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婷 石海威
编辑 | 李洋 杨轩
李诞和赵本山中间差了几个郭德纲？
李诞和呼兰中间差了几个卡姆？
没有什么不好回答的，只要你把喜剧当成一门生意。
这就是李诞和他所在的笑果在规划的事业：“一切可以做的喜剧形态”，线上节目，线下演出，艺人，电视剧、电影……在这个“赛道”里，笑果不仅可以跟本山传媒比，跟德云社比，还得跟米未以及更多的内容制作公司去比。
在池子和中信银行的事件闹大之前，一切当真挺有起色的——在李诞“淡出”自己的明星事业、集中参与公司管理的一年多时间里，《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推了卡姆、呼兰、杨笠等新人，其中呼兰和卡姆还开起了个人巡回专场，思文接到了春晚的邀请，笑果还第一次拿下2020墨尔本喜剧节的华人喜剧单元。
一切看似上了轨道，如果没有池子在今年五月初爆出笑果和中信银行违法调取其个人账户交易明细的话。笑果还在声明自己的行动“均在法律及合同的框架之下进行” 时，中信银行已经火速道歉并将相关行长撤职。
一位笑果文化的早期投资人对36氪评价，池子事件是一件“铁定会发生的事情”。当初《吐槽大会》第一季和李诞池子的一炮而红是出人意料的，笑果在成立之初，和个人签订的是“比较严密的普通经纪约”——很多时候你根本无法界定清楚“个人和公司的界限”，你可以说是节目成就了个人，反之也成立。利益应该如何分配？各方心里的想法可能就不一样。
李诞作为核心成员拥有笑果公司5.04%的股份，并以首席内容官的身份参与管理。而同样作为早期创始团队的池子则在过去一年基本淡出了人们视野，只说了3个段子，直到他和笑果之间爆出不光彩的撕斗：笑果指责池子在外接私活，池子指控笑果拖欠演出报酬。双方正在走仲裁程序。
这件事暴露了笑果，或者说所有内容创作公司的共同挑战：人是这个生意中最核心的要素，却也成了这个生意最大的瓶颈。
太多目光盯着这家公司，这还不仅是出于人类对名人八卦的天然兴趣。
“原本在我们的设想中，应该有许许多多像笑果这样的公司出来，但是后来发现没有；本来我们期待一个万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也没发生。”前述笑果文化早期投资人说，而脱口秀本身是一个待开垦的新市场，“这就导致笑果文化就代表着这个（脱口秀）行业的上限，行业多大取决于笑果做多大，这个事就很尴尬。”
“破公司”
“笑果文化这个破公司，真的太破了。”2019年12月21日，李诞在微博上写下这句话。
20天后，池子用了比“破”更激烈的形容词。宣布中止和笑果合作的同时，池子在公司群里形容笑果为“自上而下的肮脏”，“公司很乱，领导很精，用所谓的喜剧梦想牵着你们走“。
面对激烈的斥责，笑果创始人、董事长叶烽给出了大多数管理者面临内部争议的第一反应，在群里回应欢迎大家提建议，池子的回答则是“那你倒是回微信啊？”
他很快就被移出了公司群。
主力艺人要出走，对一家内容公司来说是不小的打击，只是在矛盾暴露给公众之前，对外还需要保持和谐的表象。
“他就不愿意讲（脱口秀），那有什么办法？”李诞对36氪说。这话说在池子微博宣告跟笑果分道扬镳的两天前。从开始创业到现在，对池子和建国这些老朋友，李诞很难像管理普通员工一样强迫他们做事，更多是让对方选择，类似于直接说出在微博上发一条广告，酬劳是多少，至于接不接，对方说了算。
池子最后一次配合笑果，是在2019年8月底的《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总决赛录制里，戴着标志性的五颜六色的帽子，以类似吉祥物的身份来给比赛做个happy ending。台上正比得热闹，王建国、思文、卡姆进入最后一轮角逐，气氛紧张，人人都想坐上舞台侧边那个“脱口秀大王”的宝座。唯有池子，散发出本人纯属串场、一切与己无关的样子。在需要他主持的roast battle（吐槽对决）环节，还搞错了流程，现场导演不得不要求暂停，重新录制一次。
池子在吐槽大会录制现场
“我太难了。”原本坐在台下的李诞站起来叉着腰冲池子喊了一嗓子，“池子，我最喜欢你，因为你是真他妈不在乎！”
不似早期的愤青姿态，李诞现在学会了更入世更圆融的方法，比如尽管对开个人专场没有执念，但公司需要，他也乐意去海外巡演；又比如，当投资人来对笑果进行尽职调查时，他会抽出节目录制后的深夜来配合，尽管事后一点儿都想不起自己回答过哪些问题。他在尽量变得职业，这是他对其他脱口秀演员，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无论如何，节目必须得录完吧。”
高管李诞在笑果负责的事情很杂，从延揽艺人、把控节目剧本、参与演出的包装到营销，甚至拉赞助——第二季《脱口秀大会》的赞助商老村长酒就是他谈来的。
哪怕是没涉及过的领域，李诞的意见也有一锤定音的效果。脱口秀组合王勉和CY做音乐专场时，李诞不仅去客串，还给出了修改意见，包括应该写什么风格的歌，以什么表演形式呈现——要知道，不只是笑果，圈里几乎没人做过音乐脱口秀：观众是站着的，大部分段子是唱出来的，还得配合很多脱口秀不太需要的灯光舞美。
“我不知道（判断）来自哪里，我只是知道这样是对的。“李诞说。
在36氪采访的部分员工眼里，只把控内容，并不直接参与行政管理的李诞代表着笑果自我进化的希望。有脱口秀演员的尖锐在，更重要的是，有创始股东+管理层的身份在，李诞可以大胆指出公司的种种不足。
小作坊式的内容公司是走不远的。笑果的四位创始人都是电视节目出身，制作在行，行业资源深厚，可管理起团队却被一致评价为“剧组式”的。很多时候，创始人缺位，领导对下属的需求反馈并不及时，编剧段子不好笑会直接被甩句“不行”。
即便是笑果的普通员工，也会因为高层的不作为和管理粗放深感失望。2019年下半年，整个笑果公关部干脆全部离职，整个部门不复存在。
但笑果的员工也不像员工，更像“兴趣小组”。
笑果总编剧程璐在翻译公司坐过三年班，这已经是脱口秀签约演员里少有的职业经历。“大家经历都很奇特，原来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原来做点别的什么的，都不是上班出来的。”
把一群个性鲜明、有独立判断能力的脱口秀演员变成员工显然不是什么易事。事实上，这对所有内容公司都是个挑战。
李诞从过去几年的创业中学到的一件事情是，训练一个散漫的人变得职业化是不现实的，只能去发现本来就比较职业化的人。即便是外人看来以灵感和个性支撑的创作者，也理应追求职业化。
在新一批冒头的脱口秀演员中，卡姆和呼兰是李诞最欣赏的两位“新员工”，原因是“安排给卡姆的工作，他能够完成得很出色。”而呼兰令他惊叹的地方则在于，即便前一天晚上跟李诞喝酒到凌晨四点，第二天早上九点，呼兰仍然能够准时清醒地回到办公室里开会。这种职业化和自驱力，被李诞定义为脱口秀演员和笑果体系里的稀缺品质。
没有人能把创意和表演完全量化。除去个人台前表演那部分，判断稿子能否上场的核心环节是每周的读稿会，这也是笑果的内容发动引擎。和多数内容公司一样，笑果内部会按S、A、B等级去划分稿件质量，以此作为编剧计薪评级，不合格者将被降级或淘汰。
责编会把自己组好的稿子当众预演一遍，由其他人来判断效果。参加过读稿会的笑果员工们告诉36氪，李诞在会上是“杀伐决断”的角色——表面上，他鼓励公司每个搞创作的人都能释放自己，能够理解演员的瓶颈和失误；另一方面，李诞又赞成以流程来规定员工。佛系或是戏谑并不是李诞的全部管理风格，有时也有某种严格在其中，“标准化之后才有灵感的那个空间，上来全是空间，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公司它不像个公司，很多都是很落后的工作习惯，底下的演员、编剧用一种大学兴趣班的态度在工作，老板不知道怎么管理，用一种管理节目组的方式在管理。所以很多问题就吵，就慢慢弄。”李诞清醒并且直言不讳，当然，批评之后又找补回来，“你说它一下变成了一个特别懂管理的公司也不现实，慢慢来，我觉得还行，这个节奏可以。”
马东曾经给李诞推荐过一本书，《企业生命周期》，作者把企业的成长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壮年期等几个阶段。对照这本书的概念，李诞觉得成立5年的笑果才刚刚过婴儿期，而婴儿期公司的典型特点是：
· 以行动为导向，受机会驱动；
· 几乎没有任何制度、规章、政策；
· 行为前后不一致；
· 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而演变为危机，导致公司总是在处理一个又一个危机，这使它们变得十分脆弱。
这些特点几乎能逐条套到笑果身上，也是大多数创业公司的通病。幸运的是，笑果活下来了，尽管它的诸多弊端和局限经常被脱口秀演员们编进各种段子里。
“好笑”这件事
喜剧作为内容门类里的一个大类，从相声、小品、二人转，到更现代一些的微博段子，到脱口秀（单口喜剧），一切的核心，还是要能让观众发笑。
但每个人都同意，《吐槽大会》越来越不好笑了。到了第四季，《吐槽大会》已经尽显疲态，豆瓣评分也从第一季的7.6分滑落到第四季的6.2分。对一家喜剧内容公司来说，最要命的就是“不好笑”。
游戏主播PDD作为主咖的《吐槽大会》是公认最新一季效果最出彩的一期，主要归功于草根出身的PDD没有包袱，放得开。其他时候，媒体围绕这档节目的讨论，更多的是“那些玩不起的大明星们”或者“吐槽大会最好笑的点在于，没有人敢真吐槽”。
那么，怎样才“好笑”？
“嘲笑”是一大喜剧效果来源。从卓别林到憨豆先生，再到赵本山，都是此类技巧的熟练运用者，他们通过表演愚蠢笨拙，从而让观众捧腹大笑。“自嘲”之外，被喜剧界反复证明的定律是：被嘲笑者地位越高，观众越能产生消解权威的快感，越是好笑。与此定律有关，国外脱口秀中，长青喜剧节目中，无论是做了四十多年的《周六夜现场》（SNL），还是做了15年的《囧司徒每日秀》（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 嘲笑总统这样的大人物都是一大类内容。而“吐槽大会”的喜剧效果也正立身于此。
2016年，《吐槽大会》第一季播出时可谓让人耳目一新。某种程度上，这档节目的设置堪称绝妙：吐槽明星既挑战了权威、足够好笑，但话题又在可播出的内容范围内；在传播流量上也有保障。这个爆款节目，证明了尺度之内也有足够好笑的可能性，这一度终结了行业里关于尺度问题伤害段子好笑度的讨论。
这也是笑果目前最好的一桩生意。“吐槽大会刚开始请的一些明星并不是很贵但却非常有特色，出场费并不会很高，所以成本相对于其他竞品（综艺）来讲是可控的。流量跑得也相当好，冠名权费用也不低。”前述笑果早期投资人对36氪说，自己对笑果的投资可算稳赚。
但四年后的今天，尺度问题再次回到了笑果面前：《吐槽大会》已经越来越被认为是一档“洗白明星”、不敢真吐槽的节目，内容本身的好笑度在打折扣，叠加上观众对《吐槽大会》形式本身的审美疲劳，这档节目肉眼可见地每况愈下。
“（《吐槽大会》）再做就变形了，不应该再做了。”即使李诞也这么认为，但“这就不是我说了算了。你不做那公司就倒闭了，你能还怎么办？绝大部分综艺都是做到不能再做，然后被抛弃了，然后死掉了。”李诞认同的是《宋飞正传（Seinfeld）》的做法，“宋飞就很体面，他受到什么样的诱惑？给他几千万（美元），让他再做一季两季，他走到公园长椅上坐那想了一会说，不好再做，就停下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你给老叶说再做一季（《吐槽大会》），不用给几千万美金，就几千万人民币，老爷子都走不到公园长椅子就会说那就再做一季。但你也不能用伟大来要求他吧？大部分人都会这样。”
“如果《吐槽大会》第一季没有成功的话，笑果在2017年就已经解散了。”脱口秀演员洛宾对36氪说，他与程璐、思文、梁海源一起成为笑果第一批签约编剧，又因为个人规划原因早早选择解约。
当初叶烽带着以王自健为主咖，东方卫视主持人为嘉宾的《吐槽大会》样片，卖了半年才卖出去。做到今天，《吐槽大会》依然是笑果最大的摇钱树，爆款综艺以亿为单位的广告冠名收入，显然比一场场挣线下脱口秀门票钱要好赚得多，而笑果团队、包括其最大股东叶烽就是电视节目制作出身，做节目他们最轻车熟路。相比坐等自己最大牌的节目逐渐僵死，似乎最好的办法，就是再造一个爆款。
《脱口秀大会》做到了圈内认可，对锻炼新人和沉淀内容来说是双赢，但对更大范围的观众来说，它还不够出圈，播出平台腾讯视频在招商和宣传资源上也未将它列为S级节目，两季《脱口秀大会》尚未实现盈亏平衡。
那引入国外最好的喜剧节目版权呢？
2018年，笑果试图与优酷一起，将《周六夜现场》落地中国，这档美国NBC出品的长寿综艺节目是许多脱口秀演员心目中“神一样的存在”。为了写中国版《周六夜现场》，程璐和庞博作为主力编剧，天天在房间里熬夜写稿，花费心血超过《吐槽大会》。但因为预期太高、尺度限制、形式不够接地气等原因，这档节目悄无声息地播出，悄无声息地结束了。程璐回忆起《周六夜现场》时充满了痛苦，这种痛苦主要来自无力感，付出了120%的努力，最终出来的是一个10%的东西。
引入国外版权的《周六夜现场》播出后反响不佳。
相比豆瓣评分基本都在8-9分的SNL原版，中国版仅得分5.6。原版大尺度和政治讽刺齐飞，但中国版显然没有这个土壤。“节目下线再复播，满屏正能量和鸡汤，求生欲强到可以叫《社会主义夜现场》”。一位观众在影评中如此写道。
这成了一个悖论：越是进入主流，影响力就越大，但对好笑的障碍也就越多。
池子欣赏的脱口秀演员、曾经拿过脱口秀大赛冠军的周奇墨，他最厉害的一个段子，只要听过的人都知道，显然是很难放进电视节目里播出的。如果要阉割到一个可播出尺度，要阉割掉的恰巧是最有趣的punchline。
“脱口秀的核心就是反叛。”一位知名脱口秀演员对36氪总结，并描述自己的“笑话品味”为“喜欢揭露真相，说破房间里的大象，”而捅破窗户纸往往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达到爆棚的笑话效果。
但当被36氪问到，能否私下谈谈尺度限制对笑果《周六夜现场》这样的节目影响有多大时，这位说自己“喜欢揭露真相”的脱口秀演员沉默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吧，”接着，赶忙呼唤经纪人来终结这个话题。
又要爆笑，又要主流，不得不说这有点难度，但现实环境就是这样。对于笑果来说，丰富sku，制造新的IP节目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至少现在，在《吐槽大会》之后，在许多内部人士和外界看来，笑果正在遭遇“爆款瓶颈”。
“我觉得如果接下来增速要快，可能要打开情景剧的市场。”程璐对36氪说，笑果内部有个专门的部门负责研发情景剧，还请来了《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的编剧邢育森督阵。这也许就是笑果的下一档爆款。只是影视剧项目在笑果内部早早立项，离真正推出却还有一段距离。
“为什么非要做爆款？这都是迷思。”李诞不着急，“德云社有啥爆款，那人家不也一年比一年好吗？”
呼兰、卡姆，和100个编剧
毫无疑问，李诞已经成为这一行的金线。笑果初创期，CEO贺晓曦见投资人时，频繁面对的问题是：你们能不能再做一个王自健？当时贺晓曦给投资人介绍李诞、王建国，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怎么可能比王自健厉害。“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想象都是被现实塑造的，当他（李诞）到了那一步也就真的到了。”
2018年，李诞主要负责当明星，这是笑果布置给他的战略任务——证明给市场看，脱口秀演员也能当明星。结果是李诞超额完成目标，一年里以嘉宾身份出演的综艺节目不少于14档，包括《向往的生活》、《拜托了冰箱第四季》《真相吧！花花万物》《奇葩说第五季》等等。
李诞的名字和笑果深度捆绑在一起，他越出名，越有示范作用，笑果的产业想象力和估值就越高。根据关联上市公司游族网络的一份公告，2017年笑果文化的营收达1.81亿元，利润为1707万元。同年，笑果先后接受华人文化和天图领投的A轮和A+轮投资，估值12亿。高达70倍的PE溢价，李诞展现出的可能性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大家都在问谁是下一个李诞，但李诞本人对“下一个李诞”的说法感到厌烦，“这一个李诞也没有成型，对吧？这太快了，没有道理这么快。”
在享受了一线明星的关注度之后，李诞感到自己在事实上离脱口秀越来越远，别说线下脱口秀俱乐部，通告密集时就连公司都没回过几次。他决定收一收——2019年初，李诞自己主动跟公司另外三位合伙人要求，“我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大量做艺人的工作了。”推掉一半的综艺邀约和商务合作，李诞把重心回归线下，回归到发现和提升脱口秀演员身上。
李诞认为笑果在爆发期时只是“勉力接得住”。但如果没有一个行业人才的基底，笑果本身也很难走得长。
“一个健康成熟的市场应该有10个呼兰和100个Rock，甚至1000个厉害的线下演员。”单立人喜剧CEO石介甫对36氪表示。位于北京的单立人是如今国内脱口秀圈除了笑果之外第二家拿到融资的公司。
难度在于，“像培养练习生一样批量培养脱口秀演员不现实。”前述笑果早期投资人说，“脱口秀需要你有一定的思辨能力，本身有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而且不止是对这个世界有点想法，还要具备艺人特色，能够展示出来；又要符合各种政策监管要求。那就是一个小众人群。”
在延揽人才上，笑果已经占尽优势。
李诞在2015年、卡姆上大二时就想找他签约——假如成行，卡姆可能就跟着李诞和池子一起红了。他承认自己当时不敢，毕竟当时《吐槽大会》还没问世。
其后的几年，卡姆到各式各样的喜剧节目“考察”，按他的话说，“里面全是那种翻跟头的小品的那种。”2018年，《吐槽大会》爆红一年后，卡姆主动找到笑果，带上女朋友和他的狗，两人租了辆车从北京一路南下，就此搬到上海。
“人家（卡姆）本来就行，只不过在你这稍微快一点舒服一点，少吃点亏，对吧？（笑果）也就是能干个这。”李诞觉得，有没有笑果，卡姆这样的人都能成名，自己做的其实只是一个筛选的工作。
虽然从艺人的知名度和流量上看，笑果还没能培养出第二个李诞和池子。
《脱口秀大会》第二季之后，卡姆和呼兰的微博粉丝数分别达到67万和28万，而李诞和池子的粉丝量则是860万和474万。
但跟李诞、王建国写着写着才被从幕后推到台前不同，呼兰、卡姆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过去四五年里，在笑果，脱口秀演员无法摆脱编剧的身份单独存在，单纯当个脱口秀演员没办法养活自己。无论喜不喜欢，他们都得为出演《吐槽大会》、《周六夜现场》或者是其他节目的明星写脚本。
但从呼兰、卡姆成名开始，情况变了。
呼兰从入行开始就没打算当编剧，因为“我那个气口是非常我自己的，我特别个人化。你写出来，嘉宾也很难按照你的气口去说这个话，很怪。”
卡姆则对气口一说不屑一顾，他从来不给别人写段子，清楚自己的幽默来自特色极其鲜明的表演，而非字面上的包袱。所以他骄傲地把别人称为“稿子型”，认为包括呼兰的段子也是可以给别人用的，同行之间互相抄袭在所难免，但是没人抄得了他卡姆的表演。
这也是李诞和脱口秀演员们看重《脱口秀大会》的原因。尽管还在亏钱，却有着实战练兵和挖掘新人的双重作用，后一个功能跟米未的《奇葩大会》类似。
“跟选秀相比，笑果造星的比例已经很高了，你叫得出名字的演员就有十来个。整个脱口秀圈子才多大？米未、万合天宜又红了多少人？“洛宾认为笑果已经到达一个行业高度，盯上脱口秀这个行业的平台和公司正变得越来越多，尤其疫情期间，快手、抖音、B站、微博，乃至于得到和喜马拉雅FM都上了脱口秀演员的节目。但要想一两年内就出头、并被观众看到，上《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是条最显而易见的捷径。
将近100位脱口秀演员挤上了这条捷径。笑果的王牌节目只有两档，每年能被观众记住的新面孔顶多只有3-5个。
但呼兰、卡姆、思文和庞博们已经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渐渐为观众认可，至少“出门容易被认出来了”。人们对他们的喜爱从综艺节目溢出到线下——印着他们名字的演出海报一出，有的是观众愿意掏钱买票。
李诞觉得，“好脱口秀演员的标准，就是能卖票”。
到线下去
受疫情影响，“李诞和他的朋友们”全球巡演日本、加拿大、美国、新西兰站相继延期。
在《脱口秀大会》第二季里担任常驻嘉宾的于谦跟李诞说过，德云社的演员要出现在电视上，必须在剧场里打滚10年以上。
李诞很向往那种从从容容培养新人的状态。他跟其他三位合伙人达成了共识，依靠线上节目站稳脚跟之后，接下去笑果的重心应该在线下演出。
“我们是个产业型的公司，就必须去打造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承接需求，第一步先要打造成一个线下的喜剧文化消费的产品矩阵，核心就是演出以及演出周边的体验消费。”与李诞不同，笑果CEO贺晓曦讲话用的是典型的创投圈语言。
换算成数字来展示的话，笑果2020年的计划中，光是在上海的驻场加live house的产出将超过1000场以上，全国千人巡演有100多场，海外巡演也有二三十场。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2、3月份的演出不得不推迟，但是在售票端，无论演出规模大小，笑果的演出一向一票难求。
线下仍是练兵场。
说脱口秀的，哪能不看重个人专场。拿到《脱口秀大会》第二季冠军之后，卡姆做了一轮千人巡演。第一站南京，表演到一半，紧张忘词儿了，卡姆把写在手背上的小抄抬起来看，观众不以为意，还把这当成一个现场的梗。
几场巡演下来，卡姆越来越流畅。在《脱口秀大会》第二季之前，他整整一年都没怎么写段子，每天都在打游戏、玩滑板，“以前都是大学生，玩的状态，今年才开始有工作的状态。”
2019年底，李诞帮呼兰也构思了一个了不起的计划。呼兰决定花一两年的时间到100个国内城市说脱口秀，跟以往说完就走不同，这次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停留三四天，与当地人聊天，拍成纪录片。李诞参与了前期策划，牵线了拍摄团队，并将这个巡演命名为“脚踏实地”。
要保障更多的人成长为中腰部，就需要金字塔底基数足够大。《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直接刺激了线下演出市场，尤其是笑果的大本营上海。2019年下半年，每周上海的脱口秀演出在20场上下，有盈利能力、纯做线下的俱乐部有8家，演员的场均报酬也从两三百涨为四五百。如果不是疫情，圈里甚至有人大胆预测2020年上海每月的脱口秀演出将超过百场。
大多数圈里冒尖的脱口秀演员都被笑果收至麾下，一片繁荣之下，“上海有能力上商演，非签约的自由演员不过十人。”一位脱口秀俱乐部负责人在游说其他城市的演员来沪发展时重点强调了这点。演员基数变大，筛选变得残酷，要想出头，就得学会在高压下迅速成长。中间隔着两年，卡姆最直观的感受是两季《脱口秀大会》之间，演员竞争激烈程度提升了五六倍。
李诞屡次吐槽小品，似乎对喜剧有着很高的审美要求，而大众会让他们的喜剧更精彩还是走向似曾相识的衰落？
思文没能成功登上今年的央视春晚，但得到官方邀请似乎已经说明，脱口秀跟小品、相声一样，正在试图向主流靠拢，将脱口秀变成一个和谐、喜庆而老少咸宜的产品。
李诞说，笑果在尝试一条全中国都还没有人走的路。
那么，在这条路上，脱口秀演员军团能保证自己一直好笑吗？
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
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基础
会计基本假设
会计基本假设是对会计核算时间、空间范围以及所采用的主要计量单位等所作的合理假设，是企业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会计基本假设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
会计主体：会计工作服务的特定对象，是企业会计确认、计量、纪录和报告的空间范围
一般来说，法律主体必然是一个会计主体，但会计主体不一定是法律主体
持续经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企业将会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继续经营下去，不会停业，也不会大规模消减业务（持续经营是会计分期的前提）
会计分期：将一个企业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划分为一个连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
会计分期的目的是根据分期结算盈亏，按期编制财务报告，从而及时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有关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一般会计期间分为会计年度和中期；中期如月度、季度、半年度。
货币计量：会计主体在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时主要以货币为计量单位，来反映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及结果（业务收支以外币为主的企业，可以选定某种外币作为记账本位币，但是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应折算为人民币）
会计基础
会计基础是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基础，包括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
我国企业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事业单位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
（以盈利为目的的采用权责发生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
者 | 贺小媚
前言
过去这一年对北京青鸟来说并不容易。欠薪、高管跑路、资金断裂，各种猜测甚嚣尘上。
但也正是这家正式成立于2001年的健身机构，十年前就开始提倡健康餐，倡导私教专业，屹立19年，让离职已十年的员工表示“是最美好的记忆”。
这些年青鸟走得磕磕绊绊，几经易主和沉浮，也见证了中国健身行业的从0到1乃至从1到10。本文希望能记下这个健身老字号的一些片段，这是青鸟走过的路，也是整个健身行业一起走过的。
张艺谋、刘威、张丰毅等明星都曾经是青鸟健身的座上客。
冲突
今年7月10号，北京市海淀区警察局接连收到两起报警。
一个说拖欠工资，一个说私闯民宅。
警察赶过去，将9个青鸟员工和青鸟董事长卞光明都带到了警察局，双方终于坐下来聊了4个小时。
员工中的会籍销售刘健算是代表，在青鸟工作了7年，操着北京口音，他说想为青鸟近150位员工欠了半年多的工资讨个说法。
双方在今年已经为此对峙了很久。刘健一度把公司微信群的公告改为，“高层拿着会员入会费和我们的工资基本上确定是转移了”，引发哗然。
员工的诉求更多就是讨钱。“大过年的发3000（块）甚至一分不发，是人么你们”，一个id显示为瑜伽主管的员工在公司微信群说道。
卞光明并不认可这些责问，“疫情之下，我们一直在努力维护公司品牌，我控股的中体鼎新，为了保证公司运营，已经借了1300多万给青鸟，维持公司正常运作”。
公司微信群不乏管理层和员工你来我往的长篇争论。“你严重伤害了本来正在为你奔走服务的人” ，青鸟高级副总裁田萌有一次这样回复刘健，认为很多言论是“恶意中伤”。
各自带着的委屈和愤怒，高层和员工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上演了上门讨薪和警察局对谈的一幕。
疫情
去年10月，红星新闻就曾报道过青鸟拖欠工资。报道中，青鸟位于北京霄云路的国航旗舰店负责面试的会籍部李经理认可了这一说法，但青鸟体育运营部总监郑楷对此表示否认。
而在懒熊体育的采访中，员工们大多认为工资拖欠始于去年11月，他们并没有拿到那个月的提成，随后的12月工资也再未发放。
卞光明对懒熊体育表示，“12月底薪和11月提成正常就是1月10号发，但过春节了，之后又碰上了疫情”。
一开始大多数员工还算冷静，青鸟也有不少老员工。
时间来到6月，有员工发现社保被断交，直接影响了购房和购车资格。长达半年的工资拖欠也让生活越来越艰难，有员工因为信用卡逾期，白天手机只敢开飞行模式。情况开始变得难以掌控。
一位就职超过十年的中层回忆，去年公司现金流就开始变得困难，但“高层没法去跟基层员工直接沟通”，田萌当时还去到各个门店打气，鼓励大家努力做业绩。
“去年开始现金流紧张”，卞光明说。“直接原因就是国航旗舰店的投资”。
2018年伊始，青鸟体育与国航世纪大厦签约，拿下一片将近6000平米的场地，青鸟Space国航店的建设摆上日程，青鸟预备为此投入2000万元。
当时谁也没想到国航店的装修如此艰难。
据卞光明介绍，青鸟主要店面都在北京，因为首都本身承担的各种国际会议较多，环保要求也越趋严格，北京周围不少小工厂都关闭了。对于实体门店来说，这些外部原因导致装修材料成本飙升，装修时间也大幅度延长，投入也倍增。
卞光明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现金流的压力接踵而至。与此同时，大环境也在骤变。
“整个经济环境变冷，企业的杠杆率也降低了，某些知名健身房倒闭对行业信心也有冲击。比如之前采购器材可以分期付款，预付40%定金，厂家发货后一年之内付清。后来根本不让了，你不全款，器械商根本不发货。”卞光明表示。青鸟得在2020年春节前年付完绝大部分的工程款与器械款。
最终耗时一年零6个月，2019年5月国航店终于试营业。根据青鸟官方公众号披露的信息，总投入近4000万元装修和前期筹备款。
不同于传统健身房，这里更像是一个“健身休闲娱乐综合体”，健身、SPA、泳池、瑜伽、篮球场、青少年体能训练各种活动都能在里面找到，是青鸟的新尝试。
但开店的时机回头看值得商榷。从行业数据来看，2019年全国健身场馆的经营状况确实不比往年。“不是缓慢变冷，下半年是断崖式变冷”，卞光明表示。
三体云动《2019年度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主流城市俱乐部月均收入为61.67万元，2019年为54.12万元，同比下降12.24%；2018年主流城市工作室月均收入为11.68万元，2019年为11.19万元，同比下降4.19%。下滑的趋势在一线城市俱乐部表现更明显——月均收入下降了15.86%。
一位青鸟中层告诉懒熊体育，青鸟在国航旗舰店上启用了店长负责制，由店长统一管理，而不是跟传统老店一起由总部的会籍和私教等职能部门进行跨店管理。
事实上，对于这个定位高端的“健身休闲娱乐综合体”，青鸟也没有足够的操盘经验。上述中层透露，青鸟为此“陆续请了好几拨人”，甚至有新加坡背景的团队。
青鸟国航店。
月租金70万的国航店还需要“养”，但生存问题依然摆在面前，青鸟不得不收缩。
卞光明透露，2019年下半年，青鸟从战略上开始做好过冬的计划，他们停掉了新项目，老店关了三四家不赚钱的，整理留下7家现金流不错的。新签门店坚决不开了，已经付掉的押金也都放弃。“几个老店一年现金流结余千八百万很轻松，这样日子会好过一些，现金流一定要正向循环。”
卞光明表示，国航店在2019年年底已经可以做到单月盈亏平衡，上述中层则表示“肯定不亏钱了”。卞光明算了一笔账，2018年高峰期青鸟的年营收能达到8000万，2019年也有6000-7000万，按这个预估，2020春节后的旺季应该能卖个2000万。
但这些如意算盘被疫情无情击垮——对于全部门店都在北京，超过一半店铺位于地下的青鸟来说：疫情基本意味着6个月0收入。
初心
“不是吹牛，2002年第一次走进青鸟百盛店，我被震惊了，4000平米，60台跑步机，每天几百人在里面锻炼，俊男靓女”。
回想起与青鸟的结缘，光猪圈创始人、前青鸟体育董事长王锋印象深刻，“太高大上了，所有人都很阳光，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健身。你当时在国内很难找到那样一个地方”。
20世纪初的青鸟的确可以称之为中国商业健身房中的标杆。行业刚刚起步，如王锋感受一样，健身行业象征着时尚和高端。加上竞争少成本低，那是健身房的黄金发展时期。
一位就职超过十年的青鸟中层回忆道，2003年青鸟兆龙店一个月能达到300多万的业绩，并且利润率非常高。
除了整体大环境友好，青鸟投资大，场馆高端，还保持着良好的政府和明星关系。
章子怡在青鸟。
值得一提的是，青鸟在世纪初就提倡教练专业性，大力发展健美，赞助中国健美队，“之前国家健美队基本就是青鸟私教队伍”，一位前青鸟高层对懒熊体育表示。
而在他看来，私教这项如今各大健身房的“现金牛”正是由青鸟推出的。“之前只有巡场教练，2002年或者更早青鸟就推出了私教服务。”
此外，可能很难想象，十几年前的青鸟就提倡企业文化。公司从上到下一律禁止男士抽烟。上述前青鸟高层举例说，曾经有个店长在门店附近被拍到抽烟，被人事部要求回家反省了9个月，回来之后从会籍从头干起。
作为一家健身企业，青鸟还推崇健康饮食，食堂以健康餐、排毒餐为主。
上述前高层还提及一个细节，当时青鸟员工宿舍在四环外的地下室，环境较差。创始人之一李斌实地看过宿舍之后，“凌晨1点叫所有高层到公司开会，要求整改宿舍。”
就这样，青鸟顺风顺水，加盟店拓展到了广州、大连甚至内蒙古，高峰时期全国有15-20家店。
但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健身行业逐渐火热，竞争愈发激烈，年卡价格往下走，房租却逐年上涨。暴利时候签下的房租合同越来越难以承受，团队也日益臃肿。
上述前高层透露，当时百盛店的房租涨到80万，再加上40-50万的人员成本，“120万刚够发工资和交房租，根本做不下去”。
分歧开始出现。创始人之一的梁伟认为这个生意越来越辛苦，要赶快卖掉。李斌则想坚持做下去。这个故事也有另一个版本，涉及权力斗争。无论如何，最终李斌离职，青鸟也找到了新的投资者。
但这并没有阻止青鸟的经营一天不如一天。2011年1月11日，青鸟宣布北京所有直营店暂停营业。
宣布关店的原因同样已很难探究，有说是为了逼房东降租，有说是为了逼股东注资，众说纷纭。
这个极端措施当时确实起到了作用。相关新闻铺天盖地，还登上了《焦点访谈》。青鸟健身时任总经理王成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公司2009年账面亏损达1700万人民币。
2001年开业的青鸟兆龙店。
王锋回忆，为此北京市政府还指派级别很高的领导牵头组织了工作小组，北京市体育局也给予了资金支持。大股东很快就支付了1000万左右人民币。
然而不久后，投资人资金断裂，无心经营，情况一下子又变得十分严峻。青鸟健身找到了当时已经收购了青鸟瑜伽的王锋。
出于对青鸟的喜爱和看好，以及原行业渐入黄昏，王锋在2013年正式100%收购青鸟健身，加上之前收购的青鸟瑜伽，整合成了青鸟体育。
“当时青鸟只剩下4家店，价格体系混乱，光私教负债就达到了3000万”，王锋回忆道。
接手之后，王锋将停业了一年的百盛店重新装修开业，缩减了出现亏损的清华店面积，同时稳住价格，“年卡4800元，老会员续费9折，卡死了”。之后，他又陆续新开了大成、白石桥和西直门三家门店，总门店数来到7家。
“在王锋的坚守下，青鸟90%是年卡，并且坚持每年涨价，负债很少，基础很牢固，虽然有一点小问题”，卞光明在接手时这样评价前任管理者。
卞光明也是青鸟的会员，与青鸟结缘很早。
2005年，青鸟健身推出一项国际大学生实习计划，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管理学院学生卞光明与耶鲁大学、香港大学等30余名实习生来到青鸟健身。6个月的实习后，综合考核卞光明排名第一。青鸟健身任命他为董事长助理，负责战略调研。
毕业后的卞光明去了中国体育报业总社做体育财经记者，职业生涯很顺利，一路高升，30岁就担任处级干部——健身产业发展中心主任。一直到2015年2月，国务院40号文件发布，看到机会的他离职创立了冠军VC基金。
但随后体育行业泡沫开始暴涨，各种热钱涌入。 “我们五千万小基金跟那些十几亿基金没法比，他们随便弄出一个板块就比我们盘子大。”卞光明和团队决定转型做实体。
2016年10月25号，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的77号文件。这是46号文后给健身休闲领域打出的又一剂强心针。
青鸟体育正好在这时出现。当时光猪圈健身进行第二轮融资，投资机构要求王锋脱离青鸟体育，避免同业竞争。
郎有情妾有意，两人又相识，一切顺理成章。2016年10月12日，青鸟体育在北京水立方北五环咖啡举行A轮融资新闻发布会，宣布获得中体鼎新领投，冠军VC跟投的3000万元A轮融资。
“让我们从头开始！”，卞光明在给员工的公开信中写道。
困局
卞光明从来没掩饰过在青鸟上的野心。“我做基金投资一年个人赚个千把万没问题，生活的很舒服。如果我不想扩张，不想把事业做大，花那么多钱收购一年4000万营业额，亏损500万的青鸟体育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于是初接手，他就给青鸟体育定下了以健身休闲为平台和纽带的高净值社群的目标，规划了健身、金融、赛事经纪活动、保险、影视文化五大事业部。同时青鸟体育开启门店装修改造计划，强调“请了最优秀的设计师”。
新官上任十分红火。2017年农历“二月二”，青鸟体育登上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纳斯达克大屏，而这背后其实是卞光明直言不讳的上市梦。
据卞光明表示，2017年和2018年青鸟每年有30%-40%的增长。
青鸟官方微信公众号显示，2017年7月他们召开了上半年工作总结表彰大会，表示上半年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公司正式进入2.0战略，“要完成3年200家智慧健身门店的开设与管理。”此后的信息又披露，公司扭亏为盈，财报显示有接近千万级利润。当时的卞光明出现在各种体育论坛上，意气风发。
不俗的野心，加上高速的增长，青鸟的蓝图也越画越大。
2017年上半年，健身产业融资额在体育产业赛道里排名第二，仅次于电子竞技，各种融资应接不暇。到2018年2月，卞光明发布专栏文章，表示青鸟高管在2017年12月31日开了“接手后最重要的一次战略会”，讨论十年后希望青鸟变成什么样子。他们总结了几个关键词：区块链技术、合伙人体制、轻资产、开放、协同、重要资源共享、生态系统。
青鸟的未来被描绘为一个支持所有健身创业老板的供应链生态系统，一个链接所有大众健身人群的平台。
战略确定之后，青鸟体育动作频频。与安踏体育合作；与远东宏信战略合作提供亿元级别融资租赁授信，同时联合打造S2B模式；联合洪泰帮企业打造健身产业最新的“S2B”加盟模式；收购贝果轻食进入健康餐领域；走出北京战略控股星洲健身；在北京签约5家新店。他们甚至投资了电影《欢乐喜剧人》，憨豆先生与青鸟高层一同出现在了电影发布会现场。
2018年10月，卞光明发了一条朋友圈招聘人才，表示在3-6线明年要开30-50家合伙新型模式店面。
想象空间看起来很大。以轻食为例，青鸟体育收购贝果轻食后计划与各大版块进行业务打通。例如在青鸟门店内开设实体门店，例如以青鸟15万会员为核心，采用O2O+B2C模式为青鸟门店周边白领提供早午餐服务，例如与众创空间品牌合作为创业人群提供轻食产品。
彼时柠檬觉醒、好色派沙拉、沙绿轻食、贝果青食等健康餐品牌都获得了两轮及以上融资，青鸟紧跟风口，贝果轻食首家店铺在青鸟健身兆龙店开业。
但现实很残酷，由于销售情况不佳，半年后这个业务就停掉了。“原料消耗特别多，成本比较大。其实也能做，最重要的还是团队问题”，卞光明复盘道。他们并没有放弃。原贝果轻食CEO于飞与奥运冠军邢傲伟之后又创办了运动营养品牌型博士，但目前这个项目也进展寥寥。
由于大多是组建新团队开拓新业务，青鸟健身的老员工对于这些激动人心的新业务并无太大感知，他们在忙着做自己的新尝试。除了上述的国航旗舰店，青鸟推出了精品店，定位更加高端，面积也更小。不售卖会员卡，只卖私教课，课程单价在600元左右。
2018年年底青鸟在北京的门店分布。
对于青鸟来说，推行这种颠覆性的改革并不容易。据一位精品店私教透露，精品店的课程单价从600元左右滑落至400元左右。销售模式也从不售卖会员卡，到年卡售价8000元，最后年卡降价。一位中层则透露，定位高端的精品店一开始销售情况其实不错。
但由于私教课程价值较高，可能会储值5-10万，但客户出勤率又不高。而如果预付费不消除，负债会特别高。
此外，由于一段时间后周边高端客户基本已经开发完毕，门店需要新的客流，但市场价格竞争已非常激烈。所以他们的策略变成了用会员卡拉新，但消费5万私教课购卡免费，消费1万元私教课购卡5折。“这样本来想买50节课的可能会买100节课，还可以提高整体业绩”。
在这位中层看来，无论是精品店还是国航店，都是他们为行业“摸石头”。
精品店、高端店、新业务，哪里看起来都像是风口，那好像又哪条路都走不通。而他们踩的各种坑，已经让危机慢慢潜伏。这些危机在行业风生水起之时被掩盖，但在潮水退去时开始一一显现。
一位青鸟基层和两位中层员工分别向懒熊体育表示，青鸟在后期变得更加鼓励销售。
“从早上4点到晚上10点，之前没有这么加过班，压力很大”，刘健说。一位员工则表示“销售提成整体比之前涨了5%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KPI，一些员工开始尝试变相降价。“价格逐年往下掉。2016年年卡4000多，17、18年3000多，最狠的是2个人可以拼，等于一个人2000块钱”，刘健说。
“卞总看到了一些南方系的高压销售，想试试，也有自己的考虑”，一位青鸟中层评价道。
在高KPI的压力下和高销售提成刺激下，青鸟体育的营业额确实上涨了，但很难说利润增长如何。毕竟无论是卖出去的私教课和会员卡收入，都还需要后续运营成本慢慢实现。
“战略上确实犯错了，我要检讨，作为董事长，我个人风格太激进了，而且每个板块投的资金又都不够，团队能力也不成熟。”卞光明用史玉柱做比喻。“实力不够，盖大厦还不如踏踏实实盖个二层小楼，能熬到完工”。
更让青鸟受打击的是，整体融资环境对体育变冷，他们的融资也没有按计划完成。在卞光明看来，青鸟融资困难的核心原因是赛道。“泥泞小路上的奔驰，跑不过高速公路上的夏利”，传统健身房的模式决定了很难复制，资本不会投很难规模化的公司，“你也讲不出故事”。
作为一家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最长卡只有5年的传统健身房，青鸟其实相对比较规范。“光社保一个月成本就比人家多几十万。有些老板天天劳斯莱斯，现金流拿过来自己享受，我们既没享受到传统老板的现金流便利，规范企业的资本红利也没享受到“，卞光明有些无奈。
他当然想过改革，“人家还是觉得你是在大店基础上，而且估值也不会降很多”。卞光明觉得这无济于事。“资本上没规划好，其实独立出来做也说不定都行了“。
事实上，2018年不少投资人找上了青鸟。“那时候心气高，估值5亿一分不少，最后与投资人为了5000万估值，一气之下1个亿的投资不要了”。
青鸟也想过改革能够带来稳定收入的老店。但“老店像一个骨骼已经长成的孩子，动手术比较难，调整比新建的成本还高”。
“青鸟像家国企，大家比较安逸。也没太多野心和斗志“，一位离职中层评价。
卞光明举了个例子，做了个APP，结果会员不用员工也不用。他们早已习惯打电话和微信。采用手环刷卡会员也不习惯，一直反馈不好用，刷不开。“挺心累的”，他回忆道。
不过一位青鸟中层对此有不同意见，“出发点必须经过测量和权衡，必须了解店内实际情况，不是别人告诉你一个东西特别好用，你就直接空降下来，不接地气，店里肯定就推不动。”
由于最近10年门店数都没有明显增长，不少渴望发展的青鸟员工也跳槽去了金吉鸟、一兆韦德和奥美氧舱等公司。
随着越来越多新兴健身房加入北京健身市场，青鸟会员也许忠心，但这些年的新增会员并不尽如人意。
时代
2004年春节联欢晚会，时任青鸟技术总监的吴承翰携手青鸟教练登上春晚舞台，表演了以健身为内容的《阳光健身房》节目。
“当时健身是一种时尚潮流，教练也是重点发展成健美教练，一年很多场商演。”吴承翰曾对懒熊体育说。
2003年进入青鸟的吴承翰把私教价格从60-80元提高到了150元，“价格提升后私教课程也卖得非常好，业绩是过去三倍，2005年已经有健身房把私教课程卖到300-500元了，单店最高峰的时候一年能卖几百万。”吴承翰曾向懒熊体育表示。
据王锋表示，他管理时北京7家直营店年营收维持在6000万左右，而2003-2005年，仅三家直营店的营收就每年超过5000万。
时代已经变了。
天眼查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我国经营范围包含“健身”或企业名称含“健身房”的企业数量维持在每年50%以上的高速增长，2016年、2017年、2018年迎来井喷式增长，新增健身企业分别突破1万家、2万家、3万家。目前，健身企业数量约为五年前的7.6倍，10年前的26.5倍。
Keep、超级猩猩、乐刻、三体云动都创建于2014-2015年期间。赛普2016-2018年的营收分别是1.14亿元、3.87亿元、6.2亿元。2018年他们也一度想借壳上市，成为这个疯狂市场的注脚。
但对于健身房来说，房租上涨，水电费上涨，人力上涨，但由于竞争压力，年卡却越来越便宜。
尤其是传统健身房，各种新型、精品健身房的扩张进一步压缩了市场空间。成立于2014年的乐刻目前已经有超过500家门店，超级猩猩门店超过100家。拳击、EMS、蹦床、划船机、瑜伽、普拉提、CrossFit、孕产等一系列细分精品健身房雨后春笋般涌现，入门客户、团课爱好者、细分训练者逐一被分流。
这让传统健身房生存更难了一些，并且开始思考变革。有的从超一线城市去到更为初级、竞争相对较小的一二线城市、有的开始接触“新潮的”按次付费和月付制，深圳中航和威尔士都是其中代表。但在建立了十几年的现金流模式惯性下，这些改革都不得不十分谨慎。
而对于青鸟来说，他们最赚钱的两家老店2018年陆续被物业方强制收回——要改造成办公楼，这样他们能够收取健身房2倍的房租。
这让卞光明很无力。“一直在擦屁股。挣钱的店都不租给你了，开新店又不挣钱。器材老化又要重新翻新，我全是干这种事”。
说到底，场馆承载力上限摆在那里，物理服务范围也摆在那里，这还是个人力密集型产业和季节不稳定性行业。
褪去社交、流量入口、互联网这一件件亮丽的皇帝新衣，健身房就是一门折磨人的苦生意。不但占尽了实体经营的苦，还令人绝望的反人性。早已不再是神坛上的暴利生意。
围城
目前，青鸟体育正在由光猪圈慢慢接手并重新启用青鸟健身的品牌，双方在股权方面已经达成一致。“必须按照我的来改。变得更加智能化，注重健身服务本质，精简人员，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王锋表示。
白石桥店于6月完成改造正式营业。随后安贞店、大成店与清华店也陆续开业。
但并不是所有门店都还能重新开始。9月1日，青鸟在官方公众号发布《仅仅因为7天租金，无良二房东侵占3千万资产店面》一文，表示国航店二房东拒绝依法减免房租，并强制收回门店高价转租给另一家健身企业，店内资产被侵占，原有精装修等已被部分拆改，且部分艺术陈设品遗失、被盗，损毁非常严重。
据王锋表示，目前正在与二房东打官司。“店面大概是拿不回来了二房东是不会讲道义的，也可以理解”。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乐城店，也就是青鸟推出的精品健身房项目，“房东是私企，6月份疫情期间直接终止合同了。过去谈时据说已租给另一家健身房”， 王锋表示。
店面转手，懒熊体育在微博也发现了抱怨“撤店不给退款”的青鸟会员，他们不愿意去到离家太远的青鸟其他门店，但青鸟并没有人处理负责事宜。一位名为安娜茉莉的网友表示“还剩下四十多节健身课和一年半的健身卡，现在联系不上任何人”。
王锋表示，他们计划在东三环按照青鸟标准再开一个新店承接会员，配备智能化系统，“对会员肯定要有一个交代。”
而对于近150位的青鸟员工来说，仲裁是普遍的选择，但截至10月中旬，他们的工资还未发放，仲裁也未有结果。卞光明表示目前社保已经补上，并会慢慢还清工资。截至发稿时，从多名员工给懒熊体育的反馈看，部分人已收到，部分人表示尚未到账。
现在回过头来看，健身房生意真像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满怀希望地进去，垂头丧气地出去。
卞光明后来想，自己有无数机会卖掉青鸟，无数机会当一个潇洒小老板。“现在既操心自己还往里贴钱，最后结果还不好。“
他有些懊恼，觉得传统健身房这个项目快要被淘汰了。
说到底这可能还得靠点情怀，他总结，“情怀这个东西有时候不能当饭吃，我们两个一起亏了1个亿进去。”但他还是强调对产业的“相信”，“我们能熬到那一天”。
9月22日，青鸟体育公众号更改为青鸟健身。“回归到健身这个主业”，王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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