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的风云变幻中，有一位女子的传奇故事令人惊叹。她从青楼逃出，白手起家，创办了名震海内外的锦江饭店。这位女子就是董竹君。然而，在她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主动向她伸出了援手 - 那就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青帮大佬杜月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黑道大亨主动帮助一个看似与他毫不相干的女商人？董竹君又是如何利用这次机会，将她的小小川菜馆发展成为上海的地标性建筑？

一、从歌女到商界女强人：董竹君的传奇人生

世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若要说谁的人生最像一出大戏，恐怕非董竹君莫属了。这位传奇女子的一生，堪称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史诗。

话说在民国初年，四川巴中县的一个穷苦人家里，出生了一个女娃娃，取名董竹君。那时候，女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低下，更别说是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了。小竹君刚满13岁，正是豆蔻年华，本该是在学堂读书的年纪，却不料被家人卖进了青楼当歌女。

青楼里的日子，对于一个13岁的小姑娘来说，无疑是噩梦般的存在。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小竹君展现出了她日后成为商界女强人的坚韧品格。她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而是一直在寻找逃脱的机会。

终于，在她15岁那年，机会来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趁着青楼里人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小竹君偷偷溜出了这个令她窒息的牢笼。她一路跌跌撞撞，最后来到了四川省会成都。

在成都，命运之神似乎对这个坚强的小姑娘格外眷顾。她遇到了曾任四川省副都督的夏之时，并成功嫁给了他。从此，小竹君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家族的少奶奶。

然而，董竹君并不满足于安逸的生活。她渴望独立，渴望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于是，在29岁那年，她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提出离婚，放弃大家族的富裕生活。

这个决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一个女人，主动提出离婚，还要放弃优渥的生活，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正是这个决定，成为了董竹君人生的转折点。

离婚后的董竹君，来到了繁华的上海滩。在这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城市里，机遇与挑战并存。35岁的董竹君，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白手起家，创办了锦江川菜馆。

锦江川菜馆一开业，就以其独特的川菜风味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吸引了众多食客。很快，这家小小的川菜馆就在上海滩声名鹊起。不仅普通市民趋之若鹜，就连上海滩的达官显贵们也经常光顾。

有趣的是，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董竹君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赢得了众多上海滩名流的尊重。青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都成了锦江川菜馆的常客。南京及上海的军政要人也经常在此设宴。

董竹君的经商之道，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她不仅善于经营，更懂得如何与各界人士打交道。她的锦江川菜馆，不仅是一家餐馆，更是一个社交场所。在这里，各界精英汇聚，谈笑风生，商业机会和人脉关系在不经意间就建立起来。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锦江川菜馆常常是座无虚席。据说，有时候就连大佬杜月笙来吃饭，也得拿号排队！这种盛况，在当时的上海可谓是前所未有。

从一个被卖入青楼的小女孩，到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女商人，董竹君的人生经历，堪称是一部现实版的励志传奇。她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成功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勇气、智慧和坚持的故事。在那个男性主导的时代，董竹君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女性同样可以在商界大展拳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二、杜月笙的政商关系网络与董竹君的商业扩张

在上海滩这个复杂的大舞台上，杜月笙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青帮的龙头老大，他不仅在黑道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更是在政界和商界都有着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力。正是这样一个风云人物，在董竹君扩建锦江饭店的关键时刻，伸出了援手。

杜月笙的政商关系网络，可以说是盘根错节，复杂至极。在政界，他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据传，蒋介石曾多次邀请杜月笙参与重要会议，商讨国事。在商界，他的影响力更是无处不在。从银行到烟酒公司，从电影院到百货公司，杜月笙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

正是凭借着这样庞大的关系网络，杜月笙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无人能及。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权势滔天的人物，也对董竹君的锦江饭店青睐有加。这其中，既有锦江饭店独特的川菜魅力，也有董竹君个人魅力的加持。

董竹君的商业头脑可谓是异常敏锐。她深知，在上海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光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广泛的人脉支持。因此，她在经营锦江饭店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社交圈。

每当有政商界的大人物来到锦江饭店，董竹君总是亲自出面招待。她不仅以精湛的厨艺征服客人的味蕾，更以自己的智慧和魅力赢得了众多上流人士的好感。渐渐地，锦江饭店成为了上海滩各界名流的聚会之地，而董竹君也成为了上海滩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

然而，随着生意的蒸蒸日上，原有的店面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流量。董竹君意识到，是时候将锦江饭店扩建成一个更大的规模了。但是，在当时的上海，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扩建，并非易事。

首先是资金问题。虽然锦江饭店的生意很好，但要进行大规模的扩建，仅靠饭店的利润是远远不够的。其次是土地问题。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滩，要找到合适的地段进行扩建，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就在董竹君为这些问题苦恼不已的时候，杜月笙主动向她提供了帮助。杜月笙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的上海滩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要知道，杜月笙虽然经常光顾锦江饭店，但他向来是以客人的身份出现的。这次主动提供帮助，无疑是将他与锦江饭店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杜月笙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资金方面。他通过自己在银行界的关系，为董竹君争取到了一笔低息贷款，解决了扩建资金不足的问题。其次是土地方面。杜月笙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力，帮助董竹君获得了一块黄金地段的土地使用权，为锦江饭店的扩建奠定了基础。

有了杜月笙的帮助，锦江饭店的扩建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原本只是一家小小的川菜馆，在短短几年内就发展成为了一家大型的豪华饭店。新的锦江饭店不仅有宽敞明亮的餐厅，还增加了豪华客房和会议厅，成为了集餐饮、住宿、会议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

锦江饭店的成功扩建，不仅为董竹君带来了更大的商业成功，也为上海增添了一座地标性建筑。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锦江饭店那高耸的建筑和闪烁的霓虹灯，都成为了上海滩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

然而，杜月笙为何会主动帮助董竹君呢？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是单纯的欣赏，还是另有所图？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上海滩引发了诸多猜测和讨论。有人说，杜月笙是看中了锦江饭店的商业前景，想要从中分一杯羹。也有人说，杜月笙是想通过帮助董竹君，来扩大自己在上海滩的影响力。还有人猜测，这或许是杜月笙向国民党高层示好的一种方式，毕竟锦江饭店已经成为了许多政要的常去之处。

无论如何，杜月笙的这次帮助，无疑为锦江饭店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而董竹君也借此机会，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此，锦江饭店不再只是一家普通的餐馆，而是成为了上海滩政商界的重要交际场所，也是见证上海滩风云变幻的一个重要舞台。

三、锦江饭店：上海滩的政商交际中心

随着锦江饭店的成功扩建，它迅速成为了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政商交际中心。这座雄伟的建筑不仅仅是一家高档酒店，更是一个见证历史、影响历史的舞台。在这里，无数重要的政治决策被制定，无数重大的商业交易被达成，无数影响深远的社交活动被举行。

锦江饭店的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它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南京路上，这里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外国人聚集的中心地带。从饭店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黄浦江上往来穿梭的轮船，远处的外滩建筑群也尽收眼底。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锦江饭店成为了许多重要人物下榻的首选。

在锦江饭店的宴会厅里，经常可以看到各国外交官、政府要员、商界巨头齐聚一堂。他们或是举杯畅饮，或是低声密谈，在这里进行着各种形式的交流和谈判。董竹君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魅力，成功地在这些上流人士中间周旋，为锦江饭店赢得了更多的声誉和生意。

有一次，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陈果夫在锦江饭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当时，上海的各界名流几乎悉数到场。宴会上，陈果夫不仅高度赞扬了锦江饭店的服务和菜品，还特意向在场的宾客介绍了董竹君。这一举动，无疑大大提升了董竹君在上海滩的地位和影响力。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在1946年。当时，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到上海，为调解国共矛盾。他选择了锦江饭店作为下榻地点。在他入住期间，锦江饭店成为了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都曾在这里与马歇尔会面，进行谈判。虽然最终这次调解并没有成功，但锦江饭店作为重要外交场所的地位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除了政治活动，锦江饭店也是许多重大商业交易的见证者。1947年，上海最大的纺织公司之一申新纱厂的股权转让就是在锦江饭店的一间套房内完成的。这笔交易不仅涉及巨额资金，还牵扯到了复杂的政商关系。当时，杜月笙也参与其中，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这次交易的成功，再次证明了锦江饭店在上海商界中的重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锦江饭店不仅是政商界人士的聚集地，也是文化名人的常驻之所。著名作家张爱玲就曾多次在锦江饭店举办文学沙龙。在这里，她与其他文化界人士畅谈文学，探讨艺术。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上海的文化生活，也为锦江饭店增添了几分文化底蕴。

然而，锦江饭店的繁荣并非一帆风顺。1949年，随着政权更迭，上海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原本常客已经离开上海，新的政权对旧时代的产物也持谨慎态度。面对这种局面，董竹君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和商业智慧。

她迅速调整了锦江饭店的经营策略，一方面继续保持高档酒店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开始接待一些普通市民。同时，她还主动与新政权建立联系，表示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这种灵活的策略，使得锦江饭店在动荡的时期依然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1956年，锦江饭店被改组为国营企业。虽然董竹君失去了对饭店的所有权，但她依然被留任为饭店的经理。这一决定，既是对董竹君能力的认可，也是新政权希望借助她的经验来管理这家高档酒店。

即便在国营化之后，锦江饭店依然保持着其作为上海重要交际场所的地位。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外国使节在访问上海时，都会选择入住锦江饭店。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他的新闻秘书就是住在锦江饭店。这再次证明，锦江饭店依然是上海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

从小小的川菜馆发展成为上海滩的政商交际中心，锦江饭店的历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它不仅见证了上海近代史上的许多重要时刻，也参与塑造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董竹君的智慧和魄力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她成功地将一家餐馆打造成了一个影响力巨大的社交平台，这不仅体现了她卓越的商业才能，更体现了她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力。

四、董竹君与杜月笙的关系演变

董竹君与杜月笙的关系，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戏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这段关系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初期，当时董竹君刚刚在上海开设了锦江饭店。

初次相遇时，杜月笙只是锦江饭店的一位普通客人。他被饭店独特的川菜风味所吸引，逐渐成为了常客。在频繁的光顾中，杜月笙注意到了这位年轻有为的女老板。董竹君的经营手腕和待客之道给杜月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杜月笙对锦江饭店的兴趣不仅仅局限于美食。他开始欣赏董竹君的商业头脑和社交能力。在上海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将一家小餐馆经营得如此成功，实属不易。杜月笙逐渐意识到，董竹君可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1935年，杜月笙开始频繁邀请董竹君参加他举办的各种社交活动。这些活动汇聚了上海滩的政商名流，为董竹君提供了绝佳的社交机会。董竹君也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不断扩大自己的人脉圈。她的聪明才智和独特魅力，很快赢得了众多上流人士的好感。

1937年，日军入侵上海，局势骤然紧张。在这个危急时刻，杜月笙主动为锦江饭店提供保护。他派遣自己的手下在饭店周围巡逻，确保饭店的安全。这一举动无疑拉近了杜月笙与董竹君的关系。

战争期间，锦江饭店成为了许多难民的避难所。董竹君慷慨地为这些难民提供食宿，这一行为得到了杜月笙的高度赞赏。他开始将董竹君视为不仅有商业头脑，还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物。

1940年代初，随着锦江饭店生意的蒸蒸日上，董竹君萌生了扩建的想法。然而，在当时的上海，要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并非易事。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杜月笙伸出了援手。他不仅帮助董竹君获得了扩建所需的资金和土地，还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为扩建工程扫清了诸多障碍。

杜月笙的这一举动，将他与董竹君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此，他们不再仅仅是饭店老板和顾客的关系，而是成为了互利互惠的合作伙伴。杜月笙在锦江饭店举办各种重要会议和宴会，而董竹君则为他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和最隐秘的场所。

然而，这种关系并非没有风险。1940年代中期，有传言称杜月笙试图收购锦江饭店。这个传言一度引起了上海滩的轩然大波。面对这种情况，董竹君展现出了高超的平衡艺术。她既没有正面回应传言，也没有疏远杜月笙。相反，她继续保持与杜月笙的友好关系，同时也强化了自己对饭店的控制权。

1949年，随着政权更迭，杜月笙离开了上海。在离开之前，他特意到锦江饭店与董竹君告别。据说，杜月笙在临别时向董竹君提出了一个建议：要善于适应新的环境。这个建议，或许正是基于他对董竹君多年的了解和信任。

杜月笙离开后，董竹君确实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她成功地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保住了锦江饭店，并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才能。虽然锦江饭店最终被改组为国营企业，但董竹君依然被留任为饭店的经理。这一结果，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杜月笙的眼光。

回顾董竹君与杜月笙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了从普通的顾客关系，到互利互惠的合作伙伴，再到最后的分道扬镳。这段关系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两个人的个人际遇，更折射出了那个时代上海滩的风云变幻。

在这段关系中，董竹君展现出了高超的社交智慧和政治敏感性。她既能够利用杜月笙的资源和影响力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又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持独立性，不被完全绑定在杜月笙的战车上。这种平衡之道，正是她能够在局势剧变中继续立足的关键。

而对于杜月笙来说，与董竹君的交往也带来了诸多益处。锦江饭店为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交和商业平台，而董竹君的能力和魅力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说，这是一段互利共赢的关系。

然而，历史的车轮终究无情地碾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董竹君与杜月笙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但是，这段关系在上海滩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五、董竹君的晚年生活与锦江饭店的发展

随着岁月的流逝，董竹君步入晚年，而她一手创立的锦江饭店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段时期，既是董竹君个人生活的转折点，也是锦江饭店历史的重要篇章。

1956年，锦江饭店正式改制为国营企业。尽管失去了对饭店的所有权，但董竹君凭借其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卓越的能力，被留任为饭店的经理。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新政权对董竹君才能的认可，也为锦江饭店的平稳过渡提供了保障。

在国营化初期，董竹君面临着诸多挑战。她需要在保持饭店高档品质的同时，适应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为此，董竹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她大力推动服务质量的提升，同时也注重培养新一代的管理人才。在她的努力下，锦江饭店不仅保持了其作为上海顶级酒店的地位，还成为了新中国接待外宾的重要场所。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期间，尼克松随行人员中的一部分就入住了锦江饭店。这一事件再次证明了锦江饭店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董竹君亲自监督了接待工作，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这次成功的接待，不仅提升了锦江饭店的国际声誉，也为董竹君赢得了更多的赞誉。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董竹君逐渐淡出了饭店的日常管理。1978年，她正式退休，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饭店管理生涯。退休后的董竹君并未闲置，而是将精力转向了回忆录的撰写。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1982年，董竹君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出版。这本书不仅详细记录了她的个人经历，也生动描绘了上海近代史的诸多细节。书中关于锦江饭店的创建和发展的内容，成为了研究上海商业史的重要资料。这本回忆录的出版，让更多人了解了董竹君的传奇人生，也为锦江饭店增添了几分历史魅力。

与此同时，锦江饭店在新的管理团队的领导下继续发展。19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上海重新成为国际商业中心。锦江饭店抓住这一机遇，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新的设施和服务使得锦江饭店在新时期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

1985年，已经89岁高龄的董竹君再次回到锦江饭店。这次回访让她深感欣慰。她看到，自己当年创立的小餐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享誉国际的酒店集团。虽然饭店的规模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那种追求卓越的精神依然得到了传承。

1990年代，随着上海浦东开发开放，锦江饭店集团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他们在浦东新区建立了多家高档酒店，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上海酒店业的领先地位。这一系列的发展，虽然已经超出了董竹君的直接影响范围，但仍然可以看作是她当年事业的延续和发展。

2000年，董竹君在上海家中平静离世，享年104岁。她的一生跨越了整个20世纪，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作为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她的经历堪称传奇。而她创立的锦江饭店，则成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符号。

董竹君去世后，锦江饭店集团专门设立了一个纪念室，用来展示董竹君的生平事迹和锦江饭店的发展历程。这个纪念室不仅成为了锦江饭店的一个重要景点，也成为了上海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场所。

回顾董竹君的晚年生活和锦江饭店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人命运与企业发展紧密交织的动人故事。从一个小餐馆老板到一个大型国营企业的管理者，再到一个备受尊敬的历史见证人，董竹君的角色在不断变化。而锦江饭店则从一家川菜馆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知名的酒店集团。这段历史，不仅是董竹君个人的传奇，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变迁的缩影。

欧洲时报】读者：由于业务的需要，我和其他股东决定对三年前开的餐馆进行扩建，把原来自住的部分用于经营，还添置了大型排油烟机，冰柜和炉灶设备。这样，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万增加到了15万。请问，公司增资是否要交税？如果交税，应该交多少？另外，为了贷款，银行要求质押商业资产。请问商业资产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办理相关手续？

新桥律师 ：您的第一问题有关纳税。根据法律，无论向什么形式的公司注资都要纳税。投资人应在公司成立后的一个月内进行税务登记，并根据投资纳税。

股东对公司可进行有产权投入，使用权投入和技术投入。在投入产权后，公司成为产权所有者。在投入使用权后，原有产权归属不变。个人技术投入 （apports en industrie） 指股东个人向公司提供专业技术或知识。个人技术投入仅用于责任公司，而不用于股份公司，也不能计入公司资产。

上述产权投入又可分为纯简单投入（apports pur et simple）和有偿投入（apports à titre onéreux）。纯简单投入者获得公司股份，有偿投入者向得公司出售资产并需要交纳有偿资产转移税 （droits de mutation à titre onéreux）。

投资低于225000欧元者的固定税额为375欧元，超过者为500欧元。

对于个人公司 （sociétés de personne） 的简单纯投入属于免税范围，但需在向税务局申报。

为了防止纳税人以创立公司的方式逃避有偿转让登记税，不交公司所得税的投资人的纯简单投入在下列情况下将被视为有偿转让：

转让不动产或相关产权、转让商业资产、租约或物业承诺书。

以上有偿投入到税率是：

1.不动产或产权有偿转让的固定税率为5%，另加不动产公告费0.09%。

2. 商业资产的税率

转让23000欧元以下的商业资产完全免税，在23000欧元至20万欧元之间为3%，超过20万的部分为5%。

有偿投入资产者也可享受免税，条件是3年内不出售所持股份，投入的物业必须用于经营业务。此外，继承遗产者和长期持股的股份受赠者也可享受免税待遇。

您的第二个问题有关商业资产质押。质押商业资产的目的是保证债权人优先从商业资产的拍卖中获得偿还。

可进行质押的资产包括： 商号、公司名称、租约、客户、商业设施、 经营工具、专利、许可证，商标、图纸和其他知识产权。但在质押合同未明确说明的情况下，质押资产仅包括招牌，商业名称，租约和客户。

质押合同可通过公证或私署的方式确定，但签署后的15天内须前往商业资产所在地的商事法院登记，否则无效。质押合同随后由该法院公告。任何人均可去商业法院书记处查询。

在完成抵押登记后，债权人可因债务人自身或第三方的原因要求对质押资产进行拍卖。

如果有多项质押，各债权人的偿还序列由登记日期的先后决定。

质押在期限结束之后自动解除。在此期限之前解除质押必须得到债权人或法院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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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木槿）

入七十年代后，中国在外交上接连取得了重大突破。尼克松访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领域的重大成就。随着与中国建立邦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国际来华访问的外宾在人数和频次方面比六十年代多了许多。

当时中国的外事接待能力达到了极限，负责接待外宾的饭店在那时经常连续住满。北京地区的对外接待设施已经无力承担日趋繁重的外事接待任务，建设新的外事接待宾馆成为一个十分紧迫任务。在多种选择中，重建当时只有五层的北京饭店东楼是最佳选择。

建筑权威在设计上并无重要发言权

北京饭店新东楼的设计任务交到了时任北京设计院院长张镈的手里。张镈是享誉国内外的建筑大师，他年轻时曾跟随建筑大师梁思成学习，是设计人民大会堂的主设计师之一。

张镈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便马上组织设计师分配任务。在选择建筑风格时，因为设计院里的年轻人多是法国留学生，所以方案多数采用了西式风格，面对众多西式方案，张镈更倾向中式风格。

作为建筑界权威的张镈，在这次的设计中没有多大话语权。当时尚在特殊时期，作为清朝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岐的儿子，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张镈自然受到了冲击。由于张镈刚刚恢复工作，加上当时身体有疾病，所以在这次建筑风格的争论中他没有坚持己见。

改动建筑层高引来大风波

设计所的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推出了几十个方案，并且都制作了方案模型。总理对北京饭店东楼扩建的工作十分重视，百忙之中还是专门抽出时间亲自查看相关方案和模型。

在经过多方检验和考核后，中央领导人最终选定了20号方案。李先念认为北京饭店位于北京市中心，市中心寸土寸金，应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20号方案仅有14层50米高，无法达到充分利用土地的效果。为此李先念建议把层数增多，张镈了遵循组织意见，迅速把方案调整到了21层100米。

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方案改动时没有反对意见。只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改动会引起巨大的风波。

北京饭店的设计方案确定后，经过计算报价和领导批复，北京饭店东楼扩建工程项目正式立项。在总理的关心下，这项工程被列为重点工程。

1973年，在春暖花开季节，工程正式开工。开工后。施工队日夜不停的工作，工程进行的十分顺利，大楼以每周一层的速度在长高。看到不断升高的大楼，张镈长久以来紧张的心情也略微的放松了一些。

建设到14层时，正在工地视察的张镈无意中听到工人们在闲聊。工人们在讨论东楼哪个房间朝向最好，大家的结论都是朝西的房间最好，因为朝西的房间远可赏西山的美景，近可观故宫盛景。

这个讨论让张镈十分紧张，因为西山和故宫之间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所在地-中南海。如果大楼再升高，那中南海的一切都会被东楼上的人观察的清清楚楚，包括主席的住所。

东楼的建筑高度引起多方的争论

如张镈所料，中央警卫团的政委杨德中很快就来到了工地检查。杨德中报告说在中南海晚上已经能看到东楼施工的灯光，这个情况迅速引起了总理的高度重视。

总理召集杨德中、万里、张镈等相关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解决东楼威胁到中南海的问题。杨德中从保卫领导人安全的角度出发，坚持把东楼10层以上的建筑拆除。万里的意见是不拆除10层以上，建设到14层就停止。10层以上的建筑不对外开放，改作他用。总理当时对万里的建议表示赞同。

作为建筑设计师的张镈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原方案继续建设，在东楼以西建一个屏风楼。他在会上做了粗略的计算，指出屏风楼不超过30米就能完全遮蔽东楼到中南海的视线。

总理对张镈的方案大加赞赏，总理说，在土地紧张的市中心，还是要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而作为国家门面，一个10层左右的饭店在形象和实用性方面都是不够的。

为了调查屏风楼的可行性，总理亲自来到工地，甚至坐上了那摇摇晃晃的施工电梯来到顶层查看实际情况。

在当时敏感的环境下，三种意见都有充足的理由，而怎么做选择考验着领导人的智慧，后来的事实证明，总理做出了做好的选择。

屏风楼方案终获认可

在经历过考察后，总理正式同意了屏风楼的想法。虽然张镈一直认为建起屏风楼后，东楼建设21层对中南海没有妨碍，张镈作为设计师也不希望本来做好的用于顶楼的框架浪费掉。谨慎起见，总理还是把原来的21层降低到了19层。

在故宫旁边突然建起一座大楼自然是显得突兀。为了这座使屏风楼更加美观，总理要求屏风楼的样式要仿照古代建筑，不管是颜色还是形式上，都要配合故宫整体。屏风楼的所有朝西的房间只做不透明的盲窗。外形上，屏风楼要古香古色的窗户和棂花装饰。

根据总理对屏风楼的要求，张镈和万里立刻找人员进行工程量计算。由于要添加仿古材料，整个工程量大概要增加5万平方米。屏风楼方案出来后，面对这个急迫的任务，北京市政府领导当场就对这个多出来的屏风楼工程表示了很大的意见。

当时北京市同时期还有建国门外大街和首都机场这两大工程。北京市在资金、人员、材料方面的缺口很大。

张镈十分理解北京市的实际情况，他把屏风楼的方案改动。改成了成本更低的单片屏风墙，总理在看到屏风墙方案立即批示：不能造这种不伦不类的建筑。

对于总理的批示，张镈的心里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明白了多快好省并不意味着伤筋动骨。张镈再次把屏风楼方案的细节认真的做了多遍检查和计算。最终，屏风楼的工程方案获得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

四十多年后，北京饭店和它的屏风楼依然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屏风楼完美的融入了故宫的景色，北京饭店的东楼也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发挥了巨大作用。

文/文史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