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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一年10亿多条弹幕,出现最多的是“囍”

来源:餐饮加盟
作者:小吃加盟·发布时间 2025-10-13
核心提示:2月20日,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联合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文学所的学者首度回顾了全年的弹幕情况,“囍”成为B站2017年

2月20日,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联合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文学所的学者首度回顾了全年的弹幕情况,“囍”成为B站2017年度弹幕。另有“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和“地主家的傻儿子”入选年度弹幕热词。

成双为喜:“囍”本质是对美好的追求

作为一家以弹幕为重要交互方式的文化社区,B站用户在2017年一共发送了超过10亿条弹幕, 其中作为年度弹幕的“囍”出现了218062次。

最初,用户会在视频情节达到一定程度,比如男女主角取得大团圆结局后发弹幕“囍”。

国产原创动画《狐妖小红娘》中的成婚场景

随着自主性的不断提高,观众渐渐不再满足于单向接收官方CP的设定,“囍”开始被用于观众认可的CP“同框”。

《鬼灯的冷彻》中的两个角色同框

如果符合用户CP审美的两个角色同框很少、甚至始终没有同框,这时极具创造力的UP主(B站视频创作者)就会亲自动手进行二次创作,剪辑出各种CP混剪视频。

B站COO李旎透露:“无论是发弹幕‘囍’,还是通过二次创作手动造‘囍’,都体现了用户对于美好的向往和追求。”

本次年度弹幕评审团专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二级研究员、辞书编纂研究中心副主任储泽祥很早就关注到了“弹幕语言”。

对于此次“囍”当选为年度弹幕,储泽祥评价道:“当代的年轻人,特别是B站的年轻人赋予了‘囍’新的含义。传统的‘囍’表示‘喜事成双’,而现在年轻人以‘喜事成双’为背景,赋予‘囍’的新意是‘成双为喜’。”

储泽祥解释到,“年轻人对‘囍’的意义延伸,体现在三个侧面:一是把具体的快乐抽象化。‘喜’字本义与开口发笑体现愉快有关,‘囍’被抽象为心境愉悦,不必脸上带笑,表现出一种有内涵的快乐。二是突破‘囍’用于结婚的限制,让‘囍’的意义泛化。双方相恋是快乐,相逢也是一种快乐。三是突破互动双方是男女的限制。任何两个人,只要相逢,只要‘成双’,就能让人产生内心深处的愉悦和认同。”

排名第二的弹幕“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她”,常用来调侃那些被戴了绿帽子的人,表面上看似在劝慰别人,实质上就是扮演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有意无意地对当事人造成了二度伤害。最初常用在贴吧、论坛里评论那些吐槽女朋友老婆出轨的帖子,后来演变成一系列表情包文化,扩大了影响范围。

2017年国内Vocaloid原创作者PoKeR创作上传歌曲《当然是选择原谅她啊》,播放已超过100万次,获得了Vocaloid中文传说曲称号的同时也很好地推广了这条弹幕。现在这一弹幕多与绿色配合出现。

排名第三的弹幕“地主家的傻儿子” ,过去多形容有钱人家不懂事的傻小子。

电视剧《少年四大名捕》播出后,粉丝调侃失忆的无情(杨洋饰)为“地主家的傻儿子”。后因湖南卫视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3》 中,杨洋和井柏然组成“战痘兄弟”,两人呆萌的表现让“地主家的傻儿子”这一称号更为网友所知。

现“地主家的傻儿子”多用于形容因稚嫩或不解而犯呆且萌的男性,多用于调侃,不含贬义。

混剪视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释放

2017年,B站混剪CP视频多次形成全网话题。其中以“伏地魔X林黛玉”的混剪CP最具代表性。B站“伏黛”相关的优质混剪视频已有数百个,点击量达数百万。对有志于创作“伏黛”混剪作品的UP主来说,如何高效使用“伏地魔”有限的出场素材、编织成一个新的完整故事,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B站UP主的伏地魔X林黛玉作品截图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郑熙青认为,“拉郎”(混剪CP视频)的意义不仅在于以天马行空的联想能力把不相干的人物放在一起,更在于考虑将某个富有魅力的人物剥离原先的人物关系和处境,探讨其人物发展的更大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群体的CP狂欢行为也可以是一种严肃的思维游戏。

“作为一种通常基于人物关系想象的二次创作,同人创作(包括B站上常见的同人视频剪辑)一般都极为注重表达人物的情感、性格和互动。同人创作的本质和缘起,也在于粉丝可以从字里行间和影像细节中建构起自己偏好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下,好的原始文本往往等同于好的读者阐释,而好的二次创作,则等同于阐释之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郑熙青说。

B站今年的年度弹幕热词,不仅凸显了年轻用户对于美好的向往,更体现了年轻一代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这种力量,正是让优秀内容和弹幕源源不断持续生长的最强动力。

代山西新绛稷益庙壁画中的明代宫女形象。

《太监谈往录》

作者:信修明等

版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7月

《我在故宫看大门》

作者:维一

版本:三联出版社2011年4月

《宫女谈往录》

作者:金易、沈义羚

版本:故宫出版社,2010年7月

装扮成汉人服饰的乾隆,身后跟着两名太监。

“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手里!”

如果没有十足的绝望和勇气,这样鼓动的话,很难从一个弱女子口中说出,也很难获得十五个同样柔弱女子的一致赞同。况且她们是一群宫女,侍奉的地点更是守卫森严的皇帝寝宫乾清宫,无论怎样“下手”,都很难不被发觉,更何况她们下手的对象,正是当今嘉靖皇帝。但她们已经别无选择,哪怕是拼上一死,她们也要冒险一试。于是,一位名叫杨玉香的宫女走到东捎间,将细料仪仗的花绳子解下,搓成了一条。

1542年11月28日,凌晨5点,正是卯时黎明前天光最晦暗的时刻,杨玉香将搓好的绳子递给苏川药,苏川药又递给杨金英,她用手将绳子拴成了一个绳套。时机已到,几个宫女进入寝殿,一齐拥向皇帝。这是一场分工明确的弑君行动。姚叔阜掐住胳膊,邢翠莲将一块黄绫抹布递给姚叔阜,让她捂住皇帝脸面,防止他喊叫。“邢翠莲按着胸口,王槐香按着身上,苏川药拿着左手,关梅秀拿着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着两腿,姚叔阜、关梅秀扯绳套儿”。尽管这些人头次下手弑君,不免慌乱,但直到此时,一切还算顺利。众人眼见得剧烈起伏的黄绫抹布渐渐平息,强摁住的手脚也变得松弛,但就在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负责扯绳套的关梅秀发现,她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些没有经验的人把绳套系成了死节,无法再继续拉扯。慌乱之下,这些从未有过杀人经验的宫女,一时找不到其他置人死地的方法。

天明欲曙,行动即将败露。一位名叫张金莲的同谋在慌乱无措之际忽萌悔意,带着一丝将功折罪的侥幸幻想,她跑去把皇后方氏请了过来。

眼见皇后已至,这些人只得束手就擒。但用布捂住皇帝脸面的姚叔阜却并不甘心,在就逮前,这名微贱的宫人做出了最后一个勇敢举动,她举起拳头,一拳打在皇后的身上。

“好生打着!”这是皇后给负责刑讯审问的司礼监太监张佐下的简短口谕。想到皇后刚刚挨过一拳,这些宫女落在司礼监手中显然会痛下箠楚,但奇怪的是,尽管遭受如此酷刑毒打,但保留至今的口供,虽然对整个弑君行动过程描述得就像一场细节毕现的慢镜头短片,却缺少一个恰当的片头或是片尾,来解释这些宫女弑君动机究竟为何。唯一留下的,就只有这句谜一般的话:

“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手里!”

究竟是怎样的绝望,才会让她们如此不顾性命地铤而走险呢?一些研究者期望能将这起宫变与当时的政治局势联系在一起。譬如嘉靖一朝群臣聚讼不绝的“大礼议”一案,皇帝以此在朝中进行政治清洗,屡兴大狱。抑或是嘉靖帝与叔母昭圣皇太后和外戚之间的激烈矛盾引发的宫廷内斗。

这块拼图缺失的部分着实太多,任何自圆其说的联想都可以在其中添油加醋,组合成一个精彩绝伦的宫斗悬疑故事。但这些阴谋论的共同特点,就是将这些执行弑君行动的宫女视作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零件,一如她们在紫禁城中扮演的角色。宫人,不过是这座宏伟宫殿中微不足道的活动背景。她们从来是这座宫殿中沉默的一群人。而这一次,尽管只有这一句话,但她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旁观者的视角,或许能提供一个答案。宫变发生时,朝鲜派遣贺寿的使臣刚刚抵达北京。根据他们的见闻,“臣等见(北京)东西角头,将宫女十六人剉尸枭首。问之,则宫婢杨金英等十六人共谋,二十一日夜,乘皇帝醉卧,以黄绒绳同力缢颈,事甚危急。宫人张芙蓉(金莲)觇知其谋,往告方皇后,皇后奔就,则气息垂绝,良久复苏。命召六部尚书会议定罪。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多不容恕,辙加箠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

两个月后,朝鲜使臣又补充道:“皇帝好道术,炼丹服食,性寖躁急,喜怒无常。宫人等不胜怨惧,同谋构乱云。”

这两个解释不带有任何阴谋论的色彩,只是个人私怨,不涉及宫廷内斗,尽管这个解释毫不带有任何值得玩味的戏剧性,但对知晓宫女生活待遇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贴近事实的解释。明代宫女入宫的方式非常简单,根据嘉靖时代的《选取宫女条款》,只要年龄在11岁至14岁的女子,不问容貌妍丑,只要没有身染恶疾,都可以采选入宫成为一名宫女。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洒扫宫苑、晾晒幔褥、浆洗衣服、造办饭食等等粗笨活计。

可以料想到,征收条件如此之低,所作工作又如此粗重,愿意为这样的条件入宫充当宫人的女子,必定多是家境贫寒之女。宫廷也认定这些人既然身份如此卑微低贱,那么无论以何种粗暴的方式对待她们,也不必有所顾忌了。这类身份卑微的宫人,即使是负责洒扫宫中甬巷的太监也可以任意欺凌她们。“宫女能生活者,赖女红以自存,不需家人资助。所用材料,悉巷监代购,购价必昂。制成,由巷监代售,售价必贱,巷监亦从中渔利焉。每餐,置饭木桶,成鸡、鸭肉二片佐之,臭腐不中食,还之,下餐复进,故宫女姿色多消减。”

在经过教导后,这些宫女就被分配到各个宫院以供役使。“凡宫中诸女侍、每娘娘位下,内外服役若干人,如司衣尚食,供洒扫巾栉,盥沐浆洗、纫针裁剪,以至厨馔诸役悉有名载籍,别其尊卑。”到了这里,宫女就只能祈祷自己遇到一位能够善待自己的主子,不至遭受过度的打骂。但在有明一朝,宫女这一点卑微的愿望往往也只能是奢望。嘉靖帝殴打宫女的暴力程度,在明代诸帝中只能算中等偏上。最严酷的永乐皇帝在两场针对内宫的清洗中,杀戮的宫人高达三千人。嘉靖帝的孙子万历帝同样也是一位虐待宫人的行家里手。管理宫内规矩的太监田义曾劝谏皇帝为了圣主名声也请尽量手下留情:

“臣义等窃见御前执事宫人、内官,或干圣怒责处发遣,络绎不绝,每致重伤兼患时疾而死亡者,殆无虚日。盖以圣旨钦传,即以本日动刑,而用刑者,因惧罪及于己,辄加数多酷责,而押解者复惧连累,日夜严加墩锁,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无一二。如此致伤天和,岂圣世所宜有哉!”

万历帝虐使宫人恶行连日累月,他的皇后王氏,在虐待宫人方面更是不遑多让。曾经随侍内宫的一名太监刘若愚,在他的私人笔乘《酌中志》中记述道:“中宫孝端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宫人及小宫人,多罹箠楚,死者不下百余人,其近侍内官亦多墩锁降谪。”但值得深味的是,无论是在史官的记述中,还是在文人的私人笔乘中,这位王皇后的形象都被赞为“性端谨,以慈孝著称”。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如果虐待宫人的惨叫声不传到宫外,只要时时在外人面前作出一副慈悲心肠,那么虐待这些至微至陋的宫女,并不算是一种恶德。只有当这种暴戾行为玷污了皇帝圣明的脸面时,它才被作为一个有累圣德的白璧微瑕被小心翼翼地指出。当然,这同样无关宏旨。

比起主人的虐待箠楚,被文人写入宫词加以哀婉讽咏的两种特色刑罚,也就不过尔尔了。其中一种颇具凄清诗意的惩罚是“罚提铃”。它的惩罚方式是“每日申时正一刻并天晚,宫门下锁时,及每夜起更至二更、三更、四更之交,五更则自乾清门里提至日精门,回至月华门,仍至乾清宫门里,其声方止。提者徐行正步,大风大雨不敢避。而令声若四字一句,天下太平云云。另一种禁宫特色惩罚则更显暴力,名为“扳著”,类似于今天健身房中常有的锻炼项目立下俯前伸:“扳著者向北立,屈腰舒两手,自扳双足,不许体屈,屈则夏楚乱施。”——做过这套锻炼动作的人都知道,时间稍长,就会感到头晕恶心,呕吐倒地。但在文人笔下,这两种施加给宫人的刑罚却富有诗情画意:

“十五青娥诵孝经,娇羞字句未分明。纤腰不忍教扳著,夜雨街头唱太平。”

比起明代宫廷对宫人的苛责虐待,清代皇宫中的宫女待遇,至少从表面上要好得多。这里面很重要一部分原因是宫女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代宫女与秀女的择取方式几乎一致,“有头有脸的宫女,必须是旗人”,而且是上三旗包衣,宫女的身份一时从明末的贫贱之间抬升为与宫廷贵胄同一出身的上三旗出身,对于这些出身相对高贵的宫女,再像前朝一样动辄打骂,就不再可能。1778年,乾隆帝的宠妃惇妃将一名宫女打骂杖毙。如果这类事件发生在前明,那么很可能会像那些丧生在帝后手下成百上千的亡魂一样,再多的数量也无法化为质变。但既然这件事情发生在乾隆帝的宫中,他就不得不严加惩治。为此,皇帝特意召见诸位皇子和军机大臣,当着众人之面郑重其事颁布口谕:

“昨惇妃将伊宫内使唤女子责处致毙,事属骇见,尔等想已闻知。前此妃嫔内,间有性气不好,痛殴婢女,致令情急轻生者。虽为主位之人,不宜过于暴虐,而死者究系窘迫自戕,然一经奏闻,无不量其情节惩治。从未有妃嫔将使女毒殴立毙之事。今惇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且不足使备位宫闱之人咸知警畏。惇妃即着降为嫔,以示惩儆。”

一名宫女的死亡就让皇帝如此兴师动众,足见清代宫女的安全系数远高于明代前辈。但这并非清代皇室刻意使用出身相对高贵的宫女以遏制宫廷内部暴力,而是出于另一个原因:为了防止皇帝被宫女引诱珠胎暗结时混入汉人的血统。因此,“汉人是挨不上边的”。但与之相对的是,清代的太监——这种自断人道的卑贱宫人——全部都是汉人。比起旗人出身的宫女很少受到肉体刑罚,清代的太监却扮演了前朝宫女的角色,他们常常被施加刑罚。不少太监不堪打骂逃跑出宫,但根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规定,凡太监逃跑,第一二次自行返回者,责打以后,交吴甸铡草,若被擒获逃跑三次以上,责打后交慎刑司枷号一月,发往黑龙江配给披甲人为奴。清宫逃跑的太监很少有不返回或不被擒获的,1840年,慎刑司就对四名逃跑太监陈进福、刘和瑞、冯玉得、孙来祥等四人做出了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惩处。在清代宫廷刑罚最严酷的慈禧时代,几乎没有宫女遭到责打的记录,但太监却可以被慈禧太后以任意刑罚打杀,一位曾侍奉过慈禧太后的老太监信修明回忆道,“近年来,她把太监交慎刑司,活活打死者近百人”。

无论是苛待、虐使还是刑罚箠楚,其目的除了满足为主人者对奴仆变态的施虐癖外,就是为了将奴性深刻地烙进这些宫人的骨头里,通过虐待让她们对待遇微小的改善而对主人感恩戴德,甚至将身受主人虐待当作一种特殊的恩宠,仿佛身上的鞭笞也占有权力的龙气,是飞黄腾达的鞭策。哪怕这种鞭策最后是把自己送上绝路。明末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写道,宫人劳苦一生的最终结局,即使从主人的鞭笞毒打和棍棒箠楚中侥幸得生,最终,他们还是会被送到位于金鳌玉蝀桥西羊房夹道的内安乐堂中尽其残年,待到年久再发往宫外的浣衣局:

“凡宫人年老及有罪退废者,发此局居住,内官监例有供给米盐,待其自毙,以防泄露大内之事。”

这种将为紫禁城耗尽一生的宫人幽囚待死的残忍做法,居然被同是一名宫人的刘若愚称赞为“法至善也”。无独有偶,清末的老太监信修明在回忆慈禧太后对太监施以的暴虐苛罚时,也满怀感恩之情,认为宫人在她的毒打下因严获福,有清一代“管制太监之谕旨占有大半,严禁太监之谕无朝不有,虽有少数骄横无知者,朝廷均严厉处置之,遂养成一代醇良宦寺之风,到改制共和之后,至今四十年,世间砍砍杀杀,但不曾闻一名太监留了血……岂不是管制严反得福果吗?”

当信修明写下这段话时,历史已经翻过了专制皇朝的一页。当紫禁城已经由皇家的禁忌圣地,成为了民众的博物院,昔日高踞在龙榻上的主人和游荡在甬道中的奴仆,也一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刻入骨髓的奴性终有一日会随着宫人这个古老的词语一同被人遗忘。只留下那些或悲或喜的故事,在参观者的欢声笑语里,成为砖瓦中随风而逝的历史。

年来,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投入到了殡葬行业中,人们对殡葬业的认知与态度也在慢慢发生改变。但对殡葬业的误解、漠视、忌讳等,依然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偏见。有人觉得,殡葬业充满了暴利,常常可以见到类似的舆论指责;也有人觉得,殡葬从业者的艰辛远超常人,是一项值得我们尊重的职业。

近日,美国殡葬师凯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的新书《好好告别》(Smoke Gets In Your Eyes)中文版面世。在这本书中,凯特琳直率而幽默地讲述了自己在火葬场工作6年的经历与思考。从第一次尴尬地为死者剃须、小心翼翼地和同事一起上门敛尸、日渐熟练地操作起庞大的火化炉、将人体碎骨研磨成粉末、入殓、给尸体防腐,到想尽办法完成遗属心愿、给水肿的老人穿上精心准备的华服……她讲述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生命故事与细节、对殡葬行业的观察与研究,以及对死亡和生命的深刻体悟。

在火葬场工作多年的经历使凯特琳意识到,我们处在一种以死亡为禁忌的现代文化中,我们的社会“结构性地否认死亡”,“回避死亡”是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民族选择的态度。她认为,人们对死亡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他们对生的态度,只有客观、乐观地看待死亡,才能在有生之年活得更积极、更有意义。

因此,她想分享一种更科学的生死观,让殡葬事业不再那么神秘、令人惧怕;她想开一间家庭殡仪馆,由家人亲自给遗体清洁、穿衣,担负起照料逝者的任务,在友好真实的环境中悼念自己所爱之人,就像人类祖先几千年来一直做的那样;她希望改革殡葬业,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自然殡葬、露天殡葬、绿色土葬。

凯特琳在《好好告别》中写道:“尸体不需要你的惦记,事实上它什么都不需要,能躺在土里默默烂掉就很欣慰了。需要尸体的是你。只有看到尸体,你才知道这个人死了,退出了生命的游戏;只有看到尸体,你才能看清自己,知道自己也有那一天。有所见才能有所悟,这就是智慧的开端。”

以下是对《好好告别》一书中部分章节内容的整合,主要谈及了凯特琳对现代尸体防腐技术的质疑与思考。

《好好告别》,作者:(美)凯特琳·道蒂,译者:崔倩倩,版本:大鱼读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6月。

作者丨凯特琳·道蒂

整合丨杨司奇

必须埋葬尸体,并非真理和尊严,不过是文化的产物

很久很久以前,巴西西部的原始丛林里生活着瓦里人。他们与世隔绝,从未与西方文明有过接触。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巴西政府和一群福音派传教士不请自来,两拨人都企图和瓦里部落建立关系。这群外来者携带着各式各样的疾病,瓦里人的免疫系统完全招架不住。

不到几年的时间,每5个瓦里人中就有3个染病死去。部落里的幸存者变得极其依赖巴西政府,因为后者提供专治西式疾病的西式药剂。为了得到医疗、食物和政府救济,瓦里人不得不放弃一个重要的生活习俗——食人。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蒙田在标题极其直白的《论食人》一文中写道:“人人都把与自己不同的做法称为野蛮。”我们确实觉得食人是野蛮的行为,而且我们的确没有这种习俗,只有反社会狂人和野蛮人才会吃人肉,比如猎头人和汉尼拔·莱科特。

我们之所以坚信食人是精神错乱和冷酷无情之人的勾当,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谓的“意义之网”。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被自己身处的特定文化灌输了特定的价值观,例如处理丧事的方式、构成恰当和体面的标准等。

在食人的问题上,我们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我们自以为思想开放,实际上我们的想法已经被固有的文化传统禁锢住了。这就像你打算穿过一片树林,树和树之间却结满了蜘蛛网,你隐约能够看到目的地就在前方,但没走多远就被蜘蛛网缠住,脸上、嘴里粘得到处都是。因为这些“意义之网”,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瓦里人的习俗。

瓦里人其实是将食人作为一种丧葬礼仪。如果部落里有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们就绝不会没人管。死者的家人一边摇晃着尸体,一边用平稳、高亢的嗓音吟唱。喊叫声和哀号声向族里的其他人宣告有丧事发生,不一会儿每个人都加入到吟唱的行列,死者在邻村的亲戚们听闻后也立刻赶来。

死者的家人先要做食人前的准备工作。他们走遍整个村子,挨家挨户拆下一根木头房梁,屋顶随即变得摇摇欲坠。人类学家贝丝·考克林认为,摇摇欲坠的屋顶意在提醒人们,死亡撼动了整个村落的安宁。他们把从各家取下的横梁绑在一起,用羽毛予以装饰,一副焚烧架便制作完成。最后,死者的家人抬出尸体放在架子上焚烧。村里的女人们还准备了玉米面包,做佐餐之用。

瓦里人不觉得食人有任何不妥。他们对动物和肉的理解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动物既不从属于人类,也不比人类低级。每一天,人类和动物都在进行猎人和猎物角色的转换。美洲虎、猴子和貘很可能把自己当作人类,同时又把人类当作野兽。瓦里人尊重他们吃下的一切生灵。

此外,只有和死者血脉不是很近的人,才能食用处理后的人肉,比如姻亲、远房表亲、部落成员等,统称为死者的亲缘关系。他们不是报复心强的嗜血狂魔,也不是变态——这些是人们常说的食人动机。事实上,由于亚马孙雨林温暖潮湿的气候,尸体在屋外放置几天之后,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腐烂。强迫自己吃掉一具腐烂尸体,只是意味着他们对死者及其家人最深切的哀悼。

食人与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和获取死者的能量无关。食人是为了毁灭肉体。把尸体整个埋在土里,瓦里人光是想想就觉得害怕。只有被吃掉,尸体才算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对死者家人和部落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死者生前的痕迹也要被处理掉,不然整个部落就算不上完整。处理完遗体之后,死者的所有财产都要销毁,包括他生前种的庄稼和建造的房屋,必须统统烧掉。死者的家属可谓失去了一切,这时他们的亲戚和部落里的族人就要照顾他们,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他们确实得到了应有的照料,死者的丧事加固了族人间的信任。

20世纪60年代,巴西政府强令瓦里人放弃食人,改用土葬。让自己故去的族人躺在地里腐烂,无疑与瓦里人的信仰和习俗相左。只要肉体还在,生者就会一直被失去亲人的痛苦折磨,想忘掉都难。

如果我们生在瓦里人的部落,被我们贬为“野蛮行径”的食人是悠久的传统,我们会认真地举行这个仪式。要是在北美洲,我们会先进行防腐,即长时间地保存尸体,然后把尸体放进棺材埋入地下。对于瓦里人来说,这种做法不仅无礼,而且陌生。都说西式葬礼意味着真理和尊严,但这种真理和尊严不过是我们自身文化的产物。

巴西女画家Tarsila do Amaral的画作《食人》(Abaporu)

一定要对尸体进行防腐吗?

北美殡葬行业声称,现代防腐技术传承自几千年前古埃及的防腐艺术,可谓师从最资深的尸体保存专家,以至于现在的丧葬承办人都是一副继承了古代文明的架势。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说法漏洞太多。防腐师可以宣称自己的手艺源于古埃及人,但是美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才开始运用防腐技术,图坦卡蒙(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的时代和19世纪初的美国之间分明差了一条银河。

古埃及人用的技法和你家当地殡仪馆使用的技术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大约 2500 年前,埃及贵族的尸体都会经过精心细致的处理,整个过程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而你家附近的殡仪馆,从头到尾只用三四个小时就能搞定一具尸体。换句话说,如果防腐师傅肯在你身上花上三四个钟头,你这辈子算是值了。

几年来,大型殡葬企业不停收购地方“老字号”殡仪馆,一方面打着“老字号”招牌拉拢人心,一方面哄抬服务价格,垄断防腐设备。这样一来,尸体处理几乎成了流水线操作,防腐师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忙着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好一具完整的尸体。

古埃及人认为,为尸体防腐是一种宗教行为,每一个步骤都意义非凡——不管是用长长的铁钩伸进鼻腔把大脑捣碎,把内脏放进带有兽首形瓶塞的卡诺匹斯罐(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时用来保存内脏以供来世使用的器具),还是将尸体置于碱盐中40多天,直到水分全部被吸干。

北美洲的防腐师没有大脑搅拌钩和内脏存储罐等装备,他们只会在尸体身上打洞,排干血液和其他液体,然后注入烈性防腐剂。最关键的是,现代防腐技术的诞生和信仰毫无关联,完全是市场和消费主义作用下的产物。

用化学制剂给尸体防腐的方法诞生在内战爆发之后,也就是说,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人还从未享受过克里夫(书中人物,逝者)的待遇。那时的人们都自己动手,在家处理亲人的尸体。

死者通常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在床上一命呜呼。与死者关系最近的家属负责清理和包裹尸体,然后把尸体安放于客厅,连续几个晚上在旁守灵——“守灵”一词源于古英语,意思是“守望”,不是人们通常说的“守护灵魂”,好像尸体会突然复活似的。

为了防止尸体在家中腐烂,人们想出了不少新奇的点子,例如用醋浸泡裹尸布、在尸体下方铺满冰块等,都是19世纪发明出来的。守灵期间有食物和酒水供应,带着一种送别死者离开的意味。

守灵那几天,死者亲属还要制作一副木质棺材,有时得委托当地木匠完成。棺材为六边形,底端比上端狭窄,表明是专门用来装死人的。和以前不同,现在流行两端一样宽的矩形设计,连称呼都从“棺材”变成了“灵柩”。守灵于几天之后结束,家属把尸体放入棺材,扛到附近的墓地埋掉。

到了19世纪中叶,纽约、巴尔的摩、费城、波士顿等工业化大城市已经发达到将殡葬作为一项产业。与农场和小镇不同,大城市分工明确,殡葬承办人成为一门职业,虽然工作不外乎贩卖葬礼用品和装饰,比如制作棺材,出租灵车和葬礼马车,兜售丧服和珠宝等。他们同时也从事其他生意赚点儿外快。所以你会发现200年前的广告特别搞笑:“约翰·詹森——葬礼承办人,其他业务包括拔牙、点灯、造房、打铁、做家具。”

之后,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内战——爆发了。1862年9月1日发生的安提塔姆战役,被“誉”为内战中(也是美国历史上)日伤亡最大的战役,共有2.3万人死在战场。他们鼓胀的尸体上爬满了蛆虫,旁边躺着死状同样凄惨的马和驴子。4天后,宾夕法尼亚第137 团到达现场,团长不得不要求上级同意他的士兵先喝酒再埋尸体,因为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这个任务才可能完成。

南北双方开战的4年间,许多家庭很难把儿子或丈夫的遗体从前线领回来,因此尸体一般由火车运回故土。然而,南方夏日的高温导致尸体严重腐烂,腐尸散发的气味远不止难闻那么简单。联邦军的军医记录道:“维克斯堡战役中,交战双方不得不短暂休战,因为没人受得了烈日下那股扑鼻的尸臭。”

可想而知,用火车将如此令人作呕的尸体运到几百英里开外,再爱国的列车长也不会受这份罪的。铁路公司开始拒绝运输死尸,除非是密封在铁棺材里的尸体——但是铁棺材造价昂贵,大多数家庭根本买不起。

电影《天上再见》剧照。电影涉及到一战后有人利用尸体大发国难财的历史。

有些人立即嗅到了商机。如果死者家人同意支付费用,他们就用一种名为“防腐”的新技术保存尸体,并可在战场上当即操作。哪里爆发了战役,他们就跟到哪儿,可谓美国最早一批发灾难财的人。面对激烈的竞争,据说他们经常放火烧掉同行的帐篷,还在当地报纸上登广告:“经我们防腐处理的尸体,永远不会变黑!”为了让客户信服防腐师会处理一具无名死尸,然后将防腐后的成品摆在外面示众,以此证明自己技术超群。

战场防腐师的设备异常简陋,一块木板架在两个木桶上就是操作台。防腐师往新鲜尸体的颈动脉中注入化学药水,成分包括“砷化物、氯化锌、二氯化汞、铝盐、铅糖,以及盐、碱、酸混合物”。托马斯·霍尔姆斯医生声称,内战期间,他一个人用上述配方为4000具士兵遗体做了防腐处理,每具收费100美元。殡葬业至今有人把他奉为“防腐之神”。承担不起昂贵化学配方的家庭,只好选择更实惠的方法,也就是取出尸体内脏后,用木屑填充空空如也的体腔。污损尸体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来说都是一项重罪,但是一想到能与所爱之人重逢,宗教理想可以先放一放。

内战时期给尸体防腐是有原因的。家属需要死去亲人的尸体完成仪式,送他们走完最后一程。即便现在的尸体不需要远程运输,防腐也很有必要。就像布鲁斯说的:“防腐对你来说有用吗?没有,但如果你要他辗转于殡馆、教堂等好些地方,折腾得跟《伯尼家的周末》似的,你最好给他做做防腐。”这么说的话,克里夫其实用不着,因为明天他就要葬在萨克拉门托军人公墓了。

防腐说起来简单,但收益可不简单。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每具尸体都要进行防腐处理,但防腐是北美殡葬业的首要业务程序,而殡葬业在北美已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正是因为防腐处理,整个行业150多年来才一直兴旺不衰。如果没有发明防腐,殡葬人说不定还在一边卖棺材,一边给人拔牙呢。

那么,我们为何会如此推崇防腐,以至于把阿基诺伯伯装点得不伦不类,像个道具似的躺在棺材里?我们为何理所应当地认为防腐属于标准程序,而没有询问有关部门是否需要给克里夫做防腐处理?19 世纪末,殡葬人认识到他们的专业性需要由尸体呈现。尸体有可能而且也确实成了一种产品。

在殡葬业发展的早期,人们之所以觉得傻瓜都能当殡葬人,是因为这一行没有什么国家统一资格认证或标准。所谓的“专家”从一个镇子来到另一个镇子,教授为期3天的防腐课,课程通常以“专家”推销自己代言的防腐剂告终。

但短短几十年间,防腐师改头换面,彻底摆脱掉小商贩的嘴脸。防腐剂生产商将防腐师塑造成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技术人才——既关注公共卫生,还懂得审美,经过他们处理的尸体漂亮得可供人欣赏。他们大肆宣传这种形象,仿佛科学和艺术终于在这个领域完美地合二为一。类似的广告铺天盖地,刊登在诸如《裹尸布》《西方殡葬师》《光明》等业内刊物上。

掌握了防腐技术的新派殡葬师开始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他们的技能可以保护公众远离疾病的侵害,他们的美学可以给死者家属留下“最美的回忆”。是的,他们靠死人发财,但医生不是也一样吗?难道防腐师就该白白干活儿吗?当然,在没有防腐师的情况下,几百年前的人也能在家把尸体处理得妥妥的——这个暂且不谈。防腐技术像个神奇秘方,要是没有它,再专业的人也称不上专业。

每一种文化都有处理遗体的独特手段,不仅令外行人吃惊不已,也对我们自己的“意义之网”有所挑战——瓦里人烧烤自己的族人,我们用针管捅别人的内脏,但是瓦里人的所作所为与布鲁斯(书中人物,作者的同事)对克里夫的做法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瓦里人的信仰要求肉身必须彻底消失,而我们北美人给死者防腐,但并不信奉防腐本身。防腐不是一种仪式,不能给我们带来内心平和,但能让我们挣900美元。

日本电影《入殓师》剧照

传统殡葬业剥夺了我们和死亡的真实互动

格兰代尔在洛杉矶北边,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城市:拥有全美最多的亚美尼亚人口、“31种美国口味冰激凌”的故乡、世界上最知名墓园“森林草坪”的所在地。“森林草坪”不只是个公墓,而且还是一座“纪念公园”,宽广起伏的丘陵上没有一块竖碑,不少好莱坞明星都长眠于此。

“森林草坪”公墓建立于1906年。1917年,一位名叫休伯特·伊顿的商人担任新一任总经理。此人对单调乏味的欧式葬礼恨之入骨,立志打造一个新颖、乐观的美式“纪念公园”,彻底向老派墓园宣战。伊顿用刻着有关死者信息的石板,取代了立式墓碑,因为“穿行在墓碑中间实属扫兴”。他把“森林草坪”变成艺术的乐园,竖立起无数座大理石雕像,并称其为“不说话的墓地推销员”。

伊顿是第一个倡导乐观主义的墓园老板,以“消除一切悲伤”为己任。“森林草坪”引发了一股美化死亡的风潮,备受全美殡葬业欢迎。死亡成了“与生者的告别”,尸体被称为“逝去的挚爱”“遗体”或“某某先生”,而这位“挚爱”经过防腐和化妆等悉心的照料后,就要独自一人“沉眠”在华丽的哀悼室里,等待入土。

1959年的一期《时代周刊》称“森林草坪”公墓为“迪士尼死亡乐园”,还称伊顿每天早上都领着员工祷告,提醒他们“推销的是不朽”。当然,并不是谁都能买到不朽。我们从文章里得知,他们遗憾地拒绝了黑人和中国人的购买意愿。

激进的死亡唯美主义理念令“森林草坪”公墓名声大噪,但也遭到了美国作家伊夫林·沃的大肆嘲讽。沃在《亲者》书中写道,伊顿麾下的防腐师团队把每一具送至“森林草坪”的尸体“泡入防腐剂里腌,浓妆艳抹似妖娼,肤色暗红不会烂,能存大约100年”。

由于“森林草坪”公墓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成为殡葬业的辉煌时代。美国内战后的90年里,殡葬人设法改变了公众对这份职业的看法。一开始他们不得不靠给人做棺材增加额外收入,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化学技术一流的高级人才,打着“改善公共卫生”的旗号给尸体防腐,把光鲜亮丽的防腐成果展示给潜在客户。战后经济繁荣,人们出手阔绰,有实力和别人攀比葬礼的奢华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全美的火化率低得令人咋舌,只有3%到4%,如果死者家属认为,一个由凯迪拉克式窄型棺材、华丽的花艺和防腐后的尸体打造的精致葬礼让他们看起来特有面子,那还要火化做什么呢?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枕在柔软的垫子上,身穿薄料做成的寿衣,头上顶着蓬松的发型,以艺术品之姿入土为安。这种庸俗的品位无疑迎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流审美,就像宗教学教授、美国殡葬业学者斯蒂芬·普罗特劳说的,“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花里胡哨的年代”。

这股“花里胡哨”的风潮没有持续太久。20世纪60年代,美国消费者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殡仪馆虚高的价格坑惨了。在公众看来,殡仪馆不再是庄严与正派的代表,殡葬人变成了一群无耻之徒,靠丧事大发横财,占透了死者家属的便宜。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反对殡葬业现状的运动,领军人物当属一位名叫杰西卡·米特福德的女人。

1963年,米特福德写了一本名叫《美国式死亡》的书,对殡葬承办人大加抨击。作为一名信心十足的共产主义者,米特福德相信殡葬人是一群贪得无厌的资本家,“跟美国公众玩了一个巨大、残忍、昂贵的恶作剧”。《美国式死亡》一跃成为畅销书,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数周。此书反响极其热烈,米特福德收到几千封读者来信,这些人全都认为自己是殡葬业的受害者。她发现基督教神职人员成了自己最坚定的盟友,因为在他们看来,奢靡豪华的葬礼属于“异教徒行为”。

为了抗议“森林草坪”公墓和其同类推行的价值观,米特福德宣布自己死后不会举办传统的豪华葬礼,而是选择经济实惠的火葬。1963年可谓火葬之年。这一年,《美国式死亡》一书出版,教皇保罗六世推翻了天主教徒不得使用火葬的禁令,两者联手将美国推向了火葬的潮流。《美国式死亡》刚推出时,大多数美国人还是选择把防腐后的尸体土葬。但在此书出版的数年内,火化率逐年增高。社会学家认为,未来10年内,全美大约一半人口会选择火葬。

米特福德于1996年去世,她的丈夫帮她实现了遗愿,将她的遗体直接火化——没有乱七八糟的装饰,没有仪式,没有家人到场,只花了475美元。她的骨灰装在一次性塑料骨灰盒里。正像米特福德说的,直接火化确实是一个明智、实惠的选择。殡葬业的老家伙们把直接火化叫“烧烤乐”或者“快速处理”。他们痛恨米特福德做的一切,她的死终于给了他们取笑她的机会。

我和米特福德一样,不认同以前过分讲究排场的传统葬礼,也不觉得永久性防腐有什么必要,虽然布鲁斯公开表明自己是防腐艺术的铁杆拥护者。米特福德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果敢,她揭开了防腐技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秘密”,告诉世人一般每一具尸体都“要在短时间内喷洗、切片、穿孔、浸泡、固定、理发、剃须、上蜡、化妆、点缀、穿衣——从一具普通的尸体变为‘美丽的记忆’”。

但是,随着我在西风(美国的一家火葬场,作者工作6年的地方)工作的时间越久,就越不赞同米特福德的看法。我感觉自己好像背叛了她,毕竟在倡导可替代性葬礼方面,她是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是为消费者谋权益的改革者。只是,如果尸体防腐和豪华葬礼糟糕透顶,那她所谓的廉价、简单的葬礼就一定好吗?

我发现基于快速处理的殡葬文化有些令人不安。虽然西风还提供防腐和土葬服务,但是大部分业务来自快速处理,即费用不超过1000美元的火化。火葬预约和在线服务联手米特福德,坚决要把殡葬人赶出殡葬业。

我有一本1998年再版的《美国式死亡》,封面上的米特福德坐在一座地上陵墓的过道里。她穿着一身舒适的套装,手拿一个配套的拎包,一脸不荀言笑,活像真人秀《超级保姆》里那个严肃女人的中年版。

American Way of Death

米特福德的英伦气质在其笔下凸显得淋漓尽致。她以自己故乡的传统为荣,所谓“传统”指的就是尽可能减少与尸体的接触。在美国和加拿大,瞻仰防腐后的尸体已然成为一种文化习俗,但是英国人(至少米特福德和她的上流社会友人)根本不允许尸体出现。很难说两种做法哪个更糟。

英国人类学家乔弗里·戈尔把英国当代殡葬习俗和色情文化做了比较。维多利亚时代将性和性欲视作文化禁忌,当代世界把死亡和临终当作忌讳的话题:“我们的曾曾祖父还是孩子时,家长告诉他们婴儿都是从醋栗丛或者垃圾堆里捡来的,而我们则很有可能跟孩子说,那些死去的人有的变成了花,有的躺在美丽的花园中休息。”

戈尔指出,由疾病和衰老造成的“自然死亡”在20世纪逐渐被“暴力死亡”取代——战争、集中营、车祸、核武器。如果说美式乐观主义掀起了用化妆品和化学试剂美化尸体的风潮,那么英式悲观主义则彻底把尸体和丧葬仪式从文明社会中抹去。

《美国式死亡》的前言里,有两处内容令我颇为震惊。首先,米特福德声明此书“不会涉及古怪的印第安丧葬习俗,尽管有些部落仍然沿用至今”。顺便说一句,这些习俗离古怪还差得远呢。美洲原住民的葬礼方式极为丰富,例如达科他州的苏族人搭起一座6到8英尺高的木质平台把尸体放在上面让其自然腐烂,并举行繁复的仪式悼念死者。其次,米特福德否认殡葬业之所以畸形发展,美国公众也负有一定责任。她自信地写道:“根据现有的证据,我没法怪罪大众。”

与米特福德不同,我认为公众的确有错。对此,我确信不疑。

凯特琳·道蒂

《美国式死亡》向读者保证,没有比痛恨死亡再正常不过的了:你当然希望越早完事越好,没人愿意在殡仪馆逗留;你当然不会四处打听哪个殡葬人“口碑最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变态;你当然不知道殡仪馆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营。米特福德用抚慰性的口吻,告诉我们否定死亡不仅合理,而且本应如此。

米特福德对殡葬人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是一群商人。但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他们的本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殡仪馆是民营企业,是要赚钱的。说起销售指标和额外任务,殡葬企业的员工不愁没苦水可倒。

毫无疑问,美国殡葬业需要改变,但米特福德给出的意见只会导致两败俱伤。她点亮了希望的火柴,却向身后一扔,自己拍拍屁股走了。一大批信徒追随着她的脚步,愤怒地要求殡葬业提供廉价的葬礼服务。

在《美国式死亡》一书中,杰西卡·米特福德力图改善的并不是我们和死亡的关系,而是我们和价格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殡葬业愚弄了大众,靠的不是高价,而是死亡。殡葬业剥夺了我们和死亡的真实互动,让我们失去了面对自身死亡的机会,虽然米特福德出于好意,但是直接火化只能让情况更糟。

美剧《六尺之下》第五季剧照

我们多么惧怕自己的腐烂

人们误以为“土葬”就是直接把尸体埋进土里,直接为僵尸世界大战埋下了隐患。迈克尔·杰克逊那首《战栗》的音乐录影带上,土里伸出一只腐烂的手,接着整个死尸从坟中一跃而出。这种土葬方式确实有过,但发达世界已经不流行这么做了。

如今,尸体首先经过防腐处理,入棺材中封好,然后置于混凝土或金属材质的地下墓穴,尸体被不同的人造物层层包裹起来,完全与地面上的世界隔离开来。最后再在坟上立一块石碑,好似点缀在圣代冰激凌上的樱桃,拒绝承认死亡的存在。

没有法律规定必须使用墓穴和棺材,墓园自己定的规矩而已。墓穴的作用在于把尸体和土壤隔开,美化地面景观时可以更统一、更节约成本。作为一项增值服务,墓穴还能靠个性化设计提高价格。人造大理石?青铜?家属朋友们,请随意挑选。

作家兼环保主义者爱德华阿比去世后,他的朋友们不忍将其安葬在传统墓园,于是把他的尸体偷出来装入睡袋后塞进卡车后备厢,一路驶向亚利桑那州的卡贝萨·普里埃塔沙漠。他们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开了许久,一直到公路尽头才停车,就地给阿比的尸体挖了个坑。他们在路旁的石头上刻下阿比的名字,还往坟上浇威士忌。这种悼念方式非常契合阿比的理念,他一生都在警告人们,远离自然必将带来危害。他说过:“如果我的尸体能够滋养杜松树的树根,能够强壮秃鹫的羽翼,这足以成为我的不朽,其他任何人也应如此。”

凭借自然的力量,人类的尸体在土地里腐烂、分解、断裂,最后融入大地母亲的深处,回归尘土。我们却用防腐技术和厚重的棺材中断了这个过程,绝望地想要阻止这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多么惧怕自己腐烂。殡葬业打着让尸体看起来“自然”的名义,大肆推销棺材和防腐技术。这种死亡习俗,其自然程度不亚于训练棕熊或大象等大型动物穿着小外套跳舞,以及在环境恶劣的美国沙漠建起仿造的埃菲尔铁塔与威尼斯运河。

对人体腐败的厌恶并非贯穿于西方文化。事实上,我们和腐烂一度有过甚是亲密的关系。在基督教早期阶段,基督教还是一个艰难求生的小型犹太教派。信奉新救世主的人们面临严酷的迫害,有时还会因自己的信仰而送命。这些殉道者的下场着实可怕,砍头、石刑、剥皮、绞刑、十字架刑,有的被丢进滚烫的油锅,有的被送去喂了狮子等等。他们得到的报答就是直接升入天堂,没有炼狱,没有审判日,直达上帝的国度。

到了中世纪,这些殉道者兼圣徒成了明星。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合法,殉道者的尸体立刻成为热门景点。如果你的教堂有一具知名圣徒的遗体——哪怕只有一颗心脏、一块骨头或一小瓶鲜血——崇拜者都会蜂拥而至。人们相信圣徒的灵魂徘徊在遗体周围,赐予前来致敬的信徒以奇迹和圣洁。

随着基督教愈发壮大,越来越多的教徒要求把自己埋在教堂里面或四周,只为一沾圣徒的“仙气”。这种土葬方式在帝国内迅速蔓延,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一直到现在的英国和法国,整个城镇都是围绕这些教堂和尸体建立的。

教堂忙着供应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当然是为了挣钱。富得流油的权贵之人大都选择离圣徒最近的位置。但凡有个能装下人的大坑,里面就肯定有一具尸体。毫不夸张地说,教堂里到处都埋着死人。半圆形后殿的附近和入口处的门厅是最佳位置。除此以外,其他位置均免费提供:楼梯地板下面、屋顶上或屋槍下,甚至砌进墙里。你去祷告的时候,教堂墙里的尸体说不定比教区居民的数量还多。

由于没有制冷设备,教堂在炎热的夏季里肯定臭气熏天地超乎想象。意大利医学家伯纳迪诺·拉马齐尼曾抱怨道:“教堂里埋了太多的人,尸体经常暴露在外,这可恶的味道定是来自他们。不管教堂点燃了多少熏香、没药和其他香料以驱散恶臭,这股瘴气显然对活人极其有害。”

如果你没钱没势,不能在教堂里得到一块安息之地,那么可以考虑一下后院。有的尸坑约30英尺深,埋了1500具尸体。这个习俗完全颠覆了中世纪前期罗马人和犹太人的信仰,他们认为死尸是不洁净的,应埋在远离城镇的郊区。教堂后院在中世纪时期演变为墓地,墓地因此不再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而是成为城镇生活的中心,成为社交和经商的核心地带。

商贩向来往的人们兜售啤酒和葡萄酒,建起公共火炉制作新鲜面包。年轻的情侣们在暮色中漫步,还有人向聚集的人群演讲。1231年,鲁昂委员会禁止公众在墓地和教堂跳舞,违反者一律逐出教会。看来人们没少找乐子,不然怎么能出台如此严格的禁令呢?就这样,生者和亡者和谐地生活在墓地里。

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雷兹在其精彩绝伦的著作《死亡面前的人类》中,全面研究了1000年来西方的死亡文化。他声称:“从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亡者不再带来任何恐惧。”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就算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人惧怕死亡,他们也能想办法克服,因为与圣徒相伴所得到的荣耀相比,死人不体面的模样和味道已经不重要了。

人体腐败不过是死亡的又一个真相,通过必要的视觉(和嗅觉)感官提醒我们,肉体很脆弱,在宇宙中转瞬即逝。保持这样的警觉是有益的,而且亲眼所见人体腐败的模样,也会带来非凡的启发。自古以来,佛教僧人就通过观想腐尸,以达到远离肉欲、永久抑制自己欲望的目的。冥想的内容主要是尸体在不同腐烂阶段的不同相貌:膨相,坏相,血涂相,脓烂相,青相,噉相,散相,骨相,烧相。

除了内在的冥想,僧人也会前往乱坟岗观想真正的腐尸。没有比长期直面腐尸更能消除对死尸的恐惧了。如果腐尸彻底从文化中消失(现在已经消失了),但我们又需要这些腐尸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是的,我们需要),那么完全摆脱了腐尸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无须假设: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一个否定死亡的文化。

否定死亡的形式有很多种。我们痴迷于永葆青春,着了魔似的购买护肤品,把化学成分往脸上涂,还尝试排毒养生法,因为商家不停告诉我们自然衰老是多么可怕。用来制造抗衰老产品的投入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殊不知每年约有31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饥饿。我们的科技和建筑也在加深这一否定,不断制造假象:比起马路上撞死的动物,我们和线条流畅的苹果电脑更有共同点。

要想打破这一循环,避免使用防腐技术、棺材、厚实的墓穴,就要选择绿色或自然土葬。现在只有几家墓园提供这种服务,但随着社会需求的日渐增长,这种方式愈发流行。除去偷尸体和沙漠大逃亡这两个环节,爱德华·阿比的遗体就是典型的自然土葬。遗体用可降解的裹尸布包好理入土中,坟前摆上一块石头做标记。遗体快速腐烂把原子重新释放回宇宙,创造新的生命自然土葬不仅是目前最环保的做法,而且能减轻人们对腐败的恐惧,降低失控的风险,可谓一举两得。选择自然殡葬意味着向他人宣布:“我知道,自己由无数的有机物组合而成,对此我无能为力,但我要庆祝一番。腐烂万岁!”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整合自《好好告别》一书中不同章节,较原文内容有所改动。

作者:凯特琳·道蒂;整合:杨司奇

编辑:张进;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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