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纽约两大爱乐乐团接连来沪，上海的音乐磁场还吸引来了什么？

个夏天的申城，是爱乐者的乐园。

昨天，柏林爱乐乐团结束了为期近10天的上海驻演后离沪，将交响乐、室内乐演出以及艺术活动的余韵留给了这座城市。

紧随柏林爱乐乐团的脚步，7月2日晚，作为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的重磅演出之一，纽约爱乐乐团就在指挥梵志登的执棒下，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接续奏响了新的交响音符。这也是梵志登在即将卸任纽约爱乐音乐总监前，难得的一次率整团重返上海之旅。

“上周刚在上海大剧院听了柏林爱乐的勃四（勃拉姆斯的e小调第四交响曲），这周就在上交听了纽约爱乐的版本，一个浪漫精准，一个激情澎湃，满足了。”两支乐团恰好有一首重合的曲目，让不少乐迷得以畅快“二刷”，甚至发出了“无音乐不夏日”的感慨。

梵志登执棒纽约爱乐乐团重返上海

音乐磁场吸引爱乐者奔赴，带动文旅商业全面发展

7月2日和3日两天，荷兰指挥家梵志登作为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执棒整团时隔5年重返上海，带来了青年作曲家尼娜·谢卡尔的《光》、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以及马勒、莫扎特、科普兰等作曲家的多部经典作品。

从2008年起，纽约爱乐乐团已经在上海演出超过20次，与MISA更是情缘深厚。自2015年，纽约爱乐首次海外驻节，“假装在纽约”的主题让上海市民体验了一番纽约音乐生活。

“作为音乐家，我非常喜欢上海，这里有热情的人们、独特的美食、风格各异的建筑，是最鼓舞人心的城市之一。”梵志登在采访中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形容上海：“一座城市就像是一个心脏，每一个心房和心室分别装着家庭、经济、体育和文化。这四个板块健康运转，才会构成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就像上海这样。”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品格，以及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一直以来吸引着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不断奔赴。“爱乐之都”也名副其实，在这个夏天吸引了乐迷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同赴一场场音乐盛宴，在点燃城市的音乐文化氛围之外，也促进了文旅商业消费不断升级。

以刚刚过去的“柏林爱乐在上海”驻演为例，6000余张交响音乐会演出票5分钟内售罄，一系列演出活动吸引了近2万名观众参与。其中，超过10%的境外观众和47%的外地观众打飞的、坐高铁冒雨奔赴上海，平均演出上座率达100%，总票房超1500万。

演出期间，人民广场商圈打车订单周环比上涨3.6%，上海大剧院附近的餐饮、酒店订单量都呈现增长，附近餐厅营业额普遍增长30%-40%，上海大剧院咖啡厅也创下了年内的单日销售新高，销售额大幅增长约65.4%。

柏林爱乐在上海首场交响音乐会

而本届MISA期间，上海交响音乐厅内Coffee Cube推出了MISA限定饮品——手冲盲盒咖啡和音乐节特调饮料。除了常规演出，音乐节期间还有一系列走出音乐厅的“全城交响”活动，走进热门商圈、网红咖啡店、文化空间、街角花园等9个城市地标，在不同场景中享受音乐盛宴。此外，MISA还推出了多条Citywalk线路，走访石库门、打卡巴洛克建筑，参观威尼斯音画展览，在音乐演出之外创建了多元化消费场景，让市民收获丰富的艺术体验。

艺术教育启发音乐学子，续写“爱乐之都”的未来篇章

19岁凭借小提琴成为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首席，后在大师伯恩斯坦的点拨下“转行”成为指挥，38岁迎来自己执棒的第一场音乐会，梵志登形容自己是一个“大器晚成”的指挥。

在7月2日的演出之前，他还参加了上海乐队学院的毕业典礼。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发表了对音乐教育的诸多感想。

2014年9月，上海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和上海音乐学院共同创办的上海乐队学院迎来了首届学生。学院实行两年制的系统培养计划，其中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也会密切参与到教学培养中。学员分别在两座城市加入两团进行实习演出，参与国内外巡演。

“我觉得乐队学院的培养模式非常好，他们让交响乐团中的演奏家担任老师，把在乐队中丰富的经验分享给学生，这对于音乐学子来说意义非凡。就像我和很多乐队有过合作，尽管我是指挥，但不同的乐队还是会给我不同的灵感，他们传递出来的团魂以及对音乐的把握，可以开拓我的音乐视野，这在音乐教育上也是同理。”

在MISA的舞台上，近些年来涌现出了越来越多年轻的指挥家，最小的已经辐射到了00后群体。梵志登对此也深有感悟——“我每个夏天在瑞士开设大师课，很多年轻的指挥家会来学习，也包括中国的年轻指挥。在全球范围内也是这样的趋势，不少交响乐团都喜欢任命年轻的指挥家。”

2024MISA开幕音乐会

但与此同时，梵志登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担忧：“年少成名固然是好的，但是外界的声音也会让一些没有立即开展职业生涯的人感到慌张。我想告诉年轻指挥家的就是：不用急，慢慢来，好好学，事业自然会水到渠成。我就是个大器晚成的好例子，一定要给自己学习的时间。”

对于正在音乐道路上前进的爱乐者们来说，这样大师级别的点拨也是成长路上至关重要的养分。柏林爱乐此行在上海，就深入校园，开展了多项活动，让音乐学子和职业演奏家面对面，收获更多职业发展的思考。

学习圆号多年的复旦大学数学系大四女生钱琨在20秒的“生死时速”里成功抢票，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柏林爱乐乐团历史上首位女性铜管演奏家莎拉·维利斯，榜样的力量无声传递；临港新城的滴水湖剧院迎来了许多小观众来听演奏，柏林爱乐乐团大提琴演奏家克努特·韦伯见此忍不住赞叹“中国在音乐学识方面的教育做得越来越好”；乐团还向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青少年艺术团开放了彩排，揭秘职业演奏家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

名家名团不断奔赴上海，不仅带来了高质量的音乐现场，也带来了世界顶尖音乐家多维的专业见解，为这座城市音乐学子们的不断成长提供灵感和思考。可以想见的是，这也一定会为“爱乐之都”不断蓄力，让这座城市的音乐热情生生不息。

柏林爱乐在上海系列音乐大师课

今晚，MISA的演出还在继续。梵志登将继续执棒纽约爱乐乐团，带来莫扎特的《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和科普兰《第三交响曲》。梅雨过后难得的晴朗夏日，值得用音乐填满。

人都会变老。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但不代表着这种小众的音乐风格就此结束。今天的育音堂是一个结束，但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开始。希望你们能继续支持中国的独立音乐。”

记者｜王仲昀

　　2024年上海的梅雨季，从上半年最后一天，延续到了下半年第一天。伴随绵延不绝的梅雨，还有一场场告别。6月向来充满告别，这一次也不例外。2024年6月30日，上海最具标识性的live house——育音堂凯旋路店，迎来了它的谢幕演出。

　　从2007年育音堂落脚于凯旋路开始，它在天山公园的绿荫与延安西路地铁站的轰鸣声之中，在巨大城市的钢筋水泥之间，陪伴了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独立音乐爱好者近17年。许多乐迷在这里观看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场live house，爱上独立音乐；不少年轻乐队在“小白楼”完成第一场演出，更有人从这里走出，从地下走向出圈。正如育音堂在闭店公告中写道：“我们见证了无数音乐人和乐迷们的欢笑与泪水，共同书写了无数难忘的音乐记忆。”

　　作为育音堂创始者，今年50岁的上海人张海生，在30日晚上和往常一样，提前站在门外，迎接乐迷朋友，维持秩序。凯旋路店位于天山公园一隅，屋顶是一个吉他形状的霓虹灯，楼体呈淡白色，因此又被乐迷称为“小白楼”。

　　如今因市政规划需要，“小白楼”不得不与乐迷告别。但那晚在白底红字写有“育音堂”的店面招牌下，张海生告诉我：“育音堂凯旋路店结束了它的使命，但育音堂的理念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最后一场演出

　　潮湿雨夜中，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奔赴育音堂凯旋路店的最后一场演出。演出的乐队是Sky King Jack（以下简称SKJ）。据张海生说，谢幕演出由SKJ来演，没有什么特意安排，只是之前的演出计划把他们排到了这一天。

　　于是这支来自武汉、成立10年的9人编制大乐队，在不久前得知了自己在“小白楼”的巡演，竟然成为这家老牌live house的“绝唱”。

　　演出开始前，我从延安西路地铁站走出，穿过车流，和周围的人们一起往街角的“小白楼”汇聚。路灯黄色光芒映照下，走在我前方的是一位身穿黑色阔版西装、发型奇异的男子。20分钟后，这位男子脱下西装，在店里昏暗人群中穿过，踏上台去，拿起了吉他。他是当晚演出SKJ的吉他手土豆。

　　土豆和英国人Johnny，人手一把吉他，分别站立舞台左右两端。晚上8时35分，舞台下已经聚满了人，一直排到了店门口。此时第一首《Snow Fall》响起，随着贝斯手刘嘉的前奏，刘威峰、王威二人的萨克斯和甜甜的键盘交替主奏，配合倪琦的小打击乐，让人有那么一秒钟觉得自己置身热情洋溢的拉丁美洲，而脚底传来的音乐震感又立马提醒自己：这里是育音堂“小白楼”。

　　在育音堂凯旋路店看演出，音乐确实是可以从脚底传来的。或者说，音乐在这里可以从四面八方感受到。舞台小，不够高，空间局促，但是这意味着乐队与乐迷能够更直接地互动，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被无限拉近。门外是上海潮湿的梅雨季，而在这里，灯光氤氲，音浪从头顶、耳边和脚底直扑台下观众。

　　随着演出的进行，观众们扬起手，又蹦又跳，胳膊肘会随时碰到旁边的陌生人，耳边隐约传来他人的呼吸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酒精味。喜欢育音堂的乐迷会觉得，这一切就是现场的魅力。

　　演出的后半段，SKJ早已和观众打成一片，几位乐手在歌曲间隙都表达了今晚这场演出的特别意义。“人都会变老。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但不代表着这种小众的音乐风格就此结束。今天的育音堂是一个结束，但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开始。希望你们能继续支持中国的独立音乐。”土豆抱着吉他，从舞台左边走到中央，朝着观众说出这段话。

　　“支持！”最前排的一位男生嘶吼着喊道。晚上10时，演出结束，但派对依然在持续。算不上狂欢，也没有太多难过的情绪出现在“小白楼”。很多人专程赶来，只为和老朋友们叙旧。

　　在闭店前一周，上海器乐摇滚乐队21 Grams也在这里进行了告别演出。这支成立超过20年的上海老牌乐队，自2009年第一次在“小白楼”打卡，至今已经在这里演出近30场。吉他手查礼谭表示，听到育音堂凯旋路店即将闭店的消息，有些失落和惋惜，但想到今日的育音堂已经有长足发展，不至于太难过。“他们还有育音堂音乐公园店、新歌空间和Specters。希望21 Grams能够继续去到这些场地演出。”

上图：21 Grams乐队演出现场。摄影：麻鸡

　　Pale Air乐队吉他手史翔天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我没有觉得太悲伤。虽然这家老店关闭了，但是育音堂还是在蓬勃发展。”这支成立于2017年的年轻乐队，最早的成员都是复旦大学学生。他们当年第一次走出校园，正式演出便是在“小白楼”。

　　知名乐评人费强也在6月30日深夜赶到“小白楼”，只为最后再看一次“老朋友”。他还记得2007年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感觉，“能够想象，这里就应该是一个underground（地下）演出场地，让人觉得自由，能放得开”。17年过去了，“小白楼”一直保持着当初那一股old school的调性。

上图：Pale Air在印尼巡演。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用勇气，去育音

　　在育音堂凯旋路店营业的最后一个夜晚，创始人张海生都在想什么？费强告诉我，张海生说，这对他是一种“解脱”。过去的17年里，他每个星期都在为这家小型演出场地的经营生存而担忧。

　　“张海生的个人性格，决定了育音堂能够坚持到现在。他有真正做音乐的勇气和使命感，乐于奉献。这些难得的品质从第一天就注入到育音堂。”费强说道。

　　2001年，上海最早的live house——ARK，在新天地落成开业。这个场所拥有当时全中国最好的设备，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音乐人，其中就包括费强。

　　费强当时在ARK做音乐总监，为一些独立音乐演出做宣传策划。一年后，有一个年轻的调音师来到ARK，和费强成为同事。这个年轻人，就是现今已经被乐迷亲切称呼为“老张”的张海生。

　　“当年ARK设备好，又开在新天地这样的地方，属于正规、高档的演出场所，接待的乐队除了上海本地，还有一些已经成名的大牌乐队和海外乐队。”在费强的回忆里，当时小乐队、地下乐队还没有一个稳定的演出场地，张海生作为热血青年，有了一个念头：要做一个独立音乐的场地。

　　“你们知道吗？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老张年轻时候还做过调音师。”在我和Pale Air成员的交流中，他们也分享起关于这个中年人的印象。现在人们见到张海生，体型微胖，有着深深的黑眼圈，一身休闲打扮，和那些来到育音堂看演出的时髦男女形成反差。

　　不过，如今在育音堂音乐公园店的墙上，贴满了国内外乐队来此表演的照片。仔细看过去会发现，其中一张照片里有位年轻的中国乐手，面容清瘦俊朗，甚至有点像刘烨。那是年轻时候的张海生。

　　和许多“70后”“80后”一样，张海生的音乐启蒙是《音像世界》杂志。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音像世界》是乐迷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许多人将进入《音像世界》的歌迷会，作为当年荣誉身份的象征。

　　从高中开始，张海生就是歌迷会的积极分子，周末会去编辑部帮忙编辑资料。大学毕业后，和许多音乐人一样，张海生面临着生计考验。比较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一份和音乐相关的工作。做了几年调音师，张海生在2005年正式注册了“育音堂”这个品牌。

　　据张海生介绍，“育音堂”取名于上海的“育婴堂路”，意为“培育音乐的地方”。成立后策划的第一场演出，场地放在了ARK。后来，张海生找到了龙漕路的下河迷仓。那是当时上海话剧圈的一个演出场地，育音堂把演出场地放在了它的斜对面。

　　音乐推广和巡演公司开功（SplitWorks）创始人阿奇·汉密尔顿（Archie Hamilton）最近在回忆育音堂的文章中描绘了第一次来到龙漕路育音堂的画面：“在第三个仓库里，人们摩肩擦踵。有人抽着中南海8号香烟，有人喝着5块钱一瓶的青岛啤酒。其中既有好奇的中国人，也有年轻的外国人。在龙漕路的这一刻，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看到这样的人群。那里有一种能量令人觉得某些事物正在萌芽。”

　　21 Grams乐队也是在这一时期和育音堂结缘。2006年5月12日，他们在那里为沼泽乐队“大风起兮”全国巡演上海站担任了嘉宾。

　　育音堂在龙漕路的运营相当短暂，因为起初没能办下正规执照，演出总是处于灰色地带。一年以后，张海生找到了“小白楼”。育音堂就此稳定下来，开始真正的“育音”。

　　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运营一家小型演出场地，张海生这么多年经常把“土壤”挂在嘴边。老张说：“上海一直有丰富的文娱消费场景。但是上海高昂的生活成本，还有讲究‘实惠’的生活观念、城市文化，决定了这里培育音乐的土壤并不肥沃。本地的、刚起步的乐手在上海生存总是十分艰难。”为此，他觉得总要有人给年轻的音乐人们一个机会和舞台。

　　育音堂凯旋路店运营17年当中，举办了上千场演出，其中有不少是定期开放麦表演和小乐队的拼盘演出。低廉的票价，一方面降低了观众走进live house，感受现场音乐的成本；另一方面也让初创乐队有机会可以登台表演，积累宝贵的演出经验。

　　2017年前后上大学时，Pale Air的几位成员都到过育音堂看演出。后来，他们在校园里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贝斯手李清扬和主唱章江南，都做过复旦大学乐手联盟社长。他们通过复旦前辈们的介绍，认识了张海生。

　　2018年底，Pale Air第一次走出校园，首演放在了“小白楼”。具体的场景他们已经不太记得，只觉得舞台很小，但因为太紧张，哪怕舞台和观众很近，也几乎没有多余的精力去顾及观众。

　　上海很多本土乐队对“小白楼”都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它给了他们第一次站上舞台的机会，第一群聆听的观众。当然这一点对于外地乐队也不陌生，“小白楼”往往是他们和上海乐迷见面的第一站。

　　育音堂“小白楼”除了在上海这座巨大城市当中长期扶持新乐队，给新人难得的演出空间，其本身也已经成为一处无法忽视的文化地标，以及城市包容多元的写照。

　　在费强看来，这种包容性不仅意味着不同风格的乐队可以到育音堂演出，也体现在更多类型的音乐人都在此表演。“民谣歌手，传统意义上的艺人，都曾经在育音堂演出。”

　　采访中张海生透露，差不多从2015年到2019年，来到“小白楼”演出的海外乐队非常多，站在台下看的外国人同样很多，有时能占到一半。在这一时期，有国外航空公司要拍摄有关上海的旅游宣传片，会来到育音堂取材。“他们想要告诉外国游客，如果你是独立音乐爱好者，你去了上海，应该去育音堂看看。”

　　位于天山公园角落的这家外表看上去不起眼的演出场地，早已突破了物理空间上“场地”的概念。它是许多人喜欢上海的理由。

上海摇滚，永远坚持

上图：费强（左一后）、张海生（左二后）、查礼谭（右二后）在育音堂老店门前合照。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回想育音堂“小白楼”的17年，张海生觉得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上海的小型音乐场地从无到有，上海的独立音乐文化从萌芽到发展壮大。

　　费强认为，2001年ARK开业，以及更早之前，属于上海独立音乐文化的1.0时代，而伴随着2005年育音堂成立，以及同时期一些live house的落地，这一文化圈层进入到2.0时代，即开始有了一些纯粹的演出场地。

　　在查礼谭的观察中，2010年左右是一个分界点。在那以前的乐迷，到live house看演出，往往都是有一些纯粹的爱好者。他们有知识储备，也有自己钟意的乐队。随着2010年MAO live house以及2012年浅水湾文化艺术中心落成，费强眼中的3.0时期到来：更大规模的场地，容纳更多海外乐队有机会来到上海演出。“独立音乐”的概念被越来越多使用，而过去人们更愿意称之为“地下摇滚”。

　　至于当下的情况，让费强这个“老法师”也觉得难以预测。“2019年前后，我们业界觉得市场非常明晰。一支乐队要来上海演出，我们根据他的定位和需求，就能找到最合适的场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00后’逐渐成为观演主力，他们的喜好和品味，让人很难完全把握。”

　　在查礼谭看来，近年来年轻乐队层出不穷，受众有所拓展，“这是一个内容转流量，乐迷文化向粉丝经济蜕变的时代。”

　　2001年12月9日，一些上海乐队来到刚刚开业不久的ARK联演。演出阵容为：戈多、水晶蝶、扩音器、顶楼的马戏团、Junkyard和特邀嘉宾日本摇滚乐队 Beanbag，场面甚是热闹。

　　演出的组织者是费强。那一天，身穿一件红毛衣的费强在台上呐喊：“上海的摇滚是永远会坚持下去的！”彼时上海的live house文化尚在萌芽，这句话像是预言。而在20多年后的现在，当人们和育音堂“小白楼”告别，这句话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