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醒！区域性污染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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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四川省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启动或维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的函》。
根据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与省气象台联合会商，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近期四川省盆地扩散条件将转差，1月9~14日将出现一次区域性污染过程，成都平原、川南地区及川东北部分城市有轻度至中度污染风险，川南地区污染程度较重。
按照《四川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8年修订)》要求，四川15市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
绵阳明日零时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1月8日，绵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消息：
根据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省气象台联合会商，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近期我省盆地扩散条件将转差，1月9日至14日将出现一次区域性污染过程，成都平原、川南地区及川北部分城市有轻度至中度污染风险。按照省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启动或维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函》要求，我市决定2020年1月9日零时，涪城区、游仙区、安州区、江油市、三台县、北川羌族自治县、高新区、经开区、科创区、仙海区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Ⅲ级）预警。盐亭县、梓潼县、平武县视本地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启动预警。
在重污染天气期间，我市将在强制性污染减排基数的基础上，工业企业按照“一厂一策”采取降低生产负荷、停产、加强污染治理等措施，全社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主要污染物减排比例分别达到10%、10%、10%以上，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比例达到10%以上；
加强环境监察和执法检查；
城市主城区停止室外产生扬尘和挥发性有机物的喷涂、粉刷、切割、建筑拆除作业；
停止除市政府批准的重点工程及应急抢险工程外其他施工工地的土石方作业（包括：开挖、回填、场内倒运等）；
禁止除保障市政府批准的重点工程及应急抢险工程外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砂石运输车辆上路行驶；
加强施工扬尘环境监理和执法检查。
据介绍，我市还将执行城市主城区禁止上路行驶（0点至3点除外）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含驾校教练车）；
公共交通部门加大运输保障力度；
在日常道路清扫保洁频次的基础上，增加清扫保洁作业频次，城市主城区主要道路、行道树每天至少进行2次冲洗除尘；
城市主城区所有企业露天堆放的散装物料全部苫盖，增加洒水降尘频次；
城市主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周敏 摄
绵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倡导公众绿色生活，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电动汽车等方式出行。
节能减排，空调调低1-2摄氏度。
单位和公众尽量减少含挥发性有机物的涂料、油漆、溶剂等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
最后，政事君为大家奉上一份重污染天气防护措施手册请查收
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确需外出尽量采取防护措施；
一般人群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
室外工作、执勤、作业、活动等人员可以采取佩戴口罩、缩短户外工作时间等必要的防护措施。
重污染天气希望大家做好防护也希望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转发扩散！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苏东华 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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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诟病的“职场酒桌文化”，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新京报记者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公开判决发现，与“劝酒”关键词相关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高达3430件。其中，因职场应酬酒局带来的人身伤害不在少数，包括酒精中毒、醉酒诱发其他疾病致死、醉驾车祸、溺亡、性侵等，但都难被认定为工伤。
根据《民法典》相关法条规定，喝酒过程中有严重劝酒、灌酒等行为，饮酒者过度饮酒陷入危险状态、同饮者没有尽到法定注意义务等情况下，共同饮酒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酒局造成的人身伤害案件相关纠纷中，虽然法院判决中很少认定同饮者存在“劝酒”行为，但同饮者的注意义务是案件判决的重要标准。
“职场酒局”引发诸多人身伤害
据脉脉公司发布的《2019年中国职场社交报告》显示，酒局和饭局是职场人选择最多的职场社交方式，占比40%；而酒局饭局的数量又与职场压力有关，随着职场压力值的升高，对饭局/酒局的选择也就越高。
新京报记者梳理公开判决书发现，职场应酬酒局的人身伤害多发生在一些商务合作洽谈、招工、年会聚餐等场合，其造成的人身伤害包括酒精中毒、醉酒诱发其他疾病致死、高空坠落、醉驾车祸、溺亡、强奸、猥亵等等。
商务合作洽谈是最常见的应酬酒局。四川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一份2018年的民事判决书，记录了一个典型的商务酒局。山东男子曾某是婴幼品生意人，他在四川广安出差期间参加了一个酒局，因饮酒过度导致急性酒精中毒死亡。有同饮者称，曾某在当天中午就喝了一斤白酒。而在当天晚上的酒局上，多位同饮者表示，曾某提议“要按照山东规矩，每人先喝三杯白酒，再走酒轮”。据称，喝酒的杯子是啤酒杯，一杯能装一两多白酒，酒局一共有十来个人，仅喝酒就喝了一个多小时。饭局结束后，一群人又去往KTV歌城，曾某在包厢中熟睡后就再也没能醒来。
酒量有时还成了一些招聘的“潜规则”。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2017年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榆阳区读书郎托管学校招募托管教师，负责人冯某春对受害人龚某面试后询问她是否能喝酒应酬。龚某表示自己能喝五六瓶啤酒，冯某春承诺如果能喝五六瓶啤酒，就给她每个月再加500元钱。为了测试龚某的酒量，冯某春立刻去买了酒。喝到第三瓶时，龚某想离开却被冯某春强行阻止，随后龚某被冯某春强奸，法院最终判处冯某春有期徒刑五年。
公司的团建和年会也是职场酒局的重灾区。2020年年初，OPPO公司年会“醒酒区”现场照片流传网络，刺痛职场人对于年会酒桌文化的敏感神经。图片上，多人躺在担架床上输液，几乎每个人的床边都摆放了用来呕吐的垃圾篓，几位穿白大褂的专业人员往来照料。
在裁判文书网中，以“年会”“醉酒”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有189篇公开判决书，剔除一些无关案件，其刑事案由多与醉驾、酒后强奸等相关，而民事案由大多涉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纠纷。
职场应酬酒局往往也成为滋生性侵害案件的温床。某公益平台发布的《2018年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曾指出，25.3%的性骚扰发生在工作应酬场所（KTV、饭馆）等地，这一比例仅次于办公室。
通过梳理多起与职场应酬酒局的性侵案件可以发现，大多数案件多是由熟人（同事、客户）作案，利用受害女性醉酒不省人事，将其带往私人场所实行性侵。受害者因为“断片”无法准确回忆事发过程、迫于心理压力未及时报警以及私密场所的监控缺失，在举证方面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工伤认定难
江苏徐州女孩刘亭（化名）在苏州一家科技公司工作。2019年8月12日，公司以邮件形式通知研发系统及测试部门全体员工组织团建活动，并要求所有员工不得缺席。
当天的团建包括蹦床比赛和聚餐，蹦床结束后，一群人来到一家烧烤店聚餐喝酒。刘亭也喝了酒，觥筹交错间，她感觉到身体不适，呕吐、意识不清，同事们将她送往医院，还是没能抢救回年轻的生命。医院出具的证明显示，刘亭死于急性酒精中毒。
刘亭的父母不服苏州工业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然而最终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刘亭参加用人单位组织聚餐活动后出现突发病状，根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文件规定，用人单位组织的聚餐活动不能作为工作原因，故园区劳保局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并无不当。
类似的判决并不少见。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职场应酬酒局造成的人身伤害很难被认定为工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应当被认定为工伤。而与工作有关的应酬酒局能否被认为是“工作原因”，一直备受争议。
四川绵阳一男子文某是一家酒店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工作应酬较多。一次工作应酬中，文某随酒店总经理陪客户用餐，酒后食物逆流至气管及支气管，导致窒息死亡。绵阳市人社局认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是工伤认定的基本因素。工伤中所指“工作”应当限定为劳动者运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完成工作成果，不能无限制地扩张“工作职责”的范围。
但在二审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此前的行政判决，认为文某工作职责是负责酒店日常事务管理，而酒店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需要应酬客户。陪客户用餐“属正常工作应酬，应认定是在履行工作职责。”
“工伤认定的程序比较严格，工伤赔偿是根据国家要求进行赔款。对于不符合条例规范的情形认定的话，会对社会秩序形成很大的冲击。”北京存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胡胜利表示。
胡胜利认为，对于职场酒局造成的人身伤害，如果是为谈工作的应酬性质酒局，公司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是公司聚餐团建类的酒局，公司的初衷是给员工带来福利，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一定要承担责任。
劝酒者存在担责风险
新京报记者梳理相关判决书发现，法院判决中很少认定“劝酒”行为。胡胜利分析认为，“酒局中难以录音，一些场合没有监控，没有证据，只能依靠同饮者的口供进行分析，这些都是劝酒行为难以被认定的原因。”
在前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中，法院审理认为，14位同饮者因业务往来相识，聚在一起吃饭、饮酒、唱歌属于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并无证据证明他们中有人知道曾某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中-重度脂肪肝，在吃饭、唱歌过程中均没有故意灌酒、强行劝酒的行为，故同饮者对曾某死亡不能认定为过错。
尽管如此，由于当时《民法典》尚未出台，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该案最终认定由原告方曾某的家人自行承担55%的损失，其他人由于负有同吃同歌者的关照义务，虽无过错，但依然酌情分担责任，补偿原告。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实施，其中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法研究所教授刘智慧告诉新京报记者，如果劝酒者在劝酒的过程中以强迫的方式要求他人喝酒，为强迫性劝酒。明知或者应知酒后容易导致伤害行为而仍进行强迫性劝酒，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她表示，如果饮酒者明知自己不能承受酒量仍然饮酒，除非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否则其对自己的饮酒行为也存在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被劝酒者本人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同饮者的注意义务影响判决结果
酒局造成的人身伤害案件相关纠纷中，同饮者的注意义务也成为案件判决的重要标准。
2018年8月25日，重庆盛海公司员工刘某花在与同事就餐时喝醉，两名同事将她扶进酒店房间后离开，刘某花不慎从卫生间的窗户坠亡。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指出，同饮者在刘某花喝醉后离开房间，没有留下来照顾她，对于刘某花的坠亡负有一定责任，法院判定刘某花两名同事各承担5%的赔偿责任。
此外，在共同饮酒人喝醉的情况下，同饮者如果没能及时地阻止其酒后驾驶导致发生伤害事故的，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9年3月，河南一王姓男子在参加公司聚餐后醉驾，撞上了一对骑电动车的夫妻，造成丈夫当场死亡，妻子被截肢。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王某超的同事作为共同饮酒人,未阻止王某超酒后驾驶行为，需承担责任。
上述案例法院均认为属于同饮者可以预见醉酒者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一些难以预见的风险则被排除在外，不予追责。例如，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公布的一份判决书显示，受害人邵某因在公司聚餐中醉酒后回到宿舍休息，后在驾驶电动车回家过程中发生事故身亡。法院判定邵某聚餐结束回到宿舍，其他人有理由认为她已经处于安全状态，无法预料其在之后的酒后驾驶行为，无须担责。
多起判决书都曾指出，“在同饮者没有劝酒、赌酒等不良行为下，同饮者仅负有共同饮酒人的一般注意义务，即对酒后发生的现时危险，如醉酒、跌倒损伤、突发疾病、酒后驾驶等情况时，及时对处于危险的饮酒行为人予以劝告、劝阻、照看、护送、通知等安全保障。”
刘智慧告诉新京报记者，同饮者相互之间负有适当的提醒、劝阻、照顾、保护、通知等注意义务。因此，如果同饮者未对酒后驾驶、游泳、剧烈运动等行为加以劝阻，或者在同饮者醉酒失去控制能力的情况下没有尽到照顾、保护等保障义务，发生“酒后跌伤”等情况，可以推定劝酒者存在过错。故此时同饮者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刘智慧解释说，当然，此时的责任认定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醉酒者本人也应承担部分责任；二是如果同饮者已经尽到劝阻义务，而醉酒人不听劝阻，或者同饮者已经尽到了力所能及的保障义务但仍然未能避免损害的，则同饮者不应承担责任。
胡胜利特别指出，邀请女性参与酒局的同饮者有义务保证其安全，尤其是女性处于绝对少数时候，如果女性因参加酒局遭遇性侵害，邀请者需要承担责任。
新京报记者 李照 实习生 韩梦 郭莉莉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陈荻雁
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题：凉山深处“绣”美图——四川昭觉县火普村脱贫调查
特约调研组
昭觉县火普村的羊肚菌大棚。摄于2020年4月。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四川西南部，汹涌的金沙江和湍急的大渡河之间，是广袤的大凉山。千百年来，彝族同胞在此聚族而居、生息繁衍。这里山高谷深、沟壑纵横，长期贫瘠落后，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乌蒙山片区和“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火普村，是大凉山腹地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平均海拔2700米。2014年，全村187户780人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74户203人，贫困发生率达26%。
凉山彝区一直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牵挂。2018年春节前夕，总书记不顾路途遥远、山路崎岖，来到这里看望慰问干部群众，深情祝愿彝族同胞早日脱贫奔小康。而在2017年的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在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以“绣花”为喻，指出要继续把彝区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3年多过去了，火普村脱贫了吗？“绣花”的功夫下得怎么样？近日，我们来到这里，深切感受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当地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发愤图强，用实际行动在凉山深处“绣”出了一幅脱贫致富的绚丽图景。
脱贫前的昭觉县火普村一户民居。摄于2016年7月。新华社发
易地搬迁“绣”下幸福起点
火普在彝语中意为“高山之巅”，这里高寒缺氧，地薄物寡，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过去，村民们住土房泥屋，吃土豆酸菜荞馍，生活只能艰难维持。2016年，火普村完成易地扶贫搬迁，贫困群众全部住进了新房，从此为幸福生活“绣”下了起点。2018年，火普村整村脱贫。如今漫步在村子里，白墙灰瓦的彝家新寨错落有致，卫生室、文化室、幼教点、蓄水池、沥青路、太阳能路灯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贫困户安子子伍一家6口住进了80平方米的新房，房子东南朝向，阳光充足，客厅、卧室、厨房、厕所、牛圈分区有序，屋外还有一个小院子。过去，他们一家和牛羊混居在黑漆漆的土坯房里。天冷时，白天挤在火塘边取暖，晚上围火而眠，竹草当被地当床。火塘上，三块石头支起一口锅，煮饭烧水全靠它。那时候穷，唯一的家具就是几个小板凳。没有衣柜，全家人的衣物塞在一条编织袋里。如今，他不需要出太多钱，就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政府还给添置了衣柜等家具。他说，自从搬到新家后，感觉生活重新开始了。
在火普村，像安子子伍一样受益于易地搬迁的贫困户还有很多。贫困户曲比子阿木是位爱干净的彝族阿妈，她说：“过去想干净却没条件，土坯房怎么扫都不干净。如今新家铺了地砖，贴了墙砖，打扫起来很容易，房子终于明亮起来了。”实际上明亮起来的不只是房子，还有贫困户的心情和生活。
昭觉县火普村村民在晾晒萝卜。摄于2020年5月。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因地制宜“绣”好脱贫产业
过去，凉山地区生产落后，个别地方还沿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如今，大家意识到，发展产业才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
火普村耕地、林地、草场都不算少，光照也充足，主要问题是高寒地区积温不足，土豆、荞麦等传统作物产量产值低。对此，村里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引进了产量高、病虫害少的“青薯9号”马铃薯和生长快、产肉量高的西门塔尔牛，为不少贫困户打开了脱贫致富的大门。为找到适合村情的产业，近几年村里还先后试种了羊肚菌、草莓、蓝莓、金银花。同时，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组织贫困户以土地、资金入股，统一提供大棚、种子和技术指导，增强产业带贫能力。
除了特色种养殖外，村里还依托自然风光、民族风情，探索农旅结合，开发乡村旅游。23岁的贫困户莫色尔火过去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打工，如今她在村里帮扶下开办起农家乐，还在农民夜校厨艺培训班上学会了炒回锅肉、土豆丝等，旅游旺季每月能收入好几千元。她说：“现在不出远门也能挣钱，感到很满足。希望以后旅游发展更旺，带来更多人气。”吉泽次呷成为全村贫困户中第一个有车的人，他瞄准县里正在规划的火普村、三河村和“悬崖村”旅游环线，买了一辆二手车准备跑运输，也把村里的人带出去，把村外的人带进来。
昭觉县火普村幼教点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摄于2019年3月。新华社发
教育扶贫“绣”出未来憧憬
过去，村民们不重视教育，认为送孩子上学不如早点务农、打工实在。近几年，教育扶贫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读书才能斩断穷根，改变命运。目前，全村137名适龄儿童全部入校读书。村里还建成两个幼教点，确保幼儿学前学会普通话。
吉来子呷是村里贫困户中培养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正在西南医科大学读大二。回忆起过去，她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太幸运了。她说，过去村里没有幼教点，更没有学前班，自己9岁才上一年级。那时候，村里道路还没有硬化，从家到中心校要步行三四公里，一到雨雪天，路上全是泥，拔脚都十分困难。同龄的小伙伴里上学的很少，多数家长意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如今，吉来子呷已经成为全村孩子们的榜样。她打算毕业后回家乡服务，让家乡越变越好。
村民阿勒有子告诉我们，以前村民们一见面，比的是谁家子女多，现在比的则是谁家子女学得好。贫困户曲比尔初为了让3个孩子得到更好教育，咬牙把他们全部送到了西昌读书。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她专门在西昌租了房，白天接送孩子，晚上到烧烤店打工。为了多挣学费，她丈夫远赴新疆，从事电网高空作业。曲比尔初说：“虽然目前生活压力有点大，但是只要孩子成绩好，再难也要把他们供出来。”
今年只有5岁的曲比阿牛和阿勒你呷，在幼教点辅导员的教育下不仅能说流利的普通话，还学会了背诵《三字经》。今年疫情期间，两个小姑娘最关心的就是何时开学，想在辅导员的带领下继续学唱歌、做手工。家长们说，过去孩子听不懂普通话，遇见生人就躲着不出来。现在不仅不怕见人，还能大大方方唱歌了。
村干部们说，“绣”好教育文章，就是给未来买单，值！过几年村集体经济有钱后，还要设奖学金，鼓励更多孩子考大学。
现在的昭觉县火普村村貌。摄于2020年5月。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移风易俗“绣”来山乡清风
由于社会发育程度低，过去村里大操大办、薄养厚葬、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不少，给村民们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成为脱贫的精神枷锁。村“两委”和驻村扶贫工作队意识到，不从思想观念上革命，再多帮扶也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
贫困户吉地尔子回忆，以前家里办丧事，亲戚朋友要来八九百人，仅杀牛就要十几头，加上烟酒、烟花钱等，一次花费十分巨大。无奈之下，他只能四处借钱，然后再和弟弟妹妹打工来还。“欠下的债，十几年都还不清。”如今，村里订立了村规民约，规定红白事从简操办，划定限额，建立聚餐申报和监督机制，大大减轻了村民的负担。
不仅如此，移风易俗还体现在餐饮习俗、卫生习惯、厕所革命等多个方面。走进贫困户木比有作的家中，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多层鞋柜，一双双鞋子码放得整整齐齐。由于讲卫生、爱干净，去年她被村里评为卫生标兵，得到一台洗衣机作为奖品，这让其他村民十分羡慕。在幼教点，两位辅导员每天早上都会挨个检查学生们是否洗脸洗手，如果没洗净，还会带他们重洗。同时，教育孩子“小手拉大手”，将良好的卫生习惯传导给家长们。
为了引导村民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村里想出了各种办法，将好做法折算成积分，可以在“雄鹰基金超市”兑换物品，设立农民夜校、“火塘夜话”……点点滴滴、春风化雨，文明的清风逐渐浸润了整个山乡。
驻村帮扶“绣”牢民族同心
火普村活跃着一支年轻的队伍，他们被彝族乡亲亲切地称为“莫吉莫西”（亲戚），这就是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小伙子们。他们总共7人，有4名党员，全部大专以上学历，平均年龄33岁。
驻村最早也是晒得最黑的叫罗衣体。他说，选择来火普，就是想让彝族兄弟过上好日子。每次想到去老乡家谈心，帮助大家脱贫，就觉得这几年没有虚度。吉木日合的儿子刚刚半岁，彝族乡亲说：“你工作在这一方，家却在遥远的另一方，真是不容易啊！”他觉得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肯定。
李伟东来自600多公里外的绵阳。这几年，他经常想怎么才能找到适合村里的新产业。他说：“脱贫攻坚到了收官之年，更要思考能为当地百姓留下些什么。”26岁的杨沁鑫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刚开始劝说村民改变卫生习惯时，大家对他很客气，但是依旧我行我素。为此，他每次进门就主动扫地、收拾屋子，村民们不好意思，就跟着干起来了。范靖是一名统计师，驻村期间帮助村干部学用电脑，还教会了他们记账。他说，驻村工作没有周末，也没有上下班的概念，这里就是自己的家。
让驻村扶贫工作队员高英杰最难忘的，是大伙吃饺子没有醋，彝族老乡知道后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就去乡里买。从此，他懂得了真情换真心、实干换信任。
第一书记曾远旭刚到任不久，我们去时他正在抓紧了解村里情况。他说，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上推动乡村振兴。
在走访中，我们感到驻村扶贫工作队下乡的几年，就是用真心真情“绣”牢民族同心的几年。一位彝族老阿妈说：“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就像自己的儿子，舍不得他们走。”村主任勒五子布说，现在村民杀猪杀鸡都要请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一起吃。总书记心系凉山，派来这么好的工作队，彝族人民感谢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60多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凉山彝区直接从奴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一步跨千年”。如今，新一代共产党人在大凉山中接续奋斗，前进的步伐更加坚定，新的目标更加远大。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火普村的日子一定会像盛开在彝绣上的索玛花那样火红鲜艳，凉山彝区的未来一定能够“绣”出更新更美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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