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错刀频道 张一弛
< class="pgc-img">整个行业都在等待春天。
餐饮行业遭受重创，线下堂食停滞，外卖几乎成为餐饮行业唯一的出路，重压之下，商家和平台间的矛盾不断被激化。
4月10日，广东省餐饮协会发布一则《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向美团提出，直接减免整个疫情期间广东省内餐饮商户外卖服务佣金5%或以上。
3天后，美团作出了回应，称2019年美团外卖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20%，而佣金收入的八成都被用来支付骑手工资，其中第四季度外卖平均每单利润不到2毛钱，占收入的2%。
今年以来，美团不断被质疑佣金过高。
目前存在的一种典型声音是，谴责美团吸血，“太贪婪了”！
今天刀哥就针对“佣金”聊一聊——美团真的“贪婪”吗。
1.一问：佣金到底去哪儿了？
其实这几年，每次美团的盈利能力增强时，质疑声就会出现，大骂美团的盈利是通过收取高额佣金吸血商家换来的，盈利终不可持续。
但判断问题不能光靠主观臆断，互联网行业擅长数据拷问，我们就从几个关键数据看看实际情况：
从财报可以看到，美团最大的收入确实是佣金：在2019年里，美团外卖的佣金收入达到496亿元人民币，看起来美团外卖在佣金上真是赚翻了！
这里外界有个误解，就是只要是平台收取的佣金，就都让平台赚走了。
但外卖佣金是由三部分构成：平台使用费、技术服务费和配送服务费，最终它留给平台的，也就是前面这两项，技术服务费和平台使用费。
< class="pgc-img">从2015年到2018年，美团每年向骑手支付的费用分别为2.8亿、51.4亿、183.2亿、305.2亿。到了2019年，美团餐饮外卖骑手成本为410.4亿——这意味着，美团每天需要给骑手发放1.1亿工资。
那么美团在全国大约的骑手有多少？
将近400万！
美团发布的《2019年外卖骑手就业扶贫报告》显示，2019年在美团平台就业的外卖骑手共有398.7万人，其中25.7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这些骑手中已有25.3万人实现脱贫，脱贫比例高达98.4%。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外卖配送还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在雨雪等极端天气环境下，美团需要启用大量的补贴，激励骑手去接单，才能完成配送任务。
< class="pgc-img">疫情期间，美团外卖配送平台又新招聘45万骑手，固定成本没有减少，对外卖小哥的一系列举措，隐性增加了成本。
美团配送这套庞大而繁琐的基础设施，保障了美团外卖的配送效率和服务体验，但同时也成为最大的成本项。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团快速成长的酒旅业务。
2019年，美团经营溢利由2018年的负111亿，转为正27亿元，其中美团到店、酒店及旅游的收入仅为餐饮外卖总收入的40%，为222.8亿，但到店、酒店及旅游的毛利达197.5亿，为餐饮外卖的190%，几乎是其两倍。
人人都知道，外卖行业创造了骑手这行业，但维持住骑手生态，美团做出的努力却很容易被忽视。
2.二问：外卖平台比餐饮商家更赚钱吗？
说完骑手，我们不妨将眼光放到整个外卖生态来看。
外卖平台上的参与方主要为商户、骑手和用户。早期为了扩大市场，外卖平台对三方同时补贴，但市场格局基本形成后，减少红利和补贴的做法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当疫情这个不可抗拒又不能先知的因素出现之后，商家和平台的矛盾很容易就激化了。
如果说，2019年面临的问题是红利消失、经营困难，那么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平台、商家、外卖小哥都踩在了生死线上。
我们拿三家餐饮业上市公司的财报对比来看，外卖平台为餐饮行业带来收入增长：
2019年，九毛九外卖收入占餐厅经营收入18.4%，外卖为九毛九（不含太二品牌）贡献堂食近 20%的收入增量，且外卖节省租金等提升盈利性，九毛九2018、2019的毛利率均在60%以上。
海底捞外卖业务收入从2018年的人民币323.6百万元上升到2019年的人民币448.5百万 元，增长了38.6%。
海底捞的经营毛利率在近几年有所下滑的情况下，也仍有接近20%的水平。
外送业务的快速拓展也为呷哺带来了可观增长，呷哺推出的食材外送及即食火锅业务「呷煮呷烫」，销售收入贡献本集团收入的5%。毛利率2019年为63.1%，近年都稳定在60%以上。
三家餐饮业上市公司的财报来看，毛利率基本都在60%左右，但美团是低于20%，餐饮行业是弱势，美团是强势一方的说法，不攻自破。
其实，产业链上的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应该成为竞争对手，外卖平台和商家是共生关系，在特殊时期，整个生态的健康生存，大于个别个体的存亡。
不得不承认，商家比美团更需要对方。
3.三问：疫情到底在考验什么？
一个优秀的商业模式，首先是一定要健康，作为一个大平台，美团自然要兼顾各方的利益和发展。
这次疫情对所有企业都是一次考验，考的仅仅是“活下来”吗？绝对不是。
第一，考验的是大平台的社会责任；
在春节期间和疫情最严重期间，只有美团、京东和顺丰三大平台是照常运营的，真正凸显了基础设施的角色。
一边是想要吃上安心饭的用户，一边堂食生意惨淡的餐馆，原本可以匹配的供需双方，由于一场疫情而变得各自苦恼，而此时外卖，成为链接用户和餐馆之间的重要桥梁。
疫情期间，美团做出了几个重要动作：
美团在1月26日，就第一个推出“无接触配送”服务，随后迅速推广全国。2月12日，美团外卖在“无接触配送”基础上升级推出“无接触安心送”。
< class="pgc-img">在流量、返佣以及贷款等层面给予商户支持的基础上，美团外卖还与受益商家共同组成“春风伙伴联盟”，包括木屋烧烤、大鸭梨、京味斋等数十万商家成为首批联盟商家，在美团外卖的多维度扶持下，首批联盟商家平均营业额增幅超过80%。
第二，考验的是对未来的态度。
这次疫情确实限制了线下的餐饮消费，但换个角度看，突如其来的疫情却是一个分水岭。
2003年非典推动电商发展，这次疫情也将推动外卖发展，迎来大外卖时代，外卖小哥在超市帮忙买菜、在小区帮忙遛狗的身影比比皆是，未来不仅可以送餐，而且万物皆可送。
< class="pgc-img">餐饮协会逼迫发声，背后其实是两种思维较量，传统餐饮要更加拥抱互联网，只有更注重流量开源价值，而不是一味盯着佣金成本，这才能真正赶上这波新的红利浪潮。
一家企业在遇到经营困难时，本身就会应激地做出业务聚焦，集中人力在有产出的事：商家靠拢线上，对于餐饮业，外卖平台，消费者，这肯定是个多赢的局面。
疫情之下，谁也不能再躺着赚钱。
要想在疫情结束后翻盘，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更全面整体的考虑问题，外卖抽成提高只是其中一项，线下餐饮要需活下去，平台也需活下去，僵持不下绝非正解。
毕竟唇齿相依，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播吧4月13日讯 4月13日，针对近期引发关注的佣金话题，美团外卖方面今日首次对外透露了部分数据：美团外卖从诞生以来，持续亏损5年，即便在刚刚盈亏平衡的2019年，第四季度外卖平均每单利润也不到2毛钱，平台的绝大部分收入需要投入在帮助商户提供专业配送、获取订单和数字化建设中。
美团外卖在公告中表示，2019年美团外卖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20%，真实的数字远低于各种传言和想象。
此前，网络上有外卖经营者爆料称，美团外卖的佣金抽成高达20%以上，并且还存在收流量推广费的行为。
（泰拳警告）
月10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以下简称“省餐协”）联合省内32家餐饮协会向美团外卖递交书面交涉意见——《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该平台取消独家合作限制，减免外卖服务佣金等。
对此，美团方面在接受南方+采访时否认了此前一些媒体的回应报道，表示并不是官方回应，“目前暂无回应”。
疫情发生后，广东餐饮企业纷纷加码开拓线上外卖业务，国内两大外卖平台美团和饿了么也借此新增大量新商户和订单配送业务。但与此同时，部分餐企与平台的冲突也越来越多。
此次，省餐协在交涉函中指出，新开餐饮商家的佣金最高达到了26%。
知名战略营销专家小马宋指出，美团的佣金包括流量费和人力配送费。双方的冲突背后是渠道和品牌之间的博弈，建议餐企一方面练内功，增强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多渠道发展，像部分品牌的私域流量很强，可多方探索。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服务电商分析师陈礼腾则认为，国外外卖平台的费率高达35%-40%。“所以，并不能单纯看平台费率的高低，而是要看平台的服务能力”。
不同外卖平台的服务佣金费率不一样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给平台打工了。”广州一家连锁餐饮企业外卖业务负责人称，餐饮行业利润大概维持在30%左右，而外卖服务佣金（配送服务费）大概20%左右，等于利润的一半要交给外卖平台。
4月10日，省餐协联合省内32家餐饮协会发布了一份“致美团外卖”的联名交涉函，声称收到几百家餐饮企业针对美团外卖的投诉，要求美团立即取消独家合作限制等垄断条款，减免疫情期间广东省内所有餐饮商户外卖服务佣金5%或以上。
“美团外卖向餐饮企业收取的高额外卖佣金，超过餐饮企业承受能力。”交涉函上介绍，美团外卖在广东餐饮外卖的市场份额高达60%-90%，已达到《反垄断法》规定的市场支配地位。
省餐协还指称，美团涉嫌实施垄断定价，各类收费层出不穷，持续大幅提升扣点比例，“新开餐饮商户的佣金最高达26%，大大超过广大餐饮商家承受的临界点”。
4月11日，记者采访部分广州餐饮企业，发现不同外卖平台对餐饮商户收取的平台佣金服务费不尽相同。
广州一家知名餐饮企业有关负责人钟离（化名）告诉记者，饿了么收取该品牌的费用为13%；美团收费一般为21%，若是独家进驻该平台则为16%，有些门店可谈到13%，“美团有时搞活动会有补贴返回店家”。
另一家广州连锁餐饮店负责人黎总经理称，目前该品牌只进驻美团平台，收取的平台费为16%。据其透露，3月份该品牌每家分店在美团平台上平均有1500张订单量。
美团收取的平台佣金服务费到底高不高？
小马宋认为，美团的佣金包括流量费和人力配送费。餐饮店在美团上开店，本质是借用美团流量促进成交。而美团同时还负责帮助商家把外卖送到消费者手里，为商家提供配送服务。“但美团收取的佣金并没有为其带来多高利润率，美团2019年财报显示的第三季度收入275亿，净利润19亿，净利润率6%左右，这说明外卖平台盈利并不高。”
他进一步指出，美团也无法收取太高佣金，因为还有饿了么等其他平台。如果佣金提高到商家无法承受，商家要么会转向饿了么，要么自己配送。
“成本提高以及用户、市场增速的下跌，是近年来平台提高佣金的原因。”陈礼腾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卖市场。实际上，国外外卖平台的费用率高达35-40%。“所以，并不能单纯看平台服务费率的高低，而是要看平台的服务能力。”
餐饮消费回升，外卖经济成新增长点
复工复产后餐饮业逐步回暖，在疫情期间培育的外卖经济，则率先迎来“加速”。
“我们在春节期间尝试推出外卖服务，在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平台上线外，还在自已的公号、网站上有提供外卖服务。”钟离告诉记者，现在该品牌餐饮在双平台的订单量，每天超过200单。
广州老字号陶陶居此前从不做外卖，从今年2月初也加入外卖行列，并获得意外收获。现该公司已将发展外卖业务视为新增长点。
“外卖客人消费能力不低，我们广州各门店平均一张外卖单为130元，上海店更达到198元。“据陶陶居运营方广州食尚国味集团董事长尹江波介绍，据该公司后台数据显示，用户在点外卖时，并非仅仅点单份快餐主食，而是虾饺、炒菜等各品类均有点选。“这表明消费者有了更多消费场景的需求。”
目前该品牌外卖业务量快速上升，以新推出的盐焗鸡单品为例，陶陶居上线半个月，销量已经超过500只/天，目标是1000只/天。
为此，陶陶居从总部到门店均成立专业团队来研发、生产、运营外卖餐品。尹江波透露，该公司已规划在现有及新增店面内，划出专门的外卖空间。此外，还计划携手美团外卖开展专店专送，配送人员驻店提供专属服务。
小炳胜、大同酒家、广州酒家、胡桃里、大鸽饭、鹅公村等广州知名品牌餐饮均加码发展外卖，目前，“外卖”也几乎成为广东餐饮店的“标配”。
“复工复产后，深圳、广州外卖订单量分别位居全国前二。目前，广深等广东重点城市外卖经济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超五成商家订单量超过疫情前。”来自美团外卖数据显示，2月深圳外卖新增用户飙升，与1月底相比，该平台新增用户数增长124%。
饿了么平台提供的数据也显示，2月份超过15万家门店新上线，开通外卖服务。在广州，大龙燚、甘思咪哚?云南菜、御前十七，麻田会等知名餐企和广州东方宾馆、岭南五号酒店、广州宾馆、流花宾馆等高端酒店也纷纷上线外卖。
双方纠纷背后：餐饮企业和外卖平台的博弈
“此次餐协、餐企与美团平台的纠纷，背后是品牌商家与渠道的博弈。”小马宋指出，在博弈中，有主动权一方有话语权，故大品牌可以有更低的佣金。“像喜茶有几千万小程序用户，星巴克有700万会员，这些都是跟平台谈判的筹码。”
“一直以来，关于外卖平台‘佣金高’争议不断，疫情期间更成为关注焦点，这或将成为平台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陈礼腾建议，当前是外卖平台业务创新与商家维护的契机，双方若能进一步打磨业务结构，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与商户的合作关系，能为未来的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平台和商家都有生存发展的需求，两者是互惠互利关系。规则的制定，需要商户与平台之间进行充分沟通。”陈礼腾如是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则认为，平台收费是高还是低，双方各有说法，美团有它的成本和盈利需求，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从商家角度看，当然越低越好，可降低成本。他建议，餐饮行业在外卖渠道上多元发展，比如开拓小程序外卖。“餐饮企业只有抱团才能与大平台博弈，单个餐饮企业议价力弱。”
尹江波则建议，每个外卖平台都有自己的核心客户群，有些平台客户追求高品质生活，而有些平台客户则更关注优惠福利。餐饮商家也要针对目标客户，选择适合的外卖平台。
【记者】欧志葵 彭琳
【作者】 欧志葵；彭琳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