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年轻人+互联网+都市化”三重合力的产物,是某种反主流消费状态的呈现。随着闲鱼同城业务的崛起,它在代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的一句话是,他为世界精神服务殚精竭虑。
商业其实就是种为世界精神服务殚精竭虑的活动。这种活动中充满了荒诞和反讽。人们可能没有想到,懒惰这个昔日的“七宗罪”之一,居然成了当今生活常态。
工业时代经济模式尚有明确逻辑可循,它书写了效率、拼搏、向上等容易理解的元素。然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则是展现了一出人性复杂的反转戏。
很多时候,你完全不知道人的内心如何流变,在这种流变中又做出了何种选择。总而言之,复杂商业体现了人心的多变。
“代经济”恰恰是这样一种极其展现人性的新经济形态。所谓的“代经济”,有丰富多样的层次。它根源于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得益于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契合了人们的精神需求。
它是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也是反主流文化在服务零售领域突进的结果。
它服从于正常的市场需求,但也在不断跨越边界,需要被平台制服。
一、“代经济”三层次
任何一种经济形态的存在,都不是由任何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产物。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只要它能够促进生产力的高效发展,满足人们的基本诉求,它便会存在。
“代经济”其实就是这种产物。“代经济”往往有三个层次。
一是真实需求
代经济的本质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是社会分工细化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学的视角去看,社会分工的价值就在于,让擅长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使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你去看今年清明节前夕因疫情影响闲鱼上出现的代祭扫服务,其实就是这种真实需求。它的价值在于减少跨城流动,这样的“代经济”形态其实是可以鼓励其存在。它可以极大程度解决跨地域流动的问题,让服务和需求得到高效匹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闲鱼同城业务的崛起就符合了这个方向。比如随着流动性增加,许多常常出差的年轻人就有宠物“代喂养”需求。
二是懒人经济
懒人经济在这里是个中性词。懒人经济促进了整个社会从劳动到财富的有效交换。某种程度上,也是专业分工的延伸。比如,各类即时物流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大量基础建设后,城市消化富余劳动力的有效手段。
尤其是在本地生活之中,即时物流服务的高度发展发达让人们在“好逸恶劳”、“贪嗔痴颠”劣根性的战斗中便节节败退。
以饿了么外卖、达达跑腿为代表的本地服务,它们让生活变得更高效,满足了人们的惰性,也同样也解决了人们的日常基本需求。
换个角度看,从分享闲置物品到分享闲置服务,闲置经济概念正在扩大。从闲鱼上看,代跑腿、代拍等业务都在出现,代经济的边界正在拓宽。
三是无聊消费
比如游戏代练、代喝奶茶,这种消费心理来源于好奇、消遣等因素。尤其是在今天,“无聊经济”帮助消费者打发无聊时间,消费者乐得其成。在这种经济中,传播导向和受众导向成为了核心。
最典型的案例是闲鱼上出现的代唱歌、代练、代吃、代喝奶茶等业务。它的核心在于“猎奇”,往往是越奇葩越好,服务发布者总是提出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这种消费方式与其说是消费“代理”,不如说是在消费一种“体验”。
二、反主流消费模式
某种意义上说,“代经济”诞生于都市跃进的速度中,它正在呈现出某种反主流的消费状态。这是“年轻人+互联网+都市化”三重合力的产物。
人类学家项飙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附近的消失”。用项飙的话来说:
所谓“附近”,其实指的是以个人为圆心的周围实在的生活范围。好比过去住在一个社区,你自然会知道隔几个街道会有一个果蔬市场,转几个巷子会藏着哪个好吃的苍蝇馆子,大爷大妈们晚上会在哪儿跳广场舞。
在这种“附近”之中,人们往往有着相对较为亲密的人际关系。而在“万物皆可代”的时代,“附近”容易消失。
- 人们高度依赖支付、外卖等互联网产品,只需要在家中点点手机即可获得所有商品。消费者逐渐从线下消失,聚集到了线上。
- 都市飞速扩张以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时间被极度压缩了。人们对时间即为吝惜,宁可麻烦一个陌生人,也不会愿意让朋友来出力。
然而,“附近”消失之后,用项飙的话来说:
人们对周边世界是没有沉浸进去、形成一个叙述的愿望或能力。就整个社会发展趋势而言,是有一种“消灭附近”的整体趋势。
“附近的消失”导致都市中的个体愈加原子化。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解体或缺失,最终人们的心灵处于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的状态。
这也是后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西方社会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启了后现代社会。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人们成为了流水线上的原子,失去了更为亲密的日常生活。当然与此同时,也总会开启一系列脑洞极大的消费模式。
当时,美国50年代战后婴儿潮中诞生的娇生惯养一代逐渐成为了消费主力军,他们对父辈所珍视的一切产生了怀疑。他们虽然享受到了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却选择反抗父辈、教会、国家权威,开始摸索新的价值观。
反主流文化和反主流消费也因此诞生。
反主流文化有很多方面,包括自由大学、自由诊所、“食物共济”、地下出版物、“部族”家庭。
反主流消费则是展现出了极其张扬的个性。以服装业为例,当时的年轻人习惯于用一种颓废的穿着风格表现内心的放荡不羁,喇叭形的牛仔裤,低腰裙和T恤都是嬉皮士的日常装扮。
在国内,其实也呈现出了这种现象。在闲鱼上同样呈现出了大量反主流消费模式。在国内,主流大众消费平台是天猫、京东,这类平台往往会提供工业化、标准化的消费品,以此满足大众用户的需求。然而,在闲鱼上的消费往往是非标的、小众的。
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五块钱一分钟的陪聊服务、长得像AirPods的浴霸,乃至前文中所提到的游戏代练、代喝奶茶等一系列你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消费需求。
三、寻找代经济的边界
可以说,在青年反主流文化的推动下,正式的需求和非正式的需求犬牙交错,闲鱼上日益发达的“代经济”正在呈现出某种混沌的活力。用户需求的张力是明显的,但商业模式的边界却往往因为新潮而显得模糊。
“代经济”这个框架必然不可能无限延展。
真实需求下的“代经济”是核心主体,懒人经济下的“代经济”是必要发展,无聊消费则是“代经济”的有益补充。如果一味让无聊消费不断扩张,它造成的问题必然是模糊真实需求与无聊消费之间的边界,还会引起争议并导致管理混乱。
当然也不用为此太担忧。
如果说,天猫、京东为代表的巨型商业平台展现了正规化、工业化的产品体系。它们适应了当下的常规需求。
那么闲鱼则是更多呈现了社会自主性,它具备强烈的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代经济”在闲鱼上的混沌、蓬勃、灰度,其实恰恰是这种年轻人自主性的展现。
然而,这也恰恰是闲鱼真正的活力所在。
用项飙在《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中的话来说:
正规化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意味着重新界定哪些是应该扶植的,哪些是要淘汰的,哪些事情是要为另外一些事情服务的。这样的“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或者制度——是当管治的主要手段。
如果要寻找模式的边界,闲鱼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它在天猫、京东之外,是一个相对无边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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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新京报
图集
7月27日,站在山头俯瞰独龙江乡。记者赵亢摄影
7月27日,献九当村副主任肖龙站在村委会门前。记者赵亢摄影
7月23日清晨,一场大雨过后,高黎贡山云雾缭绕,横断峡谷的独龙江千曲百回。山坳村舍的女人们席地而坐织着约多(独龙毯)。84岁的丁秀珍已经许久不织约多了,2014年她搬进了山下崭新的安居房,旅游旺季的时候,丁秀珍到村里的农家乐和游客们拍照,一个月能挣3000元。丁秀珍所在的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是独龙族的唯一聚居地,一直是云南乃至全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数据统计,2010年时,6930多名独龙族人中,贫困人口3480人。2010年1月,独龙江乡开始实施安居温饱、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事业、素质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六大工程”。2014年,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全线贯通,结束了独龙江乡每年半年大雪封路的历史。2018年独龙江乡脱贫出列。
富裕路和富裕果
独龙族世代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直到独龙江公路贯通之前,每年11月到次年5月,暴雪封闭了高黎贡山海拔3672米的南磨王垭口。
到了封山期,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村民之间的通讯靠放炮,全乡与外界的联络仅依靠一部手摇电话。
彼时,全长65公里、开凿于1964年的人马驿道是独龙族人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生产生活物资靠人背马驮。“最后的马帮”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他们需要在每年6月份开山解封的季节,把粮食、盐巴、药品和生产资料抢运进山。
每年封山之前,独龙江乡6个村的干部带领本村二三百人,要步行3天到贡山县领取免费发放的化肥、粮种、洋芋、塑料薄膜等。
巴坡村村民迪世荣和弟弟迪要华当时是国营马帮的赶马工。迪世荣回忆,国营马帮有500多匹骡马,40多名赶马工,每年的运输任务不低于110万斤。
6月到10月是雨季,马帮几乎天天泡在雨中。迪要华记得,当时20岁的他用塑料薄膜蒙住头,打着手电筒冒雨赶路,天黑睡在路边的树下。
为了改变封闭、闭塞、贫穷的局面,一条耗资超过1亿元的公路最终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动工了。1999年9月9日,独龙江公路竣工通车。
2011年,独龙江公路改建工程开工。2015年11月,改建工程完工,独龙江乡彻底告别了每年有一半时间大雪封山不通公路的历史。这条改建后的公路被称为独龙族人的“富裕之路”,隧道贯通后,从独龙江乡到贡山县,开车只需要3个多小时。
迪世荣把位于人马驿道入口的老房子推倒,盖了新房,开了一间小卖部。清闲的日子里,妻子煮几盘毛豆,他和邻居们聚在一起聊天、喝酒。迪要华则在村里种草果,养蜂、养鸡,日子过得恬淡自在。
在孔当村的岔路口,竖着一个牌匾,上面写着“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背景图是人们在江边公路上堆满红彤彤的草果。
如果说公路的修通是打开了致富之路,那么种草果,则是独龙族人的致富经。
种草果之前,独龙江乡也尝试过种植其他作物,大多以失败告终。
考虑到草果在林下种植,药食两用,既不破坏森林资源,又能适应潮湿的气候,老县长高德荣决定开辟一片草果基地,试验草果种植。
但独龙江乡最初推广种草果时,并不顺利。
48岁的孔志强现在是草果大户,在他的记忆里,2010年前后,乡里开始推广种植草果。村民们背着背篓来领草果苗,回去半路就丢掉了,他们没意识到草果的经济价值。
2017年,每斤草果的价格涨到了10块钱,村里种草果的人成了第一批富起来的。看到经济效益后,其他村民也纷纷效仿。
现在,孔志强已经有41亩草果地,再加上种葛根、洋芋,一年的收入是5.5万元。
30岁的丁尚华是献九当村村民,是村里少有的愿意外出打工的人。2008年,18岁的丁尚华来到东莞打工。
打工的经历,让他脑子“活络”了起来,10年前,他返回独龙江乡,干起向村民们收购草果的生意。现在,他买了3辆车,一辆运草果,一辆拉客,另一辆是私家车。
丁尚华想着以后在昆明买一套房子,让自己的孩子在昆明读书,真正地走出大山。
乡里从没这么热闹过
2019年12月,独龙江旅游景区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乡里的旅游业也搞得越来越红火。
去年8月,丁尚华在献九当村村委会附近开办了一家农家乐,门口竖起了“原始部落”的牌子。他雇了3个纹面女、6个服务员和2个厨师,一天最低接待150个客人。
丁尚华的邻居肯秀全夫妇,也办了一家农家乐。
去年国庆期间游客爆满,乡政府限每天最多进300个。尽管如此,乡里的宾馆仍无法容纳,有的宾馆涨到了800元一晚,很多人只好搭帐篷露营。
肯秀全夫妇看到了商机。他们贷款55万元,承包了集体经济房,开了农家乐和客栈。最多的时候,每天接待七八十个客人。夫妻俩的农家乐被评为重点旅游示范项目,政府一次性补助了10万元。
驻巴坡村扶贫队长许讯东来自怒江州公路局,去年3月到独龙江,这一年多来,他一直在带动村民发展产业。
乡里野生的马蜂多,对蜜源的要求也不高,他带着村民养起了马蜂,他寻思等到10月份马蜂产了蜂蛹,游客涌进来,就能有收益。
还打算建几个观鸟台吸引拍鸟爱好者;养独龙鸡打造出一个品牌。
独龙江乡也吸引了不少影视剧组在这里取景拍摄。
导演姚庆涛在拍一部名为《春来怒江》的电影,讲述了下派到独龙江乡的第一书记,带领村民们实现乡村振兴的故事。
剧组在村委会架起机器,穿着彩色独龙族服装的村民,一早就成群结队地来到了片场客串群众演员。一位村民感叹,乡里从没这么热闹过。
从巫师到医生
51岁的黎强是一个黑壮的圆脸汉子。
黎强14岁时,父亲偏瘫。独龙族巫师南木萨来了一趟又一趟,终究无力回天。当黎强成为怒江州卫生学校临床医学的学生之后,才明白父亲死于脑溢血。
在黎强的小时记忆中,他所在的龙元村每年总有很多人死去。独龙江每个村都有巫师,却没有医生。
当时,独龙江乡基本没有医疗条件,各种疫病流行,人均寿命仅30多岁。
黎强刚参加工作,就负责整个乡的防疫。他沿着独龙江到最南端的中缅边境,翻山越岭,走猴子路、上藤桥、过溜索,走遍了村村寨寨,宣讲常见病预防和传染病防治法,每接种完一轮疫苗,需要三个月时间。
六年后,独龙江乡的预防接种率从0提升到98.5%。
在独龙江行医20多年的孟文新也有类似经历。2000年时,他所在的巴坡村卫生室还只是一间很小的木板房,急诊、治疗、存放药物全在里面,孟文新不得不在自己家接诊病人。
从医后,孟文新背着铁皮药箱、穿着军绿色的解放鞋穿梭在高山峡谷之中。有些路段只能步行,去家里看一个病人要花一天的时间。
找孟文新看病的村民生活贫苦,几块或几角的药钱都打个欠条。直到前几年,孟文新再没收到过欠条。他把累积的近万元发黄的欠条撕成碎片,丢进了垃圾桶。
如今,巴坡卫生室是一排刷着粉色油漆的平房,设有明亮宽敞的公卫室、药房、观察室、留观室等。卫生室有了一批新设备,随时能给村民们测量血压、心电图、血糖和血红蛋白等。
孟文新成了签约的家庭医生。他贷款5万元买了一辆面包车,专门接送病人。
再也没有逃学的孩子
2006年,独龙族女孩高琼仙考取中央民族大学,她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村民大多认为孩子“读到初中就够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
据统计,独龙族目前已经有3名博士生、2名硕士研究生、29名本科生。全乡适龄儿童入学率100%,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为0。
独龙族男孩肖龙2012年以贡山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
毕业后,他选择回到独龙江,担任献九当村副主任。
贡山县农业农村局要在独龙江乡开班培训养蜂技术,肖龙一户户动员村民参加,给学员们争取到了180个蜂箱。在他和村干部们的努力下,2019年献九当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322元,基本实现每个农户有1至2个增收脱贫产业的目标。
巴坡村的老校长木文忠至今还在讲台上教课。他经历过茅草屋盖的教室,如今在崭新的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教数学、科学。“再也没有逃学的孩子了,他们相互攀比谁更用功,有些孩子跟我说,一定要考到北京去长见识。”
公路修通后,涌来了各地的大学生到独龙江支教。云南大学的李思媛是其中之一。“2015年第一次来这里,小朋友们脏兮兮的,我成了全校9个年级孩子的理发师,监督他们洗漱、洗衣服、洗澡。”
村小经常停电,支教的大学生们用奖学金购置了4台发电机,自己制作珍珠奶茶、仙草芋圆,煮饺子和汤圆给孩子们吃。
李思媛刚来支教时,曾问孩子们梦想是什么。大多数孩子一脸茫然,也有人低声说,“想买一辆摩托车。”几年后,再问这个问题,她得到了上百种答案。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独龙江乡农民人均纯收入7637元,同比增长25%;累计脱贫退出613户2329人,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37.4%下降到目前的0.34%。
“整个怒江脱贫的变化是看贡山,整个贡山的脱贫看独龙江。”贡山县分管扶贫工作的副县长和晓宝说。
独龙江乡乡长孔玉才说,如今全乡完成草果种植66086.5亩、葛根种植734.45亩、黄精种植696亩、蔬菜种植90亩、羊肚菌种植473亩、重楼种植1718.6亩,实现产业发展全覆盖,逐渐形成了特有独龙江地理标志性的品牌。“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独龙江乡达到摆脱贫困全面小康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比如,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滞后……”
如今,孔玉才最头疼的仍然是路的问题。“每年雨季都有塌方,进入11月后,虽然结束了大雪封山的历史,但还存在遇到暴雪灾害,封一个星期左右的情况。”
独龙江公路给独龙族人带来了财富,如今却成为他们进一步发展的掣肘。路况不便,发展旅游产业就受到制约。孔玉才设想过,经由邻镇丙中洛另开一条新公路,游客从原来的公路进入,从新公路返程,就不会受困。
在孔玉才的设想里,不管以后独龙江怎么发展,都要重点保护生态环境和独龙族的文化,“这片净土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记者 王昱倩 实习生 杜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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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台北10月22日电 题:交流·交心·交棒——内蒙古非遗团队走进台湾
新华社记者 许雪毅、赵博
当神奇的呼麦和古老的长调响起,台湾观众赞叹,“好像看到了辽阔大草原”;当台湾少数民族同胞一次次与内蒙古非遗团队成员手牵手欢快起舞,现场氛围令人感动……
21日,“草原文化走亲”最后一场活动在台湾花莲县光复乡举行,为“守望精神家园——第六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暨“美丽中华行”大型公益交流活动画下圆满句点。这是内蒙古草原文化首度以大规模、立体化样态展现在台湾民众面前。
交流:内蒙古非遗技艺惊艳宝岛
作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演出12日亮相高雄佛光山。长调民歌、呼麦、马头琴、搏克(摔跤)、安代舞等精彩演出让台湾观众大饱眼福。
“反响非常热烈。”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档案资料技术科科长董小健说,“一些台湾观众看完首场演出,17日又追到高雄凤山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观看第二场。”
“无论长调、呼麦还是马头琴演奏,都凝结了一代代人的智慧与感情。”展演总顾问、大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说,“祖先的记忆唤起了血液里的民族文化基因,我们要把这份深沉与美好分享给台湾同胞。”
演奏了29年马头琴的斯琴巴图带来了《万马奔腾》等传统曲目。“希望让台湾同胞感受到蒙古族音乐原生态的韵律。”他说。
此次交流活动由中华文化联谊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台湾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主办。
同期进行的还有“草原记忆——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展”。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蒙古包、勒勒车吸引众多游人拍照留念。富有民族特色的蒙古族服饰与头饰、金银器、刺绣、珠绣、草编、剪纸和蒙古文书法让观众赞叹不已。据介绍,特展将持续至11月3日。
“为了让台湾观众领略原汁原味的草原文化,我们9月初开始把毡子、哈那、乌尼杆等蒙古包搭建要件海运过来。”董小健说,之后又运来了蒙古包里的被子、餐桌、茶壶、奶豆腐、果条、奶茶、甚至当地牛粪。“看到台湾民众把蒙古包围得水泄不通,觉得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交心:“草原文化走亲”拉近彼此距离
在“草原文化走亲”环节,内蒙古非遗团队深入高雄市小林社区参与一年一度的“小林平埔夜祭”,来到台东县延平乡与布农部落举行工艺与乐舞交流及篝火晚会,进入台东县池上乡举行街头快闪活动,到花莲县光复乡与阿美部落举行两岸乐舞交流……
“蒙古族热情好客,台湾少数民族也是如此,感觉特别亲切。”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队长阿荣高娃说,在台东县延平乡,布农部落同胞端着碗给来宾敬酒,这和蒙古族传统很相似,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我们对布农部落的八部合音很感兴趣,他们也对我们的呼麦、马头琴演奏感到震撼。”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主持人道力根说,两岸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这种文化艺术上的相互吸引让大家很快打成一片。
布农部落的克纬8月刚去过内蒙古。他说,内蒙古与台湾的传统技艺,草原风情与高山风情,都饱含人和人的深情以及人对土地的赞叹,“情感的共鸣把我们更好联结在一起”。
“‘文化走亲’是此次活动一大亮点。”台湾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理事长陈春霖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生活、生长于民间,大陆非遗传承人走进大山、聚落、社区,与台湾少数民族同胞面对面交流切磋,有助于两岸蓄积文化力量,增进了解和感情。
交棒:把传统文化瑰宝一代代传下去
交流活动中出现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生于1991年的艾吉玛来自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是希温乌娜吉(鄂温克语,意为“太阳姑娘”)项目的旗县级传承人。“传统的东西需要年轻人去学习和传承。”她说,通过姥姥讲解、妈妈示范,自己慢慢喜欢上这项传统缝制技艺,“下一代不应只在博物馆里看到非遗,而要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在高雄市小林社区,内蒙古非遗团队了解到小林部落走出2009年台风灾变,持续进行生活与文化复建的努力。夜祭活动上演唱的古谣,就是部落年轻人查阅文献资料并向老人请教,慢慢恢复的。“听说在城里工作的年轻人都回来了,这份努力令人感动。”道力根感慨地说。
花莲县阿美部落的吴依臻是21日“走亲”活动主持人。她说,由于环境变迁,台湾很多少数民族文化面临被送进“加护病房”的困境。自己和家人从16年前就开始从事文化交流推广,常常到大陆去,感受到大陆对非遗技艺的重视和对传承人的照顾,“值得台湾学习”。
田青则认为,10多年来,大陆建立起完整的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台湾的云门舞集等文艺团体也很好传承与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两岸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让我们携手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一代代传下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