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间，南京市高淳区漆桥古村的游客量比往日多了不少。和一些过于商业化的古镇景区相比，这里少了几分熙攘喧闹，多了几分静谧从容。人们在漆桥古村中漫步，感受时光积淀的烟火气息，重拾暌违已久的乡味乡愁。
漆桥古村。
漆桥古村素有“金陵第一古村落”的美称，其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站在古村入口的“南陵关”门楼下，高淳区漆桥街道工作人员孔越辉的讲述将游客带回到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漆桥古称‘南陵’。王莽篡汉后，丞相平当为了躲避战乱，带着家人迁居于此，由此形成村落。”孔越辉介绍，为方便家人往来，平当在村子旁边的小河上建了一座木桥，并在桥体上涂抹红漆，以防日久腐烂。人们遂将这座桥称为“漆桥”，将小村命名为“漆桥村”。“漆桥”之名从那时开始流传了两千多年。
漆桥古村街道。
青石路面一线天，小巷深处有人家。漆桥古村东南西三面环水，外围长1000余米。主街仅有五百米长，两侧密布始建于明清的店铺和民居。20多条支巷向两侧延伸，形成“鱼骨状”或“蜈蚣形”的街巷格局。
漆桥古村。
“漆桥坐落于皖南通往苏南的宁国古道上，客商往来，人烟辐辏，造就了千年岁月中漆桥的繁荣。”在孔越辉的指点下，记者低头看到，青石板上有深深的车辙，这是昔日往来不绝的车马留下的时光印记。抬头仰望，两侧店铺屋檐外挑，间宽不足1米，密密匝匝好似“一线天”。古宅墙上保留了对称气流的通风窗，与彼此紧贴的屋檐合称为“眉高眼低”。青砖黛瓦的古建筑上，门窗、屋檐等处布满了戏文、动物、花草等吉祥雕刻纹饰，历经岁月洗礼依然保存完好。
古漆桥
漆桥老街办公室主任孔祥华介绍，漆桥古村被评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也入选了首批江苏省传统村落名单。古村范围内，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的古建筑有三十多处，包括民居、古桥、古井等，最早的建筑可追溯至明代初年，“不仅在高淳，就是在整个南京，漆桥都是罕见的原生态古村落。”
夏记铁匠铺
“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从老街中段的“夏记铁匠铺”传出，尽管年事已高，85岁的老铁匠夏友庆偶尔还会试一试身手。打铁的手艺在夏家已传了三代，夏友庆16岁时接过店铺，在老街上打铁做活计整整70年。铁匠铺的门口，摆放着锄头、铁镐、铁铲、火钳等夏友庆亲手打制的铁器，吸引游客购买。“买一把小铁锹，在阳台上种花时用得着。”来自南京市区的郑女士说，这样的铁匠铺，她几十年没有看到了。
孔氏竹篾店。
在漆桥古村，类似于夏记铁匠铺这样的老店铺、老行当、老手艺还有很多，它们并没有因为古村落的改造而消失。孔氏竹篾店里的竹篾箩筐，永昌商行里有着百年历史的雕花木柜台，坐在自家门前唠着家常、不时和游客打着招呼的村民们，以及遍布在街头巷尾的古井栏、石碑、石磨盘、石臼……展现着古村落原生态传承的鲜活面貌，勾勒出原住民烟火气十足的生活图景，也让很多来到这里的人们捡拾起早已漫漶的记忆，勾起心中沉潜的悠悠乡愁。
永昌商行。
孔祥华告诉记者，漆桥老街经历风雨洗礼，也曾一度圮坏破败。2012年，高淳启动了对漆桥老街的保护与开发，严格执行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保护性修缮。截至2022年底，漆桥古村已进行四轮修缮，临街商铺建筑有95%得到整修。“我们力图还原过去的生活场景，保持老街的古朴风貌。考虑到还有300多户、1000多名村民依然生活在古村中，我们改善了水电气网等基础设施，让村民也能在活态古村落中享受现代生活。”孔祥华说。
漆桥古村街道。
“江南孔氏堂”是游客来到漆桥老街必访的景点。走进堂内，记者看到，孔子塑像拱手而立，令人肃然起敬，两侧墙上介绍着孔子泰山问政、杏坛礼乐、职司乘田、韦编三绝等经典故事，铭刻着孔氏家族的家风家训。
“高淳是我国除山东曲阜外最大的孔子后裔聚居地之一，孔氏族人有三万多人。在漆桥，一大半居民皆为孔子后裔。”孔越辉介绍，南宋德祐年间，孔子第五十四世孙孔文昱从浙江平阳迁移到漆桥定居。此后700多年间，孔家人在漆桥瓜瓞连绵，繁衍生息，已有三十余世。漆桥桥头的宋代保平井的井栏上，一段铭文“大宋南迁阙里孔氏广源”记录了这段历史。
漆桥和保平井。
在漆桥老街保护和焕新的过程中，当地重视传承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孔氏家族的家风家训。“每年孔家祠堂里都会举办成人礼，孩子们诵读儒家经典，将家族‘敦孝悌、慎继嗣、择分长、崇文教’的祖训铭记于心。”孔祥华说，孔氏家族“崇儒重道，重义轻利”的家风，不仅影响着孔家后裔，也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漆桥人，形成了淳朴重义的民风。
漆桥古街上的车辙印。
在漆桥古村，微小的建筑细节生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在巷道交叉处，为了不对他人行走造成妨碍，房屋主人将墙角棱角抹平，方便转弯；巷子里居民门户交错而对，不与邻里“大眼对小眼”……在这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儒韵古村，人们邂逅了久违的旧日时光，也体味着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温情与关怀。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文 赵亚玲 摄
来源：新华日报
舍先生
北京东城迺兹府丰富胡同有一座小院。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现在大概已经很大了），到处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摆得满满的。按季更换，都长得很精神、很滋润，叶子很绿，花开得很旺。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絜青亲自莳弄的。天气晴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老舍先生曾说：“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间屋子走出来。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的握手是轻轻的，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老舍先生爱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酽。他曾告诉我，到莫斯科去开会，旅馆里倒是为他特备了一只暖壶。可是他沏了茶，刚喝了几口，一转眼，服务员就给倒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请客人稍候，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设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老人踌躇了很久，终于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说：“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老舍先生知道了，给拦了，说：“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见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对白石老人真正的关怀。
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来访的客人不断。作家，画家，戏曲、曲艺演员……老舍先生都是以礼相待，谈得很投机。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菜是老舍先生亲自点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一次有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市文联的主席，自然也要处理一些“公务”，看文件，开会，做报告（也是由别人起草的），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常常想着一些别人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问题。
北京解放前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时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别让他们的“玩意儿”绝了。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唱了一次。老舍先生亲自主持，做了介绍，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当皮箱》。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说山西话；有一牌子叫“鹦哥调”，句尾和声用喉舌做出有点像母猪拱食的声音，很特别，很逗。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作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演奏音乐。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很古。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记谱的符号不是工尺，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乐器倒也和现在常见的差不多，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据说这是唐代的“燕乐”。解放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但还能集拢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音乐界的同志对这堂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老舍先生为此也感到很兴奋。
《当皮箱》和“燕乐”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
一九五四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
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托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作“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园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郿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
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
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熬鹰·逮獾子
北京人骂晚上老耗着不睡的人：“你熬鹰哪！”北京过去有养活鹰的。养鹰为了抓兔子。养鹰，先得去掉它的野性。其法是：让鹰饿几天，不喂它食；然后用带筋的牛肉在油里炸了，外用细麻线缚紧；鹰饿极了，见到牛肉，一口就吞了；油炸过的牛肉哪能消化呀，外面还有一截细麻线哪；把麻线一扽，牛肉又扽出来了，还扽出了鹰肚里的黄油；这样吞几次，扽几次，把鹰肚里的黄油都拉干净了，鹰的野性就去了。鹰得熬。熬，就是不让它睡觉。把鹰架在胳臂上，鹰刚一迷糊，一闭眼，就把胳臂猛然一抬，鹰又醒了。熬鹰得两三个人轮流熬，一个人顶不住。干吗要熬？鹰想睡，不让睡，它就变得非常烦躁，这样它才肯逮兔子。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浑身舒舒服服的，它懒得动弹。架鹰出猎，还得给鹰套上一顶小帽子，把眼遮住。到了郊外，一摘鹰帽，鹰眼前忽然一亮，全身怒气不打一处来，一翅腾空，看见兔子的影儿，眼疾爪利，一爪子就把兔子叼住了。
北京过去还有逮獾子的。逮獾子用狗。一般的狗不行，得找大饭庄养的肥狗。有一种人，专门偷大饭庄的狗，卖给逮獾子的主。狗，先得治治它，把它的尾巴给擀了。把狗捆在一条长板凳上，用擀面杖把尾巴使劲一擀，只听见咯巴咯巴咯巴……狗尾巴的骨节都折了。瞧这狗，屎、尿都下来了。疼啊！干吗要把尾巴擀了？狗尾巴老摇，到了草窝里，尾巴一摇，树枝草叶窸窸地响，獾子就跑了。尾巴擀了，就只能耷拉着了，不摇了。
你说人有多坏，怎么就想出了这些个整治动物的法子！
逮住獾子了，就到处去喝茶。有几个起哄架秧子，傍吃傍喝的帮闲食客“傍”着，提搂着獾子，往茶桌上一放。旁人一瞧：“喝，逮住獾子啦！”露脸！多会等九城的茶馆都坐遍了，脸露足了，獾子也臭了，才再想什么新鲜的玩法。
熬鹰、逮獾子，这都是八旗子弟、阔公子哥儿的“乐儿”。穷人家谁玩得起这个！不过这也是一种文化。
獾油治烧伤有奇效。现在不好淘换了。
北京的秋花
桂花
桂花以多为胜。《红楼梦》薛蟠的老婆夏金桂家“单有几十顷地种桂花”，人称“桂花夏家”。“几十顷地种桂花”，真是一个大观！四川新都桂花甚多。杨升庵祠在桂湖，环湖植桂花，自山坡至水湄，层层叠叠，都是桂花。我到新都谒升庵祠，曾作诗：
桂湖老桂发新枝，湖上升庵旧有祠。一种风流谁得似，状元词曲罪臣诗。
杨升庵是才子，以一甲一名中进士，著作有七十种。他因“议大礼”获罪，充军云南，七十余岁，客死于永昌。陈老莲曾画过他的像，“醉则簪花满头”，面色酡红，是喝醉了的样子。从陈老莲的画像看，升庵是个高个儿的胖子。但陈老莲恐怕是凭想象画的，未必即像升庵。新都人为他在桂湖建祠，升庵死若有知，亦当欣慰。
北京桂花不多，且无大树。颐和园有几棵，没有什么人注意。我曾在藻鉴堂小住，楼道里有两棵桂花，是种在盆里的，不到一人高！
我建议北京多种一点桂花。桂花美荫，叶坚厚，入冬不凋。开花极香浓，干制可以做元宵馅、年糕。既有观赏价值，也有经济价值，何乐而不为呢？
菊花
秋季广交会上摆了很多盆菊花。广交会结束了，菊花还没有完全开残。有一个日本商人问管理人员：“这些花你们打算怎么处理？”答云：“扔了！”——“别扔，我买。”他给了一点钱，把开得还正盛的菊花全部包了，订了一架飞机，把菊花从广州空运到日本，张贴了很大的海报：“中国菊展”。卖门票，参观的人很多。他捞了一大笔钱。这件事叫我有两点感想：一是日本商人真有商业头脑，任何赚钱的机会都不放过，我们的管理人员是老爷，到手的钱也抓不住。二是中国的菊花好，能得到日本人的赞赏。
中国人长于艺菊，不知始于何年，全国有几个城市的菊花都负盛名，如扬州、镇江、合肥，黄河以北，当以北京为最。
菊花品种甚多，在众多的花卉中也许是最多的。
首先，有各种颜色。最初的菊大概只有黄色的。“鞠有黄华”、“零落黄花满地金”，“黄华”和菊花是同义词。后来就发展到什么颜色都有了。黄色的、白色的、紫的、红的、粉的，都有。挪威的散文家别伦·别尔生说各种花里只有菊花有绿色的，也不尽然，牡丹、芍药、月季都有绿的，但像绿菊那样绿得像初新的嫩蚕豆那样，确乎是没有。我几年前回乡，在公园里看到一盆
绿菊，花大盈尺。
其次，花瓣形状多样，有平瓣的、卷瓣的、管状瓣的。在镇江焦山见过一盆“十丈珠帘”，细长的管瓣下垂到地，说“十丈”当然不会，但三四尺是有的。
北京菊花和南方的差不多，狮子头、蟹爪、小鹅、金背大红……南北皆相似，有的连名字也相同。如一种浅红的瓣，极细而卷曲如一头乱发的，上海人叫它“懒梳妆”，北京人也叫它“懒梳妆”，因为得其神韵。
有些南方菊种北京少见。扬州人重“晓色”，谓其色如初日晓云，北京似没有。“十丈珠帘”，我在北京没见过。“枫叶芦花”，紫平瓣，有白色斑点，也没有见过。
我在北京见过的最好的菊花是在老舍先生家里。老舍先生每年要请北京市文联、文化局的干部到他家聚聚，一次是腊月，老舍先生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一次是重阳节左右，赏菊。老舍先生的哥哥很会莳弄菊花。花很鲜艳；菜有北京特点（如芝麻酱炖黄花鱼、“盒子菜”）；酒“敞开供应”，既醉既饱，至今不忘。
我不赞成搞菊山菊海，让菊花都按部就班，排排坐，或挤成一堆，闹闹嚷嚷。菊花还是得一棵一棵地看，一朵一朵地看。更不赞成把菊花缚扎成龙、成狮子，这简直是糟蹋了菊花。
秋葵、鸡冠、凤仙、秋海棠
秋葵我在北京没有见过，想来是有的。秋葵是很好种的，在篱落、石缝间随便丢几个种子，即可开花。或不烦人种，也能自己开落。花瓣大、花浅黄，淡得近乎没有颜色，瓣有细脉，瓣内侧近花心处有紫色斑。秋葵风致楚楚，自甘寂寞。不知道为什么，秋葵让我想起女道士。秋葵亦名鸡脚葵，以其叶似鸡爪。
我在家乡县委招待所见一大丛鸡冠花，高过人头，花大如扫地笤帚，颜色深得吓人一跳。北京鸡冠花未见有如此之粗野者。
凤仙花可染指甲，故又名指甲花。凤仙花捣烂，少入矾，敷于指尖，即以凤仙叶裹之，隔一夜，指甲即红。凤仙花茎可长得很粗，湖南人或以入臭坛腌渍，以佐粥，味似臭苋菜秆。
秋海棠北京甚多，齐白石喜画之。齐白石所画，花梗颇长，这在我家那里叫作“灵芝海棠”。
诸花多为五瓣，唯秋海棠为四瓣。北京有银星海棠，大叶甚坚厚，上洒银星，杆亦高壮，简直近似木本。我对这种孙二娘似的海棠不大感兴趣。我所不忘的秋海棠总是伶仃瘦弱的。
我的生母得了肺病，怕“过人”——传染别人，独自卧病，在一座偏房里，我们都叫那间小屋为“小房”。她不让人去看她，我的保姆要抱我去让她看看，她也不同意。因此我对我的母亲毫无印象。她死后，这间“小房”成了堆放她的嫁妆的储藏室，成年锁着。我的继母偶尔打开，取一两件东西，我也跟了进去。“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墙有一个秋叶形的小花坛，不知道是谁种了两三棵秋海棠，也没有人管它，它在秋天竟也开花。花色苍白，样子很可怜。
不论在哪里，我每看到秋海棠，总要想起我的母亲。
黄栌、爬山虎
霜叶红于二月花。
西山红叶是黄栌，不是枫树。我觉得不妨种一点枫树，这样颜色更丰富些。日本枫娇红可爱，可以引进。
近年北京种了很多爬山虎，入秋，爬山虎叶转红。
沿街的爬山虎红了，北京的秋意浓了。
（本文摘自《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0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者按：近年来，湖南不断加强红色文化建设，强“根”塑“魂”，打造社会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在湖湘这块红色文化的沃土上，29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158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同记录着时代的故事。
为进一步发挥好湖南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不断实现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弘扬社会正能量，红网时刻新闻推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系列报道，带读者走近伟人故地，拂下文物藏品的岁月灰尘，用文字讲述背后的故事。
夏明翰故居。（图皆由夏明翰故居提供）
红网时刻记者 姜心玥 报道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了解夏明翰，我们可以走进夏明翰故居，通过详实的文字资料、珍贵的图片、稀有的藏品和讲解员的精彩介绍，可以再现夏明翰烈士光辉、革命的一生。
夏明翰故居位于衡阳市衡阳县洪市镇礼梓村余家组，是首批衡阳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衡阳市党员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湖南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红色旅游景区。
夏家大院又称“合家堂”，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80余年。主要由夏明翰故居和明翰纪念广场两部分组成。夏明翰故居为典型的清代湘南民居建筑，大院坐北朝南，土砖木结构，各处外墙威青砖砌筑，只有北边为土砖墙。院内横向为两进，主入口设在建筑群中心位置，即正堂屋前坪。大院二进六厢，组成4个四合院落，门门相套，路路相通。夏明翰曾经生活过的3间房屋在东南第二进厢房。
在夏明翰故居门前，讲解员会满怀深情地讲述夏明翰烈士牺牲前三天的经历，特别是他在临刑前夜写就的寄托思念、勉励家人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书信。在陈列馆内，有夏明翰烈士的铜像，有近400件文物，部分来自夏明翰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展示了夏明翰追求真理，为革命献身的光辉人生；还收集了郭沫若、何叔衡等知名人士为夏明翰题写的挽联和诗词。
2005年中央、省、市、县筹集专项经费对夏明翰故居进行了整体维修。维修后的夏明翰故居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故居管理所，占用房屋7间，为陈列馆式建筑风格；二是夏明翰生平事迹陈列展，占用房屋12间；三是明翰精神书法陈列展，占用房屋5间（其中堂屋1间）；四是夏明翰旧居复原陈列展，占用房屋19间。同时，在广场的南端新建了浮雕墙，浮雕墙高5.8米，以20世纪30年代中国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为背景，凸显夏明翰烈士就义的感人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