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张先生反映，去年他被一门“派样机”的生意吸引，跟杭州一家公司签了合作协议，投资了十万，半年下来，状况不断，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1818黄金眼】十万投资派样机 没有拿到一分钱
< class="pgc-img">张先生：承诺的是天猫的供应链，然后就是一对一的帮扶抖音推广技术支持，但是实际上这些是根本就没有做到。
新社成都3月23日电 题：赵崇华：为何要创立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国乐？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王鹏
中国音乐重情韵，西方音乐重理性；中国音乐极富变化、气象万千，西方音乐形式严谨、结构繁复；中国音乐有线性的写意之美，西方音乐有立体的结构之美……
长期以来，关于中西方音乐异同的探讨不绝于耳，“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争论亦受关注。20世纪，中国音乐家王光祈曾提出要创立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民族之声”——国乐。
为何要创立国乐？中国国乐为什么不能“强以西乐代庖”？国乐在当下的中国，又有怎样新的涵义？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院长赵崇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何时？经过了怎样的发展？
赵崇华：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音乐与音乐文化的区别，音乐通常指声乐、器乐等视听音乐，重点在个人鉴赏层面的音乐；而音乐文化则涵盖音乐理论、音乐教育、音乐体制、乐技等全方位的文化元素。
从中外音乐交流史来看，通常意义的“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可追溯至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乐舞是这一时期的音乐交流重点，音乐家李延年根据外来乐曲创作出“新声二十八解”就是典型例子。
经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乐工把龟兹、鲜卑、疏勒、高昌等西域各民族音乐引入中原，并加以改造后在宫廷演出，胡板、胡笛、胡舞在长安风行一时，佛教音乐也传入中国。尤其是唐朝时期，西音大量涌入，仅佛教乐舞就达70多种，还有许多外来乐器在中国“落户”。
2011年7月，在山西五台山南山禅寺，僧人演奏汉传佛乐。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但西方音乐文化真正全面、系统进入中国，则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下完成的。音乐理论、乐技、演奏、演唱、音乐教育等以各种形式传入中国，并通过早期新式军歌、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发展进入普通老百姓的音乐生活中。与此同时，李叔同、萧友梅、王光祈等中国音乐家以西方音乐审美为参照，探索属于中国音乐的现代性品质，为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发展贡献智慧。
在20世纪初“西乐东渐”的过程中，存在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两种截然不同又相互影响的探索。保留中国音乐的人文精神、文化血脉以及融入世界现代文明，是中国音乐家百年来的追求。
中体西用的代表是刘天华。他将民族乐器的演奏性能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能够与现代西方乐器演奏技术相“抗衡”。现在看来，这方面的目标已基本实现。比如，在小提琴上演奏的乐曲，改编为二胡曲后，演奏技术也完全可以胜任。此外他还将近代西方音乐的体裁引入中国民乐。现在中国有大量使用西方作曲技术理论写作的民族音乐经典作品，如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二胡《音乐会练习曲》等。这条道路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音乐创作发展的主要方向。
2009年2月，“琵琶皇后”美誉的章红艳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奏《琵琶协奏曲》后谢幕。中新社记者 邱江波 摄
西体中用的代表人物是萧友梅、黄自、冼星海等音乐家。这是一条试图将中国人文精神注入西方交响乐队、钢琴、歌剧、芭蕾舞剧等经典西方音乐体裁的道路。前辈们试图建立类似于以柴可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一个中国乐派，以此直接将中国音乐纳入以西方音乐体裁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这条路是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主流，《黄河大合唱》、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都是成功的案例。
如果站在中国文明史的大视野下考察，“多元一体”一直是中国音乐的主要特点。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个性和中华文明融入世界的坚定决心，决定了传统与现代长期包容、碰撞将走向常态化。中国音乐还会沿着上述两条道路继续前进，当新的经典作品达到量的极致，自然会出现质的变化，中国音乐新的发展范式会再次确立。
2015年8月，美国旧金山湾区华人合唱团在硅谷弗林特表演艺术中心演唱《黄河大合唱》。中新社记者 刘丹 摄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中西方音乐有何异同？原因是什么？
赵崇华：王光祈曾创造性地将世界音乐划分为三大乐系：希腊乐系、波斯阿拉伯乐系和中国乐系。不同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必然造就不同音乐审美，审美反映在音乐形态上，就可以形成不同乐制。
中西方音乐的异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多种答案，但形成这些异同的原因，如王光祈所言是源于音阶差异。即中西音乐风格迥异的根源，在于中国音乐的五声音阶体系与西方音乐的大小调音阶体系。
中西方音乐在审美取向上的差别就更为明显。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与西方音乐的立体化思维有着本质不同。就像苏州园林和凡尔赛宫的区别一样。移步换景、崇尚自然是东方艺术一以贯之的追求，而西方艺术所呈现的逻辑性与思辨性自文艺复兴以来不断强化，成为其显著特征。
西方音乐学学科是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确立的。而中国人对音乐的研究，早已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与现代接轨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中国固有的音乐学术传统是中国音乐学必须面对的问题。简单举例，中国音乐文献学既要引入西方实证主义方法与图书馆学分类系统，又绝离不开中国古典文献学中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等学术研究方法。
同时，西方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1979年，中国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主持编辑过“五大集成”工作：《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琴曲集成》。中国学者的民间音乐考察活动，不仅为传统音乐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而且为人类保存了很多即将消失的珍贵记忆。
从人类音乐整体的视角看，不同民族音乐各有特色而无优劣之分。尊重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不应以某一民族特性去衡量和评价其他民族已成为学界共识。在当今世界和社会，多元文化共存，文化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应有这样的气度与眼光。
2014年9月，中央民族乐团的《印象国乐》全国巡演在杭州演出。中新社记者 李晨韵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王光祈认为国乐“必须吾人自行创造”，而“不能强以西乐代庖”？理想的中国国乐应具备什么特征？
赵崇华：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成有很复杂的原因，但一定有些因素是必要的。研究中国音乐的民族性就是要将这些因素找出来。王光祈在20世纪初提出的国乐思想，是创立有中华民族之“民族性”、体现国民精神的音乐。除了来自于儒家传统与其音乐核心理念，还来自于他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萌生的音乐理想。
当今中国早已走出了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困境，中国音乐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时代的国乐应当适应和表现这种变化，创作出充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表现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趣味的作品。
没有必要教条地规定什么样的音乐属于中国国乐，钢琴演奏的《平湖秋月》是中国国乐，笛子协奏曲《愁空山》也是国乐。21世纪的今天，有56个民族的中国，正立足于中华民族音乐及文化传统的基础，建构起民族音乐的体系。只要是表现中华民族精神，符合传统审美特性，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音乐，都属于中国国乐。(完)
受访者简介：
赵崇华，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音乐文学学会秘书长。
来源： 中国新闻网
百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24年5月7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加特纳剧院首演。几乎完全丧失听力的作曲家并未像往常一样指挥自己的交响曲，而是改由他人代劳。两百年过去，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这部作品的热度和意义不减当年。
关于“贝九”的艺术价值，历史意义，唱片版本，两个世纪来音乐学家、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奋笔疾书，著作等身。然而一些事关“贝九”的有意思的冷知识，可能少为国内读者所知。在此不妨借此百年一遇的机会，抛砖引玉。
排名第二的“洗脑歌”
英国《BBC音乐杂志》擅长以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排行榜而长期占据乐迷注意力，2016年9月刊亦是如此。当期杂志邀请151位全球知名的指挥家，其中不乏西蒙·拉特和马琳·阿尔索普等名家，投票选出自己觉得最伟大的交响曲。杂志继而根据每位指挥提交的榜单，总结梳理出有史以来20首最伟大的交响曲，依次排名。
BBC音乐杂志评选二十大交响曲
猜猜“贝九”排第几？
排第二。杂志对这部作品的伟大特质言简意赅地评价道“只有最厉害的天才，才会想到把慢乐章放在第三乐章而不是第二乐章，这样的话就能更加衬托出随后的高潮，这招被马勒就借鉴过去了。也就是说，头三个乐章已经奠定了作品的伟大。然后就是第四乐章《欢乐颂》，绝对属于十九世纪的‘洗脑歌’。归功于第四乐章，贝九的影响力才直至今日”。
顺便说一句，排在第一名的是贝多芬走出阴霾的《第三交响曲》。看来，能打败贝多芬自己的，只有贝多芬。
50英镑委约
那贝九是怎么来的呢？英国皇家爱乐协会有一套自己的说法。
1815年，时任英国皇家爱乐协会董事之一查尔斯·尼特（Charles Neate）从伦敦远赴维也纳，和贝多芬见了一面，还带回了三份贝多芬给他的“见面礼”，分别是《雅典的废墟》作品113，《史蒂芬王》作品117，《命名日序曲》作品115。如果你从来没听过这三部作品的标题，完全不用惊慌，因为这确实不是作曲家最具代表性的产出。
尽管如此，这些音乐已经足以让英国社会为之倾倒。于是协会董事局拟邀请贝多芬于1817年到伦敦指挥自己创作的两首交响曲，可惜谈判没有成功，计划破产。尽管如此，为了向协会支付的50英镑委约费表示感谢，贝多芬于1824年将第九交响曲的一叠手稿寄给协会，并在封面亲笔题词“为伦敦的皇家爱乐协会而写”。
贝多芬献给英国皇家爱乐协会的第九交响曲封面题词
这份手稿如今珍藏在大英图书馆。
算上通货膨胀，1824年的50英镑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人民币五十万元。
1826年，当协会得知贝多芬卧床不起，急需用钱时，又汇了一百英镑给作曲家“以用做不时之需”。汇款一路辗转，作曲家辞世前两天才收到款项，他在病榻上让自己学生代为转达，对慷慨的协会表达了感谢。
委约和接济贝多芬成了英国皇家爱乐协会成立两百多年来最大的KPI。
辞旧迎新
贝九是一部开天辟地的作品，它终结了维也纳古典乐派，叩开了音乐史通往浪漫主义的大门。作品辞旧迎新的意味后来被人们以一种更为简单易懂的形式发扬光大，那就是：辞旧迎新。
每年的新年音乐会，人们总是习惯于在三拍子的圆舞曲中度过。通过电视转播，拥有全球数亿观众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个中先进。
与此同时，有一种与圆舞曲分庭抗礼的新年音乐会传统，那是演出贝九。每年当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金色大厅奏响“蹦擦擦”时，维也纳交响乐团都会在维也纳音乐厅演出贝九。于是，贝九作为对舞曲的正面硬杠，宣告着新年音乐会的另一种声音，既严肃又庄重。
日本乐团惯以演出贝九迎接新年
这种做法在日本更为流行。新年档期演贝九在日本广受吹捧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18年，由德国战俘在德岛市的战俘营演出此曲。决定性的时刻在1940年12月31日。那一天，指挥家约瑟夫·罗森斯托克指挥日本新交响乐团演出了“贝九”，一方面是庆祝日本建国2600周年，也无心插柳地奠定了此曲在日本迎新必演的地位。日本将“贝九”尊称为“大工”（意为大祭）。
辞旧迎新的意义还体现在贝九在重大历史节点，在重要音乐场合的出镜率。
埃斯特班·布赫的著作《“贝九”政治史》，精妙讲述了自1824年首演以来这部作品在关键时刻频频现身。从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音乐会，到2014年的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音乐会；从1872年瓦格纳为拜罗伊特节庆剧院垒下奠基石音乐会，到1951年拜罗伊特音乐节在战后的废墟中浴火重生的开幕音乐会，都有此曲身影。
继而，2009年7月杭州爱乐乐团成立，2019年8月基里尔·别特连科上任柏林爱乐乐团的就任音乐会，上演的曲目都是贝九，象征着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贝九马拉松
日本可以说把在新年档期演出贝九做到了极致。人们在东京的三得利音乐厅，可以从圣诞节开始听贝九现场，一路听到除夕夜。
从三得利音乐厅的档案有记载起，这种传统就显而易见。1995年12月25日，吉拉德·波塞指挥新日本爱乐乐团演出了此曲；次日，让·富尼埃指挥东京都交响乐团接过接力棒；28日，十束尚宏指挥东京市爱乐乐团再下一城；29日，秋山和庆指挥东京交响乐团为当年的贝九马拉松画下句号。
更为夸张的是2018年12月22-27日，指挥家马略克·雅诺夫斯基一连指挥乐团上演了五场新年音乐会，曲目清一色全是“贝九”，足见人气。
如果想一口气把贝九听爽听饱听撑的乐迷，不妨在圣诞节前后去一趟东京，相信会是一番终生难忘的经历。
激光唱片
贝九对现世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正能量爆表的寓意，也体现在人们熟知的激光唱片格式中。
当录音工业从模拟格式的磁带向数码格式的激光唱片转型时，一个重点就是建立标准，比如激光唱片的大小，厚度，最关键的是容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索尼和菲利普发起的激光唱片直径为11.5厘米到12厘米。但两家厂商都知道，想要让自己的产品被业界接受，最重要的是被当时乐迷追捧有加的指挥家卡拉扬认可。卡拉扬开出的条件，便是激光唱片需要让乐迷一口气听完当时演奏时间最长的贝九。一查下来是富特文格勒1951年指挥的版本，播放时长为74分钟。
由此，激光唱片的“额定”容量便为74分钟播放时长。
唱片里的贝九
在这一为贝九应运而生的录音载体上，乐迷能找到成百上千的录音，继而进行版本比较从而选出的最爱。
然而我们怎能忽略来自中国的贝九录音？
至少有四套录音可供感兴趣的乐迷鉴别收藏，他们都来自中国指挥家和乐团。中央乐团曾经在五位指挥家执棒下录制过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包括贝九。录音以磁带的方式发行。
指挥家陈燮阳是推广贝多芬的功臣，他有两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音。第一套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唱片厂录制；第二套源自上海星期广播音乐会，为指挥上海交响乐团的现场录音，有激光唱片问世。
上海爱乐乐团亦有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音，由张亮指挥，均为现场录音，时逢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之际在上海以激光唱片和黑胶的形式发行。
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灌录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唱片
由此，这四套全集录音中收录的贝九，代表着中国之声，传递出人类的普世之音。
(作者系澎湃《上海文艺》学术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