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家庭聚集或外出聚餐病例。2月23日，上海市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书”。次日上海首批100家餐厅对外承诺，将做到根据用餐人数、菜品数量配备相应的公筷公勺，全面提供一菜一公筷或公勺。此外，有条件的餐厅还将为客人提供分餐分食制。
《倡导公筷用餐，是时候了》一文作者张淳艺看到，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关于实行公筷制、分餐制的呼声就曾一度高涨。当时，中国饭店协会还专门制定《餐饮业分餐制设施条件与服务规范》，提出一般筵席实行一菜一公筷公勺和一人一盘的用餐方式；会议用餐，更多实行自助餐和公筷公勺用餐方式，并正式向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申报强制性国家标准。随着非典疫情的结束，公众对于公筷、分餐的热度渐渐减退，相关标准也没了下文。
公筷、分餐的习惯看似很难培养，但事实上，分餐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等级制度之下，分餐制以“礼”的形式得到强化。不论是在《鸿门宴》《水浒传》等作品里，还是《韩熙载宴饮图》、敦煌壁画这样的艺术作品都对这种就餐方式有所反映。但是随着跪姿坐的消失、饮食公共空间的出现，共食（也可称为合餐制）取代了分餐，逐渐成为主流。
如果说传统的饮食风俗观是以儒家礼仪为主题的传统道德伦理为理论依据，那么近代以来兴起的饮食风俗变革已经以西方习俗为参照物。随着近代的西风东渐和建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分餐制逐渐与“卫生”“文明”等观念挂钩。再伴随着20世纪的鼠疫、肝炎，到21世纪的非典、新冠等一次次疫情，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分餐制的重要性。尽管如此，还是不少人觉得使用公筷、分餐显得矫情和生分。分餐与共食并存的现状，正反映出现代饮食观念和传统人情社交需求的不断调和。
中国古代的分餐制
《史记·项羽本记》中描写的“鸿门宴”，就表明当时实行的是一种分餐制。在宴会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五人便是一人一案 。
那么，这种分餐制是如何形成的呢？早在史前氏族的阶段，由于生存条件恶劣、物资匮乏，人类就对获得的财物进行共同占有和平均分配，因此当时的分餐制是食物加工以后按照人数平分，各自进食。周是中国分餐制的正式开端，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得以确立，并且以“礼”的形式加以强化，有“天子九鼎七簋、卿大夫七鼎五簋、大夫五鼎三簋”等配享制度。所有食器的使用有严格规定，不能跨越。这样，过去为了生存而采纳的分餐制已经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和教化功能。
分餐制一直到五代时期都占据着优势。例如，南北朝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中所描绘的韩熙载与其他几个贵族弟子，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子上听演奏。韩熙载听着小曲，前面放着两个餐桌，上面的食物酒水相当丰富。他对面的官员虽然也有一张小桌，但上面的食物明显要逊色许多，这显示出了主客之间的尊卑差异。
分餐制虽然曾占据主流，但是，人们的进食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在魏晋南北朝，草原游牧民族带来了用餐家具的改变，方凳、胡床、椅子逐渐取代了席子，人们也从跪姿坐改成垂足坐。到了唐代，高足坐具已经十分流行，敦煌的唐代壁画当中就有很多高桌高椅会食的景象。会食是一种从分餐到共食的过度状态，这个状态当中，多人围绕在“食床”边，同桌不同器，只有饼类或者羹汤使用同一个器皿。
按照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国人坐椅子围着桌边共进美食这一景象，出现时间不早于北宋。这也是因为在宋代，茶楼酒肆、瓦舍勾栏等公共饮食空间出现，促使饮食文化走向商业，现代意义上的共食方式才真正形成。《东京梦华录》里出现了“白席人”，也就是专门负责下请书、安排座次、劝酒劝菜的职业。但是，这并不是说分餐制完全消失了，《水浒传》里有关于分餐制度的记述。 在第一百七十回《张叔夜三番宣御诏，宋公明合伙受招安》中，就有“宋江便命开筵，款待天使。尊张叔夜、刘光也上坐。宋江、卢俊义等众头领都在堂卜列席”的描述，可见，分餐在当时依然存在。
到了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总结整理的明清，人们对食制的贡献表现在承袭方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八仙桌”的形成。在八仙桌上，每个人和餐桌当中的菜肴之间的距离相等，比较公平。再加上吃饭的过程即是分享的过程，因此共食也是一种人际关系亲密的隐喻性行为。
今天的分餐制
中国人通过共食的行为表达亲密，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共食在西风东渐的清末民初遭到了抨击。新竹清华大学副教授雷祥麟在《卫生为何不是保卫生命？》中称，西方的个人卫生强化了个人主义式的身体感觉，创造出不共食、不共用茶杯的新“个人”。民国时期，一些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开始憧憬西方的一切——包括分餐制。随着西餐厅、咖啡馆进入一些大都市，崇尚时髦、好奇新鲜事物的中国人纷纷效仿。
如果说民国时期效仿西方的分餐制还带着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社会主义中国，分餐制又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之下出现了。在新中国成立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受到国际外交环境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全国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抵御外国细菌战和“除四害”。这个时期，普通家庭从私人生活转变为集体生活，大家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在集体生活当中，因为要保障每个劳动力身体健康，确保生产正常，公共食堂也促进了普通人对饮食卫生和消毒措施的认识。与公共食堂同时流行的是公筷制，那以后，使用公筷成为了普通人生活当中的常见之事。就这样，旨在加强集体主义观念的公共食堂，反而推广了分餐制和分配制度的个体性，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国人社会关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洋快餐来到中国，这种令国人感到新鲜的餐厅以干净舒适的就餐环境和与中餐截然不同的饮食样式征服了食客，随后，中国本土也出现了不少以洋快餐为模板的中式快餐，这些快餐也采取了个人套餐化的配餐模式，顺势将分餐制推向男女老少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一方面中国的饮食风俗因为对西方饮食的想象而变化，一方面又因国家推广的爱国卫生运动而改变，那么把分餐制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强化的，则是传染病。
传染病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分餐制的呼吁。早在1910年，鼠疫在中国肆虐时，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就提倡分餐制，并设计了旋转餐台，以避免交叉感染。这一设计沿用至今，也就是现在各个饭店里必不可少的旋转餐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肝炎在一些地方流行，1983年5月，《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改变集餐方式》的文章。身为卫生部卫生防疫司的官员郭节指出，过去中国人喜欢围坐在一起，把筷子伸向同一盘食物的做法是“一种不良的吃饭习惯，必须加以改革”。而且为了防止传染病，他明确提倡把集餐制改成分餐制。在类似的提倡之下，国宴上开始实行分餐制，可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人们还是喜欢围着桌子，你一勺我一筷子地边吃边聊，甚至喜欢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显示热情。
在鼠疫和肝炎之后，今天读者更加熟悉的公共卫生事件就是2003年的非典。由于这场传染病，下馆子的人急剧减少，分餐制的讨论又开始频繁出现。今天我们还能够找到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位作者合著的《漫谈分餐制》一文，开头便说：“随着抗SARS工作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分餐制是预防传染病，科学卫生、经济节约用餐的一种好形式。”文章列出了共餐制中常见的阿米巴病、蛔虫病、蛲虫病、霍乱、白喉等多种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还列举出甲肝、麻疹、风疹等多种通过病毒而传播的传染病。文章称，“SARS病又给我们提出了实行分餐制的必要性，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为了健康和防制传染病的流行，分餐制必将被大家所接受。”
在这次近20年后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发生了多起因家庭聚集或外出聚餐引发的病例，再次凸显公筷、公勺缺失导致的健康风险。SARS时期医疗工作者认为“必将被大家接受”的分餐制在现实生活当中依然很难成为所有人的自觉行为。分餐与共食并存的现状，其实反映的正是现代饮食观念和传统人情社交需求的不断调和。
参考资料：
《倡导公筷用餐,是时候了》张淳艺 检察日报2020年2月26日
《分餐与合食：中餐食制社会心理流变下的两张面孔》李永康
《分餐与共食：关于近代以来的饮食风俗变革考论》林海聪
《卫生为何不是保卫生命？民国时期的另类的卫生、自我与疾病》雷祥麟
源：人民网
在江苏盐城喆·菲酒店的后厨，一大碗蟹黄豆腐、一盘红烧鸡被分装进5个小盘子，配上豌豆等蔬菜后，整齐码放在餐台上；一条鲈鱼被切段摆盘，方便食客取用；狮子头、阳春面等都以“客”为单位标价，方便消费者点餐。
酒店负责人沙蕾介绍说，疫情发生后，酒店用餐逐渐改为分餐制，“很多客人对分餐方式很肯定，觉得卫生方便。”
实行分餐制，避免交叉感染，是保卫“舌尖安全”的有效举措。5月以来，部分地区出现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仍然艰巨。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持良好的就餐秩序、健康的就餐方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据记者梳理，今年以来北京、河北、上海、安徽等多省份已发布具体条例或细则推广分餐制，提倡使用公筷。如今各地推行效果如何，百姓接受程度如何？记者对此进行走访调查。
分餐风潮渐起，多地餐馆主动提供公筷
甘肃国际大酒店走廊内的醒目位置张贴着海报，提醒人们使用公筷。王文嘉 摄
甘肃兰州，甘肃国际大酒店电梯门对面的墙上， “就餐请使用公筷”的海报十分醒目。酒店餐饮部副总监王永梅告诉记者，酒店不仅为每位食客准备了一双公筷、一双私筷，每上一道菜也会随菜再提供公筷或者公勺，方便顾客分餐进食。
甘肃国际大酒店为每位食客都准备了公筷、公勺、公夹。王文嘉 摄
安徽亳州的怀养堂药膳餐厅创新推出“大盘套小盘”的分餐模式。“有的菜品，来几个顾客我们就上几个小盘，客人取用放心，服务员收拾起来也方便。”餐厅负责人怀凯说，如今更多客人选择打包，令餐厨垃圾减少了三分之二。“分餐制虽然增加了厨房工作量，但餐厨垃圾处理工作减少了，员工总体劳动量并未增加。”
北京东三环的一家粤式餐厅内，每个餐位都摆放着红、黑两双筷子。北京市民张小姐供图
一些食客也是分餐制的拥趸者。在北京一家粤式餐厅就餐的张小姐发现，与之前相比，每个餐位上都多摆了一双公筷；点餐时，工作人员也会宣传“公筷行动”。这些做法让张小姐和朋友衷心“点赞”。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我们一家人在外聚餐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家里的老人率先带头用公筷，还要求我们一起使用。”兰州市民刘玉说，“刚开始我还有点不习惯，有时吃着吃着就会忘记用公筷。现在，我们在外就餐已经完全适应用公筷了。”
传统合餐观念成分餐制推广“堵点”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分餐制也愿意尝试公筷，但受传统合餐制的影响，仍有部分食客觉得不太能接受分餐。一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亲朋好友聚会时，总感觉使用公筷公勺会影响餐桌上的热烈气氛，有点“多此一举”。
27岁的王强在江苏南京一家国企工作，周末经常约朋友一起聚餐。“我喜欢大排档的氛围，夏天和朋友在一起吃小龙虾喝啤酒，轻松又解压，这要是搞个分餐，氛围都被破坏了。”
上海市民赵先生说，家里的长辈一般会通过夹菜、喂食这样的亲昵行为来表达对小一辈的关爱，年轻情侣之间也会通过夹菜来表达感情，“这个时候你让人家用公筷，就好像特别做作，感情没到位的样子。”
雄安新区容城县聚湘食饭店内，每道菜都配备了公筷公勺。李兆民摄
在雄安新区容城县月霖园饭店，店里会在用餐时间段循环播放文明用餐提示，但据饭店董事长刘会林观察，真正使用公筷的顾客不多，“服务人员上菜时会提醒顾客使用公筷，顾客也会说‘好’，但在我们店真正使用的还不到三分之一。”
合肥狮城徽宴楼酒店每道菜肴旁边均摆放了公筷。苗子健摄
在合肥狮城徽宴楼餐饮集团政务区店，记者发现，有的顾客在用餐时，因为习惯的原因，会无意识地直接用公筷进食。为此，该店在每个包厢放了数十双公筷，以便及时换下不能继续使用的公筷。
为了鼓励更多顾客加入到分餐制行动中，不少餐饮企业推出优惠“大礼包”。上海一家餐饮企业表示，凡客人进店使用公筷公勺，每桌赠送特色农家菜一份；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宣传使用公筷公勺图文者，集满15个赞，可获赠1瓶啤酒，点赞越多，奖励越多。这些奖励措施推行后，受到顾客的青睐和推崇。顾客谢先生告诉记者，“刚开始还有点不相信，没想到我们使用了公筷公勺，老板还真的免费送了一个菜。”
多地相继出台措施促分餐制尽快落地
据记者梳理，“公筷分餐”的倡议并非新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烹饪协会就多次向全国餐饮业提出“分餐制”改革。2003年的非典疫情后，许多餐厅也主动为食客提供公筷。但受传统就餐习惯等因素影响，分餐制在各地推行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在中国人生科学学会营养科学分会会长张振芳看来，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发展有关。“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人情世故，因此诞生了各式各样的酒桌文化、饭桌文化。不习惯分餐制的人，可能会觉得家人之间实行分餐制是对家人亲密性的冒犯。”张振芳认为，实行分餐制、公筷制仅靠政府提倡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各级人大作为立法机关，应为有序推进分餐制、公筷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为推行分餐制和公筷制提供了新的契机，多地相继出台相关举措，希望能让大众接受和习惯 “公筷分餐”的就餐方式。
3月18日，安徽省文明办、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等七部门联合发出《文明餐桌行动倡议书》，倡议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和餐饮服务单位增强卫生意识，分餐就餐，使用公勺公筷。
在实际的推广过程中，安徽亳州市文明办创建协调科副科长李威介绍，亳州在对干部群众发出倡议的同时，融入本土元素设计“公筷公勺”主题公益广告，传播到大街小巷。同时，还在微博开展“我为公筷公勺代言”活动，动员亳州道德模范、各级各类好人、志愿者等积极参与，通过拍摄微视频、照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等，让更多人主动使用公筷公勺。
上海市商务委、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于4月29日发布上海市地方标准《餐饮服务单位分餐制管理规范》，围绕“分派式”“位上式”“公筷公勺自取式”和“自助餐式”这四种分餐模式，重点制定了分餐制的服务、保障、管理等要求，对分餐时使用的餐具、场所、人员、流程等各个环节都作出了规定。
北京则把分餐进食、公筷公勺等生活方式写入《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同日起施行的还有《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该《条例》规定，甘肃将推进文明餐桌行动与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乡镇等工作有机融合，从大中型餐馆、机关食堂入手，逐步向集体聚餐场所、小型餐馆拓展延伸，最终实现全覆盖。
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市场监管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文明办则联合制定印发《河北省餐饮业分餐制、公勺公筷服务规范》，对公勺公筷的配置要求、使用要求、卫生消毒要求等做出具体规定。（于新怡 董兆瑞 朱鹏涛 邬迪 唐小丽 董志雯 龚莎 葛俊俊 王奕澄 韩震震 王文嘉 王红 李雪晴 实习生邢思雨）
华网北京3月17日电（袁思陶 伊媛邢贺扬）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也正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后该推行哪些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安全、更文明、更美好，成为了人们极为关心的话题。最近，“分餐制”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讨论：“古代人分餐吗？”“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广泛实行过‘分餐制’吗？”
带着这些大众关心的问题，新华网文化频道近期特别专访了相关领域的文化专家，请他们梳理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解读各个朝代的餐饮习惯，讲讲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如何从“分餐制”过渡到“会食制”、最后又为何演变成今日的“合餐制”，并从共同呼吁疫情过后“分餐不分爱”的倡议出发，谈谈全民实施“分餐制”的必要性。
追溯·古代人怎样施行分餐制
“现代中国人聚会，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馆，如果是享用中餐，一般都是采用围桌会食的方式，隆重热烈的气氛会深深感染每一个与宴者。这种亲密接触的会食方式，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开门见山地说，“但，其实这种在一个盘子里共餐的‘会食方式’，历史追溯起来也不过一千多年。比这更古老、更优良的传统是地道的‘分餐方式’。”
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家具烫蜡技艺非遗传承人于鸿雁，一起来追溯古代中国曾实行了至少三千年的分餐制的历史脉络与演变。
古代中国人分餐进食，一般都是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张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着轻巧的食具，重而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在商朝，人类发明了夯土技术，由于夯土技术可以把地面修理平整，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室内家具开始出现了，那就是‘席’。”家具烫蜡技艺非遗传承人于鸿雁指出，“那时候我们席地而坐，在席地上吃饭就叫宴席，最尊贵的位置叫主席，吃完饭叫退席。那时候吃饭跪在席上各吃各的，这就是分餐制。”后世所说的“筵席”中的筵和席，其实都是席子，正是这古老分餐制的一个写照。
《后汉书·逸民传》记隐士梁鸿受业于太学，还乡娶妻孟光，夫妻二人后来转徙吴郡（今苏州），为人帮工。梁鸿每当打工回来，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并将食案举至额前，捧到丈夫面前，以示敬重。孟光的“举案齐眉”，成了夫妻相敬如宾的千古佳传。
据于鸿雁介绍，故事里面说的“案”，在汉朝是一个类似托盘的器具，就是从青铜器“俎”演变而来的盛放食物的木板。由此可见，在汉时，人们还是施行分餐制，夫妻之间也是各吃各的。又据《汉书·外戚传》说：“许后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因为食案不大不重，一般只限一人使用，所以妇人也能轻而易举。
汉画像砖宴饮图拓本（四川成都）
王仁湘指出，在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看不到许多人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场景。低矮的食案是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而设计的，从战国到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实物，以木料制成的为多，常常饰有漂亮的漆绘图案。汉代承送食物还使用一种案盘，或圆或方，有实物出土，也有画像石描绘出的图像。承托食物的盘如果加上三足或四足，便是案，正如颜师古《急就章》注所说：“无足曰盘，有足曰案，所以陈举食也。”
汉代漆食案（江苏扬州）
王仁湘进一步介绍说，以小食案进食的方式，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便已发明。考古已经发掘到公元前2500年时的木案实物，虽然木质已经腐朽，但形迹还相当清晰。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木案平面多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长约1米，宽约30厘米上下。案下三面有木条做成的支架，高仅15厘米左右。木案通涂红彩，有的还用白色绘出边框图案。木案出土时都放置在死者棺前，案上还放有酒具多种，有杯、觚和用于温酒的斝。稍小一些的墓，棺前放的不是木案，而是一块长50厘米的厚木板，板上照例也摆上酒器。陶寺还发现了与木案形状相近的木俎，略小于木案，俎上放有石刀、猪排或猪蹄、猪肘，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套厨房用具实物，可以想象当时长于烹调的主妇们，操作时一定也坐在地上，木俎最高不过25厘米。汉代厨人仍是以这个方式作业，出土的许多庖厨陶俑全是蹲坐地上，面前摆着低矮的俎案，俎上堆满了生鲜食料。
线绘龙山文化木食案（山西陶寺）
王仁湘表示，陶寺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它不仅将食案的历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而且也指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源头，古代分餐制的发展与这种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小食案是礼制化的分餐制的产物。在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里，人类遵循一条共同的原则：对财物共同占有，平均分配。在一些开化较晚的原始部族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氏族内食物是公有的，食物烹调好了以后，按人数平分，没有饭桌，各人拿到饭食后都是站着或坐着吃。这是最原始的分餐制，与后来等级制森严的文明社会的分餐制虽有本质的区别，但在渊源上考察，恐怕也很难将它们说成是毫不相关的两码事。随着饮食礼仪的逐渐形成，正式的进餐场合不仅有了非常考究的餐具，而且有了摆放餐具的食案，于是一人一案的分餐形式出现了。
这样看，分餐制的历史无疑可上溯到史前时代，它经过了不少于三千年的发展过程。
据王仁湘研究，会食制的诞生则大体是在唐代，发展到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制，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之所以实行分餐制，应用小食案进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王仁湘认为，虽不能绝对地说是一个小小的食案阻碍了饮食方式的改变，但如果食案没有改变，饮食方式也不可能会有大的改变。
南唐顾闳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
“其实，古代的分餐制转变为会食制，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成了现代的这个样子，还有一段过渡时期。这过渡时期的饮食方式，又有一些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会食成为潮流之后，分餐方式并未完全革除，在某些场合还要偶尔出现。”以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为例，王仁湘找出了有关的信息，“《韩熙载夜宴图》为一长卷，夜宴部分绘韩熙载及其他几个贵族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欣赏着一位琵琶女的演奏。他们面前摆着几张小桌子，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八个盘盏盛着的果品和佳肴。碗边还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进食具，互不混杂。这里表现的不是围绕大桌面的会食场景，还是古老的分餐制，似乎是贵族们怀古心绪的一种显露。其实这也说明了分餐制的传统制约力还是很强的，在会食出现后它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唐代壁画野宴图（陕西长安）
在晚唐五代之际，表面上场面热烈的会食方式已成潮流，但那只是一种有会食气氛的分餐制。“人们虽然围坐在一起了，但食物还是一人一份，还没有出现后来那样的津液交流的事实。这种以会食为名、分餐为实的饮食方式，是古代分餐制向会食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王仁湘说，“到宋代以后，真正的会食，即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才出现在餐厅里和饭馆里。”
从魏晋南北朝出现同桌而食，到隋唐出现了过渡餐制——会食制，直到宋代至明清合餐制从出现到完全成熟，延续至今。这样，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从“分餐制”过渡到“会食制”，最后演变成今日的“合餐制”。
“当下，当我们现在倡导分餐制时，会遇到传统观念的挑战，也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会食制在客观上是促进了中国烹调术的进步的，比如一道菜完完整整上桌，色香味形俱佳，如果分得零七八碎，不大容易让人接受。其实，这也没什么要紧的，丢掉一些传统的东西，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创造新的东西。”王仁湘认为，分餐制是历史的产物，会食制也是历史的产物，那种实质为分餐的会食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今天正在追求的新的进食方式，看来只须按照唐代的模式，排练出—套仿唐式的进食方式就可以了，不必非要从西方去引进。这种分餐制借了会食制固有的条件，既有热烈的气氛，又讲究饮食卫生，而且弘扬了优秀的饮食文化传统。
探索·现代社会如何实现分餐制
“当下的疫情带给了我们深深的思考。这种思考涉及到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们的饮食制度如何改革？关于此次疫情，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思考过程当中，一定要对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餐饮方式，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如果暂时做不到，起码要增进全面深层的讨论，从而形成一种合力来推动分餐制的实施。”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接受新华网文化频道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现在讲的合餐制，实际上是围餐制。围餐制源于生活习惯，也有人把它上升到传统文化的角度。其实，在北宋之前人们都是分餐制的，只是到了宋代以后，人们才开始用合餐制。主要是生产力的发达带来了生活的富庶，加上餐饮习惯的改变，慢慢就开始形成了合餐。”孟建认为，“合餐制既然已经进入到文化层面，要改变它，就不是太容易，需要在更深的问题上去进行思考。但，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大疫之后，我们的确要对分餐制这个问题进行很多的思考，在一些讨论之后，达到一定的共识，形成一次对科学生活方式的大倡导。新的科学生活方式当中，包括新的科学的饮食方式，分餐制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别定下来。”孟建建议道。
对此，他进一步提出，要采取不同的细化方案，以令分餐制在更大范围有可行性，并具体推荐了三种方式：
第一种，围桌分餐制。由于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大家不坐在一起，情感的交流、家族的交流都受影响。因此，我们还是可以围着圆桌坐下去，但是坐下后采取分餐。实际上，我们现在接待重要的外宾，大部分都是采取这种分餐制。
第二种，非纯粹的分餐制——公筷制。公筷制虽然没有这么纯粹，但是中国的烹饪审美得以保留的程度比较高。为防止桌子上放两双筷子容易搞混，公筷可以设计要特别一点，容易辨认。
第三种，自助餐式分餐制。这个可作为一种特殊场合的方式，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大。可以根据不同的客人、不同的活动要求等，采取不同的方式。
孟建相信，分餐制作为科学的饮食方式，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通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努力，可以得到良好的践行。
结语
经由疫情的洗礼，国人的卫生习惯、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面对新的时代要求，人们必将面临观念上的不断更新，更健康科学的新生活方式也将逐渐成为共识。分餐制便是在此背景下，得以被广泛关注和提倡。我们将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以适应新的时代规范，“分餐不分爱”把良好的分餐习惯贯穿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