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互联网已迈向高速发展的时代，消费者得益于移动终端设备带来的生活便利，衣食住行更依赖于移动终端设备，在选择餐饮时，更倾向于借助移动设备获取商家信息，快速查找获取身边地理位置最近的餐馆及打折优惠，习惯于借助移动平台进行预约排座，以及使用移动支付结账，越来越多的平台还支持对选择的商家信息进行查看、分享、消费评价。

而如何顺应智能移动终端新时代的消费特点和需求，提升餐饮企业的移动信息化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也越来越成为餐饮企业所关心的问题。现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餐饮行业与时俱进，等位排号系统、手机点菜等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各种团购网站纷纷推出手机等位、移动支付优惠等活动，方便顾客在就餐时间扎堆的人流中抢占座位先机，通过整个移动网络实现整个从点菜、落单到结账离店的流程，既增强了用户体验，也帮助餐厅节省大量人工成本。

餐饮管理软件应当顺应潮流，打通与团购外卖网站、微信以及移动支付方式的对接，方便人们的生活。餐饮管理软件中灵活的流程控制功能允许在不完全履行流程审批的前提下，在连锁环境下帮助连锁餐饮公司追踪每个店面的销售情况，并通过与财务系统的衔接，控制每天的现金流和财务结算，具有强大的连锁管理功能。餐饮管理软件对接无线点菜系统、微餐厅等应用后，真正实现了餐饮的O2O闭环，从顾客进店落座、自助点菜、结账、上菜就餐等一系列流程可实现自助。餐饮收银软件与移动应用的结合，让餐饮行业快速迈进了互联网时代。

餐饮管理软件经过不断的演化和发展，功能及特色逐步走向趋同，而消费者需求却在不断变化，在拼产品、拼服务、拼特色的时代，餐饮企业逐渐意识到营销手段的重要性，吸引顾客、品牌增值，需要更加丰富、先进、高效的管理软件凝聚差异化优势，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者|曹蓓 编辑|王毕强

刚在香港工作的一段时间，张静（化名）不止一次坐在跟另外两家人合租的10平方米房间里大哭，一个在法国读国际金融的硕士来到这里成了“卖保险的”，这种落差让她崩溃。

在河北承德，她的家乡，很多人几乎把“卖保险的人”等同于骗子，这个曾经也让她反感的角色，如今成了自己的“饭碗”。

五年后，她坦然接受。依靠这份工作，她有了小孩，搬到了更大的房子，她做保险精算师的丈夫、与她同在法国留过学的山东人Alex对她说，“我一定会让你过得更好。”

他们被称为“港漂”——在香港工作生活的内地人。张静和丈夫Alex也把自己归到这个群体，在这个国际化的城市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

无论你是哪个专业，毕业后留在香港卖保险，并不罕见。

“留在香港的内地年轻人当中，六成以上的人在从事保险行业，因为容易赚钱。”刘瑞卿是地道的香港人，五年前，他跟另外几个本地人创办了一个叫“港漂家”的平台，针对内地到香港读书的学生，提供租房、交友、求职辅助等各种服务。这些人是港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于他们的生活状态，刘瑞卿很了解。

“随着内地经济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而香港的保险产品比内地要好很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到香港买保险，对于有内地人脉的港漂一族，是天然的优势。” 刘瑞卿说。

香港保险业监管局公布的2018年香港保险业统计数据显示，当年由内地访客带来的新造保单保费为476亿港币（1港币≈0.88元人民币），虽然较2017年同比下跌6.4%，但占香港个人业务总新造保单保费的29.4%。

“绝大部分的港漂，在香港撑不过三年，生活成本高、内地机会多、各种文化差异等因素，让离开的人越来越多。”刘瑞卿坦言。

薪水不到两万，房租占去大半

刘瑞卿曾经对自己平台上的6.8万个会员进行统计，刚毕业的学生，在香港的平均薪资在1.3万-1.5万港币之间，工程类待遇更好些。而他们平台提供的宿舍，根据地段和条件，分为单人间和双人间，与室友分摊后计算，每月房租3000多-8000多港币不等。

非常便宜的房子，地段和条件都不会好，因为香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世邦魏理仕发布的《2019全球生活报告：城市指南》中，香港以每平方英尺2091美元蝉联“全球房价最高城市”榜首（1平方米≈10.76平方英尺），高出第二名新加坡近一倍。

香港一个典型家庭：五口人，妻子、孩子，其中两个女儿大的已经21岁，他们住的房子，厨房、厕所、两间睡房加上客厅，一共才30多平方米，三个孩子的小屋面积还不足6平方米。屋里只有一个窄窄的上下铺，第三个住“抽屉”，在上下铺的床底，可以拉出来一块大平板：晚上拉出来，铺上被褥睡一夜，早晨推回。不少类似的图片和影像让“无法理解”的人意识到，这些都是在香港真实发生的故事。

在这样的真实状况中，虽然最初对卖保险有抵触情绪，但还是有很多人选择了这种对“港漂”很友好的职业。

“保险虽然是个比较容易赚钱的职业，但也要看人，有的人很快做到一年一百万，但也有人做了几年还是每个月几千块。”刘瑞卿说。

香港的另一家聚焦港漂群体的平台“港漂圈”曾发布文章称，内地居民到香港工作最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又称“专才计划”）和来港留学。

“根据特区政府公布的数据，香港外来人才月薪中位数均在2万港币以上，通过‘专才计划’和留学来港的两个群体，人口构成略有不同，收入也有一些差别。”该文章称。

根据相关统计，2017年通过“专才计划”获准在香港工作的人数有12381人。30.9%的人，也就是3826人月薪在4万港币以上,其中月薪在8万港币以上的1227人，约占总人数的10%。月薪在2万-4万港币之间的人数占比为39.1%，2万港币以下的为30%，有3711人。

2018年上半年，有6285人通过“专才计划”来港工作，其中680人的月薪在8万港币以上，达10%。2111人的月薪在2万港币以下。

对于每年来港留学、留港就业人数，据香港入境处数据，2016年有18887名内地学生来港留学，2017年有10753人依照“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即IANG）延期逗留，其中5596人的月薪在2万港币以上，占总人数的52%，略高于2016年的46%。具体来看，有325人月薪超过8万港币，926人在4万-8万港币之间，占8.6%，4345人在2万-4万港币之间，人数占比40.4%，2万港币以下有48%。

2018年上半年，通过IANG获准在香港工作的有3162人，其中月薪在8万港币以上的143人，月薪在2万港币以下的有1091人。

“刚开始都是合住，因为房租太贵，要占到每月收入的一半以上，条件好一点以后会自己租个小房子住。”Sara是跨过三年大关的人，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已经在香港工作、生活五年。“我的同学在内地的薪资和所过的生活，远远高于我现在的水平。”

她所学的专业是传媒，是留在香港的热门专业之一。但现在她并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而是在清华控股成员企业启迪控股在香港开设的科技园创新空间工作，“会接触很多内地和香港的创业者，他们之间难以避免地有语言的鸿沟，团队里不会粤语的人，要么强行学会，要么转至后台。”

这些创业的港漂，可能是这个群体中比较特殊的部分，他们中的很多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者金融机构的高层，早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也有各个大学的博士，每个月会享受政府3万港币的资助，Sara介绍。

但即便是普通的毕业生，Sara说，虽然因为各种生活成本高，占据薪水的一半多，但毕竟能到香港读书的人，家庭条件都不会太差，所以不会过“非常差”的生活。

“以前的港漂都是只讲实际，但是这些年的港漂，还要同时讲究精致的生活，年代不同，成长经历也不同。”刘瑞卿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其实香港本地的年轻人更惨，“内地来的港漂还可以有不错的家境支持，也可以选择离开，但香港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多选择。”

“有人被骂走，我学粤语还击”

Sara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同学，是另一个科创孵化器在深圳的负责人，当年他因为在香港大街上说普通话，被香港人骂了一句，自此对香港毫无留恋，毕业后愤然离去，不再对这里抱有任何想法。

“我并没有很明显的感觉，但是当时确实很认真地学了粤语，对于这种情况，选择骂回去，这是传媒人会做的事。”她笑着说，但很快，她严肃起来，“我的还击，并没有遭到攻击，更像是辩论。我更喜欢这种感觉，虽然选择激烈的形式，有剧烈的碰撞，但允许思考，允许讨论。”

不同的经历，造就了不同的人生轨迹，Sara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当年班里的40多个同学，只有不到10个留在香港，因为各种原因，这还算是高比例，有的班级一个都没留下。

《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曾经做过一篇《港漂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的报道，其中提到一个名为唐尧立的在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学生，大一时住的宿舍区，一名香港本地学生发现宿舍洗手盆中有食物残渣没有清理，没有查证便认定是内地学生所为，盛怒下在告示板写下“大陆狗”的字句，点燃港生与内地生之间的矛盾，双方在学校的民主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而唐尧立虽然不知道写下“大陆狗”是谁所为，却在每个笑脸相迎的舍友背后，猜测着是否暗含一句“大陆狗”的咒骂。

刘瑞卿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认为很多是出于误会。

“刚来香港的时候，不适应香港的文化，几乎是所有港漂的困扰。”他说，香港人比较直接，比如一名内地来的人去茶餐厅，就会发现那些服务员阿姨并不热情，只是一句问你是不是要落单（点菜），不落单就走了，让想好了再叫她。

“跟内地普遍比较热情的服务行业人员不一样，他们会以为被歧视。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阿姨对谁都一样。美国人、香港人，她都是这个态度，并不是针对内地人。不仅是餐厅，超市、商场等凡是服务业的地方，都有可能遇到这种情况。你买化妆品，就说要什么，柜姐没有那么多耐心去解释。”刘瑞卿说。

“尤其是头三个月，适应起来很困难，但有些人很幸运，有人告诉他这样的情况，他明白这是很正常的；但有的人，没人告诉他，读书只有十个月的时间，可能这期间他一直不懂，最后带着误解离开了。”刘瑞卿分析原因，这是因为香港是个很急的地方，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可能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是这样，但我们习惯了。”

这点，张静也大有体会，她的丈夫经常加班到深夜12点，甚至更晚，她的同事，每个人都非常忙。住在旁边的邻居，每天都是在夜里12点以后才能听到“咣”的开门声，而在第二天张静起床后，就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们已经出门了。“节奏真的很快，压力也大。”

但同样在香港工作了四个年头的Ling，没有感觉到类似的对内地人的“歧视”。她的丈夫在香港和内地间穿梭，也并没有“看脸色”的感觉。反而，他在北京读书生活了很多年，却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老北京本地人，包括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歧视，那种骨子里的不屑，比香港严重得多。”他反而觉得香港人都很和善和亲切，有礼貌也有教养。

在香港生活期间，Sara的家人和朋友都先后来看过她，“这几年他们感觉明显好很多，香港对内地的态度，正在向正向的趋势走。”

内地的机会更多，“港漂”开始回流

单程证，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前往港澳通行证，是中国公安部有关部门发给有香港或澳门亲属的中国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澳门定居的证件。单程证比较特殊，相比港澳通行证和护照，它不是往来，是前往，不是旅游，而是定居。

按照目前的规定，一旦内地居民放弃了内地身份定居香港，就无法拿回内地居民身份，这也是“单程证”名称的由来。

据港媒报道，2016年持单程证到香港的人数有5.7万人，创十年来新高，较2015年增加近五成。其中15-24岁及45-54岁组别的人数升幅最大，均较2015年上升超一倍。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表示，持单程证到香港人士可填补香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曾书面回复香港立法会议员提问，披露过去十年持单程证到香港人数。2012年到港高峰达5.4万多人，后逐渐回落，2015年曾跌至不足4万人，但2016年数字再次大幅上升，达到5.7万多人，为十年来新高，并超出每日平均150人的名额。其中，15-24岁、25-34岁、35-44岁组别人士占最多，都超过1万人。至于45-54岁组别，2016年也有近9000人，与15-24岁组别一样升幅显著，均较2015年增加超一倍。

“香港的教育和医疗、金融等方面，相比内地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才会有3万多深圳的孩子成为跨境学童，每天起早贪黑来往于香港和深圳之间，也会有内地人到香港看病、买保险，还有一直以来就受内地学生欢迎的香港高校。”一位在香港读书的博士坦言。

但是如今，在香港工作了三年后，他来到深圳，成为一名新深圳人。他的同学、他认识的朋友，在近两年纷纷回到内地，分布在北上广深，当然深圳是最多的选择，因为环境开放，创新能力强。

“生活压力是一方面原因，更多的是，香港在科创这方面，已经落后内地半拍，很多鼓励创新、支持科创的措施出台，但最后都没有太大的效果，而内地满是机会。”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城市认识到人才的价值，香港的高校是他们争相布局的地方。这些城市抛出各种鼓励和优惠的政策，为的是把这部分香港学子引入当地，而这位博士当然是在争抢的名单中。

他说，优惠的政策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内地的那种“拼搏的氛围”，“我在香港已经很难看到。”

刘瑞卿对港漂数量减少有过担心，但当意识到这个趋势已成定局时，就快速调整了“港漂家”的业务范围，开始进军交友等领域，“我们跟回到内地的很多会员都保持联系，希望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如果他们在香港有业务，就可以协助他们。”他说，这些在香港读书的学生，将会是大湾区的受益者，就看他们怎么把握。

2018年9月23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通车运营；2018年10月24日，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并从当年12月1日起，首批粤澳非营运小汽车可免加签通行港珠澳大桥跨境段。

连接两地的纽带，缓缓铺开。

Sara所在的科创孵化器“启迪之星”，总会迎来不同领域的科创团队，“他们的目标是内地或者国外，香港是他们的一个平台。‘内地+香港’的团队组合很常见，因为他们擅长的领域不同，来自内地的人熟悉商业的规则，但是团队管理显然是在这方面发展多年的香港人更在行。这些盯准内地的团队，非常需要内地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熟悉内地的环境和市场，否则根本无法跑起来。”

很大程度上，文化上和心理上的隔阂，在面对共同的商机和目标时，变得渐渐模糊。一位在香港生活的港漂笑着说，“这些年内地遍地是金，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凤凰WEEKLY】创作，独家发布在，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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