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朱德党证。资料图片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本红军时期的党证，它的主人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这本党证为苏区时统一印制，封面上部印有弧形字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正中竖印“中国共产党党证”，加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红色印章，下部为党证编号。党证里填有朱德的姓名、籍贯、年龄、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入党年月、备考等栏目。其中“社会出身”一栏，朱德写道：“当学生8年、教育1年、陆军学员3年、革命运动11年”。“入党年月”填写的时间为“1922年11月”。党证后面印有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封底为五星和镰刀、斧头的党徽图案。这本党证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队于1933年7月签发，编号第001128号。
党证是党员的身份证明，对每个党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本饱经炮火硝烟洗礼的党证，对朱德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朱德经历了怎样的入党过程？
立志求索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从幼年起，朱德便跟随在母亲身边帮忙干活，目睹地主对家人的无情压迫。童年的艰辛，让朱德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也启发了他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受私塾先生席聘三影响，朱德不仅熟读古籍，还广泛阅读新书，开阔了眼界，萌发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1906年秋，朱德在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求学，这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进步思想的开端。他曾作诗《顺庆府中学堂留别》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诗中写道：“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存亡忆记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1909年，朱德怀揣着强烈的爱国救民思想，决定投笔从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为什么要投考这所学堂呢？朱德曾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因为受不住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一些有知识的、前进的人参加了新军学校，进了云南讲武堂，我们曾利用了这个新军学校的力量，参加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几经周折，朱德终于如愿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事学校生活，接受系统而严格的近代军事教育。他刻苦好学，无论是学科、术科还是普通学科都取得优秀成绩。指挥队伍时，朱德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洪亮，为全校之榜样。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挑选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二人因而被同学称为“模范二朱”。
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朱德在校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以及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中，朱德驰骋疆场，战功卓著，成为滇军名将。可是，朱德并没有就此志高意满，反而陷入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军阀连年混战，国家陷入“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黯黯鬼神愁”的悲惨境地，朱德看到一种与他革命初心相背离的局面，那就是“（仗）打来打去，却没有出路，很多从前革命的分子、同盟会的同志们都升官发财，革命没有人来搞了，实际革命也并没成功”。从现实斗争中，朱德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救中国。在极度苦闷与彷徨中，朱德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摸索着革命的真正出路。
万里找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也引起朱德的注意。他通过把自身经历同苏俄的现实相比较，朦胧地感觉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1922年，朱德毅然抛弃高官厚禄，斩断过去的旧生活，踏上寻找新革命的道路。7月，朱德从重庆经上海辗转来到北京，见到好友孙炳文。孙炳文是四川南溪人，担任过《民国日报》的主笔，曾受朱德之聘在泸州担任第13旅部咨谋。二人志同道合，经常一起探讨革命问题。孙炳文陪同朱德游览了北京城，还一起去归绥（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张家口和大同等地参观，到宣化县鸡鸣山煤矿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从孙炳文口中，朱德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他希望在北京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可是都不在。听说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在上海后，朱德再次折回上海，和孙炳文、金汉鼎首先见到了孙中山。对于这次会面，朱德曾回忆道：“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他要我去四川打陈炯明，我拒绝了。他又要我到美国去，可是我的兴趣是去德国研究军事科学。”就这样，朱德婉言谢绝了孙中山。几天后，朱德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会见了陈独秀，并提出入党的请求。陈独秀没有同意。他对朱德说，要加入共产党，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当过旧军官的人来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当时已经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便决定远涉重洋，前往革命发源地欧洲留学，去寻找革命真理。
9月初，朱德随同孙炳文、章伯钧等10余人登上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从上海吴淞口启程，历时40多天的航行，终于抵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听说周恩来在中国留法学生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法组织，便决定寻找周恩来。经多方打听，朱德二人终于在德国见到周恩来。朱德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和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讲述了自己从贫苦少年到讲武堂军事学员、从滇军少将旅长到与军阀决裂的曲折经历，表达了他不顾一切加入中国共产党，寻求自己新生和革命道路的强烈愿望。周恩来仔细倾听了朱德的人生经历，被他坚强的意志和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感动。他同意了朱德和孙炳文二人的入党申请，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支部的手续，并告知二人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1922年11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于革命特殊需要，党组织要求朱德暂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对外公开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秘密党员”这一特殊身份，为日后朱德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帮助。自此，朱德费尽周折、历经艰辛，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夙愿，从此走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伟大道路。
我是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这是朱德为南昌起义写下的诗篇。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起点，也是朱德彰显共产党员信仰本色的重要篇章。1927年7月21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秘密赶回南昌，利用他在南昌驻军中的人脉关系开展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早在1927年初，朱德就曾在驻南昌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中创办军官教育团，并于4月至6月间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对南昌各方情况十分熟悉。他利用与第3军上层军官的旧情，探明敌方兵力部署；为起义部队寻找驻地；安顿初来乍到的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周恩来从武汉秘密来到南昌，当晚就住在朱德家中的厅堂里。7月31日晚，朱德又奉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利用和滇军的关系，在佳宾楼宴请两个团的团长和副团长，巧妙地牵制敌军，为南昌起义胜利打响做出重要贡献。周恩来曾高度评价说：“朱德在南昌起义时，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然而，这仅仅是序幕。作为人民军队缔造者之一，朱德的作用和地位在起义军遭遇失利后愈加凸显出来。
8月3日上午，根据中共中央计划，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经过1个多月的行军转战，终于到达广东省大埔县。在三河坝，起义军开始第一次分兵，朱德率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随后，起义军主力叶挺、贺龙部队一路南下潮汕，在汤坑、揭阳一带遭遇严重军事失利。为掩护主力部队，留守三河坝的朱德率部与3倍于己的敌人激战三天三夜。为了保留革命火种，朱德决定率部主动撤出战斗，开始在湘粤赣边界艰苦转战。
当时，这支部队处境十分困难。敌军压境，部队四面受敌，孤立无援。更可怕的是，战士们思想混乱，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纷纷脱离部队。关键时刻，朱德挺身而出。他与陈毅等在广东饶平县茂芝的全德学校及时召开干部会议。在会上，朱德毅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这一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部队指明前进方向，稳住了整个队伍的军心，也彰显了朱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毫不动摇的坚定信仰和敢于担当的政治品格。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确定部队的行动方针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随后，朱德又适时对部队进行了“赣南三整”，即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经过整顿后的起义军，犹如革命大浪淘沙中留下的精华，成为革命的火种。1928年4月24日前后，这支历经艰辛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点燃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
红军的总司令
1930年8月，朱德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1933年5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1次常委会决定，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随后，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发布《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员发党证的通知》，决定对红军中的正式党员一律发放党证。朱德的这本党证正是在这一时期统一发放的。在此前后，身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治军经验，参与领导创建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等重大军事行动。在如此紧张繁忙的战争岁月里，朱德恪守党性原则，不仅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主动参加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而且严格履行党员责任和义务。这本党证的内页，就有朱德在1933年至1934年间交纳党费的记录，上面还留有党小组长陈友才、孔石苏、罗舜初等人签收党费的印章。
1934年4月，《中央组织局关于保护党证的决定》中指出：“每个正式党员都发给有党证，表示他已得到伟大的党的党员的标号。党证对每个党员有同他入党一样的重要意义，每个党员都应完全负责保存他自己的党证。”朱德将这本来之不易的党证视若珍宝，一直带在身边妥善保存，直到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备期间，朱德才将悉心珍藏26年之久的党证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朱德都十分珍视“共产党员”的称号，始终保持着对党的高度忠诚与热情，把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这本珍贵的党证，是朱德追求真理、一心向党的历史见证，是他坚强党性和崇高政治风范的生动写照。（刘小花 赵理）
来源：解放军报
眼光太高，圈子太小，磨磨唧唧，孤独终老。”这句话是网友“习惯着孤单”对自己独身经历的形象写照。他是一名警察，5年前刚工作时，他满心欢喜，以为会有不少姑娘倾心于自己飒爽的英姿、笔挺的制服。然而，事与愿违。
“都说公务员是旱涝保收，可如今女孩们越来越现实。”他说，自己的工作性质特殊，加班常态化，令相亲对象望而却步。“有个女孩曾对我说：‘每次你不回我微信，我都觉得自己是狗不理。’我也想有时间好好谈场恋爱，可外勤要出、台账难平，只好向她报以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记者采访发现，当前体制内相亲活动虽多，成功率却有限，近年来还出现了参加人数下滑的趋势。
“铁饭碗”就是相亲场上的“香饽饽”？
28岁的小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某事业单位上班，2019年开始频繁参加妇联、工会组织的各类集体相亲活动。她说，以前从不关注相亲，觉得参加相亲像“嫁不出去了”似的，但因为工作繁忙、圈子狭小，自己很难认识同龄的异性。因此，最近开始转变想法，通过相亲活动扩展朋友圈。
小陈和几位一起参加相亲活动的同单位女职工都表示，她们更乐于接受“体制内”单位组织的集体相亲活动，这类活动“靠谱，有安全感”。“人都是市里各个机关事业单位的，条件和自己相仿，比社会相亲更靠谱。”小陈说。
体制内人员工作稳定，相亲具有一定优势，用新疆某厅局机关公务员小牧的话来讲，就是“国家替你选拔考察管理”。但新疆乌鲁木齐市海关公务员加菲猫则认为，由于公务员收入不高，目前在相亲市场上的热度其实下降了不少。“如果是男性公务员，还要承担买房的压力，那就更难了。”
个个都是“宝宝”，谁还没点“小性子”
30岁的玩哥在江苏一家国企党政办工作，从2018年开始相亲，至今没遇见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比如我和相亲对象聊到‘世界上最深的地方’这个话题，她甚至不知道马里亚纳海沟！可能我比较‘直男’吧，像这种问题在我这里就会减印象分。”
26岁的瑶瑶供职于南京市某街道办，买房后爸妈便开始张罗相亲。“虽然自己嘴上说没要求，但其实要求还挺高的。比如和男生看电影，他如果跷二郎腿，我就会很反感。”
“奇葩天天有，相亲特别多！”27岁的露露说。她是某官媒的一名编辑，秉持“门当户对”的看法，择偶基本在“体制内”考虑。“本以为‘体制内’的相亲对象能成熟点，没想到个个都是难伺候的‘宝宝’。”一提起自己的相亲故事，她就气不打一处来：“去年我相了一个86年的公务员，非说我属猴跟他属虎命里犯冲，他妈妈觉得会影响他高升，最后这事就黄了。”
85后的菲菲供职于东部某市某银行，每周都有相亲局。她把相亲当作谈生意，像对待乙方客户一样，或把相亲对象看成一支待选股票，然后给每支股票打分，分高者得。“相亲就是一场谈判，能成交就成交。”菲菲说。
主办方给力，相亲更易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相亲活动年年办，成功率却十分有限，近年来还出现了参加人数下滑的趋势。有些单位因为无人报名相亲活动，只能由活动组织者“亲自上阵”填补空缺。
据中央某事业单位团委书记张宁介绍，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联谊活动已有95后男生出现，他们较羞涩，主动参与活动的热情不高；另一方面，部分85后女生一直没相到心仪的对象，因此也渐渐不愿再参加了。
记者了解到，主办方活动组织方式和个体参与方式对相亲成功与否有重要影响。每年组织十几场相亲活动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妇联主席娜仁花认为，一次相亲活动参与的人不宜太多，以50人以内最合适，人太多的话交流不充分，人少一点，工作人员能充分照顾到每位参与者，鼓励他们参加活动。
“尽量别出现‘联谊’字样，减少‘尬’的感觉。”张宁说，“我们之前和冬奥组委合办了一次类似‘城市之间’的活动，让大家在闯关游戏中接触彼此，效果还可以。”
多人结伴参加相亲活动成功率相对高。“同单位来的人多，大家相互鼓励，再起起哄、开开玩笑，和对方接触起来就没那么尴尬了。”28岁的中铁呼和浩特局职工小孙说。（文中受访对象除娜仁花以外均为化名）
（半月谈记者：魏婧宇 白佳丽 陈席元 杨思琪）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名前下属被查或落马之后，内蒙古警界前“一号”被查。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2月1日消息，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根据官方简历，作为今年被查办的第20名中管干部，马明曾以吉林省副省长的职务兼任吉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督察长，后以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的职务兼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督察长。
马明先后担任过吉林省财政厅副厅长(正厅长级)、吉林省商务厅厅长、辽源市委书记。2011年5月，马明仕途迎来重大变化，出任吉林省政府党组成员并兼任省公安厅“一号”，次年1月当选吉林省副省长。
值得注意的是，马明跻身副部级的关键时期，当时担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是另一只“大老虎”孙政才。2012年6月，马明调往内蒙古任职，孙政才也在数月后离开吉林。一个月后，马明从赵黎平手中接过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职务。已经退休的赵黎平则在2015年3月涉嫌杀人被捕，7月被开除党籍，2016年2月被提起公诉，2016年11月被一审判处死刑，2017年2月二审维持原判，2017年5月26日被执行死刑。
赵黎平被判死，马明被查，先后两任厅长“出事”的内蒙古公安厅曾在去年出现人事“震荡”，该厅近年来反腐败工作也一直在推进之中，多名马明昔日的部下已先后被查或落马。
例如，2018年10月31日，原副厅长孟建伟退休近一年后被查。次日，时任副厅长、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李志斌自缢身亡。2019年6月25日，时任副厅长赵云辉落马。
内蒙古公安厅的反腐工作也是自治区政法系统反腐败的一个缩影。
2018年10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邢云落马。邢云曾任内蒙古政法委书记。他落马后，在当地政法系统引起连锁反应，被认为是此次内蒙古政法系统“地震”的震源。在邢云担任内蒙古政法委书记期间，内蒙古公安厅厅长正是赵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