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四川观察乡村小分队收到一位北方观众的询问，他想知道四川哪里产的“麻椒”比较正宗，想买一些带回北方去。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诉求，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惊动了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专家。
首先是川台农业林业跑口记者间的激烈讨论，“红花椒和青花椒很常见，但麻椒是个啥？”难道“花椒”家族又添新成员了？带着疑惑，乡村小分队的小哥哥、小姐姐决定前去菜市场，帮那位观众找“麻椒”。
“有没有麻椒？”
“没有。”
“老板，有没有麻椒卖哦？”
“只有花椒，不知道什么是麻椒。”
记者在成都“藏龙卧虎”的菜市里逛了一圈，打听了好几家干杂店，都没有发现“麻椒”的身影。难道这个“麻椒”是啥新品种？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赶紧给花椒专家——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善波打电话，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问出了问题。为了更直观地解开“麻椒”的前世今生，陈研究员将记者约到了成都最大的花椒批发市场，一探究竟。
与陈研究员见面后，他将市面上能看到的所有花椒品种放在了记者面前。好家伙，没有想到花椒有这么多的品种。这么多花椒里，哪一款才是观众苦苦寻找的“麻椒”呢？
“其实这个‘麻椒’，我们四川是没有这种花椒品种的！”陈研究员开门见山地回答了记者的疑惑，那为何这位北方的朋友坚持要买“麻椒”呢？“这个只是外地，特别是秦岭以北的地方，对我们四川的花椒，特别是对九叶青花椒、藤椒的一种称法。” 陈研究员说道。原来还真是因为称呼不同造成的误会呀，那正宗的四川花椒，究竟是哪些呢？正确的称呼又分别叫什么呢？陈研究员就记者的疑问，一一作出回答。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品中，一个是茂汶花椒和我们南椒（汉源贡椒），是属于红花椒的两个栽培品种。而这边我们看到的九叶青花椒、藤椒以及金阳青花椒，这些是我们竹叶花椒的栽培品种。我们市面上所说的麻椒，实际上针对我们青花椒的一个总称，那么我们从栽培上来说没有这个品种。”
真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通过专家的解答，我们也终于弄清楚了，四川的“花椒”只有两个大品种，红花椒和青花椒。红花椒就是您烫火锅、吃串串，漂在锅面上、藏在鸭肠里、卡在郡花儿缝缝里的那种。青花椒就是您吃青椒鱼、青椒鸡、藤椒味儿钵钵鸡里绿色儿的花椒。所以，四川真的没有“麻椒”、没有“麻椒”、没有“麻椒”。
那老百姓应该怎样去挑选花椒？
专家支招一：要看花椒的开口度。什么是开口度？就是看花椒有没有张口口，张开的越多花椒品质越好。
专家支招二：要选择色泽。青花椒是青绿色的，越青越好。
专家支招三：要看花椒的颗粒大小，越大的越好。
专家支招四：要看花椒的净度，什么是净度？就是抓一把花椒看里面没有花椒籽籽、花椒叶子、花椒杆杆...只有花椒皮皮就是最好的。
源:新京报
原标题：夫妻制售地沟油 卖给火锅企业做底料
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购油者均受审，4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
昨日，4名被告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房山法院受审。 新京报记者 左燕燕 摄
回收餐馆内顾客吃剩的剩菜，通过扎空的塑料袋和电筛子进行控油，利用网购的榨油机进行榨油后，再销售给餐馆、火锅底料生产公司等，最终这些地沟油重新回流到食客的餐盘。昨日（14日）上午，这个制作地沟油团伙，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房山法院受审。在法庭上，受审的4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四人因生产销售地沟油被诉
昨日上午10时许，该案在房山法院开庭审理。案件共6名被告人，因其中两人指定的辩护律师迟到，为了庭审顺利进行，法官决定这两人的庭审延后。
依次被法警带上被告席的共有4人，其中包括回收厨余垃圾再加工成地沟油的夫妻，购买地沟油的餐馆老板，以及购买地沟油制作火锅底料的企业经理。
房山检察院指控，2013年以来，张某和陈某夫妇从本市大兴区等地的饭店回收使用过的辣椒、麻椒等餐厨废料，运至其承租院内，将回收的油辣椒、油麻椒通过控油、压榨等方法加工制作成油脂，并将该油脂销售给餐馆。
王某和翟某（另案处理）夫妇自2016年7月9日起，在朝阳区平房乡经营饭店。张某明知王某经营餐馆，仍将上述油脂多次向王某出售，其中陈某参与送货。王某夫妇明知该油为地沟油加工而成，仍购买并用于制作毛血旺等菜品销售给食客。
蔡某自2016年起负责房山区阎村镇某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该公司主要生产加工火锅底料。蔡某及其弟弟蔡某某（另案处理）明知张某出售的为地沟油，仍购买并加工成火锅底料对外销售。
执法部门多日跟踪全数抓获
该案系北京市环食药旅民警接到线索后，经排查发现张某和陈某夫妇收购地沟油。民警多日跟踪发现，每天晚上，张某夫妻二人都会到大兴、昌平等地的餐馆拉泔水，两人租住在房山一处院落，从院外经过，能够闻到一股酸臭的味道。此外，不定时地还有人开车到此处拉东西。
后经跟踪调查，警方又发现王某夫妇开办的餐馆和蔡某兄弟制作火锅底料的工厂，均购买张某夫妻提供的地沟油。在取证后，2017年9月22日，警方分三路将涉案嫌疑人全数抓获。
公诉机关认为，张某、陈某、王某、蔡某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应当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地沟油售给正规加工企业
据房山检察院公诉部的检察官宋娟红介绍，证据显示，张某夫妻二人从2013年开始加工地沟油，他们开着面包车，从大兴、昌平、通州等区的饭店，以一斤5角钱的价格，回收水煮鱼和水煮肉里使用过的辣椒、麻椒等餐厨废料。
张某夫妇制作的油脂除了销售给餐馆，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卖给了专业正规的收购加工企业。交易记录显示，正规公司的收购价格为3600元一吨，每斤1.8元。夫妻二人曾收到货款14500多元。而将这些回收的地沟油，再出售给饭馆和火锅底料生产厂，价格则变成了每斤3元。
据张某夫妇交代，清油和红油都是每斤3元到3.5元，油辣椒每斤3元，辣椒籽每斤1.9元。案发时，公安机关在被告人的大院里发现了50公斤的塑料桶255个，190公斤的大铁桶6个，里面都装满了油；装有辣椒废料的编织袋1026个，重量达到了1.9万多公斤。
回收25吨餐厨垃圾盈利14万余元
庭审现场，对于检方指控，4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
张某称，2008年自己长期从事给饭店配送蔬菜的工作，在后厨发现很多废弃的水煮鱼废料。2012年12月，他和妻子搬到房山窦店镇一处出租院子内。“听收废油的人说，饭店里做完水煮鱼后的油辣椒、油麻椒能回收卖钱，我就开始从通州、大兴回收油辣椒、油麻椒。回家后先将脏东西捞出来，然后再进行分离。”
2015年到2017年9月，张某一共回收了25吨餐厨垃圾，盈利14万余元，并销售从餐厨垃圾中分离的辣椒籽共计13吨。
“这些能食用吗？”面对公诉人询问，张某说“不能”。
庭审中，对于榨油的具体时间，张某坚称是从2016年10月开始购买榨油机等设备，并进行加工销售。公诉机关则反驳称，张某手机聊天记录等证据显示，其于2013年开始，已经开始与他人联络销售地沟油。
此外，对于妻子陈某在整个过程中的参与，张某一直含糊回答。“她就是帮着提袋子，跟着一起去收油，就是帮着看车，跟着玩，平时只是给我洗衣做饭。”
为赚钱，明知地沟油仍购入
对于为何使用地沟油，涉案餐馆老板王某称，“我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加工后的地沟油，我之所以这么干，就是想多挣点钱，因为张某卖的油便宜。”制作火锅底料的蔡某也供述，为了节省成本，多赚钱，所以明知是地沟油，仍购买加工火锅底料。
庭审最后，陈某的辩护人上交了一份病历报告，并称55岁的陈某系小学文化，法律知识淡薄，且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希望法院考虑。“羁押期间我已经瘦了30多斤。我知道我们的行为错了，希望法院给我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
说到病情，陈某及坐在一旁的丈夫张某开始掩面哭泣。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 案情
地沟油售餐馆做菜 加工企业制作底料
被告人王某及翟某也是一对夫妻，二人自2016年7月起，在本市朝阳区平房乡经营餐馆。据查证，二人的饭馆没有营业执照，二人也没有健康证。
据王某供述，2009年自己在石景山开了一个成都美食店，从张某处进了五六桶油，每桶10斤，每斤3元左右。2016年，王某夫妇回到北京，在房山开了一家川菜餐馆。他给张某打电话，询问有没有麻辣油，开始重新从张某处购油。证据显示，王某从张某处进了三到四次油，一共20桶清油。案发前，王某一次购买了8桶油，刚使用完半桶，就被警方发现被查获。
“为什么明知是地沟油还用？”面对询问，王某辩解称，饭菜用了地沟油能够提亮提色，而且这种油要比市场合格食用油便宜很多。“就是张某用塑料袋渗出来的油，主要是突出这种油的麻和辣，其他炒菜不用这种油。”
除了这家川菜馆，张某夫妇的地沟油还流向了一家火锅底料生产企业。
据蔡某供述称，2016年从张某处购买过四五次，每次购买油辣椒10包左右，每包35斤；每次购买红油大概四五桶，每桶50斤。“这些东西能提香味，而且便宜，所以我就用了。”
检察官宋娟红介绍，火锅底料公司收购的是油辣椒和榨出的红油。“公司在制作火锅底料时，会先将各种调料比如豆豉等，进行混合，再用牛油烧熟了进行搅拌，在这个环节中直接把油倒入混合物中，或者把辣椒直接放进去，进行炒制。”
上述企业生产的火锅底料批发到了各大农贸市场，其中包括锦绣大地批发市场。据该市场三层一名卖调料个体户证实，她在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3月，曾从蔡某的公司进过三四十箱火锅底料。一箱60袋，每箱价格90元。“买过的人都说这种火锅底料不好吃，我后来就不从蔡某那里进货了。”（记者 左燕燕）
源:新京报
9月3日，来北京站乘车的旅客陆续进入候车厅。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9月3日，老职工杨爱今正在为旅客介绍车次。
过去，北京站采用人工售票。翻拍自北京站站史馆
改革物语
票板是电脑售票之前的火车票，上面印有车站、席别、价格等信息，贴上印有具体车次和座位号的“票号”后，才是一张完整可使用的火车票。
今年春运后，55岁的李素萍乘火车去厦门度假。在Z307次列车上，这位在铁路系统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犯了职业病。她在车厢里到处张望，“每节车厢都有饮水处，一按按钮热水就来了。现在卫生间也干净了。”
李素萍想起了35年前，自己当乘务员时最怕列车上的冬天。那时还是蒸汽机车，列车员要烧煤给车厢供热水供暖，一趟车跑下来，李素萍累得直不起腰，帽子上、鼻子上全是黑灰。
“一趟车只有三个茶炉，水本来就不够。春运的时候人多，出站没多久水就喝光了，车上的旅客只能忍着，眼巴巴等着到下一站停车加水。”李素萍说。
在Z307次列车看了一圈，李素萍踏实了，在宽敞的卧铺车厢里安稳地睡了一夜。
工作近40年，岗位历经列车员、检票员、客运员，李素萍最忙碌的时候，无一例外是每年的春运。
中国春运，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活动。每年一度，全世界七分之三的人口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回到遥远温暖的故乡，重温久违的乡愁后，再奔赴追求梦想的他乡。
春运的故事，是中国人独特的集体记忆。春运的历史，是中国时代更迭的缩影，是改革开放无法磨灭的印记。
过年回家的支边职工、下乡知青
从1985年起，李素萍就在北京火车站工作了。现在的北京站，和她记忆中的样子天差地远。
现在的北京站里，旅客拿出二代身份证、蓝色磁卡车票再刷刷脸，就可以自动验票，做到人、证、票三合一。崭新的自动售票机、互联网购票体验区，科技感十足。母婴休息室、品牌丰富的中外快餐连锁店等，十分便利。
和现代化的内部相比，北京站的外观却略显古旧，和几十年前没什么变化。这座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火车站，曾沿用前门站、北京站、北平站、北平东站、兴城站等多个站名，1949年9月30日才正式更名“北京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首都十大建筑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生活基本稳定，中国的基础建设逐渐恢复。据中国铁道学会2007年出版的《铁道知识》杂志刊载，1951年，国人的外出、返乡活动逐渐增加，交通运输能力开始紧张。当年，一些铁路局就成立了“春节还乡旅客服务委员会”，春运初见雏形。
1954年，国家首次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铁道部成立春节旅客输送办公室。《铁道知识》记载，那一年，春运日均客流量73万人次，高峰90万人次，这是关于铁路春运的最早记载。
当时的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春运客流主要是到东北、西北支边的钢铁、石油、纺织企业职工及下乡知青。他们利用春节假期，搭乘火车回到大城市的家中探亲。一年中，往往只有这一次回家的机会。节后，他们再乘着一趟趟火车重回边疆、农村。
早已退休的北京站客运车间副主任徐继英，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在北京站做客运员，查票、送车、刷厕所、解答咨询，啥活儿都干。在她的记忆里，那时春运的人数、规模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大年三十儿到正月初五，候车室里旅客很少，稀稀落落坐不满。为了方便管理，车站会把几个候车室的旅客集中到一个候车室里。
因为人少，大年三十儿后铁路也会大范围停运，直到正月十五后，旅客才又多起来。“比如从北京到上海，本来一天5趟车，春节期间只留一趟车。”徐继英说。
外来务工人员的春运大军
春运客流的新面孔出现在1978年。
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得以恢复。到了1978年春节，春运中开始出现放假返乡大学生。
那时，35岁的王福春还是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辆站的宣传干事。在铁路上、列车里，用相机记录下了无数大学生旅客的身影。
“刚恢复高考的时候，大学生多大岁数的都有，年纪小的十几岁，大的三十多岁，戴个眼镜，看着挺斯文。”王福春说，满满一车厢旅客里，大学生很好识别。他们往往坐在那里看书，物理、英语都有。
那时的大学生很少，可谓“天之骄子”。几十年后，这批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大学生逐步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型人物。
他们中间，不少人曾是工厂职工、下乡知青。到了夏天，在人挤人、没有空调的绿皮车里，“大学生也光膀子”。王福春说，车厢里实在太闷热了，而且不管春夏秋冬，总是“一股子闷骚味儿”。
到了80年代，王福春镜头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迅速占据了主要位置。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并提供各种劳务。这些经济政策让城乡隔绝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让农村人口的迁徙、流动成为可能。
1985年，李素萍调动到北京站当检票员。在她的印象里，80年代后期开始，春运客流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占到了七八成以上。
“当时的北京，安徽来当保姆的，四川来当建筑工人的，特别多。”李素萍说，检票时，发往合肥和成都的临时客车也最多。她记得同事们开玩笑，管发往合肥的列车叫“保姆专列”；开往成都的列车出站后，“满屋子都是辣椒麻椒味儿”。
李素萍记得，最先出来打工的是南方人。“南方人脑子灵活，做啥买卖的都有，一到春运的时候，江浙一带的人拉都拉不完。”与之相比，西北人、东北人出来打工的时间略晚。
直到90年代，东北国企出现倒闭潮，大批下岗工人才离开故里南下打工，在过年时加入春运大军。这和李素萍的记忆一样，“南方人出来打工十几年后，东北人才往外走。”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务工者，通过铁路汇聚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他们在城市里生根、发芽，城市因为他们开花、结果。
能上车、能回家就行
春节回家团圆，是中国人的传统。对于在外打工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想求得一张回家的车票。可在那个经济欠发达的年代，铁路运力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让春运车票一票难求。
今年55岁的杨爱今，从1987年起在北京站做售票员。那时，铁路票务还没实现计算机联网，售票时要采用票板加票号的特殊形式。
票板是一张没有具体车次、坐席信息的车票，上面只有起始地、目的地、价格等细目。具体的车次和坐席号印在票号上，那是一张贴在票板上的小纸片，其数量要根据每日开行列车的数目来确定。票号没了，车票也就不卖了，所以说买票，其实是买这个“号”。
北京站老站长石玉林在他的《北京站往事:北京站老站长手记》中记载，春运期间，北京站每天售出的车票涉及上千种不同站别、席位。为了完成春运任务，站里专门设立了计划室，对照每日开行的列车编组，核对后再由售票员根据票号售出。一旦列车编组发生变化，计划室还要根据上级的调度命令加减票号。
在北京站做售票员时，杨爱今的床头总挂着一张全国铁路线路图。春运售票期间，她每天一睁眼，就先把纵横交错的铁路和密密匝匝的站点在心里过上一遍。
这是“工作需要”。那时售票全靠手工，一沓一沓的粉红色纸质车票按方向分类，放在身旁的格子里，“要想卖票快，旅客一说要到哪儿，就得知道是在哪个方向。”杨爱今说，80年代末的一次春运中，她一天卖出了2000张票，“打算盘的手指头磨得光亮，算盘都磨出了包浆”。
徐继英记得，一到春运，北京站的旅客人山人海，排队的人把售票厅、站外广场都挤满了。许多人带着铺盖卷儿排队，一排就是一天一夜。
但买到票不等于能上车。因为春运时人太多，每个人又都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年货，到处挤得水泄不通。为了让旅客顺利上车，北京站在东西两个候车室尾部建起天桥，直接通往站台。到了快上车的时候，旅客从候车室直接进站台，在天桥上检票。
站里还专门组织客运员成立了“突击队”——哪趟列车传来消息说“人满了，上不去了”，突击队就火速赶到站台，把满站台乌泱乌泱的旅客想方设法塞上车。
徐继英曾是突击队成员，她说那时候旅客趴在窗户上，他们就往里推；旅客站在门口挤不进去，突击队的小伙子就一脚把旅客踹进去。“这要搁现在，早就投诉了。”徐继英笑着说，可当时，旅客和突击队的目标一致，能上车就行。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回家过年，运货的棚车也被铁路部门调过来，充当临时客车。一位80年代坐过棚车的网友将棚车的特点概括为“黑、脏、臭、慢”。
这位网友写道，“棚车黑乎乎的，没有座位。好在冬天穿得厚，可以垫上报纸席地而坐。车窗虽有，却是铁的，一尺见方。如果我们上车早，就能占据其中的一个小窗位置。窗关上了，全车漆黑。窗开了，寒风直灌。于是我们把握分寸，把车窗拉开一小部分，既可见窗外移动的风景，又不致让别人抱怨风太大。车内永远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臊味。”
这位网友说，这种车固然诸多不便，但想到很快就能与久别的亲人团聚，谁都不在意了。
据新华社报道，1988年的春运是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当年从1月18日持续到3月20日，共63天。那年的《人民日报》刊载报道《我国每天有70万人站着乘火车》，称个别车次超载率超过100%。
徐继英也对那个冬天印象深刻。那年春运，她和其他几个客运员从早到晚在站里，一分钟解决20多个人的问题。“一天下来，累得我胸疼，话都说不出来。”
从受罪变成了享受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春运的硬件条件逐年改善。最大的变化就是火车不断更新迭代，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随后又迈入动车高铁时代。
王银堂是北京站副站长，从1978年开始，他和列车打了半辈子交道。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调车连接员，俗称“钩子手”，负责把一节一节车厢编组解体。
曾让徐继英“累得腰疼”的茶炉车厢，就是王银堂们一节一节组装上的。以内燃机车为例，一趟列车15节车厢只装3节茶炉车厢，多装财力不够，而且还有安全问题。
80年代初开始，一部分内燃机车挂上了发电车厢，可以保证整列火车的供电供暖，还可以在车厢里装空调。“列车员不用烧煤，每节车厢就都有茶炉了。”王银堂说。
21世纪初，电力机车开始取代内燃机车成为客运主力，“劲儿大，噪音小，污染小”。机组可以直接给车厢供电，发电车厢也省了，可以增加客运车厢。
飞跃性的变化，发生在2007年。那年4月18日，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北京站首开26对“和谐号”动车组的始发、终到作业，全国铁路从此迈入动车时代。两年后，武广高铁开通运营，人们又迎来了高铁时代。
动车正式启运前，曾在北京站试验过一段时间，每个车座放上一袋大米模拟旅客的体重。王银堂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动车组时的情景，光洁的白色车身，“车型也好，性能也棒。”他禁不住感慨，“太漂亮了！”
车型进步，车内环境随之改善。徐继英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旅客出门都是自带窝头、烙饼，还是高粱面儿的，就着白开水吃。很少有人吃得起车上的盒饭，能在餐车点餐的更不是普通人。现在，列车上供应多种规格的盒饭，还推出了动车组互联网订餐服务，既有肯德基一类的快餐，也有红烧狮子头一类的小炒。
春运期间的旅客，除了大学生和传统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有许多在机关、企业工作的白领，甚至金领。在王福春的镜头里，他们的穿着时尚考究，在车厢里享受着数小时的旅程：有的女旅客躺在卧铺上敷面膜；有的男旅客自带功夫茶具，在动车上细细品茶……
“现在列车的调度都实现智能化了，铁路运力比原来大大提高。”王银堂说，自己年轻时，春运加开临客，最多加开50多对，“再多铁路网上就挤满了，运行图上已经没有空当了。”
而今，动车组全部由计算机联网智能化控制，缩短了间隔时间，提升了列车开行密度。北京站工会主席、新闻发言人谢景屹说，“过去七八分钟走一趟车，现在十分钟之内就可以连进带出十多趟车。”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18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约29.7亿人次。而40年前，这一数字是1亿。
尽管有了诸多变化，但铁路对春运的承载责任越来越小，人们出行的选择不断增多。
2015年春运过后，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强对春运期间大众的交通选择行为做过一次调研。他向北京一家科研机构的员工发放问卷，结果显示，乘飞机和自驾车回家的人数超过全部样本的60%，其中乘坐飞机的比例约为40%。
张国强认为，自驾车作为春运方式越来越普遍；在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中，航空成为春运交通的优先选择。
谢景屹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近几年，一些买不到卧铺或硬座的旅客宁愿不坐火车，也不愿站着回家。“不像过去，一个无座的票都要去争去抢。大家对于出行体验的追求越来越高了。”
改革亲历
王福春 著名铁路摄影师，拍摄有《火车上的中国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影像记录》
我1963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毕业后分到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辆工作站。我做过宣传干事，从技术室借了一部海鸥相机开始拍照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拍就是40年。
我很幸运，亲眼目睹并如实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那是新中国铁路客运的高潮之一。
中国人出门坐火车是首选，民工潮开始后，一票难求，一车厢定员108人，那时装两三百人都是常事儿。除了过道、厕所，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是人。有人在过道上铺了报纸打个盹儿，突然脸上一烫，睁眼一看，原来是旁边人的烟灰掉脸上了。
我曾经拍过一个小女孩儿，她和农民工父母挤在一节车厢门口，全身脏兮兮的，脸上挂着汗泥。因为人太多，她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困到极点，站着就睡着了。我对着她，心中酸楚，五分钟都按不下去快门，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
小小一个车厢就是时代的缩影。我拍了40年，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变化。以前的农民工蓬头垢面，衣服上补丁叠补丁，回趟老家，连锅碗瓢盆都背着。现在的年轻一代打工者，穿的时髦体面，一般就只拉一个行李箱，上下车都比原来快多了。
80年代末，第一批富起来的老板用上了大哥大，他们在火车里也要高声打电话，生怕别人听不见，派头十足；穿着西装，连袖标都不剪掉，其实就是想让别人看到牌子，知道自己有钱。现在人人一部智能手机，我一上火车，所有人都一个动作：刷手机。所以我总感慨，现在片子都不好拍了！
我的这套作品前段时间开影展，来看的人非常多。很多观众在照片里找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一位六十出头的退休教授对我说，自己是老三届大学生，当年坐火车回老家就是扒窗户进去的。可如今再回头看，当初再不堪的经历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中国这40年是改革最快、变化最大的40年，在铁路这个小分支，我全赶上了，全在我的影集里，没给社会留下空白，这就是我作为摄影师最大的成就感了。
改革辞典
春运
即春节运输，是中国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的现象。以春节为中心，一般持续40天左右，从农历腊月十五到正月廿五。30多年来，春运大军从1亿人次增长到2015年的37亿人次，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王婧祎 实习生 曾雅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