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生前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1986年，24岁的陕西宝鸡青年红柯，带着一颗寻求历练和见识的心，告别刚留校任教一年的大学，悄然西行，前往新疆。在一个叫奎屯的天山北麓小县城，他安顿下来定居工作。之后十年间，红柯任教于当地一所技校，多次行走于天山南北，壮阔的自然风景，诗意化的生活方式，丰富奇诡的民间传说，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大漠雄风，马背神奇的英雄史诗，从文化的骨血上、灵魂的气质上，重塑了红柯，给了他一颗新疆心。红柯说，新疆的牛羊肉让他的肠胃变得强悍无比，新疆各民族的神话史诗让他脱胎换骨。尤其是，漫游天山十年，成就了一个文学“丝路”的卓越表达者。
《美丽奴羊》、《西去的骑手》、《乌尔禾》、《生命树》、《喀拉布风暴》，红柯一系列深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题材都是关于新疆。漫游十年天山之后。他回到陕西工作生活，但他的灵魂方向依然朝向新疆。他不光一次次实际上返回新疆，还试图用文学把陕西与西域打通，尝试将天山与关中连接，在两者之间促成一场深度的对话。写下《太阳深处的火焰》等长篇小说，依然有新疆、西域的浓重色彩。而这也让红柯成为文坛公认的“丝路文学上的歌者”、“天山文学骑手” 、“当下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描写西部题材的小说家。”
众所周知，西部是一个富矿，那些有大格局、大理想的艺术家去挖掘，进行文学表达。尤其是近年，在丝绸之路再次成为知识的焦点，西域历史地理文化成为耀眼的明星，然而天山却失去了它的一个重要的文学骑手。2018年2月，56岁的红柯，突然病逝，引发文学界一篇痛惜。李敬泽、麦家、迟子建、高建群等作家纷纷发表痛心的悼词。高建群在一篇悼文中说，红柯的突然去世，让他“感到空虚。诚实地讲来，对这块地域的挖掘，当代文学还处在一个浅表层次上。借红柯之死，我长歌当哭,既是哭亡人,亦是哭文学。”
红柯是陕西人。他也被认为是陕西文学界“继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后最引人瞩目的陕西籍作家”。但红柯的文学世界，核心世界不在陕西，而在新疆。邱华栋就提醒，跟其他陕西作家多是写农村题材不同，红柯虽然是陕西籍作家，但他的文学视线是“投射到新疆、西域。”红柯的西域文学表达，让同样出生于新疆的作家、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感到心灵的亲近，“红柯定居十年的新疆奎屯，距离我出生的昌吉，距离大概也就100多公里。”据邱华栋回忆，几年前他曾经在一次文学活动上遇到红柯，“红柯告诉我，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叫我感到很吃惊。他年龄并不大。”邱华栋注意到红柯非常勤奋，“他著有12部长篇、35部中篇、100多篇短篇小说及300多篇散文，总计800余万字。这是非常大的产量。而他的作品价值还远远未被发掘和认识清楚。”
红柯获得过鲁奖，曾多次入围茅奖。但他是一位低调的作家，生前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从他的产量极高可以大概判断出，应是常年专注行走与写作，无暇心思旁顾。他的死亡，唤起了一些人对他的阅读。当春日正隆，桃花明丽，我们用阅读，在文本的世界里，追寻这位用脚步、思想和情感，触摸大地坚硬骨头的“西去的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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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而不自知
2017年，文学批评家、作家李敬泽出版了一本书随笔集《青鸟故事集》。庞大的知识谱系，轻盈的写作方式，尤其是对西域、中亚、丝绸之路掌故的熟知，让人领教这位文学批评家文学表达的深厚功底和敏锐的嗅觉。但较少人知道的是，早在2000年，李敬泽就出过一本随笔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已经显露对西域、中亚、丝绸之路的超强兴趣和历史见识力。
李敬泽并不孤独。与他在智识上同行的，正是红柯。两人的知识结构和智识兴趣，高度相通。在90年代，两人一起去西部旅行。两人一起去榆林、米脂、佳县，思想与脚步齐飞，“两个穷书生，一路上买长途汽车票，找当地的招待所。招待所里面一个房间里两张床，每夜每夜的聊。”彻夜长谈，谈到全是西域的历史。当时，他们俩已经先于很多人闻到中亚、西域强大知识气息的东西。两人开始了各自的文本表达，李敬泽选择的进路是非虚构，红柯选择的是虚构小说的形式。而且，曾经身为一线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李敬泽，还全程关注着红柯的小说，编辑工作，之后因生活、工作、地理的分隔，青春的壮游渐远，时代的节奏也开始繁忙，两人的现实交往没有以前那么稠密，但灵魂深处的联结，是如此牢不可破，根深叶茂。
2018年2月24日红柯去世，2月26日举行告别仪式。李敬泽从北京专程飞到西安去跟这位灵魂之交见最后一面。是日深夜，与友人私下谈及红柯，李敬泽言语里痛感明晰，“无论如何非得见红柯最后一面不可”，“对于我，红柯不是一般的朋友，我与红柯心心相印。”红柯的文学梦还未完，身已先走，让李敬泽感到“心在疼”、“太可惜”。
在个人情谊之外，对红柯用小说、文学的形式关照西域历史地理，李敬泽作为文学批评家，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给予客观细致的分析。他首先就提到，在国内先锋作家，很少提到红柯。“但读过他的作品就能知道，红柯的先锋性，显而易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红柯就有世界视野。他带着巨大的投身和好奇，他带着强劲的热爱去认识新疆多杂丰美的文化。他不光是爱，他还对之进行了卓越的文学表达。而且，很多人写西域，谈草原，都是高高的天，巨大的群山，奔驰的骏马，深情的、无限的，这审美层面的，谈得挺多，谈得也挺好。但是带有很大的猎奇性。但是红柯的特别在于，“他是从文化上，历史上，情感上，当成自己血液的一部分来谈。这跟红柯的世界观有关：立足中原，面向西域、中亚、草原的壮阔世界观。他热爱茫茫的中亚草原，热爱新疆各民族伟大的文化。”
李敬泽还指出，红柯所全情灌注的西域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它涉及到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精神文明的整合。总体来说，我们对西域充满了不了解。行政疆域的庞大，需要艺术、思想、情感、心灵的弥合。文学是很好的桥梁。文学可以让人发自内心觉得，人们可以有很多差别，但依然可以心灵相通。这是可贵的。“平心而论，当中国现在进入这个时代，日益走近世界的中心，进入了一个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时代。但真正与这种大国时代相匹敌的壮阔视野的作家却并不好找。但是，红柯在九十年代就有这种视野。直到现在，你看看现在我们国家，写新疆的文学谱系，超过红柯的，你能再讲几个人？这样的作家少啊。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红柯称得上‘伟大’这个词。当然，红柯本人未必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他很大程度是从自己的天性和对知识的好奇出发。红柯是走在时代的前头，担当领头羊而浑不自知。除了红柯自己，我们对红柯文学世界的了解也远远不够。作家是需要发现的。伟大的作家，需要伟大的读者。我们应该去充分认识红柯、阅读红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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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域深知其详
在民国时代的西北，马仲英和盛世才是两个传奇性的历史人物。围绕这两个人物，有很多未解之谜和种种迷雾。80年代初期，嗜爱读书的红柯把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读腻了，包括当时风行的福克纳、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略萨，阅读的兴趣就转移到人物传记上。在读完二战时的名将传记或者回忆录后，他写道，“我需要更刺激的读物，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翻到马仲英的资料，为之一震。”这次阅读震撼影响了红柯之后的人生选择。
大学毕业留校一年，红柯悄然西行，来到马仲英当年跃马天山的地方，在一个叫奎屯的地方定居、工作了整整十年。在新疆，红柯自然搜集到了更多更生动的马仲英资料，感受到历史的传奇，感慨时代的终结。沙漠、草原、古城、干涸的湖泊、还有彪悍的战马和骑手，历史的和现实的这些想象、传说与怀念，都被他之后浓缩在一部长篇小说里。这就是他“天山文学系列”中最有代表性的《西去的骑手》。这篇小说首发在《收获》杂志2001年第4期的青年专号上。这部文字诗意密集、现实又加上魔幻的传说，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带有挽歌气质的作品，如同文字版的西北大地的“花儿”，浓烈、直接，高亢。让人读得内心激荡。李敬泽感慨道，红柯的文学之血是热的，“他在沙漠、岩石、羊群、奔马、飞翔的鹰以及大雪的冬日和雪夜的火炉中感到了流畅奔涌的热血。”
《西去的骑手》
《星星》诗刊主编助理、作家杨献平，在河西走廊北侧巴丹吉林沙漠（阿拉善高原）度过18年的军旅时光，对于红柯这位同行，由衷地敬佩，“红柯的小说有一种莽苍的气质，即恢宏的，有天地之气的那种力量感。小说乃至一切艺术，都是深入人心，探测和呈现人的生存和人性幽微的。红柯小说在对古之西域，今之新疆的文学书写和艺术提纯，显然是一种趋向成熟的，有自己特色和思想的文学创造。”杨献平还发现了红柯小说中的认知功能，“对于西北和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学呈现和表达上，红柯是一位深知其详的作家。这样的作家，目前不多。红柯堪称其中佼佼者和最有成就的作家。”
“一匹大灰马突然蹿上来，奔到车门跟前，鬃毛刷刷打着车身，跟风里的细沙一样……把他和他的车远远抛在后边。骏马绝尘而去，山谷里只有骤雨般的马蹄声。”——这是《奔马》的第一章《疾驰如飞》展示出的第一个画面。红柯把诗与散文、小说的技艺写得骨肉相连。他写《美丽的奴羊》，一气呵成。在《阿力麻里》，他写道，“河谷来不及生长庄稼，便倾泻出大片大片的果园……一棵树就像一座矮小的山冈，树挂满果子就像山堆满石头。石头挤在一起，就形成坚硬而有质感的钢蓝。马被这种钢蓝吸引住了，马一下子成了翩翩少女，蹄步细碎轻盈，躯体左右摇摆前后涌动上下浮游，像踏着水浪行走。”
《少女萨吾尔登》
读红柯的小说，会明显发现，与陕西作家风格大多是深沉苦涩不同，陕西籍的红柯，虽然对西域事物和历史的知识极其周详、博大厚重，但表达上却诗意轻盈 。一般来说，博大厚重就很难轻盈，但红柯却做到了。他的小说《过年》读起来又有一种清洁干爽的感觉。《奔马》中的司机，《鹰影》中的男孩和母亲，《美丽奴羊》中的屠夫和科学家，在某一瞬间沉重的群山和大地，如电如风，畅然沉醉。
这种轻，或许与速度有关。阅读红柯的小说，你明明在看，但文字里却有声音。有天山的马匹狂奔，有乱石滚滚，疾风猛雨。红柯在1997年写出了《过冬》，这是有关一个老人和他小屋中的火炉的冬日故事，乌沉沉的煤化为精灵的火，历尽沧桑的老人在飘雪的时节进入了最轻、最纯之境。李敬泽听出来了：“语调竟明显地低了、静了，狂奔的速度变为雪夜中的衔枚疾行。”关于红柯的语言，李敬泽说：“关于那些奇崛的比喻和通感，我似乎不必饶舌，因为据我所知，所有读过红柯小说的人对此都像挨了一顿痛揍一样印象深刻。”李敬泽还敏锐地发现，红柯的小说贯彻着响亮的速度感。“红柯同代人的小说观念中普遍缺乏速度，而在红柯这里，速度是小说和生命的根本秘密。”
红柯的小说有大自然，有神话传说。他与牛羊马驼雄鹰对话，与宇宙天地万物对话，与西域大漠的胡杨和红柳对话。红柯的文学世界带有很强的动物性。野性。生命力。骑手。骑兵。骏马。美丽奴羊。奔马。白熊。兔子。骆驼。巨大的想象来自壮阔的西域大地，一匹马从马驹到儿马到成年马要换几次颜色，枣红马会成为白马或大灰马，绝对的魔幻现实主义。神话传说、歌谣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红柯喜欢动物。尤其是白熊。1986年到1995年十年间，他在天山北麓的奎屯技校教书。技校的工作比较自由，他带学生到阿尔泰实习，见到了额尔齐斯河。那个瞬间，红柯想到北冰洋，想到北极白熊。红柯在阅读中也曾发现在新疆的布尔津、哈巴河都有不少白熊的传说，当地的史志里也记载着1987年白熊光临阿尔泰。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在如今的新疆不大可能见到北极白熊。思念很深的红柯，用《金色的阿尔泰》、《库兰》、《哈纳斯湖》，都无法消除他对额尔齐斯河波浪与白熊的无限向往。2004年他的长篇《大河》出版，其中也对他思念的白熊进行描写。
所有人都认为，包括红柯自己，也认为，这都是文学的想象。但是，神奇的是，在之后不久，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他看到一支科考队发现2003年北极白熊在阿尔泰登陆的消息，恰好是他完成《大河》的时候。这叫红柯很感慨：这就是想象的力量。人们会说，文学是想象，是创作，是创造性的写作。是要飞起来的，不只是贴着地表的。想象力不光是一种品质和素养，还真的有能力，带人穿透眼前的不可能，抵达可能。
3
再造文学“丝路”
1986年，红柯在从陕西坐火车西去新疆的路上，在一个停车站上，红柯看到荒凉的地表，以为自己到了月球表面，但继续前行当他看到绿树，才把打退堂鼓的念头灭掉。他不知道，这一个念头，决定了他之后的文学命运。在执教于伊犁州技工学校期间，他有机会走遍新疆大地，结识形形色色的西域民间高人。“一个浇地的蔫老汉会告诉你他是黄埔几期的，参加过淞沪抗战，一个守瓜摊的老婆婆会告诉你她到过乌里雅苏台到过科布多到过黑海高加索，你就觉得你在学校学的那些知识仅仅是瀚海里一股小小的旋风，吹不起几片草屑，你就会细细地琢磨大漠浩大的生命，比如书中的海力布叔叔和老奶奶这样的人物、平凡而奇特。”
从黄土高原走进大漠孤烟，雄踞中亚大陆腹地的天山风物，让红柯感受就比当地人更为强烈而新鲜的感受。“辽阔的荒野和雄奇的群山，以万钧之势一下子压倒了我。我告诫自己：这里不是人张狂的地方。”新疆对红柯的影响是脱胎换骨式的。如果说，他出生的土地、村庄、家族是封闭的、静态的，那么草原大漠旷野的辽阔、开放、动态，等等于打开了一个人生的第二地理，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天山脚下，他读鲁迅的《野草》，读历史地理专家史念海的经典著作《河山集》，读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极具中国色彩和美感的艺术珍品和研究专著《流沙坠简》，阅读与现实产生了对照，他明白了旷野的文学意义，叫他意识到荒野之处有神灵，偏僻之地也能安放人的灵魂。
1995年冬天，漫游天山、十年壮游的33岁红柯，从伊犁办完调动手续，返回陕西。车过果子沟，“我突然泪流满面，因为从户籍关系工资关系上我已经不是新疆人了。”然而，离开新疆的红柯，却开始了他真正的新疆书写。199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奔马》开始，红柯的短篇似迅猛的沙暴拔地而起。1997年《人民文学》、《美丽奴羊》。1998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收入十七个短篇（包括《奔马》《美丽奴羊》、《阿里麻里》、《鹰影》、《靴子》、《雪鸟》、《吹牛》，《金色阿尔泰》、《库兰》、《哈纳斯湖》等）。2001年在《收获》杂志上被重点推出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这些都形成了红柯“天山——关中”文学系列的根脉。不知不觉中由短篇而中篇再到长篇，他在大学图书馆里读到的心血性男儿马仲英，他离开的西域的世界，又奇迹般在文本上“复活了”。
多次往返陕西和新疆，无论从西往东还是从东往西，这条大动脉血肉相连，这就是李希霍芬博士所最早命名的“丝绸之路”。红柯意识到，没有天山、祁连山的秦岭就是一道土墙，没有西域的长安、西安就是一个村庄。天山——祁连山——秦岭，那些地名在一脉相承的群山脚下一字摆开，伊犁、奎屯、石河子、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河西走廊、兰州、天水、宝鸡、西安、关中平原，这在红柯看来，“这不就是瀚海伸向中原的一块天然绿洲嘛。”
离开新疆的红柯，那个遥远的大漠世界反而在红柯的文学世界里，“一下子清晰起来，群山戈壁草原以及悠扬的马嘶一次一次把我从梦中唤醒。” 离开新疆，强大的情感依恋，形成强大的精神动能，促使红柯要通过他的文学，一次次在灵魂上返回天山，再造一个文本意义上的西域。红柯用文学再造了一条自己的文学丝路。从陌生到熟悉再到陌生。从远方到近处再到远方。走进去，身处其中，窥见堂奥，返身离去。却又在思想上，更高程度上归来。如果不走进，就无法充分理解，写不出。如果不走远（离开），也就缺乏精神的强大动能的推动，很可能也写不出。人与地理、空间、时间的关系，何等奇妙呵。用黑格尔的哲学来说，精神是一个尤物，它穿梭于物质的外壳，完成它自己。红柯也完成了他自己。
《生命树》
不得不说，《西去的骑手》、《乌尔禾》、《生命树》、《喀拉布风暴》四部长篇，都止于入围或终评而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影响了红柯的大众名气。此外，与许多作家不同，红柯多年不开研讨会或者发布会。也影响他的名气传播。对此，有记者曾经问过红柯，他的回答是，“我执教28年，专职教师，业余写作。胸无大志，潜心写我的“天山系列”，从天山延伸到关中，沟通丝绸之路，我有写作的梦想，但无具体写作计划，总是写好了稿子才找书名。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带给读者们文学上的享受，其它方面，我并没有太大的野心或期望。”
红柯很欣赏波斯诗人萨迪的一段话，“一个诗人写作，前三十年要漫游天下，后三十年才可以潜心写诗。”“希望你们能够趁着年轻多走走，最好漫游天下，生命所带来的体验是任何事都比不上的。这三十年来，我尝试各种工作，正是有了这些体验，才可以写出这些关于丝路的作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写得很兴奋。这就是体验带给我的馈赠。我认为，体验只有上升为经验，经验淬炼后，才能化作真正的知识。书本上的知识永远没有体验能够教会你的多。这也是为什么高校里那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走上社会后却无法适应的原因。私家车永远比公交车开起来顺手，因为体验是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财富。”
阅读红柯的作品，了解他的写作之路，走近他的美学成长历程，除了产生欣赏、敬佩之外，还会产生思考。你会思考到，一个写作的人，一个在文学上有追求而且是大追求的作家，他是如何自我摸索，寻找到抵达世界的路径。你还会思考到，一个高度忠实于文学本身的作者，除了当然要具备的处理文学内部问题的高超技艺（比如怎么才能写得更高级，更有意义），还要有面对文学外部事物的稳定心理素质，比如个体与社会如何相处，如何保护自己的个性，又不使孤独妨碍到情绪。比如你要接受一个比较残酷的规则：社会名气、钱财等收获，并不跟付出和实力必然对等。归根结底你会思考到，红柯，这个在灵魂和人生都选择文学的人，虽然他的道路选择，虽然离世俗意义上的热闹较远，因而在一些人眼里也算不得标准的成功，但他的路，绝对算是有意义的一条。门是窄的，但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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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长街宴（年初一至年初五）。一群本来陌生之人，因缘际会来到乌镇共度新春，谈天说地传递祝福，将是一场何等奇妙的聚会。资料图片
游客写春联。
乌镇水灯会。
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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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预订网站：www.ewuzhen.com
天猫旗舰店：wuzhen.tmall.com
1月25日至3月4日，来乌镇相聚长街宴、游赏水灯会、品尝湖羊美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新春佳节来临，神州大地处处欢声笑语。乌镇，这一拥有1300余年历史的小镇，同样也一直以厚重的传统文化与阖家团圆的美好祝愿感染着每一位来客。而在今年，乌镇西栅与乌镇乌村共同举办中国年。在小桥流水里，田园诗话间，2018年1月25日至3月4日，乌镇邀你共同寻找“年味”。
传统年味
舞狮打糕祭年神
现代生活的春节少了些仪式感。那么，在这喜庆日子里，何不来乌镇体会实实在在的年味？
春节期间，舞龙舞狮必不可少——西栅景区服务中心门口，摇头晃脑的狮子将打响开年第一日的吉庆。今年，乌村还特别准备了打年糕体验活动。年糕是民间祝福亲朋好友年年登高的“好口彩”，因为谐音“年高”，有“年年高升”之意，加上有着变化多端的口味，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游客也可以吃一口年糕，沾一点年年高升的福气。
年三十至初五，臼打年糕、接五路财神、土灶大锅菜、新春舞狮……将在乌村或西栅特定时间段内展开。大年三十当天下午，一场传统的祭年神仪式在西栅大街东志愿者之家举行，将乌镇人最传统的祝福传递给八方游客。此外，在1月25日至3月4日，跟着乌村CCO剪窗花、编中国结；或是写福字挂祈福牌；又或是亲手制作姑嫂饼、青团，用美味DIY最浓郁的年味。
水灯会
火树银花传祝福
2月8日至3月2日，乌镇水灯会精彩亮相于西栅各处，水灯造型各式各样，充分体现乌镇特色。
据了解，新春赏灯会一直是江浙一带的民间习俗，过去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乌镇人除了赏花灯闹元宵外，总要成群结队地提着灯到市河桥上走一走，尤其爱走西栅双桥，以讨个福寿双全的吉利。夜色降临时，水面倒映着岸上的火树银花，更有一番“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的瑰丽奇景。
实际上，桥只是此次水灯会的一个缩影。在小年夜至元宵佳节期间，从西栅景区元宝湖至龙形田一带，均被璀璨夺目的灯笼挤满了视野。今年水灯会还特地分为水域灯组和陆地灯组两个板块，共9组大型水灯群。其中既有福瑞喜廊、福狗闹春这样接地气的热闹花灯，也有月老牵线、福禄寿喜财这样满溢着祝福的喜气花灯，更有国际戏剧、乌镇峰会这样与日新月异的乌镇生活息息相关的现代花灯。
2018年是农历狗年，百只福狗以不同造型亮相龙形田，最高的一只足有6米高。可爱的形象将旧时新春儿童嬉戏的画面展现，将年味体现得淋漓尽致。
湖羊八宝
小火咕嘟了一天的鲜美
春节期间，乌镇推出了“湖羊八宝”，让原汁原味的传统菜肴与温馨的亲情，在餐桌上交融。
据史料记载，湖羊节历史悠久，乌镇是湖羊的重要产地，“家家户户养湖羊，每户饲养三五只”，长久以来乌镇逐渐形成了冬季食羊肉的传统。而羊肉有滋补元气，驱寒保暖的功效，是冬日里绝佳的养生食材。
1月25日至3月4日间，湖羊美食之旅正式开启，西栅景区特地推出8家餐厅，每家餐厅推出专属特色湖羊美食。据了解，乌镇乡间煮羊肉，通常是煮整羊。先用稻草引火，再加上隔年老桑树柴火细细烹制，烧制出的羊肉口感细腻，肉质鲜美，更有独特的清香。
此外，乌村烧烤区还将于初三、初四当天设置三口土灶木柴大锅。在CCO的指导下，烹饪地道的乌镇羊肉和冬季必吃的腊肉菜饭，想必将成为春节里一次难得的体验。大家欢聚一堂，等着小火咕嘟了一天的羊肉开锅。一杯小酒，一碗羊肉，或用新轧的细面下一碗羊肉面，撒上碧绿嫩黄的蒜叶姜末，吃得心满意足。
长街宴
南来北往会聚一堂
春节时分，走亲访友送祝福是亲友间必不可少的环节。乌镇，更是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构筑了一条沟通的桥梁。
长街宴是乌镇的口碑活动。古时，江南小镇以“百户为坊，万户为市”，“坊”是乌镇的居民区单位，同时是乌镇人特殊的感情纽带。适逢新春佳节，大户人家总是在坊间广开宴席，广邀邻里好友、往来过客，同享年福，街坊邻里们也沿街摆上桌椅，木桌相连，便形成了活色生香的长街宴，当地人又称“坊宴”。
春节期间，活色生香的长街宴是最热闹的，也是最传统的。在西栅西侧茶艺街一带，长方桌一字排开，互不相识的游客毗邻而坐，一杯三白酒暖身，就酒吃着紫铜暖锅里地道的大锅菜；与同桌的客人唠家常，谈天说地。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郑艺佳
新社成都10月6日电 题：金沙太阳神鸟何以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专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教授
中新社记者 岳依桐 贺劭清 徐杨祎
2021年是中国考古百年华诞，也是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霍巍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三星堆、金沙遗址不仅丰富、发展、完善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体系，它们所创造的代表日月崇拜、阴阳四季等观念的黄金制品，还是中华民族对宇宙世界、天地万物最朴实自然的表达，为世界美术史、上古思想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典范之作。
资料图：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青铜树仿制品。安源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的6个祭祀坑与1、2号祭祀坑有何异同？“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留下了哪些未解之谜？
霍巍：面对“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自1986年1、2号祭祀坑被发现开始，三星堆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1、2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与中原青铜文化风格不同的青铜器，如谲诡奇异的青铜面具与人像，高大的青铜神树以及黄金制作的面具、金杖等。
而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中，三星堆青铜器的种类更加丰富，形象更加多元，不仅包括过去从未发现的大型顶尊跪坐人像，造型复杂的青铜神坛、神兽，还有三件扭头跪坐青铜人像。过去的三星堆青铜人像多是抽象、符号化，而这三件人像怒发冲冠、双手上举，接近写实的人体雕塑，很可能代表一种孔武有力的武士形象。
考古工作者还在三星堆新发现了一件刻有神树树叶、树枝的玉琮和刻有兽面和鸟纹形象的玉砖，金箔制作的人鸟合体的形象、带有小圆孔的黄金叶片、含金量极高的小金珠等黄金器物，以及神明怪兽形象的青铜器。此外，考古工作者在祭祀坑还发现了一件龟背状网格型青铜器，其下是否埋藏着更多珍贵器物，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这些器物，极大丰富了三星堆祭祀场景，在解答一些谜题的同时，提出了更多待解之谜。要回答这些谜团，除了对祭祀坑年代进一步准确判定，对坑中出土器物埋葬过程、程序加以复原，还要对肉眼看不到的、混杂在泥土中的微迹象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开展研究，从铸造工艺、合金成分、微量元素等方面加强对出土物的观察和分析，提取更多考古信息。还应整合神话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从不同层面对祭祀坑的功能性质、出土文物的象征用途等进行综合研究。
资料图：图为三星堆3号青铜神树。中新社记者 安源 摄
中新社记者：三星堆6个祭祀坑“盲盒”的开启，也让金沙遗址成为焦点。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因素有何异同？从遗址规模和出土文物看，二者有何关联？
霍巍：与三星堆遗址共享举世盛名的，还有坐落在今成都市城西的金沙遗址。作为三星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金沙遗址具有许多与三星堆文明相同的文化因素，包括黄金面具、玉器、象牙、青铜人像、陶器等。其中最能将两者紧密联系的，是刻在黄金器物上的一组神秘图案。
三星堆1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黄金杖体，学者们一般将其认定为三星堆遗址中代表权力、威仪、等级等含义的“权杖”或“神杖”“王杖”。这件黄金杖体上端保存着用两组阴线刻成的纹饰图案，都是一端为并列的三个头戴宝冠、耳佩大环的人头像，另一端有两组相同的纹饰，各由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组成，神秘含义令人寻味。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金冠带”上的图案，与三星堆黄金仗体上的图案几乎完全相同。这件“金冠带”呈圆环形，出土时断裂为长条形，直径上大下小，表面錾刻着四组相同的图案，其基本构图特点也是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和一个类似人面孔的圆形纹饰。
虽然目前还无法解释这两组神秘图案的意义，但两件黄金器物上的纹样相似度如此之高，足以表明这是来自三星堆和金沙最高等级人群之间的某种原始信息。两处遗址有共同的文明传承，很可能也有着共同的权力象征，让人不禁联想到这会否是三星堆和金沙的先民在用符号进行思想表述、记录和传承。
金沙遗址虽与三星堆遗址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其在祭祀对象、祭器使用、祭祀场所等方面都与三星堆有所不同。
三星堆人崇鸟，其太阳崇拜通过神树完成。以一号青铜神树为例，现存的3层9个枝头上都各站立一只小鸟，正中的枝头虽已破碎，但可以想象曾有一只鸟停留中央。中国古史传说中，太阳由鸟托载，从树枝上每天由东方升起、西方降落，东方的树叫扶桑、西方的树名若木，居于天地之中的一棵树为建木，所以这10只鸟可能象征着10个太阳。
金沙人的太阳崇拜则通过太阳神鸟展现。与太阳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不少于7个蛙型金箔，让人联想到“月中蟾蜍”。若将太阳神鸟和月中蟾蜍联系起来，与《淮南子·精神训》所言“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的记载可谓暗合。这显示金沙崇拜体系在三星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演变。结合金沙遗址出土的各种农具来看，金沙崇拜体系的演变与农业社会有密切联系。
资料图：太阳神鸟图案。张艳 摄
中新社记者：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为何能从1600余件候选文物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如何看待三星堆遗址将联合金沙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霍巍：现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金饰，在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物精品，总体呈圆形，由含金量高达94.2%的金箔片制作，图案分内外两层，经过精心刻画和切割。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首尾相接的鸟构成，内层图案则是同样精确划分、等距分布的十二支芒叶，朝着圆心向左旋转。
人们将其称为“太阳神鸟”，这个圆形的金饰很可能象征着以太阳崇拜为中心的宇宙观。圆形的图案象征太阳，中心向外辐射的十二条旋转的金色光芒线以及最外围首尾相接的四只“神鸟”，让人自然联想到四季、十二月这样的天象与物宜。
商周时期，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许多核心知识逐渐形成，天圆地方、中心与四方、阴阳变化、四季更替、日月星辰的定位、宇宙的框架模型等古老天文地理经验，开始以不同方式表达出现在考古材料中。如果说三星堆的青铜神树象征着人类远古文明中的宇宙树、太阳树，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所蕴含的深意，则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目前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正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二者不仅丰富、发展、完善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体系，它们所创造的代表日月崇拜、阴阳四季等观念的黄金制品，还是中华民族对宇宙世界、天地万物最朴实自然的表达，为世界美术史、上古思想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典范之作。(完)
受访者简介：
摄影 张浪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