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如蜜，一滴也甜”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有一段名言：“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情尚也。”想必不少读者会因宋茶之高雅精妙而神往、倾倒。电视观众从《清平乐》、《梦华录》、《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剧中也能领略宋代茶道的神韵。

历史中宋茶真有那么神乎其神、妙入云端吗？恐怕是真的。蔡襄创制的小龙团，水平之高令宋仁宗爱不释手，连宰相都不太愿意赏赐。苏轼在《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一诗中兴冲冲地写道：“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可见拥有一饼小龙团是何等荣耀！欧阳修谈到此茶“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得到的人“不敢碾试，宰相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他在二十年后得到了一饼，当然也只是珍藏。

北宋宋徽宗赵佶《文会图》

宋神宗时，福建转运使贾青制成“密云龙”进贡皇室。茶饼云纹细密，工艺精美绝伦，可能超过小龙团。宣仁太后手中并不多，“戚里贵近，丐赐尤繁”，亲贵早晚讨要，令宣仁太后烦不胜烦，有一天太后慨叹道：“令建州今后不得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

上述例子可见，诗书反复吟咏的好茶是有的，只是数量极少。宋朝民间日常饮用的“公茶”与贡茶相比有霄壤之别。

宋代榷茶制度与唐代相比更加繁密，目的是垄断茶利。“民之种茶者，领本钱于官而尽纳其茶，官自卖之。敢藏匿及私卖者有罪，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记其数”。因为茶盐之利是宋代财政的重要来源，“国家养兵之费全籍茶盐之利”。因此，政府想尽办法获取最大茶利。《水浒传》所说的“八十万禁军”来自于赵匡胤所谓“强干弱枝”的国策，但这百万军队的耗费是非常惊人的。

榷茶制度频繁更改，与民争利则从未动摇。“鬻之在官，一也；通之商贾，二也；赋之茶户，三也”。前期政策是官员收茶，卖给商人。商人与茶农不能见面。弊端非常多。崇宁四年，蔡京改革茶法，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但实际上“榷法愈密”，“榷之又榷”。税上加税，民生多艰。

榷茶制度虽然听上去高明，实施起来却很难。茶行业“工甚大，造甚精”，茶叶采制的季节“女废蚕织，男废耕农，夜不能息，昼不能停”。如此费心费力，茶农得到的收入却难以让人满意。茶商盈利巨万，也不满足。宋朝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新时代，电视剧没有讲错，那时人人渴望致富。苏东坡有一词人好友仲殊，曾留下一句名言形容宋朝人心：“钱如蜜，一滴也甜。”当茶农、茶商、官员与朝廷之间因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只会出现两个现象：一、市面无好茶销售；二、茶农茶商造反。

宋金斗茶赛

首先，当朝廷与官员将园户压榨殆尽，“造甚精”是不可能实现的。采摘时，茶农为求自保，只能以次充好。“多采粗黄色晚叶，仍杂木叶蒸造，用填额数”。（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对此，朝廷除了严惩别无他法。“重园户采造黄花秋叶茶之禁，犯者没官”。（脱脱《宋史·食货》）对待次品茶，官府绝不姑息：发现之后立刻烧毁。但是，此类举措收效甚微。茶农对官方具文视若罔闻，变本加厉往茶叶里加其他植物：皂荚芽、槐芽、柳芽加进去效果都不错。“惟茅芦、竹箬之类不可入，自余山中草木芽叶，皆可和合。椿、柿尤奇”。（苏颂《本草图经》）

林洪在《山家清供》书中介绍茶客常患病的原因在于茶农“多取他叶，杂以末”。为了应付熟悉业务的官员，茶农掺假工艺不断提高，“銙（精制团块茶）列入柿叶，常品入桴槛叶”。造假技术登堂入室，鉴赏水平自然水涨船高。茶人黄儒披露过辨别茶叶中是否“入杂”的秘传心法：“试时无粟纹甘香，盏面浮散，隐如微毛，或星星如纤絮者，入杂之病也。善茶品者，侧盏视之，所入之多寡，从可知矣。”（黄儒《品茶要录·入杂》）称得上细致入微、明察秋毫。

《梦华录》中国茶百戏剧照

制茶时也可掺入低等级茶和其他植物，而名茶造假利润更高。陆游经过研究，发现建茶掺假工艺由来已久：“旧杂以米粉，复更以薯蓣。两年来，又更以楮芽，与茶味颇相入，且多乳，惟过梅则无复气味矣。”（陆游《入蜀记》）可以说技法推陈出新、渐入佳境了。不仅滋味不差，还有了“多乳”（可能是指“乳花”）的优点，何乐而不为？鼎州茶照此办理：“京师及河北、京西等处磨为末，亦冒腊茶名者是也。”皇家渴求的贡茶品质，在造假者看来并非难事。茶农能用药催茶发芽，还能用冬茶掺陈茶冒充新茶。更有颇具匠人精神的“老匠”传授登峰造极的技术：“但如数买小銙，入汤煮研二万权，以龙脑水洒之，亦可就。遂依此制造。既成，颇如岁进者。是年南郊大礼，多分赐宗室近臣，然稍减常价，犹足为精品也。”皇室成员根本喝不出来区别。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公茶”，就是茶叶加上其他树叶与添加剂。贡茶中，添加其他植物的可能性不大，但添加剂不会少，品种也很丰富。元祐七年（1092年），熙州园户赵世亨“造假名山茶二千余斤”。产量如此巨大，难怪青史留名了。

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高宗派遣曹勋为“报谢副使”前往金国，与完颜宗弼（金兀术）商谈接回宋徽宗灵柩事宜。正式会面之余，曹勋拿出自己的茶请金国外交官品饮。对方说：“你这是中档茶。我们这里与高丽接壤处也有茶市。差不多三万串钱可以买一銙茶，都是上品。”曹勋用洪亮的声音声明自己的茶是“御前绝品”。随后，经过真刀真枪的斗茶，曹勋发现自己输了。他写下沉痛的诗句，陈说“年来建茗甚纷纭，官焙私园总混真”。曹勋自诩为绝品的茶，质量竟次于金国的普通茶。他哀叹道：“世乏君谟与桑苧，翻令衡鉴入殊邻。”“殊邻”即金国。君谟即蔡襄，桑苧即陆羽。没有茶圣来品鉴真假，外交官在斗茶过程中受到羞辱只能是新常态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茶的品鉴艺术已经转移到金国了。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点茶剧照

徒劳的“钓鱼执法”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总结宋朝茶税：“税收既无限制，行政效率又专恃政治压力，则整个的违反了金融经济的原则。”更何况，朝廷出台的政策陆续加大力度，“禁民卖假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凡结徒持杖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监察御史刘蟠亲自钓鱼执法，“乘羸马伪称商人，抵民家求市茶。民家不疑，出与之。即擒置于法”。这类做法不可能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更加恶化。王安石早就明白，“夫夺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则严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徙之罪未尝少驰，而私贩私市者亦未尝绝于道路也”。区别只是在于，私茶不敢公开叫卖罢了。

于是，茶叶史上最混乱的场面出现了。一方面朝廷四处追缉私茶，据高觌所说：“诸州军捕得私茶，每岁不下三二万斤。”另一方面“私贩茶盐者……平时贱买贵卖于乡村，往往家至户到，不容其不受。”范仲淹注意到了繁荣与强制交织出的荒唐结局：“岁有千万人罹此刑祸。”

太宗淳化四年，四川青城县“贩茶失职者”王小波、李顺起义。此后暴动此起彼伏，蔓延至湖北、江浙、湖南、福建、江西、安徽。如1175年，湖北茶贩赖文政叛乱，侵入湖南、江西、广东。著名词人辛弃疾用计诱杀了赖文政。茶人罗大经对辛弃疾此举颇为不满，在《鹤林玉露》一书中讥讽辛弃疾杀的只是假赖文政。

黄宽重先生的《南宋地方武力》（2022年3月版）表明，南宋改变了“强干弱枝”的国策，采取多种手段利用民间武装抵御外敌，其中就有著名的“茶商军”。可见茶商武装贩茶一直存在，“招安”已成朝廷的不二之选。

受到层层盘剥的茶农费心费力地生产好茶，然后低价卖给朝廷。这种情况不可延续。真实情况是，茶农千方百计留下的好茶，锱铢必较地私下卖给了商人。所以《宋史》记载：“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

市面上公开销售的茶（如《梦华录》中的茶），当然只能是“粗恶不时”的公茶。李觐说：“世之所贵，家之所蓄，则非有公茶者何？公茶滥恶，不味于口故也。”王安石说：“官场所出，皆粗恶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贩者。”欧阳修说：“今民自买茶，须要真茶，真茶不多，其价遂贵。”他的建议是：“今若许放榷山，任民贸易，则国中永无弃货，天下咸吃新茶，惠润公私，实为要道。”这恐怕是与虎谋皮。

宋太宗的罪己诏中说得明白：“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但此后因茶而起的叛乱并未停止，可见知易行难。宋人李纲早就说明：“祖宗之时茶盐之利在州县则州县丰饶。”“崇、观以来，茶盐之利在朝廷，则朝廷富实。”政策既已制定，其他人也无从置喙。但政策本身执行中缺乏有效调控才是致命问题。提出“孤秦陋宋”之说的王夫之说：“乱天下者，非乱法乱之，乱人乱之也”。

《哈佛中国史》第四卷作者迪特·库恩说：“如果说宋朝从繁荣的市民社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那么它也为其军费的短缺而付出了代价。”此说触及了宋朝财税制度的病灶。

假茶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茶多有伪造掺假，宋代称为‘盗叶’，其品有柿叶、桴槛叶。明代的假茶有苦灯树、杨柳叶，称为‘托叶’。城乡小民所饮，多为托叶，而有些人则只饮米汤，终身不知茶味。”（《明代风俗》）估计要到明末，福建红茶进入国际贸易，市场规律开始发挥作用，更因为“出口转内销”，老百姓才能买到质量稳定合规的茶叶。

茶贸易是我国古代中原王朝和西部地区之间进行的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贸易活动，在我国古代经济史和少数民族关系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私茶贸易前一直是官茶独大，这种官茶也就是茶马贸易。茶马贸易起始于唐，经宋元两朝发展，在明代达到鼎盛，而后又走向衰落。

明朝后期官茶贸易逐渐走向衰落，政府的控制垄断力度下降，这才导致西番地区私茶贸易盛行，最终战胜官营贸易，成为藏汉贸易往来的主要交流方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本文就以明朝西番地区为切入点，聊一聊私茶战胜官茶的深层原因。

一、明朝私茶贸易产生的大背景

1、官茶兴起的历史背景

唐文宗时期，朝廷实行“榷茶”法, 对茶叶进行专卖,严禁私茶；而在两宋时期 , 由于战争不断, 对马的需求量增大, 朝廷于是设立“提举茶马司”专门经营茶马贸易；元朝时虽也设立茶叶专卖局，但茶马贸易在此时已经无足轻重了。

明朝在经历了元朝的短暂停滞后成为茶马贸易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主要原因有两个个原因：首先，明朝当局对于战马的需求量大是茶马贸易繁荣的前提，当时的边境游牧民族仍然在威胁着明朝的稳定，战马受到了明朝政府的重视，认为茶马贸易是交换战马、联系西番地区的重要条件。

朱元璋曾说：“我国家榷茶,本资易马；联西戎,控北虏,三边永安。”

茶马古道

其次，明朝开展茶马贸易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限制边茶以制之’，即“以茶驭蕃”，也就是用茶叶来控制着西番地区，借贸易来实现在政治和军事上不能实现的驭番功能；西番民族饮食中大都以牛羊肉、奶酪等油腻、不易消化的食物为主，茶叶具有消油腻的作用，有助于消化。茶叶在他们的饮食结构中有着重要地位，他们“倚中国茶为命。”而西番地区茶叶产量极小，只能依靠与中原地区的茶马贸易中交换得来。

明朝政府对于战马的需求和番人对于茶叶的需求相吻合。在明朝统治阶级看来，他们可以借茶马贸易对西番实行羁糜政策，通过经济来实现政治上的控制。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明朝的茶马贸易走向了空前的繁荣。

2、西番地区官茶贸易制度

从明太祖朱元璋时开始，明朝就开始设立一系列的机构和规章制度，这些制度从粗糙到严谨，一切都是为了茶马贸易能够在明朝政府的框架内进行。作为茶马贸易制度形成的标志，“洪武五年立茶马司于川陕,听西番纳马易茶,赐金牌信符以防诈伪。”之后的茶马司虽不断变化，但它在茶马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管理与西番地区进行茶叶贸易的专门机构，更是成为了中央政府控制当地茶叶经济的机构。

与此同时，明朝政府还设立了茶叶转运司来管理茶叶运输的事务；设立茶课司对产茶的地区收取税收；为了稳固的掌控住茶马贸易，还确定了茶马比价，推行金牌信符制，马赋差发制、巡视监察制等一系列行为规范。

二、明朝西番地区私茶兴盛的政治原因

1、明朝政府的腐败

明太祖朱元璋在创建明朝时，实行的就已经是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制度。全国政务由皇帝直接控制，他以自身的皇权干预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西番地区实行榷茶制度，在中原地区和西番地区制造出屏障。随着时间的流逝，封建社会自身的弊端加速了政府的腐败，官府管控下的茶马贸易出现了松动：“明初严禁私贩，久而奸弊日生，茶法、马政、边防俱坏矣”。

政府的腐败，茶法的弊端丛生让茶法无法继续实行和维护下去。机构庞杂和营私舞弊导致了西番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茶马贸易交易逐渐摆脱国家机器的束缚，转而向着民间贸易的方向前行。因此，政府的腐败加速了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败，促进了私茶的发展。杨一清曾指出：“非法之过，乃人之罪也”。

在明朝这种高度君主专制体系下，政府的腐败是必然的。再加上政府的禁止，反而使得走私茶叶的利润增多，许多人为了金钱而进行茶叶走私活动，一些官员甚至参与到其中与他们相勾结，使得私茶得以兴盛。

2、制度的弊端以及反作用

明朝茶马贸易制度的主要表现为‘金牌信符制’，在该制度下，西番地区的少数民族必须按照‘金牌’上的所规定数量来发送马匹，明朝政府随后会以‘体恤’的名义给予他们茶叶。金牌上篆文：‘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死。’实际上发送马匹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并没有平等性可言。

太祖朱元璋

这种制度强迫着茶马贸易的正常实施，本来是自由贸易的茶与马的物质交换，变成了皇权控制下的强制性义务。由于私茶的价格比官茶要便宜，西番地区的少数民族更愿意将马与私茶交换，出现了‘番族利私茶之贱，因不肯纳马’的局面。私茶大量涌入西番地区，不断冲击着金牌信符制度。

迫于西番地区民族的反抗，明朝政府在1416年停止了金牌信符制，虽在后来又曾恢复。但‘金牌散失，而茶司亦以茶少，止以汉中茶易马。且不给金牌，听其以马入贡而已。’金牌信符制度带有着明显的压迫色彩，明朝政府压迫较落后民族承担国家税收，这是对当时西番地区较为落后的一种特殊的制度。由于违背了市场的规律，本身就有着弊端，在达到顶峰的同时也意味着开始走向衰落。

3、茶法松弛、经营不善。

明朝初期，走私茶叶与走私盐同罪，判死刑。宣德改制之后，明朝的君主专制有所松动，走私茶叶所处罚的程度也有所降低，从处死到充军；明代茶法所呈现出的是从紧到松的趋势。这种趋势与明朝国力是相连的，也与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息息相关的。

国力的衰落代表着明朝已经无力再像刚开始一样严格控制住茶叶，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又要求打破国家的控制与垄断，茶法也不得不适应这样的要求，逐步走向松弛。这为私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空间。从此，私茶贸易便兴起了。

三、西番地区私茶兴起的经济原因

1、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私茶的兴起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哪里有利益，哪里就会有资本的流动。由于在明朝政府的高度控制下，私茶存在着巨大的利润，因此哪怕明朝政府制定多么严酷的规定都没有办法阻止私茶的兴起。

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茶马贸易自身的客观规律，这是打破国家垄断，致使私茶兴起的根本原因。明朝政府的政治干预，限制中原地区和西番地区的经济交流，是与经济发展相违背的，扰乱了正常的发展规律。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的垄断之网也就被打破了，再加上规章制度的弊端，最终导致了私茶兴起。

2、官茶对民间茶户造成的影响

在官营茶贸易的框架下，政府对茶叶有着绝对的支配权利，对民间茶叶生产者造成了很大的苦恼。明朝初期，下令禁止商贩在陕甘销售茶叶，控制茶叶的流通。与此同时又对将富商纳为廷商。茶农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明朝政府对当地的具体情况一概不知，做不到宏观调控，很大地损害了茶户的利益。

茶叶没有流通的途径，必然导致茶叶大规模积压和生产下降。生产下降最后影响着明朝茶马贸易；同时，茶户为了应付政府繁重的茶税，经常将一些次品上交给国家，而将上好的茶叶留为己用，私下拿去交易，私茶在质量上好于官茶，使得西番地区人民更加喜欢私茶交易，间接地促进了私茶的兴盛。

3、朝贡赏赐

明朝为了安抚西番民族，许其每年遣派使者进贡，赏赐给他们茶叶及其他生活用品。明朝政府一方面不允许走私茶叶，另一方面却又赏赐给西番民族使团大量的茶叶。

《明实录》记载“贡使由洮河入者,人均赐食茶50斤;由四川路者赐茶60斤。”

西番地区频繁的来朝进贡，直接威胁着茶马贸易的正常运作。而且明朝虽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但对于在中原地区的僧人私下制作茶叶或者夹带茶叶没有明确的禁止；即使是有，禁止的力度仍停留在如：“如有夹带私茶,不拘多寡,即没人官。”这般力度。

四、总结

官茶贸易作为一种中央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和商业行为，历经了唐、宋、元、明四个朝代。但明朝时期的茶马贸易是在政府高度控制和垄断下经营的，这并不符合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因此茶马贸易逐渐走向衰落。明朝政府对茶叶的控制力下降，导致私茶的大量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

明朝政府高度控制下的茶马贸易本身是明王朝封建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因为如此，它从产生伊始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官僚制度腐败的基因，这导致了明朝茶马贸易衰落，而这则是明朝西番地区私茶兴起的一大动因。我们应该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明代西番地区私茶兴盛的原因，正确看待私茶兴盛所产生的后果与影响。

参考文献：

1、《明史》

2、《明实录》

3、《明朝茶马贸易简史》

享茶室的出现，可谓是给茶楼一次“痛击”。它的人均消费低，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极具诱惑力，再加上它的绝对的私密性和无人推销打扰的特性，是茶楼无法比拟的。所以共享茶室一定程度上，抢了茶楼的很多生意，尤其是棋牌、麻将方面的生意。

对此，茶楼是应该进行调整了，共享茶室有众多地方值得参考。

首先就是成本调节。茶楼与共享茶室一样，都有一定的租金、水电、运营等成本，这方面的因素很难控制，所以较难调节，但是茶楼可以学习共享茶室，在人力成本上入手。比如利用桌码的方式，可以减少点单跑腿、门迎等不必要人员的存在，可以降低人力成本。假设一名服务员的工资是3000/月，那么一年就可以省去好几万。

其次就是夜间营业。茶楼为了增加营业额，通常会增加营业时长，有的茶楼甚至24小时营业，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夜间值守、夜间增收服务费、员工交班等问题需要解决。

对此，茶楼可以参考共享茶室的自助模式，白天用半人工+半自助的方式营业，如人工泡茶、上茶，系统计时计费等，夜间一键切换茶楼管理系统，用共享茶室采取的消费者自助的方式营业。自助的方式不增收夜间服务费，所以很多消费者都愿意接受。

最后就是收银漏洞。共享茶室是没有收银漏洞的，顾客都是预订使用，先付费，后开门打牌，时间结束包间断电，所以不会出现顾客逃单的情况。

再者，共享茶室涉及到的交易，如茶水费、自助售货机商品交易等，都是由顾客与系统完成，没有其他人员参与其中，所以不会出现员工私拿回扣等问题。

虽然茶楼无法避免服务员参与顾客点单结账等服务过程，无法完全避免员工私拿回扣的风险，但是可以用强大的茶楼收银系统帮助管理，比如商品库存由系统记录，顾客购买一包茶，库存自动减少一包，并且不同员工角色有不同操作和查看的权限，员工操作记录也会有记录和显示，更高级的管理人员才能查看，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收银漏洞，还可以提高监督和管理的效率。当然还有其他办法，比如收银台监控的安装也同样可以帮助减少收银漏洞的出现。

共享茶室的出现，或多或少会与茶楼抢生意，再加上房租、水电、人力成本上涨，需要茶楼老板调整经营战略，适当转型，才能让茶楼长期持久地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