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鲍海波(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薛龙(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延安既是一座边塞古城,也是一座红色之城。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并进驻延安。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里,延安成为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精神高地。
驰隙流年,时光荏苒。红色峥嵘岁月已离我们远去,但红色革命记忆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为留住红色记忆,重温延安精神,延安市推出“延安1938”主题文化街区,以全新形式,构建媒介空间,再现城市记忆。漫步在这个街区里,红色碎片汇成的记忆之河,会带你穿越历史时空,重回历史现场,感受当年火热的革命实践,重温革命先辈的心路历程,体味丰厚的文化积淀。
“延安1938”主题文化街区,就像一个巨大的文化博物馆,在进行红色文化陈列展示的同时,也传承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人文精神。
主题文化街区的多维连接
地标是凝结了历史传统、精神文化的物理展现。作为一座红色之城,延安那片土地上,散布着大量红色地标:“梦里搂定”的宝塔山、“万众瞩目”的清凉山、“陕北好江南”南泥湾……这些传统红色地标,是浓缩着革命历史、镌刻着革命精神的鲜明标识,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红色历史。
从红色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仅仅让红色地标孤立地进行静态展示是不够的,最好将红色文化置于现代文旅业中,将红色文化与地域文化、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才能给观众带来更深刻的印象、更全面的体验。
“延安1938”与延安枣园革命旧址毗邻。街区在建筑、景观、空间等方面恢复了老延安城的样貌,同时将20世纪30年代陕北的地域文化、风土民情、饮食文化等,复刻移植到街区中。古老的城墙绵延曲折地延伸着,黄土窑洞卧在街区不同的角落,头裹白毛巾、身披羊皮袄的老汉尽情地吼着信天游,盛在粗瓷碗里的小米粥冒着热气,街道两旁的墙上刷满了抗战标语口号,身着军装的“八路军战士”正在参加生产……游客进入街区,仿佛穿越到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不仅直观地了解了红色历史,体验了红色文化,也对红色历史、红色文化形成的背景、原因、脉络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延安1938”将抗战历史场景与陕北的地域文化、风土民情、饮食文化等汇聚到一起,让红色革命文化、民俗文化跨越时空与现代消费文化成功“牵手”。从媒介意义上看,这种主题文化街区,让红色文化的展示,从静态到动态、从单一到立体、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是对红色文化传承与传播方式的一种创新。
历史记忆符号的视觉陈列
文化作为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直观地表现为一系列符号。有些符号由于包含文化基因密码,往往会激起接触者的多重感官体验,激活他们关于历史的记忆。
作为革命圣地,各种纪念馆、纪念碑、陈列馆等红色文化符号,散布于延安的各个角落。“延安1938”街区则将各种红色文化符号汇集在同一个空间,进行集中呈现和高密度的信息输出,让参访者完全沉浸在红色文化的“包围”中,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对红色文化信息的接收。
“延安1938”街区内,延安《新中华报》的影印装饰、“为人民服务”的墙体宣传、“延安保育院”、“海德公园”……一个个红色文化符号,为观众打开通往历史现场的通道。此外,还有窑洞、剪纸、窗棂、土炕、小石狮等民居符号,红辣椒、小米饭、南瓜、土豆等饮食符号,以及陕北说书、信天游、秧歌等文化符号。当红色文化符号与地方文化、饮食符号,杂错交融并置在一起,历史记忆会以重新排列组合的方式呈现。人们在与这些典型符号的接触中,实现对符号所承载文化与价值的认同。
那些符号并非随意地组合在一起,不是对历史记忆的简单还原与复现。相关符号的组合陈列方式,本身就隐含着对红色历史、红色文化的解读。当游客进入“延安1938”街区,会在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下,于潜移默化中完成对红色文化符号的解读。
空间媒介中的对话与共享
作为媒介的“延安1938”主题文化街区,在集中呈现红色革命文化、陕北民俗文化的同时,也以街区为空间促成了一场场对话交流与意义共享。
除了静态展示的文化符号,“延安1938”还有各种文艺演出——身着戎装的演员进行革命歌曲大联唱,身穿陕北民间服饰的演员表演陕北大秧歌和安塞腰鼓,融合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的跨界红色主题秀《延安延安》,这些演出生动还原了革命战争年代火热的生活战斗场景,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对红色历史与红色文化的认同感更加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1938”主题文化街区为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时代的沟通、互动、交流提供了一个舞台。
因此,“延安1938”街区产生了三重媒介意义:一是在物质层面,通过陈列展示不同文化符号,让延安的历史、文化集中呈现在街区不同角落;二是在社会层面,游客们通过出入其间参观、体验,共同完成一段经历的书写与生成,并由此产生更为丰富的互动;三是在精神层面,作为媒介的“延安1938”街区,为传受双方架起精神沟通与文化体认的桥梁,形成共同的文化表达与精神体验。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延安1938”:文化街区及其媒介意义》〔立项号:2021M0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05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图为遵义会议会址。 影像中国
一
幼年,遵义是一座遥远又亲切的城市,亲切是因为那是父亲的故乡。父亲16岁时当知青,坐上解放牌大卡车,在一片雾雨中离开了生他养他的遵义城,从湘江到乌江,从城市到农村。而我,则出生在远离遵义的乌江河畔。
那时候,车马慢、天涯远。遵义是什么样子,我不得而知,只能在父亲的讲述中一次次想象。6岁那年冬天,父母终于带着我和妹妹回了遵义。冰封雪裹的三道坎、延绵不断的群山、辗转两天的艰辛车程、锈迹斑斑四处漏风的车厢,统统挡不住我们要去看遵义城的热望。
父亲从遵义出发时是一个人,如今回来是四个人。爷奶是如何大呼小叫抱着我们进家的场景,我早已记忆模糊了。只记得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我们出了门,他庄重地说,到遵义,一定要去看一个地方。
于是,那天我看到了一栋造型别致、风格典雅的二层小楼,一株大槐树守在旁边,好像在无声地注视着我。
年幼的我还不知道,终有一天我会在课本上看到这栋楼以及与它相关的描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人的情感是如此神奇。自从知道了遵义会议,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突然觉得,自己和世界上别的地方的孩子似乎不一样了。这样的自豪对于少年来说有些太宏大,以至于必须要写信给远方的伙伴们倾诉和炫耀:“我的家乡在遵义,这是红色革命圣地……”
那时候,我所有的信,开头都是这样子。
二
时光荏苒,父亲永远留在了他下乡当知青的土地上,那里有他青春的汗水和坚实的脚印,而我却来到了遵义城。以往是父亲带我看遵义,现在则是我带着各地的朋友看遵义。
或许他们就是当年曾收到我的信笺的人,因为他们都说,我们要来看看红色的遵义。
是的,遵义是红色的,这红色在遵义无处不在。红军与遵义人民生死与共,在这片土地上写下了无数感人的诗篇。
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后,遵义城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南门关丰乐桥,手执红旗、肩扛缠绕着鞭炮的竹竿,汇聚到湘江河岸欢迎红军。在彭雪枫将军的回忆中,遵义是这样一座城市:“长征以来遵义是最使战士们想念的一个城,那比较繁华的街市,那相亲相爱的群众,那鲜红的橘子,那油软的蛋糕……”
相亲相爱。遵义人民与人民军队的感情正是如此。红军在遵义、娄山关、赤水河的山岭河道间排兵布阵、攻守辗转,遵义人民不惧生死,掩护和帮助着红军。红军在遵义的3个月间,数不清的遵义群众为红军修路架桥、送情报、抬担架、收治伤员,帮助红军印刷文件、布告、宣传品,为红军抢修枪炮。娄山关下的桐梓县城,当地群众曾昼夜不休,为红军碾米20余万斤,数十名缝纫师傅为红军赶制军衣3000多套……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而仅仅在遵义一地,红军又扩红3000人。革命的火种在遵义大地上接续点燃。
新中国成立后,昔日的丰乐桥已改名迎红桥。桥名改了,但遵义人民与红军之间的血肉深情却从来不曾改变。2019年3月,当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在遵义汇川区团泽镇卜台村拍摄时,演员们看到了感人的一幕——当地村民敲锣打鼓,抬着一头系着大红花的牲畜,带着水果、蔬菜和鸡蛋,自发跑到拍摄现场慰问,而队伍最前面的一幅大红标语更是分外醒目,因为上面写的竟然是——“欢迎红军再回家”。那一瞬间,所有的演员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有一座特别的塑像,在遵义,人们都亲切地叫她小红。红军长征撤离遵义期间,一名红军小卫生员因为救治当地患鸡窝寒(伤寒)的父老乡亲而耽误了归队。红军离开后,这名小卫生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当地群众含泪掩埋了这名小卫生员,并为这个不知姓名的小红军起了个名字叫小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小红的墓前时常有群众前来祭奠。遵义市妇幼保健院更是将小红的塑像敬立在医院里。医护人员说,看到小红,心里就会想起身为医者的担当与使命。
一个人、一群人、一支队伍、一段岁月,在遵义这座城市,信仰的力量从未消失、光芒从未减退。在遵义,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会用稚嫩的语气流畅地向你讲述遵义会议和小红的故事;在遵义,鹤发童颜的老人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红军哪年哪月从河的哪一段渡过来,又从哪一段渡过去,仿佛滔滔赤水河尽在他的眼前;在遵义,某位貌不惊人的老师会轻声跟你说,连环画《一把七星刀》讲述的就是他爷爷石扬光当渡船工时保护红军过江、红军送他七星刀的故事,如今这把刀作为红军长征播下革命火种的历史见证物,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有人说,遵义这片土地太神奇,随便捧一把时光的沙砾,里面都有比钻石还耀眼的故事。是的,红军长征过遵义,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红色印迹。数十年过去,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成了长征的讲述者和传播者。难怪世人感慨:遵义红,红得正、红得烈、红得荡气回肠。
三
翻开今天的遵义画卷,你还会发现,原来,遵义不仅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86年前,在遵义琵琶桥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小屋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于是地球上多了一条著名的“红飘带”。
86年后的今天,站在高高的凤凰山上望去,这座红色的革命之城,竟然也是一座绿意盎然的生态之城。遵义人坚守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建公路、架桥梁、送科技,硬是在山山岭岭间连起了致富路、种下了致富宝——竹笋、茶叶、白芨、金银花,真正是“卫生院修到了山顶上、公路修到了山脚下、产业送到了家门口”。仅仅一个湄潭县城,就种下了60多万亩茶。不知不觉间,遵义绿了,遵义的绿是渔樵耕读、世代传承下来的人文的绿,更是奋斗不息、连接幸福生活的生生不息的绿。当年的徐霞客何曾料到,他昔日走过的所谓“穷山雾瘴”,今天已经变成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数十年前,父亲带我看遵义。当我长到父亲的年纪时,我陪父亲看遵义。如今,乡村振兴的朝霞已经悄然映红了遵义的山河大地。
父亲是与新中国同龄的人,心中始终怀有理想和信仰。这样坚定的信仰,来自于生他养他的遵义城,来自于浸透在遵义每缕微风、每缕阳光中的红色基因。他冒着风雪,带幼小的我们去瞻仰那栋小楼,是想把那栋小楼种在我们的记忆里,让我们记住这座城——当年的他何曾想到,从知青点到遵义会议会址,翻山越岭、迎风沐雪的两天路程,如今只需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
2020年3月3日,遵义市最后一个深度贫困县正安县成功脱贫摘帽,标志着遵义全面脱贫、整市脱贫,也意味着812万老区人民从此告别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
当年走出小楼的那群人,是点亮星光的领路人;今天扎根红色土地的遵义人,是不负星光的赶路人。而今天的遵义城,不但是一座光荣、厚重的革命之城,更是一座生机盎然的现代之城。
《 人民日报 》( 2021年10月02日 08 版)
宾县赵一曼故居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刘恪生
什么是红色文化?那是发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所共同历经的峥嵘岁月,是不畏艰难的勇气和决心。红色文化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所以,传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四川大地上,红色文化恣意生长,也蕴含着多处红色文化地标。当年,红军长征踏过这里的山川河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所以,在“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的活动中,自然少不了红色文化地标的身影。
截止到4月12日下午17:30,根据组委会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的网络总投票数已达到13301989。其中,作为子榜单之一,“四川十大红色文化地标”的投票数为2118411票,成功突破两百万。其余子榜单“四川十大历史文化地标”、“四川十大产业文化地标”、“四川十大孝廉文化地标”的投票情况从高到低依次为:5264559票、4279753票、1639266票。
4月15日,“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将正式关闭网络投票通道。这就意味着,投票倒计时三天,活动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这为数不多的时间里,哪些文化地标能够冲出重围,上演“黑马逆袭”?又有哪些地标能够笑到最后,成功登顶?一切,都将在不久之后见分晓。
记录历史
革命征程中的难忘时刻
四川,是红色的土地。四川人民群众所铭记的,是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是那面用鲜血染红的革命旗帜,也是那些用生命换来胜利的革命先烈。革命征程中,总有许多时刻让人们觉得不畏艰难、欢欣鼓舞。这些时刻,或许是战役胜利之时,鲜红的旗帜飘荡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或许是起义瞬间,革命人士发出“不愿做奴隶”的吼声;也或许是革命顺利会师之际,革命的力量源源不断壮大。这些时刻,都值得为世人所铭记,因为在其背后,流淌的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
位于泸州市的泸顺起义旧址
此次“四川十大红色文化地标”所入选的文化地标中,就有不少纪念战争时刻的地标。譬如位于蒲江县的成都战役纪念馆,馆内集中展示的文物、图片、书籍等以不同的载体,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生动形象、客观真实地记录和再现了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征战西南、决战川西、解放成都的战斗历程。
不得不提的,还有为纪念发生在蜀地的起义事件所建立的红色文化地标。穿梭于这些地标之中,似乎能听见起义瞬间革命先烈的激情呼喊。其中,位于泸州市的泸顺起义旧址,生动地记录了北伐战争时期的峥嵘岁月。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为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地区独立领导和策动部分四川军阀部队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史称“泸顺起义”。“泸顺起义”在中共党史上具有极高的评价,被誉为“八一南昌起义的先声,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起义的尝试”。
当然,在革命们的红色征途之上,必不可少的还有一次次会议的召开。在革命时期,一场重要的会议,往往能够指明前进的方向,同时对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也会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所以,这些会议的召开同样值得纪念。让人惊讶的是,在此次入选的61个红色文化地标之中,就有6处会议遗址的地标,它们分布在四川的不同地区,可见革命的脚步走遍了全川。
引人注意的是位于泸州市的叙永石厢子会议旧址,中央红军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别具意义的新年。1935年2月3日晚至2月5日凌晨,中央红军告别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当地度过长征中的第一个除夕和初一。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彝乡召开石厢子会议,用开会的形式度过了长征途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年。
叙永石厢子会议旧址
除此之外,与会议相关的红色文化地标,还包括了两河口会议会址、西昌礼州会议会址、攀枝花大田会议会址、巴西会议遗址、旺苍木门会议会址。这些会议遗址都见证了革命时期的重大决议的产生,也见证了革命的队伍是怎样一步步强大起来的。
长征途中
四川留下多处遗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一首《七律·长征》由毛泽东主席写来,满怀喜悦的战斗豪情,也回顾了长征以来所战胜的无数艰难险阻。长征,不仅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而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四川,无疑是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一部分。无论是“飞夺泸定桥”,还是“四渡赤水河”,从这些四川人从小听到大的故事中,都能感受到,红军在四川历经了怎样的艰难险阻,才完成了红军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征途。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句中,“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所描写的就是发生在四川的长征故事。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中极为传奇的岁月,在这次的红色文化地标,当然随处可见其身影。首当其冲的,就是“铁索寒”的泸定桥,位于泸定县的大渡河上。泸定桥自清代以来,为四川入藏的重要通道和军事要津。1935年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这里,以22位勇士为先导的突击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铁索桥上匍匐前进,一举消灭桥头守卫。“飞夺泸定桥”,打开了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通道,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和世界军事史上“惊、险、奇、绝”的战争奇迹。
古蔺红军长征四渡赤水遗址
“四渡赤水河”的故事,想必生长于四川的人们都不会陌生,这是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所以在参选的红色文化地标中,位于泸州市古蔺县的红军长征四渡赤水遗址当然必不可少。72天的时间内,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其中三进古蔺,在古蔺境内转战54天。除此之外,古蔺也是“太平阻击战”的主战场,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此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旧址。如二郎滩渡口、太平渡渡口,以及散布于太平渡蜿蜒街道上的红军医院、红军银行、红军炊事房等,都是红军长征途中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印记。
同时,还有位于凉山州会理县的红军长征纪念馆。该馆是收藏、保护管理、研究和展示红军长征过会理文物史料的重要场所,“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故事就发生在其周围。所以,它以毛泽东著名诗句“金沙水拍云崖暖”为主题,采用实物陈列、文物复制、场景复原,以及多媒体影像等方式展出,用六个篇章介绍中央红军长征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在会理期间的主要活动。
当然,在四川,与红军长征相关的文化地标数不胜数。除上述之外,还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位于雅安市的夹金山,以及位于邛崃市的红军长征纪念馆……这一个个红色地标背后,都有一段艰苦奋斗的岁月。沿着这些地标走过,也许就能感受到当年红军长征途中所经历的血和汗。
专家点赞
英雄故里引发强烈反响
“卢德铭烈士故居入选‘四川十大红色文化地标’后,我几乎每天都会投一票,也会发在朋友圈分享。”自贡市民易志介绍说:“我家住在舒坪镇,离卢德铭家乡仲权镇不远,从小到大常常路过或去仲权访友,我很早就知道卢德铭的事迹。这么年轻,太了不起了!”
易志说,“我是70后,因为从小的成长环境影响,对红色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卢德铭是秋收起义总指挥,年仅22岁便牺牲,他是自贡人的骄傲。不妨想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将会有怎样的成就!”
卢德铭烈士故居
“这几年,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了,红色文化也越来越受到更多年轻人的认同。我的儿子才12岁,比较调皮,我也希望多给他灌输一点革命先辈的故事和红色文化,让他知道历史,懂得珍惜生活中的来之不易的幸福。”易志说,“等有时间,我会带他到卢德铭烈士事迹陈列室去看看。等卢德铭烈士故居重新打造好,再带他去感受一下红色文化。”
“历年清明,卢德铭烈士故居和仲权镇德铭中学都会隆重举行祭扫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感召烈士精神。”自贡市自流井区仲权镇副镇长田虞介绍,今年市、区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各地群众百姓大约30余批1200余人前来祭祀卢德铭,特别是去年自流井区举办纪念卢德铭烈士牺牲90周年系列活动以来,卢德铭烈士的事迹,在自贡的老百姓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他说,去年自流井区举行了纪念卢德铭烈士牺牲90周年文艺晚会,开展了纪念卢德铭烈士牺牲90周年“九个一”系列活动,在自流井,卢德铭可谓是家喻户晓。在卢德铭的故乡——仲权镇竹元村,有卢德铭烈士纪念馆和卢德铭烈士故居,竹元村也自创有一部纪念卢德铭烈士的纪录片《竹元的丰碑》,广大群众也在积极搜集关于卢德铭烈士的史料和事迹,都为这样一名人民英雄感到光荣自豪,“德行兼备 铭记于心”的卢德铭精神已经深入当地群众内心。
“卢德铭对党的赤胆忠诚、杰出的军事才华,以及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都将永远留在我们家乡人的心中,他的事迹也会一直感召和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奋勇前行。”田虞说,目前,自流井区已经启动党性教育基地规划建设,将以卢德铭故居为中心,打造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不仅如此,自流井区还加强了红色教育对下一代的培养。田虞介绍,德铭中学开发了校本教材《铭记》,创作了现代诗歌《献给卢德铭烈士的歌》以及校歌《烈士的故乡飞出金色的凤凰》,在每年“十月”歌会和“五四”艺术节汇演上都会进行卢德铭诗歌朗诵和校歌合唱,开展“倾听烈士事迹 审视人生未来”主题征文比赛。通过这些举措,让卢德铭精神能够真正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在四川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柯彪看来,四川的红色文化非常丰富,有不少红色革命老区。近年来,红色旅游的兴起,也让老百姓更深入地了解到红色文化的历史渊源。
“我个人觉得,四川省比较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地标有三大类。”柯彪说,第一类是以革命老区为承载的红色文化地标;第二类是以红色名人故居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地标,比如邓小平故里、卢德铭故居、江姐故居、赵一曼故居等;第三类是以革命事件发生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地标,比如泸州古蔺红军长征四渡赤水遗址、自贡市荣县·首义广场,这些都是公众耳熟能详的革命事件。“在这三大类中,我觉得红色名人故居的红色文化地标最有代表性。”
为什么呢?柯彪说,前不久,他到宜宾赵一曼故居参观,深受触动。故居中陈列了赵一曼生前使用过的各种物品,也有其一生的事迹,从幼年参加革命到英勇就义的故事,非常鲜活、非常有震撼力。“这种故事化的表达和有人物代表的红色文化地标,在当代背景下,更易于引发网络传播,让人产生深刻的印象。”
“我个人觉得,要传承和弘扬好红色文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当代,如何将红色基因在社会公众中尤其是年轻一代中激活,是一件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柯彪说,如果能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这是一种最好的红色教育。其次,可以利用一些红色主题活动,在其中赋予责任感、自我牺牲等红色精神,引导社会公众的参与,进行红色教育。“在我们的工作中,进行思想政治课改革,注入红色教育,也是我们课改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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