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中国青年报
先说一个笑话：
有一天，儿子问父亲：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在哪里，是不是就不算丢了？
父亲说，当然了，怎么了？
儿子指了指脚下的大海，说：爸爸，我把咱们家祖传的花瓶掉海里了。
这个笑话可能至少能宽慰到一千万人——有超过一千万人，试图排队退还共享单车押金款。按照每人99元的最低额度计算，这笔押金超过10亿元。
知道自己的钱在哪儿，却退不回来。这是消费者的无奈。“没为了退卡跟人吵过架的人，不足以谈人生。”除了成为众矢之的的单车平台，还有数不清、看不见的传统商业，在上演着一幕幕大戏。悲伤的是，消费者往往只能配合演戏，做一名演员。
要不回来的房租押金
陈长生是北京众多租客中的一位。天通苑的小超市、便利店、菜市场、商场齐全，让他觉得十分便利。只是找房的两次经历让他心有余悸。
去年11月，他从一家租房中介机构退房。他以2800元/月的租金租了一年，押金是一个月的房租。
“没有押金条，押金不退。”中介不容置疑地告诉他。
陈长生翻出家里的材料，几年前的押金条、缴费单都被他细细收好，偏偏就没有这张押金条。他回忆，一年前办理租房手续的时候，就没有押金条。
陈长生赶紧找当时的中介问，结果发现，对方已经将他的微信删掉了，手机也打不通了。他和新的中介磨了半天，对方发了慈悲，说，给你宽延到月底。两周之后如还没有找到，就过期不候。
陈长生找朋友了解，即便当时有押金条后来丢了，也不能成为不退押金的理由。他告诉中介，“我要去中消协、房管局等单位投诉你们。”
中介态度变了个样，说，“我们有关规定就是这样的，我可以试着给你写写申请。”后来，对方承诺，一周就可以把钱退到陈长生的卡里。但最终退多少钱，要以到时候打到卡里的金额为准。
陈长生等了两周，一毛钱都没到账。他恼了，给中介下了最后通牒：“你们总部在哪儿？我明天就去当面找财务，现场给我退。”
当天晚上，陈长生卡里多了1400元。这相当于押金的一半。
“水费2个人约600元/年，卫生费400元左右（没见过人来打扫），下水道维修、热水器维修各一次计580元。”这是陈长生倒推中介算的账。
这次换房也让他有机会换了一家中介。没想到的是，原本想从黑中介中抽身，却差点陷入“黑社会”的包围。
由于换房时间只有短短两天，周六上午，他赶去海淀知春路附近看房。这次，他寻求了另一家中介公司的帮助。看了几个房源，他想回去再考虑一下，却被两个中介人员拦住：要么订房，要么付看房费。他立刻报警，才得以安然脱身。
唐艺的经历更糟心。
唐艺是今年7月来北京发展的，通过中介公司在北京宋家庄租了第一个房子，预缴了房租、押金和水电煤气等费用，加起来近两万块钱。
两个月后的一天，唐艺的妈妈在北京住处休息。突然，门被人踹了好几脚，跟着是撬锁的声音。
唐妈妈吓唬走了门口的人之后旋即报警。但是人跑了，唐妈妈也没受伤，民警不予立案。到这时才知道，她们的楼是公租房，是不允许出租的。她们被中介骗了。
第二天，唐艺来到派出所，民警给中介公司打了电话。中介让她们三四天内搬走，然后就退钱。
退钱的过程比挤牙膏还费劲。搬走后二十多天，中介退了2000元，又过了一个多月，退了1.5万元。现在还差2000元左右，死活都退不回来了。
唐艺的父亲在老家天天打电话询问情况。唐艺说，现在已经拿到大头，心里上能够接受了。“我们家因为这事儿都打起来了。”
比起陈长生和唐艺的经历，小周则是眼睁睁地看着中介公司钻法律的空子。
“公司还在老地方，员工还是老样子，甚至负责退钱的财务就是当初收钱的那个人”，小周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不过换了招牌、改了名字，中介就和我说原公司破产了，老板已经换了，要退押金找以前的老板去。”
2017年10月，小周通过这家中介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租房合同，并交纳了3200元押金。她的房间是隔断房，2018年8月的检查中，她的房间被拆除，她提前从所租住的房间搬离。业务员告诉她，等到租房合同到期、其余合租室友全部搬离，核算扣除相应费用后，会把押金退还小周。
10月租房合同到期后，小周了解到，合租的室友都不再选择续租。她和业务员联系，想要退回自己的押金。
“我已经离职，建议你直接去公司现场要押金。”业务员回复她。
因为工作比较忙，几个人商量决定，由其中一位室友代表全部四位租客到公司要回大家的押金，共计11600元。而到了现场，工作人员告诉小周的室友，因为公司要按规定走流程，请她一个月后再来。
一个月后，小周的室友准时来到公司退钱。财务人员告知小周的室友，之前和她们签订租房合同的那家公司已经倒闭，要退押金只能找以前的公司退。
小周和室友们十分气愤，这家“新”公司的员工都是以前的员工，甚至财务人员也是之前负责收费的那位，怎么就改头换面变成一家新公司了呢？
小周的室友无奈地把情况告诉其他租客，大家非常气愤，却也没有更多的精力讨要押金，只好自认倒霉。
有去难回的办卡费
“我在这儿五年了，我们这儿就没有退款退成的。”当顾问大姐在电话里和安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安阳的心都凉了。
安阳毕业3年了，学好英语去留学的梦想从没放下过。在销售的推荐下，她在北京西直门的某大型英语培训机构一次性报了两年的课程，学费一共是39999元。除去首付4000元外，剩下的学费每个月分期付款1500元。
6个月之后，安阳觉得在机构的学习并没有给她的英语水平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她对英语的时态变化，还是一窍不通。于是，安阳向机构提出了退款。
她在微信上向她的学习顾问提出了退款要求，学习顾问一边向她强调了合同上写的是“30天内无理由退款”，一边劝说安阳继续课程学习。
第二天，课程顾问给她打电话，态度强硬地表示，机构从来没有退款的先例。甚至有的学员已经移民了，也不能退款，只能通过转让的方式解决剩下的课程。
无奈之下，安阳转投网络。维权群、贴吧里流传着一些故事，比如有人找了“上面的朋友”，帮着说了句话；有的趁周末上课人多的时候去闹，被拉进小黑屋之后谈判成功；有的跟媒体或监管部门投诉，获得了干预……这些故事难以得到证实，但它们全都指向一个事实：想退款真的不容易。
安阳在网上找到了一个QQ群。这个群组成员多是和安阳一样，想要中断在同一机构课程的学员。根据攻略的介绍，安阳分别给工商部门和消协打了电话反映情况。工商部门回复表示“30天内无理由退款”已经写明，这不算是企业违约，他们只能进行调解。
没想到，进群的第二天，安阳就接到了这家机构销售主管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她，钱不是不能退，但是一般需要缴纳学费20%的违约金。安阳松了口气，虽然扣20%也不是小数目，但至少说明，这事儿有回旋余地。
安阳向销售主管提出，她能接受扣除10%的违约金，也就是4000元。对方表示可以去试试，但是如果退款成功，她就必须退出QQ群，保守秘密。对方直接地告诉安阳，群里都有他们的卧底。
几天后，安阳接到客服打来的电话，要求她提交一年的银行流水，以证明确实经济困难，无法承担贷款。在她提交要求的材料后，对方还是坚持违约金是20%，如果要降到10%，安阳还必须提交其他材料以证明她确实经济困难。安阳又转头联系销售，销售同意了她的诉求，要求她去中心签退款协议。
安阳拉上舅妈一起去了中心，签完了退款协议后，中心又拿出一份承诺书要求安阳签字。
“就是保密协议，告诉你不能把这些说出去，包括行政机构。”安阳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来中心退款之前，她就已经预计到会有可能要签订这样协议。抱着对这份承诺书的合法性的怀疑，她又给工商部门打了电话，工商部门表示，成年人签订的合同都是有效的。安阳害怕了，当场拒绝签订这份承诺书。中心则表示，不签承诺书就无法保证能申请到退款。
回去之后，安阳第三次拿起电话打给工商部门和消协进行投诉。不久，她又接到了客服的电话，这次，她仅仅需要在电话里承诺不会向第三方透露退款信息。一心想快点结束这场纠纷的安阳在电话里连连答应，再三向客服确认退款事宜。
安阳并没有因为客服的保证松懈下来，接下来两周都孜孜不倦地继续给机构客服打电话。她在两周后就收到了退款。但是在交了4000元的违约金后，安阳又接到了财务的电话，表示还需要她再缴纳1002元。一心想赶紧退款的安阳没有再细问，立马交了了事。
一天晚上，管姣姣在手机上浏览二手交易平台App。她突然发现一张储值卡特别面熟。点开一看，果然是和自己同一家美发店。她知道，网络另一端，是另一位退不了卡的姐妹。
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管姣姣和朋友来了兴致，走进震轩美容美发，想烫个头发。尽管当时已经有店员在打扫卫生，看起来要打烊了，但看到她们走进来，店员完全没有不耐烦，反而耐心地和她沟通。她的手机连不上店里的WiFi，店员立马把自己的手机开了热点，供她上网冲浪。
做完头发，已经是夜里十二时多了。这时发型师向管女士提议，不如办一张店里的卡，店里服务优质，她也可以常来打理头发。办卡一次性充值5000元，之后的每一次用卡消费都能打三折。管姣姣当下有些犹豫，当她注意到价目表上动辄五六百元起步的价位后，又觉得3折是很有吸引力的。
发型师继续加码，告诉她，如果今天直接充值5000元，可以和店长申请免去她这次消费的1000多元。说罢，他就拿起电话转身离开。回来之后兴奋地告诉管姣姣，店长发话了，这1000多元的消费直接免了。这下她真的心动了，当下付了5000元办了卡。
第二次再去店里时，管姣姣却有了截然不同的体验。在第一次良好的服务印象之下，管姣姣洗剪吹染烫也来了一整套，但她发现，光是剪发的单价就要200元。而且，这一次理发师没有再仔细询问她的需求，而是直接向她推荐最高价位的染烫产品。
除了觉得价格虚高，更让管姣姣感到无语的是，这一次，店里WiFi一样连不上，店员却表示只有前台能连，要求她只能自己去前台连WiFi。而管姣姣到了前台询问密码，却被拒绝了。“这不光是价格打了3折，连服务也一起打了3折。”这让她产生了想要退款的念头。第三次去店里的时候，她就在理发过程中询问店员，如何退卡。店员当即表示可以退卡，但是之前产生的消费必须按照原价补齐。这意味着管女士要补足4000元左右的花销，退到手里的钱所剩无几。她看店员态度笃定，也没再继续说下去。
在二手交易平台上看到相同的美发卡的转让信息，让管姣姣对退卡几乎不抱希望。卡里的余额消耗不尽，她就让朋友拿去花。结果朋友染的头发半个月颜色就都褪了，去了一次也不愿意再去。剩下的钱一直在这张卡里躺到今天。
尽管剩下的钱也不够她再做染烫这样的“大项目”了，但是管姣姣也不想再往里面充钱了。现在，她偶尔带女儿去简单剪个头发，几十元几十元地消耗着这张卡里剩下的余额。
怎么在人去楼空前及时止损
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实是：对消费者来说，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押金，可能比实体店“存卡”的钱安全得多。因为曾让人如沐春风的店铺，可能转眼人去楼空。
从洗衣卡、早教中心、加油站到课外班，北京妈妈张莹算得清有多少钱打了水漂，却算不清耗费了多少心力，消磨了多少信任。
11月，张莹在家附近的洗衣店刚办了一千元的卡，用了两次，还剩九百元。第三次去的时候，发现这家自称是源于1908年的意大利清洁品牌“香缇克莱尔”干洗门店大门紧闭。门上还被贴上了解约函和限期清理的通知。因拖欠房租，业主要求他们限期搬离并补缴租金。
“这不算最惨的，最惨的是去年我在鱼乐贝贝给刚出生的儿子办的年卡，刚办了20天店就突然关了。前几年在玛花纤体办了两万元的卡，生了孩子之后再去，就发现店没了。”张莹说，这些年，在办卡上损失的钱有好几万元。
让张莹很懊恼的一件事，是她错过了鱼乐贝贝止损的好时机。
张莹先是在春节前接到机构的短信，通知她过年期间放假20多天。她再去送孩子上课的时候，发现一位家长报了警，现场有警察。而当时，店长告诉她，这仅仅是一场误会。
没多久，她发现，这家机构又大门紧闭了。这似曾相识的场景让她觉得不对，赶紧跟隔壁打听。但是，隔壁的门店也都不肯道出实情。
不过，张莹也在多年的惨痛教训中磨练出了反侦察的本领。她说，现在孩子的课外班投入大，每门课都是上万元，很担心老板哪天就跑路， 所以，只要有风吹草动，一定要摸清楚情况。
怎么摸清敌情？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去物业询问机构是否欠租。鱼乐贝贝的经营状况就是张莹从物业打听到的。
尽管如此，一旦中招，张莹也没什么办法。“他们一般都会告诉你，钱肯定退不了，可以转到其他地方继续上课。”张莹对加盟店和总部之间踢皮球的套路再熟悉不过：一旦某一家店老板跑路，找总部投诉是没有用的，总部会以各种理由搪塞。刚开始会说，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再回复你；再投诉，他们就会说，在出事之前我们已经和他们解除合同，所以现在你只能找店长。
华扬给孩子在“宝贝半径”上购买了玩具服务，每年699元，押金500元。不少人为了更优惠，都一起办了好几张卡。红红火火的平台，突然说倒就倒了。华扬判断，老板可能没准备跑路，可能是资金链出现了问题。目前，她和不少家长一起，在等待着解决问题。余额可以折换成玩具，这是最多家长选择的一个方式。
而她同事则不那么幸运。去年双十一，同事向“来人到家”家政服务App里充了1000元，此后用了4次，消费600元。今年三月和五月，她在平台找业务员搞卫生，都被告知没有人接单。客服告诉她，可以申请退款，余额将在30个工作日内到账。
结果，到了8月底，还是没消息。在拨打96315投诉维权后一个多星期，她得到回复：这个平台已经跑路了，钱要不回来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唐艺、华扬、安阳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晨赫 实习生 丁敏悦 司雯雯
华社巴塞罗那9月8日电 中资入主助力发展 文化融合造就双赢——探访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
谢宇智 冯俊伟
中资控股的西甲老牌球队西班牙人在2019年迎来了俱乐部历史上的又一个春天。他们不仅在时隔12年再次打入欧罗巴联赛正赛，还凭借中国球员武磊的加盟收获了大批中国“粉丝”，成为最受中国球迷关注的欧洲俱乐部之一。星辉娱乐董事长、西班牙人俱乐部主席陈雁升在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融入当地文化、协同发展才是中资收购球队后应走的道路。
财务：中资进驻，扭亏为盈
在2015年底中资入驻前，西班牙人的财务状况颇为糟糕，不仅已连续两个赛季陷入亏损，其总负债额更是高达1.9亿欧元。由于缺乏现金流，俱乐部不得不依靠低价卖出青训出产球员来填补账面上的黑洞。中国资本的到来成了西班牙人的一根救命稻草。2015年11月，星辉娱乐注资6000多万欧元购得俱乐部超50.1%的股权，陈雁升出任球队主席；次年8月，星辉娱乐又进一步增资，以超过99%的控股率实现了对西班牙人的接近全资控股。
在入主后，陈雁升优先清偿了对西班牙税务部门等机构的主要债务，并对俱乐部的运营展开全方位扫描，分析制度弊病、调整人员结构、优化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改革。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2015-2016赛季末，俱乐部扭亏为盈，获得211万欧元盈利。这让俱乐部上下松了一口气，西班牙媒体也撰文称：“西班牙人终于走出了‘重症监护室’。”
2015-2017年间，中国企业曾在海外掀起过一波收购足球俱乐部的热潮。但随着潮水退去，非理性收购导致的种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由于无法建立起稳定的盈利模式，不少中资在短暂的“狂欢”后选择了撤离。陈雁升和他的星辉娱乐却在西甲坚持了下来。在2016-2017赛季，俱乐部的盈利大幅增长至656万欧元。而接下来的一个赛季，俱乐部收入已达到7375万欧元，盈利也稳定在了638万欧元。
与此同时，俱乐部的财务健康度也在逐年提升。到今年6月，其总负债已减少至9000万欧元。如今星辉娱乐又计划将其对俱乐部的5000万欧元债权资本化，以稳固俱乐部发展，这意味着西班牙人的债务将进一步缩减至4000万欧元。据俱乐部董事叶茂透露，西班牙人在西甲内部财务评级体系中的级别已由收购之初的C上升为B，并将在今年年底达到A级。“俱乐部的定位是在未来自力更生，靠自主经营产生的盈利实现发展。”陈雁升在采访中说。
运营：中式管理哲学与西班牙足球文化的融合
想让一家积疾的俱乐部恢复健康运转，治标之外，更要治本。陈雁升和他的星辉娱乐给西班牙人俱乐部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高效而先进的管理理念。“入主之后我们提出了几个口号：让俱乐部更国际化、企业化，内部流程更系统化、数据化。”陈雁升回忆说，“我们对俱乐部的软件实现了全面升级，让标准当家、数字说话。这也是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与欧洲老牌俱乐部之间的融合。”
但另一方面，俱乐部的一切改革又都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俱乐部文化和竞技体育规律的基础上的。“管理俱乐部就像修补一个木桶，我们发现哪块是短板，就把它抽出来换掉，而不是把整个桶打碎重做一个。”陈雁升如是说。
除了更换董事会成员和财务总监，邀请当地著名商学院教授出任球队副主席，他并没有在俱乐部内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换人。此外，他的管理团队也从不直接干预更衣室，而是将俱乐部划分为体育部和企业部两大块：秉承西班牙足球先进经验的体育部是核心，掌控一切竞技、青训层面的决策；引入中式管理哲学的企业部则负责配套IT、安保、传媒、人事、财务、市场营销、票务等一系列后勤服务。两个部门各司其职，两种文化在这里融合。“我们中资给俱乐部带来了价值，但也要学习他们本来存在的价值，互相尊重，平等互信，不能以高高在上的方式去管理。我们过来，是来协助俱乐部发展的。”叶茂说。
尊重本地球迷文化、保护俱乐部的原始身份认同也是星辉娱乐入主后一直积极努力的方向。“目前在加泰罗尼亚大区，西班牙人有近200个球迷会，不少球迷会已存在了30到50年。年庆的时候他们常常搞活动，一百来号人在餐厅进行一次家庭聚餐一样的聚会。我们俱乐部高层也经常受邀去参加，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互动、深入了解球迷们的想法；一方面也让基层球迷看到俱乐部对他们的关心不会因为换了中国管理层而有所变化。”叶茂说，“一家俱乐部，看不见的价值都在球迷身上。只有我们尊重他们的文化，才能获得他们对我们的尊重。”
西班牙人是一家拥有出色青训系统的俱乐部，中国管理层的到来并没有改变这一定位。陈雁升说：“当初收购西班牙人俱乐部，青训也是我们最为看重的因素之一。入主以来我们每年都在加大青训的投入。目前我们青训体系中的球员大概有20人进入了西班牙国家队的各级梯队，去年我们还被评为整个西班牙最重视男足青训的俱乐部。”叶茂也说：“对于一队来说，引援是临时性的、短期的，发展青训才能在体育和经济角度给俱乐部带来长期稳定的发展。”
签约武磊：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事件”
陈雁升仅用了三年半的时间便兑现了自己入主时的承诺：改善俱乐部的财务状况，稳固竞技水平，将球队送入欧战。但他的雄心不止于此。从执掌这家俱乐部第一天开始，他便想向西班牙人输送中国球员，通过这一平台助力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
“但我们不会因为纯商业目的而引进中国球员，引援首先的考虑必须是纯体育的、技战术上的，这是一条底线。”陈雁升强调，“入主之后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团队来分析国内的球员。比如武磊，我们就整整考察了他三年，对他的每一场球赛都有评估。我们希望这样的引援能达到双赢的效果：在满足俱乐部竞技需要的同时，让球员的水平在这里得到提升。”
今年1月，武磊带着中超金靴的荣誉来到西班牙人。正如叶茂所说，这名球员的加盟“是一个有历史价值的事件，甚至或将成为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武磊到来后，西班牙人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巨大的关注与讨论，一些场次在中国地区的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巴萨与皇马的“国家德比”。
陈雁升承认：“达到这个效果我是没想到的。”但他随即表示：“最重要的是武磊的水平让西班牙人俱乐部的整体实力得到了提升。根据统计，从他第一场过来到现在，我们取得的成绩在西甲俱乐部中大概排名第五六位。这证明他确实有实力在五大联赛站住脚。”
叶茂则认为，武磊在场上的拼搏精神感染了当地球迷，这让他们也迅速接受并喜欢上了这张中国面孔。加盟半年后，武磊的商业价值仍在持续不断地体现出来。截止上赛季末，西班牙人出售的印有武磊名字的球衣超过两万件，销量居全队之冠。
“武磊只是一个开始。”陈雁升说，俱乐部未来还将继续尝试引进更多中国球员，“我希望武磊能给中国足球做出表率，也相信将来会有更多中国球员以他为标杆，去更高竞技水平的平台锻炼，在五大联赛立足。”
借助武磊效应，西班牙人也加快了面向中国市场的全面开发。俱乐部从足校、青训、教练培养等多个领域入手，向中国市场展开技术与品牌的输出。陈雁升说：“我们这三年半来跟国内俱乐部和足球行业的各个领域逐渐加强了合作。我想把西班牙的优秀青训体系复制到中国。”在这一场中国资本与西班牙足球的联姻中，星辉娱乐和西班牙人真正实现了“双赢”。
甲球队想坐收渔人之利，恐怕没那么容易。
疫情影响之下，中超联赛的开幕时间仍然悬而未定。
从最初的“可能四月中旬”到如今拖到“方案提交后在7月底开赛”，新赛季中超的到来或许仍需要一些时日。此外，从目前世界疫情的形势来看，外籍人士的入境政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出现松动，很多滞留在海外的外援能否赶上这一赛季，都要划上问号。
如此情况之下，不少国外球队看准了“契机”，挖角五大中超巴西外援成为了巴甲的一大旋律，这其中奥古斯托、保利尼奥以及塔利斯卡都是中超的金字招牌。无独有偶，滞留在海外的名帅也被欧洲市场看中。疫情之下迟迟没有开始的联赛，或许会带来一波外援、外教的流失现象。
入境限制政策出台后，当时的中超有5名外籍教练没办法回归，分别是：北京中赫国安的热内西奥、江苏苏宁的奥拉罗尤、天津泰达的施蒂利克、青岛黄海的利略和大连一方的贝尼特斯。曼城已经宣布前黄海主帅利略加盟球队，出任瓜迪奥拉的助教。而此前青岛黄海方面给出的利略解约的理由中，就有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一条。
除此之外，老帅施蒂利克也曾处于被换掉的传闻之中，虽然泰达方面表示不会换帅，而老帅也表达了执教完泰达就退休的心愿，但军中长期无帅对于球队的影响真实存在。
这几名身在国外的主帅中，贝尼特斯回归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沙特财团收购贝帅的老东家纽卡斯尔联，这名西班牙教头可能回归纽卡执教。甚至有消息称，贝尼特斯已经为纽卡圈定了斯通斯等几名引援目标，而大连人则开始寻找本土主帅取而代之。
相比于主帅的流出，外援的流失现象可能会更为严重。就在中国疫情出现的第一时间，便有传闻称多名外援可能不想在中超效力。而随着国内疫情的稳定，回到中国的外援都比较安心，倒是仍滞留在海外的外援，从实际情况来看能够赶上本赛季中超的可能性正在变小。
五名效力中超的大牌巴西外援，都成为了巴甲队争相租借的焦点目标。自春节以来，格德斯可能租借回巴甲就已经不是新闻，对此我们进行了长期持续的大型追踪报道。此外，恒大队的保利尼奥、塔利斯卡以及国安队的奥古斯托和苏宁外援特谢拉，齐齐进入了巴甲队的引援视野。
据巴西媒体“minhatorcida”透露，包括弗拉门戈、科林蒂安等多家巴西球队有意奥古斯托，此外科林蒂安同时也希望免费租借到特谢拉和保利尼奥。有意格德斯的则是米内罗竞技，而多家巴西球队虽然对塔利斯卡有兴趣，但老东家贝西克塔斯以及一些欧洲球队的竞争力更强。
不过就在10日，特谢拉发表了一份个人声明，表示自己还在等待着回到中国。“由于有媒体发表关于我将要离开中国的传闻，我想对此予以澄清：首先，我并没有收到来自江苏苏宁俱乐部的任何消息，我一直都在等待着可以回到中国的日期，等待着和我的队友们一起重新开始训练。我已经同苏宁俱乐部进行了沟通，任何关于我在这个时候离开江苏苏宁的新闻，都是错误的。”
另外，这些巴西球队租借的障碍就是，中超外援的高额工资是他们很难承担的，这就需要中超球队继续为球员支付大部分工资，而巴甲方面也只能接受支付少部分工资的条件。但如果这些外援很难在本赛季回归中超，那么将其租借到巴甲保持状态也是一个办法。
问题就是目前疫情带来了太多不确定因素，一是入境政策何时能够改变，二是中超在第一阶段赛事会后可能回到各自主客场进行排位赛，届时如果外援可以入境，那么保利尼奥们则可以回归驰援，对于球队实力补充是一大利好。但如果不能回归的话，这赛季也几乎意味着报销，对于国安恒大来说，这些球员是球队的绝对王牌，他们也必定不敢冒然租借，巴甲球队想坐收渔人之利，恐怕没那么容易。
文|零秒绝杀 王晓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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