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居食堂的油饼是一两粮票6分钱，如果不给粮票，就要8分钱。我们常买的还有那里的豆浆，白浆一大碗2分，糖浆一大碗5分钱。
那时人们观念跟现在的观念不一样。豆浆里放点糖，凭什么要贵那么多？那时的白糖也是紧缺商品啊。1960年的时候，听说白糖供应曾经断货，得了肝炎的病人凭医院证明才能买，糖成了滋补品。所以你说糖浆能不贵吗？
后来我们凭购货证买糖的时候，副食店开始供应的也只是“古巴糖”，那种是一种黄颜色的砂糖。在经济的逐渐恢复中才出现绵白糖，也叫好白糖，价格是每斤8毛5。困难时期人们没有少油、少盐、少糖的概念，不用担心三高和糖尿病，也没有脂肪肝。
西直门内大街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从197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参加工作开始的。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家庭收入增长从那时起开始显现。从老三届去农村，靠一个家长赚钱，养活家里七八口人的现象逐渐地发生改变。
那时都是初中毕业，16岁参加工作。我的工资是从三年学徒开始，然后定级，不断上涨。第一年是每月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月工资21元，三年学徒期满，定一级工，工资34元，第四年工龄满，定二级工，42元。从42元的二级工再往上升三级工就难了，等多长时间不一定。
需要说明，我们的工作在轴承厂，是重工业，所以工资高一些。很多同学参加工作后，二级工的工资是每月39.78元，这个工资数是大部分二级工的普遍水平。那时工资虽然涨得慢，但是物价非常稳定。后来1979年时物价开始上涨，猪肉涨点价还要先发文件，头一天先神神秘秘召集党员会，传达到党员，第二天再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告诉广大革命群众。因为猪肉涨了价，每个职工还每月发2块钱的生活补助。
从我参加工作开始，去饭馆吃饭的次数开始大大增加。那时就到了1970年代了。由于我们工厂在北京西山，是每周回家一次，我每周从轴承厂下夜班回家时，就自己去饭馆吃一顿，犒劳自己。但那时我家已搬到新街口了，我去的是新街口餐厅。但是饭菜的价格我想与大碗居应该是一致的。时间大约在1974年到1977年左右。
在新街口餐厅，我每顿饭要一个酱爆肉丁或一个溜肉片，价格是5毛钱，酱爆肉丁里还有核桃仁。再来一杯啤酒，1毛钱，再来一碗米饭。花六、七毛钱可以吃得很好。这个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只是饭馆的生意逐渐好起来，我们157中同学之间也经常有了一些聚会，但是大碗居一类饭馆还没有门庭若市，我到餐厅吃饭都是进去就有座位，要个菜一会儿就能吃上，后来就出现了吃饭难。
今天北京市的大小餐馆不仅开在大街上，还开到了胡同里，见缝插针遍地开花，而且名目繁多。光是快餐，就有什么重庆美食、成都小吃、马兰拉面兰州拉面、香河肉饼、李先生牛肉面、山西刀削面、陕西凉皮、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驴肉伙烧、羊肉泡馍、武胜羊杂割、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吉野家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其它的就不用说了。
但是在1960年代，我们西直门内大街，从西直门到新街口，至少一公里长那么大一条主干路，只有两家餐馆！一家是大碗居，另一家在桦皮厂胡同口西侧路北，在那个小酒馆与桦皮厂胡同口之间，如果放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况。 人们的生活水平是逐渐提高的，餐饮业的发展历程很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提高的过程。所以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就出现了吃饭难。
198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很快上升，服务业还没跟上，到餐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吃饭得等位子，而且没什么秩序。一桌人坐在那里吃，另一群人站在后面等。如果赶上今天的反腐败，倒是一个监督贪官的好方法，看看你们前一桌人都吃什么，是不是公款的，怎么吃的，剩了多少。那个吃饭的人也不舒服啊，一家人坐在那里吃饭，老有几只陌生的眼睛在背后盯着，焦急的等待。那是大碗居食堂的辉煌时代，营业额不用说，工资资金不愁没钱发。
我姥姥家在西直门内大街的西章胡同，因为小时候妈妈上班，我在姥姥家吃饭，所以我们六七班的大部分男生都知道姥姥家，而且与姥姥很熟。姥姥院里有位姓李的邻居，兄弟俩李建军李建国。李建军有个姐姐叫李冬青，也是咱们西直门一小的，我们年级六一班的。1980年代初，我去姥姥家，姥姥的邻居跟我说，建国哥俩可发财了，左手一个大金戒指，右手一个大金戒指。那两个小伙计我熟啊，都是小时候一块和泥的玩伴，没什么特殊的本事，我好奇地问，怎么发的？那个邻居说：他哥俩现在每天上动物园卖包子呢，早上起来3点钟起床蒸包子，6点多蹬着三轮就出去啦，拉上大屉的包子去动物园，一个上午全部卖光。
我说那可是够辛苦的啊。
邻居说可不是，你上他们家看看去，光大葱切得就堆得小山似的，切得李奶奶泪流满面。哥俩早晨起来三点钟开始揣面，干得热火朝天。1980年代，粮票的限制不那么严了，中国人也开始旅游了，而且动物园也开始有了卖服装的，人员的流动搅活了经济的死水，随之而来的就是餐饮业的供不应求。
那会儿也不要什么营业执照，不用交税。北京开始了买油饼都排大队的现象，吃饭难吃早点难的问题，已经提到政府办公会。全民集体个人一起上，谁有胆子谁发财。
源：湖南民生网
编者按
有人说，“地摊经济”看似低端，但背后却连接起了两端——一端，是大众的日常消费需求;另一端，是低收入人群的生存需求。聚焦个人，中人社传媒现推出“小摊故事”系列报道，记录热闹的地摊经济背后，小摊主们草根生存和创业的艰辛，以及他们在面对困境时的韧劲与灵活应对之道。
地摊江湖里从不缺美食，品类繁多、口味丰富，你可以向老板提各种要求，但有一个需求大多数人可能满足不了你——可以坐在这吃吗?问出这个问题，大多数老板会用眼神告诉你：“嘿!兄弟!那会挡到我的生意!”但在长沙市银双社区新天地小区有这样一个麻辣烫摊，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你都可以坐下来慢慢吃。在摊主彭征东经营之下，这个小摊成为了一个既有口味也有人情味的“深夜食堂”。
彭征东的麻辣烫小摊。
无辣不欢
“吃辣吗?”
“吃。”
“左边还是右边这个，左边这个比较辣。”
“那要左边这个。”
……
晚上6点到7点，是小摊的第一个“小高峰”。
要不要辣、几分辣，每个顾客到这里来吃麻辣烫，彭征东首先都会进行询问。迎面来的是一个年轻女生，与斯文样貌不一样，她径直选择了最辣的那一款辣椒酱。“他们家就是这个辣椒酱够味!”细细一看，女孩的额头上已经有了一圈细密的汗珠。
“麻辣烫麻辣烫，不够辣还有什么味!不同的辣度完全是不同的体验。”彭征东笑着说，摊子上的这两种辣椒酱都是他自己准备材料熬制，每天要吃掉两大罐。
在“吃货”美食家众多的星城长沙，一个麻辣烫小摊要做出自己的味道，仅仅靠辣椒酱怎么够?“汤底做得好，配料才算锦上添花。”为了做好汤底，彭征东花了1万多元拜师学习，并且自己进行了改良。
“可以介绍一下您的改良过程吗?”记者问。
“不能说，不能说，这也算商业秘密哩!但是绝对干净卫生。”彭征东又开始往锅里倒汤底。顾客们喜欢加汤，每隔半个小时，他都要向锅里加上一轮汤。
晚上6点到7点到一个小时时间里，顾客来来往往，彭征东几乎没有落座。“我去年偶然来彭哥这里吃了一次，便一发不可收拾，当时就连着来吃了几天，如今更成了这儿的熟客——冬天坐在这里吃，夏天打包回去吃。”一名顾客笑着对记者说。
早起的“夜猫子”
过了晚饭饭点，顾客渐渐变少，彭哥一边收拾上一个顾客吃完后留下的碗筷，一边发出了小声叹气。小摊生意看上去并不差，还有什么烦恼的呢?
“这两个月是我们最难熬。”在记者看来很不错的生意，彭哥却并不满意。正值盛夏，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就是一台天然的“制汗机”，光顾的人自然变少。“冬天我这里都是要排队才能吃到，忙起来我穿着短袖都不觉得冷。”他说。
也因为不算忙碌，彭哥有了时间与记者闲聊。2015年，他从西安一家机械企业辞职，决定自己“当老板”。在长沙市银双社区租下一间10平方米大小的门面，早上卖肠粉油条，晚上摆摊做麻辣烫，一直干到了现在。
“晚上最早也要12点多才能睡，早上6点半就起床，身体累但是心里舒服。”彭征东说,“心理舒服”是舒服在两个地方：一是创业之后，收入都由自己决定，他踏实肯干，做小摊收入比之前翻了一番;二是辞职之后，他与家人终于可以不再分居两地。
张春华，彭征东的徒弟兼帮手。
做出人情味
疫情期间迟迟无法开单，今年4月，在长沙一家装饰公司工作的张春华选择了辞职。他的妹妹是彭征东麻辣烫店熟客，他自己也来吃过不少次。现在他计划开一家餐饮小吃店，找到彭征东说想过来帮忙并取经，没想到彭征东马上就答应了。
就这样，张春华成了彭征东的徒弟兼帮手。一人打包，另一人就算账;一人招呼客人，另一人便收拾桌椅碗筷。“把我的这些技能分享给别人，别人也能来我这帮帮忙，既是共赢也是交朋友，这是多好的事。”彭征东说。
“我现住在彭哥家里，早上也会来跟他帮忙。社区里有一个老人，只要他早上过来，彭哥都会免费给他送早餐。”张春华说，跟彭哥学开店，确实值了。
9点多，一对刚散完步回家的母子在小摊前停下了脚步。
“妈妈，我想吃这个。”5岁的小男孩指着锅里刚刚煮熟的肉丸说。
“忘记带钱出门了，要不我们明天来吧?”孩子妈妈说。母子正准备离开，彭征东赶紧拿出一串肉丸递了上去，说：“没事儿，算我请孩子的!”
“人情味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你抹掉别人一个零头是有人情味，你帮一个小忙也是人情味。我觉得我这个摊子挺有人情味的。”彭征东笑着说。
偶尔晚上收工完，彭征东会打开一罐啤酒，就点宵夜解乏。这时社区居民杨大哥就会登场。杨大哥最喜欢到他的摊子上来吃宵夜，小到家长里短、大到国计民生，都是他们的聊天内容，有时聊得兴奋，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最近，他们甚至还在筹划一起开一家羊肉粉店。
晚上12点，彭征东准备收摊，再过6个小时，他又要开启新的一天了。
<>/沈雁萍
【作者简介】沈雁萍，民勤一中教师，网名落英缤纷，平时喜欢阅读和写作。
< class="pgc-img">【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今天说的这个事儿，也算是吃饭吃出来的乐子。
话说二十年前，民勤的餐饮业还刚刚起步，远没有现在这么红火兴盛。就说乡下，一个镇上有一家能承办宴席的酒楼餐厅就很了不起了。因为是独家生意，形不成竞争，经营没压力，所以那时酒席上出现卫生问题饭菜质量问题都是很平常的事。
那天老公一位堂兄嫁女，我们俩应邀去赴婚宴。宴席就设在当时东镇唯一的东苑酒楼。我们去时，一拨客人已经吃完，正在安排第二拨入席。我俩一边和队上的人打招呼，一边找位置就座，说话间菜就上来了。和我们同席的都是队上的人，大伯子小叔子妯娌，我也都熟识，因此，席间你劝我让，十分热闹也十分融洽。
清炖全鸡上来了，大家让我来分食。我于是站起来，将盆子往自己跟前挪挪，一手拿筷，一手操勺，动起了手。大家说，俩鸡腿，分给桌上年长的两位哥哥。我说好的，就把鸡翻了一个过。要撇鸡腿时，却发现清炖全鸡只有一只鸡腿，另一只被撕掉了！我把勺子一放，说，我们今天有口福了，碰上珍稀动物了！大家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于是我笑着说，一只腿的鸡，可不是珍稀动物吗？
大家伸过头来一看，果然只有一只鸡腿，于是纷纷说，要么就是头一拨客人吃剩的，又给端上来了，要么就是被服务员偷掉了一只鸡大腿，太不像话啦，并说要找老板理论。这时老板娘恰好就在跟前，老公招呼了一声，她过来问什么事。我俩在镇上住着，其实和老板老板娘都熟识。老公说，就是想问问，在你们这儿吃珍稀动物犯不犯法。老板娘不明就里，一脸茫然。老公指着盆子笑着说，一只腿的鸡不是珍稀动物是啥？不问明白，我们可不敢吃！
< class="pgc-img">老板娘低头一看，顿时一脸的尴尬，忙不迭的说，不好意思，肯定是服务员端错了。她嘴上说端错了，可并没有要撤换的意思。一切都明摆着，这种现象，老板早已是是心知肚明见怪不怪的了。如果再继续较真，怕就不好瞧了！毕竟是熟人，老公于是打了个圆场说:哥哥们，来吧，算我们有口福，还是自己动手吧！于是大家又哈哈哈笑了起来，也不用我来分了，也不再计较是不是剩的了，你一块肉，他一勺汤的，一会儿功夫就肉净汤光盆儿见底了，仿佛吃的真是什么珍稀美味！庄稼人，就是宽容厚道！试想想，那事儿要搁现在，可就没人肯原谅了。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大餐厅大酒店，估计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近些年来，吃喝之风盛行，餐饮业红火发达，餐馆酒楼林立，各家为争客人出尽百宝唯恐不及，哪还敢拿剩的东西糊弄食客或者克扣食客？再说现在的人们，外出就餐，追求的绝不只是简单的吃饱吃好，人们要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享受服务，享受环境，放松心情。饭菜质量不好，服务不好，对不起，大爷下次不来了！所以谁敢糊弄顾客，就等于在自毁生意，自砸招牌！
类似独腿鸡的事情，想必当年你也碰到过，而现在应该不会再发生了，至少，我没再碰上过。我想，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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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朱鹰、邹开歧
主编：姚小红
编辑：洪与、邹舟、杨玲、大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