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活不过25年”，这是2015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放出的“狠话”，震动了美国和以色列。
据《环球时报》15年的报道，当时伊核谈判后，哈梅内伊在官网和推特上发表评论称：“我要告诉你们，25年后你们将不复存在；而这25年里，伊朗的战斗精神、英雄主义和‘圣战’将使你们时时刻刻感到担忧。”他还呼吁，“伊朗人不能忘记美国是‘大撒旦’。”
伊朗为什么对以色列恨之入骨？
其实，伊朗和以色列的军力和在中东都属于名列前茅。十年前，秘密发展核工业的伊朗惨遭以色列和美国联手的“震网”病毒计划攻击，导致1000台离心机报废，几乎一度致使伊朗核计划“停滞”。
如今，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在内的许多军队已经拥有“网军”这一兵种， 他们的武器就是键盘，随便敲几个键，就可能让一个国家陷入瘫痪。全世界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以色列在这方面的发展。
神秘的8200部队与过去20年以色列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库叔为你揭开网络强国以色列的军事密码。
小城的秘密
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南200英里左右的纳坦兹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这里以凉爽的气候、优质的水果、陶砖建筑和附近一些苏菲教团圣地而闻名。
2002年8月14日，这座小城竟然登上了世界各大报刊的头版。伊朗反政府组织在华盛顿召开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揭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伊朗纳坦兹附近的地下，修建有一处戒备森严的铀浓缩设施。
这立刻成为一个爆炸性新闻。
全世界都知道伊朗在布什尔建有核反应堆，该工程最早由德国人启动，后来又得到俄罗斯人的支持，德黑兰一直生成该核计划属于和平性质。多年来，关于核秘密场所的传言一直存在，但从未被证实。
该组织不但揭露了纳坦兹的核秘密，还公布了阿拉克附近正在建设中的一个重水反应堆。要不了几年时间，阿拉克反应堆就可以生产武器级钚。
但相对而言，人们更关注纳坦兹，因为那里的设施不是一般的设施。该设施戒备森严，并修建在地下。每一个地下室都有70英尺深，为了阻止空对地导弹穿透，地下室上面不但有很厚的混凝土层，还有钢板层，一般空袭对它根本不起作用。
图为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外景。图源：新华社/法新
伊朗秘密修建核设施被抓了个现行，显然，阿亚图拉（宗教领袖的称号,意为真主的意志）正在制造核武器。以色列借此大肆宣传伊朗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对伊朗施加压力，这一举措很快产生效果，联合国核监管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被允许检查纳坦兹。
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确认，纳坦兹设施中安装有先进的离心机，这些离心机是根据来自巴基斯坦的图纸的参数建造的。该设施有两个地下室，每个地下室的面积约10万平方英尺，能够容纳数万台离心机。这种大型钢铁机器专门用来提纯浓缩铀。如果伊朗想拥有核武器，首先要进行浓缩铀的提纯。
“震网”病毒发作
2009年，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许多离心机莫名其妙地停止工作，但控制离心机级联的电脑却显示一切工作正常，伊朗人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2010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已经暂停了纳坦兹核设施的作业。意识到这个消息已经泄露，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轻描淡写地承认伊朗的敌人对很多核设施的电脑造成了有限的破坏。他还说，问题的根源已经发现并得到控制。
他在撒谎。在纳坦兹将近9000台离心机当中，多达1000台因故障报废。也就是说，某个敌人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就干掉了伊朗超过10%的离心机。
问题是，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这一切起源于“奥运会”。此“奥运会”并非体育比赛，而是一个密级很高的网络武器研发计划，是以色列和美国在2006年启动的一次秘密行动。主要目的是阻止伊朗核计划。
虽然该计划谁也不知道能否成功，但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因为网络武器不会留下任何指纹，让敌方无迹可寻。以色列或美国根本不需要派战斗机对伊朗核设施进行轰炸，其毁灭性并不亚于导弹袭击。
这次美以合作是在两国防务关系空前紧密的背景下展开的。当时的以色列还没有完全从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美国则在试图缓解以色列对伊朗的担忧。如果网络武器联合研发项目能延缓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在白宫看来就是值得的。
这次行动的目标选取为纳坦兹，说得更具体些，是控制着一排排离心机的西门子工业计算机系统。
离心机只有通过马达的高速运转，才能实现浓缩铀的提纯。而这种后来被称为“震网”的蠕虫病毒，针对的就是控制离心机马达转速的设备。
“震网”病毒修改了控制电机的变频器的频率，首先将电机加速到1400赫兹，接着又降到2赫兹，让电机慢得快要停下来，然后又升高到1000多赫兹。通过不断加快和减慢离心机电机转速的反复操作，直到电机烧坏。
一开始，伊朗人不相信纳坦兹的问题是由电脑病毒引起的，因为核设施的电脑并没有连接国际互联网。后来他们发现，唯一的可能就是一名隐蔽特工利用移动存储介质将病毒拷贝到核设施的一台电脑上。
为了确保行动成功，将蠕虫病毒复制到纳坦兹的计算机系统还不够，攻击者还需知道伊朗计算机系统的具体布局，甚至要精确到每一条传输数据的线路。这样一来，蠕虫病毒才能确定感染路径，从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换句话说，以色列和美国必须获得计算机网络系统布局图。
接下来，他们还要弄清谁的电脑能被感染，从而将其当作进入纳坦兹网络的跳板。在这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完全依赖以色列，他们相信，以色列的线人已经打入到伊朗核设施内部。
艾哈迈迪·内贾德提到的“破坏”活动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震网”病毒不仅是一种电脑病毒，还是一种引发新规则、改变现代战争形式的武器。
两个非阿拉伯国家
电脑专家很快断定以色列是这种蠕虫病毒的制造者，因为以色列阻止伊朗核计划的动机最强，其在伊朗核问题上发声也最强烈。
表面上看，以色列和伊朗的敌对关系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两个国家没有共同边界，是中东地区少有的两个非阿拉伯国家。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两国很快就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然而，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一切。它们从好友变为宿敌。
一开始，双方的冲突主要是由于伊朗对反以色列与激进组织的关系，这些组织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以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色列情报机构确定伊朗正在全力研制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成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矛盾焦点。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伊朗就在美国的支持下启动了核计划。伊斯兰革命结束后，毛拉（伊斯兰教职称谓）们一度暂停了这项工作，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核计划的另一个潜在作用：核武器能让伊朗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2002年，以色列加强了对伊朗核计划的遏制。那一年，阿里埃勒·沙龙总理任命国防军退役将军梅厄·达甘为间谍机构摩萨德的局长。达甘在军队中声名远扬，他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也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战术大师。
据说，在达甘的领导下，摩萨德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伊朗科学家的人数开始减少。有的人投向西方怀抱，还有的人则在德黑兰街头被蒙面枪手刺杀。
2007年1月，伊朗资深科学家阿尔达希尔·侯赛因普尔被发现死在伊斯法罕转换站的办公室里，很多人认为他是被“毒气”杀死的。2010年1月，伊朗另一名关键的核科学家马苏德·阿里·穆罕默迪被杀，一辆装有炸药的摩托车在他位于德黑兰的家门口被引爆。同年11月，一颗炸弹在德黑兰市中心爆炸，另一名高级核科学家马吉德·沙哈里阿里被炸死。
暗杀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关于破坏行动的报道也从未停止过。2007年，纳坦兹用于调节电压的电力组件神秘地发生了爆炸，几十台离心机被摧毁。此外，以色列间谍机构还同世界各地的公司达成合作，当伊朗为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购买设备时，这些公司会故意卖给伊朗有问题的硬件。
虽然摩萨德延缓了伊朗的核进程，但阿亚图拉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福利项目、医疗系统和大学挪用大量资金，给科学家配备保镖，并禁止其出国。各地的安保也变得极为严格。
2005年前后，以色列情报部门得出结论，伊朗已经掌握了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所有技术，一旦做出决定，很快就能具备这一能力。如果以色列不能很快想出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军事打击将成为唯一选项。但军事打击很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许多人认为这将给两国带来悲剧性后果。
2009年的“震网”病毒事件并不是世界上第一次网络攻击，但其产生的效果让世人感到非常恐惧。在此之前，针对国际互联网网站的攻击所产生的损害比较有限。“震网”病毒则不一样，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铁路系统停止运行，或关闭一座城市的电网。正如时任俄罗斯驻北约大使德米特里·罗戈津所言：“震网”病毒可以引发“又一次切尔诺贝利事件”。
伊朗决定发起反击。“震网”病毒被发现后不到一年，伊朗就成立了自己的网络部队，斥资10亿美元发展起强大的网络攻防能力。
伊朗计算机专家明白，“震网”病毒只是冰山一角，接下来很可能会有技术上更先进、破坏性更强的网络病毒攻击。不出所料，2012年，伊朗发现全国很多电脑都感染了另一种被称为“火焰”的病毒。
图为卡巴斯基实验室发现的电脑病毒“火焰”程序。图源：环球网
作为回应，伊朗获得了在暗网上操作的新工具。一旦同以色列爆发战争，这个平台将让伊朗力量倍增。美国情报机构透露，伊朗的网络能力在“深度和复杂性”上大幅提高。随后伊朗也主动加强了网络攻击活动，攻击对象包括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卡塔尔一个天然气公司和多家美国银行。
中东的“听风者”
为了应对伊朗日益发展的网络能力，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召见他的军事秘书举行了一次特殊会议，讨论以色列的下一步对策。虽然以色列拥有强大的网络防御系统，但考虑到伊朗网络能力的发展，内塔尼亚胡担心其会突破这些防线。
军事秘书建议内塔尼亚胡咨询自己以前在空军的战友艾萨克·本伊斯雷尔，现在他是国家安全和安全技术方面的国际知名专家，在网络战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
几天后两人安排了一次见面，从内塔尼亚胡的话中，本伊斯雷尔体会到时间非常紧迫。为了阻止和防御伊朗可能发动的网络攻击，以色列必须采取行动。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黑客愿意为最高出价者提供网络武器，这让以色列如坐针毡。
本伊斯雷尔早在1995年就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应该成立一个从事计算机作战的单位，当时人们甚至还没有使用“赛博”（Cyber）一词。本伊斯雷尔还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者，他就是来自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年轻军官平哈斯·布克里斯。布克里斯后来成为8200部队的指挥官和国防部总司长。
8200部队与过去20年以色列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8200部队退役的老兵成立了许多非常成功的以色列科技公司，这支部队也因此成为国防军中人们最想去的单位。在这里服役后，战士们不但能够掌握先进的科技技能，还能具备强烈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该部队的官兵和以色列快速发展的网络公司合作，开发了很多内部技术。他们的工作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难，因为他们要监听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通话，截获重要邮件，跟踪最新事态的进展。
虽然以色列官方从不提及国家的网络能力，但毫无疑问，以色列在全球网络安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网络产品的年出口额达到60亿美元，可以和以色列国防产品相媲美。作为一个人口仅800多万的小国，以色列在全球网络市场的份额居然占到10%（仅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退役人员就成立了数百家网络高科技公司），同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不相上下。
以色列如何取得网络领域的巨大优势？本伊斯雷尔认为，以色列之所以可以成为网络强国，可以追溯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三点决策。
本古里安很清楚，以色列单凭人数无法战胜阿拉伯敌人。要想存活下来，这个国家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是以色列需要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提高男女公民的参军比例。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建国后国防军人数一直占到全国总人口的5%，在其他西方国家这一比例仅在0.2%—0.4%之间。
第二是在征兵时强调人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他推崇建立一支教育程度很高的军队，由聪明而富有创新精神的战士组成。建国以来许多犹太人从欧洲和北非地区移民到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带来崇尚教育和学术的犹太传统。战士们懂得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第三是在军队内部强调科技的重要性。以色列国防军正式成立后，不但拥有传统的海陆空部队，还设有科学部队，成为最早设立该兵种的军队。
为此，以色列国防军成立了“阿图达”项目，这是一条为以色列年轻人设计的学术发展道路。进入该项目后，战士首先要在大学学习，然后在军队服役6年，比常规服役年限多出3年，但很多以色列年轻人都欣然接受了这个要求。
以色列军队视“阿图达”项目为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该项目毕业生被称为“神奇小子”，在军队各个技术部门服役，负责研发和操作最先进的系统。有的毕业生会签订6年以上的服役合同，服完兵役时，他们的年龄在28—30岁之间，这时已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离开部队，有的人会选择回到大学，成为学者，但大多数人会加入以色列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
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阿图达”项目变得更为重要。当时，法国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实施的武器禁运政策仍未废止，而以色列的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系统急需进口配件。以色列意识到，尽管财政困难，但必须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
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以色列的军事工业突飞猛进，雇佣人数从之前的几千人上升到4万人。但国家发展军事工业的成本也很高。这些企业研发和生产最先进的科技与武器系统，但因为担心失去科技优势，他们又不能将这些产品卖给外国军队。因此在军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历届政府不得不承担这些企业每年的亏损。
虽然明白军售存在安全上的隐患，但最终以色列还是决定让国防企业逐渐走向国际市场。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色列每年的国防出口额都超过10亿美元。10年后，这一数字达到40亿美元。考虑到其中的风险，以色列国防企业走向世界的脚步很慢，但毫无疑问，以色列在逐渐成长为一个军事强国。
极具传奇色彩的一次空袭
2007年9月6日，叙利亚官方媒体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SANA）报道称，叙利亚防空部队前一天晚上在叙境内发现了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防空部队发射导弹后，以色列飞机被迫离开。报道还说，飞机在沙漠中投掷了炸弹，但没有击中任何目标。
图为遭受以色列攻击前的叙利亚核反应堆。图源：谷歌地图，澎湃新闻发
这并不是以色列战斗机第一次袭击叙利亚。但2007年的行动和以往行动有所不同，这一次，以色列一直保持沉默。第一个能够证明这一事件的是土耳其《自由报》，该报刊登了在土耳其与叙利亚交界处发现的两个以色列飞机燃料箱的照片，显然，这个地点就在战斗机的飞行路线上。又过了几天才有报道称，此次袭击的目标实际上是叙利亚东北部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的核反应堆。
这则新闻让世人非常惊讶。人们都知道阿萨德支持真主党，也知道他拥有大量化学武器，但没人知道他在非法制造核武器。消息出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始向叙利亚施压，要求叙利亚允许该机构向其核反应堆派出检查人员，但遭到阿萨德拒绝，他声称被袭地点是一个空仓库。
据报道，完成这次袭击任务的是10架以色列空军F15战斗机。起飞几分钟后，编队机组接到进攻命令，7架飞机离开编队，加速进入叙利亚领空，几秒钟后它们首先向雷达设施投掷炸弹。又过了两分钟后，飞机到达核反应堆上空后发射了每枚重达半吨的AGM-65“小牛”空对地导弹。
飞行员返航准备飞离敌方领空时，叙利亚军队才发现遭到袭击，于是盲目地向天空齐射防空导弹，但这时飞机早已离开射程范围。
很多人不知道，以色列在轰炸叙利亚核反应堆时还创造性地运用了电子/网络攻击手段，成功骗过了叙利亚的防空系统。该方法一开始让雷达显示天空没有飞机，过一会儿又使雷达显示有数百架飞机。
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技术。国际上都知道网络攻击和电子战，但从未见过这两种手段在战术上融为一体。
显然，以色列已经掌握了在美国被称为“舒特”系统的技术，该系统专门用来欺骗雷达系统，导致雷达识别出根本不存在的物体。这项技术几年前由美国国防部研制，很多人并不知道以色列已经掌握。以色列是如何掌握这项技术的？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秘密，但可以初步确定，这是以色列工程师内部研发的结果。
不管何种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只关注核反应堆被摧毁的消息本身，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袭击当晚，以色列在实战中运用了网络技术，开创了战争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这场极具传奇色彩的行动，充分诠释了这种新型作战方式的特点。直到今天，人们也只敢小声讨论这次融合了谍战、网络战、电子战和核武器的军事行动。
奥尔默特的决心
2000年夏天，巴沙尔·阿萨德取代他的父亲成为叙利亚总统。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这位在英国接受过教育的眼科医生将带领国家走向开放，在多个领域进行改革，甚至有可能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但没想到阿萨德早已有了自己的计划。他加强了同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联系，并同朝鲜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2004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现朝鲜和叙利亚之间的通话越来越多。在叙利亚这边，电话似乎都来自幼发拉底河畔小城代尔祖尔附近的沙漠地区。据说，美国国家安全局马上把这个消息发给业务上对口的以色列8200部队，后者随即成立了一个由分析员组成的团队，调查以色列以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开始，他们并没有怀疑叙利亚和朝鲜在核计划上存在合作。毕竟，修建核反应堆会留下一系列能被以色列发现的线索。所以，比较合理的假设是两国在合作研发弹道导弹。
据报道，2006年底摩萨德派了几名特工到伦敦向英国从事海外间谍活动的军事六处（MI6）进行咨询，讨论如何瓦解叙利亚和朝鲜的同盟关系。
巧的是，当时一名叙利亚政府高官也在访问伦敦，下榻在肯辛顿一家高档酒店。这位叙利亚人在伦敦期间不管去哪都随身携带一个装有电脑的手提包。但有一次，他离开酒店参加一场会议，将电脑留在了房间。摩萨德特工接到命令闯入房间，入侵了这台电脑。整个行动只持续了几秒钟时间，这几名特工进入房间后在电脑里植入木马程序，然后离开。
几分钟后，木马程序将大量信息从这台电脑发回摩萨德在特拉维夫的总部。这台电脑的硬盘是一座情报宝库，里面的内容包括叙利亚核反应堆的施工计划和已修建部分的照片。在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两名50多岁的男子，一人有着亚洲面孔，穿着一身蓝色运动服，另一位是阿拉伯人。那个亚洲人就是朝鲜著名核科学家千智富，那个阿拉伯人是叙利亚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易卜拉欣·奥斯曼。就是这张照片，改变了一切。
接下来以色列需要查明核反应堆的具体地点，这项任务就交给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负责图像情报的9900部队，该部队的职责就是搜集和处理以色列侦察卫星搜集的所有图像资料。研究人员很快就锁定了一个疑似地点：叙利亚东北部一片树林中的几栋低层建筑。为了保持低调和隐蔽，不被侦察卫星发现，叙利亚工程师在选址上可谓处心积虑。疑似核反应堆建筑的外墙面被修建得和叙利亚乡村到处都有的拜占庭城堡一样，而且该建筑建在山沟里，只有从高处才能看到。为了不引起怀疑，建筑物周围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施，包括防空系统和高射炮。但有一些设施他们怎么也无法隐藏，那就是重水反应堆所需的水泵站及其通往1英里外幼发拉底河的水管。
据说，这些情况第一时间被汇报给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他召集了两个特别讨论会。
安全讨论会提出三个不同的袭击方案：第一个方案为动用少量飞机实施隐蔽的空袭行动，这个方案能给以色列一定的推卸责任的空间；第二个方案是调动大量军事力量的空中作战，目的是公开羞辱阿萨德；第三个方案是派以色列特种部队深入叙利亚目标所在地安装炸弹，摧毁核反应堆，这个方案风险最大。
奥尔默特和佩雷茨命令国防军同时准备这三个方案，但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明白，第一个方案是最优方案，因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以色列情报分析员警告说，袭击必须在核反应堆被激活前进行，否则将导致活化反应堆污染幼发拉底河，这可能会对叙利亚和土耳其民众造成伤害。
虽然已经有了在伦敦搜集到的核反应堆照片和施工计划，但为了确保情报准确无误，以色列情报机构还在尽可能获取更多信息。据报道，2007年3月，他们又抓住一次机会。这一次，叙利亚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易卜拉欣·奥斯曼来到维也纳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举行的一次会议。摩萨德特工闯入他的房间，在其电脑上安装木马程序后离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从这次行动得到的信息再次证明叙利亚正在制造核武器。
奥尔默特决心阻止叙利亚的勾当，但他并不想让以色列使用武力，而是希望美国人执行这一行动。但美国拒绝了以色列的请求。已深陷两场中东战争的布什不愿在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开辟新战场。如果一定要发动袭击，只能靠以色列自己。
最终，对叙利亚核反应堆的轰炸行动表明，以色列正在探索新的作战形式，这是一种结合了谍战、突击部队、侦察卫星和网络战并以空袭结束的新型战法。
当“网军”随便敲几个键……
图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科技设备。图源：新华网 （照片由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未来会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网络空间的战争目前还没有任何手册可供参考。类似“震网”病毒那样的网络攻击或在外国政府人员的电脑上安装木马程序，可以像空袭和地面入侵一样被视为战争行为吗？毕竟，虽然“震网”病毒延缓了伊朗的核计划，但德黑兰并没有发动报复行动。叙利亚的核反应堆被摧毁，大马士革也同样保持了沉默。
如果被网络攻击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会怎么办？是做出回应，还是像伊朗和叙利亚一样保持沉默？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但有一点已经很明晰：未来战争将与以往完全不同。现在，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在内的许多军队已经拥有“网军”这一兵种，他们的武器就是键盘，随便敲几个键，他们就可能让一个国家陷入瘫痪。整个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以色列在这方面的发展。
作者 | 雅科夫·卡茨、阿米尔·鲍伯特 译者 | 王戎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原标题为《网络病毒》，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湃新闻特约撰稿 李昊
从二战结束到“9·11事件”爆发前，世界的对抗主要集中在大国集团与国际阵营之间。“9·11事件”爆发前十年，冷战结束，苏联阵营解体，几十年的老对手消失了，一枝独秀的西方和一家独大的北约开始识别、寻找新的安全威胁。此时的世界，并没有像自由主义理论描述的那样美好，世界并没有进入“历史终结”的文明融合时代，反而开始进入了混乱与调整的时期。从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到种族灭绝，再到极端主义，曾经被冷战压制的各种力量浮出水面。此时的美国，依然是冷战思维，执着于寻找国家对手，从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到19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美国和北约都取得干净利索的胜利。但对于1990年代初期，索马里的内乱、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巴尔干地区的种族仇杀，美国却都搞砸了。这说明，美国和西方尚不适应崭新的时代。
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一个更危险的敌人正在茁壮成长，这就是国际恐怖主义。世界在冷战的惯性中，错过了解决恐怖主义的最佳时机。2001年9月11日，美国在对恐怖主义的茫然与无知中，遭遇了现代历史上最惨烈的恐怖袭击。恐怖主义一跃成为西方乃至世界首要的安全威胁。世界由此被动进入了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相互纠葛和缠斗的时代。
“伊斯兰国”来势汹汹，呈现五个特点
“9·11事件”两个月后，美国成功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决心用军事手段彻底消灭恐怖主义。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战争也许可以消灭一个恐怖组织，可以击毙一些恐怖首领，却无法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而且还在为新的恐怖主义创造条件。
“9·11事件”爆发不到两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激烈的教派冲突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随之而来。萨达姆铁腕下曾经温顺安静的伊拉克，突然变成了沸腾的高压锅，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再加上地缘政治的三昧真火，简直就是一锅恐怖主义乱炖。“9·11事件”十周年之际，一场更加混乱的混战在叙利亚爆发，几乎所有的大国都被卷入其中。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是高压锅，叙利亚战争简直就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在一个混乱与焦虑的时代，一个新兴的恐怖妖孽——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横空出世，瞬间席卷全球，震撼世界。
“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有什么特点？它如何崛起？
“9·11”之后，美国消灭了75%的“基地”组织领导层，但国际局势的动荡也为“基地”组织的进化和扩散提供了条件。“伊斯兰国”的前身是“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最早出现在2003年左右。“伊斯兰国”真正崛起，始于2011年，奥巴马从伊拉克撤军，伊拉克“伊斯兰国”随之坐大。同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天下大乱，该组织在伊拉克北部与叙利亚攻城略地，2013年4月宣布成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并宣布在叙利亚北方城市拉卡建都。2014年，该组织达到鼎盛时期，6月28日，首领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将其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声称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拥有权力。
“伊斯兰国”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残暴、善战、注重形象宣传、有钱、“国际化”。这些特点，使其在众多恐怖组织中尤为突出。
手段残暴：众所周知，恐怖组织追求轰动效果，袭击时能用枪就不用刀，能用炸弹就不用枪。但“伊斯兰国”做得更绝，恐怖手段达到了标新立异的层次。特别擅长斩首、火刑、自杀袭击、集体屠杀，总之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残暴地砍头杀害人质，还全球发布视频。法国、英国、日本、埃及等很多国家的公民都遭到过砍头杀害。由于“伊斯兰国”的恐袭不分对象，不分教派，甚至不分敌友。连“基地”组织都认为它太过残暴，要与它划清界限。
战斗力强：一般恐怖组织都是六七个人，三五条枪，但“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规模很大，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在世界各地受过战争锻炼，即能搞恐袭，又能打游击，还能打正规战。“伊斯兰国”作战时的独门秘籍是自杀式袭击，先派出自爆装甲车，连续发起自杀式袭击，然后大部队再跟进。
注重形象宣传：一般的恐怖组织都很沉闷、呆板、神经质，但“伊斯兰国”很注重形象宣传，把各种元素与恐怖理念相结合，由专业人员设计制服、旗帜、符号，这一点很像纳粹德国，用时尚和炫酷来吸引年轻人。它适应信息化时代，善于使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音乐和宣传片制作精良，效果堪比好莱坞大片。
最有钱的恐怖组织：老牌恐怖组织遭受制裁，穷苦潦倒，但“伊斯兰国”有稳定的财源，每年从非法交易中获得数十亿美元，堪称恐怖组织里的土豪。
“国际化”：“伊斯兰国”善于与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产生共鸣，各国的极端分子宣布效忠，并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发动孤狼式恐袭，这相当于零成本在外国搞恐怖袭击。
最后，“伊斯兰国”现象的根源，是数十年战乱造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性困境与焦虑。伊拉克战争为“伊斯兰国”最初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而叙利亚战争则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提供了沃土。最终，“伊斯兰国”成了气候，在中东地区疯狂杀戮，在全球范围疯狂恐袭，名气超越了“基地”组织。
俗话说要让它灭亡，先叫它疯狂。“伊斯兰国”看似势不可挡，实则臃肿而脆弱。即使在“伊斯兰国”最嚣张的时候，我也不认为它能够长久。
如果说“基地”组织是“纯粹”的国际恐怖组织，专注于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输出。“伊斯兰国”则更像是业余的国际恐怖组织，更看重领土、人口、资金等世俗利益。“伊斯兰国”的主要精力始终都是争夺地盘，对于输出恐怖主义也是三心二意。从袭击对象看，主要是那些阻止其“建国”的国家。从袭击手段看，主要是由各国极端分子宣誓效忠，自带干粮搞加盟式、贴牌式的袭击。从组织形式看，不像一般恐怖组织秘而不宣，“伊斯兰国”有公开的组织机构。
恐怖主义之所以不易消灭，主要是因为小规模、隐秘、分散、流动、超越世俗利益，但“伊斯兰国”则是臃肿、喧闹、聚集、追求世俗利益。“伊斯兰国”更像是个大杂烩，作为恐怖组织不够专业，作为军事组织不够强大。上述特点，决定了“伊斯兰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叙利亚战争如何导致“伊斯兰国”的兴衰？
“伊斯兰国”对于叙利亚魂牵梦绕，这既是“伊斯兰国”崛起之地，也是“伊斯兰国”葬身之处，叙利亚战争决定着“伊斯兰国”的沉浮。
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战争，是当代国际社会最惨痛的教训。各种国际力量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与相互对立的军事行动，叙利亚的形势就如同打群架，几十股力量互为对手，政治利益错综复杂，这是叙利亚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源。叙利亚战争的前六年里，“颜色革命”、全面内战、代理人战争轮番登场，各方忙于打群架，根本没工夫反恐，“伊斯兰国”趁机崛起。
战争初期，欧美的首要目标是推翻叙利亚政府，但随着“伊斯兰国”崛起，恐袭开始深入欧洲腹地，难民潮涌入欧洲大陆，欧美开始调整叙利亚政策，首要目标转为消灭“伊斯兰国”。经过多年的争吵，2015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了2254号决议，奠定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基础。从2016年开始，美、欧、俄、土等相关方相继调整叙利亚政策，国际反恐联盟开始形成。2016年12月31日，是2254号决议所规定的停火时间，叙利亚战场上，各方争夺地盘的战事骤然停歇，叙利亚战争终于进入了反恐战争的正题。嚣张了数年的“伊斯兰国”为众矢之的，立刻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伊斯兰国”的沉浮充分说明，恐怖主义往往在社会对立与国际分歧中崛起，最终在社会共识和国际合作中灭亡。“9·11”二十年来，人类社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际恐怖主义的势头才得到了些许遏制。但恐怖主义从未远去，他们只是暂时蛰伏，积蓄力量，伺机而动。
（李昊，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朱郑勇
校对：张亮亮
年7月9-12日，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亚洲地区年会（简称“AAS-in-Asia”）在印度尼西亚日惹的加查马达大学（Universitas Gadjah Mada）举行。亚洲研究学会成立于1941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学术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国际交流、人脉网络、出版发表、研究支援和职业发展等方式推动亚洲研究，会员多达8000人，主要分为中国和中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四个研究区域。
每年春季，亚洲学会在北美举行规模盛大的年会。自2014年起，亚洲学会在不同的亚洲国家或地区选择某一学术机构作为在地合作伙伴，每年夏季共同举行亚洲地区年会（疫情期间停办）。相比春季年会而言，亚洲地区年会规模略小而主题更集中。尽管如此，本届日惹年会仍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达1400多名学者参加，连续三日逾30场分组讨论和各类活动同时进行，仍会使参加者（尤其是初次线下参加者如我）大开眼界。
开幕式合影。美国亚洲研究学会 图
第三次来到印尼
其实早在2020年，AAS-in-Asia原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而我当时就在该校历史系攻读研究型硕士。本想着乘地理之便参会，虽说我们分组讨论的投稿被接受了，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会议移师日本举行，又遭遇疫情改为线上，参与感不免打了折扣。转眼间，我来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读博。因为亚洲研究学会不接受独自投稿，要求整个分组讨论的计划书提案——包括主题、摘要，组织者、发表者和讨论者的个人信息，以及各篇论文的标题和摘要。学会还强调“多元性”，体现在所属单位、国籍和性别等，学术合作也得颇费心思。去年下半年学会在各网站发布会议通知，有同在法国留学的朋友提议组队参会，于是我们便再度一试。之后几经周折，我终于申请到学校的旅费资助，于7月6日从巴黎踏上中转两次、逾20小时的旅途。
其实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华南区域史和法国殖民史，与印尼或昔日荷属东印度无直接关系，以前两次到印尼多少有些“误打误撞”。2017年，第十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在印尼坤甸举行，我提交了一篇有关赤坎潮州会馆的论文，于是就在既不懂印尼语又不懂潮州话的情况下勇闯陌生国度。在首都雅加达中转停留期间，走到旧市政厅广场，看到当地民众骑着彩色自行车在昔日殖民建筑前不停绕圈，好不快乐。整座城市人口庞大，交通拥挤，污染严重，有着似曾相识的发展中国家勃勃生机。坤甸在大海另一边的加里曼丹岛上，仍有规模不小的华人社区。犹记大家乘船游览卡江时，当地学生唱歌助兴，留下“赤道之城”的难忘印象。后来与会者又组团去小城山口洋考察，听药店商家讲述华文教育的艰难，联想到家乡湛江多个农场的印尼归侨难侨故事，从此开始留意海外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2020年2月望加锡考察，当地乐队在天后宫演奏。吴子祺 摄
2020年初，当时在荷兰莱顿大学读博的徐冠勉要去印尼望加锡考察，邀我从香港出发。爱好美食和烹饪的我听说此行将追溯海参食用史，激发莫大勇气。望加锡在更远的苏拉威西岛上，明代福建帆船已驶到此地，定居下来的闽南人一边与布吉人（Bugis）交易，一边应对荷兰人的殖民扩张，所以他们既建立宗祠庙宇，又拥立“甲必丹”和“玛腰”等领袖。在鹿特丹堡的博物馆，冠勉向我介绍布吉人的船，昔日他们捕捞和熏干海参的活动范围可达澳洲北岸，而这种被华人视作补品的海产又随季风运至中国，连成全球史。20世纪初的南洋华侨受到中华民族思想的鼓舞，强化对祖国的向心力，一时间华校纷纷建立。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在望加锡设立领事馆，更促进了文化建构和文化认同。当我翻阅20世纪三十年代的《锡江报》，再对照经历种种变故后望加锡庙街的文化传承难题，颇有一番感慨。1957-1960年接受厦门大学函授教育的何灿濂老师是当地华人社区的文化名人，他邀请我们参加春节晚会，其在一个节目是男女合唱《南屏晚钟》。在异国他乡听到这首南洋情调的歌曲本已颇有感触，不料曲中竟有微小改动——变成“思乡有什么用”，其中幽微，真是发人深思。
而第三次来印尼，我大致知道日惹曾是爪哇古都，文化底蕴丰富，于是也做了心理建设，尽量把前两次对华人社区的关切放在一边，要多用心感知不同文化。利用参会间歇参观了日惹的三处世界文化遗产，确实大有收获。印尼的古代史深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公元9-10世纪，爪哇岛中部的夏连拉特王国和马塔兰王国并存，前者推崇大乘佛教，后者信仰印度教，分别建造了婆罗浮屠（Borobudur）和普兰巴南（Prambanan）两处大型宗教建筑群。
从普兰巴南远眺默拉皮火山。吴子祺 摄
与此同时，两国统治者保持某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又相互联姻强化关系，所以婆罗浮屠和普兰巴南在建筑艺术尤其是雕刻方面有诸多相通之处，1991年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去年加入名录的“日惹的宇宙中轴线及其历史地标”以18世纪建造的苏丹国日惹城为主，王宫、纪念碑和鹿台坐落于从火山延伸至海洋的南北中轴线上，体现了伊斯兰文明与爪哇文化的宇宙信仰。
日惹苏丹王宫内，舞者正在练习。吴子祺 摄
在历史演变的激荡交融中，留下了丰富的艺术和工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的哇扬皮影戏（Wayang）、格里斯剑（Keris）和巴迪克蜡染（Batik）均以日惹为重要的传承地，在呈现爪哇历史文化的Sonobudoyo博物馆新楼，我们可以看到多项非遗的精美特质及其在现代生活的活力。而这座面向王宫的博物馆，最早是由荷兰殖民者所创办的爪哇学会（Java Instituut）于1935年投入开放。如今在原来的西方考古学和民族学基础上，展示新的研究成果和印尼的国族自豪感，着实令人眼前一亮。
Sonobudoyo博物馆有关纺织技艺的陈列。吴子祺 摄
荷兰人四百多年的殖民史始终围绕着热带作物的商品价值，荷属东印度不仅为印尼留下了辽阔版图，还激发了民族主义。终老于印尼的本尼迪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5-2015）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以精彩文笔论述了多股力量如何相互配合，动员民众从而建立民族共同体乃至现代国家的过程，也是我们理解印尼现当代史的重要参考。而日惹曾是印尼独立革命期间的共和国临时首都，在苏丹的支持下，苏加诺等领导人在此留下深刻印记。在纪念1949年3月1日收复日惹的纪念碑后，新近完成修缮的弗登堡（Vredeburg）亮出了印尼遗产办事处（Indonesian Heritage Agency）的神鹰标志，城堡里面的展览介绍了19至20世纪印尼人民反抗侵略、民族觉醒、争取独立和武力抗争的事迹。一如安德森所分析，报纸、电报、传单和广播等在其中发挥了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印尼共和国的建立。
AAS亚洲年会见闻
加查马达大学正是创立于印尼独立战争时期，如今已发展为一所学科全、规模大的高等学府，据闻在印尼国内排行前三。亚洲研究学会落地日惹，选择加查马达大学作为在地合作伙伴，是明智之举。为了筹办本届AAS-in-Asia，大学发动数以百计的师生参与会务工作，将地标性的大礼堂用作主会场，开闭幕式都有精彩的热情洋溢的致辞和富有特色的舞蹈演出。各分组讨论则在社会科学学院和管理学院的教室进行，每间教室都有学生在场协助，楼下亦有人负责咨询、引导和准备餐食。难怪本人导师之一、汉学家陆康教授直呼：“劳动力太多了！我们在法国都得自己干。”
本届年会主题“潜在的历史，显现的影响”，似乎暗喻着东南亚多脉络历史与深远地影响当代生活，但其实这不能涵盖数百场分组讨论、圆桌论坛和工作坊等活动。或说，如此多元化的与会者及其研究课题，怎能凝聚一个具体确切的主题？然而，这也恰恰是亚洲研究学会的魅力所在——换一个房间，便是跨学科跨区域；同一场分组讨论，也有不同学术路数和研究方法的碰撞。三日议程中，每日都分为四个分组讨论时段（约一个半小时），逾30场平行进行。得地利之便，有关印尼和东南亚的报告占了本届年会的一大部分，甚至可说是重点领域。
9日上午，万恩教授（花衬衫者）在注册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 图
开幕式后的首个时段，我特意给一位老朋友捧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历史系的迈克尔·万恩（Michael G. Vann）教授早年专门研究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史，他与插画家合作的《河内捕鼠运动：帝国、疾病、现代性在法国殖民地越南》是一部广受好评的畅销书。我与万恩教授相识于2018年在西雅图举行的法国殖民史学会年会（他曾做过会长），次年他受邀到广东湛江参加第二届广州湾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殖民史角度启迪租借地研究。几年不见，万恩教授转换了方向，正在进行有关东南亚博物馆的研究项目。他的报告《博物馆中的谋杀：再现冷战时期印尼、越南和柬埔寨的暴力》基于其在多家博物馆的实地考察和相关访谈，细致解读博物馆中场景复原和遇难者照片等展陈的意涵，揭示国家意志、群体暴力和历史记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文化史的角度回应冷战研究所关心的议题。万恩教授的演讲相当引人入胜，体现了美国区域研究的实用主义和决策参考的传统，也符合当下强调理论创新的学术趋势。茶歇时候，万恩教授与我叙旧，这位身材魁梧的冲浪爱好者因受伤初愈，此次未能携板同行。他感慨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并说博物馆研究项目结束后，他会继续做法国殖民史研究，期待再到中国参会。
历史学家芭芭拉·安达雅（Barbara Watson Andaya）给我的冲击不可谓不大。当我拿着会议手册走进“定居、贸易和信仰：以海事角度看东南亚，1500-1900”分组讨论，看到一位身穿红袍的女士站着发言，时而踮起脚尖，表情和肢体动作丰富，霎时间我还以为走错房间。其实这是点评环节，她正在评论香港理工大学杭行副教授等三位报告者的论文。安达雅教授任教于夏威夷大学，研究领域宽泛，使用多语种材料，不受限于国别和地理边界，而三篇论文均涉及近代和近代早期华人在东南亚的活动，因此她的评论既到位又有启发性，并有效引导报告者与观众的互动。当时我觉得这位精力充沛的学者似曾相识，想起2020年亚洲地区年会时，安达雅教授是时任亚洲研究学会会长，做过大会发言。后来我在另一场分组讨论再次见到她，她就安静地坐在后排认真听。在夏威夷大学从教逾30年的安达雅夫妇本月初刚刚荣休，她还以饱满热情继续参与年会，可见她持之以恒的学问追求。
与会者回应芭芭拉·安达雅教授的评论。吴子祺 摄
有关南海和东南亚海域的讨论推陈出新，是本届年会的热门议题之一。“现代早期亚洲港市的动力”分组讨论旨在回应学界近30年来有关港口政体（port polity）的理论。来自印度萨维特里巴伊·普尔大学的拉迪卡·塞尚（Radhika Seshan）报告有关马德拉斯（Madras，今金奈）的城市建设史，她的研究使用了多语种地图。17世纪葡萄牙和荷兰已在印度东南海岸建立据点，在贸易竞争之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圣乔治堡，逐渐发展为港口城市，同时面临法国人在海外殖民扩张中的争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在马德拉斯共同居住，英国人如何规管？这正是拉迪卡·塞尚所关心的研究问题。日本龙谷大学的大久保翔平研究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巴达维亚，他的报告聚焦1740年红溪惨案（荷兰殖民政府大肆屠杀巴达维亚华人）后华人社区的恢复重建。学界有关巴达维亚的研究已有不少，以莱顿大学包乐史教授（Leonard Blussé）为代表的学者，从大量的荷兰文档案中揭示殖民者和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华人之间存在既合作又互不信任的张力，也有学者利用碑刻等中文资料进一步考察华人社区的分合。而大久保翔平博士回顾和吸收前人研究，加强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以图表叠加地理空间等可视化方法分析惨案后巴城内外华人社区迅速恢复的过程及其移民来源。他指出，此后华人更多居住在城外，而城内则呈现更多元的不同种族混居情形。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徐冠勉指出，本场的报告从不同案例和不同角度回应“世界主义”论题，近代早期的东南亚港市中，这意味着生意机遇和冲突暴力并存，如何从本地视角继续延伸，仍有待大家思考。
“感官与环境：探索中国与全球热带地区的多感官联系“分组讨论。吴子祺 摄
学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值得留意，常常激发新知。大久保翔平和徐冠勉是老朋友，曾同在雅加达做田野考察，大会第三日，再次见到他们互动。当时徐冠勉在“感官与环境：探索中国与全球热带地区的多感官联系”分组讨论做题为“肉身联系：900-1350年间丁香、中国感官文化与全球热带地区”的报告，探讨宋元时期原产于香料群岛（今印尼东部）的丁香是如何通过海洋贸易输入中国，成为文人雅士追捧的外敷香剂，进而化为药用的过程。丁香在中国嗅觉文化中留下鲜明印记，这种热带作物的“能动性”也为知识的生产和流通，乃至后来中国与欧洲殖民扩张的相遇留有讨论空间。提问环节，大久保翔平指出徐冠勉声言超越单一文明中心主义，但主要使用的还是中文材料。徐冠勉则回应他非考古学家，印尼等国缺少同时代文字记载亦是实际困难。这种善意批评无疑是有益的，也说明中国学者参与全球史的讨论仍是任重道远。评论人是新近加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曹寅副教授，一直积极倡导全球史。在另一场他主持的分组讨论“殖民时期亚洲的流动性与非流动性，1860-1960”中，来自印度、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的学者依次报告不同族群如何在东南亚（尤其是英属殖民地）流动，他们受到殖民政府何种干预和限制，又有什么应对办法。曹寅副教授的主持和评论都很有活力，调动现场活跃气氛，促进学术讨论。
亚洲史的再思考
在法国留学，每当见到越南学者的讲座信息，我都会格外留意，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和思考法国殖民史。来到印尼参会，我也提醒自己有必要听听东南亚学者的殖民史研究，了解他们看待本国遭受西方殖民侵略之过往的态度。本届年会多见“解殖”、“后殖民”等议题，在“解殖理论与马来世界”和“后殖民历史建构在东南亚”等分组讨论中，基本汇集了东南亚的主要族群——马来族、爪哇族、印度族、华人，这正是我想听到的“本土声音”。来自雅加达、正在英国剑桥留学的布赖恩·梅尔基奥（Brian Melchior）介绍印尼独立后共同肩负重写本国历史、参与国家建设重任的两位历史学者，他们都在海外取得学位，却在叙述角度和研究方法上有分歧，在不同程度上面临苏哈托军事政权的“爱国主义”压力。
“解殖理论与马来世界”分组讨论 。吴子祺 摄
其中，生于泗水华人家庭的吴福涵（1933-2007）从小接受荷兰文教育，印尼独立后他作为历史学家积极支持单一国族认同和同化宪章，晚年又接纳自己的华人身份，其个人轨迹与印尼国家历史书写相互纠缠，是一个值得深究的人物。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本杰明·吴（Benjamin Goh）关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来亚大学的历史教育，在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马来亚大学历史系的几位英国教授提出编撰亚洲中心、为马来世界而作的世界史，取得若干进展。然而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其与新加坡的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马来亚大学的吉隆坡校区和新加坡校区也因此饱受政治张力影响，最终分设两所大学。加上1965年新加坡独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都需要在教育上强化国家认同，导致原有的世界史计划昙花一现。剑桥大学的乔纳森·杨（Jonathan Yong）基于社会学的种族关系理论，通过收集媒体和自媒体资料以及访谈，指出马来西亚华人处于种族少数地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发展出关于文化缺陷和种族新自由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他认为，研究非西方（尤其是美国之外）有关种族歧视的案例，可以推动学科的理论建设。
上述关于“殖民”的报告和讨论令我颇为耳目一新，身为学者，当我们研究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课题，很难完全超脱国籍身份和文化认同，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势差历经沉淀且无处不在。但这种如影随行的影响有可能转化为某种优势，助我们做出有新意的成果。我此次参会论文是关于二十世纪初生活在广州湾租借地的一位法国业余汉学家，中国史、法国殖民史、汉学，这些要素加起来使我在本届年会的“边缘”属性更突出。不过，有机会在亚洲研究学会的平台报告研究进展，总归是有意义。由于议程密集和平行冲突，有不少精彩题目未及一一到场去听，只能在事后交流中了解大概。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任轶副教授组织的“中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文化、经济和科学交流”分组讨论上，她与另外三位南京外国语学校的中学同学（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分别基于各自学科背景做报告，集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是为佳话。而在“协商治外法权：国际贸易、帝国建构和制度变迁”分组讨论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张志云、上海海关学院的助理教授江家欣、广西师范大学讲师侯彦伯先后发言，分别通过国家、组织和个体层面的具体案例分析治外法权特权在1860年代和1930年代的构建和废除的重要节点，呈现西方列强在华特权兴废过程中多方的角力。此外，厦门大学周衍丞、清华大学叶泳妍等关于东南亚史的报告皆为有益尝试。
任轶、吴子祺在主会场合影。卞洋 摄
三天的年会中，有一场活动尤其令人感动，那就是“滨下武志的学术贡献：从亚洲角度探索全球史”圆桌讨论。滨下教授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近五十载，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亦有多部著作问世，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他提出亚洲本位的历史认知视野，重视空间性，强调各地域之间多角联系，尤其海洋是重要的交流场域。
滨下武志的学术贡献：从亚洲角度探索全球史”圆桌讨论合影。吴子祺 摄
滨下教授还强调研究者应体察研究对象的同时代主观认识，辨别历史事件所包含的各种脉络。难能可贵的是，滨下教授的史论洞见无不出于多年来踏踏实实的史料工作功底。会后有幸与滨下教授乘同一航班飞往新加坡，路途上他听闻我的研究课题，便准确提到法国巴黎、艾克斯、南特等地的几家档案馆与我相关，他都曾去过查资料，真是相当用功。本场圆桌讨论由京都大学的Robert Hellyer组织和主持，发言的学者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新加坡、日本和美国，他们或曾受教于滨下教授，或是其同事，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滨下的史学成就，感谢他给予的启迪和帮助。东京大学城山智子教授聚焦滨下教授有关“亚洲经济圈”的论述，货物、商人和白银的流通构成了19世纪全球化的要素。北卡罗来纳大学（UNC Charlotte）助理教授杜丹以中美贸易史为例，认为滨下教授有关汇丰银行商业交易的研究能为学者提供借鉴，继而深入考察地方口岸与全球市场之连结以及国际贸易史。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郭根维回顾滨下教授有关海外华人华侨的研究，以宏观视野考察华人商业网络的进路值得延续。台湾“中研院”钟淑敏研究员则讲述滨下教授历次向该院图书馆捐赠藏书的故事，赞扬他嘉惠学林的善举。张志云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验，指出滨下教授以《海关市场》为代表的近代中国海关史成果激励许多学者关注19世纪以降的经济变化，深入研究人物史、科技史和殖民史等新课题。
闭幕式，参会者与加查马达师生共舞。美国亚洲研究学会 图
像亚洲研究学会年会这类的大型学术会议上，学界观点往往有所分歧，有人批评题目太庞杂，这么多学者聚在一起无异于社交场合。就个人而言，有时置身于一群陌生学者之间确实感到彷徨，却也很庆幸重逢和结识朋友。而在学术层面，本次参会是一次相当有趣的经历。我既增长见识，接触到若干前沿理论，还能从不同领域的跨学科互动中汲取经验，有助反思自己课题——多多少少有赖于亚洲研究学会对“多元”的倡导和要求。在“全球南方”成为热门话题的当下，印尼是机遇与角力竞争并存的热土。我们来到日惹开会，固然欣赏当地的丰富文化遗产，或者也会有关于国际合作交流的思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博士生，得到国家公派留学基金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