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飞 编辑|乔芊
让外卖平台和餐饮老板们都头疼的佣金问题,再一次被置于聚光灯下。
3月1日晚间,美团在官方平台发布名为《我们要为中小商户做好这六件事》的公告,提出要“推出六项帮扶举措”,帮助中小商户“降本”与“增收”。紧接着次日上午,饿了么宣布推出包括佣金减免、特殊歇业保护机制等商家帮扶计划。
一个重要背景是,两份公告发布之前的2月18日,发改委等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其中关于餐饮业纾困扶持措施部分提到,引导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步下调餐饮业商户服务费标准,以及引导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内的餐饮企业,给予阶段性商户服务费优惠。
消息一出,在餐饮圈瞬间引起大量关注,在行业寒冬里,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降低服务费,意味着同样一笔外卖订单,餐饮门店的收入会变多。一些“早有怨言”的商家,更是直接在朋友圈“叫好”。另一面,作为外卖平台的老大哥,市场情绪反应也很“激烈”,美团股价应声直落15%。
一边是直接让利,一边是直接获利,服务费率哪怕细微的波动,都在牵动着投资者和餐饮商家的心弦。这背后,平台与商家积累的矛盾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两大外卖平台最新拿出的优惠政策,既是响应号召,也是安抚商家们情绪的表态。
商家们会因此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仍未可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卖平台的相关策略制定有所保留,并未直接整体降佣,而是面对受疫情影响困难商家的定向帮扶,这更像是特别时期的特别举措。
上涨的佣金率
相比于赠送云打印机、外卖管家服务、流量扶持等“增收”举措,以减佣为主的“降本”政策,最被市场关注。
根据公告,面向商家不同困难程度,美团此次主要拿出三个“降本”方案:一是疫区困难商户佣金减半、每单1元封顶;二是对于经营困难中小商户,技术服务费5%封顶;三是在年内实现费率透明化全国覆盖。饿了么拿出的方案类似,也是从佣金减免切入。
外卖的服务费早期为固定佣金率,疫情之后,美团针对外卖业务抽成规则进行调整,平台服务费率一拆为二,包括技术服务费、履约服务费两项。饿了么情况类似,也在同期开始进行费率透明化改革,将服务费分为固定和浮动两个维度。
新规则下,商家有更灵活的选择空间。如果只使用平台服务,即仅扣除技术服务费,履约服务费为可选项,在使用平台配送服务情况下才会产生,诸如美团在2021年5月进一步细化为按照距离、价格和时段三个维度。
从财报数据来看,近两年美团外卖业务佣金率整体有持续上涨的趋势。根据美团财报,2016年-2019年,美团餐饮外卖业务佣金收入占交易额比重从8.87%逐步上升至12.64%,此后2020年美团餐饮外卖佣金率下降至11.99%,在2021年前三季度这一数字又进一步上升至12.07%。
经营数十家餐馆的某餐饮企业创始人谢雨告诉36氪,无论是只使用平台,还是使用平台专送,他们在美团上的佣金费率已经连续涨了两年。其中今年续签合同时,费率再次上涨约1个点,饿了么情况类似,“预计会涨1-2个点。”
佣金费率的细微变化,直接关系到商家外卖业务的利润空间。
谢雨告诉36氪,在2015年到2019年,门店外卖业务都很赚钱,第一次疫情的时候,外卖更是成为赚钱的主力,但这两年扣点涨了两波下来,外卖业务已经不赚钱了。
美团外卖业务覆盖城市分为直营和代理商两种,且由于存在代理商扣点,后者佣金率要更高。根据东兴证券估计,代理商整体约高出2%-3%。来自福建的某家头部快餐连锁品牌创业者孙玉龙告诉36氪,当地一些地级市外卖佣金费率达到了23%、25%。
技术服务费、履约服务费是常被提到的服务费项,但每笔订单实际产生的服务费可能要更高。原因在于,在抽佣基础上,平台还有保底收入要求。
“刚开始是8块,后面平台要求的保证是每单保底10块,”谢雨称,每单服务费不足保底的部分,平台会从餐费中额外扣除。在相同的佣金率下,“100多元的外卖单子,肯定是能达到美团的保底要求,但80%的订单可能就三、四十块钱,再付保底费就很难赚钱”。
根据财报,2021年前三季度,美团外卖单笔外卖订单均价为49.1元,而2019年时,这一数字尚为45元。
如果算上参与平台满减、红包活动,每笔订单平台产生的服务费比例会进一步上升。
相比于过去固定抽佣,技术服务费(佣金)和履约服务费分别计算的方式,能让商家更理解每单服务费花在了何处。不过,眼下透明化费率的推进,仍有一些待解难题。相比于固定佣金,浮动且复杂的服务费计算方式,仍让一些商户“后知后觉”。
“我们是去年签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谢雨告诉36氪,起因是去年发现外卖越来越没有利润,就砍掉一些促销活动,但还是无济于事,最后仔细看合同,才发现保底等小项费用。
在谢雨看来,签合同的时候自是有所疏忽,但即便仔细核对合同每一项费用,也不会真的有用,保底、佣金几乎没有谈判的空间。“美团的合同是电子合同,点确认,发验证码直接提交”,谢雨表示,业务员会催促赶快确认。
经营多个连锁餐饮品牌的创业者刘华也认为,美团在费率方面口风较硬,“(美团)他能给你改合同吗?看也白看。”
这种情况在接下来预计将得到一定改善。根据美团公告,目前费率透明化已覆盖全国70%商户,预计2022年实现费率透明化全国覆盖。美团方面表示,针对目前费率透明化仍在推进过程中的困难中小商户,会根据商户的经营情况和困难程度,给予针对性的补贴优惠。
从可选项,到必选项
疫情是外卖平台的分水岭,这之前,外卖是可选项,而后外卖逐渐成了必选项。
刘华告诉36氪,反复的疫情,彻底改变了他们门店的收入结构,外卖成为顾客主要购买形式,“我们的消费结构一直在涨,外卖业务同比、环比都在增长,”这种变化改变了他们对外卖业务的定位,在疫情之前,外卖业务比例要求控制为“不得超过10%”,疫情初这个数字先是上调到15%,现如今,外卖业务占整个比例已经升到30%。
孙玉龙经营的快餐馆情况类似。外卖占门店业务比重从2020年的16%,上升至2021年的23%,“今年占比会在30%左右,并会控制在这一水平线,”在他们所在的快餐领域,50%的外卖业务比例十分常见。
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孙玉龙几乎不做外卖。在他看来,外卖业务对补贴依赖过高,外卖比例越高,门店的利润就越少,“相比于纯堂食,外卖的占比每提升10%,利润会下降3个点,”孙玉龙说。
餐饮门店成本较为固定,人工、租金、食材成本。对于本就对用工成本敏感的商家,不愿意为外卖业务支付额外开支,而是交由堂食员工管理。根据美团研究院一份针对2020年2月份的行业调研显示,有52.5%的商户未针对外卖做专门岗位配置。
随着外卖业务成为“必选项”,外卖平台订单在疫情后激增。根据美团财报,2021年Q2,餐饮外卖日均交易单数达到3890万单,而2019年同期,这一数字尚为2290万单,同比增长69.9%。
在对外卖业务愈加重视的背景下,精细化运营变得更加紧迫。刚开始做外卖时,孙玉龙把外卖业务交给门店店员执行,疫情后外卖业务比重的上升,让他决定正式成立单独的外卖部门,做促销引流,门店只负责订单履约环节。
刘华告诉36氪,四年前他们开始做外卖业务时,并不太投入精力,最早是代运营承接,疫情后决定成立专门的外卖部门,做营销投放,以及相关业务的核算,“每两周要分析投入产出。”
在线营销服务是外卖平台重要的收入来源。根据美团财报,2021年前三季度,外卖商家主动支出的营销服务费为82.11亿元,占相关交易金额的比例为1.6%,而在2016年,这一数字尚为0.14%,期间逐年稳步提升。
有限的让利,外卖需要重新看待
一边是无法拒绝的外卖订单,一边是越来越难赚到的利润,疫情之后外卖市场的增长, 相比于冲单量和销量,“做一单,赚一单”,成了商家的新目标,刘华就决定严格控制推广费,以及将外卖折扣底线定在9折。
事实上,这已不是外卖平台第一次推出帮扶政策。早在2020年2月以来,美团便相继推出消费补贴、流量扶持、商家培训以及外卖返佣等一系列帮扶计划。此外同年3月份以来,饿了么也推出了一系列帮扶措施,其中包括外卖佣金低于其他平台3-5%的直接让利,隔空喊话美团。
这种优惠减免会在一段时间内损害外卖的利润空间。根据东兴证券估算,美团针对商家的优惠补助政策,预计总体对外卖业务变现率影响约0.5%。如果按照2021年前三季度外卖业务701.85亿元的收入来说,期间预计会产生3.51亿元的损益。
但平台一定时期面向特定群体商户的佣金帮扶,对相关业务的收入有直接影响,并未动到外卖业务的根基。
从财报来看,美团2021年前三季度外卖业务收入701.85亿元,外卖业务交易额的变现率约为13.67%,在一系列帮扶举措背景下,相比于2020年反而上升0.11%。此外,2021年二季度,美团餐饮外卖业务经营利润率也由去年同期的8.6%增长2个点至10.6%,官方将其归结于运营效率的改善。
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伴随外卖市场的发展,外卖平台的运营效率,尤其是基于履约服务的效率优势将会进一步放大。对于商家而言,很难找到平台配送之外更好的派单选项。
疫情本身的不确定性,是商家们无法回避的难题,但对于困难时期的商户而言,包括美团、饿了么能帮他们在一定程度帮上忙,但这也只是有限的让利。在佣金费率未有实质下调之前,相比于依托平台帮扶,更需早做“自救”打算。
(文中谢雨、孙玉龙、刘华均为化名)
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餐饮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制定颁布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这是继2016年10月1日起实施《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之后,对“互联网+餐饮服务”新业态加强监管和查处的再升级。不过,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网络餐饮“代办入驻”服务,很可能消减新规的积极意义。
这种“代办入驻”,不是中介机构为合法餐馆入驻订餐平台提供服务,而是某些人主要为那些既无证照又无实体门店的非法餐馆入驻订餐平台提供服务。这种黑作坊入驻订餐平台后,食品安全与消费者权益显然都无法保障。因此,外卖“代办入驻”现象急需引起外卖平台和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代办入驻”主要缘于外卖平台审核存在漏洞。过去,外卖平台为了争地盘、拼业绩,在餐馆资质审核环节不够严格。在被央视“3·15”晚会和其他媒体曝光后,外卖平台大都出台多项措施提高入网商户质量,以此保证所有入驻店铺都证照齐备。不过,从“代办入驻”现象来看,所谓的证照齐备,有的可能是一种假象——或是假证照或是“证店不符”。
此外,“代办入驻”的出现还与某些电商平台、信息中介平台管理不规范有关。这种为黑作坊提供服务的网店,按说电商平台应坚决清理掉,但电商平台却对其纵容。而且,监管不力也让代办服务提供者有空隙可钻。
今年2月2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表示,根据《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只有取得许可证的实体餐饮店才能在网上接受订餐,没有实体店不得进行网上订餐销售活动,餐饮企业必须保证在店内就餐和外卖餐饮质量一致。
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潘翔表示,上述号称可“无店代办”的中介,扰乱了市场秩序,明显属于非法,如其行为严重可构成刑法中规定的非法经营罪。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钟凯表示,整治外卖乱象,必须线下线上一起发力,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要严格审查之外,监管部门还应加大惩处力度,让“黑作坊”等不法分子知难而退。同时,还要群防群治,鼓励消费者参与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监管当中。此外,还可以参照餐饮实体店的明厨亮灶做法,开发在线监控的功能,让消费者实时监测到所购外卖店铺的实时操作情况,从而保障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综合自:经济日报、中国质量报、太平洋电脑网)
期【餐饮面孔】 ——付小姐在成都创始人李星星
如果说北京是餐饮品牌走向全国的“交通站”,上海就是品牌餐饮究竟实力几何的“炼金炉”。在这里,每一秒都见证着餐饮人技惊四座的荣光,也上演着黯然收场的惨淡。
如此激烈的竞争下,一个出生于重庆的90后小哥,把家乡的冷锅串串带到了上海。五年的时光开出50家直营门店,并且成功走出国门,在海外扎下了根,成为冷锅串串赛道名副其实的黑马。
他就是付小姐在成都创始人——李星星。
单看串串的出身,或许谁也不曾料到,有朝一日它会成为火爆全国的餐饮品类。
上世纪80年代,成都一些下岗职待业人员为了生计,经营起了“串串香”,他们用竹签串起豆干、兔腰、以及其他食材,在卤锅中烫熟,蘸上麻辣调料进行售卖。
< class="pgc-img">形式简单,味道爽口的串串
>串串香最初的消费场景,多是经营者蹬着三轮车沿街叫卖,价格便宜,味道十足,可谓货真价实的“平民小吃”。
一路走来,它从沿街叫卖变成路路边摊,又从路边摊进入门面房。2013年起,串串香进入蓬勃发展期,各大城市的知名商场陆陆续续出现了串串香的身影。
01 跑堂少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少年时期,李星星的少年时期是从五味生香的餐厅里一趟趟跑出来的。
1990年,李星星出生在重庆开州区竹溪镇,这是一个典型的山城小镇。在他出生的年代,这里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当地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外出闯荡。
带着一手好厨艺,李星星的母亲和舅舅一起在成都开起了川菜馆。这一年,李星星五岁。从此,他的人生便和餐厅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他童年的记忆里,母亲每天的工作都异常辛苦。清晨天蒙蒙亮就要出发去市场采购,晚上很晚还要进行盘点。
这一切,李星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每天放学,他都会在餐厅里帮忙。跑堂、端菜、做服务员,餐厅的许多工作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掌握。
有一次,母亲早上出门去采购。看着母亲劳累的背影,李星星决定帮忙煮竹筒饭。这是一种独具当地特色的米饭做法,先将大米在水里焯一下,捞出来控干,然后再放到竹筒里蒸。
李星星觉得,自己已经看过很多遍竹筒饭的制作过程,煮出合格的竹筒饭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
然而,竹筒饭就像天龙八部里的少林拳法,看上去简单,实则包含许多技巧。焯水时间是多少,火候怎么把握,每一个环节米和水的比例如何搭配……技巧就藏在这一个又一个的细节里,稍不小心就很容易把大米煮成稀饭。
果不其然,李星星把“竹筒饭”煮成了“竹筒粥”。让他没想到的是,母亲回来后,不但没有责备他,反倒温柔的安慰他,并且把制作竹筒饭的详细方法和步骤都教给了他。
除了母亲,李星星周围的长辈几乎都以开餐厅为生。受到家人的影响,他对餐厅、对川菜的兴趣也一点点的积累了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初,胜利油田在重庆招工,川渝地区大批工人前往山东谋生。李星星的母亲便带上家人跟随工人北上,并把川菜馆开到了山东。
此后,“居无定所”便成了李星星生活中的常态。“哪里适合开餐厅,我们就会去哪里。重庆、成都、山东、广东、深圳、河南等等地方,我们都去过。”李星星回忆说。
这种情况下,日子很苦,出于成本考虑,他和家人一般吃住都在餐厅。白天在餐厅工作,晚上把座位拼在一起,铺上床垫就是床。从他有记忆开始,到十几岁,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
不过偶尔也会有落差感。同学邀请他去家里玩,结果发现别人家里非常温馨,非常有家的感觉。但是,自己呢?家就是餐厅,餐厅就是家。
但是,当时的李星星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苦。用他的话说,因为周围人,包括他的舅舅、小姨、表哥表姐等等,每天也都是这样生活的。
02 叛逆与稳重
作为一名出生在重庆,成长在山东的90后,李星星的性格完美结合了川渝人的火辣叛逆,以及山东人的踏实厚重。
他的求学经历是叛逆的。
高中毕业以后,李星星前往青岛读大学,学习机械制造与控制专业。但是,这并不是李星星自己的选择。当时的他,其实对选专业并没有太多的概念,也不在意学哪个专业。家人觉得“机械制造与控制专业”好就业,于是便给他报考了这个专业。
美好的大学生活开始了,但是李星星却感到了落差——大学生活远远没有自己想象的有趣,不仅学不到东西,而且还没有意义。
所学的课程中,李星星没有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科目。这个时候,读书就成了一种负担和压力。因为不喜欢,但是又不得不学,这个事情也就变得很无趣。
大三那一年,他再也难以忍受这样的时光。于是毅然决然放弃大学生活,背起行囊来到自己梦想中的城市——上海。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早点出来工作,因为我从小就从周围人身上学到一点,做生意就是要早点去社会上磨炼。”李星星回忆起当初的选择时,坦然而又从容。
与求学经历不同,进入社会后的他却又体现出踏实而又稳重的另一面。
到了上海以后,李星星进入一家谷歌中国区的广告代理商公司做销售工作。万事开头难,刚开始的时候,业务开展并不顺利。
每天他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每日要拜访多少个客户,打多少个电话,每个月要完成多少营业指标等等,每一项都有进度表盯着,一睁眼就好像有一堆账等着自己还。
但是,李星星乐在其中。他对比的坐标是,“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比我小时候在餐厅里工作要有趣的多,也要轻松的多。”
和“平均每7个月跳槽一次”的大多数90后不同,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3年。
薪资待遇各方面都不错,可以接触很多互联网方面的知识,李星星很知足。同时,他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和家人的不同。做餐饮生意的家人们,基本上都是全年无休,每天做的事情也基本一样。
他的工作却不同,有假期,可以出去玩,还能够接触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同时,也能够更多的认识上海这座城市,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个社会。在这期间,他甚至没有再想过要去创业的事情了。
后来,Google退出中国市场,中国区业务在接下来几年开始急剧缩减。李星星离开Google去了360,半年后他又从360离开。
工作的动荡,重新点燃了他的创业梦。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凑了10万元,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帮助企业做网站、做设计,以及其他的业务。
但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公司开了三个月,一单业务都没有。随后,一起创业的几个朋友相继离开,他的第一次创业就此折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挫败感始终围绕着他。
03 付小姐在成都
互联网公司经营失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星星和朋友一起吃饭,发现了一家生意异常火爆的串串店。
这给了他们新的创业灵感。李星星本就是重庆人,家里的亲戚大多也以经营川菜为生,作为川菜小吃门类中的一种,经营串串香对他来说具有先天的优势条件。
2014年春节,李星星的母亲来上海看望他。李星星趁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非常支持他的想法,并且告诉他,“想做的事情就要去做,不要留下遗憾”。
于是,李星星就开始潜心研究起了串串。他回到家乡重庆,跟制作串串的师傅学习交流,从蘸料是怎么配的,到汤底是如何制作的,每一步他都认真学习。
2014年10月,李星星的第一家店在静安寺开业,面积只有40平。他给餐厅起名,付小姐在成都——一个天生自带网红气质的名字。
起这个名字的原因很简单,他的母亲姓付。母亲为了整个家一辈子操劳,餐厅的名字当然要与母亲有关。
这是他第一次做餐饮,很多方面都缺乏经验,许多事情他都是凭自己的感觉来。
比如座位设计,李星星凭着自己对空间的直觉,从宜家买回来几张桌椅,甚至连颜色都不统一。买完桌椅,自己又买了几个灯,买回来后让工人帮忙安装。从开始筹备,到装修完毕,前后只用了八天时间。
开业前,没有开业宣传;开业当天,甚至连开业仪式都没有,店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开起来了。
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进店吃串串的人非常多。仅有八张桌子的情况下,当天营业额竟然达到1100元。李星星一算,还赚了一两百块。
“当时我没有定营业额目标,我只有一个心思,我要做一些事情,要创业。”李星星回忆说,“我们当时连开分店的想法都没有。”
但是,开业做了几天以后,李星星就有了想法,他想要把营业额冲上去。四个月后,餐厅实现了回本。
不过,付小姐在成都真正大火起来,还要从第二家店——打浦桥店说起。
2015年3月,打浦桥店开业。相比第一家店只有十几道菜品,第二家店时李星星带领团队研发上新了八十多道菜品,全部都是成都当地最受欢迎的地道川菜小吃。
除了菜品,第二家店的面积也达到了150平,装修和环境也请了人专门进行设计。为了能够做好这家店,李星星把自己的家人全部都叫了过来。远在山东开餐厅的哥哥也关了自己的店,专程来到上海帮忙。
< class="pgc-img">付小姐在成都上海恒隆广场店
>一群人的共同努力下,打浦桥店在上海餐饮圈大火,引来多家媒体和自媒体的报道,吸引了无数年轻吃货们前往拔草。
“早上10:30还没开门,门前就排起了长队。下午三四点,店里的人就又坐满了,很多人就坐在外面等,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
市场反馈的强烈程度,连李星星也没有料到。后来,他把原因归结为“赶上了好时代”——一个互联网餐饮狂飙突进的年代。
恰巧,他和合伙人都是互联网行业出身。付小姐在成都,无论是名字还是产品都自带网红属性,同时上海又是中国互联网人口的高度聚集地。天时地利人和各种要素都聚齐的情况下,付小姐顺利抓住了消费者。
然而,身处大海之中,没有总是一帆风顺的航程。
李星星和合伙人筹备第三家和第四家店时,遇到了难题。按照他们的计划,这两家店都是两百多平的大店,单店投资都在100万元左右。
资金不够,怎么办?他们想到寻找风投机构,进行融资。多方沟通过后,最终谈妥了投资意向。然而,当他们签下店面后,对方又不愿意投了。
李星星的心情像极了过山车,还没来得及高兴,就重新跌入了谷底。店面已经签了,所有的筹备也都在进行,不能因为临时的变动就改变原有的计划。没有办法拿,李星星只好向亲戚朋友借钱。
经过多方筹措,甚至连山东的一套房子也进行了抵押,最终才勉强凑够了开店资金,两家店面得以顺利开业。
作为旁观者,我们可能会替李星星后怕,这样孤注一掷的举动,万一失败将会一无所有。然而,当时的李星星就像一枚只顾往下钻的金刚石,丝毫没有想过别的事情。
“我当时没有顾虑太多,就是一门心思认定这个事儿一定可以,一定能成。”李星星回忆说。
此后,付小姐的发展步入正轨,一家店一家店的开了起来,如今拥有50家直营门店,2019年总营收达5亿元。同时,他还将店开进了澳洲和加拿大,正式开启了国际化的步伐。
04 奔涌的后浪
作为一个90后餐饮人,李星星对餐饮有着诸多自己的理解。
他很少去参加餐饮行业的会议,也很少研究其他企业家。一方面是因为内向,不喜欢展露自己;另一方面,是基于他自己对管理的理解和认知。
在他看来,每个企业,甚至每个企业的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都不尽相同,管理方法自然不能通用。一直以来,付小姐的管理体系,都是他和团队自己做出来的。其他企业怎么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遵循自己要做的方向。
互联网时代,在吸收传统餐饮企业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一定要有自己的创新,以及更好的互联网玩法和管理模式。
这一点,从付小姐的产品研发团队,以及历次的营销手法上可以得到印证。
产品上,它是绝对的“传统企业”。它的每一个厨师长,都是有着十年以上经验的川菜大师。每一道菜的研发,都凝聚着大师们的心血和创意。
营销上,它是绝对的“互联网企业”,有许多又酷又好玩的新做法。
为了和Z世代打成一片,它赞助了当下正火的网络节目《中国新说唱》,在95后00后中疯狂吸粉;
前不久植物肉大火,它与知名植物肉品牌星期零合作,在成都门店上新两款独具成都风味的植物肉产品——植物牛腩串和植物香酥肉,引来一众吃货尝鲜;
早在2019年初,它就组建起了新零售团队,将付小姐的特色产品变成一个个零售产品,在直播间疯狂带货。
一系列有趣好玩的动作,拉近了付小姐和年轻消费者的距离,它也成为了众多网红品牌中的常青树。
对员工的管理上,李星星也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喜欢和运营层面的人直接交流,每次开会他都会先和一线的员工、主管、厨师长交流,然后才会去找运营层的人交流。
为什么这样?他有着清醒的认知,在他看来,运营层的人总喜欢报喜不报忧,但是实际遇到的问题,只有在一线员工那里才能发现。
与上面这些大开大合、有趣好玩的经营方法不同,李星星本人给人的感觉却是一个内向的人,甚至有些腼腆。夸赞他时,他会不好意思的笑一笑。
不过,到了工作中,他就变身成了另外一个人,雷厉风行、脾气火爆。遇到让他生气的事情时,他会直接爆发,有什么想说的话他当场就会直接说出来。
看似矛盾的性格下,其实隐藏着企业家的格局。内向是为了多关注自身,多修炼内功;雷厉风行则是为了提高效率。
除此之外,这位刚刚步入30岁的90后,也主动承担起了社会责任。每一年,他都会在自己的家乡竹溪镇举办“坝坝宴”,邀请当地的贫困户来一起吃饭,同时给与他们一定的物质帮助。
在付小姐五周年时,李星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跨越了时间的鸿沟,踏平距离的障碍,在大城市的光怪陆离中恣意疯长。我们一面做梦,一面清醒。我们一面想象远方,一面修路造船,心心念念,说不定真能到达我们想象中的地方。”
在无数个平凡琐碎的日常碎片中,李星星始终心里有火、眼里有光,他带着善良、勇敢、无私这些优秀的品质,将自己打造成了一匹风驰电掣的黑马,在人生的旅途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采访 | 白刘阳
文 | 白刘阳
编辑 | 白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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