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强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腊八节”一直是重要的保留节日。唐代诗人孟浩然在《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曾这样写：
石壁开金像，香山绕铁围。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
竹柏禅庭古，楼台世界稀。夕岚增气色，余照发光辉。
讲席邀谈柄，泉堂施浴衣。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
在千年前的某个“腊八节”，孟浩然来到了石城寺礼佛。石城寺环境优美，青竹古柏环绕，楼台夕照，青晖环绕。在这座古朴幽深，肃穆庄严的禅院里，诗人通过对浴佛盛典的描述，有若当年弥勒的降生，令人心驰向往。他想要借助功德水来洗濯身上的尘埃，进而洗涤自己的尘俗之心，有一种遗世独立的超脱之姿。
“腊八节”，指农历腊月初八，是古人祭祀先祖和神灵，祈求吉祥如意的重要节日。相传这一天，也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真的日子，这一天又被称为“佛成道节”。这一天，僧人会走到街头或人流密集的地方，分发已经做好的腊八粥；这一天，人们不但可以吃上软糯可口的腊八粥，也会特意到寺庙祈福求平安。
腊祭报天地，嘉祀告年丰：
腊八节的由来
腊八节并非在开始之际就与佛教产生了直接联系，而是起源于中国先民与祭祀有关的“腊祭”活动。《礼记·郊特牲》曾记载，“腊祭”原来是伊耆氏（一说神农氏）时代祭祀鬼神的重大“岁终出祭”活动，先民在十二月的时候，往往会“合聚万物而索飨”，即搜罗丰富的食物来报天地、敬鬼神，祈福迎祥。当时天子主持的“大腊祭”所祭祀的神灵就有八种之多，从伊耆氏开始，腊祭就已经诞生了。
夏代称之为“嘉平”，商代为“清祀”，周代为“大蜡”，汉改为“腊”，后世则统称为“腊日”，腊八节包含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求与愿望。在我国古代，每年腊月初八前后会举行隆重的大型祭祀活动，先民们会同时祭祖先与百神，为的是祈求神灵保佑百姓，降安康吉祥于人间，避灾害祸殃于众生。东汉时期，蔡邕《独断》一书明确指出：“腊者，岁终大祭。”在腊月进行大型祭祀活动，已然成为当时约定成俗的风气。“祭百神”也成为年末时节最重要的一次庆祝丰收、祈福祖先与神灵的祭祀活动之一。《礼记·月令》曾记录，当时的天子在“公社”进行祭祀活动，并向“天宗”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他们所祭祀的对象包括先祖与“五祀之神”，包含了对门神、户神、井神、灶神、土神等的祭祀。从中也可见，当时“腊祭”的名目与对象比较繁杂，并没有专一的祭祀对象。
西晋时期，著名的“河东裴氏”家族代表人物之一裴秀曾作《大腊》诗，详细描述了古代腊祭时的场景。他写道：日躔星记，大吕司晨。玄象改次，庶众更新。岁事告成，八腊报勤。告成伊何，年丰物阜。丰裎孝祀，介兹万祜。报勤伊何，农功是归。从这首诗中，我们可想见当时祭祀的隆重：岁末的脚步匆匆而来，祭祀的乐声打破了寂静的清晨。众人收拾心情，准备祭祀活动，期待万象更新。在这场盛大的祭祀盛典中，先民们要向百神报告“年丰物阜”的美好年景；同时也诚心祈求“百神”能够保佑百姓和气同欢、嘉瑞祥和的图景不断出现。统治者不但要与民同乐，也希望能够“享寿万年”，永远保持身体康健，寿祚绵长。
《礼记·杂记》曾记载过孔门师徒间的一个小故事。在某个冬日的时节，子贡去参观“祭百神”的腊祭活动，等仪式完成后，孔子询问子贡说：“你看到人们的欢乐了吗？”子贡则回答道：“全国的人高兴得都像疯狂了似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可欢乐的？”听到了弟子的话后，孔子有些无奈，又有些启发地对子贡说：“人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才在腊祭这一天享受恩赐的福泽，这种欢乐不是你所能理解的呀。”的确，腊祭既能祈求美好愿景，又能调节生活节奏，也能慰藉心中情感，不失为一种与民生关系密切的节日活动。
当然，“腊祭”也与古代的田猎活动有着直接关系。“腊”的本义即是干肉，因为这个月的天气是最适合制作腊味，以便长久保存的，我们也习惯称十二月为“腊月”。“腊”本身就有“猎”的意思，需要通过猎取禽兽来祭祀先祖。《礼记·郊特牲》也认为“腊”有“移民”，即让百姓放松心情的功能。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经过一番声势浩大的田猎后，先民们把宰杀的猎物与所需的食物贡献出来，作为祭祀祖先和鬼神的祭品，等待“腊祭”仪式完成之后，再将食物祭品熬煮成吃食，由全体先民一起享用。他们一方面载歌载舞庆祝丰收，一方面用行动报答祖先和神灵的庇佑。在这次张弛有度的盛会中，“腊祭”已然具有了无上的神圣感，先民们终日忙碌，在这一刻也得到了心理与物质的双重回报，生活的劳作和艰辛也得到了难得的放松和回归，充满了继续向前的光芒和斗志。
与此相应，古代的先民们也往往通过“狎猎大祭”来向上天报功，用打猎得来的野兽进行祭祀，以期能获得上天的福报与鬼神的阴德。南朝著名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中写过一篇《樊宏阴识列传》，并记载一则与之有关的事迹：汉宣帝时期，有个叫阴子方的人，他恭孝仁厚，偶然在腊日的晨炊中看到了灶神形迹，此后每年以黄羊祭祀，最终获得了三世富贵，官运亨通。在历史上，阴子方有一个曾孙女（阴识之妹）名叫阴丽华，后来成为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的皇后。此后，阴氏家族的子孙一直遵循祖制，坚持在腊日祭祀。宗懔《荆楚岁时记》说：“阴氏世蒙其福，俗人竞尚，以此故也。”该书也明确载“腊日”是十二月八日。荆楚地区一直效法阴氏，在腊月八日以豚酒祭灶，并相沿成习。
当然，“腊祭”也与古代逐疫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腊八节期间，除祭祖先、敬鬼神等隆重活动外，古代先民还要举行一项重要的活动——傩仪逐疫。汉代以傩逐疫的活动就是在腊日举行的，目的则是驱逐疫鬼，平衡阴阳。班固在《汉书·汉仪》中对此仪式有详细的记录：官方会从中黄门官吏子弟中挑选年龄在十岁至十二岁的儿童一百二十名，有人头戴红色黑边的头巾，手拿大鼓；有人扮方相氏，手拿戈矛与盾牌；有人扮十二兽，驱逐恶鬼。当主持傩仪的官员高喊“仮子备，请逐疫”时，他们便齐唱傩歌，随着音乐跳起“十二兽舞”，并手持火把，驱赶逐疫。司马迁《史记·陈胜传》也指出，在腊日时节，村民会通过击鼓逐疫，沐浴除罪，以此来获得祖先和鬼神的庇佑。显然，这种以傩逐疫的活动，与“腊祭”有着直接的关系。直到今天，长江中游地区的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击腊鼓、戴面具，驱疫催春的习俗。
后来，由于佛教的介入，十二月初八成为佛祖“成道”日，也为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据佛教典籍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曾在深山修行，静坐六年，至于形销骨立，遂发现苦行不是最终的解脱之道。正在此时，遇见一牧女呈献乳糜，等他喝完便盘腿端坐菩提树下沉思，并于十二月八日顿悟成道。为纪念佛祖“成道”之日，佛教徒会在此日举行法会，各寺院也要煮粥供佛。所以“腊八节”被佛教徒借用，进而演变成“斋僧节”。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僧尼们要启动“浴佛会”，赠送“七宝五味粥”。因此，“腊八节”又称“腊日祭”“腊八祭”“王侯腊”等；“腊八粥”也被冠以“七宝五味粥”“佛粥”“大家饭”等名字。
诗国记风情，梵音传天心：
腊八节的风俗
“腊八节”喝“腊八粥”的风俗，与佛教产生了密切关联后，深深影响了我国的传统节日习俗。宋代才子苏轼在《南歌子·黄州腊八日饮怀民小阁》一词中写道：“烘暖烧香阁，轻寒浴佛天。”在“腊八节”这天，人们会拜佛、聚会，坐在一起喝“腊八粥”。明代大诗人杨慎《腊八日》说：“丑应商春才八日，戍从汉腊已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的文人墨客也以其笔墨绘声绘色描绘了“腊八节”的盛况，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和想象空间。
一般来说，古时“腊八节”到来时，官方会给予一定假期，以便探亲祭祖，诗酒相会。相对而言，唐代官方很重视“腊八”的节日传统。朝廷有赐宴及赏“口脂”“面药”，并以“翠管银罂”盛之的习俗。“口脂”是一种白瓜子，“面药”则是一种叫“红雪”的御寒养颜良药。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腊日》诗中曾写道：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往年腊日的天气很冷，但当年腊日的气候却相对温暖，冰冻全消。诗人高兴之余，就准备辞朝归家，纵酒良宵。他欣喜万分，更不忘皇恩浩荡，感谢唐肃宗赏赐了用“翠管银罂”盛着的“口脂”“面药”等节日礼物。诗中既写出了腊日佳节的美好画面，也有作为士大夫职责的心理碰撞，从而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张力，带来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宋代伊始，每逢“腊八节”这一天，不论是朝廷官府、佛教寺院或是黎民百姓，家家都要做“腊八粥”。南宋文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曾写道：在“腊八节”到来时，寺庙会设“五味粥”，都城中的人们也会在家里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王洋在《腊八日书斋早起，南邻方智善送粥，方雪寒，欣然尽之，因成小诗》中不仅介绍了“腊八节”煮粥“侑僧”的传统，也交代了熬制“腊八粥”所需的食材有栗子、桃干、红枣、柿饼、菱角等，还会和“椇”“栭”，即拐枣和木耳等搭配在一起，可谓十分讲究。南宋文人周密《武林旧事》也记载说：“十二月八日，即寺院与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草（蘑菇）、柿（梅）、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再加上栗米与红豆，便是一种“七宝粥”盛宴了。庄季裕《鸡肋编》又指出，宁州（今辽宁复县）一带制作的“腊八粥”不但搭配种类繁多，还会染上各种糖色，绘成花鸟形状，用以赠送亲朋好友，更不失为一种视觉盛宴。
按照宋人的习惯，他们往往在头一天晚上就要把配料准备好，到五更前要把“腊八粥”煮好。清晨的阳光升起，全家老少就能围坐在一起享受节日的欢乐。在中午前，邻居亲友不但会布施供僧，也会相互馈送“腊八粥”，以传递爱心，表达美好的祝福。宋代大诗人陆游在《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中写道：腊月风和意已春，时因散策过吾邻。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多病所须惟药物，差科未动是闲人。今朝佛粥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
此时虽是隆冬腊月，但天气也仿佛感受到了上天的召唤，竟然显露出风和日丽的春意。诗人在清晨喝了寺院赠送的“腊八粥”，沉郁的心情也逐渐好转。人们也开始互赠和食用“腊八粥”，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生活画面。
随着“腊八粥”的流行，它的花样也越来越丰富。宋人主要食“五味粥”或者“七宝粥”，到了元代则出现了煮“药粥”的习俗。元人熊梦祥《析津志》曾记录这一日喝的“红糟粥”和“朱砂粥”情况：“是月八日，禅家谓之腊八日，煮红糟粥，以供佛饭僧。都中官员、士庶作朱砂粥。”所谓“红糟粥”是用粳米拌和酒曲发酵以后形成的红色曲米煮成的粥，有很好的活血、消食功能。“朱砂粥”则是用少量朱砂研磨成粉，加上栗米要配以猪心熬成的粥，具有安神补血，生肌化痰的功能。
明朝时期，“腊八节”供佛、食粥的传统一直延续，并得到官方大力推广。明代《永乐大典》曾记载：“是月八日，禅家谓之腊八日，煮红糟粥以供佛饭僧。”此时“腊八粥”的制作也更加精细，更加注重养生之道。宫廷开始用各种果实煮粥，又叫“果粥”。明朝《燕都游览志》记录说：“十二月八日，赐百官果粥。”它已然成为帝王、贵族享受的佳品。刘若愚《明宫史》对其中一种“果粥”制作过程记载的更为详细：提前将红枣捶破泡汤，再加上梗米、白果、核桃仁、栗子、菱米一起煮粥，即所谓“豆果杂米为粥”。这种“果粥”除供奉佛圣外，还会用它祭户牌、园树、井灶等地方。
到了清代，经过长期的变迁和发展，制作工序也愈来愈讲究。当时的朝廷会向文武大臣赐“腊八粥”，向佛寺发放供僧侣煮食“腊八粥”的食材。李福《腊八粥》诗说：“腊月八日粥，传自梵王国。七宝美调和，五味香糝人。用以供伊蒲，藉之作功德。”通过进奉“腊八粥”来积累功德，成为全国上下的一种共识。从雍正皇帝开始，几乎每年一次的雍和宫奉粥，显得无比重要，并轰动一时。据相关文献记载，“腊八节”这一天，雍和宫要奉粥供佛，并派大臣监视，以昭示敬诚。
当时雍和宫有六口直径两米，深一米五，可容数担米的大锅。他们会在腊月初七生火煮粥，需煮满二十四小时，腊月初八凌晨开始供奉。此时，皇帝派来的大臣会举行奉粥仪式，雍和宫内香烟袅袅、古乐齐鸣，十分庄重。供奉的对象也经过了深思熟虑：第一锅要敬献神佛与祖先，第二锅进呈皇帝及家眷，第三锅赏赐各王公大臣，第四锅奉送给在京文武官员，第五锅分给雍和宫的喇嘛僧侣，第六锅舍济普通劳苦百姓。直到天亮舍粥完毕，盛典也结束。当时的百姓为了喝到一口雍和宫熬制的“腊八粥”，会在凌晨排队等候，同时也为图个好彩头。夏仁虎《腊八》诗说：“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和。对慈亦是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锅。”就是以诗歌形式保留了几百年前雍和宫奉粥的画面。
雍和宫奉粥种类繁多，颇为考究。旧吾《旧京风俗志》记载说，皇家御用的腊八粥原料有上等奶油、小米、江米、羊肉丁和五谷杂粮；有红枣、桂圆、核桃仁、葡萄干、瓜子仁、青红丝等。
在民间，“腊八粥”的用料与制作也越来越精美。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曾记录：“腊八粥”要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去皮枣泥等，加适量的水煮熟后，再用染红的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葡萄等点染粥面，看上去更加赏心悦目。让廉《京都风俗志》也指出：“腊八粥”要用杂米、豆、胡桃、榛子、松子、枣子、栗子等煮在一起，并铺上干果、色糖，以增加食欲，富贵人家甚至还会用哥窑、汝窑等名贵瓷瓯盛粥，豪奢无度，一时风头无两。宋湘《赋得腊八粥》曾写道：
腊八家家粥，家家浴佛天。京华今故事，岁晚昔宾筵。
粲粲香粳白，油油法果鲜。流匙人嚼雪，托钵我逃禅。
朋酒羔羊后，辛盘柏盏前。月名留汉古，日记趁旬先。
灶火千门煖，山钟百道圆。含饴重鼓腹，饱食接安眠。
我们可以试想：当雪白芬芳的粳米熬煮成粥，已经熠熠发光。当它从勺子中滑落后，像雪一样晶莹剔透。此时，再摆上新鲜油润的果子，和象征迎新年的五辛盘，与家人朋友一起喝粥，欢声笑语间痛饮羊羔美酒，直到酒足饭饱，才安然入眠。这是何等的幸福时刻，何等的太平人间！
除了食用甜粥外，“腊八粥”也有其他的吃法。道光皇帝《腊八粥》说：“一阳初夏中大吕，谷粟为粥和豆煮。”用谷子、粟米和豆子，搭配果蔬盘食用，吃的是杂粮粥；王季珠《腊八粥》说：“开锅便喜百蔬香，差糁清盐不费糖。”把各种蔬菜熬煮成粥，撒上薄薄的盐，吃的是咸粥。“腊八粥”的食用习惯，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有的地方会做多一些，能够吃几天，意为年年有余；有的地方不许一顿吃完，要吃上一天，以表示富足有余；有的地方会把腊八粥抹在树上，以祈求来年丰收。所以民谚曾说：“腊八粥，尽你吃，来年果子挂满枝。”
乡关何处寻，梅花有清音：
腊八节的余响
在“腊八节”食粥外，古人也会趁着闲暇时光观梅赏雪，思念亲人。“腊八节”的到来，也意味着新旧年关的交替。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回家的人们也会踏雪寻梅，在自然环境中放松自己，洗涤心灵，寄托情怀，寻找古人特有的浪漫。
宋人张即之在《腊八日早漫成》中写道：“客因年近思家切，人到心间饮水甜。昨夜一番乡屋梦，寒梅香处短筇拈。”客居他乡之人，在临近年关时更加思念家乡。随着年岁渐长，即使在家乡饮水，也感觉甘美香甜，回家的渴望日益强烈。在昨晚的梦中，诗人再次梦到了家乡，并亲手摘下一朵寒梅，花香扑鼻，沁人心脾。这一刻，诗人仿佛也感觉到了家乡的温暖和幸福，就像手中的短筇一样，短暂而弥足珍贵。元人虞集《己卯腊八日雪为魏伯亮赋诗》说：“白头长与青山对，华屋谁为翠黛怜。惟有寒梅能老大，独将清艳向江天。”在腊日到来之际，作者回忆往昔，逝者如斯，往事已成云烟。白发苍苍的作者与青山为伴，而华丽的房舍却没有人喜爱。只有寒梅在顽强地生长，展示自己在江天中的美艳。诗人在对腊日景色的描绘中，也流露出对时间的流逝与对生命的感叹。
明人唐文凤《进腊日诗》其一写道：“大蜡逢嘉节，阳和暖欲回。人间恩惠薄，天上早春来。”这是一年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古代帝王会点上最巨大的蜡烛。尽管寒冬腊月的风吹动着萧条杨柳，却有梅花在雪中尽情绽放。虽然人间有太多的坎坷和凉薄，但老天已经开始散播暖暖的春意。古人常说“梅花香自苦寒来”，或许，打动我们的正是那种被困在人生低谷时的风雪体验。很多艰难困苦，是人生滋味；很多腊日时节，也值得怀念。此时此景，蜡梅花儿仿佛也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乡心万里，无数游子也生出无限的温柔。
“腊八节”的习俗，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带来了新的祝福与希望，吸引着我们不断追寻心灵的家园。
（本版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 文汇报
者：高国靖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这是《红楼梦》中最流行的一首诗，可以说很多人耳熟能详。原因是一方面它讲了一个朴素的人生哲理；另一方面则是它通俗易懂，即使不识字的人听了也能记住一两句。除了这首《好了歌》，《红楼梦》中还有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如《葬花吟》《枉凝眉》等，这些诗词不仅流传广泛，也是这部伟大名著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比，《西游记》中的诗词就没有那么多人熟悉了。
《西游记》开篇即言道：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
寥寥几句，把中国人的世界与历史总结了，且一笔把人带进了佛教的世界中。相比《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这首诗算是有些雅了，但仍然可以看出它的大众化倾向。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
这几句诗简直就像是《好了歌》的翻版，用不同的比喻讲述了老百姓对人生的朴素认识，平实通俗，上口易懂。这样的诗词在《西游记》中比比皆是，其中勾勒景色的诗词很多，但不能算是标准的绝句、律诗。如描写师徒过了黑水河，迎风冒雪，作者写道：“但见三阳转运，万物生辉。三阳转运，满天明媚开图画；万物生辉，遍地芳菲设绣茵。梅残数点雪，麦涨一片云……道旁杨柳舒青眼，膏雨滋生万象春。”把西行路上的河西走廊形容得非常美丽。再比如描写花果山的诗词：“石座石床真可爱，石盆石碗更堪夸。又见那一竿两竿修竹，三点五点梅花。几树青松常带雨，浑然像个人家。”把花果山形容得格外可爱。
明清时期，里巷中到处有勾栏瓦舍，“说书”和“看戏”是普通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而这种形式便需要艺人用半文半白、似诗似话的语言，讲述老百姓听得懂的故事。这便促成了文学的大众化转向。由于彼时的文本并不固定，说书人讲的内容基本都是根据历史或前人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故事，为了让受众听得懂，说书人口中的故事自然要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通俗化改编。所以我们看到的话本往往具有高度的白话性。但是，诗词这种雅文学仍然是庙堂文学，仍然是评价一部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所以，说书人便在非情节部分适当运用诗词来渲染气氛，一方面为“说书”这项艺术提供了别样的仪式感，另一方面也体现说书人的艺术才能。他们创作的诗词大多雅俗共赏。这正是《西游记》和《红楼梦》等小说中存在大量诗词的原因。这些诗词大多与情节无太大关系，除了烘托气氛外，对于人物塑造、场景构成等，也具有重要影响，堪称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一大特色。
和很多同时期的中国古典小说一样，《西游记》在内容上已经具备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但是在形式上，依然沿用了“说书”的模式，会在故事中夹杂一些诗词。这也是我国古典小说所保留的“话本”的痕迹。这些负责烘托气氛的诗词被大量运用，起到了促进文本流传的作用。总体来讲，《西游记》里的对白描写，多是纯正地道的明朝市井语言，生动活泼，趣味横生。其中还有不少对白具有元杂剧的风格，十分俏皮跳脱。这样活泼的让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语言，如果要配上诗词，就不能太雅，也必须通俗一些才能与整体文本浑然一体。这也就导致《西游记》中的诗词极具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
《西游记》中很多打斗场面的诗词，就是一句顺口的歌词或者快板，这种通俗反而让人印象深刻。如“一个是太乙散仙呼大圣，一个是观音徒弟正元龙”，可以想象，在彼时喧闹的街头，亦或宾客往来的酒肆之中，说书人正襟危坐，左手握扇，右手提檀板，情绪高亢唾沫横飞地讲述这些对仗并不工整但朗朗上口的诗词。讲到精彩之处获得满堂喝彩，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笔下的诗词往往就是这种：“上天有路，入地有门；步日月无影，入金石无碍；水不能溺，火不能焚。”或如：“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肩查又硬。挺挺身才变化多，声音响亮如钟磬。尖嘴咨牙弼马温，心高要做齐天圣。”把孙悟空的形象描绘得格外生动。再如孙悟空与黑熊精对峙时，说了一大段词，将自己的本领告知对方，不无得意：“我佛如来施法力，五行山压老孙腰。整整压该五百载，幸逢三藏出唐朝。吾今皈正西方去，转上雷音见玉毫。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这段说辞其实也颇具元杂剧文本的烙印，孙悟空想通过自己的言语吓退妖怪，没想到黑熊精听罢回了一句：“你原来是那闹天宫的弼马温么？”令人啼笑皆非。
通观《西游记》全书文字，“话本”和诗词的大众化特征，是今天人们阅读这部小说时仍感到魅力的原因之一。这启示我们，今天，影视作品改编进行得如火如荼。大众化仍然是长篇小说、影视创作最重要的美学方向之一。一方面，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可以进入小说创作和影视创作中，让人民的语言真正成为艺术语言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影视创作的大众化、娱乐化，传播的广泛性和便捷性，也将让文学语言可以进一步融入人民大众的语言之中。
《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25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名史学家顾颉刚曾自谓其流连诗酒，很多是出于工作需要，比如1944年在重庆时，每月四千元的《文史杂志》主编费，便基本用于跟作者在餐馆见面谈稿子了。（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是以成为在日记中留下餐馆记录最多的学者之一。
1927年4月17号，顾颉刚抵达广州，先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等职。因为鲁迅曾出言顾来他走，校方委曲求全，旋派顾氏江南访书，5月17号离穗，10月13号返抵；鲁迅则迅即离穗，于10月3号回到上海。其实不过一年之后，顾氏也于1929年2月24号离穗北上，呆在广州的时间，总共也就一年半左右，但留下的饮食记录，却鲜有其他学人所能及。
广州长堤
顾颉刚1927年4月17号凌晨2时才抵达广州，寄居客栈，不遑休整，即访容肇祖（元胎），寻傅斯年，不见，然后“与元胎夫妇及其妹到城隍庙福来居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37页）这福来居可是百年老店。1935年春，江浙籍著名法学家、书画家、方志学家余绍宋，因曾祖父余恩鑅宦粤近三十年（1853-1880），姑母嫁与粤人，母亲也系粤人，家族则有七人埋骨于穗，故几番准备之后，特别回来扫墓，并于3月10号“在福来居便饭，此饭店有百余年之久，往闻四叔言，昔日祖父大人与外祖父恒宴集于此，今此店一切装饰犹存古风，惜其堂倌最久者仅四十余年，无有能道五十年前事者，肴馔亦不染时习”。（《余绍宋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43页）1928年8月6日再去，则与北京归来的大史学家陈垣（援庵）同席：“太玄来，同到福来居……今日同席：援庵先生、太玄、定友、予（以上客），德芸（主）。”还有一次则是小北归来，就食于此：“（1928年9月4号）在北门外饮茶，回至城隍庙福来居吃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93、202页）
接下来一个月时间，他先寄居容肇祖家，后移寓傅斯年处，当然他们会管饭，但多数时间还是在外宴饮，几无虚日，到西园、东山酒家、太平馆、陆园、八景等知名酒家饮宴15次，到不记名茶食点心铺觅食12次，外出饮茶吃饭共达27次；所尝食物之中，龟苓膏为岭南特产，杏桃粉则今已不闻。其中西园、太平馆尤为有名，一为广州四大酒家之一，一执西餐馆之牛耳，但去得最多的却是东山酒家，一月之内，去了6次：
1927年4月18号：起，吃点，算账出栈。雇车到元胎处。与其夫人步至新宅（寄寓），与元胎同到孟真（傅斯年），晤之。同到东山酒家吃饭。
1927年4月20号：到大新吃点。游西关，逢大雨，到梁财信堂避雨。吃饭。
1927年4月22号：孟真邀到八景酒家，晤绍原。
1927年4月26号：到陆园品茗吃点……到茶馆吃茶点。
1927年4月30号：到元胎家，与之同到西关，买书，到茶香室吃茶点。到真卫生吃饭。
1927年5月1号：与元胎同到西关，吃点。到萃古堂买书。到甜点心铺，吃龟苓膏及杏桃粉。回其家，吃艾饺。
1927年5月3号：到元胎家，与之同出，到北门外，游宝汉里，茗于西盛茶寮之绿野堂。
1927年5月4号：与孟真同到八景酒家赴宴……今晚同席：江绍原、叶良辅、傅孟真、蒋径三、杜定友、何思敬、费鸿年、宋湘舟、徐信孚、予（以上客），朱骝先（中山大学校长）、何仙槎（以上主）。
1927年5月5号：到公园吃茶，饭。
1927年5月6号：仙槎在东山酒楼请吃饭。
1927年5月7号：孟真邀往东山酒家吃饭。
1927年5月8号：到西园，赴宴……今晚同席：黎国昌、陈宗南、陈功甫、伍叔傥、卢□□、容元胎、予（以上客），伦达如、关卓云（以上主）。
1927年5月10号：与敬文到陆园吃饭。
1927年5月11号：到东山酒家吃饭……到惠爱中路吃饭。
1927年5月12号：到东山酒家吃饭……到东山酒家吃饭。
1927年5月14号：到元胎处，候元胎归，与其夫妇同出，到德政街看屋，购物，到南关吃茶。到太平馆，图书馆学术研究会筵宴也。
1927年5月15日：与元胎同到双门底购物，归其家。复出，到点心店吃饭。与元胎雇船到芳村……回至长堤，吃茶点。
1927年5月16日：到东山酒家吃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37-40、42-47页）
这些知名酒家中，以后都有再去，有的则去过很多次。但1927年10月13日，顾颉刚重回广州，由于其妻及两女已先期抵穗安家，故此番没有急于外出就餐，三天之后，才于10月16日应莘田（罗常培）之邀，“宴于东方酒楼”，却是初来时未曾履席的新酒楼。而且仿佛取代了东山酒楼似的，此后不复再去“东山”，却频去“东方”，临别广州前最后的晚餐，就假席东方：
1928年6月11号：杜太为来，导游农科、东山，到东方酒 楼吃饭。
1928年6月30号：林女士来，同到东方酒楼，建中先生邀宴也。……今晚同席，陈虞、予夫妇、自珍（以上客），建中、惠贞、林超（以上主）
1928年7月22号：与莘田、毅生同宴卫西琴于东方酒楼……今晚同席：卫西琴、梁漱溟、杜太为、林XX（以上客），莘田、毅生、予（以上主）
1928年11月30号：定生偕其姊及其学生二人来，邀往东方酒楼吃饭。
1929年2月23日：到校及元胎处，到六榕寺，晦闻先生邀宴也，食二菜即归，孟真邀宴也，到东方酒楼。（《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95、172、178、188、227、256页）
这东山酒楼和东方酒楼肯定不会是笔误成的一家，而是如假包换的两家；上一年，郁达夫来中大任教，第一个月就两家都去过，如果晚一点，他们就可以“偶遇”了：
1926年11月19日：一个人在东山酒楼吃了夜饭，就回来睡觉。
1926年11月28日：和潘怀素跑了一个午后，终于在东方酒楼吃了夜饭才回……又遇见王独清，上武陵酒家去饮了半宵，谈了些创造社内幕的天。（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4页）
有意思的是，顾氏不再去东山酒楼，但一年以后却去了两次东山游泳场赴宴，不知游泳场能吃啥，第一次是校长到场，第二次是校长设宴：
1928年7月6号：与履安同到东山游泳池，泽宣邀宴也……今夜同席：朱骝先夫妇、金甫、缉斋、孟真、叔傥、心崧、凌霄、予夫妇（客），泽宣夫妇（主）。
1928年7月8号：与履安同到东山游泳池，骝先先生邀宴也。……今晚同席：孟真、思敬夫妇、泽宣夫妇、缉斋、鹏飞、嵩龄、心崧、翁之龙、赵吉卿、德人、予夫妇（以上客），朱骝先夫妇（主）。（《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82-183页）
或许由于小别胜新婚，半年多后的夫妻重逢，顾颉刚竟有10日未曾外出就食，直到1927年10月23日，才携妻女与容肇祖及林惠贞“同到第一公园吃茶点”，然后于晚间“到妙奇香，谭震欧邀宴也”。这些都是此前未曾光顾的。妙奇香也是传统的名酒家，创办于1879年，鲁迅在粤时也常去，不过此际他们无由偶遇了。后来又应辛树帜之邀去过一次：“（1929年2月8号）树帜邀往妙奇香吃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98、249页）
到1927年11月，他们外出吃饭的频率就加大了。10号所去的在山泉，是一家老牌的茶楼，前驻意大利公使黄诰1916年就去过七八次。（《英公使黄诰日记》，《民国稿抄本》第一辑第五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因为老牌，所以值得再三前往：
1928年1月31日：与四穆夫妇、元胎、莘田、斯行健、孟雄同到西濠口，游沙面，到十八甫在山茶室吃点当饭。
1928年11月1号：到元胎处，同到沙基，则赴澳门船须下午四时开，遂赴河南，观伍崇曜宅，断井颓垣，碧池秀木，不胜荒凉之感。吃鱼生粥，回西关，到梁财信。予假寐一小时，同到在山泉吃点当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29、218页）
1927年11月12号、19号、20号连续三次旧楼新顾——与傅斯年同往东山酒楼，其中第三次乃为戏曲研究大家吴梅父子饯行，请客的是他和罗常培、董作宾和丁山；罗常培是著名语言学家，董作宾是古文字研究“四堂”之一。11月26号，又开始“打新”：“启鑅邀予及孟真到玉醪春吃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06页）这玉醪春也是前述西园齐名的酒家；晚清民初的南海诗人胡子晋《广州竹枝词》说：“由来好食广州称，菜式家家别样矜。鱼翅干烧银六十，人人休说贵联升。”并自注道：“干烧鱼翅每碗六十元。贵联升在西门卫边街，乃著名之老酒楼，然近日如南关之南园，西关之谟觞，惠爱路之玉醪春，亦脍人口也。” （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8页）玉醪春他后来又去过：“（1927年12月1日）与孟真到鹏飞处，谈旅费事，同到玉醪春午饭。”这西园和玉醪春，差不多去年此时，郁达夫也都去过：“（1926年12月2日）在夷乘那里，却遇见了伍某，他请我去吃饭，一直到了午后的三时，才从西园酒家出来。”（《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08页）“（1926年12月5日）午后和同乡者数人去大新天台听京戏。日暮归来，和仿吾等在玉醪春吃晚饭。”（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4页）
紧接着，四大酒家之一的南园也登场了：“（1927年11月27号）缉斋邀宴于南园……今晚同席：孟真、今甫、予（客），缉斋（主）。”稍后又再去：“（1927年12月4号）到南园，应杭甫等邀宴，为孟真饯行也。”1928年也去过4次，2019年还去过1次：
1928年3月19号：孟真邀请至南园吃饭。金甫同席，谈至九时许归。
1928年4月27号：到南园吃饭，十时归。今日同席：孟真、凌霄、予、金甫（主）。
1928年6月9号：史禄国设宴于南园，十时归。今夜同席：孟真、金甫、丁山、予（客），史禄国夫妇（主）。
1928年11月11日：到南园赴宴……今日同席：赵远任夫妇、莘田、李凤藻、予、孟真。又朱校长在南园设宴欢迎邹海滨，予亦被邀，小坐。
1929年2月2号：到南园，赴叔傥之饯……今午同席：予夫妇、凌霄、叔傥夫妇。（《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07-108、145、158、168、221、249页）
民国广州南园酒家
南园当然也少不了郁达夫的人份：（1926年11月12日）中午去东山吴某处午膳，膳后同他去访徐小姐，伊新结婚，和她的男人不大和睦。陪她和他们玩了半天，在南园吃晚饭，回来后，已经十一点多了。（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此后，由于广州起义，市面扰攘，避居多日，直到1927年12月24号，始“与缉斋、金甫到越香村吃饭，予作东”。然终不宁靖，频率甚低。但1927年12月31号“与丁山、骥尘到乐园吃饭”，所记个中详情，对我们了解当日茶楼之经营大有裨益：“今日到乐园，岩茶每碗三角，鸡丝面一碟七角，馒头两个一角，粽子一只一角。三人茶点，乃至四元许。以票与找，乃以‘找续票’找出，此票该肆自发，仍须持至该肆吃茶点也。”所谓“找续票”，当属今日的优惠券之类，诚渊源有自了。乐园既善营销，当然也会再去：“（1928年5月27号）太玄游荔枝湾，先到乐园，坐艇游陈廉伯住宅，吃鱼生粥。返乐园，闲谈。至五时许吃饭，六时许归。今日同席：太玄（主）、金甫、绍孟、元胎夫妇、敬文、成志、式湘、林超、帅华浦、黄XX、予夫妇及艮男。”只不知此乐园，是否就是1928年12月18日再去的寰乐园：“到元胎处，又同到寰乐园，宴李张两君，酬其佛山东道之谊。”（《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09、117、168、233页）寰乐园可是一家老牌酒楼，黄诰当年就多去。
转眼到了1928年，新年稍有新气象，也可以说安宁些了，顾颉刚也相对频繁出席宴饮了：“（1928年1月5日）与元胎到陆园吃饭。”次日又“到陆园吃饭……一人吃些点心，也费去一元二角半，盖毫洋票跌，物价益昂，一碗肉丝面价至七角也”。此后又再去过3次：
1928年6月18号：与泽宣夫妇、许雨阶、华祖芳同到陆园吃点。
1928年8月4号：与太玄同到陆园，定友设宴也。
1928年10月17日：履安来校，与同到陆园吃点心，到双门底买物。（《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22、174、192、214页）
陆园顾颉刚去了4次，郁达夫则一月之内去了3次，特别是后2次，有穆木天、白薇、成仿吾，可都是著名的作家：
1926年11月13日：在陆园饮茶当夜膳。
1926年11月18日：晚上月亮很大，和木天、白薇去游河，又在陆园饮茶，胸中不快，真闷死人了。
1926年12月11日：仿吾于晚上来此地，和他及木天诸人在陆园饮茶，接了一封北京的信，心里很是不快活，我们都被周某一人卖了。（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27页）
1928年2月8号“偕孟真、金甫到聚丰园吃饭，商量研究所事”。（《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32页）这聚丰园，乃其家乡风味；广州饮食业老行尊陈培曾经回忆说：“汉民路（今北京路）的越香村和越华路的聚丰园菜馆，经营姑苏食品。”（陈培《北方风味在广州》，《广州文史》第四十一辑《食在广州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而且甚有名，民国食神谭延闿去吃了之后，大为叫好，还要他的著名的私厨曹四现学现做，仍然称好：
1924年4月8日（三月初五）：偕丹父渡海，径至省长公署，晤萧、吴，邀同步至聚丰园，吃汤包及其他点心、炸酱面，去三元四元，丹甫惠钞。
1926年6月17日（五月初八）：与大毛同食烧饼，曹厨仿聚丰园制也，一咸一甜，尚有似处，吾遂不更饭。（《谭延闿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1册第357页、第15册第405页）
1928年3月13日，顾颉刚再度光临过聚丰园：“启鑅邀至聚丰园吃饭……今日同席：信甫、予（客），启鑅、鸿福、福瑠（主）。”而越香村这家家乡菜馆他也去过的：“（1927年12月24号）与缉斋、金甫到越香村吃饭，予作东。”（《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45、115页）为何日记中只字不提其是故乡风味？远在广州，这姑苏风味，对于浙江籍的著名作家郁达夫来说，也属乡味了，也曾三度光临，包括成仿吾郁达夫告别广州的饯行宴：
1926年11月9日：晚上聚丰园饮酒，和仿吾他们，谈到半夜才回来。
1926年11月26日：午后五时约学生数人在聚丰园吃饭。
12月13日：晚上仿吾、伯奇饯行，在聚丰园闹了一晚。（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3、28页）
走笔至此，我们发现，顾颉刚跟郁达夫的广州酒楼耦合度甚高，真是作家学人，味有同嗜。而通过下面这则记录，我们更发现，顾颉刚来到广州近一年，从未有一言品评粤菜之优劣，却在1928年3月11号“与履安、两女、仲琴、郑德祥、元胎及其母妻游北园，饭于北郭茶寮”后，始置佳评：“今日吃饭，以饭馆在菜田中，任何羹汤都以油菜作底，清鲜得很。予向不爱吃青菜，今日竟饱啖之。”哎，吃了那么多顶级大酒楼，竟然没感觉？须知他后来还在北京吃过最著名的广东菜——谭家菜呢，日记中载得分明：“（1937年6月6日）与履安同赴《史地周刊》宴于太平街谭宅……今午同席：谭瑑青、希白夫妇、煨莲夫妇、元胎、八爰、思齐夫妇、致中夫妇、荫麟夫妇、予夫妇。”尝上了味，此后又多有再去：
1928年4月15号：到元胎处，与他及仲琴、式湘同到新北园吃饭。饭后，同到宝汉里外小山竹树间憩息。
1928年4月29号：到莘田处，同到晦闻先生处，出，到孟真处，到北园吃饭，二时许归。
1928年9月4号：在北门外饮茶。
1928年9月5号：与莘田到粤东酒店访黄宾虹先生及定谟。并晤晦闻先生，同出，到北园之白香山馆吃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44页，第3卷第651页，第2卷第154、158、202页）
北园及宝汉茶寮，郁达夫也是短时间内就去了3次的：
1926年11月22日：同一位同乡，缓步至北门外去散步， 就在北园吃了中饭。
1926年12月8日：早晨，阿梁跑来看我，和他去小北门外，在宝汉茶寮吃饭。
1926年12月11日：和他们出去访同乡叶君，不遇，就和他们去北门外宝汉茶寮吃饭。饭后又去买了一只竹箱，把书籍全部收起了。（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6、27页）
主楼为民国广州大新公司
1928年2月19日，顾颉刚参加校长的宴请：“到西堤大新公司，骝先先生邀宴也……今晚宴全校教授于大新公司，凡七十余人。”学校当局另一次宴请也是在这类新式大酒店：“（1928年10月27号）到亚洲酒店，校长宴全校教员，与孟真同归。”这两家他后来都在此宴过客：
1928年4月10号：宴史禄国于大新公司，请金甫、孟真作陪。
1928年10月20号：与莘田同到亚洲酒店，卫中设宴也……今晚同席：刘启邠、陈湘文、刘万章、莘田、膺中、予、杜太为、卫中。
后来中大的文科学生代表葛毅卿等21人联名请他们一家的别师宴，也是在这种新型酒家——东亚酒店：“（1929年2月19号）学生邀至东亚酒店，到海珠公园摄影，还东亚吃饭。九点许散。中大文科学生向无团体，今日竟有此宴，真料不到。”（《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35、217、153、215、254页）青年学生好新，当然可以理解，学校向新，也是好事，而向无团体的学生们能自发组织起这么一场谢宴，则令其感动！
1928年3月15号，又一家西关老牌大酒楼登场了：“赴观音山，至西关谟觞馆吃饭，到明珠看电影。”1928年3月25号，傅斯年的生日宴也设于西关，不过是在颐苑：“孟真明日生日，宴于西关十一甫颐苑，艮男同往。今晚同席：今甫、泽宣、缉斋、叔倘、凌霄、莘田、丁山、予、泽宣夫人、艮男（客），孟真（主）。”颐苑也很老牌，十几年前黄诰常去。以后又去过两次，一次是跟容肇祖这个老广：“（1928年6月16号）到元胎处，与元胎夫人、履安同到颐苑，应丁山、莘田之约……今晚同席：金甫、叔傥、缉斋、奇峰、心崧、予夫妇、元胎夫人、毅生、丁山、莘田。”一次是庄泽宣在他临别广州前，算是为他做最后的饯行：“（1929年2月23日）与履安到叔傥、吉云、莘田、廷梓睹家道别。到西关十一甫颐苑，泽宣等邀宴也……今午同席：梁漱溟、彭一湖、王叔平、莘田、李沧萍、李辛之、予等（以上客），晦闻（主）。”（《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45、148、173、256页）
食在广州，素菜也美，不仅斋菜中的鼎湖上素和罗汉斋等成为广东名菜，成席的素宴，也为人所向往，顾颉刚在广州期间就去过4次，包括临别前夕：
1928年4月21号：到校长室，晤仲揆、树帜等，同到六榕寺吃饭。今日同席：仲揆、树帜、金甫、予，孟真（主）
1928年11月6日：到六榕寺，赴宴。到中央公园。今日同席：李济之、孟真、予（以上客），绍孟、筠如、淬伯、芳圃（以上主）。
1929年2月18日：诸同人邀宴于六榕寺。今晚同席：孟真、予夫妇、自珍（以上客），径三、绍孟、耘僧、淬伯、亚农、瑞甫、刘朝阳夫妇（以上主）。
1929年2月23日：到六榕寺，晦闻（黄节）先生邀宴也。（《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56、220、254、256页）
即便是素宴，郁达夫都没有错过：“（1926年11月20）十点钟去夷乘那里，和他一道去亚洲旅馆看（唐）有壬，托他买三十元钱的燕窝，带回北京去。请他们两个在六榕寺吃饭。”不管郁达夫多么不喜欢广州，临别时都在说：“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8页）但对广州的饮食，却是喜欢的，虽然没有形于言表，但观其在广州仅半年而只留下的四十余日日记中的菜馆酒楼记录，其频率却是远超他处的。试想想，如果他在广州能呆个三两年，留下较完整的日记，其所存的广州酒菜馆史料，是鲜有人能及的，包括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先生在广州吃过了传统的顶级酒家西园、南园等，也吃过了乡野风味的北园等，同时连素宴也吃过了多次，还有不能错过的，当然是与苏州船菜齐名而有以过之的紫洞艇，也确实没有错过，而且深觉其豪奢不亚于传统的顶级酒楼：“（1928年4月22号）到式湘处、莘田处。到校，招待诸人。十时，包公共汽车到海珠，上晚香舫……包紫洞艇半号，价只四元。饭菜两桌，只二十二元。价原不贵。但今日总用，乃至五十六元，杂费占三十元（赏钱二元、素菜二元、酒三元六角、水果糖食八元三角、烟一元六角、茶水二元六角、筵席捐两元七角、酒牌五角、粥菜二元二角、包车二元、小船八角）。”并叹曰：“此请客之所以难也。”（《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56、184页）这也是在广州一年半期间所发的唯一一次感叹——嫌贵的感叹。
民国广州的紫洞艇
再接下来，终于“回到从前”，再去刚到广州时去过的西园和太平馆。西园只再去过一次：“（1928年6月17号）到西园，荫楼、超如设别宴，饭毕到艳芳照相。”（《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74页）太平馆则再去了好7次，应该是在广州去得最多的餐馆了。再去的第一次是黄节请：“（1928年7月12日）到太平支馆，黄晦闻先生邀宴也。”第二次是请陈垣：“（1928年8月3号）伴援庵先生及其弟子参观图书馆及研究所。到太平馆吃饭……今日同席：援庵先生、定友、太玄（以上客），予（主）。”第三次是携家人去：“（1928年12月3号）与定生姊弟、履安、自珍等同到财厅前照相，到太平馆吃饭。”第四次则又大有来头了：“（1928年12月14号）何叙父来……出至旧太平馆吃饭，谈至两时别。”这来头就是何叙父，他在1928年11月25日“赴黄埔军官校，十二时到。参观校长何叙父所藏古物”，对何叙父作了介绍：“何遂，号叙父，闽侯人，中将，黄埔军官学校代理校长，甚好古，常识极丰富，谈论极畅。”因对此公印象极深，故在1973年7月，又在日记后补记一段，其中说道：“何遂为辛亥时宿将，曾任大名镇守使……北伐之际，驻军河南、陕西，收入较多，大买古物。及其解职，乃将古物捐赠北平图书馆。黄埔军校创于孙中山，以蒋介石为校长，及其离粤，以李济琛代之，李又行，乃以何继。渠在军人中，最喜文墨，因此其友多而武少，与予竟为莫逆交。”（《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84、192、228、231、225页）因此之故，何遂后来两访中大，顾氏均热情接待，一次在校，另一次仍在太平馆：
1928年12月2日：到校，宴黄埔校长何叙父先生，导观古物、善本室及碑帖室等……今日同席：何叙父、李晓孙、式湘、锡永、绍孟、元胎、仲琴、鹏飞、树帜、应麒、何李两君之子。
1928年12月24日：何叙父来，导观风俗室、档案室、图书馆、生物系。出至旧太平馆吃饭，谈至两时别。
广州第一家西餐厅太平馆
在他临别广州前，何遂的饯行宴还是设在太平馆：“（1929年2月20号）叙父邀宴于太平新馆。”并邀请了大戏剧家欧阳予倩：“今午同席：欧阳予倩、蔡哲生夫妇、黄霖生、瑞甫、叶夏声（競生）、谭达崙、叙父夫妇、叶在树（迺奇）。”为什么宴席全部设在太平馆？是否与当年军政要人特别是校长蒋介石特别青睐太平馆有关呢？最后一次去太平馆，则是应大戏剧家欧阳予倩之邀：“（1929年1月26日）与式湘及庐女士同到太平饭店，欧阳予倩邀宴也。”（《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84、192、228、231页）
有趣的是，郁达夫唯一一次上太平馆，正是在临别广州前夕，还是跟一个日本人一块：“（1926年12月13日）早晨访川上于沙面，赠我书籍数册。和他去荔枝湾游。回来在太平馆吃鸽子。”（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顾颉刚在广州期间，最亲近的朋友应该是容肇祖了，餐馆宴聚自是常事；他们一块去过的福全馆，今天几乎没人知道了：“（1928年8月27号）敬文来，往看莘田夫妇，同到福全馆吃饭……今夜同席：莘田夫妇、元胎夫人、毅生、敬文、坤仪（莘田女）（以上客），予夫妇及二女（主）。”临别广州前不久还去过一次：“（1929年2月20号晚）万章来，同到元胎处，又同到福全馆……今晚同席：予夫妇、自珍、元胎、瑞甫（以上客），万章（主）。”（《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公司2007年版，第2卷第199、248页）
他们还去过两家至今更无人知无人晓的餐馆，一家是新亦山：“（1928年9月15号）履安来校，同到元胎家，又到财厅前新亦山吃饭。”一家是随园：“（1929年2月1日）到司后街随园，太冲、杭甫设宴也。”接着我们再说郁达夫，郁达夫还去过好多家顾颉刚未曾光顾的菜馆，比如去过好几次的清一色，这在上海可是很有名头很有故事的粤菜馆，唐鲁孙先生颇道其详，此处不赘：
1926年11月5日：九点钟，去邮局汇钱，顺便在清一色吃了饭。
1926年11月23日：（去医院看成仿吾）出来至清一色吃夜饭。
1926年11月27日去沙面看书……途中遇今吾，就同他上清一色去吃午饭。
1926年12月6日：在清一色吃午饭。
1926年12月12日：在清一色午膳，膳后返家，遇白薇女士于创造社楼上。
1926年12月14日，与同乡华君，在清一色吃午饭。约他于明天早晨来为我搬行李。（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13、25、27、28页）
此外还有杏香、武陵、妙奇奇、别有村、又一村、擎天等酒楼菜馆：
1926年11月23日：同一位广东学生在杏香吃饭。
1926年11月26日：中午与同乡数人，在妙奇奇吃饭。
1926年11月28日：遇见王独清，上武陵酒家去饮了半宵。
1926年12月6日：在又一春吃晚饭。
1926年12月9日：打（牌）到翌日早晨止，输钱不少，在擎天酒楼。
1926年12月12日：晚上日本联合通信社记者川上政义君宴我于妙奇奇酒楼。
1926年12月1日：今朝是失业（辞职）后的第一日……走到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去坐谈，木天和麦小姐接着来了，杂谈了些闲天，和他们去别有村吃中饭。（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3、14、25-27页）
当然去得更多的，还是那些不曾具名的茶楼酒肆：
1926年11月4日：早餐后作《迷羊》，写到午后，写了三千字的光景。头写晕了，就出去上茶楼饮茶。
1926年11月6日：晚上和同事们去饮茶，到十点钟才回来。
1926年11月7日：至创造社分部，遇见了仿吾诸人。在茶楼饮后，同访湖南刘某，打了四圈牌，吃了夜饭，才回寓来。
1926年11月16日：午后赴分部晤仿吾，因即至酒馆饮酒，在席上见了白薇女士。
1926年11月24日：经过女师门前，走向公园旁的饭馆。独酌独饮，吃了个痛快，可是又被几个认识的人捉住了，稍觉得头痛。
1926年11月25日：午前又有数人来访，谈到十一点钟，我才出去。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次很满足的中饭。
1926年11月29日：夜和白薇及其他诸人去逛公园，饮茶，到十一点钟才回来。
1926年11月30日：午后无聊之极，幸遇梁某，因即与共访薛姑娘，约她去吃茶，直到三时。回来睡到五时余，出去买酒饮，并与阿梁去洗澡，又回到芳草街吃半夜饭，十一时才回到法校宿舍来睡觉，醉了，大醉了。
1926年12月3日：去西关午膳，膳后坐了小艇，上荔枝湾……在西关十八甫的街上，和郭君别了，走上茶楼去和温君喝了半天茶……晚上又有许多年青的学生及慕我者，设筵于市上，席间遇见了许多生人……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独多，醉了。（后去看电影，然后再送白薇回家）这时候天又开始在下微雨，回学校终究是不在了，不得已就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
1926年12月4日：晚上又在陈塘饮酒，十点钟才回来。
1926年12月7日：12月7日：午后三时后，到会场去。男女的集拢来为我做三十生辰的，共有二十多人，总算是一时的盛会，酒又喝醉了。晚上在粤东酒楼宿，一晚睡不着，想身世的悲凉，一个人泣到天明。
1926年12月8日：晚上和白薇女士等吃饭，九点前返校。
1926年12月9日：和阿梁及张曼华在一家小饭馆吃饭。
1926年12月10日：阿梁和同乡华岐昌来替我收书，收好了三竹箱。和他们又去那家小饭馆吃了中饭……独清和灵均来访我，就和他们出去，上一家小酒馆饮酒去。
1926年12月14日：晚上请独清和另外两位少年吃夜饭，醉到八分。（郭文友注《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日记九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12、14、15、23-26、28页）
之所以历数郁达夫这些不具名的小酒馆饮食，是因为饮食市场，高中低档酒楼，总是呈金字塔形分布，顶级酒楼就金字塔顶那么几家，高档酒楼处于金字塔上部，为数也不多，大多数还是入不了文人特别是大作家的笔端的，好在郁达夫有些“无聊”，写下了，换别的人，比如鲁迅，包括顾颉刚，相信很多去了压根儿也没记上。而“食在广州”，其实更多的就是靠这一家家餐馆撑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一家家餐馆提供实证的材料，我们回顾当年“食在广州”的盛景，终不免流于奢谈，或者底气不够坚实。
1929年2月24日，顾颉刚离穗，到别处再吃粤菜了，而且吃得更多更好。但在广州的席上人物，俱一时风流，始终值得我们回望流连。且不说傅斯年（孟真）、黄节（晦闻）、赵元任、罗常培（莘田）、伍叔傥、杨振声（金甫）、容肇祖、钟敬文、欧阳予倩、商承祚（锡永）以及李济（济之），这些人后来不成大师也是大家，而此际俱属少壮，云集岭南，于斯地而言，何其幸也，也诚堪为“食在广州”文化“贴金”，而事实上很多人的广州音容，早已渺然，如此，则本文之撰述，自有其意义了。再则，通过顾颉刚的席上记录，我们还知道，原来新儒学大师梁漱溟也曾来过广州，当是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并及代李济琛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还有后来西南联大的栋梁中坚郑天挺（毅生），此际当是担任广东建设委员会秘书。其他如庄泽宣、刘万章等，我们在广东的民国史料中常见，人们往往不知其何方神圣，到了顾颉刚席上，却频频亮相，亲切可感。凡此，俱可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