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加拿大资本统治集团对疫情防护的忽视，乃是造成病毒肆虐的最根本原因。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企业总是力图通过削减运营成本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空间。企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往往置职工生死于不顾，不肯在购置防护物资方面增加投入。就连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得不到应有的防疫装备，处于社会底层的低端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更是恶劣。普通工作场所不仅防护措施匮乏，而且疫情爆发后常常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就急于复工。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对民生的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加拿大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土壤肥沃、农业资源极其丰富。虽然受地理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出产的农产品种类有限，但高度机械化的农牧业铸造了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坐拥如此优厚的自然资源，加拿大原本不应出现食品短缺。但是近年来，经济停滞、物价飞涨让国民的物质财富大幅缩水。很多底层民众因为手头拮据，吃饭才成了一个大问题。新冠病毒正式亮相登场后，各级政府抗疫不力，病毒迅即占领了食品加工和销售部门，给食品安全问题增加了更多更大的变数。
< class="pgc-img">一、新冠病毒轻松自如地攻克了各大知名连锁超市
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全国各地感染人数连续蹿升。这个仅有三千多万人口的国家，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却都已超过中国。疫情初期，有关病毒传播的新闻虽然迅速占据了媒体的头条，却未能引起商家的足够重视，各大主要商业机构鲜有认真应对者。三月初，病毒已开始在全国各地四处扩散，但在我常去采购食品的超市里全无变化。放眼望去，见不到任何防护措施。一两个星期后，店里提供的唯一防疫物资仅限于洗手液。店员中无一人佩戴口罩和手套，只有一个伊朗帅哥戴着自备的护目镜。在这个环境封闭、人口密集的商场里，顾客们悠哉游哉，完全不见大疫当前所应有的警觉。无论是店员还是顾客，都对口罩遮面、手套及腕的我侧目而视，仿佛我是个十足的怪物。对政府反复建议的两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理不睬。在排队付款时，我善意提醒一位中老年白人男子离我远一点，他还满不在乎地以调侃的口吻讥讽我。其他人对我要求他们严格遵守社交距离的建议，也表示出了强烈不满。
随着疫情的日益加剧，店员们才终于戴上了橡胶手套。收款员的面前也加装了有机玻璃挡板，将他们与顾客隔开。之后，又开始限制一次性进店人数。但戴口罩的顾客仍屈指可数，店员一律素面朝天。对社交距离的执行还是不甚严格，逼得我这个普通市民不得不越俎代庖，主动跳出来义务充当社交距离的维护者。每次去超市采购，我都得费尽口舌，才能勉强将人流拦截在距离我本人两米之外，其他顾客之间的距离近得令我不寒而栗。但我深悉西方人自视甚高的社会习性，知道他们绝不会听从我这个有色人种的好言相劝。我也就只好客随主便，充分尊重他们“自由”选择的“人权”，眼睁睁看着这些“高等种族”欢天喜地地朝着通往死亡的“民主之路”上狂奔而去。
< class="pgc-img">此情此景加深了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忧虑，我估计加拿大的食品零售业早晚必遭重创。果不其然，四月二十六日晚，位于加东地区的旺市市长在推特上宣布，一家好市多超市爆发疫情，七名员工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此前，魁北克省的IGA已有十九名员工确诊，二十二名员工隔离。Sobeys则在曼尼托巴以及安大略省的十多家分店中爆出员工确诊事件。此外，新冠病毒还先后光顾了Superstore、No Frills、Metro、Safeway、Save-On-Foods、Shoppers Drug Mart 、London Drugs、沃尔玛以及华人连锁超市大统华等商店。从地理分布来看，萨斯喀彻温、新不伦瑞克、安大略、阿尔伯塔、卑诗、曼尼托巴以及魁北克等省份的超市中，均有员工感染，甚至有多名店员染疫身亡。至此，按照加拿大人的惯常说法，“from coast to coast”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加拿大的知名连锁超市全面沦陷，几乎无一幸免。
不管疫情多么严峻，加拿大有关当局照旧是不咸不淡地摆出一副万事大吉的姿态。旺市好市多雇员感染后，约克区公共卫生局的风险评估认为对公众传播的风险不高。只要求在此期间光顾过的顾客和员工，进行自我观察和自我隔离。而这基本上就是加拿大各地方当局处理新冠疫情的标准模板，最多也就是责令有确诊病人的商店暂时关门消毒，几天之后又照开不误。侥幸逃过此劫的病毒，借着店铺重开的西风，再度卷土重来。它们走南闯北，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强有力的阻挡。受到如此盛情款待，新冠病毒更加得意忘形，在加拿大各大超市进出自如，如同回到自家一般舒适惬意，全无做客他乡的拘谨与不适。不难预测，照此局势发展下去，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超市败在新冠病毒手下。
< class="pgc-img">二、肉联厂和屠宰场惨遭新冠病毒之屠戮
从新冠疫情登陆加拿大国境以来，多家肉联厂和屠宰场惨遭病毒之屠戮。肉食品产业成为加拿大疫情集中爆发的重灾区，其中最惨烈的是阿尔伯塔省的两家肉联厂。四月底， 位于高河镇的全国第二大肉类加工企业嘉吉公司（Cargill） 爆发大规模疫情，共有156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949人为该厂雇员, 感染人数占职工总数的一半左右，还有3名工人不治而亡。几乎是与此同时，另一家同在该省的JBS肉联厂也有566人确诊。这两家工厂提供了全加三分之二以上的牛肉，它们的关闭使加拿大牛肉市场遭受重击，甚至迫使以出售牛肉汉堡为主的麦当劳快餐厅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牛肉。此外，该省的Harmony 牛肉厂、Lilydale鸡肉厂和Mountain View Poultry鸡肉厂等企业也有疫情发生。其他省份的肉联厂和屠宰场亦未能逃过此劫，多家工厂因员工感染病毒而被迫暂时歇业或减产。其中，蒙特利尔附近的Olymel 肉猪屠宰厂在9名员工病毒测试阳性之后，宣布于3月29日关闭两周。此后，又有近100名员工确诊。4月8日，Maple Leaf Foods 临时关闭了安大略省Brampton的猪肉厂，该厂有3名员工感染新冠病毒。卑诗省的Sofina Foods Inc.和Fraser Valley Specialty Poultry等鸡肉加工厂也有职工感染。
加拿大资本统治集团对疫情防护的忽视，乃是造成病毒肆虐的最根本原因。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企业总是力图通过削减运营成本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空间。企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往往置职工生死于不顾，不肯在购置防护物资方面增加投入。就连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得不到应有的防疫装备，处于社会底层的低端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更是恶劣。普通工作场所不仅防护措施匮乏，而且疫情爆发后常常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就急于复工。嘉吉肉联厂在短暂关闭后就匆匆开放的举动，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对加拿大广播公司透露，该厂并未认真执行社交距离规范，工作场所十分拥挤，并用“肩并肩”（elbow-to-elbow）来形容车间里的工作状况。尽管雇主极力胁迫或诱使正在隔离中的工人回厂工作，但他们对返岗上班感到恐惧。联合食品和商业工人工会（UFCW）401分会发言人Michael Hughes 对此表示高度关切：“在爆发了（全加）最大的疫情并有一半员工感染的短短几天后，就难以置信地考虑复工，实在令人担忧。”他还作证说，雇主并没有采纳工会建议的安全措施，并说工会将采取法律行动阻止复工。该工会还对Olymel 猪肉加工厂和JBS肉联厂的工作环境表示关注。这两个厂家的表现更为恶劣，在爆发疫情后仍坚持营业，拒不停工停产。
< class="pgc-img">尽管损失惨重且铁证如山，加拿大的政府官员仍然公开歪曲事实、袒护雇主。省农业和森林部长Devin Dreeshen 拒绝承认涉事企业有过失，否认嘉吉公司存在安全隐患。由于企业的不做为和政府官员从中包庇，新冠病毒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10日，嘉吉旗下位于魁北克省的一个加工厂再爆疫情。厂里一共有64名员工感染病毒，171名员工在家自我隔离。该厂即日起逐步关闭，并于5月13日全面停产。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再度开张，防护措施稍作改善后，也将一切照旧。按目前这种做法，加拿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很难安然无恙。
加拿大的雇主和政客之所以气焰如此嚣张，除了有官商勾结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为其可靠后盾以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加拿大的低端工作岗位上，已经很难见到土生土长的本地白人。近二十多年间，在就业岗位显著减少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反而加紧从第三世界国家大量引进移民。原本作为西方工人阶级主力军的当地白人，逐渐被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排挤出了就业队伍。所剩无几的个别白人，多为企业管理人员。以有色人种为主的移民群体构成了加拿大工人阶级的主体，与以白人为主的管理层形成了鲜明对照。以嘉吉在高河镇的肉联厂为例，在2000来名员工中，绝大多数都是菲律宾移民。因为对薪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的要求不高，再加上语言文化障碍以及不熟悉当地劳动法等原因，移民工人很难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更谈不到与白人主导的资方拼死抗争。面对这些逆来顺受的外来移民，管理层更加有恃无恐。因此，被大批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移民接管之后，加拿大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每况愈下，大有向这些移民来源国靠拢的趋势。
三、加拿大食品检测部门沦陷于新冠病毒之手
按照加拿大的法律规定，为了保证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每一家肉食品加工厂里都必须有食品检测员驻扎，否则不允许开工营业。然而，新冠疫情之下，作为联邦雇员的食品检测员自身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严重威胁。自三月底以来，食品检测员中感染病毒的人数稳步增长。加拿大食品检测局雇佣的1500 名检测员中，至今已有40人确诊，还有大致同等数量的人居家隔离。其中，在嘉吉肉联厂工作的37名检测员中，有18人感染。其他感染的检测员分别来自魁北克、安大略以及卑诗等省份。这令检测员们对工作场所的安全深表疑虑，很多人不敢回厂上班。
< class="pgc-img">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上，加拿大政府再次应对失策。食品检测局对广大员工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在防护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依然要求员工到岗履职。由于人员短缺，还强行将非肉食品检测员派遣到肉食品加工厂。凡不愿前往者，一律按不服从管理处置。他们还将同一检测员派往几家不同的工厂，这既增加了雇员的感染机率，也为病毒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农业工会主席Fabian Murphy 因而深表不满：“作为雇主，加拿大食品检测局有责任保护这些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除非他们能够保证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这些工厂应该关闭，人们也不应该到那里工作。” “不断地将人员送到这些工厂里让他们感染新冠病毒，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该工会还曾致信总理特鲁多以及联邦政府的几位部长，要求他们从中干预，将爆发疫情的工厂关闭，并制定全国统一的抗疫标准，却至今不见回复。Murphy 认为，要关闭这些工厂需要面对 “太多政治压力”。
对于食品行业疫情大爆发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很多人担心今后的食品供应问题。总理特鲁多却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尚未预计到会有牛肉短缺的状况出现，但是价格可能会上升。”他又说，加拿大的牛肉生产商将优先满足国内需求。然而，诸多迹象表明，情况远比加拿大政府所宣称的要严重得多。除了新冠病毒所造成的食品安全隐患之外，近年来，加拿大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者不计其数，每一次经济危机也都会引发一批企业倒闭潮。在疫情中受损的很多企业，能否安然度过危机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不久前，加拿大《金融邮报》转引路透社报道，由于新冠疫情在美国越演越烈，一些大型屠宰场或肉联厂相继关闭，导致肉产品供应不足。5月4日，美国好市多宣布，为了保证肉食品供给链中断情况下的供应，各连锁分店将限量出售肉类产品。
鉴于美国疫情先于加拿大爆发，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自然先在美国出现，美国的因应举措也往往为加拿大日后所借鉴。因此，限量供应肉食以及其它食品的局面很可能会在加拿大重现。我个人认为，由于政府抗疫政策的失败，加拿大距疫情失控已为时不远。期间万一有丝毫闪失，引起食品供应链断裂，就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严峻的社会政治危机。到那时，加拿大民众的正常食品需求是否还能得到充分满足？全国范围内的食品总危机虽不至出现，但是局部的混乱当在所难免。
（作者：李建宏，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020-08-28 11:16:06 来源：人民法院报
粮食、能源和淡水，是人类生存三大基本物质。居三大战略物资首位的粮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全世界每年流失或浪费的粮食约13亿吨，占粮食总量的1/3。但是，世界上每7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挨饿，每6秒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死亡。为制止“舌尖上的浪费”，不少国家通过立法制止餐饮浪费，引导国民厉行节约。
粮食安全制度
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从总体战略、生产管理、贸易、厉行节约等多方面制定法律加强管理。
联合国粮农组织1974年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和1996年通过的《罗马宣言》指出，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算实现了粮食安全。
粮食出口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粮食进口国日本和韩国，都制定了完备的粮食安全法律制度。加拿大通过制定《加拿大谷物法》和《加拿大小麦局法》，确立了粮食贸易基本框架，适时对生产和储备采取必要的调控，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美国制定了关于粮食的法律法规，如《1973年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农业调整法》《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其目的是要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避免谷贱伤农。在澳大利亚，粮食储运有《储运经营法》，小麦销售有《小麦市场法》，大麦销售有《大麦市场法》等，要求粮食严格依法进行交易。
绿色餐饮制度
各国政府通过立法，对餐饮企业的原料采购、清洁生产和餐饮垃圾处理等各个环节都作了明确规定， 督促企业提供绿色餐饮。
原料采购。英国的《食品安全法》、日本的《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基本法》， 欧盟的《食品安全白皮书》，美国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等法律，都规定了餐饮行业的采购标准，形成了安全的供应机制。
加强管理。在意大利，政府支持餐饮企业改善食品包装技术以让保质期更长，引入食品标签新制让食品标签更简明易懂，鼓励零售商对即将过期的食品减价销售，同时设立了公共冰箱和专门的食品回收机构。英国早在1875年就制定了与清洁生产、环境保护相关的《公共健康法》，之后又颁布了《污染预防法》等10多种法律，其中对餐饮行业生产的噪声、废气和节约用水等均作了具体要求。
加强监督。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主要负责制定各项法规和标准，不直接参与管理餐饮行业的食品安全等，而且联邦政府制定的食品法典需经各州政府批准；县政府卫生机构负责监督管理本县的餐饮企业，颁布许可证和进行各项检查、实施处罚等。如果酒店经营者积极采取环保的相关措施，节约能源达到10%，政府会提供约2%的税收优惠。
行业自律。在日本，企业协会在绿色餐饮的促进与发展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搭建政府与餐饮企业间良好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增进企业之间的协调。日本的餐饮企业协会具有深入了解行业发展现状和预测行业发展趋势的责任和能力，能为政府的立法提供有效建议，同时也遵循政府对循环经济的立法，制定绿色餐饮的实施细则，为餐饮企业可行性指导意见。
消费节约制度
为禁止餐饮浪费行为各国加强立法，强化监管，并制定具体措施加以控制。
半碗制。2001年，韩国金浦市政府制作了1.13万个“半型碗”，免费分发给当地的各个餐厅，这种饭碗比普通饭碗小，所盛的饭也比普通的碗少45克到160克。在市政府的坚持下，消费者很快习惯了这种方式。英国在火锅店行业中实行“饭盒”制度，消费者点餐要按照实际餐饮量来决定，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剩下的菜品超过一个饭盒所承载的量，就会受到经营者的现金处罚。
打包制。法国根据《反食物浪费法》颁布了一项新规定，自2021年7月起，餐厅必须使用“餐饮袋”，鼓励顾客打包带走。在巴西，供应自助餐的餐馆常常因客流多寡而难以计量，常有剩菜剩饭，餐馆会将当天吃不完的饭菜让餐馆打工者打包带回家。
押金制。韩国的自助餐餐厅根据餐饮的种类、档次及价格，规定客人如有剩余食物，必须缴纳3000至5000韩元（约合人民币17至28元）的“环境负担金”。因此，很多自助餐厅陆续推出“吃自助，缴押金”办法，要求客人就餐前先缴纳押金，如果出现食物浪费现象，餐厅不返还押金。
罚款制。在德国，如果在餐馆用餐时浪费食物，任何见证人都可以向城市秩序局等相关机构举报，执法人员会立即赶到现场，按规定罚款。瑞士的一些饭店还明文规定不许浪费，否则罚款。在新加坡，到饭店吃饭，服务员会劝客人不要点超过食量的饭菜，如果执意点了很多饭菜而吃不完，就会按照法律关于“在餐馆浪费食物，需加倍付费”的规定加倍收费。
剩菜和垃圾制度
餐饮业的反对浪费行为，除了在生产和消费方面严把关口之外，还要在剩菜及最后形成的垃圾处理上下功夫。
剩菜控制和处理。美国于1996年颁布《爱默生见义勇为食品捐赠法案》，鼓励食品餐饮企业捐赠食品剩余物，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的6位大学生为此设计了一款手机软件，帮助收集了宴请消费剩余物，通过手机短信将受捐赠人联系起来，随时可将剩余食物分发放给受捐赠人。在英国伦敦，共有95家餐厅与一家网络销售商签订了合作协议，推销剩饭剩菜。在法国，严禁超市丢弃或销毁未卖掉的食物，凡是超市面积超过400平方米的商户，必须与推销剩饭剩菜的网络销售商签订合作协议，否则会面临3750欧元（约合人民币2.79万元）的罚款。
剩菜的加工。在意大利，民间有很多利用边角料食材烹饪出既环保又美味的创意食品，如煎饼、面包、火腿、肉卷等。芬兰公益组织“从浪费到美味”开了一家“循环餐厅”。这个餐厅每天从商店或超市取来即将过期的食物，由大厨精心烹制出口味极佳的食品。商店和超市通过提供剩余食物节省了后续处理的费用，“循环餐厅”只需要利用10%的剩余食物，其余都捐给社会福利机构。
厨房垃圾处理。日本《食品循环利用法》要求餐饮企业把食品废弃物的再资源化比例提高到20%；餐饮企业食品废弃物排放量每年在100吨以上的企业必受相应的处罚。在韩国，特制垃圾桶会记录食物垃圾的重量并计入居民的对应账户，每月精确结算并随物业费扣除。此外，这种垃圾桶还搭载通信系统，可将相关数据实时传输回管理终端，供政府监测统计和决策参考。
节约意识养成制度
公民节约意识的培养，从时间上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可能要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从教育责任看，也不单是家庭的事或者是学校的事，全社会都要做出努力。
家庭和学校教育。在日本，父母会教育孩子不能浪费粮食，吃尽盘子中的食物，父母平常要指导孩子写家计簿，引导他们管控自己的日常消费。在瑞典，孩子在幼儿园吃饭时，要自己拿着盘子排队打餐，吃多少拿多少，不够再拿，吃完后把盘子放到待清洗的餐车上，老师会在一旁提醒孩子们不要浪费。在新加坡，根据政府提倡“节约粮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的要求，学校在相关的思想品德教育中积极倡导“勤俭节约”的美德。在法国，小学推行“怎么吃”课程，老师在课堂上教导小学生怎么运用各种感官来品尝食物，让他们从小了解食物真正的原形原味，长大后懂得选择，老师要学生边吃边写下他们的想法，教学生选择辨识健康的食物。
社会教育。在日本，媒体会不时地向人们介绍一些节俭的具体方法，一些民间组织考虑人们有剩菜的可能性，开发了一系列剩菜食谱，深受家庭主妇的欢迎。新加坡经常举办各种大型国际会议，在安排宴席上既注重丰富，又体现节约，只有当一种菜肴被吃完后，才会进行补充。在德国，能吃光食物是最大的礼貌，德国人用餐时会把盘子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将桌上的食品渣粒捡起来吃，也不会遭人耻笑。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编辑：迟语洋
在加拿大学习法律和在加拿大学习医学的申请流程和要求还是有些区别的。当然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专业，可是因为法律也好，医学也好，他们都是不针对于高中毕业生申请的，所以这是两个比较特殊的专业，往往我们也会放在一起来做比较和分析。
首先和医学不一样，在加拿大和美国学习医学，你没有医学本科这么一个所谓的学位，但是法律是有法学的本科学位的。像加拿大的大部分大学，它的法学的第一个学位叫做LLB但是多伦多大学把他们的LLB给改成了JD，这样和美国是一致的。
可以理解法学的学位它在某种意义上讲，虽然它是本科的，但是它是在一种更高的等级上设计的。在加拿大你只能在本科毕业之后才具备申请的资格，去加拿大学习LLB和去美国学习LLB或者说JD，他们的这种要求是一样的，流程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都是你要有第一个本科学位，然后要学习并参加lsat的考试。当你的成绩非常优秀以后，就会被法学院所录取。
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学院是隶属于同一个法法学院管理委员会的，但是不要说不同的国家了，就连不同的省他们的法律和执业的要求也是有些区别的。比如在美国有的州允许在学习LLM就可以考执业证书资格考试，然后就可以当地当律师了，但是在加拿大学习LLM只能让你去做法律相关的工作，是不能成为律师的。
LLM的申请难度不会比其他专业难，甚至说还会简单一些，因为实在是没有太多本地的学生愿意学LLM。
作为一个国际学生，想在加拿大当律师，肯定是要学习LLB的。学LLB他并没有太大的对于国际学生的限制，本科学习政治、商科、历史等等的学科，只要你成绩够优秀，都是可以去申请法学院的。不同于医学院，每一个学校每一年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的国内学生的名额，法学院在这方面倒不是特别的纠结，只要你够优秀就是有录取的几率的，而且如果你本身是学习法律的，也一样是具备申请这方面的资格的，所以在加拿大申请法学，对于条件优秀的同学来讲还是很有机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