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前几期课程的学习，我们了解到当前老胶片电影修复市场上主要采取人工修复，这一方式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专业的人才，也需要高昂的费用。这样的“高成本”“低效率”使老电影人工修复之路一直无法摆脱发展瓶颈。
不过，近几年，这一事业开始有了欣喜的变化——“技术流”开始崛起。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方式，老片中常见的模糊、噪点、色偏、隔行、抖动、划痕等“小伤小痛”得以被批量化修复，不仅为老片“新生”带来了加速度，更能助力老片新价值的挖掘。
以本期所要赏析的经典老胶片电影《好家伙》为例，此影片时长146分钟，如果采取传统的修复方法，10名专业人员同时手工修复，还要花费数月时间，而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一个人大概只需要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由吴家骥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就正在致力于视频修复领域的研究，并取得突破。该团队依托在人工智能、视频语义理解、计算机视觉与图像识别领域的积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视频修复领域，致力于为用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快速便捷的修复服务，把历史影像修复为高清彩色，甚至超清的标准，帮助更多经典影像重返大众视野。
该创业项目名为《AI看红影—历史影像智能修复系统》，“AI看红影”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以视频语义理解为基础，用户仅需要设置分辨率和色彩饱和度等参数，即可以把历史影像快速、精准地清晰化和彩色化。采用该系统精修一帧画面仅仅需要两三秒即可完成，而人工修复则需要两三个小时。
现在，该AI系统训练了30余部电影，实现了超分辨、去噪、曝光平衡、上色和划痕修复等一系列老红影像精准修复。目前，团队正在抓紧完成网页端、手机端的上线试运营，开始为更多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历史影像修复应用，进而帮助更多用户完成快捷精准的历史影像修复工作。
当然除了高校团队，越来越多的商业资本也加入其中，加入经典老片领域的竞逐。
去年6月，工信部正式发布4张5G商用牌照，移动、联通、电信和广电各获一张。根据公开信息，今年移动规划完成3-5万、联通和电信计划完成2万个5G基站建设。5G更加灵活的微型基站部署4K/8K等超高清的内容传输突破以往特定地域的限制。然而4K及8K内容的物理属性以及人眼的视觉极限，决定了大屏幕将是最佳的输出端口，5G正在激活OTT平台的巨大潜力。
有数据显示，4K超高清电视消费占比超过80%，随着电视这块屏幕升级的加快，4K清晰度的内容消费逐渐成为主流。某视频平台负责人认为，5G环境下更高的带宽速度、低延时可为用户带来超高分辨率的优质视频体验，使4K乃至8K超高清视频在不久的未来成为主流，但由于目前4K、8K视频介质有限，大量老介质，尤其是胶片介质下的经典老视频将在5G的环境下会更为模糊。
因此，这也成为各大内容方升级内容体验的重要动机。从2018年起，多个视频平台就已经开始发力，对年代久、出品时间长的经典影视作品进行视频画质增强的同时进行重映。
不过，AI虽然加速了老片修复的速度，但也有一定局限性。对老电影的修复更讲究“修旧如旧”，特别是声音降噪和色彩，在修复过程中，冰冷的技术手段是无法还原曾有的年代感和最初的拍摄技法的，如此可见，AI修复的效率或许是远超人工的，但从艺术上来讲，还无法取代人工。
在学习了本期课程的内容后，我们来继续看看今天即将赏析的好莱坞电影大师经典名作：《好家伙》。该片诞生于1990年，导演是马丁·斯科塞斯，主演为罗伯特·德尼罗和雷·利奥塔。
本片根据尼古拉斯·派吉勒的纪实小说改编，讲述了纽约黑帮名人纵横江湖三十余载的兴衰史。当代好莱坞电影大师马丁·斯科塞斯自编自导的黑帮经典名作，与原著作者共同前后易稿不下十二次，结合自身幼年生活经历，摒弃传统个人浪漫英雄主义叙事手法，巧妙采用即兴创作逼真刻画纽约意大利裔黑帮人物的生活，展现不同人物的迥异价值观，犀利描摹黑帮们的无情贪婪，揭露美国混乱腐败的社会风气。除了斯科塞斯御用男演员罗伯特·德尼罗外，雷·利奥塔与乔·佩西也共同加盟，后者凭借本片荣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中国青年网 西安日报 重庆科技报）
源：BOF商业网站
通过包装和销售一种特定类型的财富和特权的愿景，该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之一，但这种形象也融入了这间公司的内部文化。现在，在各种辞职和人事混乱中，现任和前任员工表示，这种文化阻碍了公司为了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Radhika Jones and Anna Wintour in 2018 | Source: Ben Gabbe/Getty Images
在2019年12月的一次部门会议上，康泰纳仕娱乐(Condé Nast Entertainment，以下简称CNE)的总裁 Oren Katzeff盛赞《名利场》(Vanity Fair)的热门系列视频“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这是该视频部门打造的最新力作，他们还制作了《Vogue》的爆红系列视频“73个问题”(73 Questions)和《Bon Appétit》广受欢迎的“测试厨房”(Test Kitchen)系列。
但是，这个系列的制片人并没有出现在庆祝现场，那是一位有色人种的年轻女性，在该公司工作了三年。四天前，她和CNE的七名同事一道，在一次公司重组中被解雇。在休假期间，她接到了同事发来的一连串 Slack信息，之后，她发现自己丢了工作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她一直在追着前雇主，要求其支付2000美元的系列剧和其他项目的费用，这些垫付的费用都记在了她的个人信用卡上。
康泰纳仕集团的高管表示，如果这家出版业巨头想要在印刷媒体的衰落大潮中生存下来，他们需要的正是“六度分隔”这样的内容。该项目是由《名利场》社交媒体经理Daniel Taroy构思的，他对名人和其他名人的关系进行了调查。这组视频也是《名利场》西海岸编辑Krista Smith曾主持的一个长期播出的视频采访系列的临时低成本替代品。Smith去年早些时候离开《名利场》 ，转投Netflix公司。
该系列的第一条片子有女星布里 · 拉尔森(Brie Larson)、男星杰米 · 福克斯(Jamie Fox)和其他在去年9月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出席的明星，在Instagram观看次数超过了500万。《名利场》去年10月份的论坛也重新采用了这种形式，今年1月，亚马逊签约，赞助其金球奖的一期内容。
因此，CNE的裁员让《名利场》的许多人感到意外。但是，随着5月美国爆发的“黑人的生命也同样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这场裁员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八名员工被解雇，其中七名是女性，三名是有色人种。其中一位是该部门唯一的同性恋制片人，另一位是唯一一位担任创意角色的女性副总裁。
2014年曾在 CNE 担任视频制作人的电影制片人、作家和导演 Shruti Ganguly 说: “这副牌是建立在不安全感和权力的基础上的，在很多情况下，它允许白人直男来决定女性、性少数群体和人们所看的内容。”
《名利场》、《Vogue》、《 GQ 》、《纽约客》(The New Yorker)、《Teen Vogue 》等杂志的母公司康泰纳仕集团正在公开处理有关该公司种族偏见的指控，尤其是在美国。6月初，《Bon Appétit》的员工公开谈论薪酬差距和种族歧视。两名高管后来辞职，其中就包括该杂志的主编Adam Rapoport和负责节目编排的副总裁Matt Duckor。后者曾为《Bon Appétit》和其他媒体监制视频。
该集团刚刚上任一年多的全球首席执行官Roger Lynch在一次全公司会议上表示，如果人们早一点说出来，这间出版商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此后，他就受到了大量的批评。康泰纳仕聘请了律师事务所Proskauer Rose来调查该公司的歧视性问题。它还计划雇用一名全球包容性官员，并提供反种族主义培训和其他变革。美国版《Vogue》主编、康泰纳仕集团艺术总监兼全球内容顾问Anna Wintour就出版“具有伤害性且不能容忍”的内容向员工道歉。
这一回应并没有平息员工的担忧。在Lynch表示公司需要在今年夏末之前评估薪酬差距，并收集公司各级员工的多样性统计数据之后，其员工们开始传阅一份谷歌文件，开始自行收集薪酬信息。 《纽约客》里参加了工会的员工上周与纽约新闻协会一起举行了罢工，要求合同明确规定：只有有正当理由才能解雇员工。
工会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正如过去几周所显示的那样，种族主义、虐待和剥削在康泰纳仕经常得不到遏制。”
康泰纳仕集团是许多回应员工所称的其多样性不足和所谓具有歧视历史的公司之一。
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可能看起来像是个别有问题的高管和一些心怀不满的员工的曝光。但实际上，这间出版商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公司通过包装和贩售多代财富家族和特权的形象，将其作为富裕读者和那些努力像他们一样生活的人群的最高追求，从而建立起其极具影响力的业务。
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康泰纳仕集团本身内化并反映了它所兜售的精英阶层形象。它的编辑和出版人被鼓励过着杂志上描述的生活方式。这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有吸引力和充满理想的工作场所，而且是简历上镀金的证明，其提供的低工资也使得它更具排他性，因为低工资能够将许多来自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人拒之门外。这也证明了其竞争激烈的公司文化是正确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康泰纳仕集团曾坚不可摧的外表已经被蚕食，其作为媒体界最负盛名的用人单位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读者和广告商转移到了网上，《 Vogue 》和《名利场》面临着争夺文化权威的竞争，Instagram和社交媒体也让摄影师、网红和作家成为了自己的媒介。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的抱负本身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新一代的消费者以及康泰纳仕集团自己的员工，越来越认为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应该被审问和拆除，而不是培养和保护。他们认为白色、瘦削的欧洲美女的理想形象是不够的。
这并不意味着富人会停止购买奢侈品，或者名人的孩子会停止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消费者仍然渴望拥有更多，并通过花钱来证明这一点，但身份的关键标志已经发生了变化：真实性和脆弱性被视为日益增长的变得更民主、更原始的愿望的一部分。自我照顾和自我意识是人们追寻的新美德。
在康泰纳仕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公司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转变。 这不仅涉及到内容的转变，还涉及到市场营销方式的演变以及面向广告商和读者的销售方式的转变。 它要求人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作场所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公关问题。
在采访中，康泰纳仕的十多名现任和前任雇员描述了：其有时具有排他性的公司文化和压力重重的商业模式如何阻碍了企业在现代化上的努力，以及对女性和有色人种雇员所带来的挑战。
新文化，同样的推销手段
过去几年，在《名利场》上，围绕反映更多元文化的出版物构建可行商业模式的挑战已经显现出来。就收入而言，《名利场》是该公司最重要的品牌之一。
Radhika Jones是一名美籍印度裔女性，曾担任《纽约时报》图书部的编辑总监。2017年底，她加入了这间杂志 ，接替任职25年的主编Graydon Carter。作为仅存的明星主编之一，Carter开着自己的高档餐厅，还曾与特朗普在公共场合争吵不休，他给杂志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预期的那样，Jones为这本杂志带来了一种新的方式: 少一些Bruce Weber，多一些Cass Bird ; 少一些海报感的绚烂，多一些高低不一的日常造型; 少一些讽刺，多一些认真; 以及，多一些种族多元化的封面明星。新的《名利场》也反映出一个新的财务现实：她的编辑预算大约是前任的一半。
Jones的方法虽然仍然很高雅文艺，但对一些读者和广告商来说却是一种不和谐的转变。一些更喜欢Carter路线的时尚和美妆品牌业高管减少了在这本杂志上的预算，这在康泰纳仕更换换帅时经常出现的损耗，Carter早年也经历过类似的广告流失，他的杂志曾被一些人戏称为《消失的浮华》(Vanishing Flair) ;另外一些人则以此为借口减少纸媒广告，因为他们本来就打算这么做。
“Anna Wintour有过一段时期，Graydon Carter有过一段时期，《纽约客》主编David Remnick有过一段时期，”康泰纳仕集团的一位前高管说： “但你晕船的时间现在已经缩短到零了。”
但Jones在公司内部受到了冷遇，康泰纳仕集团努力将《名利场》推销给时尚界，尤其是美妆界的广告商。此前，这些品牌的广告收入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因为它们会购买多个同时展示男性和女性广告的广告页面。
2019年4月，在Lynch上任的第一周，他参加了一个主编和高管组成的会议，审查一组出版物今年下半年的品牌战略。全球首席营收官兼美国营收总裁Pamela Drucker Mann表示，市场不理解Jones在《名利场》上做了什么，并质疑她对这本杂志的愿景。
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Drucker Mann曾暗示公司的时尚业务首席商务官Susan Plagemann支持她。Plagemann负责《Vogue》和《名利场》等整个公司的时尚广告销售。尽管Jones在场，但Plagemann还是以第三人称称呼了她。消息人士称，雇佣了Jones的Wintour对此非常恼火。 她用手拍了拍桌子，让高管们安静下来。她称赞Jones是一位领导者，并补充说：“你需要让广告商跟着做。”
这次会议是几个月来紧张局势的导火索。当时，在场的多位消息人士表示，他们发现Drucker Mann和Plagemann的行为令人惊讶。
在上周接受 BoF 的采访时，Drucker Mann拒绝对此次会议发表评论，并表示她作为首席营收官的角色是理解主编的愿景，并将其传达给市场。她表示: “我想说，就像任何其它首席营收官一样，这个角色是为了提供那种(市场)反馈。”
员工们说，这并不是Drucker Mann第一次在《名利场》上表现出她对Jones和她的态度的看法。在2019年2月接受Daily Front Row采访时，当被问及“公司的新一批编辑”时，Drucker Mann没有提到Jones，而是提到了Jon Kelly，他当时是《名利场》垂直频道The Hive的编辑，Drucker Mann还提到了美国公司的其他的老资格编辑。正如一位前雇员所描述的那样，在一家“建立在微攻击性基础上”的公司里，集团员工和密切的观察者并没有忽视这种“疏忽”。
“我认为《名利场》正在大获成功，”Drucker Mann对 BoF 表示：“我真的为Radhika感到骄傲，我认为她做得非常出色... ...我宁愿人们关注她所做的所有出色的工作。”
在Jones加入《名利场》三个月前，Drucker Mann被提拔为首席营收官，其在2005年加入该集团，当时在《Jane》杂志工作，自此之后频频高升。她在《Bon Appétit》杂志建立起了自己的声誉，之后其工作在2010年被Rapoport接替，两者为康泰纳仕构建了一个以视频为主导的成功故事。
Drucker Mann在晋升的过程中，提拔了她最亲密的同事，比如Matt Duckor。Duckor最近担任了《Bon Appétit》、《Vogue》等杂志的视频编排主管，直到今年6月Rappaport辞职后不久也辞去了职务。(一位康泰纳仕代表说，Drucker Mann并不算提拔了Duckor，因为他并不向她汇报工作。)
尽管康泰纳仕集团的编辑领袖在《名利场》、《 Teen Vogue 》、《 Allure 》和《Pitchfork》等品牌上变得更加多元化，但商业团队的领导却没有以类似的方式发展。该公司美国部所有的首席商业官、负责向他们汇报的条线主管和营销主管，以及全球商业伙伴关系团队的高管，都是白人。
Drucker Mann表示: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完全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组织，这是我们的承诺。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该公司表示，其美国员工中有30%是有色人种。
与Drucker Mann一样，自2010年以来，Plagemann作为美国版《Vogue》的出版人创造了自己的成功记录。《Vogue》为公司带来了最多的收入。
Plagemann被公司内外与她共事过的许多人描述为一个傲慢的女商人。她还以发表盲目的评论而闻名，并且喜欢雇佣那些穿着名牌服装、有着正确“造型”的员工代表《Vogue》向客户展示这本杂志。
多位在《Vogue》工作的消息人士表示，在该杂志的商业团队中，曾经的常规做法是，为客户做营销展示时，很少会展示有色人种的图片。该公司的一位代表说，这不是真的，并提供了过去四年的销售文件，其中有有色人种的例子。
Plagemann和她的团队现在负责销售康泰纳仕旗下所有美国媒体的时尚广告，而不仅仅是《Vogue》 ，不过员工们表示，《Vogue》仍然是首要任务。Plagemann和她的团队正处于《 Vogue》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一个充满挑战的十字路口。时尚品牌正将预算转移到网上，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广告收入压力。 据《纽约时报》报道，去年该公司美国分部亏损达到1亿美元。尽管编辑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并非所有时尚广告商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了现代化改革，网络的变化比纸媒的变化更大，后者的受众更为保守。
“几十年来，杂志一直在针对这种特定类型的人，那我们又如何才能更具包容性呢? ” 一位前雇员说。
这种紧张关系近年来在《名利场》和《Teen Vogue》上得到了体现，后者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更加多样化、包容和政治进步的立场。
但这两本杂志都严重依赖时尚和美妆品牌的广告。
2018年，也就是Jones在《名利场》工作满第一年，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该杂志的时尚广告收入下降了14% ，相比之下，该公司整个类别的广告收入下降了21% 。
2018年底，Plagemann被提拔为美国分部负责所有时尚和美容广告的负责人。 这一转变意味着，除了负责《Vogue》和《GQ》等以时尚和美妆为重点的杂志的收入外，她和团队还得为《名利场》和《Teen Vogue》等其他杂志确保收获时尚广告，这些杂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一品类。
第二年，也即2019年，除了纸媒面临的财务挑战之外，由于销售团队无法控制的原因，时尚广告业务变得更加艰难。几个美国时尚大品牌减少了与康泰纳仕集团的合作。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那一年，《名利场》的时尚广告收入下降了31% ，超过了整个公司24%的降幅。
与此同时，据该公司的一位代表说，在纸质和数字媒体端，《名利场》的读者不断增加，而且比Jones到来之前更年轻、更富有、更多样化。
广告收入的下降严重加剧了2019年4月与Lynch开会时达到顶峰的紧张局势，这意味着公司有着更多时尚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以及对谁该为亏损负责的担忧。
规模较小但受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刊物《Teen Vogue》 ，在2018年盈利后，其2019年的时尚广告收入也遭受了损失。那一年，这份数字出版物重新夺回了其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和之后的超政治复兴中失去的大部分时尚广告。
2018年10月，年轻的黑人女性、前市场编辑Lindsay Peoples Wagner，成为了这本杂志的主编，她以热爱时尚和直言不讳的观点而闻名。但在2019年，这本杂志时尚广告收入减少了50% 以上。那一年，该杂志在6月和12月刊上分别拍摄了穿着Chanel的女演员Storm Reid和穿着Pyer Moss的音乐家Chika。(2018年，这本杂志暂时停刊，只保留了线上版。)
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2019年整个美国分部的时尚广告收入再次下降。《Teen Vogue》更多地依赖于去年缩减预算的美国品牌。但两名员工表示，Plagemann在公司内部明确表示，这本杂志不够“雄心勃勃” ，不足以让她成功地推销给广告商。
康泰纳仕集团的一位代表说，Plagemann传达了市场的反馈，并补充说，在2020年，即使在品牌因疫情预算削减的情况下，《名利场》和《Teen Vogue》都达到或超过了广告收入的预期。
观看率优先
CNE也出现了类似的紧张关系，该部门于2011年成立，负责开发和制作电影和电视项目，现在是增长最快的业务部门，它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为YouTube平台创造视频上。该出版商在 YouTube 拥有最多的观众——超过4500万订阅用户，每月有数亿次浏览量。观众人数越多，就越容易与广告商签订数百万美元的合同。
在上周为广告商举行的一次演示中，Drucker Mann多次强调了观众规模的重要性。她形容康泰纳仕提供的视频“比网红更有规模，比电视更有影响力”。
对观看数字的关注在CNE和该公司的杂志团队之间造成了一种时而紧张的关系，这些团队认为该部门没有沟通，也不理解品牌，并将编辑方面的担忧视为次要命题。
例如，Jones担任主编的第一期封面就是作家兼导演Lena Waithe，一名黑人同性恋女性。这是一道大胆的声明，也是一个展示她的新方法的指标。据知情人士透露，为了配合这个封面故事，其团队制作了一段视频，但CNE高管认为，该视频在 YouTube上“不会火”。于是，它被埋在《名利场》自己的视频播放器里，只有通过网站才能看到。
Katzeff说制作过程自然会有些紧张，“因为在康泰纳仕有很多有创意的人，有很多意见，这就是我们讲故事如此精彩的部分原因，”他说：“但归根结底，作为一名领导者，我希望我的团队能够尊重员工，能够合作。”
员工们说，在某些方面，CNE的经营理念与出版物不同：CNE 不是努力引领文化，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观念向广告商销售，CNE 基本上是对 YouTube 算法做出反应，这些算法偏爱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观众的名人的视频。
CNE决定不与2018年热门电影《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的主演们一起拍摄视频，因为在电影上映前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主管们说这些演员们的视频“不会火”。但这部以亚裔为主的电影成为了10年来票房收入最高的浪漫喜剧。
“如果是关于同性恋内容的，如果是关于拉丁裔观众的，那么这些内容将不会被采用，用他们的话说，不会火，”康泰纳仕的一名编辑说。
Katzeff在一次采访中说，当 CNE 决定投资制作一条视频时，很多因素都会起作用，比如所涉及的人物和视频的格式。 “会不会火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讲故事也是，品牌增长也是如此，”他表示。
他还表示，CNE需要进化。“我们需要并且想要讲述更多不同的故事，这不仅仅是讲故事的问题，而是我们把谁作为团队的一部分带进来的问题。”
但员工们表示，对于女性和有色人种的员工来说，CNE可能是一个艰难的环境。
前CNE总裁Dawn Ostroff在2018年加盟Spotify，此前在他的领导下，该部门的领导层中有更多的女性担任领导角色，尤其是在最重要的创意岗位上。 但员工们表示，在Katzeff于当年12月加入该部门之后，一个“男孩俱乐部”已经在内部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本月早些时候，Katzeff因多年来关于妇女和墨西哥移民的攻击性推文而受到了抨击。
一位前雇员说: “在那里，女性创意人已经很难了，后来变得更难了。”。
康泰纳仕集团的一位代表说，Katzeff加入CNE时，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的员工中只有两名是女性。现在，他的八个直接下属中有五个是女性。这位代表还说，其他女性领导人包括音频负责人、社交平台创意发展负责人以及其他角色。
但员工们表示，在三年内进行了三次重组后，创意事务的决策权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创意开发高级副总裁Joe Sabia。 他的部门独自负责提出视频系列的新创意，尤其是“高优先级”品牌: 《Vogue》、《GQ》、《纽约客》、《连线》(Wired)和《名利场》。
CNE的一位代表说，该部门的开发团队由Sabia领导，节目编排团队由Reginald Williams领导，共同指导整体内容策略。而且，CNE的一些热门系列，包括《AD》的“开放门户”(Open Door)名人家居访谈栏目，不是他的创作，而是他的团队或与杂志编辑团队合作的创作。
让Sabia一举成名是他担任了《Vogue》系列视频“73个问题”的创作者和配音人，这是康泰纳仕最成功的视频系列。自2013年第一则Sarah Jessica Parker出镜的内容播出以来，已经获得了超过4.5亿的点击量。
Sabia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第一次拍摄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在一个5分钟的镜头里问这位女演员100个问题。
Shruti Ganguly当时是康泰纳仕全日制外约合同的制片人，与 Sabia 一起工作，然后也以自由职业者的方式和其他人一起制作第一版的“73个问题”以及随后几个月的其他节目。Ganguly说是Parker 建议减少问题的数量。后来，当CNE的高管们不愿意播放这样一个长长的、未经剪辑的视频片段时，Ganguly 首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个视频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个无缝流畅的长镜头拍摄。
“73个问题”系列也开启了Sabia 作为公司视频创意领袖的职业生涯。2014年秋天，他被聘为开发部的负责人。
在拍摄了第一集“73个问题”之后不久，Ganguly就得到了一份职员合同，头衔比她之前的工作低，高管们告诉她，这是唯一开放的职位。 (在她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她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并有近十年的工作经验，其中包括制作故事片的经验。) CNE 经历了一次重组之后，将 Sabia提拔到了一个新的职位，但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提升，Ganguly 说，她意识到她在公司没有未来，于是辞职了。
“Sabia在一个让我这样的人窒息的体系中蓬勃发展，”她说。
在过去的五年里，Sabia和创意策略和视频节目副总裁Ian Edgar一起，在 CNE 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员工们表示，内部情况很清楚，只有那些确保不反对Sabia和Edgar、Duckor和Katzeff的“男孩俱乐部”的人，才能在部门内获得晋升。
“没有人会去争论Joe是不是一个聪明和有才华的家伙，”一位前雇员说：“这里没有其他任何人的空间...... 没有为大量的实验留出的空间。”
康泰纳仕旗下的许多品牌都以女性为目标用户，这种差异让一些员工感到更加不安。
例如，在2017年为《Allure》杂志创作一个关于女性健康系列视频的头脑风暴会议上，Sabia否决了一位女性制片人关于女性节育的想法，据在场的两名员工说，Sabia表示这是一个女性已经知道了的话题。当与会的其他女性不同意时，该视频被批准，但被分配给了一名男性导演。
CNE的一位发言人没有证实这次会议的说法，但表示这并不代表该部门的做法。
CNE的新任高级编排副总裁Reginald Williams上周向广告商承诺，他将为视频部门带来新的思维模式。他是一名黑人，去年12月加入 CNE，之前曾在嘻哈文化媒体公司Ambrosia For Heads 和BET工作。他和其所在部门的部分职责是与杂志品牌团队合作。
Williams说：“我进来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们的品牌多年来代表了什么，包括好的和坏的。我们致力于为新的声音、多样化的内容和具有包容性的节目提供一个平台，代表我们的受众和社群。”
同样在上周，《Bon Appétit》的视频编辑Matt Hunziker因为不明行为被 CNE 停职。消息人士告诉Business Insider，这是因为Hunziker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批评该公司，而且其是单位有色人种的“倡导者”。
该公司的一名代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有很多人对Matt表示担忧，认为公司有义务进行调查，他已被停职，直到我们达成解决方案为止。”
不仅仅是个公关问题
最近几周，随着这间媒体公司努力应对总是雇佣同类人才的体制，其雇佣行为也受到了密切关注。 康泰纳仕集团的员工告诉BoF，尽管近年来，该公司在低层业务中引入多元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该公司的主要决策者仍主要是白人。
员工们表示，康泰纳仕集团的人力资源部在寻找不同职位候选人方面帮助不大。 如果经理们想雇佣常春藤盟校那些富有白人之外的人，他们通常不得不自己出去寻找。
“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在自己的圈子里招聘，”一位编辑部员工表示。
与前任不同，Lynch承诺采取行动，进行改革，并在全公司会议上公开谈论公司面临的挑战。 正是在其中一次会议上，他迅速驳斥了Wintour将离职的谣言，并为在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说员工应该早点公开反对歧视的言论而道歉。
Lynch还承诺将增加各级人员的多样性，“对当前和历史上所有关于薪酬不平等和工作场所行为不当的指控进行调查并采取快速行动。” 他说，该公司将聘请一位全球首席包容官，并组建一个外部委员会，为反种族主义努力提供建议。
“随着社会的变化，康泰纳仕正在改变，”Lynch在周二这样告诉潜在的广告商。
但自从2019年4月从Pandora来到康泰纳仕以来，Lynch一直没有对公司的未来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康泰纳仕的财务困境可能会破坏任何改变公司文化的长期努力。这家新近统一的全球性公司本应在今年恢复盈利。2019年，该公司将美国和国际部门合并。疫情及其造成衰退的影响对这间媒体公司造成了更可怕的后果。
从根本上说，康泰纳仕正面临着其他所有创意企业目前都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在时尚领域：一种过时的专有性和精英主义体裁不再能保证手袋或广告位能以更高的价格销售，雇佣“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创意和创新的障碍。
康泰纳仕集团的高管们经常谈论公司品牌的力量。 像《Vogue》和《名利场》这样的名字仍然拥有权威，但它们不再是唯一的守门人了。而那些为其文化辩护的、有利可图的生意再也不能承受它的重量了。但是为了真正的改变这一点，公司的领导人需要意识到其内部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公关问题。
0年前，刚独立的俄罗斯积极尝试加入北约，老布什政府则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一英寸。30年后，在俄乌军事冲突中，俄与北约虽未直接交火，但已然进入“准热战”。北约未公开参战，但深度介入战事。
30年来，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经历了从蜜月到口角，从缓和到争吵，从“新冷战”到“准热战”的螺旋式下坠。俄与北约关系的戏剧性转变，既是俄罗斯身份定位和对外政策剧变的缩影，也折射出后冷战时代美国向华约集团故地和“后苏联空间”扩张的基本轨迹。
幻想融入（1991-1993）
俄罗斯独立初期，曾一度尝试加入北约。早在苏联解体前，时任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就向美国和北约表示，“与欧洲唯一的军事联盟合作将是俄罗斯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将加入北约视为“长期政治目标”。
独立后的俄罗斯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对外政策，时任外长科济列夫等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间的利益是天然和谐共通的，既然俄罗斯已经转型为自由民主国家，即使它与北约国家间有局部分歧，也可通过国际机制化解。1993年，科济列夫在北约官方杂志《北约评论》上撰文表示，俄罗斯与北约国家今天是天然朋友，未来是盟友。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多次表示，只要俄罗斯完成相应的改革，当然也能加入北约。
1993年，时任俄联邦安全部副部长斯捷帕申表示，加入北约是“早就确定的目标”，新俄罗斯在欧洲没有外敌，主要威胁来自内部政治动荡。解决政治动荡既是加入北约的前提，也是俄与北约利益完全一致的领域之一。在当前阶段，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建立与北约的安全伙伴关系。
这是1月26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拍摄的克里姆林宫和圣瓦西里教堂。新华社记者白雪骐摄
初生裂痕（1994-1998）
北约开启东扩，使俄罗斯对西方的浪漫主义幻想受到打击。克林顿政府是“民主和平论”的拥趸，认为北约东扩可以巩固东欧国家的民主化。从1993年下半年起，为了与共和党竞争，同时迎合国内军工集团和波兰捷克裔选民，克林顿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克林顿访问波兰时宣布波兰将是第一批扩员对象之一，并承诺扩员将尊重俄主张，不会是“仓促、突然和排它性的”。北约外长会在未与俄协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将公布扩员路线图，激怒了时任俄总统叶利钦。
1995年，叶利钦任命的专家小组针对北约东扩提出两个方案：要么北约接纳俄加入，要么把北约置于一个由联合国主导建立的扩大版欧安组织的权威下，且俄在该组织拥有否决权。叶利钦执政期间曾多次提及这两个方案，这也是如今俄方“欧洲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主张的重要思想来源。
长期以来，北约东扩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核心议题。但必须强调的是，不同时期的俄罗斯精英对北约东扩如何影响俄利益，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当时俄罗斯之所以不满北约东扩，并非像现在一样视其为军事和安全威胁，而是担心单方面东扩将割裂俄罗斯和欧洲，使俄在欧洲安全决策中被孤立和边缘化。
近年来俄方多次提到北约背弃了“不东扩承诺”。其依据是，1990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赴苏联谈判两德统一问题时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德国统一后，美国和北约将保证“北约的管辖权和军队存在不会向东移动一英寸”。1990年9月签署的《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确认了东德领土的“特殊军事地位”，规定不在东德部署任何外国军队。
在俄方看来，“不向东移动”当然也包括东德以东的东欧各国，因此等同于美国承诺北约不东扩。而在美方看来，这一承诺是仅针对两德统一的个案，向东欧扩员问题当时根本不在各方议程上，因此承诺并不适用于东欧。
危机与蜜月（1999-2005）
巴尔干地区是俄罗斯与北约的第一个角力点。1999年3月，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反复警告，悍然对南斯拉夫发动全面空袭。4月，北约再次不顾俄反对，出台了以强调“域外行动”为标志的新版战略概念，标志着北约军事行动从集体防御扩展到对外武力投射。
作为回应，俄罗斯立即冻结与北约的一切关系。俄军发起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演习“西部99”，演习场景包括应对“未指明的军事联盟”对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的导弹攻击。1999年10月，俄提前发布新版军事学说，改变了1997年版国家安全概念关于主要威胁来自国内和边境的判断，第一次强调外部军事入侵是主要威胁。
但科索沃危机并未改变俄罗斯对北约的务实合作态度，俄方在示强之后又积极推动与北约关系正常化。1999年8月，时任俄总理普京表示，俄罗斯应该且将要融入文明世界，因此“我们将与北约合作”。随后俄与北约恢复接触，双方军队开始在科索沃维和行动中密切配合，一直持续到2003年。
2001年的“9·11”事件成为双方关系升温的契机。普京在大国领导人中第一个致电支持小布什，美俄成立了反恐联合工作组。2002年5月，俄罗斯与北约各国签署协议，将常设联合理事会升级为北约-俄罗斯理事会。2004年3月，俄罗斯和9个北约成员国举行了第一次联合反导指挥部演习。2004年12月，俄罗斯与北约批准了全面反恐行动计划，俄加入北约在地中海的反恐行动。时任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以及北约一些成员国领导人支持俄罗斯加入北约。这是俄罗斯与北约的短暂蜜月期。
同样在这一时期，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关系的三条裂痕开始显现。其一是反导系统与战略稳定问题。2002年，美国单方面退出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其二仍是北约东扩问题。继1999年吸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成员国后，北约无视叶利钦此前提出的“北约不向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扩张”的红线，向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7国发出邀请，开启第二轮东扩。波罗的海三国于2004年加入北约。其三是“后苏联空间”的“颜色革命”问题。2003-2005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先后发生“颜色革命”。这三条裂痕虽然在当时并未严重影响双方关系，但成为延续至今的纷争与对峙根源。
2004年4月22日，北约会旗和26个北约成员国国旗并排悬挂在装饰一新的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市中心广场上。新华社记者郭爽摄
裂痕扩大（2006-2013）
2006年后，反导部署、北约东扩、“颜色革命”这三条裂痕不但未能弥合，反而不断扩大。
2006年，美国正式提出在东欧建立反导基地，并前往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北约新成员国选址。2007年1月，美国启动与波兰、捷克的反导部署谈判。虽然美国声称东欧反导系统是针对“伊朗和朝鲜导弹威胁”，但分析人士认为，该系统同样可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导弹，抵消俄核反击能力，削弱俄战略威慑有效性。同年2月，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激烈批评北约东扩和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这一演讲被视为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关系的分水岭。
同时，北约继续推动向俄罗斯近邻扩张。2007年4月，小布什签署法案，支持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加入北约。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于2009年加入北约。
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提出“重启”美俄关系，给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关系带来转机。俄罗斯与北约开始朝着改善关系的方向努力，但收效甚微。
2009年11月，时任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新欧洲安全架构提案，提出在“任何一国和国际组织无权以牺牲其他国家或组织为代价来加强自身安全”的基本原则上，建立包含俄在内的统一安全共同体，以取代北约和欧安组织等机构，彻底结束冷战。北约主动与俄接触，谈判北方通道问题。
2010年，俄与北约恢复军事合作。但俄美欧的新安全架构谈判并未取得进展。北约不愿从法律上保证部署在东欧的反导系统不以俄为目标，也不愿将反导系统的部分控制权交给非成员国。
与此同时，美西方继续在中东和俄罗斯近邻策动“颜色革命”。北约空袭利比亚，介入叙利亚内战。如果说利比亚空袭仅仅是加深了俄罗斯对北约作为“霸权干涉工具”的印象，那么北约国家对俄在中东传统战略支点叙利亚的颠覆和瓜分企图，则严重冲击俄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急转直下（2014-2022）
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成为俄与北约关系的最大转折点。双方中断了安全合作，并转入实质性军事对峙。
2014年，北约增加了在东翼成员国的军力部署，并于2015年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派出军事顾问和教官，帮助乌军按照北约制式改革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更新军备、制定对俄作战规划。2016年，北约华沙峰会决定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部署战斗群。北约舰艇和战机在黑海的演习和巡航频度显著提升。俄与北约在东欧、波罗的海、黑海、北极地区举行多场针锋相对的联合军演，军演规模连年刷新历史纪录，舰机对峙摩擦空前增加。2021年，英国海军驱逐舰进入克里米亚12海里线内，几乎引发交火。
美俄围绕《中导条约》的履约争议也逐步激化。美指责俄进行了违约的中导研发和试验，俄则认为东欧反导系统可用来发射陆基中导。2018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披露了在研的包括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核动力巡航导弹、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等六种新型战略武器。2019年，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退出《中导条约》，美主要军种启动中导研发项目。美战略界提出在北约东翼国家部署陆基中导，以抵消俄常规军力优势，俄将其视为重大威胁。
在俄罗斯与北约全面对峙、美国煽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情况下，俄去年年底提出与美国、北约、欧安组织的三场安全对话，均无果而终。北约拒绝了俄关于停止东扩等核心诉求。
2月24日，俄军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标志着该地区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拉开序幕。
总的来看，冷战后的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中，蜜月是短暂的，缓和是脆弱的，矛盾是难解的。俄罗斯精英不止一次希望建立和融入“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西方安全共同体，不止一次呼吁“欧洲不可分割的安全”，而美国和北约选择了拒绝将俄罗斯融入新的全欧安全体系。在意识形态驱动和军工复合体游说之下，美国不顾国内战略界和俄罗斯多次反对，一次次推动北约东扩，一次次在俄罗斯周边策动“颜色革命”，一步步将俄罗斯逼到墙角。（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康杰；编辑：孙萍、鲁豫、马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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