国日报》报道：“国民外交会，该会定今日上午十一时，假南市大东门内大街大富贵酒楼，举行聚餐会，以志纪念。”次日的《民国日报》披露了聚餐活动具体信息：“首由主席周霁光报告，词甚痛切，次徐翰臣、吴山等演说，末痛饮而散”。不料11日的《笑报》三日刊，“怪风”（即作家秦瘦鸥）撰杂文《五九大富贵叙餐》，辛辣地指出“聚餐是聚些同志，大家谈谈，吃喝着说笑”，但是在国耻日聚餐，“许多热血的志士，大家聚着，演讲国耻的痛史，要使全国同胞，卧薪尝胆，雪耻复仇，顺便一同吃喝着说笑”，似乎不合时宜。不知这些冷言冷语是否会牵累该菜馆的声誉。
1927年，还有：“江苏医科大学旅沪毕业同学会成立以来，已届五载，前假大东门彩衣街大富贵菜馆开春季常会，到者二十馀人。”（《苏医大旅沪毕业同学开春季会》，《申报》1927.4.19）“上海中城商界联合会，于昨日下午二时，假座肇嘉路大富贵酒楼开六周纪念改组大会，到者会员百馀人。”（《中城商联会改组会纪》，《申报》1927.12.29）与此同时，也见到至少两则法院公告：“一件判决，裕昌火腿行与大富贵货款涉讼一案（主文），被告应给付原告洋三千四百三十四元七角六分，讼费由被告负担。”（《申报》1927.9.24）“一件判决，蒋金宝与陶银楼货款涉讼一案主文，被告应偿还原告货款洋三百二十九元七角六分五厘，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民国日报》1927.12.15）似乎表明其流动资金出现了问题。
除了社会团体的聚餐活动，婚丧仪式开在大富贵的，亦复不少。举三则名人为例：1925年5月10日，《申报》编辑许窥豹与周志琴女士“结婚于大富贵，本社（黄）文农、（江）红蕉绘一五彩《文豹弹琴图》，并题韵语，赠许为祝”。（《晶报》1925.5.9）此外，1928年4月10日，前驻芬兰公使李家鏊（兰舟）的灵柩，在此公祭。1929年12月28日《申报》称前江苏教育厅长沈商耆的奠仪，也将于下月“五日在大东门大富贵领帖开吊”。
然而俗谚云：“世事无常，兴尽悲来。”1930年1月1日，《民国日报》《申报》《新闻报》等先后刊出启事，以《民国日报》为例，题为《沈星侠律师代表卫松记、聚大、裕昌、孙许生、陆金记、福康、沈阿能、恒隆，警吿南市大富贵菜馆》，律师受“当事人卫松记鱼行、聚大鲜肉庄、裕昌火腿行、陆金记鲜肉庄、沈阿能鸡鸭行、福康南货行、恒隆海味号、孙许生虾行”等八家共同委托，依法办理，登报警告，并已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几天后又有闵和记鸡鸭行、姚静山、秦阿荣、孙春炳加入，共计12家债权人（主要为供货商）。按，“假处分”是司法保全程序的一种，指“法院因债权人提出保全其金钱以外的请求权将来得以强制执行的请求而就其请求标的为一定处分的程序”。（《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发生了什么事呢？上述启事边上还有《大富贵菜馆债权人公鉴》：“查南市大富贵菜馆现籍股东兼经理陶吟楼逝世，店务人负责对于结欠同人一切账款，竟致托词推宕，同人等在此年关结束，自应联合诉追，以维血本……”
1月8日的《时事新报》，报道《大富贵菜馆声请假处分，总理病逝债权恐慌》：
沪城大东门内彩衣街大富贵菜馆，创设以来，已自多年，规模宏敞，为城中首屈一指。该馆总经理陶吟楼，因交游广阔，挥耗不赀，致成外强中干，历年亏负有数万金之巨。日前陶忽因病逝世，店务乏人主持，嗣各债权闻悉该菜馆有出盘与人消息，是以邀请律师，已向地方法院声请假处分，在诉讼未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受盘。
文中举出造成菜馆亏损的理由，“交游广阔，挥耗不赀”，似乎言之成理。但其实两天前的《申报》，已可见到陶吟楼遗孀陶萧氏授意律师发出通告：《朱希云律师代表大富贵菜馆宣告清理并召盘店基生财通告》：
本律师兹受南市大富贵菜馆已故陶吟楼之妻陶萧氏委托，代表该馆清理并召盘店基、生财等语前来，据此务希该馆各债权人于一星期内，携据前来登记，以便查核所有各债务人，亦希于上开期内，将欠款交来取回收据，免予诉追，如欲受盘该馆店基生财者，亦请至本事务所接洽可也。特此通告。
论态度之积极，实令人感佩。同时也表明区区数万元并不能使陶家破产。换言之，菜馆利润丰厚，若将历年积蓄拿出来，并对店基（固定资产）和生财（即存货）加以清理，足以还清债务。
1933年10月12日，《夜报》刊出新闻《大富贵经理家中失火毁屋三间》，称“城内肇嘉路大富贵菜馆经理周某”，可知该馆由此人接盘，继续经营。
当《申报》再一次提及陶吟楼的名讳，则已到了1934年4月28日。这次的主角是陶的儿子陶阿炳。
东唐家弄破获红丸毒窟：除秘密销售红丸外，并设烟榻供人吸食
小南门内东唐家弄第三十三号门牌内、近由前大东门肇嘉路大富贵酒菜馆经理本地人陶吟楼之子陶阿炳（现年三十二岁），集资在彼私设红丸毒窟一所，除秘密销售红丸毒品外，并设榻供人吸食，讵因事机不密，昨为市公安局侦缉队侦悉，拨派领班陈才福等，会同该管一区三所警士王栋甫按址驰往该处，但见有烟客多人，正在窟内吞云吐雾，吸食红丸，乃即上前分投拘捕得将窟主陶阿炳及烟客陶王氏、钱阿虎、王阿四、孙双庆、杨月楼、严龙寿、宗三宝、杨子良等九名，并予逮获，连同搜出之大批红丸烟具，及钞洋三十二元、小洋二十四角，带入该所。旋经所长金殿扬略事诘讯后，即交来员带局究惩。
红丸，一说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用吗啡加糖精制成，以大连为制造基地，初时销往东北，后流入上海。一说自香港进口，成分是“面粉加海洛英（因）加吗啡”。
见此新闻不禁让人怀疑，曾经生意兴隆的大富贵菜馆经理的故世，是否与其不肖子的吸毒恶行有关联？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11月10日，《新闻报》报道《沪西南市大火》，起火原因说是汉奸放火。大火整整延烧了22天，整个南市大部被毁。据12月6日《申报》刊《南市建筑物焚毁详情续志》，老西门的丹凤楼菜馆被大火波及；“肇嘉路一带之火线，能直贯二三里路，横贯马路五六条”，“向东则彩衣街大富贵菜馆……一带房屋，亦十去其六”。
1940年，市面稍定。10月5日，丹凤楼在原址重建开幕，取更有人气的“大富贵酒馆”之名，以“堂皇礼厅、华贵筵席、应时和菜、经济小吃”十六字，迎接新食客。幸运的是，这家新“大富贵”日后生意兴隆，盛名不衰。也许一切皆非易易，冥冥之中由它接续了老“大富贵”的福运吧，尽管其风格与菜品已与那家老店截然不同了。
曾寿（1878—1949），字仁先，自号耐寂、复志、焦庵、苍虬等，湖北蕲水（今浠水）巴河人。著有《苍虬阁诗集》《苍虬阁诗续集》《旧月簃词》等，编有《旧月簃词选》等，诗词成就为世所称。鲜为人知的是，陈曾寿也是近现代中国围棋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其存世数十万字日记可作见证。
陈曾寿
今存陈曾寿日记始于宣统元年（1909），止于1947年，中间颇有缺失，并不足以覆盖及映射陈曾寿的一生。但在这些断续的日记中，围棋是极为重要的主题。陈曾寿日记直接记载围棋事166次，其中以“围棋”标识156次，以“弈”代称10次。“围棋”作为日记中较为活跃的词汇，凸显了陈曾寿对围棋的热爱。当他把这种热爱和游艺书写在日记中，围棋就成为值得探寻的话题。无论是与他下围棋的人，还是围棋的胜负关系，他下围棋所处的境遇，以及他戒断以后重新下棋的经历，陈曾寿都在日记反复书写。日记中这些有关围棋的记载，看起来单调重复，类似个体的围棋记录本，但陈曾寿每一次下围棋所处的境地并非一致，这些棋事流水账因而别具意义。尽管陈曾寿曾将围棋视作消磨时间的可怕玩意儿，但他也十分享受围棋带来的欢乐和放松。陈曾寿并非像曾国藩那样以严格的理学教条不断和下围棋的欲念作斗争，但他确有几年时间戒断下棋。战乱及局势的恶化，对陈曾寿的生活造成严酷的影响，一并让他不断抛弃生活里的种种爱好，而距离生计最远的围棋率先被抛弃，无疑令他感到难过。可以说，陈曾寿的围棋活动，展示了一位清朝子民从清末至民国年间的游艺生涯，揭示出一批以围棋为娱乐，以围棋为遗民身份界定的遗民棋士的生活面相，是中国近现代围棋史上“遗民时刻”的重要注脚。
一、1909年前后的京师棋会
进士出身的陈曾寿早年在湖北受张之洞、梁鼎芬等人影响，颇有志于新学及经世。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对各类艺术有浓厚兴趣，且均有天赋的传统文人。他的艺术家的心灵使他每每不能安于案牍，诗歌之外，陈曾寿填词、绘画，下围棋，不断探索游艺的边界，且均有令人瞩目的建树。在陈曾寿的各类游艺兴趣中，最为纯粹的要数围棋，因其他游艺活动最终都能与生计扯上关联，而惟有围棋，陈曾寿终其一生都只当它是消遣的游戏。
陈曾寿著，尧育飞整理，《陈曾寿日记》，凤凰出版社，2023年
没有围棋，陈曾寿的业余生活将大为减色。从现存日记看，至少在1909年，围棋已成为陈曾寿业余生活的绝对主角。当陈曾寿1909年任学部主事时，已积极参与棋社活动。1909年，北京天气极寒，为室内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陈曾寿与一群湖北同乡作围棋之游。此时的围棋活动，常出现在晚上。在白天公事完成之后，陈曾寿及其友人频繁聚会。倘是中秋赏月之后，更要围棋数局，这是1909年9月28日日记所记。
由于陈曾寿烟瘾颇大，夜间的围棋活动，对他的体能往往构成挑战。1909年10月11日日记即云：“晚过治芗处，与裕斋、子安围棋数局，神智甚昏。”日记所载傅岳棻（1878-1951，治芗）、徐思允（1876-1950，裕斋、苕雪）、杨熊祥（1883-1951，子安、祗庵）在广义上均属湖北人，都是陈曾寿密友，也是近代湖北围棋运动的重要推动者。陈曾寿曾有意与这种频密的围棋生活作切割，很遗憾没有成功。在清帝国的末世，陈曾寿虽在中央为官，且在清末新政元勋张之洞麾下，但张之洞已是垂暮之年，且不久便去世，于是陈曾寿及其身边有理想的青年官员在京城也无所事事，其中相当一部分失意者加入各类围棋社团。如在为徐仁镜（1880-？）补祝四十岁生日的活动中，陈曾寿约请一帮朋友庆祝，也以围棋消磨时光。
在陈曾寿日记所载一系列京师围棋活动中，徐思允的名字频繁出现，足见其为陈曾寿围棋交游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徐思允，字裕斋，号苕雪，世代行医，曾入张之洞幕府，1931年后任溥仪“御医”，与陈曾寿弟弟陈曾则（1882-1958，寥志、微明）同为太极拳宗师杨澄甫（1883-1936）门下弟子（王振良《徐春羽家世生平初探》）。日记常载徐思允至陈曾寿处下围棋。此外，他们还广泛参与大理寺正卿定成（字镇平）经常组织的棋会。如1909年11月7日日记云：“裕斋赴定镇平大理棋会。” 又如1909年11月21日日记云：“同和居棋会。”清季末世，京师士大夫无所用心，各类棋会活动十分频繁，而陈曾寿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以棋力而言，陈曾寿并非徐思允对手，两人对阵，陈曾寿常以败局收场。如1910年2月16日日记云，“到署。同裕斋围棋二局，皆负。”他与徐思允在工作时间下围棋，居家后围棋，与朋友聚会主要活动也仍是围棋。如1910年2月21日日记云：“治芗约万福居早饭，归与裕斋围棋二局。”围棋已成陈曾寿京师日常生活绝对的中心。自然，这一时期陈曾寿也积极编纂《国民必读》等学部指定教材，但那只是规定性的工作。在闲暇时分，这位青年京官沉湎于围棋。
徐思允与陈曾寿此期围棋兴趣相投，寻着机会，便要找陈曾寿下围棋。许多时候，徐思允来闲谈，目的也在下围棋。如1911年2月20日日记云，“裕斋来谈，围棋二局。”1911年3月12日日记云，“星期，未出门。裕斋来谈诗，围棋二局。”而在徐思允不来的日子里，陈曾寿很少提及围棋。由此可见，徐思允对围棋兴趣之浓厚，而陈曾寿的围棋活动，或有相当部分为徐思允所推动。徐思允与陈曾寿等人均属湖北文人群体，这一群体在京师的围棋活动，也构成晚清鄂人围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浠水陈氏家族的围棋活动
在公共性的围棋活动之外，陈曾寿家中也经常组织私人的围棋活动。这种家庭围棋聚会是作为消遣闲暇时间的面目而出现，如1909年11月28日，陈曾寿在家围棋，因这天是礼拜天。家庭围棋活动的存在，需要大家族及较多文雅人士方能支撑，而陈曾寿兄弟数人年龄相差较小，且均工文艺，关系亲密，故陈曾寿日记常常记载兄弟之间在家弈棋。如1910年2月12日日记云，“与农先围棋三局”。这是与其六弟陈曾畴（字农先，1890-1956）下围棋。1910年5月10日，“傍晚归，与强志围棋一局。”这又是与其三弟陈曾矩（1884-1943，强志）下围棋。陈氏兄弟均好围棋，而他们又多将其记载于日记中。由此，这些与围棋有关的记载，成为管窥近现代中国大家族围棋活动的绝佳微观材料。
围棋在陈曾寿家族中，成为公共的沟通之物，有时还被用作兄弟之间赌赛的衡器。1911年2月5日，立春，陈曾寿一家人在汉口聚餐，其乐融融。“父亲命开廿年陈酒一罈，家中聚饮，祖母饮两小杯，父亲饮约一斤，母亲饮约半斤，寥志、强志、农先各六七碗，二弟妇、三弟妇亦尽一壶。予饮约三碗，已有醺然之意。婶母未饮，遂留一壶以俟明日。此乐永不能忘也。酒罢，强志与农先皆不认醉，遂以围棋验被酒之浅深，强志连负二局。”在这场类似《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与韦四太爷会饮的欢聚宴席上，陈曾寿一家人大多喝得醉醺醺。醉后的陈曾寿等人已自认醉了，而陈曾矩、陈曾畴则拒不承认自己醉了。于是，高强度的智力游戏——围棋就成为他们打赌是否醉了的凭据，结果陈曾矩连输两局。可见，围棋作为陈氏家族内部公认的游艺活动，有时还能发挥游戏与赌赛的作用。
辛亥鼎革以后，陈曾寿举家迁徙上海，今存1913年间陈氏日记，多载兄弟间下围棋事，而陈曾寿对围棋的兴趣大大增加，日记中更增添对围棋胜负关系及胜负手的仔细记录。如1月14日日记云：“与农先围棋一局，胜十八子。”1月15日日记云：“林贻书来，与农先围棋一局。余与絜先围棋二局，一胜廿一子，一胜子半。”1月16日日记云：“与絜先围棋一局，负七子。”这一年开始，陈曾寿日记载围棋事，不仅在意胜负关系，更在意输赢的具体子目。陈曾寿围棋兴趣的增加，缘于辛亥革命之后，他结束了在北京的宦海生活，移居上海，以遗民身份自持，对时局深感失望，遂自隐于游艺活动。而一贯的围棋活动，遂成为陈曾寿首选的活动。这一时期，陈氏家族内部围棋活动不断。遗憾的是，陈曾寿此期日记残缺不全，好在，现存其弟陈曾矩1913年正月至1914年六月间稿本日记，笔者整理后，将其中下围棋有关材料辑录如下，可见陈氏家族内部的围棋活动兴趣之浓：
稿本《陈曾矩日记》之1913年正月二十六日，载陈曾矩与其兄陈曾寿对弈事。
1913年正月十七日。与农先对弈一局，予负半子。
正月二十六日。同大兄对弈一局，胜四子半。
二月初四日。同杨祗庵对弈一局，胜十七子半。”
二月十一日。与大兄对弈一局，负四子半。
二月十二日。改译本千一百字。同农先、元孙、祗庵往文明雅集看棋。祗庵请至聚昌馆吃饭。
二月十三日。往周家，归途同大兄至文明雅集看棋。同徐筱雪对弈一局，负四子半。大兄同筱云对弈，亦负一子半。
二月十四日。同（大、二）兄、农（旁：询）先、祗庵至文明雅集，余同罗瑞春对弈一局，胜十三子。大兄同徐筱云对弈，胜十六子。农先同瑞春对弈，负二十九子。
二月十五日。同农先、询先往文明雅集看棋。
十二月初八日。祗庵来，对弈一局。
1914年闰五月十九日。同大兄围棋一局。（稿本《陈曾矩日记》）
由此可见，在上海期间，陈氏家族内部下围棋活动之频密。陈曾矩以理学家自持，著有《伦书》等，青年时期也不能忘情于围棋，其日记正可从侧面补充此期陈曾寿棋事之阙。
1923年，陈曾寿挈家迁徙杭州，寓居西湖边上，围棋活动日趋减少，存世日记所见围棋事仅三例。为1923年1月9日日记云，“松山约早饭。与泰生围棋一局。君亮约晚饭，与泰生围棋一局。”1924年1月10日日记云，“与泰生围棋一局。”可见其日常之繁忙。此后有相当一段时间，陈曾寿日记佚失。读者再次通过陈曾寿日记中看到他下围棋，须待到1932年了。残存在《局中局外人记》的陈曾寿1932年3月7日日记，记载陈曾寿追随溥仪赶完关外事，时在长春。这天日记云：“八钟起，同公雨、君羽、工藤食日本炮牛肉，甚佳。与工藤、君适围棋。”围棋胜负如何，陈曾寿未记，恰其女婿周君适（1903-1989）日记有记载。周君适同一天日记云：“早餐食日本炒牛肉，甚美。与赤板棋一局，与岳父棋一局，皆胜。”可见“伪满洲国”草创时期，中日双方颇以围棋为接触媒介，营造家庭般的交流氛围。
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陈曾寿家族的围棋活动，随着时代变迁而赋予不同的传承意义。当他1947年迁居上海，依靠弟弟陈微明居住于永嘉路上后，时常往来的蔡子玉、陈病树等人，与之见面后往往相对沉默，只是对弈。这一时期，围棋成为他们面对时局无言的游戏。而陈曾寿女婿周君适则将陈家的围棋传统带到成都，周君适在建国后的成都围棋圈享有“慢棋周”的雅好，其子周孝棠（在陈曾寿日记中作“小棠”）在1964年全国围棋锦标赛上战胜日后被称为湖北围棋名宿的邵福棠（1926-2014），培养了号称全国第一个女子围棋冠军孔祥明。
1964周孝棠与邵福棠对局图，《围棋月刊》编辑委员会编，《1960-1964围棋对局选集》，第32页
三、长春棋事：吴清源及其他
1932年，末代皇帝为日本人所蛊惑及裹挟，由天津至长春，建立“伪满洲国”，旧日的清遗民群体随之分化。陈曾寿等人虽不满于日本人的控制，却因忠于旧主之念，而扈从溥仪至关外。在长春之后，军政大权事实上操之于日本人之手，陈曾寿等人不过作为侍从之臣，陪侍溥仪左右。故而，陈曾寿虽名为内廷局局长等，实际上任事颇简，这为他的围棋活动预留了充足的时间。
当陈曾寿与徐思允相继追随溥仪抵达长春以后，旧日情意外加新的同僚关系，使两人走得更近，日记所载两人围棋活动至此频繁出现。如1932年6月21日日记云，“三钟回寓。唐士行来，与裕斋围棋一局，胜半子。与农先围棋一局，输廿子，谈至一钟半睡。”徐思允尽管好围棋，但棋力似已不敌陈曾寿。而与弟弟陈曾畴对战，陈曾寿则输了20子。可见，围棋在陈曾寿而言并不以胜负为措意，往往只用以休闲放松，故胜负差异较大。
长春时期，陈曾寿公务较为闲暇，而心情颇为郁闷，于是日常下围棋的次数与日俱增。如1932年6月24日日记云，“与裕斋围棋，胜二局。”6月27日日记载，“与识先围棋一局，胜。”陈曾寿不仅与徐思允继续下围棋，也与其兄弟陈曾杰（1895-1950后，字识先）等下围棋。这一时期，陈曾寿的围棋活动主要发生在家中。如1932年7月6日日记云，“与苕雪、农先、识先各围棋一局，皆胜。苕雪之如夫人来，遂移居他所。夜谭之乐少一人矣！”可见，陈家是长春围棋活动的重要据点，家中即有数名围棋爱好者，徐思允住在他家，而弟弟陈曾畴、陈曾杰等均能下围棋。此外“仲业”等人也加入其中，如1932年8月17日日记云，“苕雪与仲业围棋一局。”至于他们对弈的胜负关系，往往陈曾寿胜得多，有时徐思允也能胜几局。这一系列发生在陈曾寿家中的围棋活动，虽未立棋会之名，实有棋会之实。
围棋大师吴清源的回忆录，记载丰富的历史见闻，不止于围棋。图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吴清源回忆录》
随着1934年吴清源（1914-2014）的来访，围绕在溥仪身边各类人马，对围棋的兴趣更是极具提升，长春城内一时围棋氛围十分浓厚。吴清源曾在回忆录中提及这次长春之行，一共下了三天围棋。他曾与日本棋手木谷实（1909-1975）在溥仪面前下围棋，最终吴清源获胜。吴清源也曾让五子，与徐思允围棋。溥仪喜欢看他“吃子”，但吴清源并未吃掉许多（《吴清源回忆录》）。吴清源这段回忆，在陈曾寿日记中有明确印证，且可匡吴清源回忆之疏失。陈曾寿1934年7月12日日记云：“苏堪约陪吴清源、木谷在交通银行晚饮，予与木谷围棋一局，受五子，负八子半。裕斋与清源对局，亦受五子。”陈曾寿与日本人木谷下棋，受五子，最终负八子半，而徐思允与吴清源下棋，也受五子。由此可见，陈曾寿等人起初颇为托大，竟敢让五子对战，而最终不敌，则表明这些老辈围棋选手与中日围棋新势力存在较大差距。或正由于这样的缘故，在吴清源来长春的日子里，陈曾寿至少陪伴了四天。上述一天之外，另有三天日记记载这段围棋往事。兹抄录如下：
7月14日。满人约一团体欢迎木谷、吴清源二人，借交通银行客厅，到者三十馀人，设席三桌。中岛与清源对局，受二子，中岛负三子。万某与木谷一局，又与清源一局，自郐以下无足观矣。傍晚又大雨，水患已成，可虑之至。晨间，清源、木谷恭谒皇上，即命两人对弈，未终局而罢，约明日再继续也。
7月15日。清源、木谷于御前继续昨日一局，清源胜六子。两日皆命曾寿旁观。
7月16日。上命徐思允及曾寿与清源、木谷对弈，寿负七子，思允负九子半。
欢迎吴清源和木谷实的宴会于7月14日在交通银行客厅举行，吴清源与中岛、万某对弈。此外尚有多场围棋活动，不过水平不足观。而这天早晨，吴清源和木谷实在溥仪面前对弈，棋未终局，次日继续，吴清源胜。陈曾寿全程旁观，皆因溥仪之命。等到7月16日，徐思允和陈曾寿分别对阵吴清源和木谷实，两人均告负。从中不难发现，“伪满洲国”的围棋之风与溥仪对围棋运动的热爱极有关系。围棋作为中日文人和民间喜爱的运动，成为沟通调和“伪满洲国”与日本关系的润滑剂。吴清源与木谷的联袂来访，或有这层政治动因。
应该说，吴清源及一些日本棋手的到来，搅活了“伪满洲国”一干文人的围棋热情。此后一段时期，陈曾寿频繁与朋友对弈，如1932年8月5日日记云，“星期，不到处。子玉、治芗、仲业、希颜来围棋。”尽管未立名目，他们的活动可能具有棋会的性质。1932年8月12日日记云，“星期。不到处。约中岛与仲业围棋。中岛持白子，仲业负一目，前半已胜矣，收官子时偶误一字，损失甚大，殊为可惜。”“伪满洲国”特殊的性质，无形中促进中日文人交流，在笔谈之外，围棋成为这些共事官僚之间经常性的闲暇娱乐活动。尽管大多数围棋活动安排在星期天，但在宫廷侍卫处轮值期间，陈曾寿友人仍有来下围棋者。如8月18日，“到处。……子玉、希颜来围棋。”这一时期，陈曾寿及其周边的围棋群体下棋比较疯狂，如陈氏12月8日日记云，“治芗、子玉、希颜围棋，天晓乃散。”可见已是通宵下围棋了。这一时期陈曾寿周围的围棋群体包括蔡子玉（1882-1961后）、希颜、傅岳棻（治芗）、小松、仲业等。这些人在“伪满洲国”及沦陷区，均被推为围棋名手，如1944年7月间《新民报》发表《主办稷园围棋大会》一文提及：“本报为提倡中日特有文化，发揭东方奕术，以为文人高尚娱乐起见，特在稷园一味庐举办“稷园围棋大会”，由奕界名家傅治芗、夏蔚如、张执中、金东年、丁国九、蔡子玉、吴秀川、文实权、王无厓、王二飞诸氏襄赞，其围棋国手崔云趾、金亚贤、雷葆中、邵继廉，名手伊耀卿、陈绳武、关俊臣、袁兆骥诸氏亦均参加准备。”由此可见，陈曾寿所相与的棋友并非浪得虚名。
1944年7月间《新民报》发表《主办稷园围棋大会》
由于溥仪对围棋的热爱，由于围棋在沟通缓和“伪满洲国”群从官僚与日本官员之间的作用，这一时期长春的围棋活动甚盛，而陈曾寿日记成为这段现代棋坛畸形历史的见证。
四、两次围棋戒断：1935-1937/1944-1946
“伪满洲国”受制于日本人，而内部群臣争斗不已，在小朝廷不受待见的陈曾寿百无聊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以诗文自娱，甚至连围棋也弃绝。自1935年开始，陈曾寿有两年时间不下棋。其1937年7月1日日记云，“与苕雪围棋一局。有两年未下棋矣。”此前数日，陈曾寿被罢免内廷局局长，而改任宫内府顾问官，同仁纷纷前来安慰，而陈曾寿虽在日记声称不以为意，但从这天开始，他陆续恢复了下棋活动。当然，此前两年，陈曾寿虽不下围棋，观棋却偶尔为之。如1937年5月24日日记云，“刘鲤门约观棋，日人井上五段与吴逖生对局，授二子。”自他恢复下棋开始，这一年七八月间，与陈曾寿下围棋者均为徐思允，共计六次。
至1938年，与陈曾寿下围棋者除徐思允外，还包括其弟陈曾畴、女婿周君适等，均是与陈曾寿关系极密者。此期日记多载胜负手，但每次下围棋多只一局，两局以上的很少。偶有例外，如1938年9月28日日记云，“仲业、苕雪来。与农先、君适围棋竟日，余亦与仲业一局（负九子），苕雪一局（胜七子），虽较抹牌略胜，亦可谓孤负时光者矣。”因这一天是中秋佳节，陈曾寿几人下围棋度日，而他虽觉较打牌为好，但终是辜负光阴。由于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没下围棋，陈曾寿的棋力愈发不稳定，如1938年10月9日日记云，“与强志围棋一局（负十六子）。”1938年10月13日日记载，“与强志围棋二局（胜二十子，负一子半）。”前现代围棋往往表现为大规模对杀，吃子较多，胜负面较大，而陈曾寿尽管曾与日本棋手对弈，但仍沿袭中国传统围棋座子布局，未能尝试创新。
自1937年恢复围棋活动以后，陈曾寿下围棋频次反弹式增加。至1938年，这些频繁的围棋活动甚至催生了赌赛活动。此期，陈曾寿等人以围棋为媒介，开展会餐活动。1938年11月13日日记云，“苕雪来。强志、农先、君适约围棋，每一局负者输五角，集成数元则小饮食，今晚即履行此约也。秩安、治芗、奎一来看竹。”由于他们以五角钱为一局的赌注，作为集资饮食的本钱，故陈曾寿此后对围棋的胜负关系记载得更为详细。此后数月时间，陈曾寿几于每日晚间均下围棋。不过，陈曾寿对围棋的热情始终不如徐思允。如1939年10月21日重阳节这天，陈曾寿“约仲业、地山姻丈、愔仲说饼。苕雪以有棋会不到。”这表明在与陈曾寿的围棋之外，徐思允另有其他棋会活动，而陈曾寿在重阳节这天倒更愿意闲聊过节。
1939年底，陈曾寿回到北京，围棋活动与从前相比，局面又是一变。他仍与徐思允、陈曾矩等人围棋，如1940年3月22日日记云，“苕雪来，围棋一局，胜一子半。与强志一局，负一子半。”此前值得关注的是，他对中日围棋的关注更甚，如1940年4月30日，陈曾寿因友人闲谈，注意到中日围棋势力的消长，日记云：“勉甫、季馥来夜谈。吴心源与关山利一局，着着出人意表，日本之棋实较中国以前国手为进步，今皆败于心源之手，可谓天才矣。”他对于吴清源的棋艺，有十足的欣赏，也为作为中国人的吴清源而自豪。
此后直至1944年，陈曾寿仍时常下围棋，但在1944年至1946年的两年间，陈曾寿又戒棋了。1946年5月12日日记云：“与子玉围棋一局。两年未着棋，几于全忘矣。”此次陈曾寿戒断围棋的原因不得而知，可略微推测的是，在这两年间，陈曾寿因大家族聚居北京，维持生计十分吃力。他大量的时间均花费在作画写字，以便鬻卖而维持家庭开销。由此，围棋这种享受和消遣的游艺活动，自然要被陈曾寿无奈地抛弃。
五、作为记忆场所的棋会活动
自1913年寓居上海起，陈曾寿与围棋名家林开謩（字贻书，1863-1937）建立密切关系。前述1913年1月15日日记记载林开謩曾到他家与陈曾畴围棋，陈曾寿全程旁观。时局和居住环境的变化，也使陈曾寿有更多时间参与各类棋会活动。1913年1月25日日记云：“胡蕲老约观弈并晚饭，有林贻书及其弟四子□□，年甫十五，又有顾姓者年二十，与之对弈，顾胜，均后起之秀。尚有尹耀卿、姜鸣皋、王□□三人，皆上海棋会中之翘楚。吴乐山、喜孙、赵玉甫均作古人，回忆京华棋会之胜，不禁凄然。今日之老辈仅贻书一人。贻书为保全旧日名誉，不轻与人对局矣。”陈曾寿所载民国初年上海棋会盛况，包括胡聘之（字蕲生，1840-1913）、林开謩、林开謩第四子林是夔（1898-1935），尹耀卿生平不详，而姜汝谟（字鸣皋）为长沙余金诏弟子，与林开謩等为师兄弟（陈伉编《围棋文化史料大全》,书海出版社，2015年，第214页）。据陈曾寿日记所载，这些人均是彼时上海棋会活动的翘楚人物。
在此，围棋及其相关活动，构成陈曾寿的“记忆场所”。在这一记忆场所中，陈曾寿与棋友一道切磋棋艺，闲谈，交流。这种游艺活动所构建的友谊关系及其行为模式，成为陈曾寿人生情感与记忆的重要联结，进而组成这些文人群体相对稳固的关系，形成一种看似模糊然而内核明确的身份认同。诚如皮埃尔·诺拉在《在记忆与历史之间：记忆场所》所言：“一切记忆的场所都分属于两个领域，这是它们妙趣横生之处，但也是它们复杂难解之处：它们既单纯素朴，又繁杂暧昧；既自然天成，又巧于人工；既直接诉诸最感性的经验，而与此同时，又属于最抽象的制作。”（刘波、胡博乔选编《法国文化记忆场》,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15页）。有关陈曾寿在上海参加棋会，进而回忆起北京的棋会及友谊，显示经常性举办的棋会活动，对文人之间加强棋类交游及巩固人际关系，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
这种因围棋而触发的对往昔和友谊的缅怀，不止发生在陈曾寿身上。多年以后，陈曾寿亲密的朋友许宝蘅（1875-1961）在许多次围棋活动中，仍然会想起陈曾寿召集的棋会活动。许宝蘅《巢云簃日记》1913年四月初六日云：“约黄谨堂、王佑臣、林胥生、林笠士、钱小修与莹甫、苕雪、履平、觉生、孟廉作棋会。佑臣年廿二岁，甚敏锐，将来可望成名。昔年仁先在京时，亦常作棋会，其时有定镇平、姜鸣皋、张耀山、赵玉甫、汪云峰、沈喜孙诸人，继有潘朗东、段君良，现张、赵、喜孙均已物故，都下以弈名者，推汪云峰第一。君良为芝泉上将之子，受业于云峰，可以方驾。”（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第2册，440页）短短数百字，几乎写出来半部中国近代围棋史中的重要历史人物，而其中，陈曾寿无疑是昔年京师棋会的核心组织者。尽管许宝蘅回忆的起点在于棋坛人物棋力的高低，从王佑臣预期成名出发的思考，引出对京师围棋盛况及当今第一人的思考，最终认为受业于汪云峰的段祺瑞（1865-1936）之子段宏业（段君良），将来会是王佑臣劲敌的思考。但这种回忆最终牵连起的是整个棋坛的盛况，是对棋坛前辈风流云散的叹息和哀惋。
追溯京师棋坛昔年盛况，可对陈曾寿、许宝蘅等人后来的回忆缘由有更多同情的理解。由于1912年之前陈曾寿日记存世极少，相关记载于日记中已难以觅得，在此不能不借助许宝蘅日记的认识。许宝蘅1908年四月初二日日记云：“晨间小雨，午后，耐寂约游祟效寺，丁香、海棠已谢，牡丹含苞未放，殿宇益颓败。来京三年，当春必游，而境地岁异，游侣聚散不同，不胜感慨，观赵玉甫、张跃山、王云峰、沈喜孙对奕。此四君皆当今之妙手也。丙午间同游者，左笏卿丈官广东，王爵三载奉天，伯兄今在陕西。丁未同游者，沈子封丈今赴广东，徐莹甫在杭州，姜鸣皋今客湖北，余人有至有不至者，惟予与耐寂则三度同游也。”许宝蘅1906年至北京，每年春天都要游玩崇效寺，1906年同游者，风流云散有数人，1907年同游者，又有几人星散。至1908年这天出游，除看丁香、海棠等花之外，许宝蘅还一并看四大国手的对弈。这其中，赵玉甫、张跃山、王云峰、沈喜孙四人之外，姜汝谟也以围棋名。由此可见，这个交游群体，除因同是湖北人的地域因素之外，还因围棋而结缘。春游、赏花、围棋、鄂人地域社交等，构成许宝蘅和陈曾寿京师围棋交游的复杂因素。而在这样的交游过程中，围棋成为人际沟通的纽带，游玩的休闲物，也共同构成怀人忆往的记忆之物。与围棋有关的人事逐步成为他们生命中重要的念想，其间每一个人物的聚散离合都成为日记必要的组成部分。
复观许宝蘅1908年十月十三日日记云：“夜过仁先谈，知沈喜孙故，喜孙自幼至长，未尝血食，见人拱揖，辄作合掌式，工奕，十岁时病弱，乃翁授以弈，三日而胜翁，前年来京师，与定镇平、张耀山、汪云峰、姜鸣皋诸君对奕，落子飘忽而精锐，无不畏之。今年夏，与耀山连战二十七局，忽呕血，竟以不起，惜哉。为人极沉冥，病二月余，无所苦，临终强起，趺坐而逝，亦奇已，年仅二十五岁，乃翁为雨人侍郎。”由于陈曾寿组织的围棋聚会，许宝蘅得以与围棋名家沈喜孙认识。在日益加深的友谊中，许宝蘅对沈喜孙的学棋经历及其1906年以来京师的对弈辉煌战绩有所了解。最终，这篇日记成为沈喜孙的一篇小传记。而这一切，又都始于陈曾寿。围棋不仅成为陈曾寿的记忆场所，也成为许宝蘅的记忆场所，它们共同构成清遗民文化记忆中不可分割的围棋记忆。
六、中国近现代围棋的“遗民时刻”
辛亥革命之前，陈曾寿等人在京师的围棋活动，与历史上一般文人的围棋活动并无多少差别，不过是文人日常的游艺，是他们诗酒生活的点缀。然而，辛亥革命之后，陈曾寿等人的围棋活动，被赋予了遗民文化的意义。有关1913年寓居上海的生活，陈曾寿日记虽残存无多，但其中闪烁的海上围棋生活，为这些活动增添了文化记忆的况味。据陈曾寿日记可见，这些围棋活动的参与者多是故清遗老，冯煦（1842-1927）、胡聘之（1840-1913）等遗老是其中的活跃分子。陈曾寿1913年2月16日日记云，“贻书约在小同春早饭，观棋，有冯梦老、胡蕲老。”1913年3月17日日记云，“恪士约往文明雅集，观棋。”在上海围棋圈中，林开謩、冯煦、胡聘之、俞明震（1860-1918，恪士）等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聚会的地点在小同春、文明雅集等茶楼酒肆。这些寓居海上租界、青岛、天津等地的遗民，构成辛亥革命以后各地不断复辟的主力。尽管并非所有清遗民都参与帝制复辟活动，但遗民群体的政治坚守与文化自持，使他们所有的活动都成为近现代历史大变局中令人瞩目的风景。
潘静如《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与命运：清遗民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清遗民的核心在于政治上对皇权的认同，对新王朝的不认可，而在文化上，则有多元表现，诗词歌赋等均呈现与新时代不一致。由此，他们是旧文化的守夜人，也是新文化最顽固的抵抗者。于是，“文化遗民”成为近年清遗民研究中相对活跃的课题。不过，这一概念备受质疑，如潘静如认为“文化遗民这一说法尽管为研究者打开了思路，提供了方便，但同样引起了混乱”（《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与命运：清遗民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文化遗民”概念尽管松散，但它大致指向的遗民的文化活动，仍值得高度关注。笔者认为，在思想、文学等区域之外，琴棋书画等构成的传统游艺，在清遗民身上，无疑构成特殊的“遗民文化”。
在各类遗民文化活动中，围棋成为清遗民日常生活中较小然而极其重要的一个分支。以陈曾寿为例，围棋承载了他在鼎革之后的苦闷心情，是他在“伪满洲国”不如意而穷愁的发泄场。围棋也是陈曾寿等遗民日常宴饮、家庭聚会等活动不可缺少的休闲物事。在北京、上海、长春等不同城市局势各异的环境中，围棋如同变色龙一样，不断更换它的色彩，呈现不同的情感和精神意蕴。它时而是欢乐的，时而是痛苦的，时而是虚伪的文化外交的棋子，时而是亲密友谊的记忆之所。可以说，围棋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以规则一致的游戏方式嵌入清遗民的日常生活，使我们得以管窥1909年至1946年间漫长岁月中，陈曾寿在某些时刻的特殊情感和复杂经历。
回到陈曾寿身上，尽管围棋不曾为他的生计做过贡献，但依然为他供给了必要的情绪价值，提供了足够的休闲价值。甚至，日常的围棋活动也逐步渗透到陈曾寿的诗文中。翻阅《苍虬阁诗集》，可知陈曾寿诗中多有以围棋比喻时局乃至修道进境者。如诗中有云：“对弈有时逢苦劫，斋心无语学初禅。”棋局中被吃的一方，通过打劫，苦苦求活，这是陈曾寿经常的处境。此时，他所求的是以清静无欲之心，求得禅定。又如，《戊寅五月十三日愔仲约酒集》诗中云：“覆棋一局恨陈陈，又见神州涕泪新。”这是将残败的棋局比作覆亡的大清，流露惋惜憾恨之感。此类诗句延续了晚清常以棋局比拟时局的传统，在此之前，陈宝琛“输却玉斛三万顷，天公不语对枯棋”久负盛名。而陈曾寿在上述诗之外，也有多首诗均表达此意，如《苕雪以诗赠行即次其韵》诗中云：“根摇频见三豪祟，柯烂难收一局棋。” 《愔仲枉和九日诗叠均酬之》云：“观棋缩手烂焚柯，六十重阳一梦过。”凡此种种，都可见陈曾寿对晚清以来国事衰败而自己无所作为的叹息。此种叹息直白说出太沉痛，以棋局形容倒恰到好处。陈曾寿等诗人、棋士，面对以人为游戏的清末时局，通过以棋子为游戏的棋局比拟，逐步将时局客体化，得以超脱局外，从而短暂地缓解作为局中人的痛苦。可以说，围棋不仅拯救了陈曾寿的日常生活，也一并为他的诗歌涂抹了悲情色彩。
围棋作为传统文人游艺的寻常物事，发展到近代，因遗民群体的出现，而呈现了中国现代围棋史上的“遗民时刻”。在“遗民时刻”里，围棋是遗民群体必要的联结方式，是遗民家庭内部值得珍视的休闲方式，更是他们在复杂然而不断失败的政治局势下的慰疗灵药。一言以蔽之，围棋是清遗民可贵的精神家园。从围棋活动出发认识陈曾寿，认识清遗民，也为我们思考清遗民带来一些新的认识。清遗民不仅是一个政治上遗存的群体，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群体。清遗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等等，构成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围棋、诗钟等活动作为清遗民的外在生活方式之一，是他们在近现代历史大变局中生存的寄托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也是清遗民研究中不当被忽视的重要文化遗产。
、甜、苦、咸、鲜……还有什么味？科学家或发现第六种基本味道
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欣
20世纪初，日本科学家池田菊美首次提出将鲜味作为除甜、酸、咸、苦之外的第五种基本味道。大约80年后(1985年)，科学界正式同意了他的观点。据5日的《自然·通讯》杂志报道，美国南加州大学多恩西夫文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科学家发现了第六种基本味道的证据，这种味道就是“氯化铵”。
几十年来，科学家已认识到舌头对氯化铵有强烈反应，但不确定是哪些受体负责。近年来，他们发现蛋白质OTOP1是一个质子通道，能使细胞检测酸味。他们假设这种蛋白质也可能对氯化铵产生反应，因为它会影响细胞中的酸水平。
此次研究中，科学家将OTOP1引入实验室培养的人类细胞，并将其中一些细胞暴露在酸或氯化铵中。他们发现，氯化铵与酸一样有效地激活了OTOP1受体。小鼠测试证实，那些携带OTOP1的小鼠能避开摄入氯化铵，而那些OTOP1被剔除的小鼠则不介意这种味道。
铵及气体氨(氨基酸的分解产物)对生物通常是有毒的。许多动物具有检测环境中的铵或氨并对其作出反应的能力。研究人员推测，品尝氯化铵的能力可能是为了帮助有机体避免有害物质而进化来的。
研究人员还观察到，物种之间对氯化铵的反应存在差异。例如，鸡的OTOP1通道更敏感，而斑马鱼对氯化铵不太敏感。
研究人员计划进一步探索OTOP1受体对氯化铵的反应，希望能更多地揭示其进化意义。虽然说某种食物是“氯化铵”味，并不是一种很直观的描述方式，但也许美食家会为之想出一个更好的名字，让它有一天能加入到基本味道的行列中。
来源： 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