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者按】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时间和环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除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样值得关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0年边疆考古发掘主动发掘项目逐渐增多，基建项目依然任务繁重，边疆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考古发掘中项目组人员的课题意识显著增强，多学科结合理念深入人心，新发现捷报频传，其中青海都兰县热水墓地2018年血渭一号墓、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入选“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吉林省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青海都兰县热水墓地2018年血渭一号墓、西藏札达县桑达龙果墓地入选“2020年十大中国考古新发现”。下面将分区域介绍2020年边疆考古的重要收获。内容与其他时段的考古梳理有一定的重合之处，但均是以边疆考古视角来观察总结。
黑龙江
黑龙江省进行的主要考古发掘工作有：小南山遗址考古发掘、九间遗址考古发掘、金上京遗址考古发掘等。
小南山遗址位于饶河县乌苏里江左岸的小南山，2020年发掘面积550平方米，主要在第二墓葬区周围进行发掘，发现2座房址和一些火塘遗迹。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在基岩上开凿而成，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片、刮削器、石镞等。测年结果表明年遗址代大体在距今15000-13500年。本年度发掘工作丰富了小南山遗址的文化内涵，为进一步开展持续发掘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2020年小南山遗址F1和F2俯瞰
九间遗址位于大庆市大同区太阳升镇九间村西南，2020年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发现灰坑49个、灰沟11条、房址1座、陶窑2座。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瓷器、建筑构件、铁器、石砌、骨器、铜钱等。发掘结果表明该遗址附近应该存在大型建筑，遗址的形成与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活动有关，加深了对黑龙江地区辽金遗址文化面貌的认识。
金上京遗址位于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2020年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主要对皇城外南侧、中轴大街中部西侧的建筑遗迹进行了发掘。发现夯土建筑基址3座及附属排水沟和房址等。出土了板瓦、筒瓦、瓦当、铁器、陶器等大量遗物。通过考古发掘，进一步了解南城区西部区域道路系统和各类建筑址的结构特征，深化了南城内遗存分布和沿革等认识。
2020年金上京遗址发掘区域
吉林
吉林省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有：围子里遗址考古发掘、河龙二队遗址、永安遗址考古发掘、北头东南遗址和报马遗址考古发掘、古城村1号和2号寺庙址考古发掘、磨盘村山城考古发掘等。
围子里遗址位于农安县小城子乡小城子村，2020年发掘面积509平方米，发现灰坑9处、房址5处、墓葬1座、灰沟1条、柱洞1处、柱础3处。房址多为长方形圆角半地穴式，最大的房址面积约80平方米。墓葬为土坑竖穴墓。出土陶鬲、陶鼎、玉环、卜骨、骨锥等。此次发掘有助于吉林省中北部西团山文化与汉书文化交汇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探索和谱系的构建。
河龙二队遗址位于延吉市小营镇河龙村西，2020年发掘面积1420平方米，发现房址15处、灰坑136处、灰沟8条、灶3个。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形态多为不太规则的圆角方形或椭圆形。出土器物包括陶豆、陶甑、石刀、磨棒、坠饰、炼铁渣、鼓风管、木器等。发掘结果表明，河龙二队遗存早期为柳庭洞文化，晚期为团结文化，对于研究图们江流域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永安遗址位于丰满区江南乡永安村的松花江东岸，2020年考古发掘共揭露了夫余、高句丽、渤海三个时期的遗存。特别是本年度发现的夫余房址遗迹现象清晰，出土遗物丰富，组合关系明确，在夫余遗址发掘中尚属首次，有助于认识夫余文化的文化内涵和分期、探索东团山遗址、帽儿山墓地形制和扶余社会结构等。
北头东南遗址和报马村北遗址位于霸王朝山城周围，2020年考古发掘在北头东南遗址确认了一处高句丽时期冶铁遗迹，出土了大量炼铁炉渣、炉壁等冶铁遗物，遗址应该与冶铁活动有关。同时发现的5处房址应该与冶铁或居住有关。报马村北遗址内发现了青铜、高句丽和金代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以高句丽时期遗存为主，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等，为探讨高句丽平民居址和聚落组织结构提供了重要材料。
古城村1号和2号寺庙址位于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东，2020年发掘揭露建筑台基1处（4号建筑台基）、灰坑15个、灰沟3个。出土器物包括连莲花纹瓦当、板瓦、筒瓦、佛像、金属器物等。发掘结果基本确认了古城村2号寺庙址的平面布局，表明2号寺庙址至少存在早晚两期建筑遗存。
古城村2号寺庙址轴线西侧建筑址
磨盘村山城位于图们市长安镇磨盘村，2020年发掘门址1处、大型建筑址2处、小型房址12处、灰坑27个、窑址2处。出土铜印章、板瓦、筒瓦、瓦当、脊兽、瓷片、陶片等。通过对西区的重点发掘，发现两处带火炕的大型建筑址，结合发现的铜印章，应为东夏国南京宫殿区的重要建筑。7号门的发掘，再次表明山城城垣可以分为早晚两期，为山城始建年代和性质的判定提供了新的线索。
磨盘村山城出土铜印
四合村古墓葬位于双辽市服先镇四合村，2020年发掘墓葬1座，为砖筑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等构成，墓室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墓室西、北两侧青砌筑的棺床上发现3具男性人骨。出土骨簪、羊距骨、玛瑙珠、景德通宝、元丰通宝等。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等，推测墓葬年代为辽代中晚期。
老黑河遗址位于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池南区老黑河北岸，2020年发掘确认了大型围墙院落、仓储性质的房址、居住址、道路、石墙、壕沟、水井、铁路等。发现大量印有“满洲国专卖总署/总局”的汽油桶、日本产罐头盒、碉堡、铁丝网等。铁丝沿线发现大量日伪盗伐的木桩。发掘结果表明这是一处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北林业资源的重要遗迹。
辽宁
辽宁省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有：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考古发掘、马鞍桥山遗址考古发掘、水泉遗址考古发掘、北崴遗址考古发掘、上马遗址考古发掘、城子山山城考古发掘、青石岭山城考古发掘、两家子遗址考古发掘、桃李营子遗址考古发掘等。
牛河梁遗址位于朝阳市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2020年主要对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圆陶片、大型陶缸等，为了解山台之间的关系及未来考古工作提供了线索和依据。发掘表明2号建筑址的建筑和使用过程、结构和功能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工作来解决。
牛河粱遗址T1石墙（局部）
马鞍桥山遗址位于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2020年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址3座、灰坑22个、壕沟1条，出土了陶器、石器、骨角器、贝器等。发表表明该遗址是一处以红山文化为主体的聚落址，文化内涵丰富、时代延续较长，此次发掘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的内涵和面貌。
水泉遗址位于建平县水泉村东北，2020年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址7座、灰坑49个、墓葬5座、灰沟2条、圆形黄土台1处。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角器、牙器、蚌器、贝器、玉器等。发掘结果表明水泉遗址包括魏营子类型和夏家店下层两个大的时期，丰富了对水泉遗址的认识和了解。
北崴遗址位于新民市法哈牛镇巴图营子村东北，2020年发现的主要遗迹有墓葬8座、灰坑39个、灰沟4条。墓葬均为单人竖穴土坑墓，灰坑以椭圆形为主。出土陶器以夹砂陶器为主，另有石器、铜器、料器、铁器等。此次发掘确定了北崴遗址新乐上层的分布范围，表明北崴遗址从西周延续使用到西汉时期，其中发掘墓葬的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补充了沈阳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新资料。
上马遗址位于沈阳市浑南区上马社区，2020年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汉代院落式高台建筑1处，出土板瓦、筒瓦、“千秋万岁”瓦当、铺地砖、陶釜、陶罐、铁镢、环首刀、铁镞、半两钱、五铢钱、漆耳杯等。上马遗址是近年来沈阳地区汉代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助于了解汉代长城及沿线地区的考古遗存。
上马遗址建筑址
城子山山城位于西丰县凉泉镇城子沟内，2020年发掘500平方米，主要发掘1号、2号门址，确认的遗迹主要有门道、墩台、护坡、马道、灰坑。出土大量陶器、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铁器、铜器和钱币等。此次发掘搞清了门址的结构和使用年代，为研究山城布局、后期维修等提供了重要基础。
城子山山城1号门址
青石岭山城位于盖州市青石岭镇，2020年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主要发掘东北角楼西侧护坡、椅子山墓地第一区墓葬，确认了马道、护坡、墓葬等遗迹。出土了板瓦、筒瓦、铁钉、铁甲、铁矛、木炭、陶器等遗物，为复原东北角楼的结构、了解高句丽墓葬结构和年代、研究当时高句丽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
两家子遗址位于阜新县哈达户稍镇两家子屯，2020年发掘面积近1100平方米，发现环壕1条、房址14座、灰坑21个、灰沟1条。发现陶甗、陶钵、磨石、石斧、石核等，另外晚期器物如白瓷碗、白瓷罐、陶罐、铁钉、铁釜等。发掘结果表明，发掘西区为高台山文化聚落，为了解高台山文化内涵等提供了线索。发掘东区为金代遗存，有助于研究金代居住址的布局、建筑结构等。
桃李营子遗址位于阜新县阜新镇桃李营子村西南，2020年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房址26座，灰坑88座。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多数遭到后期破坏，房址内可见地面、灶、炕、烟道等遗迹。出土遗物包括陶盆、瓷碗，石夯锤、石磨盘、骨簪、骨镞、铁刀等。发掘表明该遗址是阜新目前发现较大的金元时期遗址之一，为了解阜新地区金元时期社会生活和结构等提供了新资料。
内蒙古
内蒙古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有：乃仁陶力盖遗址考古发掘、后城咀石城址考古发掘、敖包图青铜时代墓群考古发掘、下田营子遗址考古发掘、额尔敦山石板墓群考古发掘、吉呼郎图匈奴墓群考古发掘、沙梁子古城夯土台建筑考古发掘、三段地墓群考古发掘、三坝汉墓群考古发掘、乃仁陶力盖鲜卑墓群考古发掘、小呼和格勒鲜卑遗址考古发掘、坝顶北魏阴山皇家祭天遗址考古发掘、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北院塔基遗址考古发掘、辽上京皇城西山坡“辽上京窑”遗址考古发掘、辽武安州塔考古发掘、三道营辽金遗址考古发掘、两家子金代戍堡遗址考古发掘、色庆沟金元遗址考古发掘等。
乃仁陶力盖遗址位于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大体可以三个区域，其中I区、II区为新石器早期遗存，III区为鲜卑墓葬群。I区发掘面积900平方米，发现房址14座，居室墓葬1座。出土器物包括石叶、石磨棒、石磨盘、圜底釜、平底陶杯、骨器和兽骨等。II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现大量房址、石器、骨器和兽骨等。推测遗址年代距今8200-7800年，此次发掘填补了裕民文化时空和谱系空白，对于探讨蒙古高原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面貌、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过度阶段的演进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后城咀石城址位于呼和浩特清水县宏河镇后城咀村，城址东西长1200、南北宽1150米，面积约139万平方米，是目前为至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石城。2000年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揭露墩台2个，马面1个，壕沟2段、城门1座，城垣2段、墙垛2处，出土器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发掘结果表明后城咀石城可能是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明的中心，为探索这一地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资料。
敖包图青铜时代墓群位于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敖包图嘎查，2020年发掘墓葬3座，墓葬保存情况一般。其中1号、3号墓为典型的亚腰形墓，2号墓基本为半圆形，与1号墓可能为组合关系。两座亚腰形墓葬规模较大、结构完整，属于典型的特布希文化（年代为公元前1300-前800年）遗存，敖包图墓群也是目前已知该文化的南界，丰富了对此类遗存的年代分布、文化内涵和文化属性的认识。
下田营子遗址位于克什克腾旗位于西拉木伦河支流百岔河上游，2000年发掘面积3300平方米，发现灰坑56座、房址3座、墓葬2座。出土器物包括陶片、骨器、石器、动物骨骼等。遗址的发掘对于探索西拉木伦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增添了新的线索，遗址中发现的竖穴土坑墓为辽代墓葬，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实物资料。
额尔敦山石板墓群位于新陈巴尔虎旗额尔敦山，大体可以分为4区。2020年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区中部第II区的1号、第III区的1号、2号及祭祀性石堆进行了发掘。II区1号墓保存情况较差，发现人骨残片、滑石珠饰、陶片、动物骨骼等。III区1号墓保存情况较好，发现动物骨骼等。3号墓没有发现遗物。额尔敦山遗址的石板墓每两座或三墓为一组，每组均有立石，有随葬马头的习俗。此次发掘的石板墓属于青铜时代晚期遗存，对于探索石板墓的文化内涵、青铜时代晚期游牧文化格局与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吉胡郎图匈奴墓群位于苏尼特右旗淖尔苏木吉呼郎图嘎查，2020年发掘墓葬8座，其中M1、M2全部发掘完毕。M1石头封堆为圆形，直径约13米，墓坑位于石头封堆中央，墓葬早年被盗，墓坑内有一棺一椁，发现人骨、柿蒂形铁花饰、铁镞、丝织品、漆器、羊骨等。M2石头封堆直径约7米，墓坑位于石头封堆中央，墓坑内有一棺一椁。发现人骨、铁带扣、铁镞，羊骨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等，推测墓葬年代为公元1世纪左右。吉呼郎图墓地为我国阴山以北草原地区发现的第一处匈奴墓地，此次发掘有助于研究墓群的墓葬结构、丧葬习俗等。
2020吉呼郎图墓群发掘区域
沙梁子古城夯土台建筑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沙梁子村，2020年主要对城内夯土台建筑进行发掘。建筑位于城址中部，平面为长方形，发掘结果表明，这是一座残存面阔16间、进深2间的大型夯土建筑，四面有较厚的墙体，可能为粮仓类建筑。出土遗物包括板瓦、筒瓦、瓦当、花纹转、“萬石”铭陶盆、陶量残件等。该建筑使用时间为西汉早期偏晚到西汉晚期，因火灾被毁。沙梁子古城位于云中郡托克托古城之北，填补了汉代边城研究的空白，为研究汉朝中央政府对北方长城沿线的经略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段地墓群位于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三段地砖厂及其附近，2020年发掘面积3800平方米，发现墓葬16座、围沟3处、灰坑2处。墓葬均为土洞墓，均被盗，墓道为斜坡或斜坡台阶状。墓室平面大体为长方形，个别为凸字形。有单人葬或双人葬，葬具均为木棺，多数腐朽严重。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玉石器、钱币、漆器、马牛羊骨骼等。发掘结果表明，墓葬年代在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反映了当时这一区域的物质文化和经济面貌等。
三坝汉墓群位于乌海市勃湾区，2020年共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清理汉代墓葬7座，墓葬可以分为砖室墓、木椁墓和砖木混筑墓。墓葬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平面呈“凸”字形，有斜坡状墓道。出土陶灶、陶仓、铜灯、琉璃饰件、五铢钱、大泉五十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等可知墓葬年代为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可能是附近新地古城（汉代城址）居民的公共墓地。此次发掘有助于了解当时这一区域的葬俗、社会经济和饮食结构等。
乃仁陶力盖鲜卑墓群位于锡林郭勒盟镶黄旗，2020年发掘墓葬17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分为圆木盖板型和棺木版型两类，出土器物包括陶罐、骨器、羊骨、铜器、五铢钱、桦树皮、串珠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等推测墓葬时代为东汉晚期，此次发掘丰富了鲜卑文化的研究内涵，有助于研究鲜卑族的发展演变和物质文化等。
小呼和格勒鲜卑遗址位于通辽市科左中旗小呼和格勒嘎查，2020年发掘房址2座、灰坑10余座。房址平面均为长方形，为半地穴式建筑，未发现门道，F1发现马头骨、肋骨、马蹄铁、铁块、铁渣等。F2发现陶罐、陶壶、红烧土块、铁块、动物骨骼等。灰坑出土器物包括陶器、铁刀、石镞、珠饰等。墓葬年代为东汉至西晋时期，反映了当时鲜卑人的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等。其中F1出土的马蹄铁可能是国内目前最早的马铁蹄实物资料。
坝顶北魏阴山皇家祭天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青山乡坝顶村，2020年发掘区域位于遗址中部与东南部，初步搞清了遗址的建筑结构，自内而外有祭坛、内辟雍、内垓、外垓、外辟雍等组成，门道长约8、宽约1米，发现炭化的壁柱、排水沟等。出土遗物包括石器、铁镞、陶器等，根据遗迹遗物和文献记载等，发掘者认为坝顶遗址应该是北魏阴山皇家祭天遗址，可能修建于太武帝时期，毁于524年爆发的“六镇之乱”。
2020年坝顶遗址考古发掘
辽上京遗址位于巴林左旗东镇南，2020年主要对西山坡遗址北院西部的三座塔基、南院轴线上的一号建筑址、二号建筑址和三号建筑址进行了发掘。发掘结果表明，一号建筑址为门殿址、二号建筑址为前殿遗址、三号建筑址为后殿址。其中二号建筑址在辽金时期经历了四次大的修建、西山坡佛寺总体是塔殿并重的格局，反映了辽金两代城址及寺院布局的沿革情况。建筑构件、陶瓷器等大量遗物的出土，为建立辽上京出土遗物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新的资料。
2020年辽上京西山坡寺庙址发掘
辽上京考古队2020年对西山坡东侧临近的“辽上京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认定日本人盗掘的位置，新发现三处残存窑址，分别编号为Y1、Y2和Y3。其中Y1是长条形窑，Y2、Y3从烧结程度及残存窑床推测属于高温马蹄窑，出土了一批有明确地点和层位关系的窑具、瓷片和琉璃片等。对出土部分瓷器检测可知，此次发现的瓷片以高温碱钙釉为主，与以往辽瓷产品均不相同，填补了陶瓷考古空白。从目前出土的瓷片标本（含“官”字款）和窑具、结合窑址位于辽上京皇城内的特殊位置来看，推测该窑址为一处辽代官窑。
辽武安州塔位于赤峰市敖汉旗，2020年为配合武安州塔的维修工程，对塔基和中宫进行了考古发掘。塔基出土遗物包括建筑构件、铜钱和铁钉等。中宫早年被盗，发现一些纸质蒙文经卷残片和泥质擦擦等。此次发掘对于了解武安州塔的结构、建筑性质和年代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三道营辽金遗址位于和林格尔县，发掘面积3720平方米，清理灰坑2个，房址3处，出土陶器、瓷器、铁器、石器及砖瓦残块等。遗物时代为汉代、辽金元时期，遗迹为辽金时期，此次发掘有助于认识当地的历史沿革、文化面貌等。
两家子金代戍堡遗址位于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木两家子嘎查，戍堡平面大体为正方形，边长约340米。夯土城墙基宽约10、残高约3米。墙外有马面，南墙中部开门，门外有瓮城。城外有护城壕。戍堡中部可见院落一处，长约35、宽约25米。2020年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掘和采集遗物较少，主要为铁矛、铁甲等。根据遗迹遗物和文献材料等，推测两家子戍堡遗址是金界壕的附属设施，兴建于金世宗大定年间，以后逐渐废弃。
色庆沟金元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化德县色庆沟村东北，2020年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发现房址6座、灰坑和灰沟多处等。房址内均发现保存较好的火炕遗迹，烟道、铺石及烟囱遗迹明显。出土遗物包括大量瓷器、宋代铜钱、石纺轮、骨器等。此次发掘为探索当时人群的物质文化生活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甘肃
甘肃省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有：奖俊埠遗址考古发掘、桥村遗址考古发掘、石家及遇村遗址考古发掘、马家塬墓地考古发掘、四角坪遗址考古发掘、曹家咀遗址考古发掘、水洛城遗址考古发掘、太子冢墓群考古发掘、赵家坪墓群考古发掘等。
奖俊埠遗址位于永登县武胜驿镇奖俊埠村西南的奖俊埠岭，2020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用火遗迹一处，周围分布大量石器碎屑及少量动物骨骼，可能是一次性用火遗迹。出土遗物主要有打制的石英石片、刮削器、破碎的骨骼、牙齿（包括野马/野驴、牛科、食肉动物和旱獭等动物）等。测年结果显示包含石制品及动物骨骼的地层形成于距今8-11万年，为青藏高原少有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是理解古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及其对高海拔缺氧环境适应问题等的关键性遗址。
桥村遗址位于灵台县桥村，2020年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发现龙山时代晚期长方形坑62个、灰坑48处、活动面3处，汉代灰坑1处。出土遗物以龙山时代的泥质、夹砂陶片为大宗，同时出土不同时期陶、石、骨、角、铜、铁、贝蚌板瓦、筒瓦等。发掘表明桥村遗址的主体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发掘区内存在高等级建筑，与祭祀活动相关性较大。出土板瓦、筒瓦等与建筑有关的器物与延安芦山峁遗址存在密切关联。桥村遗址的发掘为陇东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完善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探索齐家文化的来源提供了基础资料。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发现寺洼文化墓葬62座，马家窑、寺洼文化时期灰坑145处、马家窑文化时期房址多处等。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本年度发掘丰富了学术界对寺洼遗址不同时期文化堆积及各类遗存的认识，为遗址保护、开发及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学术支撑。
2020年寺洼遗址发掘
石家及遇村遗址位于宁县石家及遇村，2020年主要围绕城址重要构成要素壕沟、高等级建筑基址区及居住区开展。壕沟位于城垣外侧，对北墙以外壕沟进行解剖，其形制为口大底小倒梯形，坑壁斜直。高等级建筑基址区位于城址东北部。目前发现9座房址，已清理其中3座，最大单体面积超过200平方米。出土遗物有陶鬲、陶豆、陶甗、骨锥、骨笄、石刀、大量动物骨骼（黄牛、山羊、绵羊、狗、猪、马、兔、黑熊、梅花鹿、鱼类等）、植物遗存（大麦、小麦及穗轴、粟、黍、豆科）等。发掘表明该遗址为一处两周时期大型聚落，其生业经济主体为农业，兼有一定比例的养殖业，对于建立起陇东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马家塬墓地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县城木河乡桃园村三队北马家塬上，2020年主要是对整个墓地中尚未解剖的车辆遗存进行清理解剖，并完成墓地出土所有殉牲的初步鉴定工作。本年度清理解剖的13辆车，除M22因近代平田整地和盗扰导致车辆形制不明外，其余12辆车的埋葬信息与形制特征有别。葬车方式有整车葬与拆车葬，葬车方式与车辆形制、装饰等的异同，可为研究马家塬墓地的埋葬习俗、车辆制造工艺及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等一系列问题提供重要线索。马家塬墓地共提取可鉴定动物个体不少于1700具，均为脊椎动物，包括狗、马、黄牛、绵羊、山羊，全部为家养动物，未见野生动物。
马家塬墓地发现车辆
四角坪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东北的四格子山顶部，山顶外围有围墙，围墙范围内存在大量建筑夯土基址，遗址核心是中部夯土高台建筑以及高台四侧的附属建筑，残存占地面积约为8765平方米。中心高台建筑为方形夯土台，边长约33米。其南北两侧边缘往外1米有鹅卵石散水，散水宽约1米。北侧散水还发现有一排水管道，由陶水管、回纹空心砖和素面铺地砖构成。四角坪遗址应该是秦统一后的遗存，结合其地理位置和文献记载等，推测四角坪遗址可能是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四角坪遗址的发现丰富和补充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体系，对研究中国早期祭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曹家咀遗址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青岗村北，2020因兰临高速公路改造工程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现活土坑1处、灰坑7处、窑址2座、近现代墓葬3座，出土器物包括陶罐、陶盆、石刀、石杵、蚌饰等。曹家咀遗址包含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遗存，为研究兰州地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
水洛城遗址位于庄浪县城，城始筑于汉代，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500米，现城址东北角仅存宋代残墙遗迹。因棚户区改造2020年在水洛城区域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现灰坑4处、墓葬1座、窑址2座。出土遗物以陶瓷片为主，无完整器，可辨器型主要有碗、罐、盆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初步推断墓葬年代应为宋代，灰坑内出土陶瓷器等均带有宋辽金时期风格。此次发掘有助于探讨当时本区域的文化内涵、生产力水平等。
太子冢墓群位于庆阳市宁县县城北侧，因G69国家高速公路2020年发掘4700平方米。发现遗迹61处，其中墓葬49座、夯土遗迹1处、灰坑11处。其中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墓葬30座，唐至明清时期的墓葬8座，11座墓葬的年代无法确定。此次发掘为了解当时本区域的社会面貌、丧葬文化等提供了新材料。
赵家坪墓群位于定西市安定区宁远镇，因通渭至定西高速公路工程建设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6305平方米。发现汉代墓葬93座，包括土洞墓80座、砖室墓9座、竖穴土坑墓3座、砖木混筑墓1座。土洞墓皆为洞室墓，多呈甲字形。砖室墓包括单室墓5座、双室墓3座、三室墓1座。竖穴土坑墓均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墓，平面略呈甲字形。砖木混筑式墓为前室砖砌、后室土圹的双室墓。出土器物包括陶罐、陶瓮、陶鼎、模型动物俑、五铢钱、大泉五十、货泉、铜镜、车马器、带钩、剑、灯、琀蝉、弓弭、耳珰等。赵家坪墓群是陇中地区目前已发掘最大的一处汉墓群，墓群包含汉文化、匈奴文化和土著文化因素，有助于探讨当时多民族文化融合等相关问题。
新疆
新疆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主要有：通天洞遗址考古发掘、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发掘、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考古发掘、奎玉克协海尔古城考古发掘、卓尔库特古城考古发掘、北庭古城考古发掘、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发掘、乌什吐尔遗址考古发掘、唐朝墩古城考古发掘、达勒特古城考古发掘、玉孜干古城考古发掘等。
通天洞遗址位于吉木乃县，2020年主要对通天洞遗址一号、二号洞穴外进行了发掘，发现灶坑、柱础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石器、青铜器、麦、黍等。灶坑内发现了一件铜管残件，检测表明此残件的成分是铜锡合金，即青铜。结合与青铜器同层位的小麦碳十四测年数据，青铜器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这是目前新疆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此次发掘对于研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农作物和欧亚草原冶金术的早期传播等具有重要意义。
通天洞遗址出土铜管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尼勒克县科蒙乡恰勒格尔村东，2020年考古发掘区域主要位于高台遗存的东北部及中部，出土的陶罐、饼形石器、螺旋状石杵以及陶器纹饰与吉仁台沟口遗址一期文化内涵一致，墓室及封土内出土的兽骨和人骨多个数据测年显示，高台遗存年代为距今3500年左右。此次发掘明确了高台遗存的性质、结构和具体年代，它是目前为止在新疆乃至欧亚草原发现的史前时期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墓葬建筑遗存，对于研究当时欧亚草原的墓葬形制、丧葬思想和生业经济等具有重大意义。
黑山岭遗址位于哈密、罗布泊、敦煌之间的嘎顺戈壁内，是一处古代开采绿松石的大型矿业遗址，矿坑数量多达110余处，是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最大的古代矿业遗址群。发现矿硐、矿渣堆积和古人生活遗留下的灰堆、房址遗迹。出土遗物陶器、铜器、石器、骨器、纺织品、皮毛制品、木器、大量动植物遗存以及绿松石珠、玉料等。参考测年结果和出土器物等，初步认为黑山岭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两千纪晚期到公元前一千纪中期（相当于商代晚期到春秋时期）。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的发现改写了新疆古代绿松石文物产源地的“西来说”，为了解古代采矿技术与方法、采矿工业聚落特点、采矿人的生活和社会组织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位于轮台县境内，城址由城墙和城内高台组成，城墙周长约900米，墙体残存高度1至2米不等。高台区呈椭圆形，周长约340米，最高处距地表残高6.5米。2020年的发掘表明高台区发现早晚两期遗存和明确的房址等遗迹，早期遗存中发现了较多金属炼渣、火烧痕迹，初步判断应和金属冶炼有关。这一区域春秋战国中期已经出现环壕、城墙和护城河，秦末-西汉初期城市发展到顶峰，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废弃。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是迄今为止塔里木盆地北缘经科学发掘并且年代最早城址，对于研究天山南麓人群从早期聚落到城市的演变、天山南麓早期文明化进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卓尔库特古城位于轮台县城东南，2020年的考古工作主要对内城东高台北部区域进行发掘，进一步明确该处为高台城址，平面呈长方形，有墩台、角楼建筑。建筑经过战国-西汉、东汉、魏晋时期三次大的修筑和改建，主体年代在两汉时期。出土遗物多为陶器、铜器、石器、骨器制品等。发掘表明卓尔库特古城是塔里木盆地北沿汉-魏晋时期一处高等级的大型中心城址，进一步推进了西汉西域都护府遗址的探索研究工作。
北庭故城位于吉木萨尔县以北，2020年主要清理了8号大型建筑址，6号佛殿遗址北侧等。发掘结果表明，8号大型建筑址可能是一处自唐代到宋元时期多次重建的重要建筑址，出土遗物包括唐宋时期钱币、莲花纹瓦当、铺地砖、陶器和动物骨骼、骨角器等。6号佛殿遗址北侧发现了半环形的人工水池，可能是修筑佛殿后，周围挖出土坑形成半环绕佛殿的水池，此外在佛殿西侧还发现了一段土坯墙（高约0.8米），可能是佛寺的院墙。出土遗物包括黄绿釉建筑构件，塑像构件，瓷片等。此次对于了解北庭故城的形制和城内建筑的特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北庭故城8号遗址发现础石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尉犁县境内的荒漠地带，2020年发掘500平方米，发现房屋1座、木栅栏1处、踏步1处、灰堆5处。出土木椟、铜印章、纸质文书、麻鞋、牛皮铠甲、动物骨骼等大量遗物。发掘结果表明，该烽燧遗址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及附属设施等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遗址。发掘实证了唐王朝度西域的有效统治，填补了安西四镇-焉耆镇的史料空白，为研究唐代西域军阵体系、边塞生活、敦煌吐鲁番学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文书
乌什吐尔遗址位于库车市，2020年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发现房址2座、排房12座、灰坑4个、灶坑遗迹1处。4号排房东北角发现储粮仓棚一座，仓棚周围散落较多碳化粮食和植物种子，经初步辨识有粟、黍、核桃、沙枣、杏等。此外还发现陶纺轮、陶灯盏、大量建筑构件、铜饰件残片、铜泡、铁器、玉饰件、动物骨骼等。发掘表明古城延续时间较长，主体使用年代在唐代，推测最早为佛寺建筑，唐代改为具有军事戍卫和边贸管理功能的边堡或驿站，可能是唐代的东柘厥关。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奇台县城东北部，2020年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揭露了浴场遗址的全貌及6号院落等，清理出浴场的进水井、排水井、灶址、房址等，出土陶器、瓷器、铜器等大量遗物。初步判断浴场使用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至元废弃后被改造利用，为考察丝绸之路沿线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材料。6号院落遗址为一处减地法构筑的院落，房址内部包括多层堆积，为梳理天山北麓唐到元时期陶器演变序列，有助于探讨当地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等。
达勒特古城位于博乐市，2020年主要对内城西南角、外城西北角等处进行了发掘，发现土炕遗迹、窑址等，出土大量水晶（包括部分桃心形水晶饰件的半成品与成品）、炉渣、铁渣、铜币和铜渣等。推测上述区域存在冶铁遗址、水晶作坊、铸币作坊等。发掘结果表明该城为宋元时期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时段的西域重镇，应为文献记载的“孛罗城”所在，古城具有发达的手工业与贸易，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盛。
玉孜干古城遗址位于库尔勒市阿瓦提乡阿瓦提村南侧，现存遗迹主要有周边城垣和城内高台。城垣平面近圆形，东西长465米，南北宽400米。垣墙上窄下宽，底部宽10-15米，残高2-3.5米。高台位于城垣中部略偏北，平面呈椭圆形，南北长60米，东西宽50米。高台台体的最外缘采用土坯砌筑的方式，在其外侧有一周斜坡状的护坡堆积。此次发掘为探索城址形制、布局及年代等提供了有力支撑。
青海
2020年青海省主要进行的项目有宗日遗址考古发掘、热水2018年血渭一号墓考古发掘、泉沟墓地考古发掘、杨家寨汉墓考古发掘等。
宗日遗址位于同德县巴沟乡团结村，2020年发掘面积近800平方米，发现大量遗迹和遗物，其中墓葬、灰坑、房址等遗迹100余处。根据发掘结果，宗日遗址可以分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唐宋时期三个阶段。对于了解宗日文化的文化内涵、遗址布局、聚落演变等具有重要意义。
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位于都兰县热水乡，2020年主要清理墓圹及墓室，出土器物有金胡瓶、鋬指杯、银印章、铜铠甲、铁刀、漆木器、丝织品、皮革、玉石器等。银印为方形，边长1.8厘米，印文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据墓室出土丝织物、树木年轮测定，该墓的年代在8世纪中期左右。通过印章可知墓主人是吐谷浑王，时代是吐蕃统治时期。此次发掘对于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具有重要价值。
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印章
泉沟墓地位于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2020年对泉沟一号墓周围进行区域调查的同时，对部分被盗的墓葬进行了清理。基本弄清了泉沟墓地的范围和墓葬数量、分布规律和保存状况，为下一步墓地发掘和研究等提供了基础。
杨家寨墓地位于大通县杨家寨，2020年共发掘墓葬10座，窑址1座，其中砖石混筑墓7座，洞室墓3座。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等推测，墓地大体可以分为东汉、魏晋、宋代三个时期。
西藏
西藏地区开展的考古发掘项目主要有：夏达错遗址考古发掘、曲贡遗址考古发掘、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考古发掘、玛不错遗址考古发掘，格布赛鲁墓地考古发掘、皮央东嘎遗址考古发掘、桑达隆果墓地考古发掘、色多墓地考古发掘、当雄墓地考古发掘、那龙墓地考古发掘、觉莫林墓地考古发掘、日土宗遗址考古发掘等。
夏达错遗址位于土日县，2020年发现遗迹10处，出土器物包括石制品、动物骨骼等。发掘结果表明，夏达错遗址是一处距今8500-7500年的湖滨狩猎采集者使用的遗址，是目前西藏西部年代最早的考古遗址，出土了西藏最早的磨制石器，为研究西藏早期人类活动、居住环境等提供了资料，是近年来阿里地区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
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北郊娘热山沟的曲贡村，2020年发掘是对1991年发掘工作的补充，出土了大量石器和玉箭镞等，为曲贡文化及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多学科合作的手段，为重建当地的社会环境和生业形态等奠定了基础。
梅龙达普洞穴遗址位于阿里地区革吉县，2020年发掘出土遗物包括细石核、细石叶、红褐色夹砂陶片、黑色泥质陶片等，石质有燧石、玛瑙、黑曜岩等。洞内发现以红色颜料涂绘的岩画，内容以几何纹为主，其他纹饰有竖条纹、人行轮廓、手掌和太阳纹等。发掘结果表明，洞穴上部的文化层年代距今4000-1000年，岩画和出土遗物等为了解当时的生产技术和文化面貌等具有重要意义。
玛不错遗址位于康马县南部的玛不错湖滨，2020年发掘区分为I区和II区。I区由文化层堆积和墓葬组成，II区发现类似火塘的遗迹，发掘的4座墓葬均为石棺墓。出土器物包括木炭、动物骨骼、陶片、石器、骨器和骨蚌饰品等。发掘表明，该遗址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湖滨渔猎文化遗迹，文化面貌有别于目前已知的西藏新石器时代其他考古学文化，有助于我们建立高原腹地乃至西藏地区史前考古序列等。
格布赛鲁墓地位于札达县，2017年首次发掘，目前共清理墓葬20座、石构遗迹5处。墓葬形制有土洞墓和石室墓两种，葬式主要有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二次葬，没有发现葬具，殉牲现象普遍。出土器物包括石器、陶器、金属器、木器、玻璃珠等。格布赛鲁墓地距今3600延续至距今2200年，是一处包含有建筑和墓地的综合性遗址，对于构建西藏史前区域考古学文化、文化交流和传播等具有重要价值。
皮央东嘎遗址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境内的皮央村、东嘎村，2018年开始发掘，已经试掘墓葬65座，试掘了6处遗址和2处居住址。墓葬年代最早的时间为公元前7世纪，最晚的时间为16世纪，出土器物可以建立1700余年典型器形的演变序列，这是目前西藏已知年代最为完整的一处遗址群，为探讨西藏西部墓葬和器物的演变等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
桑达隆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墓葬可以分为石丘墓、土洞墓两类。墓地使用年代大体为公元前300至公元600年，时间长达近千年。桑达隆果墓地表现出了不同时段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公元前200年之前，第二期为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这一时期可能是政治实体形成初期，第三期为公元600年以后。桑达隆果墓地呈现出西藏西部早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有助于探讨当时的社会结构、生业模式，以及其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西藏其他区域的文化交流等。
桑达隆果墓地出土木俑
色多墓地位于日喀则市仁布县雅鲁藏布江北岸，2020年发掘墓葬5座，出土遗物主要有陶罐、陶珠、陶饰、铜铃、铜针、人骨、动物骨骼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等推测墓地年代应在距今2000年之前。色多墓地的发掘为研究雅鲁藏布江流域古代生产技术、丧葬文化和人群交流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当雄墓地位于拉萨市当雄县当曲卡镇，2020年清理了5座封土墓。出土了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青金石、玛瑙、珊瑚、绿松石、漆器残片、围棋子、骨制品等。此次发掘对进一步研究西藏腹心地区吐蕃时期封土墓考古学文化面貌、丧葬制度、汉唐时期与吐蕃关系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具有重要价值。
那龙墓地位于山南市浪卡子县多却乡，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木棺。出土器物包括纺织物、铜器、木器、铁器、料珠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等推测墓葬年代为公元6-7世纪吐蕃时期，出土冠饰为研究吐蕃服饰的重要资料，反映了青藏高原腹心地带与中国北方草原区域的文化交流。
那龙墓地墓葬
觉莫林墓地位于噶尔县土乡西南，“觉莫林”汉语意思是“尼姑庙山岗”，墓葬遍布整个山坡。2020年发掘墓葬8座，墓葬可以分为土洞墓和竖穴石框墓。出土陶器、铁器等遗物。此次发掘有助于认识象泉河流域上游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内涵和年代等。
日土宗遗址位于阿里地区日土县日土村山顶，因建筑本体受损严重，2020年对建筑基址进行了考古清理。表明该建筑依山而建，在考虑地形的基础上，衔接各组建筑，同时各组建筑又相对独立。建筑既满足一般公共空间的所有功能，又满足居住人员的日常需求，是探讨当时建筑技术、人地关系等的重要资料。
云南
云南省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有：农克硝洞遗址考古发掘、玉龙为都墓地考古发掘、大理五指山遗址考古发掘、建水窑考古发掘等。
农克硝洞遗址位于沧源县勐省镇农克村南2千米的硝洞，为一处巨型岩厦遗址，是在我国首次发现的和平文化遗存。发现人牙3枚，骨环1件，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炭屑、烧骨、灰烬层等。遗址年代可能跨越整个晚更新世至全新世（距今约12-0.9万年）。遗址的发掘对于探讨东亚现代人起源、扩散和多样性的演变、东南亚“和平文化”的源头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农克硝洞遗址考古发掘
为都墓地位于玉龙县大具乡为都村，2020年考古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清理墓葬84座、房址7座、灰坑14个、灰沟2条、柱洞48个。墓葬可以分为土坑墓、石棺墓、瓮棺墓三类。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铜器、牙器、海贝、金器等，房址、灰坑、瓮棺葬的年代大致在距今3600年，土坑墓稍早、石棺墓较晚，年代大体距今2800-2400年。此次发掘为研究金沙江流域青铜时代考古、西南地区古代族群活动和文化传播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五指山遗址位于大理市太和街道阳南村西，2020年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发现建筑基址14座、夯土台基2处及相关的磉墩、墙体、踏道、砖瓦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瓦当、滴水、鸱吻、文字瓦、陶器、釉陶器等。五指山遗址北距南诏太和城仅600米，从建筑结构和出土遗物来看，应该太和城重要的寺庙功能区，对于研究南诏时期寺院布局、建筑技术等具有重要意义。
五指山遗址二号建筑址
建水窑考古位于建水县临安镇碗窑村，2020发掘面积500平方米。以湖广窑、洪家窑为中心，揭露明清窑炉3座，灰坑7处、灰沟4条、匣钵墙2条，出土大量瓷片和窑具，遗物可以分为淡青色青瓷和青花瓷，器形以碗、盘、罐、高足杯等日用瓷器为主。发掘表明建水窑创烧时间在明代早期，与红河流域下游的越南地区制瓷业有密切的联系，对于建水窑工艺技术、生产环境、管理体系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等提供了资料。
广西
广西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有：大浪古城址、望牛岭一号墓、越州故城等。
大浪古城址位于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古城筑在江边丘地上，北、东、南三边有城墙和城壕，西边南、北两端有短墙分别与南、北城墙相接，中段未见明显墙基，西面是古河道，城壕与古河道相通。城址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215米。2020年对城址西北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城壕（G1）呈沟状，宽约14米、深约4.1米，横截面呈“V”字形。城墙利用挖城壕的土直接在原表土上面堆筑而成，横截面呈梯形，底部宽约15米，顶部残宽6.2米，现存最高2.35米。出土遗物以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为主要特征，并有少量石器。陶器有鼎、罐、釜、碗、杯、网坠等，原始瓷器有碗、杯，石器有砺石、石锛、石砧等。陶器的器形、火候、纹饰均与汉代陶器差异明显，却与浙江越墓出土遗物较为一致，推测城址的出现应与越人南迁有关，年代可能早至战国时期。
合浦汉墓M20
望牛岭一号墓位于合浦县汉墓群，2020年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M1封土堆为覆斗形，底面呈方形，边长约53米。M1封土堆范围内还分布有15座汉墓，其中14座（M2～M15）覆压于封土堆之下，大部分朝向与M1一致，布局规律，早晚有序，可能是家族墓；另外1座墓（M17）则打破封土堆。出土陶器、金属器、琉璃、水晶、玛瑙等器物。封土堆还覆压着1条灰沟（G1）。M1封土堆及周边约42亩（2.8万平方米）范围内，已勘探发现汉六朝墓共78座，地表见有2座明显的封土堆（M1和M74）。
越州故城位于钦州市浦北县石埇镇坡子坪村，又名青牛城，南朝宋泰始七年分交、广二州所置，废于隋。城址位于南流江畔，依山而筑，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南面有河道直通南流江。城址由内、外城构成，外城平面近半椭圆形，东、西、南、北各开一门，南部城墙相对较直，城墙外围有城壕环绕，西城墙每隔百米有马面遗存，外城墙周长2080米。内城位于城址西部，平面呈长方形，由四面城墙合围而成，其中东城墙长234米、北城墙长160米。2020年主要对内城西部进行发掘，遗址发现房址11座，其中排水沟2条。出土遗物包括筒瓦、板瓦、人面纹瓦当、兽面纹瓦当、莲花纹瓦当、陶罐、陶碗、瓷碗、瓷罐、瓷器、铁刀、铁凿、铜器等。料珠2500余颗，质地以琉璃为主，颜色有红、蓝、黄、绿、褐等。城址规模和结构布局在岭南地区均较为罕见，对于研究岭南地区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均具有较高的价值。
越州故城建筑址
此外考古工作还在那坡县边境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新、旧石器时代遗址或散布点54处，其中旧石器时代地点53处，新石器时代地点1处。在崇左市龙州等地也发现一些洞穴、台地遗址。
海南
海南省进行的考古发掘主要有湾仔头遗址等。湾仔头遗址位于海南省万宁市神州半岛北部的沙岗上，遗址保存状况较好，平面近椭圆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0米，面积12000平方米。2000年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此次发掘分为两个区域进行，发现的7处遗迹均出自第二发掘区，其中灰坑4个，柱洞2个，遗物分布面1处。出土器物包括瓷碗、瓷盘、陶釜、陶罐、陶尊、陶瓷盖、石斧、砥石等。湾仔头遗址是海南省神州半岛继发掘踏头遗址之后发掘的又一处重要的史前时期遗址，此次发掘为了解海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内涵、制陶工艺、古气候、古环境及几千年来海岸线的变迁特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湾仔头遗址地层剖面图（局部）
（文中所有资料均来各边疆省区田野汇报材料，部分图片来自网络。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阳先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解峰副所长和徐廷先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霞女士、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宋国栋先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国科所长、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夏艳平先生、新疆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文瑛所长、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戴宗品副所长、广西自治区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林强所长等提供了各单位的考古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永旭先生提供了海南省考古资料，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丁晓
操曾是我的本命。在s8赛季我用曹操打了80多场，胜利在60%以上。那时的曹操刚经过加强，位移能够穿墙，让他的灵活性有了很大提高，是边路一霸，站撸不虚任何人，只需开大硬怼就行。中期又肉又有输出，直接开大往后排脸上怼。然而经过几次削弱和边路其他英雄的加强，曹操早已不复当年。但是，在上赛季末的王者局排位和赛季初的钻石局排位中，偶有队友选曹操，都打出了不错的表现。于是我决定对曹操的强度作一次评测，看看是否能从仓库中拿出来。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曹操最为致命的一次调整，时间是2017年6月6日的版本更新：
曹操得益于1技能机动性的提升，在战场上大放异彩。不仅可以灵活走位，而且伤害也非常可观，对敌方后排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即使是面对多名敌人的围剿，曹操也毫不畏惧，依靠大招超强的回血效果与敌人缠斗。我们依然鼓励曹操目前的玩法，但是要适度增加他的收益风险，所以我们将下调曹操的基础血量。另外曹操过于频繁的控制技能，也略微超出了战士的特性范围，我们也将对1技能控制时长做适度的调整。基础血量：3531(+291.5*英雄等级) → 3370(+278.3*英雄等级)
1技能：第三段击飞时长：0.75秒 → 0.5 秒
这次评测一共四局，段位是钻石二，双排。
第一局：
第一局就很完美遇到当前版本最强两个边路：花木兰、典韦。
我带着评测的心态一到四级就与花木兰皇城对决。结果是壮烈的。当初的线霸曹操如今完全不是花木兰的对手。四级曹操吸血很慢，血回不过来；伤害对重剑的花木兰来说也不痛不痒。
五级的时候我在意识到花木兰躲在草里的情况下头铁探草，准备探草后跟他开大硬刚。结果人还没进草，直接一套沉默，大招都开不出来，血就剩不到一半。由于我带的是狩猎百穿，前期是真的脆。花木兰接着切重剑把我带走。我几乎没有反抗之力。
最终我的时隔多个赛季第一把曹操排位以被花木兰打爆而告终。这一局虽然有热身、练手的成分，但还是暴露出了曹操许多缺陷。第一是前期身板太脆，在之前的削弱中减少了曹操的基础血量，导致曹操很脆，加上我带的狩猎和第一件出黑切，更是不经打。在跟花木兰对线过程，掉血速度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第二是技能前摇后摇长，给人非常不灵活的感觉，技能衔接不流畅。第三大招必须攻击敌人才有回血效果，这导致曹操在逆风时作用很小，因为对手的伤害很高，根本不给你平A吸血的时间。这一局我出黑切加防御装，没出末世，导致攻速不够，在当前版本射手、法师普遍伤害很高的情况下，根本吸不回来。此外在单带时，他不能像程咬金一样边加血边逃生，导致不敢在逆风时出去带线，否则被花木兰一套沉默已经残血，就算你再开大，也于事无补。
第二局：
第二局由于阵容原因，我把自己定位成肉边。这局对线的是杨戬+鲁班的组合。前期面对没有辅助保护的鲁班，直接一技能三连击消耗一波，并在野区遭遇战中绕后拿下人头。吸取了上一局太脆的教训，第一件大件我选择出反甲。在增加物防的同时补一点输出。在上路对阵杨戬和鲁班时，由于鲁班前期伤害不足，我在开大的情况下能够切掉鲁班且不死逃生。成功在上路打开了优势。
这个截图是我在上路草丛蹲鲁班。大招起手，接二技能，接一技能三段追击击杀。
在这一局中，曹操多次面对杨戬+鲁班或猴子+鲁班，以一打二，毫不落下风。最终以23的输出、30的承伤拿下比赛。
第三局：
这一局对面拿出了奇怪的双射手阵容。我与没有辅助保护的鲁班对线。前期单杀鲁班两次。并一路碾压。最终打出了双20%的数据。
第四局：
这局面对的是貂蝉+公孙离的灵活双c，十分考验曹操的切后排能力。在对局中，出现了两次曹操与公孙离单挑。但由于曹操的位移短，前摇长，技能衔接慢，导致很难摸到灵活的公孙离；由于大招需要普攻回血，在摸不到对手的情况下大招形同虚设，直接被风筝致死。在面对貂蝉时，情况也类似，难以普攻吸血，身板太脆的问题暴露出来。
最终这局遗憾落败。但仍然打出了双20+的表现。
第五局：
这一局虽然也失败了。但非常好的展示了曹操强势的地方。是这五局表现最好的一局。在本局中，曹操多次绕后开大进场，面对地方被干将消耗的三到四个人，持续站撸，多次切掉双c。最终打出超高的伤害和承伤。
测评报告：
缺点：
一、爆发不足，控制不足，技能不流畅，前摇后摇长。在当前控制多、射手法师后期伤害高的版本下，能有多少时间给曹操攻击回血是个很大问题。
二、与其他战士对线不强势。如今的曹操对线花木兰、夏侯惇、典韦都没有多大把握。又因为输出较慢，爆发不足，没有控制，就算与其他战士对线优势，依然很难将其击杀。对方看你开大，转头就走，你是追还是不追呢？不追浪费了一个大招；追吧等追到了可能大招时间就过了，很有可能被反打。
三、面对多位移射手法师乏力。曹操最有威胁的点是冲进后排开大疯狂攻击回血打输出，然而面对灵活的法师、射手如公孙离、马可、诸葛、貂蝉，有很大可能是你的技能打不中对方，血回不上来。最终被风筝死。
优势：
曹操在面对短腿无位移c位如后裔、鲁班、甄姬时非常强势，有良好的大招回血环境，能打出持续输出。在出半肉装的情况下，加上大招，能在团战中屹立很久，打出不错的输出和承伤。
定位：由于大招需要靠多次攻击回血，这决定了曹操不能像凯那样出全输出打爆发。又因为曹操控制不足，且基础血量底，出全肉的意义不大。所以我对曹操的定位还是既能抗伤又有一定输出对后排有威胁的战士。
出装：经过几场的调整，我认为比较好的出装是
抵抗之靴，反甲，末世，魔女（不死鸟），不详，黑切（复活甲）
搭配铭文：
10狩猎 10鹰眼 10异变
抵抗之靴是因为曹操是要进场打输出的英雄，减少被控时间很重要。第二件出反甲是输出和防御的折中。由于我带的狩猎，所以偏脆，反甲提高物防。如果带调和，可考虑第二件出攻击装。第三件末世，在第一局我没出末世而先出黑切，明显感觉到开大回血速度不够，从第二局出了末世后，在一打二、一打三的情况下回血能力明显提高了。之后补充防御装，提高生存能力。
备选出装：
抵抗之靴，暗影战斧，不祥之兆，魔女，末世，复活甲
搭配铭文
10调和 10鹰眼 10异变 或 10狩猎 10鹰眼 10虚空
这套出装和铭文前中期拥有不错的坦度，通过坦度保证大招回血时间，后期敌方伤害上来，补攻速加快回血速度。虚空加攻速、加防御、加生命值的属性完美适配曹操。
结论：在s12赛季，曹操在边路对线面对花木兰、夏侯惇等强势边路英雄时，很难像s8一样打出优势。他既没有花木兰、杨戬的伤害爆发，能瞬间将敌方击杀，也没有程咬金的强大逃生和骚扰能力，更没有老夫子的留人控制，逼着别人和你打。这导致他在边路的对局中往往很被动。面对位移较多的英雄时，他的技能很难命中对方，大招回血成为空谈。但是在面对无位移的射手、法师时，他又表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在技能和平A 中不断回血，在团战中屹立不倒，对双C造成巨大压迫。同样，在面对伤害不足的阵容时，曹操也往往依靠其站撸持续输出能力有不错的表现。总而言之，目前的曹操距离战士T1梯队还有差距，但在特定阵容下依然能够打出高伤害、高承伤的表现。
章世德已能传，得桂高枝二十年。
持节欲同苏武劲，下帷曾似董君贤。
衣裘衽领无嫌左，饮食杯盂暂厌膻。
一过范阳应感慨，归来图画彼山川。
这是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的名作《重送祖择之北使》。
祖择之即祖无择（字择之），北宋名臣，准备出使辽国，时人视为危途。梅尧臣安慰他说，你已经成名了，希望能像苏武、董仲舒那样名垂千古，所以暂时别在意胡服左衽、饮食腥膻。最后一句比较损，意思是过了范阳（唐宋两代指涿州，当时属辽界）就要发挥才情，把敌人的险要地形统统画回来。
祖无择也算一代大儒，梅尧臣竟唆使他当间谍。
今人对间谍评价不佳，古人却认为间谍是第一流人才，深受尊重，甚至不少民众以主动为国搜集情报为荣，他们曾创造出无数传奇。
近日，英国系列谍战片《007》推出终结版《无暇赴死》，引发轰动。《007》能成功，与掺杂大量枪战、追车、飙血、酷虐、美女、悬疑等娱乐元素相关，此外，炫酷的高科技武器也加分不少。但事实上，从谋略、综合素质、实际作用看，中国古代间谍更胜一筹，甚至在“黑科技”上，也绝不落下风。只是影视工作者关注太少，否则定能拍出许多比《007》更好的影片。
在007系列电影中担任主演的丹尼尔·克雷格（2015年摄）
商周兴起 卧底助力
中国间谍出现极早。《六韬》中已明确设置间谍编制，即“游士八人，主伺奸侯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即派八个人装成游客，专门侦察敌人动向和意图。
此外还有：
爪牙五人，主扬威武，激励三军，使冒难攻锐，无所疑虑。
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
术士二人，主为橘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
《六韬》著者是谁，向有争议。一说是周初姜太公，一说是周初史官，一说是春秋时，齐桓公重修《太公兵法》，整理周王室档案而成。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间谍应是女艾（也写成汝艾）、季杼。
据《左传》：“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意思是夏朝时，权臣寒浞篡了帝位，少康派女艾去杀寒浞的儿子浇，派儿子季杼去骗寒浞另一个儿子豷。最终少康杀掉了浇和豷，加上寒浞已死，夏王朝成功复辟。
《尚书》说，商代开国名相伊尹也做过间谍。
伊尹本夏人，作为有莘氏陪嫁至商，得商汤重用，多次被派回桀都安邑。据《竹书纪年》称，桀伐岷山，得琬和琰二女，遂冷淡末喜氏（也写成妹喜），伊尹暗与末喜勾结，败坏夏政。百姓埋怨夏桀说：“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就是伊尹偷回去的重要情报。最终，商汤抓住机会，起兵灭掉了夏朝。
有趣的是，据《史记》载，商朝末年，姜太公也曾卧底纣王，给周文王当间谍。即：“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而率西归周西伯。”
姜太公画像
秦用间 靠砸钱
春秋战国时，列强争霸，谍战白热化。据《左传》：“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
操作升级，理论亦升级。《孙子兵法·用间篇》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一部论述间谍理论的书”，孙武提出：“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就是说用最聪明的人当间谍，还要“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待遇最优加感情笼络。
孙武画像
当间谍受尊重，孔子学生子贡也曾自请出使离间各国，达到“乱齐”“强晋”“霸越”目的。
为配合谍战，颇有技术发明。比如隐语，又称谬语、谬书、廋、廋语、廋辞等，《史记》称：齐威王之时喜隐。
还有早期窃听器——伏罂。据《墨子备穴》载，在地上埋大缸，上覆薄牛皮，让耳朵好的士兵监听敌军挖地道的声音。
战国末，东方六国频频派间谍坑秦国，韩国人郑国帮秦国建渠，消耗其国力。长平之战后，赵国派间谍去秦国，挑拨权臣范雎、名将白起的关系，一代名将白起后来被杀。
痛定思痛，秦国也制定了“财剑兵”战略，即：“阴遣谋士赉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
长平之战时，老将廉颇本能支撑，秦国间谍却四处散布“秦军最怕赵括”，赵王果然上当。王翦征赵时，遇名将李牧，又派间谍重金贿赂宠臣郭凯金，在赵王面前称李牧欲反，致其被杀。秦国间谍还重金买通各国高官，让他们劝各国君王自守，别管闲事，使秦各个击破。
秦用间的特点是肯花大银子，靠砸钱铺平了统一之路。
汉文帝始建诏狱
汉朝间谍管理模仿秦朝。《淮南子》称：“前后知险多，见敌知难易，发斥不忘遣，此候之官也。”就是在军中设置专职间谍——斥候（近于后来侦察兵）。此外，大量使用商贩当间谍。汉武帝时，派聂壹以出塞经商为名，诱匈奴于马邑，可惜未成功。
汉代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对内间谍机构——诏狱，又称廷尉狱。名义上，诏狱只关押高官，其实是皇帝的私狱，脱离了国家司法系统。汉文帝始建诏狱，关押过周勃等功臣，最多时，汉代诏狱关押了十多万犯人。
三国时，对外间谍组织变化不大，对内间谍组织则有较大发展，出现了“校事”。
曹操是始作俑者，他出身宦官家族，为防止士人集团不满，在正式管理机构“霸府”（相当于摄政府）、“舍人”（相当于丞相办公室）外，别建“校事”，由身边地位较低的亲信卢洪、赵达等掌控，以卑驭尊。到后来，“校事”权限极大，“上察百官，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造。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复讯”。
曹操画像
东吴孙权得位亦不正，也设置了类似机构，称中书或典校。孙权时担任中书的是吕壹和秦博，他们“举罪纠非，纤介必闻”，让“吏民皆以之为害”，孙权只好取缔该机构。
中书流毒下延，到南北朝时，为监控出任各州的军政长官，设典签，即“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是皇帝在大臣身边安插的间谍。
唐皇与藩镇互相骗
隋唐外患、内乱不断，间谍得以迅速发展。
隋代有左右武侯府和左右虞侯开府，“掌斥候，伺非常”。唐朝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和左、右金吾卫大将军，负责京师治安和情报，都有间谍机构性质。
唐代最重要的间谍机构是察事。唐肃宗时，大太监李辅国权倾一时，为维系地位，设立了察事，名义上是皇帝的直属间谍机构，成员称为察事厅子或察事厅儿。从专业度看，察事远超前代。地方藩镇则多设进奏院应对，据学者马端临考证：“唐藩镇皆置邸舍京师，以大将主之。谓之上都留后。”进奏院是藩镇用来窥伺唐廷的间谍机构。
间谍重要性提升，工具上也有进步。唐代颜真卿发明了蜡丸，它的优点在于不怕水，保证文件不被损坏，且不易被发现。唐人还升级了伏罂技术，成为地听，即不再埋缸入土，而是直接挖口两丈深的井，再放入水缸听。
唐人还把箭囊发展成报警工具——矢服，这种牛皮制（最上品是用野猪皮）箭囊可以吹气，晚上睡觉时吹起来，垫在脑下当枕头，“三十里”内的声音都能听到。此外还有听管，就是用一根竹管，一头按在墙壁上，可听房中人私语。
剩下几招的脑回路比较清奇，比如让间谍化装成野兽，“或刻为兽足”“或上冠微禽”，以走野地传递消息。此外，还有男扮女装。隋唐间，“发自戎装”的幂离流行，就是斗笠边上挂垂下的黑纱，是女性服饰。
唐文帝驾崩时，汉王琼谋反，让间谍戴上幂离，骗入城中，“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这种低级骗术，也就打个县城够用。
内外掣肘效率低
宋朝的间谍机构更清晰，因辽国有专门针对宋朝的间谍机构，据《贾师训墓志》载：“燕京留守府有□□□，凡都府事无巨细，必先阅之后行。其府置一局，诸事连外境，情涉谋叛者，悉收付之考核。”
这个“□□□”，应该是专门对宋间谍的机构。
早在五代时，契丹便派间谍入中原，据《玉堂闲话》载，一位无足美妇，“其父载之于独车，自邺（今河北临漳县）南游浚都（汴梁），乞丐于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华屋朱门，无所不至……后京城获北戎间谍，官司案之，乃此妇为奸人之领袖，所听察甚多，遂戮之”。
宋朝亦针锋相对，在边镇建立对辽的间谍机构，有专项经费扶持。此外，宋初有机宜司，此后在沿边州军设安抚司。此外，还有直接隶属于皇帝的中央刺事机构——皇城司。
皇城司在后唐即有，本名武德司，是禁军的一部分，宋太祖改名为皇城司（或称皇城探事司)，属员称为皇城卒，又叫察子，“周流民间，密行伺察”。
宋代在边境也设立了专门的间谍机构——边铺，据南宋华岳说：“惟能依此置铺，召募间谍，明远斥候，则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是谓聚探。”
宋朝无法突破的困境是，投入虽多，却由对内与对外两家分摊，为争资源，双方彼此隐瞒、互相掣肘，导致整体效率极低。
明朝打赢一场间谍战
元明清时期，间谍机构继续完善，可惜只是对内形成“三厂一卫”，“达到中国古代的高峰”，对外进步不多。
三厂指东厂、西厂和内办事厂。朱棣篡位后，担心臣民不满，设东厂镇压；西厂是明宪宗设立，规模比东厂大一倍，一度被取消，后太监刘瑾恢复。内办事厂是刘瑾创设的。一卫指锦衣卫，编制达一千五百多人，设有私家法庭、监狱。
（明）《出警入跸图》（局部）。图中红衣黑帽的护卫即锦衣卫，随侍在万历皇帝左右。
“三厂一卫”的规模空前绝后，却一不能免于饥民造反，二不能抵御外侮。
不过，明朝曾打赢一场漂亮的间谍战。据学者郑洁西钩沉，丰臣秀吉侵朝前，在日明人许仪得知后，将情报交给明商陈申，送到福建，没想到，地方官颟顸，反而逮捕了陈申，但相关警报通过其他渠道，还是传给了明廷，名臣徐光启便提前得知该情报。
战争爆发后，明朝立刻派出许惟敬、史世用、许豫、张一学、张一治、廉思谨等间谍，加上渡日海商黄加、黄枝、姚明、姚治衢，他们在日潜伏，甚至策划过刺杀丰臣秀吉的方案。
在这些间谍中，许仪是萨摩藩主岛津义久的私医，岛津不满丰臣秀吉，曾想独立，他发现丰臣秀吉已病重，便告诉许仪，支持丰臣秀吉的人很少，他一死，日军必撤。许仪将此情报传回国内，故明朝在战争后期采取了拖延战法。
这场漂亮的间谍战以及许仪、史世用等优秀间谍，史不绝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谍战中官民精诚合作，海外明商体现出强烈的正义精神与献身精神。如果不是内耗，他们也许能释放出更多光芒。他们的故事，远比编出来的《007》好看多了。（责编：沈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