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社广州1月27日电（记者王浩明）近年来，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长迅速，从2013年的不足1.5平方米提高到2020年的2.2平方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逐年增加，但人民群众日常的运动场地需求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满足，这与占比达到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小学校体育场地未能得到有效对外开放有直接关系。2017年以来，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文件，各地纷纷大力推进学校体育场地余暇时间对社区开放，但仍面临安全、资金和管理三大难题。
2021年初以来，深圳市以政协提案为契机，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动下，以区为单位、引入大型国企、建立统一平台，实现学校体育场地规模化对外开放和运营的“破局”，其经验或值得借鉴。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小学羽毛球馆向市民开放。
中小学校体育场地放学后“沉睡”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体育场地、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2013年的1.46平方米提高到2020年的2.2平方米。但群众“家门口”的体育场地仍然不足，获得感与数字的增长不成正比。
以群众基础较好的羽毛球为例，每逢夜间和周末，广州、深圳等地的羽毛球场地“一场难求”，羽毛球场地在夜间的收费普遍在80元每小时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20元每小时。此外，游泳、网球等群众喜爱的体育项目场馆场地供应也较为缺乏。
与此同时，占体育场地总量超过三分之一的学校体育场地在夜间和周末却处于“沉睡”状态。根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教育系统的体育场地数量占比达38%，面积占比则达到53%，而这其中，中小学就占到了超过46%。
而中小学的体育场地，又往往位于人口较为聚集的社区，是群众“家门口”、下楼就能锻炼的场地。
2017年3月，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提出“以政府为主导、以学校为主体，加强部门协作，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加快推动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政策体系”。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有“三座大山”
记者调研了解到，虽然全国各地均在推进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但多数地区仍然难以形成规模化、常态化和制度化开放，最近三年，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也屡屡成为全国和地方政协提案的热词。
2021年1月，教育部在回复网民提问时说：“当前学校体育场馆的教学属性和社会健身要求不相匹配；学校体育场馆设施的资源不足、使用效益不高；学校体育教学时间和社会开放时间存在一定冲突；服务运行的营利性和公益性难以平衡以及责任认定难以区分；社会公共体育场馆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2020年9月17日，广州市第十中学学生们在“空中球场”训练（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虽然近年来多地在学校体育场地余暇时间开放中取得一些成果，但面临的“安全、资金、管理”三大难题仍然未能得到有效破解。
一是校长的“无限安全责任”。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的关键人物在于学校校长，而其最大的阻力也来源于校长。究其原因，是面对校园安全的“无限责任”，难免产生顾虑。
“安全责任重大，其实当了校长，每天都是如履薄冰，这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但如果在学校运营时间之外，再让我们承担责任，说实话我们不是不敢承担，而是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无限责任，我们不知道开放会带来什么风险。”一位校长说。
二是开放所需资金以财政补贴为主，加重财政负担，难以持久。记者了解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体育场地开放试点中，多是地方政府提供资金补贴，一年少则数十万，多则上千万。
记者了解到，北方某市仅2019年在学校体育场地开放上的投入就达到了2000万元，而平均每个学校不到10万元的经费，在实际运行中又显得捉襟见肘。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谭建湘认为，单纯依靠政府的投入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难以持久。“有些地区为了完成试点任务开放了，以后觉得钱花不起了，很有可能难以为继就关掉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投入，需要探索社会资源介入的新途径和新方式。”
三是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委托运营乱象多。部分学校由学校自行运营管理，由于资金和招聘等方面的限制，运营普遍不尽如人意，有校长向记者诉苦“学校放了学比上课时事情还多”。而委托第三方公司运营的学校同样遇到不少烦恼。南方一所学校2019年与一家私营管理公司签约，委托其运营学校的体育场馆，在两个月前突然“跑路”，有人投诉才知道这家公司背地里预收了很多场地费。
深圳的关键三招
福田区的新洲小学位于居民楼密集的社区中央，从很多居民楼上就可以看到学校的操场。过去，在学校放学后，体育场一把大锁“伺候”，让很多居民只能“望场兴叹”。
2021年8月，新洲小学的体育场地从沉睡中醒来了——体育场和体育馆上线福田区“一网统管、一键预约”平台，深圳市体育中心派出了“驻场团队”，在教学区与场地开放区“硬隔离”的基础上，居民实名登记预约并验证后入场。
“以前打球都要开车到半小时之外的场馆，现在走路十分钟就可以打球，幸福感简直爆棚。”一名在新洲小学羽毛球场锻炼的市民说。
福田区石厦中学体育场馆开放。
福田区作为深圳的行政中心，人多地少，新建体育场地场馆难度较大，而该区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数量占到总量的36.6%，位置靠近社区，非常方便居民就近锻炼。怎样盘活这占比三分之一的存量呢？
2021年初，深圳市两会期间，深圳市政协体育界别在集体提案中提出，建议以区为单位，将没有学生寄宿的学校的体育场馆集中起来，由属地的区教育部门按照规范要求，引入大型专业化场馆运营企业进行管理运营，收费开放的收益反哺免费开放时段的成本，减少财政投入。
此后，在深圳市政府、教育和体育等部门的推动下，选定福田区和南山区作为校园体育场地开放试点，2021年8月7日，福田区预约平台率先上线，截至2022年1月20日，共有69所学校的232片场地向公众开放，超过15万人走进家门口的学校场馆，总开放时长超过27万小时。
如何搬走“安全”“资金”“运营”这三座大山？深圳用了关键三招。
一是引入实力运营方，建立统一平台，实现安全责任“一分为三”——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深圳通过引入有实力的专业运营国企，将学校场地设施对外开放的安全责任分解为属地方、运营方和保险方，将无限而模糊的“1”，切分为明确而有限的“3”，学校仅负属地管理的安全责任，从而大大减轻了校方对于无限安全责任的担忧。
“之前确实有顾虑，因为只要在学校地盘，最终责任就是校长的，现在运营中的安全责任在运营方，另外还有公众责任险分担一部分，作为校长的责任是做好属地安全的管理，非常明确。”深圳市福田区福强小学校长柯坚林说。
记者了解到，负责福田区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的运营管理方深圳市体育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运营能力和专业背景受到了政府部门和学校的普遍认可。
“我们学校如果自己开放，服务能力和水平肯定不够，体育中心的管理团队进来，专业运营管理能力水平上去了，第一天来我们就说，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福田区石厦学校校长姚强说。
此外，福田区政府搭建了“一网统管、一键预约”全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在实名认证用户注册基础上，以“提前预约+信用积分”的模式，解决了入校人群的前置管理问题，从源头上保障了开放的安全有序。
2020年8月13日，市民在深圳市中心公园使用智能竞赛车锻炼。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二是以深度运营反哺公益开放，解决长效资金问题。在不少地区的学校体育场地开放试点中，都采用了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方式，虽然解决了运营的资金，但长此以往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
谭建湘认为，如果要实现学校体育场地长期和健康开放，依靠专业运营管理公司承担开放运营，企业需要持续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因此需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政府不能要求企业一直做公益，而是处理好前期投入与后期平衡的关系，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可预期的稳定造血功能，从而实现收支平衡。”他说。
事实上，相比简单的场馆运营收费，企业普遍更看重的是“积累用户”和“深度运营”带来的收益和未来拓展的可能性，因此愿意在前期承担一定的净投入。
深圳市体育中心副总经理依昆介绍，深圳市体育中心介入学校体育场地运营后，半年投入了约150万元。“由于前期设施改造和运营管理团队的人力投入，短期内会有一定的亏损，但通过前期运营，也为以后长期的运营平衡提供了经验，在场地管理和运营之外，我们会逐步扩大让学校体育场地设施为学生课后活动和周边社区居民体育休闲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新模式，最终实现学校、社会和企业的三赢。”依昆说。
2018年10月14日，2018深圳市青少年铁人三项赛在深圳市松岗体育中心举行。新华社记者黄国保摄
依昆介绍，目前深圳体育中心正在与体育、教育部门和学校一起，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全民体质监测进入学校，丰富学校的课后体育兴趣班和第二课堂，指导学生科学运动，协助学校实现确保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的目标。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参与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运营，下一步将会同多部门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评价机制，开放给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建立起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的规范制度。
三是把学校体育场地开放作为社区治理的抓手，实现学校与社区亲密良性互动。
福田区石厦学校位于市中心区域，占地面积有限，随着在校生的增长学校的运动空间明显不足。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将附近一块公共绿地改造成为学校操场，在夜间和周末免费开放给社区群众。既解决了用地问题，也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家门口的运动场所。
“居民能够在晚上和周末走进学校运动，让社区和学校的关系更加亲近，很多社区居民对学校也有了‘主人翁’的感觉，更加关心学校的发展，很多家长主动要来学校当志愿者。”石厦学校校长姚强说。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在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助力全民健康、拓展体育消费新空间乃至社区治理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希望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能够探索出全新的模式，为全国所借鉴。”谭建湘说。
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3月15日电 2021年“3·15”晚会没有“迟到”，晚会揭露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消费陷阱？你被套路了吗？快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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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1
——人脸识别滥用，科勒卫浴、宝马看“脸”下菜碟
在全国多地20多家装有人脸识别系统的商户，人脸识别信息均被偷偷获取，没有一个商家明确告知，征得同意更是无从谈起。科勒卫浴、宝马、Max Mara均在列。
科勒卫浴也在全国上千家门店安装了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消费者只要进了其中一家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会被摄像头抓取并自动生成编号，以后顾客再去哪家店，去了几次，科勒卫浴都会知道。
报道称，除了苏州万店掌公司，悠络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雅量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深圳瑞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同样为不少商家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苏州万店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薛经理称，他们平台目前拥有的人脸数据量已经上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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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2
——前程无忧、智联、猎聘网等简历流向黑市
在智联招聘上，企业账户只要交钱办理会员，就可以不受数量限制下载包含姓名、电话及邮箱地址等关键信息的完整简历。还有人在兜售智联招聘的企业账户。企业账户的注册，伪造的资质申请也可以通过。
类似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智联招聘。前程无忧和猎聘网上，企业账户只需支付费用，便可以下载到求职者的完整简历，对企业账户同样存在管理漏洞。
犯罪分子一方面通过企业账户获取简历；另一方面通过QQ群，批量购买简历。在一个名叫“58智联粉”的QQ群里，央视记者向一位买家支付7元，便买到了一份智联招聘上求职者简历。警方在其中一个嫌疑人的一块硬盘当中，存储的这种公民简历数量就有700多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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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3
——手机越“优化”越卡，还偷你的个人信息
不断“提醒、下载、清理”，同样路径接力重复，手机上接着又安装了“智能清理大师”和“手机管家PRO”。这些“安全提示”越清理越多，手机越用越慢。
测试人员发现，“手机管家PRO”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清理手机垃圾，背地里实则在不断偷偷大量获取手机里的信息。这些数据信息对老人们进行用户画像，给他们被打上“容易被误导和诱导”的群体标签。于是，各种低俗、劣质，甚至带有欺骗套路的广告和内容就会源源不断地推送到老人的手机上，使得一些老年人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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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4
——UC、360花钱就能随便上医疗广告
在UC浏览器上搜索“减肥”“降血糖”等关键词，搜索结果的前几条都是网友分享治好疾病经历，下方标注着广告字样。
只提供了一个微信号和产品类型，代理公司很快就制作出一篇内容为减肥、降血糖的自述广告和一篇有问必答、快速问医师的专家答疑广告。专家子虚乌有，疗效神乎其神，评论也是事先写好的，就连点赞数量也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设定。
交了钱就能上，记者在UC浏览器和360搜索上进行搜索，果然找到了代理公司制作的这两则虚假广告。
360上海广告总代理经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称：“在网站里面不能有任何品牌。把微信推给人去聊聊，聊完之后卖产品。”对于这样的广告违规不少代理公司心知肚明。就算对方没有资质，广告也能投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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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5
——河北养羊大县饲养过程添加瘦肉精
青县是河北省一个重要的养羊基地，每年大约出栏70万只羊。调查发现，这里的羊在饲养过程中添加了瘦肉精。记者在屠宰场对羊肉进行了瘦肉精快速检测条检测，结果呈阳性。
“瘦肉精”会在动物组织内形成残留，消费者食用后直接危害?体健康。我国在2002年就已经严禁瘦肉精作为兽药和饲料添加剂。
青县一名饲料推销员称，加瘦肉精这种事“差不多有十年了”。有贩羊的经纪人称，加了瘦肉精的羊“一只多卖五六十元”。当地人在运输过程中，一般会在运羊车上装载几只没喂过瘦肉精的羊应付检查。
青县相关部门一直在严查违规添加瘦肉精行为，但是养殖户说他们都有各种渠道得到消息提前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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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6
——“瘦身”钢筋被卖到东莞、潮州、揭阳等
央视记者对其中一辆送废旧钢筋的货车进行了跟踪，发现这些废旧钢筋都被送进了揭阳一个隐蔽的工厂，半个小时后，出来的货车则装载满了崭新的钢筋。“新钢筋”除了打着商标，还打着4E 12的标志，标志钢筋产品合格，且达到国家颁布的“抗震”标准。
然而，记者将该厂生产的12mm螺纹钢送去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结果显示，重量和直径均未达到国家标准要求，是典型的“瘦身”钢筋。“瘦身”钢筋会影响工程质量，国家严惩“瘦身”钢筋等违法行为。
工厂负责人表示，都是用废旧钢筋加工成的。每晚大概能生产约100吨。照此计算，该加工厂一年可以翻新旧钢筋3万多吨。调查发现这些“瘦身”钢筋已被卖到了东莞、潮州、揭阳等多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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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7
——手表原封不动躺一夜，几千维修费就到手
手表受磁是机械表常见的故障，直观体现就是走时不准。国家钟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工程师称：“受磁手表正常维修只需要消磁仪进行退磁就可以”，通常耗时仅一两分钟。
在长沙国金中心21层名表客户服务中心维修的两块只有消磁故障的手表，在国家钟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工程师检验后发现“手表机芯并未拆解过，所谓的清洗保养更换零件也没有做过”，就这样手表简单消个磁，原封不动在店里躺了一夜，2390元修理费轻松到账，好一出空手套白狼。同样的修理过程在圳京基100大厦27层的名表维修中心等其他维修中心上演。
而在广州万菱国际中心7层名表维修中心，记者的遭遇更诡异：维修人员打开表盖，一个使劲的动作后，手表开始发出异响，真正产生了严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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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8
——福特汽车设计缺陷导致变速箱生锈
有不少福特车主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有涉水的车辆，变速箱却进水了，锈迹斑斑发生故障。4S店的维修人员称是进水导致的变速箱生锈。让消费者自费维修。
4S店维修人员称，集雨板有一个洞，如果不堵的话，水会从这里往这往下滴，会滴在变速箱和发动机对接的地方。4S店让车主自费维修变速箱的同时，悄悄补上了集雨板上的漏点。针对这个设计缺陷，早在2020年3月份，厂家就有了解决方案。
这名4S店工作人员称，福特厂家给他们下达的解决方案属于内部通告。明明是设计缺陷，各地的4S店竟不约而同把责任全推到了车主身上。按照长安福特的解决方案，出现相应故障的车辆在维修时会悄悄进行补救，但还在正常使用车辆的车主，并不知道车辆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
制图：中新网王伊萌 赵晓倩
曝光9
——英菲尼迪故障频出，强迫消费者签“封口协议”
越来越多的英菲尼迪车主发现自己的车出现了问题：车辆异响、油门失灵、刹车失灵。车主直呼：“特别恐怖”。
在一个500人的车友群中，就有200多人的车出现了故障。对此，厂家给出的方案就是更换变速箱，然而这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不少人更换了两三次变速箱却问题依旧。
有消费者第四次更换变速箱时，4S店告知：因为出了质保期，需要车主自己承担145000元的更换费用。
调查发现，4S店工作人员说最多给某车主延长保修期十年，但是要求车主和4S店签订一份协议，这份协议会对车主进行一些限制，且这个协议并不针对所有车主，更多的车主还被蒙在鼓里。延保期限取决于车主维权的力度。
以上就是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你碰到了吗？
【纠错】【责任编辑:王琳 】
月，康乐桥又迎来了一年中最拥挤的时候。
“这是广州人气最旺的一座桥。”初来乍到的江小禾站在康乐桥头，身旁领她入行的同乡大姐边走边对她说。她却将信将疑：偌大一个广州，“人气最旺”的竟然不是那些横跨珠江的大桥，而是眼前这座只有两车道宽、十几米长的不起眼的小桥？
然而，就像每个刚从湖北老家来到康乐村的同乡一样，不到半天，江小禾就打心眼里认同了这个说法。
这里是广州著名的“制衣村”。在城中村老旧的握手楼之间，街巷蜿蜒，大大小小的制衣厂遍布其间，向外探出五颜六色的招牌和横七竖八的电线。窄窄的街面上，人头攒动。拉货的电动车和破旧面包车急促地按着喇叭，在人流中艰难穿行。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载着几米高垃圾的三轮车汇入其中，它们负责运输这里每天产生的数十吨废料。城中村的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城管不得不手拉手将人群向两边驱赶，他们手里的喇叭在发出尖厉的“嘀嘀”声后，循环播放着：“招工靠两边，别挡路中间！招工靠两边，别挡路中间！”
制衣村的主干道被堵得水泄不通。雷册渊 摄
载着几米高垃圾的三轮车，它们要负责运输每天产生的数十吨生产废料。雷册渊 摄
康乐村与其东西相邻的鹭江村、五凤村一带，在广州服装业界曾名噪一时。目前，国内一半以上的中低端服装成衣仍产于此。这里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的奋斗多艰，也孕育了许多苦尽甘来的创业神话。而最近让这里备受关注的，是江小禾眼前所见的、足以让她这样的外来者惊诧的奇观——以康乐桥为起点，向东延伸的近两公里的道路两旁，制衣厂的老板们密密麻麻地排队等着被工人挑选，工人们则来来回回、讨价还价、反复掂量。
近一个月来，这样的招工景象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广泛传播，“广州制衣厂日薪700元，月薪上万元却招不到工人”的新闻更是登上了微博热搜。
然而，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明白，奇观背后，不仅有广州乃至珠三角服装产业的兴衰变迁，更有行业转型、旧城改造、新型用工方式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传统制造业的竞争、选择和觉醒。
“招个工人比找女朋友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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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刚过，康乐村已经热闹起来。制衣厂的老板们或是负责招工的工人们纷纷推开厂房大门，从街巷深处拥到主干道上，并排站着。他们手里拎着自家的样衣，T恤、卫衣、雪纺衫、牛仔裤，或是一些花边、拉链……有的人会举一张小纸板，上面写着“电剪”“四线”“大烫”“尾部”等招聘的工种名称。更多的人则连纸板都省去了，与往来者的三言两语之间，他们便能明了彼此的需要，比如每件工钱多少，总共多少件，能干几天……
站街排队等着被工人挑选的老板。雷册渊 摄
熟门熟路的打工人边走边看，不时停下脚步，拿起老板手里的样衣仔细端详。衣服的布料、样式，甚至有几条缝线、几组花边、几个衣兜，都是他们要反复考量的，因为这些决定了做工的难易程度，也决定了每件衣服的耗时和工费。每个人都在心里快速盘算着，自己干一天能赚多少钱。一旦有更高收益的工作，他们很快就会转投下家。
53岁的老刘已经在这里站了快一个月了。与别人不同，他将一块显眼的大红色广告牌竖在地上，斗大的“诚招”二字下面写着颇具吸引力的招聘条件：“本厂500平方米、主要生产女装上衣，因生产需要，特招能吃苦耐劳、有共同目标的精英加盟。”其中指导工每月薪酬1万元以上，电剪8000元以上，此外还招车位、尾部、质检、大烫等工人，薪酬最低也有五六千元，并且包吃包住。然而，即便开出高薪，招聘的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
“从正月初九到现在就招到两个人，还不一定能留得住。”老刘愁容满面，他的制衣厂年后上工率只有60%，无法满负荷生产，“现在是活多工人少，工人选择多，老板就得求着工人。”
又是无功而返的一天，老刘只能拎着招聘广告回家。雷册渊 摄
面临困境的不止老刘一家。恰逢节后赶制服装的旺季，说到招工难，几乎每个制衣厂的老板都有一肚子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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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四五百块一天就能招到工人，今年日薪已经开到500块以上了，还是没有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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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一件风衣的工费最多20块钱，现在已经27块了，怎么还没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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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人们通过样衣仔细考量工序的难易程度，进而与招工者讨价还价。雷册渊 摄
在全国牛仔服饰生产中举足轻重的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招聘者站街被工人挑选的场景也在上演。一家牛仔服装生产企业的招聘负责人花了一整个星期都没能招到一个合适的工人，站在街边嘬着烟头连声抱怨：“这年头，招个工人比找女朋友还难！”
工人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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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招工难并非今年才出现的新鲜事。
广州银创服饰的老板胡涛说：“当年我进工厂时，要托熟人介绍，要交保证金，孝敬老师傅的烟、酒都不能少，因为那时要找一个打工的机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最近十年，情况完全反过来了，‘人找活’变成了‘活找人’。”老板和工人的处境、话语权戏剧性地颠倒了过来。
被称作“手艺活”的传统制衣行业，“高薪”背后更多则是机械化的重复劳动和超长的工作时间。雷册渊 摄
从更大范围来看，招工难似乎是目前制造业的普遍难题。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减少1.1%，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更是减少了2.6%。近年来，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因为“用工荒”而上演抢人大戏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
工人去哪儿了呢？
数据显示，2019年，东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减少，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2020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2.7%，而本地农民工人数仅下降0.4%。
也就是说，在我国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和小城镇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增长，相较于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家乡工作和创业。
广州万马龙服饰的老板范艳对此深有感触。她的服装品牌在广州小有名气，除了番禺的工厂，她在世贸服装城和白马服装城也拥有自己的档口。她说，年前，一个跟了自己5年的老员工因为要回家带孩子，向她请辞，她怎么留也没有留住，非常可惜，而最近几年，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许多制衣厂因为人手不足而无法满负荷生产。雷册渊 摄
此外，年龄增长也是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0.8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接近25%，而16岁到30岁的青年一代农民工占比下降至25%左右。
“老一代的农民工年纪大了回家了，有些积累的中年人宁愿回家开个小店、做些生意，方便就近照顾老人、孩子。”银创服饰的招工负责人彭姐说，“现在愿意进厂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你看这车位上，放眼一望，哪里有什么‘90后’‘00后’呢？”
厂房里难见“90后”“00后”的身影。雷册渊 摄
没有赢家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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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衣村，几乎每一块招工广告上都有这样一句话“夫妻优先，长工优先”。夫妻工、熟练工、长期工，这些都是制衣厂渴望的稳定因素，而现在，他们愈发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多年前，精明的制衣厂经营者们在觉察到这一苗头时，就将希望转而寄托于一种更加“简单粗暴”的用工方式——雇用零工。
在这里，几乎每个制衣厂老板都尝过雇用零工的甜头。刚开始，他们只要在市场上开出与长工的平均日薪相当的薪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应聘。零工不仅灵活性强、随需随招，更能适应制衣厂紧跟市场、快速供货的节奏，而且没有合同、不包吃住，减轻了经营者的负担，故而广受欢迎。
制衣村的土壤培育出了早期“草根版”的零工经济。在规模较大的制衣厂，长期工和零工的人数比例基本维持在1∶1。而在规模较小的制衣厂或家庭作坊，往往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长工，其余三分之二都是根据订单情况随需随招的零工。
康乐村中家庭作坊式的制衣厂。雷册渊 摄
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转移，依靠庞大的、流动的零工群体维持生产的制衣厂，渐渐感受到了压力。
“以前零工好招，制衣厂只顾短期利益，不愿意养太多长工。现在工人少了，去年一个尾部开到600块一天都没人做，泡沫太多。”胡涛说，“许多制衣厂老板是自己把自己搞死的。”
“现在的工人便宜的不做、复杂的不做，市场都给搞乱了。比如一件衣服，我们出7块工钱，他们转头在微信群里一发，集体抬价抬到10块，低于这个价格就没有人做，我们只能认栽。”广州腾飞服饰的老板张亮无奈地说，“招工年年难，人工天天涨，今年的人工成本比去年起码高了30%。”
在制衣厂经营者们承受用工市场反噬所带来的切肤之痛的同时，打工者也有自己的悲喜故事。
在康乐桥西头，刘飞站在路边的一处屋檐下躲雨。他1986年出生，16岁就到了广州，如今已经在康乐村干了十多年制衣。他的工种是“四线”，就是用四线包缝机将服装的不同部位进行缝合、包边。每天工作的14个小时里，他能打五六百件衣服，这在四线工人中已经算得上是中上的产量，此时他脸色却有些阴郁。
原来，他之前的老板本来跟他约定了2个月的工期，可他刚干了十多天，就收到了老板发来的信息，通知他第二天不用来了，还微信转账结清了他前一天的工资，566元。“妈的，真是卸磨杀驴。”刘飞愤愤地咒骂道，因为临时被开，他不得不走上街头重新寻找一份工作。
旁边一位中年大叔听了，走上来安慰道：“算了，这里就是这样的。”大叔说，前几天赶上年后行情好，T恤锁边原本每件0.8元的工费，一家制衣厂的老板给他涨到了1.5元一件。大叔手脚麻利，工量超过了老板的预估，没想到结账时，老板硬是把工费压到了1元一件，让他拿钱走人。
临近傍晚，刘飞（左）和工友何城明（右）一天仍未找到合适的工作。雷册渊 摄
事实上，这些遭遇，每个在制衣村里摸爬滚打的打工人都经历过。在这场招工者与打工者的博弈中，似乎没有人是赢家。
失落的制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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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的失落嵌在整个制衣村的失落里。不过他仍说，自己有幸见证了广州制衣村最后的辉煌。
制衣村的神话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彼时，广州全面整顿市容市貌，一些原本在海印桥桥底摆地摊卖毛线的“走鬼”（流动小摊贩）辗转来到中山大学南门对面。后来，那里的买卖渐成气候，著名的“中大布匹市场”应运而生。
新港西路上的康乐村牌坊，马路对面即为中山大学。雷册渊 摄
而紧邻中大布匹市场的五凤村、康乐村和鹭江村，则因城中村低廉的房租和城市管理的空白，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者，并发展出一条完整的制衣产业链——客户前脚在布匹市场订购面料，后脚就到制衣村里的工厂下单，裁剪、缝制、熨烫、印花、贴钻，快则当日就能完工，慢也不过三五天工时。服装出厂后，经由十三行、沙河等批发市场，销往全国各地。
依托中大布匹市场，制衣村发展出了一条完整的制衣产业链，客户前脚在布匹市场订购面料，后脚就能到制衣村里的工厂下单。雷册渊 摄
巅峰时，这里聚集了1万多家制衣厂，容纳着超过30万名外来务工者，是广州最大的服装生产集散地之一。
张亮还记得，“那时，整个村子就像一座不夜城，灯火通明，机器24小时不停运转。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挣钱，干得困了就睡在裁床上，耳边听着机器在转，就像在听致富经一样满足。”像许多信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打工人一样，他从最低端的一线工人做起，一路奋斗，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工厂。也正是在那时，整个制衣村的发展达到顶峰，呈现出其他地方难见的繁华。
然而，好景不长，服装产业几度洗牌，制衣村的发展也渐渐显露出疲态。仍停留在低端模仿和粗放发展阶段的制衣厂，不仅面临着招工难的困境，日渐高企的房租和原材料费用压缩着利润空间，它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最直观的反映来自村中张贴着的大大小小的“转让”广告。一般，广告只会写明厂房面积和设备的品种、数量，然而最近几年，标注“接手便可生产”的广告越来越多了。
制衣村的信息栏中，转让制衣厂的广告和招工的广告数量不相上下。雷册渊 摄
这与广州服装产业的整体发展背道而驰。根据天眼查提供的数据，2020年，广州新增服装相关企业3527家，年度增速达到了5.64%。于是，当许多人开始反思低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大城市的走向时，才猛然惊觉——曾经辉煌一时的广州制衣村，在产业转型和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掉队了。
旧改启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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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失落的，还有初来乍到的江小禾。
因为没有技术和经验，她在同乡大姐的引荐下，进入了康乐村的一家贴钻作坊，从最简单的工序做起。
整整一个下午，她坐在一台粘烫机的尾部，将它吐出的粘满水钻的布料上的塑料膜揭去，然后再将布料码放整齐、捆扎打包。她的手被烫到好几次，胶水发出的刺鼻气味也让她难以忍受，还有最关键的，这里的薪水实在太低了，每小时只能赚15元……
这份工作对于江小禾这样的“90后”来说，显然不具备什么吸引力。机械化的重复劳动、超长时间的工作、嘈杂简陋的环境、被工位限制住的自由……这里一切都让她想逃离。江小禾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跟小姐妹一起去学习美甲。
在制衣村，即便薪酬会随着招工难的局面水涨船高，但也远远赶不上年轻人对于人生视野的期待。行业缺乏前景，成为制约新一代打工人加入的“天花板”。相反，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和新兴行业的不断涌现，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快递员、外卖员、美容师、代驾员……这些工作不仅比流水线上的工作更加灵活、自由，也更能让人接触到厂房外面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制衣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不仅如此，盘踞城市中心地带30余年的制衣村发展到当下的规模，早已与城市规划和功能产生了巨大冲突，比如低端的业态、脏乱的人居环境、阻塞的交通……于是，政府不得不扮演起引导产业转型和城市更新的关键角色。
城中村的道路已经远远不能负荷当下交通的需要。雷册渊 摄
在制衣村，一个单间的月租为600元-800元不等，而像这样零工租住的床位，每晚只需13元。雷册渊 摄
今年1月21日，凤和联社召开康乐村、鹭江村社员代表大会，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更新改造的合作企业，改造金额约346.67亿元，是广州旧村改造历史上投资金额最大的旧改项目。这标志着康乐村、鹭江村片区的更新改造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制衣村将成为历史。
夜幕降临，曾被布商们称为“小香港”的制衣村依旧灯火通明。江小禾走出康乐村村头的石牌坊，仿佛一脚踏回了现实世界。望着不远处的广州塔，她把制衣村的故事留在了身后。
（应受访者要求，江小禾、张亮为化名）
来源：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