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台按照餐厅装修风格，外观设计为玫瑰金色，不锈钢柜体厚实有质感。
调料区方盘、料盅底部均为风冷无霜循环，适合存放水果和湿料。
旁边加热区隔热板隔开，内部电磁炉保温。大理石台面可按需放置果汁鼎、干碟蘸料、碗碟餐具。
下方定制有高温臭氧消毒柜和大容量储物柜。
小料台倒角设计，不会产生碰伤、刮伤等安全隐患。
者：刘孝存（作家、文化学者，曾任北京市地方志学会秘书长）
据文献记载，曹雪芹家在北京通州张家湾曾有田地和当铺。1992年，曹雪芹墓葬石刻也正是在张家湾出土。在近年正式开园的张家湾公园内，设有一处“曹石印记”景点，大量的景墙、漏窗通过诗词和镂雕娓娓道来文学巨匠曹雪芹与张家湾以及大运河的故事。张家湾，这座运河边的古镇，因与曹雪芹的这段奇妙缘分，而汇入了经久不息的“京华历史文脉”。
北京通州张家湾曹雪芹塑像资料图片
一
寻访张家湾和曹雪芹家老铺，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夙愿。
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新传》中说，曹雪芹的父亲曹頫“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继任江宁织造”。有关文献显示——当年七月，曹頫在《覆奏家务家产折》中说：“所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
曹家祖上原属正白旗旗主多尔衮的家奴，籍属满洲正白旗，其京中住房当在北京内城左翼——北起东直门内之南，南至朝阳门内之北；西起皇城根，东至东直门、朝阳门一线的城内。但曹家的“住所”具体在正白旗驻防地的哪条胡同，却因泛指而难以寻觅了。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的鲜鱼口，与著名的商业街大栅栏隔街相望。它形成于明代，叫“鲜鱼巷”——以附近商贩从前门外护城的“泄水河”（后称“三里河”）内打鱼，拿到巷里叫卖而得名。清代中后期，三里河的河水干涸，鲜鱼口发展成店铺相接的商业街。但“鲜鱼口空房”，也因没有具体门牌或所属巷子而难以找寻。通州的张家湾呢？那所谓“典地”，即押给其他人家使用的土地，用以换取钱银；议定年限，不付利息，到时还款，可收回原地，也称“典押”。属于京城内务府正白旗的曹家，在张家湾所开的“当铺”，应该与京城当铺的建筑格局类似。
周良先生在《张家湾古运河上的三码头》一文中说：“元时，大运河北端码头设在通州之南高丽庄东运河西岸，因万户张谨督海运至此再行陆运至京师而名张家湾，郭守敬主开通惠河亦于此入白河（北运河）……永乐帝诏建北京以备迁都，其自江南采运之大批木材均运至张家湾储存……中码头张家湾甚大，‘凡四方之贡献与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于此，则市马僦车以达都下，故其地水陆之会而百货之所聚也’。”这是说，“张家湾”之名号，出于元代，并渐成聚落。明永乐年间，因营建北京，水运的粮食、建材物资及南北货商、官宦、船夫水手等，云集张家湾，使张家湾日益繁华。其后又因防范倭寇沿运河侵扰，修建张家湾城墙。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潞河水马驿归并张家湾，沿运河往来京城的商旅、官员、赶考的学子等均经张家湾，或留宿，或换乘车马。当年，张家湾城内商舍多达30余家，有当铺3家，其中一家便是曹家所开。
北京通州张家湾公园资料图片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有隐说“张家湾”之语：“一日，黛玉梳洗完了，只见香菱笑吟吟的送了书来……”香菱和黛玉论说着诗句，香菱说：“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其中的“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及“岸上又没有人”等，指的显然不是京城东便门大通桥附近，而更像是通州“张家湾”。
2021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在女儿的陪伴下搭顺路车到通州北关，又从手机上叫了“滴滴快车”。车东去南下又西行，在一个布满平房小院的老镇子里停了下来；只见右手路边一个大院落，门旁挂的牌子是“张家湾村委会”。我走进院子，几位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大妈笑脸相迎，原来村委会正在此召开选举会。我说起《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问起当年曹家的当铺。大妈告诉我，沿街向前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向右拐，有大石桥，据说那里有曹家当铺。大妈又说，走完大石桥，你们再回到现在的这条路，然后一直向前走，那边有曹雪芹的塑像和墓碑。
拐进横向的街，向一位老先生问路，老先生指了指前方，说过了那桥，出了城门，左侧有两棵大树，两树之间有当年曹家的当铺。
街尽头，从一道铁栅栏口走下石阶，就到了石桥边。
桥下是深绿色的水，弯曲的两岸荒草丛生，呈现原生态的迹象。在桥石栏的起始处，有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之一的性好水神兽“八夏”（“八”和“夏”，均加“虫”字旁）。它或建在桥下——传说水位涨到其腹下，可将水吸入，可镇水保桥；或为坛台伸出的排水“龙首”——积水从其口中喷出，使其有了“喷水兽”之名。除此之外，其他龙子为：好声的“蒲牢”，卧于钟钮之上（也有说，好音的“囚牛”，刻在琴头上）；好望，坐落在中式房屋屋脊两端的，叫“鸱吻”；好负重，驮石碑的是“赑屃”；好吃，配在食器鼎两耳旁的，为“饕餮”；好讼事，旧时常见于监狱大门上的为“狴犴”；喜烟火，常见于香炉上的是“狻猊”；好杀伐，镶嵌在刀剑吞口或剑鞘上的“睚眦”；龙的小儿，常见于宅院大门门环上的叫“椒图”。
北京通州通运桥及张家湾镇城墙遗迹资料图片
在唐代以前，民间河桥多用木材建造，其上配以朱红梁栏；宋以后，河桥多易木以石，结构多为拱式环洞。眼前这座三孔联拱桥的桥体，是由一块块巨石铺就的；不过它已经没有当年的平整形貌，而是凸凹不平，有的呈现着深深的车辙印迹——这显然是数百年时空内重载货车的留痕。石桥的那一端挺立着一段城墙，正对着石桥的是高大的城门洞。这段城墙和门洞，带着复建的气息；古桥上的石栏和石狮，看上去也感觉是近些年补建补修的。但这些，都遮掩不住巨石铺就的桥身那苍然古意。
城墙上有一块由北京市文物局制的中英文说明牌，标名“通运桥及张家湾镇城墙遗迹”——运通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位于大运河北端水路要津张家湾城南门外码头。因横跨辽萧太后运粮河上，俗称“萧太后桥”。石桥南北向，三孔联拱，中券较高，内嵌碑记一块。石板桥内外浮雕莲叶形宝瓶图案，别致罕见。桥北为张家湾镇城墙遗迹。镇建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四面设门，现古城尚存南面城墙遗迹……1995年公布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明神宗以“万历”为年号的48年期间，即公元1573年至1620年。以此计算，这运通桥至今起码已建造了400年。
二
张家湾是与“萧太后运粮河”联系在一起的。据《辽史》记载，萧太后，名燕燕，汉名“萧绰”，原为辽穆宗侍中（侍从皇帝左右）萧思温之女。穆宗遇刺身亡，萧思温与南院枢密使高勋等拥立耶律贤为帝（辽景宗）。耶律贤即位，进封萧思温为北院枢密史兼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萧燕燕以贵妃入宫；数月后，萧燕燕被册立为皇后。耶律贤患风疾，常不上朝，政事多由萧皇后主持议决。耶律贤病故，其子年仅12岁的耶律隆绪继位（辽圣宗）；萧燕燕在耶律斜轸、韩德让协助下，以太后身份奉遗诏摄政。
当年宋、辽在白沟河、大清河一线为界对峙。民间流传甚广的杨家将——杨六郎杨延昭，曾任地接辽境的军事重镇高阳关（河北高阳东）副都部署（当地戍边军队副总指挥）。
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辽将南京（又名燕京）幽都府，改为南京析津府（西部为宛平县、东部为析津县）并增驻军丁。为从辽东京辽阳府（辽宁辽阳）运送物资到南京，需将货物海运到北塘海口（天津宁河境内），然后将船转入白龙港河，再在七里海（宝坻境内）逆流进入潞水（当年，其上游为白屿河），到达潞县南的码头（即后来的张家湾），与通向辽南京的运河——萧太后运粮河相汇。如果以辽圣宗的开泰元年（公元1012年）计，运粮河的始建期距今有1000余年了。
以萧太后为名的运粮河，起于辽南京（燕京）东门——迎春门（当今的广安门一带）；它逶迤东去，如今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萧太后却以“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完善科举，吸收大批汉儒，减赋税、劝农桑，及力主辽圣宗与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使辽、宋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大规模战事而青史留名。
南京（燕京）是辽国的五京之一；除前面提及的东京辽阳府，其他三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西京大同府（云州）。
现如今，辽南京城坊巷图和郊野村社河湖图已难见；但北京西便门西南，依然矗立着始建于辽代的天宁寺塔——它高57.8米，为砖筑实心密檐式八角塔。当年的辽西京大同府，如今的山西大同，有始建于辽代且规模宏大的华严寺；在其薄伽教藏殿，完整地保存着我国古代泥塑珍品——三十一躯辽代塑像。山西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它高67米，是我国现存最大和最高的木结构楼阁式佛塔。木塔内，陆续发现了辽代燕京（今北京）雕印的“丹藏”（以契丹文刻印的大藏经）佛经刻本。它填补了我国古代北方地区雕版印刷史的空白，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和历史的珍贵资料。从燕京（辽南京）到大同府（辽西京），从永定河到桑干河，我们可以透视到一条沟通久远的文化带。
参照明、清北京城街巷胡同图寻找遗迹，当年的萧太后运粮河河道在宣南的半步桥东，留迹大川淀胡同、小川淀胡同、平渊里；又有说它临近牛街的七井胡同、南横街北侧。它从后来建成的明山川坛（先农坛）之北流过，穿越后来被称为正阳门大街（其上有桥名天桥）的街路，然后在明代建的天坛北墙之北、金鱼池之南流到天坛的东北角外，向东南行，再拐向西南，穿过后来才有的左安门之西的护城河，流向东南的十里河。参照手头的2014年北京交通旅游图寻迹，运粮河向东南去，流过老君堂，转向其东北的西直河，流向东北的水牛坊、小鲁店、大鲁店，再入偏向东北的朱家垡（又称胡家垡，“垡”又有“筏”之说），再经田府、大高力庄，流入张家湾。
这一天，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被许多人忘却了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全长约30公里的“萧太后运粮河”啊！
三
走过城门洞，眼见左手边的荒草丛中有两棵相距十余米的高大古树。不过出洞门所见更醒目的，是一座铁栏围起的石碑——便以为那是为曹家当年当铺所立。走近发现铁栏上有石碑说明，上写：“敕建通运桥福德庙碑”。此处原有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福德寺，供奉“三官”（天、地、水三官）。此碑为艾青叶石制……纵刻楷书铭文19行。内文有“京师之路，西则卢沟，东则潞湾，为水陆绾毂”之句。潞湾为明时张家湾的别称，将潞湾（张家湾）与卢沟河（桥）相提并论，非比寻常。说明牌上说，1958年，张家湾粮库扩建，拆除福德庙。关于曹家当铺的事情，只字未提，我们也就只能面对那两棵古树凭空想象了。
回到十字路口，按原路向前（此时已分不清东南西北）一直走下去。只见街路两侧断断续续有卖清真食品的摊位——其中有标志性的“纯绿豆饹炸饸”；此外还有排叉、糖卷果、白年糕、切糕、了花（蓼花）、麻花、糖火烧、江米条、硬面饽饽等等。脚步慢了些，但寻曹雪芹塑像和墓碑的心更切。我们一直走到纵向街尽头，面对的是一条横向路；再问路，说是向右拐再向前走，过一条马路就是。靠近马路，还没过去就见对面的园子里有一尊巍然的曹雪芹坐像；走近仰望，身穿大褂的曹雪芹似凝神思索，其右手横执一支毛笔，左手扶在身前的腿上。坐像下的高台，从左向右写着“曹雪芹先生像”六个金色的字。雪芹先生的身后是泛染鹅黄淡绿的高挺树枝，其下露出汉白玉的石栏。
我们又回到街中清真寺那边去找曹家当铺。文献中记载，老北京城内的当铺，有高台阶及木栅栏大门，其上挂字号匾额，左方竖既高又大的幌子。二门内的店堂，多为瓦房五间，内设高柜台。其后院，又分为金银、珠宝、钟表、铜器、皮货、木器、杂项等库房；各库房均有大木栓、大铁锁……但我们在清真寺附近却寻不见这样的建筑。清真寺绿漆大门紧闭，上贴“疫情防控期间入寺须知”的告示，说明进寺者需要事先预约等等。沿着寺墙外绕行，可见绿琉璃的亭式建筑和殿堂的大屋顶；巷子里是民居的平房院落，没有丝毫当铺的痕迹。无奈折返，到张家湾博物馆去瞻仰曹雪芹墓碑。
张家湾博物馆建在楼房林立的“太玉园”居民小区中。
走进太玉园，比较宽敞的街道两侧树立着连成排的木制框架外罩玻璃的宣传牌，每块牌的右下角都标注“张家湾”三个字的图案；图案下标注“张湾村党支部村委会宣”。忽然想起来时那街的清真寺上，也有“张湾”二字。跟自小在通州长大的作家朋友求教，才知这“张家湾”和“张湾”是一个地方的两种称谓。张家湾村是张家湾镇（或张湾镇）所属的一个村，其他属村还有土桥村、牌楼营、烧酒巷村、大高力庄、皇木厂村、砖厂村等。当年的张家湾，指的应该是船运码头一带的河；其后，河道两侧形成了村落，也就是张家湾村，再其后又发展成张家湾镇。星移斗转，村镇变迁，河渠也会改道，或干涸或流淌起它河之水。通州的朋友说，不仅野河是弯弯曲曲的，就是运河也并非直线；河渠多的地方，人们常常很难辨别方向。
宣传牌上，有张家湾的文化、历史沿革、图片，还有曹雪芹的画像及关于《红楼梦》的情境绘画等。一幅“上世纪30年代通州运河渡口行人过摆渡”的照片，可见弯曲的河道和岸上高大茂密的树木，还有横在河中的摆渡船。一张“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张家湾通运桥”的照片，可见桥一端的城楼和城楼侧后的成片平房，看样子是从城外向城里照的——这桥和张家湾河明显在城楼之外。一张下注“张家湾地区古遗址”的“京杭大运河”图上，可见我们已经看到的三孔古桥，还有城墙和城楼围绕着的古镇及古镇里的院落。只是，图中的城墙和城楼是由张家湾河在外围绕着的，而古桥是出了城门以后架在城外的河上的。再问询通州朋友才知，我们从张湾镇（张家湾村委会所在地）来到河边，走过古桥，再走过城门洞，那长着两棵大树和荒草的地方及远近的空旷处，应该就是当年的老张家湾村。恍然有悟，油然生出几分“沧海桑田”的感慨。
一张“清代张家湾运河及码头全图”，可以让我们领略当年张家湾的地理位置：张家湾村的西侧，有萧太后河；其西南是台湖，台湖东南有凉水河。张家湾村西北，有梨园镇，梨园之北有水从八里桥向东流至通州通惠河。当年，张家湾村之东南和东北是北运河的一系列码头，其中包括张家湾码头；这一连串码头是古北运河和古港沟河的船泊地。这些码头的东北有潞城，潞城东北有运潮减河和潮白河。可以说，当年的张家湾，与通惠河、萧太后运粮河、凉水河、北运河、港沟河和潮白河相通，当属水运繁忙的河津要地。怪不得当年往来于北京和江宁的曹家（或许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会在张家湾置地产、开当铺。
期盼着的曹雪芹墓碑照片，出现在宣传牌上了。但照片上的字迹模糊，若非已经知道墓碑上的字为“曹公讳霑”，我可能认不出来。即便是这样，我也只依稀辨出了一个模糊的“霑”字。
在宣传牌的《曹石出土》中说：“在‘学大寨’的号召下，1968年秋，张家湾大队平整土地会战开始，并安排第四生产队平整曹家坟及附近耕地。一日下午，几名社员于一米深处，发现一块放着的条石，都很奇怪。指导员让人将石抬上地面，去了土；见正中现出‘曹公讳霑墓’五个大字，左下角刻‘壬午’2个小字，便告诉大家：这石是曹雪芹墓碑……”后来“在石旁挖出一具男性朽骨……便将碎骨随土装入小车簸箕，推到萧太后河边倒弃。当晚收工，指导员唤来堂兄将曹石抬上小车，推回自家，冲刷干净，依次用八开办公纸于5大字2小字上，用铅笔在纸上划涂，得到6张拓片，至今在家珍藏。次年春盖房将曹石用作后檐台基。”从这段文字来看，曹家墓地临近萧太后运粮河。在民间，知道《红楼梦》和曹雪芹的，并不稀少；但知道《红楼梦》的作者“名霑”，号“雪芹”的人，应该不多。不过在张家湾——曹家当铺和曹家祖坟所在地，有村民知道“曹霑”，应该不算非常稀奇。争议和疑问自然是有的，但无论如何，保留曹雪芹墓碑，对“红学”和“曹学”研究都是一种功德。
一个宣传牌上，以《张家湾文化——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灼见》为题，撰文说：“对于张家湾出土曹雪芹墓碑，在众说纷纭之际，1992年8月26日上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和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金石专家傅大卣先生来考察曹石……均借助放大镜认真仔细观察，不仅看正面，而且看反面、侧面于字迹及其字口处察看尤为耐心细致。傅老先生言，‘碑是真的，没问题’‘正是有划痕，才更清楚地看出字口是旧的’‘至于合不合碑刻的规矩，不是问题，说明这碑不是名人给立的’‘石刻是真是假，不在于它的大小好坏’。史老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研究石刻，不要绝对化’‘这是埋葬时临时找块石头，急就而成，草草埋葬’‘这是一个墓志类的葬石，或者叫葬志，此类葬志历史上存在不少’。老先生深感曹石发现的重要性，情不自禁命笔挥毫赋有四首绝句，其一云：‘石头显世见芹溪，字字斑斓望欲迷。读罢懋斋怀旧句，河干葬志不容疑。’……9月24日、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名红学家刘世德、石昌渝、邓绍基、陈毓罴、王利器等老先生，先后来看曹石，俱认为曹石是珍贵文物，是红学界一件大事。”
走过宣传牌不久，向右转，路的尽头就是2018年9月6日开馆的张家湾博物馆。远望就发现门前无人出入，走到近前只见大门紧闭，上贴因疫情闭馆的通知。
张家湾，这水这桥这城墙这古树和曹雪芹先生像及“曹公讳霑墓碑”，融会于萧太后运粮河、北运河、通惠河及“运河滩文学”的北京历史文化浪花中，汇入了经久不息的“京华历史文脉”。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24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很多人印象中，鼎是高端的代名词。作为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早在公元前21世纪，它就出现在远古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历经1500余年的发展，鼎的地位愈发重要，相传大禹曾征敛青铜，铸造九鼎以代表九州。此后，鼎就成了王权象征，代表着至高无上与说一不二。
有关鼎的成语也有很多，如一言九鼎、问鼎中原、大名鼎鼎、春秋鼎盛……无一不体现出鼎的显赫、尊贵与至高无上。还有鼎立三分、钟鸣鼎食、四海鼎沸、鼎成龙升、革旧鼎新、拔山举鼎等成语，也十分有气势。
那么，鼎在古代到底有什么作用，才让古人这么重视它？
炊器：简单实用
别看鼎现在十分尊贵，但在诞生之初，它还是很接地气的。
考古研究表明，人类发明火、制造烹饪工具并食用熟食的时间远早于汉字的产生。因此，作为文化载体的汉字，在一开始就对人类的饮食文化有所反映。下图为“鼎”的象形文字，它看上去像是一口拥有支架的“锅”。
鼎的早期古文字字形。来源/朱英贵《三足鼎立，人声鼎沸——释“鼎”》
蜀汉学者谯周《古史考》曰：“神农时，人方食谷，加米于烧石之上而食之。及黄帝时，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经过长期实践，远古先民学会了烧制陶釜，用来烹煮食物，这正是鼎的初始形态。为了更加方便，人们用“鼎足”把陶釜顶起来，这或许正是鼎、顶同音的原因。
总之，鼎在诞生之初，就是用来烹煮食物的一种圆形炊具。许慎《说文解字》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又曰：“易卦：巽木于下者为鼎，象析木以炊也。”在《易经》中，鼎卦的卦象就是上离（火）下巽（风），意思是把木头劈开放在陶鼎下面，再以风力助燃来加热食物。所以，汉字“鼎”中的“目”才是鼎的象形，指盛放食物的容器；下方的“爿”（音同“盘”，即劈成片的竹木）和“片”则是指被劈开的木头。
从出土文物看，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为圆腹三足，没有两耳。陶鼎由陶釜发展而来，形状自然还是圆形，这样更有利于食物的烹煮。作为常见的家用炊器，陶鼎一般都比较小，体重很轻，易于端取；加之陶鼎在加热时，外部不会很烫，不需要另加鼎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开始用青铜铸鼎，铜鼎重量较高，且导热性良好，所以要加上鼎耳以便于移动。
有关鼎的一些成语，直接源于其本义——炊器。最直观的莫过于“三足鼎立”，即三根鼎足使圆形陶鼎受力均匀，使鼎身更加稳定。故成语“三足鼎立”或“鼎足而立”就形容三方势力互相对立、鼎峙的平衡状态。
东汉末年，刘备寄寓荆州，遇到了诸葛亮。后者在“隆重对”中提出了“联吴抗曹”的战略规划，指出：“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天下大势的发展的确如诸葛亮所料：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孙权据守江东，得到喘息之机的刘备也相继得到了大半荆州和益州。自此天下三分，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格局。
鼎的外部是三足，内部则是沸腾、翻滚的汤水，这就像一群人聚在一起，吵吵嚷嚷，停不下来，于是就有了“人声鼎沸”的比喻。再把范围扩大到整个天下：乱世之下，各路军阀你争我抢，乱成一锅粥，就是“天下鼎沸”或“四海鼎沸”，用来形容局势动荡，天下大乱。如东汉末年，“义兵鼎沸，在于董卓”；唐代中期，“及安禄山之乱，华夏鼎沸”。
再从功能上看，鼎是用来烹煮食物的炊具，故有“牛鼎烹鸡”，形容大材小用。有时，被烹的对象还可能是活生生的人。古代有一种残酷刑罚，名为“烹刑”。刘邦的谋士郦食其，就曾被齐王田广烹杀。成语“刀锯鼎镬”就是指四种刑具，后借指酷刑。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被捕后，曾作《正气歌》云：“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文天祥宁死不屈，主动要求被处以烹刑，其高尚的爱国情操，得到后人的一致称颂。
晋侯温鼎，温食器。温鼎是一件可以在托盘中加木炭保温的饪食器。来源/山西博物院
青铜时代的鼎，常被用来调味，即《说文》中提到的“和五味”。著名贤臣伊尹，就擅长用鼎烹调食物。据《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伊尹把治理国家比作调味，让“调鼎”有了治理国家的意思。另外，由于伊尹带着鼎来相见商汤并成功得到重用，故成语“负鼎之愿”后来就形容臣子有承担辅佐君王这一重任的愿望，即“提携玉龙为君死”之意。
商王武丁在位时，立傅说为相，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就像在鼎中做羹汤，需要往其中加入盐和梅，使羹汤具有咸味和酸味。而贤相傅说，就是武丁做汤时的“调料”。身为朝堂顶梁柱的宰相、三公在处理朝政时，也相当于在鼎中调味。唐文宗在任命裴度为相时，也说“果闻勿药之喜，更俟调鼎之功”。因此，宰辅或其他朝堂重臣也被称为“鼎臣”“鼎位”或“鼎辅”。成语“调和鼎鼐”即指处理国家大事。
鼎烹煮食物这一过程，是正在进行时的状态，所以“鼎”还能解释为正当、正在。如成语“春秋鼎盛”，就形容人的年龄正处在强壮、旺盛之际，可谓“当打之年”。同样是这个过程，食物由生变熟，意味着新旧事物的交替，故“鼎新”还有革新、更新之意，相关成语有鼎新革故、革旧鼎新等。
当然，鼎新还能指代王朝兴替、政权更迭，这就涉及鼎的另外两层身份了。
礼器：神圣色彩
炊器是鼎的“本来面目”，而它的第二层身份，正是礼器，即夏商周时期用来祭祀的重要器物之一。这正是鼎逐渐“高端”起来的主要原因。只是，鼎并非古人使用的唯一器具，为何它就能击败一众“竞争者”呢？
民以食为天。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远古时代，吃是一件头等大事，与吃相关的饮食文化也在无时无刻影响着人们。古人在祭祀祖先和神灵时，会想着把好东西进献给他们；所谓的“好东西”，自然就是食物。鼎的多功能与实用性，让它成为人们最常用的一件食器，所以在祭祀时，鼎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盛放食物的容器。
青铜时代（夏商周）后，鼎的作用与地位愈发突出。彼时，“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伴随着国家建立，社会上层宣扬“君权神授”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神灵与巫术的色彩也愈发浓厚。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器是古代贵族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难免被统治者神圣化；在国之大事作为主要祭祀礼器的鼎，极其重要与宝贵，是以它不可避免地被赋予尊贵、显赫与神圣的色彩，进而被视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
鼎的材质与形状也因为其身份的转变而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鼎由陶土烧制而成，成本低廉，实用性却很强；之后，铜鼎更为常见，除三足圆鼎外，还出现了四足方鼎。与圆鼎相比，方鼎的祭祀功能更加突出，形状也愈发高大。这是因为，用来祭祀的“牺牲”一般都是整只，没有被肢解，这对鼎容量的要求就会更高。此外，古人为了表达对祖先和神灵高大形象的尊敬，也需要更大尺寸的鼎。
这样一来，“鼎”就有了盛大、显赫的含义，如大名鼎鼎。成语“函牛之鼎”原指能容纳一头牛的鼎，后引申为气势宏大。鼎的尺寸变大后，重量也随之增加，成语“一言九鼎”与“言重九鼎”就比喻说话极有分量；鼎之重，举起须用全力，故“鼎立相助”就引申为他人对自己的大力支持。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嬴荡与孟说比赛举鼎，结果一时脱力，让大鼎砸断胫骨，随即气绝身亡。而成语“举鼎絶膑”就是指举鼎不成而折断胫骨；后用来形容人的能力不足，无法承担重任。可见，鼎的分量的确不轻，非一般人所能抗。“力能扛鼎”者，必付出全部力量，交出的作品，自然就是“扛鼎之作”。
举鼎而死的秦武王。来源/电视剧《大秦帝国》截图
项羽年轻时，力大无穷，有“拔山举鼎”之力。凭借这一优势，他在秦末起义军中脱颖而出，击败各路强敌，成了名震天下的西楚霸王。尽管项羽最终败于刘邦，但他的英雄豪迈仍得到了后人认可。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时，就把项羽列入了帝王本纪当中。
言归正传。虽然夏商周时期被称为“青铜时代”，但由于青铜开采难度高、产量稀少，导致它仍是一种极其珍惜的材料，一般人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铸造青铜器。在此情形之下，铜鼎逐渐成为贵族生活的象征。贵族用铜鼎烹煮、盛放食物，还用铜编钟来听音乐，场面极其豪华，这就是成语“钟鸣鼎食”“鸣钟列鼎”的由来。与之相反的则是“桑杯石鼎”，即木碗瓦锅，形容生活简朴。
列鼎而食、列钟而乐是贵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故鼎和钟也被用来明确森严的等级制度。既然贵族也分三六九等，那他们使用的鼎、钟就要在规格上有所区分。考古研究表明，周代贵族会常用一组形制相似、纹饰相近但大小不同的列鼎来随葬。因此，墓葬中鼎的数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高低。
具体该怎么判断呢？汉代学者何休注《公羊传·桓公二年》曰：“祭祀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一般认为，天子用九鼎，九鼎中分别盛放牛、羊、豕、鱼、脂、肠胃、肪、鲜鱼、鲜腊。而这，或许正是九鼎成为王权象征的重要原因。但也有人指出，天子的规格为十二鼎，见《周礼·膳夫》曰：“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对此，东汉经学大家郑玄解释说：“牢鼎九，陪鼎三。”
蟠螭纹盖鼎，出土于林州。来源/林州博物馆藏
被祭祀的牲畜在大型镬鼎中煮熟后，要移入到牢鼎中，这一步骤称之为“升”，故牢鼎又称为“正鼎”或“升鼎”，其中装有肉羹。陪鼎又称“羞鼎”，装有带佐料的菜肴，是正菜之外的加菜。按照惯例：太牢九鼎、七鼎，配羞鼎三；升鼎少牢五鼎，配羞鼎二；升鼎少牢三鼎或一鼎，配羞鼎一。一般来说，“三牲五鼎”已经是颇高规格，所以它也被用来形容食物丰盛。
鼎的使用方式。来源/曾曦《法象明器占施知来——先秦鼎文化考论》
鼎被广泛用于祭祀后，就变得愈发神圣；后来，商周统治者为强化自身统治，还继续在鼎上大做文章，让它成为一种教化的载体。据《礼记·祭统》记载：“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铭者，论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
想当初，大禹在九鼎上刻有九州各地山川、异物图形，列于宫殿之外供人参观，也是希望能达到教化百姓、沟通神灵的目的。从出土的青铜鼎来看，鼎身上还刻有很多的铭文与纹饰，尽管一些纹饰如饕餮纹等至今未能被破解，但其代表的神异，足以体现出威慑世人、教化万民与沟通神灵的含义。至此，鼎已神圣而不可侵犯，有了象征王权的资格。
国器：王权象征
鼎成为国之重器的标志性事件，是禹铸九鼎，使“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把九州山川河流分别绘制在九鼎上，并传承了下去。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及至商朝末年，“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据先秦典籍《左传》所载，夏、商、周之间的王朝更替，是以夺取前代之鼎为象征的。于是，鼎就成了传国重器，用以指代王朝或国家政权。如“鼎玉龟符”，就分别指代传国玉玺与兵符。汉武帝时，还曾以“元鼎”为年号，以示其正统地位；三国时，吴末帝孙皓亦曾以“宝鼎”为年号。
按《宋书·武帝纪》：“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这里提到的“鼎运”，有“国运”之意。将鼎移至新都，是定都建国，故被称为“移鼎”和“定鼎”。春秋时，周王室日渐衰微，秦、齐、楚都曾打算谋取九鼎，最出名的莫过于楚庄王的“问鼎中原”。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以征讨陆浑为由，率领楚国大军行至东周首都洛阳南郊。刚继位的周定王十分忐忑，便令王孙满为使者，让他去探一探楚庄王的口风。谁知，后者一见到王孙满，就直接问了九鼎的重量。九鼎为王权象征，楚庄王问鼎，便是对王位有所觊觎。对于他的狼子野心，王孙满斥责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三国杜预注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因此，楚庄王虽未成功，但“问鼎”从此便有了谋权篡位之意，如“潜图问鼎”；后又引申为对某种重要事物夺取的欲望和行动，如“问鼎冠军”。
尽管九鼎目前还没有被考古证实，这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有学者认为，九鼎其实是一个鼎，名为“九州鼎”，简称“九鼎”。但更多人认为，九鼎确实存在。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曰：“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后世传九鼎入秦，但秦始皇时已经失传。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九鼎在周显王时全部被沉于泗水之中（见《水经注》），秦始皇派数千人寻找，未得，遂以和氏璧为传国玉玺。及至后世，女帝武则天曾重铸九鼎，以维护其统治。
影视剧中，秦王欲迁徙九鼎，其意等同于迁徙天子。来源/电视剧《大秦帝国》截图
九鼎虽然失传，有关它的传说还在继续。作为王权象征，人们主动把它与更早的传说故事联系起来。按《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羣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相传黄帝铸鼎成功后，被神龙接引，飞升而去。因其铸鼎所在地被称为鼎湖，故后世相继诞生了“龙归鼎湖”“云暗鼎湖”“鼎成龙升”“龙驭宾天”等成语，都暗指皇帝去世。
综上，鼎在诞生之初，因为自身的“接地气”而被广泛使用，成为远古时期饮食文化的重要代表。民以食为天，国家建立之后，鼎以自身的实用性与普及性成为统治者祭祀神灵和祖先的首选礼器，并被逐渐赋予了神圣色彩，最终进化为国之重器，成了王权象征与显赫、尊贵和盛大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宝鼎不仅象征着国家，还代表了和平与团结。2001年7月18日，值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赠送给西藏自治区一座“民族团结宝鼎”。鼎身上铸有56条夔龙，代表全国56个民族像兄弟一样团结友爱；还刻有西藏人民都喜爱的“切玛”和“八吉祥”图案，表达了国家对西藏地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
除西藏之外，新疆（2005年）、内蒙古（2007年）、宁夏（2008年）、广西（2008年）等自治区也都曾获赠“民族团结宝鼎”。而早在1995年10月21日，我国还曾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尊世纪宝鼎，象征着中国与国际的友好往来。由此可见，鼎早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