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云被一个男人拿铁棍打了，众目睽睽之下。她感到极度狼狈，想到了死。
这样的崩溃瞬间，她经历过许多次。她45岁，是个单亲妈妈，带着6岁的女儿开夜班出租。
2017年8月，李少云带着依依开夜班出租车。本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图
3年前，有媒体报道了她，很多人给她帮助，也有人想与她重组家庭。她顾念孩子，也对建立新的亲密关系踌躇不前。
她仍是开着出租车，独自带着女儿依依，再难也要硬撑下去。
被打没多久，新冠疫情来了。李少云和依依窝在武汉8平方米的宿舍里，捱过一段慌乱的日子，直到“解封”。
在疫中
“解封”第二天，李少云就带着依依出车了。出门前，她仔仔细细地给依依裹了一层包装袋，当作防护衣。
关了快三个月，这趟出门她“高兴死了”，可车子兜了一圈，路上也没什么人，到下午3点，一单都没接到。
接下来几天，行人倒是渐渐多起来，但许多都是步行，这个冬天过于漫长，春日显得格外珍贵。
出车时，李少云给依依裹了层塑料袋。
去年12月下旬，李少云送人到汉口的一家医院。车上，乘客刷着朋友圈，突然冒出句：“啊，SARS病毒！”
她觉得不太可能，有非典你们医院会不知道？
几天后，武汉传出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不会人传人，她没放心上。直到1月19日，才在朋友劝说下买了10个口罩。第二天，新闻里说到“人传人”，她不敢带依依出去，只自己出门跑了几单。
武汉封城那天，她送一位女大学生回鄂州，路上堵了三四个小时。返回时，武汉与鄂州的交界处已经封了，出城方向的车排了几公里。
一群人拦住她，劝她不要进武汉，帮忙送人出去。那时候已经晚上七点多，依依电话催她回去，她就把生意推了。
第二天就是除夕。往年母女二人都在车上度过，碰上好心乘客，依依会收到红包或是小礼物。但今年，偌大的武汉空荡荡的。
她很纠结，要不要出车：出去的话，依依一个人在家，她回来了没地方隔离；不出车，车租金、生活费哪里来？
两天后，武汉中心城区机动车禁行，她不用挣扎了，倒轻松了。
生活停摆了，必须做点什么。李少云加入志愿者车队，报名接送一线医护人员。考虑到依依没人照顾，她的申请没有通过。她转而协助车辆调度，加了十多个微信群，每天从早到晚接收群里的求助信息，转发联络。一天下来，看得眼睛疼，但她觉得心安。
李少云的家，是出租车公司免费提供的宿舍，动画《冰雪奇缘》的壁纸贴满整面墙，一张单人床、折叠沙发占掉大半空间，没有厨房，卫生间公用。
李少云家门口。
往常，依依三餐在幼儿园吃，她就在外边随便买点。周末，公司值班师傅会从家里带菜，在值班室煮饭，端给她们，她也一直没开火。
封城后头几天，师傅还能帮忙带饭，疫情严重后，小区封锁，师傅没来上班，吃饭就成了难题。依依的零食很快见底。饿极了，她从床底翻出4年前的方便面，吃了两口，不敢再吃。
附近小卖部都关了，买不到菜，李少云也不敢走远——家里除了几个口罩，酒精、消毒液都没有。口罩她要省着用，每次戴后放取暖器上烤一下，下次再戴。她还用网友寄来的棉布，给依依缝了个口罩。
只能点外卖了。两个青菜，就要五六十块，她也不敢多点，每回拿到外卖，她会打开取暖器消会儿毒再吃。
扛过十来天后，隔壁小区邻居骑车去远处找菜，帮她带了几次。几斤番茄、胡萝卜、包菜，就得100多块。
疫情期间，有时只能吃汤泡饭或者煎粑。
她精打细算地吃，煮面条或是汤饭，加一点菜，能管一个星期。最紧缺的时候，两三根大蒜混着灰面，做成煎粑，吃了两天。还好依依不挑食，总安慰她“好吃好吃”。
最难的时候，她也没向社区求助，“大家都这么难”。
依依咳了十多天，喝止咳药也不见效。虽不发烧，但李少云急得慌，不知道该不该带她去医院，那是武汉疫情最紧张的时候。
后来，一个朋友骑车送来紫苏，李少云把它熬成药，让依依喝了3天，才慢慢好了。
2月底，媒体报道她的生活状况后，社区和不少好心人送来菜、米、油、肉，姚晨给她捐了10万元，演员连奕名、杨若兮夫妇寄来防护用品和零食，还想每个月资助依依。
3月23日，李少云带着依依欢送赣南医疗队回家。
援鄂医疗队撤离的那天，李少云带依依出车欢送他们。几十台车，浩浩荡荡地开在空寂的路上，驶往天河机场，那是过去5年，她带着依依走过无数遍的路。她边开边哭。
单亲妈妈
最早带依依开出租车，是2015年。那时，她离了婚，带着孩子，没有一技之长，开车是她能想到的最“合适”的工作。
她开夜班，跑机场，图的是人少、车少、租金少，带孩子方便。
依依在出租车上长大，从6个月到快6岁。醒着，就找妈妈说话，和乘客玩，或是盯着窗外发呆；困了倒头就睡。她喜欢上机场，因为排队时，可以下车玩。
2017年夏天，母女俩被媒体报道后“火”了，很多人采访，找她拍电影，捐助的衣服、玩具、零食……一个接一个快递寄到家里。如今，她家里所有值钱的物件——冰箱、沙发、桌子……几乎全是别人送的。
加她微信，想给予经济资助的更多，她大部分拒绝了，对方多次坚持，她才不好意思地收下。
那段时间，她遭遇了一场车祸，一辆电动车逆行撞上了她，老板担心再出意外，劝她别带着女儿开车。她失业了。
爱心人士也给她提供过各种工作机会：餐馆服务员、超市兼职、博物馆售票员……她觉得“不安稳”，也不想依赖别人。
她仍是四处找车开。那年9月，依依上了免费的幼儿园，她晚上把依依放家里，独自出车，但依依一醒来就要找她。
她只能带着孩子开到凌晨三四点。早上依依起不来，她就背着她，挤地铁去学校。有时抱不动，就让她坐肩上，那时“太累了”。
2018年8月，她借钱在盛源出租车公司包了辆车。之后，每天早上8点开车送依依上幼儿园，之后跑车，下午5点接依依，带着她跑到凌晨2点回家。周末白天陪孩子，晚上有时会开夜班。
她每天18个小时在车上，经常一天只吃一顿，很少喝水，因为找厕所难，落下了胃疼的老毛病。
出车被认出是常事，有人给吃的、红包，鼓励她“辛苦了，好好照顾孩子”。也有人，见车上有孩子不愿上车，或是责怪她“你这样不对，不安全，孩子放家里好”。 有乘客送了她安全座椅，她不敢用，占去大半空间，别人更不愿上车。
车队朋友调侃她，“你那么红了，怎么还在开车？” 她觉得，别人的帮助就像“火山爆发，劲过了就没了”，得靠自己。
也有人三年来一直帮衬她，经常叫她的车。有乘客甚至提出给她买辆旧二手车，让她开快车。
李少云的微信里有一组备注，“帮助我们的人”。她告诉依依，你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以后要回报帮助过你的人。
依依爱热闹。有人要来家里，她一大早就开始问，“妈妈她怎么还没来呀？”6岁的她，现在还喜欢坐商场里的摇摇车，因为很少坐，“太孤单了”。
快6岁的依依。
小时候，她喜欢跟乘客玩，见乘客上来，往后座爬。长大后变害羞了，常独自唱歌、玩游戏。看到窗外灯光闪烁，就会说“妈妈这个地方好漂亮啊，你都没带我去玩过”。李少云说“好，我放假带你来玩。”但其实，放假了她只想补觉。
仅有的远行，是前年到北京参加节目《超级演说家》，那是依依第一次坐飞机，她激动得不行。录节目时，李少云太紧张了。刘晓庆提示她台词，她念了一句，又忘了。下台后，依依哭着说“妈妈，你怎么失败了呢？”后来导演问她想不想复活，她说“不去了不去了，又失败了多丢脸啊。”
依依性格敏感，有时路上堵车，李少云接晚了，她会打电话说“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乘客聊到离婚，她会突然插一嘴，“我也是爷爷奶奶不要的孩子啊”。
世相
在开夜班车的上千个夜晚，母女俩见过许多幽暗的世相。
有一晚，车里上来一位喝醉酒的年轻姑娘，妆很浓，穿的也清凉，李少云一眼认出是做“摸摸唱”（陪唱）的，这些姑娘她见过不少，有时见她们年纪小，会忍不住劝一下。
“怎么喝那么多酒，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李少云问：“你父母都不管你吗？”
姑娘说父母早离婚了，“谁管我呀？再说做这一行有什么不好的，挣得多，来钱还快。”
“要是我女儿这样，我会跟她拼命。”
“所以说你穷一辈子啊。”
她也遇到过一位长相斯文的男人，等了老半天打不到车，坐上她的车后还在抱怨，知道李少云是单亲妈妈后，说“世界上单亲家庭多得是，你怎么不去死啊？”
要不是依依在车上，她就跟对方争起来了。
十几岁时，她走夜路都怕，还没到家门口，就喊快点开门。开夜班出租后，她见过混社会的、嗑药的，都不怕，因为要活下去。
这几年，她被骂过，被嘲笑过，咬紧牙关忍着，但“小委屈可以忍，大委屈会争”。
有一晚，依依不在车上。她送三个喝醉酒的男人，坐副驾驶的那位耍起酒疯，在车上又拍又打，抢对讲机时，刮了下她的脸，还扬言要打她。李少云气到了，说“你看到我是个女的是吧？你打撒，我今天打不赢你，也要咬你一口……”
男子下车跑了，另外两个男的说，我们是混社会的，把我们搞进去了，等下就放出来了。李少云说哪怕警察当着我的面，把你放了都没关系，今天我就咬你一口。最后两个男人道了歉。
2017年8月，依依在车上吃别的师傅给的水果。
硬气有时候是她的保护色，担心示弱被人欺。
1月初，她被打了。那天送依依去幼儿园后，她到附近菜场买早点。车停在一辆快车后面，她以为车里没人。
几分钟后，她拎着豆浆回来，只见快车旁站着一个二三十岁的男子，指责她的车挡了路，害他丢了订单，语气很冲。
“单子取消了，你想么样？”李少云回了句。
“你个XX好贱啊”，男子骂她。
李少云“毛了”，反击说“你才是个XX”，两人吵了起来。
男子突然从驾驶室抽出一根铁棍，一手揪她衣服，一手朝她腿上打。她踉跄倒地，男子骑在她身上。打了几下记不清了，她只感觉懵了，紧紧扯住对方卫衣领子。男子起身后，她一下爬了起来，抓着他不放，又被推到地上，再次爬起后要报警，“他冲过来掐我脖子，把我按在地上打”。
路人将他们劝开，报了警。派出所里，警察问她脖子怎么回事。“被掐的”，她眼泪一下掉了下来。男子承认推了她，但没有动手，说是李打了他一巴掌，把他衣服扯烂了，还踢了他下体。
李少云辩驳说，没有打他，只是被按在地上时腿在蹬，可能踢了两脚，“我说那里有监控，我如果打了你，我可以把孩子拿出来发誓，你敢不敢？”
调解无果。李少云去医院做了检查，花了一千多，她没舍得住院。回到家后，全身都作疼：右手、右腿、膝盖、后背、左脸下颌，头像炸了一样。
依依抱着她安慰：“妈妈，我给你吹吹，吹吹就不疼了。”在家休养的这段时间，依依没去上学，每天给她买早餐、烧水。她要喝水，依依就找来一根吸管，让她可以躺着喝——很小，依依就知道去买热干面给下了夜班的妈妈当早餐，她还会洗衣扫地；李少云不舒服，她会说“妈妈你别动，今天我来照顾你”；看到妈妈很累，上前抱住她，说“我来保护你”。
2017年8月，李少云胃疼，依依抚摸妈妈的头，安慰她。
被打后，李少云往派出所跑了一周，还是调解失败。那天晚上，趁依依睡着后，她坐在床边痛哭：受伤不能开车，孩子不能上学，求不来的公平……感觉“没希望了”。
这些年，她像根绷紧的弦，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不想麻烦人，“撑着撑着就过去了”。
但这次，一想到被人掐着脖子按在地上打，被众人围观，她感觉自己狼狈不堪，“成了个笑话”。那天幸好依依不在，否则她“想死的心都有了”。
将李少云从绝望中拉回的，是一个记者的电话，对方说“别慌，我帮你想办法”。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人对她说过这句话了。
被打后第九天，男子跟她道歉，赔了1万元。
婚姻
在别人看来，只要妥协一点，李少云的日子会比现在“轻松”。
被媒体报道后，很多男人打电话到社区，问她联系方式，还有的直接找到她家。有一个40多岁的男子，拎着两个缠在一起的布袋，从内蒙古坐车到武汉，说想拿出10万块钱给她投资，“像是一场交易”。李少云说我不想投资，只想自己赚钱养孩子。
还有很多单身男人加她微信，问愿不愿意去他的城市。她也一口回绝。
李少云帮一个男车主开过车。车主离异，想跟她组建家庭，“一起奋斗”。李少云不愿意，“如果再找一个人，我要开车，要照顾孩子，还要帮他照顾老人，那我为什么要找？”她也不放心让别人照顾依依。
车主为了逼她妥协，三天两头让她休息。她干脆不开了，重新找车。
起心思的，也有男乘客。知道她是单亲妈妈后，有人提出每个月给她钱，只是没有名分，是“包养”的意思了。
起初，她不做声，对方下车时让她考虑下，她会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不适合”，心里“恨不得一脚把他踹下去”。
后来见多了，只当是玩笑话，旁敲侧击，“不管男女，做第三者最可耻，我最讨厌这种人了。对不起，我不是说你啊”。对方不再说话。
也遇到过条件不错的。那个男乘客50多岁，个儿高又魁梧，在事业单位工作，离了婚，女儿在国外。他问她，愿不愿意做家庭主妇，只需照顾三餐、带孩子就行，态度很真诚，但李少云不相信，两人条件差距太大，不现实。
“为什么不去试一下？”记者问。
她收起了笑，说不敢。“如果妈妈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孩子长大了自然就学你的样子……你已经输过两次了，还敢输吗？”
她有过两段婚姻。18岁时和初恋相识，两年后结婚，生了两个女儿。结婚第12年，丈夫突然失踪，她四处找了半个月。朋友劝她别找了，她这才知道，丈夫出轨了，还把情人带回来过，只有她不知道。
为了孩子，她给过丈夫两次机会，却换来更深的伤害。丈夫的情人怀孕了，婆婆以为怀的是儿子，偷偷带着去做检查。他家亲戚替她不平，告诉了她。
李少云觉得天塌了，她割腕自杀，被哥哥发现，救回一命。11岁的大女儿琪琪在她床头留下纸条：“我希望用我的生命换取我妈妈的健康。”
李少云想带两个女儿走，但没工作，没钱，没住处，孩子谁来照顾？
她问琪琪，想不想跟她走，琪琪说：“我想读书。”4岁的菲菲想跟她走，可李少云不想两姐妹分离。
2007年夏天，她一个人离开了。
出了那扇门，她不知道去哪儿。在汉口服装厂做了半年衣服，去深圳干了几个月销售，放心不下女儿，还是回到了武汉，在中南商场卖衣服，一个月千把块钱，还要租房。回想起来，那时候“好难好难”。
到了2013年，她结识了第二任丈夫，对方离了婚，带着3个孩子，勤快，能吃苦。
可2014年8月依依出生后，一切都变了。丈夫不愿给依依上户口，他们因此争吵，李少云被按在地上打了几拳。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被打，心被打死了。
后来，依依出生证明上没有父亲名字，快3岁才落到李少云户口上。
丈夫想把依依送人，婆婆找好了下家，李少云顿时觉得，自己“没有退路”了。她“一无所有”地，带着依依出走了。
李少云少时爱看言情小说，常常看到感动落泪。但经历了两段失败婚姻，她不敢托付，也不敢憧憬。
她只想拥有一套廉租房，结束带着依依漂泊的日子——不光是依依，还有她一直没放弃的另外两个女儿。但她户口在蔡甸，不符合政策。
有人建议她，找个武汉人结婚，以他的名义在武汉申请。但这条“捷径”李少云不敢试，“除非他用行动证明，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可那些男人大多是嘴上说说。
“女儿”
年初，周迅主演的短片《女儿》播出，片中女司机的原型是李少云。
短片结尾，女司机说“妈，我饿了”，母亲把饺子端给她，说“吃饺子”。这一幕让李少云看哭了，“我也想家了，我也想有家呀。”
6年前，父亲过世后，李少云觉得自己没有家了。在蔡甸老家，她只有一个户口。
小年那天，母亲打电话让她除夕回去。她没应，依依在一旁急了，说“回回回！”
李少云和依依在家中。
从小，她就觉得母亲偏爱哥哥和妹妹，不喜欢她。家里放牛、插秧、做饭，都是她做。她从不找母亲要钱，连来月事买纸巾，都找父亲要。
长大后，她对母亲说，这么多年你从来没喜欢我，我想得到你一丁点的关注，你都没有。母亲说你这么记仇啊。
婚后她很少回家过年。有一年除夕被父亲叫回去了，母亲埋怨出嫁的姑娘不能在家过年。父母吵了起来，她说别吵，我现在出去。她在网吧待了一晚，两只脚冻得冰冷。
后来，母亲允许她除夕回，但必须过了凌晨12点，她便只初一或初二回一下。
带依依开车前，她曾让母亲帮忙照看依依，每月付她工资。但两人经常吵——她觉得母亲照顾不尽心，而母亲觉得她太惯着依依，只带了一年，母亲就回了老家。
隔阂也横在她和两个女儿之间。那是李少云一生想要抚平的伤疤。
大女儿琪琪在她离婚后，变得沉默寡言，除了妹妹，对谁都很疏离，也不愿叫爸爸妈妈。琪琪考大学、选专业、找工作，都没问李少云意见，平时也不主动联系她。
小女儿菲菲五六岁开始，每逢周末、寒暑假，一个人从蔡甸坐车到武汉找她。有一天没车了，在车站哭了起来。为了接送她方便，李少云学起了开车。
但年龄增长后，菲菲找她的频率，从一周一次变成一个月一次，越来越少。10岁时，有一回她哭着说“妈妈我受不了了”，给她发被奶奶打的照片，手上都是伤。在家里，奶奶只要说李少云不好，她就会顶嘴。李少云安慰她“要不要我回去把她打一顿？”菲菲笑了，说那倒不要。
把菲菲接到身边的想法越来越强烈，直接促成了她的第二次婚姻——她想给菲菲一个完整的家，丈夫婚前也同意抚养菲菲，婚后见她太顾孩子，反悔了。
她鼓励菲菲，“我们一起努力，你把初三读完，我们就在一起了。”
菲菲后来进了武汉一所职校，就在李少云住处附近，平时睡李少云屋里的折叠沙发上。
住一起后，菲菲爱玩手机游戏，李少云管她也不听。有一回，李少云把她手机摔了，菲菲说“我不要你做我妈妈了”，搬走了。李少云打她电话也不接，以为她回老家了。
1月中旬，菲菲班主任家访，进屋后对着她的出租屋打量了半天，惊讶于这样狭小。班主任说，菲菲灵活、反应快，但家庭环境对她有影响，有一阵子她经常请病假不去学校。
琪琪以前读蔡甸最好的高中，高三时成绩下滑，只进了个普通大学，菲菲也是初三时成绩掉下来了。李少云很愧疚，觉得自己“把两个伢都害了”。
“您也知道我这样的家庭，我希望她有出息。”那次，李少云几乎用祈求的语气说，“我守了她17年，任何人放弃她，我也不能放弃她。希望老师也不要放弃她。”
2017年8月，刚上完夜班，李少云带着3岁依依在加油站加油。
和解
没能从母亲身上获得的爱，李少云想加倍补偿给女儿。
两个女儿从小到大的家长会，都是她去开。菲菲被同学骂得不想上学时，她跑到学校，当着老师的面放狠话，“你们哪个再骂她，我就把你家长叫来，我会跟你拼命！”
大女儿琪琪像“冰山一样，焐也焐不热”，上大学后，李少云时不时给她打电话，琪琪不愿跟她说，有时还会怼两句。
后来两人有一次长谈，琪琪说起，她读高中需要陪伴的时候，没有人陪她，说着说着就哭了。
李少云也哭了，说我一直陪着你，只是我要上班赚钱，没有工作怎么办？琪琪说，我知道，可是我就是有遗憾啊。
那通电话后，琪琪依然话不多，不过脸上有笑容了，说话也柔和了。李少云知道，她心里还有坎没过去。
24岁的琪琪，没恋爱过。李少云催她，她说不想谈，“你自己都没过好，难道要我过你那种日子吗？”
去年，李少云托堂弟为琪琪在广东找了份工作，“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回来妈妈养你”，她说。
1月21日，从广东回来后的琪琪，跟菲菲一道来看她。琪琪才工作2个月，塞给她2000块钱，李少云不要，琪琪就偷偷转给她，“那时候好感动啊，就觉得她终于长大了”。
菲菲也渐渐过了叛逆期，会抱着她撒娇，会逗依依“这是我的妈妈”。
1月22日晚上，四人一起去江汉路逛街。琪琪给菲菲买衣服，说给李少云也买一件，李少云说不要，看看就好。她每看一件，琪琪就让她试。她试了件灰色格子西装，一穿上，两个女儿都说“哇，这么好的身材，买吧买吧”。
李少云不要，菲菲就抱着她，冲琪琪喊：“快快快，你去付款。”那件衣服499元，是李少云穿过最贵的衣服。
第二天武汉封城，李少云把她们送回蔡甸老家。她想起怀菲菲的时候，琪琪走路要人抱，她身上背一个，肚里怀一个，心里很满足。
去年一个周末，李少云带着三个女儿去江汉路吃饭。路上，琪琪牵着依依，菲菲抱着她。吃饭时，依依和菲菲打闹，琪琪在一旁笑，她也跟着笑。
那是四个人第一次一起吃饭。这么多年，她觉得，那就是她想要的幸福。
依依抱着妈妈
忧心也有：住处会不会拆迁，依依的小学没有着落，菲菲快高考了，如果她爸爸不管她了，怎么办？ “这些都是我的责任。”
李少云会想起，那些暗夜里闪现的陌生人的善意。一个浑身麻果味的人，一上车就说“哟怎么带着孩子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把烟丢掉”，下车时丢下100块，不让找零，说“你慢点开，不要把孩子磕到，早点回去，照顾好孩子……”还有好心人的帮助，女儿们的安慰。想到这些，她就觉得，欠了好多人情，不努力，谁都对不起。
“你要么就倒下去，要么就一直向前走。”李少云说，她只能一直向前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琪琪、菲菲为化名。）
来源：澎湃新闻
可否认，农村留守儿童属于弱势群体。然而，在这一群体中，留守女童却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作为一个更加特殊的群体，农村留守女童始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0～17岁)数量达到6102.55万人，其中留守男童占54.08%，女童占45.92%。在学龄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家长往往将女孩留在家乡，选择带男孩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在大龄儿童中，情况却相反：家长会让完成义务教育的女孩尽早进城打工，以补贴家庭收入，而男孩则可以继续接受教育。
“今天的女童，明天的母亲”——留守女童今天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性别平等的实现状态，不仅影响今天农村家庭的和谐与农村社会的秩序，还必将影响着中国下一代国民的素质和未来社会的发展。
从2014年开始，笔者在中部省份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草山小学蹲点收集资料，开展留守儿童研究，试图通过对一个班级——五年级(2)班的深度剖析，描述农村留守女童的日常生活、学习、情感，考察其社会地位、生成原因，并探索关爱策略。
衣
草山小学所在的徐坊，有8万多人口，是农业大镇和蔬菜基地。因农业基础好，改革开放之初，该镇外出务工者寡。上世纪90年代，因周边乡镇的村民外出务工收入不错，徐坊农民外出务工，在世纪之交终成热潮。如今，当地的农田虽不似一些地方处处抛荒，但劳作队伍中鲜见45岁以下者。
草山小学是一所寄宿制完小，服务周边15个村庄。不论距离远近，学生在三年级起均住校，每间宿舍6张上下铺的床，男女生宿舍在一栋楼。校内尚无热水供应，学生们不论春夏秋冬均用冷水洗漱(包括洗澡)。五年级共有学生98名，其中留守儿童36人(男20名，女16名)。笔者展开调研的五年级(2)班共有47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23名(男11名，女12名)。
祖辈监护人承担着留守儿童的日常照料责任。留守老人一般年龄偏大，且劳动负担较重，对于留守女童只能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照料。
因为老人的精力不足，一些留守女童也能理解并无奈地忍受着生活的艰苦。徐坊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气温低，但在2015年冬季的五年级(2)班女生寝室里，笔者发现4个床铺上没有适合过冬的被子和垫褥，而这4名女童均是留守女童。问其原因时，她们表示“反正坚持一下就放假了”“爷爷奶奶没有送，我也没有给他们打电话”。笔者在家访中发现，监护人对此表示知情，但是“她说不冷，可以跟同学挤着睡，我们就没送。家里好多事要忙”。
在走访中，笔者发现，有一些留守女童则因为亲戚中有年龄相仿的同伴，能得到一些亲戚淘汰下来的旧衣物，穿在身上还相对合身。还有些老人觉得自己“太穷，买不起新衣服”，因此不愿意给留守女童购置新衣物。
来自N村的玉娟11岁，父母离异，父亲在温州打工，她和爷爷生活在一起。2015年夏季，笔者的研究助手发现她穿的衣服都比较破，有一条裙子的两边还开了线，虽然沿着缝隙别了几枚别针，但仍露出了腰上的肉。玉娟表示，爷爷忙着打牌和种地，并不知道自己的裙子开线了，“别针是我弄上去的。”即使提起这事，爷爷也不会给自己买新衣服，因为“他觉得新衣服太贵了”。
相对而言，非留守女童的衣物要更干净和得体。如父母均在家的诗蔓，11岁，不仅皮肤总是显得很白净，衣服也时尚可爱，并且扎头发的橡皮筋非常干净。
对于留守女童而言，在父母中的一方(尤其是母亲)或双方回来后，能够得到更加精细周到的照料。来自P村的闻琴12岁，家里只有年近八旬的奶奶照顾她。“爸爸妈妈在家的时候会给我买新衣服，奶奶就不会。奶奶年纪很大了，只给我做饭，和她在一起生活，我变得都像个男孩子了”。
除了父母不在家、留守老人精力不足、经济状况不济等原因导致的留守女童衣着上低于其他人之外，在一些家庭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留守女童和留守男童在衣着上也有着显著的不同。
来自D村的莲莲，11岁，父母离异，与哥哥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2015年的整个冬天，她的穿着几乎都是一样的：一件肥大的红棉袄和秋裤。用其他女孩的话来说，“那件衣服又脏又旧，一看就是老人穿的”。她穿上秋裤后露出脚踝和半截小腿，脚上穿着一双丝袜和夏季的布鞋。当笔者去家访时，她依然穿着那身衣服，唯一不同的是，脚上穿着哥哥穿旧了的带泥的男士运动鞋。站在身旁的哥哥则穿着长度合适、干净整洁的运动棉袄和牛仔裤，以及较新且较干净的运动鞋。
莲莲偷偷地说：“爷爷奶奶对哥哥更好，会给他买衣服，但是不会给我买。”很怕奶奶的莲莲不敢跟奶奶说，因为“她会骂我”。这样的个案并非孤例，也并非仅仅表现在穿着上。
食
每周一，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从家里带菜。从家里带来的菜中学生的喜欢程度依次为：切片烤鸭、煎鸡蛋、瓶装橄榄菜、腊肠/肉、辣酱、萝卜干和雪里蕻腌菜。大部分留守儿童都会带萝卜干和雪里蕻，因为其原材料“便宜又好弄”。当他们馋了的时候，也会“求着爷爷奶奶到镇上买好吃的咸菜”。
在大多数祖辈监护人看来，“能吃饱”就已经是他们为留守儿童提供的最好的照料，也“不会对不起孩子的爸爸妈妈”。
“吃什么”，除了家庭经济的原因，也可以发现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安排。就女童而言，不泛有性别的因素。每个星期莲莲的奶奶都会给哥哥做几个煎鸡蛋，莲莲则没有份。寄居在外婆家的羽希也抱怨外婆“每次分吃东西的时候，表哥的都比我多”。
饮食中的性别不平等，在佳芸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12岁的佳芸和11岁的佳明是堂姐弟，他们跟着70多岁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一天晚上，他俩在学校食堂一起吃饭。佳芸捧着一碗白饭，上面铺着一点萝卜干；佳明的碗里则盛着一份土豆丝，还有几片腊肠——这是佳明爸爸让爷爷去徐坊买的。在草山小学的学生心里，从镇上买东西带回来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后来，笔者发现佳芸每周带来的都是萝卜干，佳明有时候会带来炒瘦肉、腊肠等。
佳明表示：爷爷奶奶对自己更好。奶奶经常带自己去买很贵的衣服鞋子，不给佳芸买。奶奶还会买了零食偷偷地给自己吃。
这种差别对待，佳芸并不生气。“这是应该的呀。女孩子长大了总要嫁人，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我妈妈说传宗接代还得靠男人，所以对我弟弟好一点。”佳明也非常清楚其中的原因：农村重男轻女吧。女的读书读得再好也是别人家的。大人们天天都这样说。
不同的食物象征着儿童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竟然只是因为性别不同。而这除了导致心理方面的压抑和不公，更带来身体健康和成长发育方面的直接不公。
劳动
家庭劳动分日常的家务劳动和农活儿两类，而农活儿又分为日常时节与农忙时节。父母外出必然带来家庭劳动力的减少，但农活儿负担并不会相应地减少。
除了极少数留守老人年龄太大、身体吃不消或者田地太少而选择不种地，田间劳动大多数由留守在家的成年人早出晚归地承担着。几乎所有的男女留守儿童均表示除了在农忙的时候帮一点忙，平时在家不用做农活儿。
监护人的这一安排，有的出于心疼孙辈的考虑，有的出于对孩子能力的不信任考虑，有的担心家务劳动分散孩子精力。
当地的水稻收割有两季，那时不管是留守男童还是留守女童，都会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农忙中来。
留守女童农忙时农活儿负担的轻重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是否寻求外力帮助；二是外出家庭成员是否会返乡承担农活儿负担；三是留守女童本人的年龄和体格。总体而言，留守女童承担的农活儿较少且较轻。但也有参与过农忙劳动的留守女童表示“很累”，“在田里要从早忙到晚，没时间做作业”。
不论是留守女童还是非留守女童，都要承担平时的家务劳动，不同的是，非留守女童们“只需要扫扫地，洗洗碗”。父母的外出务工，自然地就增加了留守女童的家务劳动量。如果监护人不能尽到家庭照料的责任时，家务活儿便几乎全部落到留守女童身上。
在一些隔代家庭中，留守儿童的家务劳动负担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以佳芸姐弟为例。每当放假时，爷爷奶奶去田里干活儿，佳芸几乎包干了所有家务活儿：把家里的鸡赶出去，把牛牵到山上去吃草，放牛回来后扫地、打水。如果爷爷奶奶中午回来晚了，佳芸还得负责烧饭，“爷爷奶奶不会让弟弟们做家务”。
莲莲的哥哥比她大4岁，已经读初中了，但莲莲的家务劳动量远比哥哥多。每个星期天都是莲莲最忙的日子，因为星期天她和哥哥都要洗澡换衣服，奶奶让莲莲去洗兄妹二人换下来的衣服。每次，莲莲要把井水摇上来，洗上一两个小时的衣服，哥哥则在一旁舒舒服服地躺着看电视。
不论是家长还是监护人，大都认为留守女童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在他们眼里，这非但不是性别歧视，反而是“为她们的将来好”“女孩子不勤快传出去丑，会被人笑”“不会做事以后嫁都嫁不出去”。
留守女童大多意识到了自己在家庭劳动分工中的压抑地位，对此心态各异。少部分认为理所当然——在当地农村，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女性操持家务，男性即使是闲着也不会在家务活儿上“搭把手”。大部分则对此表示一种感恩回馈式的理解。另有一小部分留守女童虽然感觉到非常不公平但无可奈何地必须接受。也有少数留守女童并不会承担家务劳动。如子璇的奶奶反映，子璇性子烈，让她做家务，会生很大的气，爷爷奶奶都有些怕。
亲情
留守家庭的远距离联系方式主要是电话，写信、发短信等交流方式比例很低。电话交流的频率为一周一两次，少数家长给孩子打电话的频率低到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打一次。
留守女童们很少主动给父母打电话，主要原因有“打电话太贵”“不知道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想打，但不知道说什么”等。父母打电话回来聊得最多的是学习，其余的很少说，而且主要集中在叮嘱 “要注意身体，生病了会影响学习”“听爷爷奶奶的话”；至于别的，如饮食、衣着和心理，则不多过问，问多了可能伤和气。
有些留守女童在与父母电话交流时，显得早熟懂事，“爷爷奶奶让我多说些开心的事情，少说不开心的事情”，尤其是她们认识到父母工作的辛劳时，更是选择报喜不报忧，将不愉快和委屈埋藏在心。另一些留守女童没有向父母倾吐情感则出于顾虑，“爷爷奶奶冤枉了我，我就想告诉爸爸妈妈”，但害怕爷爷奶奶批评指责，“这样就对我更不好了。”“有次妈妈给我打电话，我说着说着就哭了，妈妈也哭了。奶奶赶紧上来夺走电话，说妈妈‘你干什么非要惹到她哭’。”
多数留守女童接到父母打来的电话时非常开心，表现得很乐意交流。但也有例外，周末笔者来到亚丽家时，刚好她的妈妈打来电话，整个过程持续五六分钟，亚丽自始至终并没有喊一声“妈妈”，偶尔挤出“嗯”“好”的字眼，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结束时也是直接挂掉电话，没有说“再见”。
也有的留守女童表示，爸爸妈妈打电话回来并非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一位留守女童的弟弟和爸爸妈妈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怎么给她打电话，“一年最多一两次”，每次返乡也从来不给她带礼物或玩具之类的。直到弟弟回来上学后，“他们才每个星期都给我打电话，也是弟弟接电话接得多，即使是我先接的电话，没说上几句他们就要跟弟弟说话。”
在农忙、春节期间，外出父母多返乡待上一两周，在暑期留守儿童可以进城探望父母。这段时间对于留守女童格外珍贵，她们从父母外出的第一天就盼望着父母回家的那一天，短暂地相处够她们回味上一年。
可是，才刚刚享受到家庭团聚的温暖，父母又要外出打工了，而分离是“最痛苦的时候”。一个留守女童表示，爸爸妈妈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她一直在默默流泪，枕头都湿透了也停不下来，不敢让爸爸妈妈听到只好用被子捂住嘴巴。第二天早上，她早早地就醒过来，很难过，不想看着他们走，于是一直等爸爸妈妈走了才起床。
女童们只能无奈地接受父母的离开。闻琴在一篇作文中写下了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每当您们带着弟弟走时，我也好想去。记得那次我看着您们出发时，我追上来了，您却远远地把我甩开了，我只能伤心地走了。我边走边哭，心想：你们不带我去是因为如果我在那读书再加上弟弟在那学习，肯定要花好多钱。”
几乎所有留守女童都希望能考大学去城市生活，但是也有留守女童表示“城市里的生活还不如农村”，因为父母忙于工作，无意之间忽略了培养亲子感情。
有些父母意识到隔代监护的不足，尽量在行动上作出弥补，比如父母中的一方在适当时机返乡照顾孩子。相对而言，祖辈更倾向于威权专制的教育理念和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他们简单地认为，与孩子有语言交流、甚至只是发号施令、训斥也看作是“聊天、谈心”，而并不去想用什么法子让难过的孩子开心点。他们甚至认为“打骂就是管得严”“管得严对孩子好”。那些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家长往往有着更先进的教育理念，在回乡后往往更多地采取沟通、民主的教育方式。
总之，农村留守女童的社会地位堪称“弱中之弱”，在衣着、饮食、家务劳动、亲子沟通方面，幸福感不仅低于其他群体，甚至低于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留守男童。这种平淡无奇、习以为常的压抑的日常生活状态，其实是家庭与社区对于农村留守女童的地位安排，持续不断地被灌输的“重男轻女”思想甚至让留守女童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
(应调研对象要求，文中涉及的地名、校名、人名均为化名)
(作者为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源:新京报
原标题：夺命垃圾山
云南镇雄两少年被垃圾吞没，贫困地区农村垃圾治理难题待解
7月13日上午，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花山乡花山村燃起送葬的爆竹和烟花。
逝者是周家的兄弟俩，哥哥12岁，小学五年级；弟弟10岁，小学三年级。三天前，两人到垃圾场旁的山坡上放牛时失踪；两天后，遗体被从垮塌的垃圾里找到，已无生命体征。
吞没兄弟俩的垃圾场位于村东山坳，天然形成的坑里堆着整个乡镇10年左右的垃圾，因体量巨大，村民称之为“垃圾山”。
在村民印象中，“垃圾山”无人看管、没有护栏，里面的垃圾未经任何处理。而在雨水浸泡及自身重力下，“垃圾山”此前曾发生过规模不一的十余次垮塌，都未被视为隐患。
直到悲剧从天而降。
两兄弟被垃圾山吞没后，村民和家人施救现场。网络截图
“儿子找不到了”
从昭通市镇雄县出发，沿着302省道走上80多公里，就到了花山村。
路是盘山路。车子来来回回地绕，绕过连绵的梯田和玉米地，马路另一侧的山谷越来越深。农户的白房子散落在地势平坦的地方。
资料显示，镇雄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云南人口和农业人口最多的县；花山村是它200多个下辖村之一，和许多村落别无二致：海拔高，位置偏远，交通不便，进村的水泥路是几年前才修好的，耕地不多，没有大型工厂，青壮年以外出务工为主。
在周家，父亲周高成在四川的建筑工地打工，母亲吴学敏在家务农、照顾小孩。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两个女儿读初中，两个儿子读小学。
最小的儿子出生前，吴学敏也在外打工，从浙江到江西，三个孩子带在身边。2009年小儿子出生后，吴学敏回到故乡，“在我们农村，两个儿子就享到福了嘛。”
7月10日晚，太阳从云贵高原的山野里滑走。吴学敏把一盘炒土豆、一碟花豆、一碗酸汤摆上桌，等两个放牛的儿子回家吃饭。
六点多，自家的两头牛跟着别人家的牛群一起回了村，但儿子迟迟未归。
吴学敏有些急，开始给儿子的同学和朋友家打电话，“打是打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孩儿从来不会到哪家去。”她又到村里村外走了一遭，还是没找到。
七点左右，她给在四川打工的丈夫周高成打电话，告知“儿子找不到了”。周高成报了警，随后搭上赶往老家的车；吴学敏则叫上同村的亲戚邻居，四下寻找。
有关两个孩子的讯息零零散散传到吴学敏耳朵里，孩子的姑奶奶说，下午三点多，她发现孩子放牛附近的垃圾山发生过垮塌；同村的村民说，当天曾看到过两个小孩在垃圾山附近玩。
两个消息撞在一起，人们开始将焦点锁定垃圾山。
事发后，垃圾场旁立起了警示牌，上面写着：此处危险，禁止入内。记者 王双兴
防火、防雷，没防住垮塌的垃圾山
挖掘从11日清早开始。
周家亲戚和村民一开始用锄头和铁锨在垃圾堆进行挖掘。
塑料袋、旧衣服棉被和煤炭残渣裹在一起，“根本拽不出来”；盛夏季节，一铁锨下去，垃圾的腐臭味直接扑在脸上，招来嗡嗡的苍蝇。每个挖掘者都戴着两层以上口罩，隔上十几分钟换一批人。
此后，政府从建筑工地临时借调过来的挖掘机器到场。
在挖掘现场的村民见证，“12号中午11点多，挖到了弟弟，又一个小时左右，挖到了哥哥。”
现场医疗组确认，两名儿童已无生命体征。
在村民们眼里，这注定是一场悲剧。因为在当时，对两个小孩子来说，大堆垃圾从天而降，即便具备自救能力，也根本没有机会；就算呼救，但垃圾场距离村子一两公里，也不会被人听到；垃圾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但变电站里就算有人值班，能听到的也只是机器的轰鸣……
“谁能想得到呢。”人们叹气。
7月13日，乡政府以“给他们一些关心，让他们建立对生活的信心”的名义，为周家提供补助31.8万。同一天，两位少年下葬。
事后，回忆起两个年轻生命，亲戚朋友无一例外地给出“乖巧”“懂事”“听话”等词，他们主动做家务，不和同龄人打架，也曾经在老师眼里“不注重个人卫生，有些调皮捣蛋”。
回忆起事情的经过，家人总觉得有无数种可能让两个孩子躲过这场灾难——
兄弟俩就读的小学，7月8日开始放暑假。家长有繁重的农活要做，放牛通常是农村小孩子的假期任务。“还不如不放假呢，就不会出事了。”孩子的堂哥说。
在“365天中有200天会下雨”的镇雄，7月的雨更是说下就下，事发前，暴雨连续下了几天；事发后，又接连下了两场雨。唯独10号那天，天晴，还出了太阳。“要是下雨就好了，他们就不去（放牛）了。”孩子的表舅说。
以往，同村的两个小孩喜欢到周家找兄弟俩玩，然后四个人一起去放牛，那天他们却迟迟没去，俩兄弟没继续等，赶着牛出发了。“要是一起去，出事还有个喊‘救命’的。”孩子的母亲说。
但偏偏每一种假设都没有发生。
也有村民开始反思对孩子安全教育上的缺失。
一位村干部介绍，花山村的海拔大约2000米左右，山多，耕地少，农作物主要生产苞谷、洋芋和苦荞。“苦荞几块钱一斤，洋芋八角，苞谷五角，收个几千斤，一年到头根本赚不到多少钱。”
所以，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打工。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下照顾小孩；夫妻外出打工，老人照顾小孩；或是托付给亲戚照看。有村民调侃：“我们这里过节只过六一、三八、九九——儿童节、妇女节、老人节。”
在村民们眼里，在房顶上蒙着眼睛捉迷藏，用苞谷秆搭成小房子，坐在里面点火玩，这些几乎是当地每个小男孩共同的经历。父母无法随时在身旁看管，自身又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这样的情况一度让作为老师的赵敏觉得头疼：“农村留守儿童多，家长们要么没有精力管小孩子，要么安全意识薄弱。你老是说孩子们不要在公路上骑自行车了，但是家长还是会买给他；我们在班会课上说了放学回家不要去采野果、野生菌，去了家长也不管；开家长会了在黑板上多讲几句，他们觉得自己的时间太宝贵了……
被教育过防火、防雷、防溺水的两个男孩，最终没防住垮塌的垃圾山。
花山乡的垃圾车。每天都要把镇上收集的垃圾清运进垃圾场。记者 王双兴
垃圾山
村民口中的垃圾山，位于花山村东侧两公里处的山坳，垃圾在天然形成的坑中堆成山形，从上俯视，垃圾山和普通操场面积相当。有人估计，“得有四五十米高。”
花山村是花山乡的政府所在地，有村干部和村民证实，这座位于花山村的垃圾场除了容纳本村的垃圾，也将花山镇上的垃圾收入其中。
一位村干部介绍，花山乡下辖六个村，共有3万人口，其中镇上人口有1万。在镇上，商铺和住宅分布在一段2公里左右的主街两侧。
花白头发的老蒋是花山乡的垃圾车司机，从2010年2月以来，他每天早上八点到十点开始工作，将垃圾车的音乐打开，沿着主街缓缓而行，居民们听到音乐声，便带着垃圾出门，丢进绿色车斗里。
镇上的垃圾大概在两三个小时后敛收完毕，老蒋把车开到垃圾场，倾倒下去，中午12点前完成一天的工作。
事发当天，老蒋在上午11点多倒完垃圾，他回忆，那时的垃圾山没什么异样。直到晚上八九点，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叫他过去看，他向在场的村民证实：“垮了。”
老蒋说，“时间长了，有淤泥，还被水泡着，和上面的垃圾一起垮下来了。”
在村民的记忆里，这个垃圾山“有些年头了”。有人说五六年，有人说至少九年，也有人说十五六年。老蒋最肯定：“快11年了。”
村民们都说，这期间，垃圾场无人看管、没有护栏，里面的垃圾未经任何处理。
“五年前有标志牌的，写着‘垃圾场，禁止入内’，时间长了就没有了，又没人经管，标志牌就丢掉了。”老蒋说。
花山村一位村干部说，“我们还算不错的，是有地方倒垃圾，好多地方都没有地方倒。有的村都是就地掩埋，我们是垃圾处理比较好的，有集中堆放点。”
事发后，镇雄县委宣传部外宣部主任熊涛说：“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很多基础设施都比较落后，很多问题都暂时没办法解决……我们县里面都没有处置垃圾的能力。”
花山村村干部介绍，垃圾山所在的土地，是村集体的，两侧山坡上的草丰厚肥美，是村民们放牛放羊的地方。有时候小孩子放牧无聊，便会到垃圾堆里翻找玩具。
有村民曾看到过，有小孩在里面捡到四五十公分长的胶质玩具马，还有的捡到过小低音炮，“修了修还能用”。成年人偶尔也会去，“在里面捡瓶瓶罐罐卖废品，听说还有人捡到过钱。”
出事前，没有人把它当成安全隐患。
很多村民都知道，7月10日的垮塌并非是垃圾山多年来的第一次垮塌，就在一个月前便有过一次。
“一开始有点斜。”老蒋用手比了一个75度左右的斜坡，“农历的五月初三（6月16日）晚上垮掉一次，下雨，垮下去上千方（立方米）”——老蒋所驾驶的垃圾车，一车的容量大概有七八方。
多位村民证实，那一次的垮塌后，原本有坡度的垃圾山变成了直上直下的形状，垮掉的垃圾向天坑更深处摊开，剩下的部分变成了断崖，“上面有一个洼（凹陷进去的地方）”。
7月10日，在连续几天的暴雨冲击后，垃圾山再次发生垮塌，上面的垃圾倾泻而下，和一个月前的垮塌相比，这一次的规模不大，“200方左右”，但恰巧，将两个孩子掩埋其中。
最近几天，花山乡的垃圾场旁正在修建围墙。记者 王双兴
倒着倒着，就形成了一个山
垃圾山，对昭通而言并不陌生。
一个月前的6月13日，昭通在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期间被通报批评，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称：“云南省昭通市至今尚未建成规范化垃圾处理设施，这在全国地级市极为少见。由于长期缺乏规范的垃圾填埋场，全市垃圾污染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
清华大学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介绍，类似的“垃圾山”现象在我国的农村地区比较常见。“它其实没有什么规划，可能有矿坑啊、采石场啊，稍微偏僻的地方，刚开始这个地方开始堆了，慢慢的大家就把垃圾倒在这里，倒着倒着，就形成了一个山。”
他总结，农村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会释放出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有的东西腐烂、降解，产生一些废水渗入到地下，污染地下水和土壤；臭气散发到空气当中，就是空气污染物。有的地方垃圾堆放到一段时间，点一把火露天焚烧，这对空气的危害更大；而且垃圾中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比如废弃的农药，这些东西的污染也更严重。”
但恰恰，花山村的垃圾山在东边的山谷里，与村落相隔一两公里和一个小山包，距离和几十米深的天然坑阻挡了垃圾腐臭的传播；垃圾山附近的山坡是花山村的集体草场，没有农田，垃圾不影响农业生产；当地的喀斯特地貌无法储存降水，村民通常饮用山泉水，所以被垃圾污染的地下水也并不影响生活。
它几乎避开了全部作为环境问题而引发关注的点，但在被忽视十余年后，作为安全问题一下爆发。
事实上，此类垃圾山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并非孤例，据媒体报道，2007年9月，石狮市石狮南环路湖滨与灵秀镇交界处，一座垃圾山突然塌方，住在山下临时搭盖房的一家三口遇难；2011年5月，太原市东坪村一垃圾消纳场发生垃圾滑落，造成当地两名拾荒者死亡；2012年9月，兰州市寺儿沟垃圾填埋场发生垃圾倒塌，一外地拾荒男子被掩埋；2015年12月，深圳光明新区堆放渣土和建筑垃圾的受纳场垮塌，造成73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
刘建国说，农村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交通比较便利、村庄人口聚集度较高的地方，例如长三角和华北地区，主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的方式处理，村收集、乡镇运输、区县处理；而在经济和交通相对落后、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主要通过较为原始的方式处理，例如露天堆放、用土掩埋等，“基本上属于没有管理的一种状态。”
他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在农村垃圾治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讲是两重天。城市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民生公益保障事业来做，政府财政出资，形成专业化的队伍，建设设备，在发展中国家应该是一枝独秀；但农村就非常的薄弱，没有资金，没有队伍，没有设施，三无的情况下，当然会导致垃圾成山。”
最近几天，花山乡的垃圾场旁正在修建围墙，新设的蓝色警示牌立在一侧，写着：此处危险，禁止入内。镇雄县政府新闻办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等我们的垃圾发电厂建成以后，我们就会把这些垃圾全部进行清理。”
关于垃圾山由哪个部门管理，发电厂建在哪里，如今建设到什么程度、日后的垃圾如何处理等问题，镇雄县官方并未回复。镇雄县外宣部主任熊涛表示，不对此事相关的话题再做回应，“除了聊工作，其他都可以聊。”
记者查询，7月4日搜狐网财经频道曾发文称，7月2日，云南镇雄县委书记翟玉龙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镇雄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相关工作。会议强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镇雄县城镇化发展中解决生活垃圾处理难题的现实需要，是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迫切需求。要尽快科学合理制定招标方案，让真正有实力、真干实干的投资商投资建设，确保项目能真正落地。
7月15日，周家兄弟下葬的第三天，也是花山乡的集市。小商贩在马路两旁支起红色帐篷，售卖水果、日用百货。吴学敏从山坡上的家中下来，把两个儿子的寿衣钱，结算给镇上的布店老板。
下午一点多，垃圾车司机老蒋戴着他的红帽子上车。
两个多小时后，一条街的垃圾收入车中。他照例把车开到垃圾山旁，按下按钮，七八方垃圾倾泻而下。（记者 王双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