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年11月底，宁夏银川的大街上已经少见绿色。在街头的店铺中，不时能看到一些饭馆大门或匾额上的“宁夏红”标志。
“宁夏枸杞，宁夏红”、“每天喝一点、健康多一点”，借助央视广告，宁夏红枸杞酒曾一度在全国家喻户晓。不过，2014年以后，一度传出将要上市的宁夏红却声音渐消。
鲜有人知的是，宁夏红在2018年悄然“易主”。2019年11月29日，新京报记者来到宁夏红枸杞酒的生产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宁夏红旗下两家工厂均已经纳入宁夏钢铁集团。资料显示，宁夏钢铁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曹广江。
控制权变更后约一年时间，宁夏红的前后两位老板对簿公堂，宁夏红控制权陷入争夺战。宁夏红曾经的实际控制人张金山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目前宁夏红的商标、工厂等资产，为曹广江“套路贷”所得。而曹广江对新京报记者回应称，自己只是“担保着担保着，就成为了（宁夏红）股东”。
11月底，新京报记者前往宁夏银川、中卫两地，与当事人直接对话，走访工厂、当地经销商，试图打开股权争夺的“罗生门”，还原知名品牌宁夏红危机的前世今生。
数年上市路未果，员工曾买“原始股”
“天下枸杞出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作为曾经的枸杞酒第一品牌，宁夏红的诞生与发展都与中宁当地著名的枸杞产业有着直接关系。
2000年，张金山接手中宁县一家濒临倒闭的枸杞酒厂，以拯救当地枸杞产业。这家工厂即后来的宁夏红中宁枸杞制品公司前身（下称“中宁枸杞公司”或“中宁枸杞”），日后成为了宁夏红枸杞酒的核心生产基地。
据张金山讲述，其接手后没多久，宁夏红的发展即出现转机。2002年，张金山将宁夏红品牌带到央视打广告，自此宁夏红渐渐为国人所知。同年的春季糖酒会上，宁夏红更是创造出两天签约6.8亿元招商合同的纪录。
据媒体报道，2004年，宁夏红曾引进新加坡金树投资公司、中国企业有限公司等战略投资者，计划运作2005年在新加坡上市，不过计划后来因公司发展目标改变而取消。2012年-2014年，宁夏红多次提出上市计划。2014年宁夏红再次提出“将在三年之内IPO，2020年冲击百亿销售规模。”
中宁县宁夏红工厂目前的负责人张建波在宁夏红工作有20多年，据其叙述，2016年时因当时公司说要计划上市，自愿购买原始股，自己出资15万元。2017年时，还依然有一些员工购买“原始股”。
12月2日，张金山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当时因为要上市，部分员工以“债转股”的形式购买原始股，原本计划在公司股改时变更股权关系，但股改最终没有成功。
宁夏红以上市为由向员工募资多少？在张金山提供的收购协议（2018年4月签署）中有对外负债情况显示，宁夏红神杞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夏红美杞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夏红传杞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共同为债务主体，对债权人“员工借款”的欠款有4731.139万元。
债务危机爆发，宁夏红核心公司曾被申请破产
股改折戟的背后，是宁夏红突然爆发出债务危机。
天眼查信息显示，张金山当前直接持有5家公司股权，其中，香山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香山酒业公司”）和宁夏红枸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枸杞产业集团”）分别持有中宁枸杞公司46.33%和53.67%的股份。张金山称，这三家公司都是实质资产较多的公司，其中中宁枸杞公司是宁夏红品牌的核心公司。
按张金山的说法，宁夏红2018年以前经营正常，即便是银行债务一时还不上也能通过申请展期解决。在宁夏红企业经营过程中，一直存在“倒贷款”的行为，但一直没出过问题。之所以债务会集中爆发，源于一笔1800万元的债务纠纷。
张金山告诉记者，2017年9月份，因浦发银行抽贷，宁夏红公司突然还不上欠宁夏开拓公司的一笔1800万元的借款。天眼查资料显示，宁夏开拓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曹波，曹波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张金山称，2017年10月起，曹波及手下开始频繁跑到张金山处催账，并多次使用坐办公室、拨打骚扰电话等手段。因为该事件属于债务纠纷，张金山报警后警方也无法介入处理。为解决纠纷，2017年12月，张金山主动找到了曹波的叔叔、宁夏钢铁集团董事长曹广江，请其出面代为说和。
2019年11月28日，新京报记者在宁夏中卫见到曹广江。曹广江向记者证实，张金山曾于2017年12月向其请求，“让曹波不要来家里要债。”
张金山表示，为了解决当时与曹波的纠纷，2017年12月21日，自己将“宁夏红”系列商标质押给曹广江，曹广江将这些商标用作了反担保。而曹广江口头承诺约束曹波不再闹事。张金山称，仅仅5天，曹波等人又跑到宁夏红公司闹事。
这笔债务只是冰山一角。裁判文书网资料显示，2018年以来围绕宁夏红的债务纠纷频繁出现。
2016年12月到2017年7月，中宁枸杞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中卫支行贷款2亿元，截至2018年5月，尚有1.98亿元本金未偿还。2019年4月，中宁枸杞又因为欠宁夏银行中卫分行借款本金1400万元以及若干利息，被法院强制执行。
新京报据裁判文书网不完全统计，中宁枸杞至少发生过9起与银行的借款纠纷。张金山提供给新京报的《资产转让协议》显示，中宁枸杞公司、枸杞产业集团还至少用过5次民间借款，一些借款也发生逾期现象。
债务危机持续发酵，让中宁枸杞先后两次被债务人申请破产。
2019年4月11日，华融西部开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中宁枸杞到期不能清偿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宁夏红中宁枸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2019年4月16日，一家名为“长城资产”的公司也申请了对中宁枸杞进行破产重整。不过，两份申请均没有被法院受理。
宁夏红商标被“套”走？新旧当家人从“互保”到“互撕”
债务纠纷的最大的影响，是宁夏红的实际控制人从张金山变更为曹广江。
张金山与曹广江均为宁夏中卫当地人，二人早已有着互相担保的合作关系。张金山称，很早宁夏钢铁集团和宁夏红之间签过“互保协议”，彼此企业互相为对方企业向银行担保。曹广江同样向记者证实此事，并告诉记者，早在2009年左右就与张金山存在“互保”情况。
张金山表示，在处理与曹波的债务纠纷时，自己将商标抵押给曹广江。根据其提供的协议显示，2017年12月21日，张金山与曹广江签署《商标专用权质押担保合同》显示，因香山酒业欠付他人款项，需要曹广江代张金山偿还共计9000万元。此外，双方签订了3840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并且在当时的商标质押担保合同中提到，“质物的价值为人民币80000万元。”
但在曹广江的叙述中，这一次的商标抵押却与曹波的事件无关。
曹广江表示，担保合同中提到的“因香山酒业欠他人款项”，即为当时张金山已经将商标抵押给另一家小贷公司鑫悦海。鑫悦海向张金山提前要债的过程中，张金山再次找到曹广江希望其为自己担保。曹广江当时答应做担保，但是提出希望拿到商标的轮候质押权。鑫悦海在多次沟通后提出，曹广江偿还这一笔欠款，商标抵押权就可以到曹广江手里。
12月2日，新京报记者再次采访张金山时其表示，公司向鑫悦海抵押商标借款尚未到还款期限，是曹广江为了谋取商标质押权主动偿还这笔钱。12月8日，新京报记者拨打鑫悦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公开手机号码了解相关情况，电话无法接通。
张金山称，2018年3月，此时曹广江再向他提出建议：商标已经质押，如果要融资上市必须要曹广江同意，和别人合作还不如和他合作。3月21日起，曹广江与张金山陆续签订《合作协议》《资产转让协议》《资产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调解书》《股权转让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完成后，张金山手上的宁夏红资产几乎全部被转让给了曹广江。
张金山称，上述资产中有形资产价值7.15亿，商标权价值8亿，总价15.15亿元。
对于自己主动提合作，以及张金山认定的“商标权价值8亿元”，曹广江并不认可。
曹广江表示，这一次合作是张金山主动提出。根据曹广江提供的案件事实及理由，自己在2017年12月18日至2018年6月相继为宁夏红偿还部分对外民间借贷、银行债务等。2018年4月，曹广江以上述代偿为由，要求香山酒业公司、中宁枸杞公司提前偿还曹广江代偿的款项及出借的款项，并行使质押权。
当时的仲裁中，香山酒业等对借款事实并无异议，但表示有多笔借款还款期限未到，曹广江不能要求香山酒业提前还款。
在这一次仲裁下，最终香山酒业、中宁枸杞公司与曹广江达成协议，将公司享有的全部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共计作价3.23亿元转让给曹广江，以实现曹广江享有的质押权。
上述3.23亿对价中，有1.82亿元将用于抵偿曹广江为香山酒业、宁夏红中宁枸杞公司出借、代偿的总款项18245万元。剩余14054.5万元，将在曹广江向宁夏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代偿保证的1.4亿元借款后，视为曹广江支付剩余对价。
3.23亿元“打包”宁夏红的商标只是双方交易中的一项。2018年3月21日，曹广江与张金山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曹广江首先以0对价的方式取得了“宁夏红枸杞产业有限公司”和宁夏红产业销售有限公司各90%的股权。
对于宁夏红品牌的两大核心公司——中宁枸杞公司（生产枸杞酒）和香山酒业公司（主要生产白酒），曹广江则选取了租赁的方式获得经营和管理权。租赁期暂定为10年。
此外，协议中约定，张金山旗下的中宁枸杞公司、香山酒业公司、法国酒庄成品酒、香山房地产公司、宁夏红银川枸杞有限公司、宁夏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现有的全部资产由曹广江认可的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按成本接收，在接收的物资委托他人生产为成品销售后，或前述资产变现后，偿还宁夏红相关债务（其中不包括银行债务）。
在资产收购和股权转让上，0对价以及曹广江有没有清偿后续债务等，也成为交易双方的争议点。
对于与张金山的这些纠纷，曹广江向新京报记者概括为，“我就是担保着担保着，就成了（宁夏红）股东。”
2019年7月17日，张金山向中卫市公安局举报曹广江涉黑问题。公安局出具的《处理意见书》显示，举报线索正在核实中。
对于涉黑指控，11月28日，曹广江向新京报记者否认道：“怎么可能涉黑涉恶，贷款是我求着他（贷）的吗？”曹广江还出示了一张电子档资料，上面记录着，2019年9月29日，中卫市公安局出具了曹广江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内容是：“经查询曹广江无违法犯罪记录”，中卫市公安局盖了公章。
宁夏红现状：员工称对工厂没影响，管理层提薪至上万
张金山告诉记者，2018年4月份的《收购协议》签订完成后没多久，曹广江就已经控制了宁夏红。2019年5月、6月，曹广江开始对宁夏红大规模裁员。
11月28日，新京报记者来到位于中宁县的香山酒业公司（主要生产“白酒”）的生产工厂。
在工厂员工们眼中，厂子的老板已经从张金山换成了曹广江（协议中，曹广江是租赁的厂子）。
厂里一位工作20多年的员工告诉新京报记者，此前虽发生过“裁员”现象，但那属于“机构改革”，换老板对公司没有影响，“该生产就生产，该销售就销售”。
工厂现任生产部负责人则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中卫市工厂内主要有员工100人左右。此前工厂的工资发放会不定时，现在每个月按时发放，员工也有提薪，“管理层的工资以前只有几千，现在上万”。
该生产部负责人还表示，宁夏红目前生产线销售正常，有的产品没有继续做，是因为此前的产品种类太多，铺开太大消耗较多成本，目前主要集中在核心产品上。
同日，新京报记者走访了中宁枸杞公司（主要生产枸杞酒）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员工们的普遍看法是，认为“换老板”后对工厂没什么影响。
工厂负责人张建波告诉记者，他在宁夏红工作20多年，目前该厂区有20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包装线上。目前工厂一切正常。
记者在当地走访的一些经销商也认为，宁夏红发生股权变更后经营上没有什么变化。中卫市的一家宁夏红酒类经销商告诉记者，在老板换掉之后，宁夏红的产品种类变少。
在当地，宁夏红枸杞酒依旧占据不小的市场份额。在宁夏银川、中卫等地的饭店里，宁夏红的酒均随处可见。在中卫市区，不时也能看到卖酒类产品的门店上挂着宁夏红的招牌。
记者11月底在宁夏红工厂了解到，公司2019年度新推出“天生一对”的宁夏红枸杞酒、枸杞饮料、枸杞果膏等产品。
股权争夺仍在进行，宁钢筹划数十亿投资
目前，张金山与曹广江之间的股权争夺还在进行中。张金山称，其已于2019年3月，对曹广江进行起诉，现官司正处于质证阶段。
悬而未决的股权争夺和尚待厘清的官司，又将会如何影响这一知名地方民企？
尽管官司走向仍旧未知，宁夏钢铁集团似乎已经开始为宁夏红的未来铺路。上述宁夏红中卫生产部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宁夏钢铁集团计划投资数十亿在中卫建设“枸杞世界”。
曹广江对新京报记者证实了该说法，“枸杞世界”项目已经获批建设。其展示给记者的资料显示，2019年3月，该项目的具体建设方案出炉。集团给新京报记者出示的一份宣传资料中也显示，“2019年，宁夏红枸杞世界项目正式启动，进入枸杞全产业链发展的全新领域，开创‘中国枸杞酒’新时代”。该资料称，宁夏红枸杞世界以枸杞文化体验为核心，以工业旅游区建设为主体，大力发展枸杞深加工、文化休闲和养生相关服务，打造以宁夏红产业为核心的综合性文化旅游目的地。
新京报记者 李云琦 彭硕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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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的中心区域、大型商场、各大写字楼，如果说有什么相同点，那一定是都有咖啡店。
阿信记得刚上班时，楼下就已经有星爸爸了，马路转角还有一家Costa咖啡，几个月前，星爸爸边上又开了一家瑞幸小蓝，一条短短300米的马路上，林立着3家咖啡店，这还不包括它们中间还有一家便利蜂，也在卖咖啡。
早高峰的写字楼里，大家握着不同颜色的咖啡纸杯等电梯，一杯咖啡开启一天的工作，对于不少人来说已是标配。
但不知何时开始，喝咖啡也开始有鄙视链了：
出入精品咖啡馆的人，谈论着豆子的烘焙口感和原产品，其中又以冷萃、手冲咖啡站在了精品咖啡鄙视链的顶端；
喝连锁咖啡的瞧不上喝瑞幸和连咖啡的，就连连锁咖啡里面，喝太平洋咖啡、Costa咖啡的还要暗搓搓diss一下喝星巴克的；
而那些喝瑞幸和连咖啡的白领们，说自己保留着对咖啡品质的最后一丝倔强，所以坚决不喝KFC和麦当当的15块一杯的咖啡；但其实两者的唯一区别可能仅仅只是在价格上；
喜欢喝KFC和麦当当的，不喝711、罗森和便利蜂的10元咖啡，但这两者的不同可能只是一个有人为你服务，一个需要你自己拿咖啡杯去接。
喝袋装速溶咖啡的，对不起，走错片场了。
就连喝什么样的咖啡也有鄙视链：喝手冲咖啡的，喝的是一种纯粹和仪式感，喝意式浓缩的说这才real，意式浓缩兑点水变成美式勉强能进入第一梯队。
那些喝花式咖啡，什么焦糖玛奇朵、拿铁、摩卡......加那么多奶和糖浆，是要闹哪样？红茶拿铁？连咖啡都没有，Out！
但咱们喝咖啡的起点其实不都是从速溶开始的嘛。
咖啡，光绪年间就来中国了
咖啡这种源于非洲，兴盛于欧洲，有着600多年历史的神奇小豆子，进入中国的时间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早。
据史料记载，咖啡早在1884年光绪年间就由传教士带入中国了，但那时候的咖啡种植更像是试验田，没有任何规模和商业化可言。
咖啡真正第一次在中国萌芽，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那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咖啡馆。
上海最早的咖啡馆开在外滩，供那些外国水手们过过咖啡瘾，顺便解解乡愁。那时的咖啡，被上海人称为“咳嗽药水”。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从海外归来的华侨，他们在生活中，也保持了喝咖啡的习惯。
姜文在电影《邪不压正》里面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老北平，有意思的是，几乎与上海同时，咖啡也走进了北京前门商圈的胡同里。
《邪不压正》剧照
江湖人士坐在长凳上喝咖啡，与上海的讲究不同，北京人搭配咖啡的可能是最接地气的煎饼果子。西方的咖啡文化也许无法真正融入老北京人的骨子里，却可以被接纳到生活中。
在70年代的北京西单百货等商场的货架上，能见到不少咖啡罐的身影。一些涉外的西餐厅或者酒店，都会提供咖啡。
但那个时候，咖啡至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
直至 20 世纪80、 90 年代，咖啡才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
咖啡，不仅仅是速溶而已
90年代初，咖啡在人们的认知里就等于速溶咖啡。雀巢速溶咖啡，一黑一白两个大罐子，一罐咖啡，一罐咖啡伴侣，成为了很多80、90后的童年记忆。
阿信还记得雀巢咖啡一度成为逢年过节的送礼必备，一大盒包装，白+黑两大罐，里面再配一个火红的咖啡杯，咖啡盘和小咖啡匙，两个字——洋气~
过年家里来客人，阿信妈总会问一句：“喝咖啡吗？” 小孩子们会抢着把咖啡伴侣冲成一杯杯香甜的奶精喝。
虽然现在看起来这场景略搞笑，但也不能怪咱，那个时候市面上除了速溶咖啡也没有其他选择啊。
那时候，电视上播放着速溶咖啡的广告，雀巢咖啡那句经典的“味道好极了！”、“每刻精彩瞬间，每杯雀巢咖啡”、“美好的早晨、从一杯雀巢1+2开始！”还有文艺范十足的“滴滴香浓，意犹未尽”一时间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大家的口头语。
其实，咖啡伴侣也是为了让中国人更能接受咖啡的口感而特意推出的，总之，那几年，雀巢速溶咖啡绝对是饮品届的扛把子，而咖啡这种微苦中带一丝甜的饮品也开始被大家所接受。
与此同时，麦斯威尔、雀巢、哥伦比亚等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或工厂，为中国咖啡市场提供品种更优、价格更优的速溶咖啡，也传播着初代咖啡文化。
连锁，开启喝咖啡新姿势
有人说，咖啡馆是个神奇的地方，因为在这里，人们既能品尝孤独，又能获得陪伴。
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常说：
“如果我不在家，那么我就在咖啡馆。如果我不在咖啡馆，那么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当深度烘焙的阿拉比卡被仔细研磨，当浓缩咖啡液撞到高压蒸汽和奶泡，过往的一切烦琐和低廉仿佛顿时烟消云散，标准化复制便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
而没有人比星巴克将标准化复制咖啡做的更早，更好了。
1986 年4 月，星巴克创始人舒尔茨开了一家咖啡馆：馥郁的意式浓缩，细腻舒缓的卡布奇诺和拿铁，人们突然发现这里的味道和别处不同。
星巴克创始人 Howard Schultz
为了更好地适应美国人的口味，舒尔茨特别对产品配比做出调整；同时，为了让顾客的停留时间更长，还增加了桌椅等设施，并把店内背景音乐换成爵士。
一连串的改进受到市场的空前认可，他打造了一家风格轻松的意式咖啡店，创造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第三空间”。
第一家星巴克咖啡店位于美国西雅图
1999年星巴克进入中国，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咖啡连锁品牌，它的第一家店开在了北京国贸。中国消费者对于咖啡的认知再次进阶，舒尔茨所倡导的“第三空间”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
不久后，手握一杯星巴克，变成了潮人的标配。咖啡的场景属性和体验属性也得到了更深入的挖掘，咖啡馆的社交和休闲功能使之成为现代人聚会休闲、生意洽谈以及约会的地方。
在2016年双创最火的时候，北京中关村满大街的咖啡馆里，坐着的都是谈着千万投资的VC们，项目最后成功与否不知道，但当时咖啡的销量是实打实的飙高了。
一时间如Costa、太平洋咖啡等更多咖啡品牌落地中国，不论连锁咖啡店还是私人咖啡馆都随处可见，遍地开花。
据统计，我国的咖啡馆数量在2016年底就已达到了10万间，其中上海约6500间排名第一、北京4700间以及广州3100间紧随其后。与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新起相呼应的，是我国咖啡消费量每年正在以15%-20%的幅度快速增长。
但星爸爸依然是星爸爸，它以绝对数量的门店数站在了连锁咖啡的顶端，目前星巴克在中国有近4000家门店，到2020年，星巴克计划在中国开设6000家门店，总共覆盖230个中国城市。
“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在中国的店面数量超过美国，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星巴克CEO舒尔茨曾这么说过，显然，他对于中国咖啡市场的巨大潜力十分看好。
星巴克仅在上海就开了1000家店，并且全球最大的星巴克甄选烘焙工坊就在上海南京西路上。
一个由星巴克一手培育起来的中国咖啡市场已然形成了。
精品咖啡 VS 自取咖啡，向左走，向右走？
伴随着中国咖啡市场成长起来的80、90后们，从跟风消费咖啡逐步到了品鉴咖啡，开始更加追求咖啡的品质、咖啡豆的产地和口感、咖啡冲泡技巧、以及咖啡店的品牌理念上。
1999 年，加吉亚（GAGGIA）发布了一款可以制作意式浓缩咖啡的全自动咖啡机，只要点按钮，就能实现从磨粉到热水冲煮的全过程。近似傻瓜操作的技术似乎让咖啡师变得不那么重要。
但手艺人拒绝向机器妥协。
他们另辟蹊径，根据不同咖啡的特性潜心研究品质的本源，原料甄选，个性化烘焙，研磨粗细度，口味层次，人文传承……咖啡师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对美学和纯粹的执念上，以精品咖啡为代表的一大批咖啡店成为了一线城市咖啡文化发展的新潮流。
对精品咖啡的热爱显然是中国市场上消费者对咖啡认知升级的表现。
手冲、日晒耶加雪菲、冷萃、WBC冠军、深度烘焙、巴拿马瑰夏、虹吸壶......这些原来只存在于小众咖啡爱好者之间的词汇，也渐渐有了出圈之势。
其实，在阿信看来，消费者是不是同一拨人并不重要，市面上越来越多的细分咖啡领域满足越来越多人不同的需求，才是国内咖啡文化和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
分享与打卡，标记和颜值，咖啡正在成为空间芯片，成为这届年轻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咖啡和咖啡馆，慢慢变成了人与人连接的媒介之一，治愈咖啡馆之外的疲惫和焦虑，而有特色的咖啡馆，也成为了城市美学的窗口。
于是，更多和咖啡相关的跨界玩法也产生了。
就连一向高冷的奢侈品牌，为了吸引年轻人，也在咖啡上做起了文章。
这些咖啡新零售模式，正在再次刷新着人们对于咖啡的认知，原来咖啡还能够这么玩起来。
其实，虽然近年来咖啡市场的增速明显，但中国人均年消费咖啡才3杯，市场规模约在1100亿左右，距离很多分析师估算出来2025年一万亿的市场体量还相距甚远。
在大城市的咖啡店已经趋近于饱和下，二三线城市、甚至更加下沉的市场才是未来咖啡市场增量主力军。而对于这个市场来说，咖啡文化和兴趣的培育以及更多的关于咖啡的有趣碰撞，或许是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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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号 中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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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心碎、不舍、难以接受，还是马上写信给保佩，慰问家人外，表达了我的哀伤和悲恸。马上又收到回信：
谢谢你江青姊姊，佩佩生前有告诉我们她走后要通知的挚友，所以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希望没有令你太伤心。……我告诉了她，来生也要做姊妹。
2012年11月，郑佩佩（左）在江青家中
我和佩佩同年（一九四六年）同月（一月）生，她比我年长二十天，所以永远不会错过彼此的生日，相信我们这对“死党”（广东话）会在彼岸重逢！如同我们当年在“南国”为香港国际狮子会的筹款义演《牛郎织女》在鹊桥又相会！
十六岁相识，“合穿一条裤子”
清楚记得一九六二年年尾和佩佩第一次见，她在我家香港铜锣湾恩平道54号地下后门出现，写至此刻，我依稀听得到，咚咚的敲门声和她扯着嗓子一连串的喊：“有没有个叫江青的住在这里？是北京舞蹈学校刚刚出来的......”门一开，来人字字如子弹般快速扫出：“我是郑佩佩，你为什么报了名要入‘邵氏南国演员训练班’，结果人就不见了？ 他们要我来找你问清楚。”一口上海国语，坦诚的语调，一头乌亮的披肩长发，阳光美丽的笑容，我马上融化了，不设防地直言:“我填了报名表，写了履历，缴了照片和报名费。初试我没去参加，是嫌‘南国’设备条件都太寒酸，哪像专业的？ 我又不想进影剧界……”
佩佩急性子，马上打断我：“负责人顾文宗伯伯特意要我来找你入‘南国’，你入了我们可以结伴在一起玩啊！” 虽然我立马被她这个提议吸引，想能够跟她作玩伴大概会很开心，但另一方面我从小极有原则。她站在门口滔滔不绝告诉我，她从上海来香港，也喜欢跳舞，第一位芭蕾舞真正的老师是上海芭蕾舞蹈家胡蓉蓉，而我在北京舞蹈学校时也见过她，是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蹈大家。佩佩说上了中学仍然喜爱舞蹈，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特意坐火车去北京考“北舞”，虽没被录取，但是她拒绝放弃舞蹈。到了香港继续上王仁曼芭蕾舞学校。对舞蹈溢于言表的热情，使我马上邀请她进来坐。
根据佩佩的回忆，我对她有好感、很友善，但最后想都没想我就一口回绝加入“南国”。佩佩任务完不成，只好变相地邀约我参加第二期学员的开学典礼。果不其然，我被佩佩热火朝天的火力、活力感动，竟然出现在开学典礼上入了“南国”，之后近一年，我们天天在一起，由邀请她入室促膝谈心，至今已经六十二个年头，她叫了我一辈子“小青”！
那年我们都十六岁，初来乍到香港，不谙粤语也不会英语，不喜欢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而中国人有二等公民的感觉；更不习惯香港金钱至上、贫富悬殊的社会环境。不知何去何从？正处在彷徨、苦闷、失落、尴尬的年代。我和佩佩的家庭背景何等相似：同是上海长大，同是抬不起头来的“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都有过“大跃进”、“除四害”的经验，都看过俄国作者奥斯特洛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是家中长女（下面我有三个弟弟，她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们是家中的大姐，广东话“大家姐”特别传神，因为自然而然要在家中小的面前以身作则，老大还要经得住受气吃亏。我们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南国”学员们都说我和佩佩笑在一起，哭在一起，是“合穿一条裤子”的死党。
自从我和佩佩一起进了“南国”，眼前的烦恼和焦虑一扫而空，就像我们在上海学过的儿歌《快乐的节日》歌词写的：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
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像许多花儿在开放。
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
??
跳入“南国”，我们像春天般鲜活艳丽，“南国”晚上才上课，白天我和佩佩都无所事事，正好“南国”要负责香港国际狮子会的筹款义演节目，我们很快就有了主意：用《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编舞蹈《牛郎织女》，她比我高大，女扮男装演牛郎，我演织女，用训练班上的十多位女孩子扮演喜鹊，我们不到一个月就紧锣密鼓排出来上演了，得到了许多赞赏。排练期间每天和佩佩形影不离，一起练舞之外，谈天、看电影，走在大街上吃炸臭豆腐，吃冰淇淋冰砖当饭??这一切使我们心花怒放开朗多了。
1962年，两人表演《牛郎织女》，郑佩佩（左）饰牛郎，江青饰织女
之后，“南国”开排话剧《香妃》，作为训练班结业演出。我两人都扮演香妃（分AB两组），同时我要负责编香妃给乾隆皇帝献舞的片段。《香妃》在香港大会堂公演时，我和佩佩已经分别和在对方一组里演对手戏的乾隆皇帝假戏真做恋爱了。这是我和佩佩一生中第一次演话剧，也是第一次谈恋爱，从“两人行”变成了“两对行”。
（左起）郑佩佩、江青、陈渝生排演《香妃》
恋爱期间，圣诞夜我们四人一起去第一期学员也是自家上海人凌凡家中参加舞会，结果两位男士不擅长交际舞，于是我和佩佩共舞一夜“华尔兹”，直至东方已白。
1962年圣诞夜的舞会中，郑佩佩（右）与江青
步入电影界，“舞蹈让我们受益匪浅”
此后，人生一系列的巧合，也可称是缘分，生活的波浪虽不规则地起伏：我们于一九六三年同时步入了电影界，佩佩在“邵氏”拍的首部电影《宝莲灯》片中反串刘彦昌，由岳老爷岳枫执导；我在“国联”拍的首部电影《七仙女》由李翰祥执导。一九六四年，佩佩也跨过海峡到台湾，主演了潘垒执导的《情人石》，我主演了仍然是李翰祥执导的《状元及第》。同在台湾，不同的电影公司，但港台演艺圈不大，一没有拍戏通告，我们就设法聚在一起，当年我们年纪小却已经是被人围观的大明星，不能再在大街小巷中溜达，街上吃零食，一般都猫在彼此的旅馆房间或宿舍里，无话不谈。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郑佩佩（右）拍片抵台，江青接机
佩佩十分孝顺，邵氏领的薪水悉数交给妈妈，好让郑伯母带着弟妹坐邮轮，随继父移民悉尼，佩佩搬进邵氏影城宿舍把外婆也接去了，外婆最疼她，因为她既孝顺又从小最乖，妈妈、弟妹移民后，她们祖孙真正相依为命在一起过日子，那可是佩佩在邵氏最辉煌的岁月。正好我的大弟江秀在悉尼上学，所以和郑家来往密切，后来保佩与江秀太太绍玲还成了闺密，江秀成了郑伯母的牙医。当然那都是后话。
郑佩佩曾出演近20部邵氏武侠片，是邵氏电影的头号女打星。图为郑佩佩为《邵氏光影》一书撰写的前言
回过来归根究底讲，舞蹈让我们两人受益匪浅，对两人事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因为舞蹈，奠定了佩佩这么多年拍武侠片的根基，一九六六年她主演了第一部武侠片，在胡金铨执导的《大醉侠》饰演金燕子，至今仍是开创性武侠片新风格的经典之作；
在电影《大醉侠》中，郑佩佩饰金燕子
郑佩佩在《大醉侠》片场
一九九九年李安执导《卧虎藏龙》她饰演碧眼狐，此片获第七十三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佩佩本人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在电影《卧虎藏龙》中，郑佩佩饰碧眼狐
她的表演得到国际上的注意后，有了国外经纪人，得到了许多在外国影视演出的机会。一直到最后她还能活跃在荧幕上，都跟早期的舞蹈训练有关，让佩佩赢得了“永远的武侠影后”美誉。
在迪士尼电影《Mulan》中，郑佩佩饰媒婆
而我也是因为舞蹈，在六十年代由编舞上了荧幕；七十年代，先在纽约成立江青舞蹈团；八十年代先任香港舞蹈团第一任艺术总监，后期开始以自由身份创作，成了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编导。我想舞蹈演员出身的最大特点是培养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具备的“自律性”，并且毫无捷径可走的长年练功，练得我们习惯于在平日生活中能够吃苦耐劳。
二十三岁息影嫁人、八次怀孕四次流产，“何苦来哉？”
在女大当嫁问题上，我先她后在台湾结婚，一九六六年我闪电结婚，对象是佩佩也熟识的人，不免让她大惊失色，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上当吃大亏！而她结婚前跟我交“心”，未婚夫原文通父亲原顺伯在台湾跟人合伙创办“明华”电影发行公司，结果代理发行了“邵氏”出品，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引燃了黄梅调热潮，出现现象级盛况而发迹。佩佩母亲认为原文通是原家三代单传独子，又是学电机的上进青年，已经在美国拿到硕士学位，正在读博前途无量，原家优渥的家境可以给佩佩一个安定的生活，所以不赞同佩佩跟梁乐华（艺名岳华）继续交往。
然而，佩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却另有他人，也是我熟识的圈中朋友，她央求我在最后关头去找他的白马王子“谈判”。为了“死党”我鼓足勇气前去“谈判”，答案是：“我爱她如同自家妹妹，没有其他任何非分之想??”答案让佩佩死了心。一九七〇年，在佩佩事业高峰之际，二十三岁的她认为女性在演艺圈工作不稳定，宣布息影嫁人，随大她三岁、属马的丈夫原文通定居美国洛杉矶，开始张罗自己的第一个家。
一九七〇年，郑佩佩与原文通结婚
我们一前一后几乎又是同时飞越太平洋，抵达彼岸。一九七〇年受到婚姻破裂的打击，在台北几乎站不起来的我，收到她找人递来的短便条：“我不方便来看你，到美国我的联络地址是：......”一九七一年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学英文，一天，一踏进课室发现黑板上赫然写着大字：“我在找你 ！ 为什么不和我联络？ 佩佩”。一看潦草的笔迹，马上抵消了原先令我生气的“不方便”，一下课就跟佩佩联络上了。
在她家见我不方便，约在“南国”学长、后来去洛杉矶念医的凌凡家中见面，异国相见人事全非，我们关起门来抱头痛哭，我在人生最低谷举目无亲的状态下，见到佩佩如见亲人，把所有的冤屈排山倒海般如泄洪释放，佩佩陪着我流泪，关起门来才知道佩佩日子并不好过，她有了孩子仍然与公公、婆婆、姑姑、姑丈同住，原家立下很多规矩，日常生活一律要按规矩过，包括对孩子吃喝拉睡的方式。
此外，原文通认为佩佩在美国起码要有个大学文凭，才能够跟他这个读博士生匹配，于是佩佩不情愿地在修大学学分，后来受舞蹈演员小姑子原文秀影响选了舞蹈研习课。而难伺候的婆婆，以为儿子迟迟拿不到博士学位，是孙女爱哭让儿子分心，是佩佩管教孩子不严，殊不知儿子的心思是在做生意赚钱上。
佩佩婚后除了当媳妇伺候公婆还要当全职母亲，兼顾的工作包括接送学生在家里的舞蹈工作室中教舞蹈、帮丈夫的进出口公司打杂验货、开百货小商铺卖剩余物资、考房地产执照当经纪人、原家上上下下成员包括公婆的开车教练，后来更创办了她的第五个“婴儿”洛杉矶《华语电视台》??我看她全方位地拼命，在家一脚踢，在外也一脚踢，无事不能但分身乏术的生活状态，不禁问她：“何苦来哉？” 她笑答：“我不以为苦，人生往往是在最苦的日子，能够学到最多的东西。”我只能报以苦笑。
一九七三年，为舞蹈创作我辞去加州柏克莱大学稳定的工作，到纽约求发展；佩佩更曾短暂复出，为嘉禾电影公司拍摄《铁娃》及《虎辫子》两部作品，后又回到美国生活。那时我才了解佩佩的想法和做法十分传统，仍然固执地要为三代单传的原家生个儿子，她自认：“我当时对生育有一种不正确的想法，觉得丈夫是单传，我既然做他的太太，就有这个义务，要把自己的肚子借给他生孩子。”
此后我们在美国一东一西地各自打天下，我忙着江青舞蹈团，她忙着生个男孩子好完成任务。一次在电话中她透露又怀孕了，如果又是女孩就打算流产，结果被我“痛骂”了一顿“封建”：“为什么你还要有传宗接代的荒唐逻辑？你自己不也是个女人？”甚至“威胁”她：“如果你敢这么做，我要跟你断交！”
不可理喻的是在十七年的合法婚姻里，佩佩八次怀孕四次流产，这个纪录我完全不能理解，禁不住要问：“究竟为哪桩？需要活受罪吗？”
地理位置遥不可及，依然是“死党”
我们彼此的生活，在地理位置上如此遥不可及，工作环境和朋友圈也发展得越来越不同，但我们是“死党”，一有机会就会设法互相探望，记忆中这几次特别值得记下：
一九七四年我终于在纽约SoHo，觅得面积有两千五百平方尺、高十四尺的库房（loft）。改建后作江青舞蹈团的排练室。 过了一阵子，我发现作品在排练室中“清看”是一种感觉，而搬上舞台，有了观众，再配上灯光和服装，可能又是另一种面貌，于是决定将排练室改装成可容纳五十名观众左右的实验小剧场作演出用。
舞团没经费只好想办法，一九七五年适逢佩佩到纽约来探班，在她帮助下，舞台监督David Kissel开着他的出租车带我们去兜一家家中国餐馆，一入门说明来意就长驱直入厨房，收集可装五磅食品的空铁罐。佩佩是家喻户晓的“武侠皇后”通行无阻，几个小时后就满载而归。我们将铁罐浸泡在浴盆中刷洗干净再拭干，David在每个罐底打圆洞，我和佩佩将罐外逐个喷上黑漆，她工作起来如她武侠片中的身手一样利索又细准。几天后，灯泡装在黑铁罐里，David拉上电线，就挂吊在排练室的各个方位了。实验小剧场建成，给我在创作上壮了胆，短时间内编出了不少新作品。
夏志清先生知道女侠佩佩人在纽约，并且在我家住，几乎有点死皮赖脸地要我邀请他们夫妇，声称自己是她的忠实影迷，加上胡金铨导演一直对夏先生推崇备至，我只好邀请他们夫妇来SoHo家中晚餐。佩佩因为外婆吃长素，烧素食绝对一流，那晚她烧了正宗上海口味的什锦烤麸。我还特意邀请了中国古画收藏家王己千夫妇同聚，他们两口子是苏州人，当晚大家吴侬软语地聊家常，相见甚欢！夏先生是纽约出名的老顽童，尤其看到漂亮的女生，会情不自禁“吃豆腐”，但那天在德高望重的王己千先生面前，夏先生不敢放肆“疯”不起来。
1975年，（左起）夏志清、江青、郑佩佩的合影
妈妈对旅游情有独钟，她想去加州游玩，顺便一起探访婚后的佩佩。我们飞到洛杉矶后租了车，我当司机四处转。佩佩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定要做东，请远道而来的江伯母聚聚吃顿午餐。我们按时到了她家，家里收拾得明窗净几。公公、婆婆和老公都不在家，佩佩带着孩子接待我们，当妈妈发现每个沙发都有套子，佩佩说：“是我做的！”参观楼上楼下四个睡房和客、饭厅，每间房都挂着不同款式的窗帘，从纱质到厚重的绒布，佩佩说：“是我缝的！”她最得意的是用停汽车间改装成的宽敞舞蹈教室，佩佩说：“是我漆的！”我脱口而出：“嗨——你什么时候从荧幕上拳打脚踢变成了家务事十项全能，脚踢拳打？”“我可是有备而来，知道要嫁来美国，开始学英文同时学家政、裁剪，我的结婚礼服就是自己做的！”接着她拿出小孩衣物，从内到外没有一样不是她做的，包括手打的毛衣。“你是能者多劳，但是劳碌命！”我有点心疼她才这么出言不逊，妈妈瞪了我一眼，我说：“我现在学乖了，不会再作无谓的‘牺牲’。”当然妈妈和佩佩知道我是在指第一次荒谬绝伦的婚姻。
我们谈着谈着不觉时间飞快过去，早过了午饭时间，佩佩不安起来一直问我们是不是饿了？我点头并“嗯——”了一下，然后，同样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她重复问一次，我也同样地答一次，但没有下文也不见动静。到底妈妈有经验，要佩佩不要为难，我们先告辞了，等将来有机会再拜会她的公婆。佩佩面有难色正在解释原家立的规矩：“主人在场才能开饭。”此时公婆和老公几乎同时驾到，我和妈妈为了不要佩佩难为，也为顾全礼貌便留下来吃了碗榨菜肉丝凉面。离开后，在开车的路上，妈妈一直慨叹：“哎呦，佩佩这个媳妇不好当啊，怎么连吃碗凉面都做不了主？！”我喘了口粗气：“唉——！”
一九八四年七月香港舞蹈团在大会堂音乐厅演出，佩佩作为特邀舞者参加，表演我一九七四年编排、周文中作曲的第一支现代舞《阳关》，这支我心仪的舞蹈从我编完后完全没有作任何修改，这次安排香港舞蹈团首演，也是对《阳关》创作十周年纪念。那年春天我正准备披挂上阵，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立马想到佩佩可以以女侠姿态拔刀相助，果然她仗义允诺替我上阵。
一九八四年七月，香港舞蹈团的演出海报
郑佩佩作为特邀舞者参演《阳关》
那段时间她因主持电视节目，也不谋而合地经常在香港，不必讨论，她干脆就搬来我的住处“同居”，为的是可以夜半私语。我大腹便便地在大会堂舞台上给她一遍又一遍排练时，不禁两人都忆想起二十多年前我们同入“南国”，两人在香港大会堂先表演《牛郎织女》，后演话剧《香妃》的情景。在她的《回首一笑七十年》“偶像非江青莫属”一章中，对于出演《阳关》她谦虚地写道：“不过我代替不了她，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跳不出她的味道来。”
当年香港舞蹈团首席演员殷梅，现在纽约成为舞蹈大家后，得知我为佩佩的离去难以接受的心碎，来信安慰我：
“生命之如此短暂、脆弱、无常！我对她记忆深刻，香港舞蹈团里一起学习您的独舞《阳关》，使我们俩有特别的机会交流和接触。祝愿她走好！”
净身出户再回演艺界，“只要工作，天涯海角我都能去”
一九八二年我担任香港舞蹈团第一任艺术总监，江青舞蹈团在纽约，家居瑞典，一年到头来往于三点之间，当空中飞人。夫婿比雷尔生怕我旅途劳顿，一九八三年接受了日本“九州大学生化研究所”邀请作访问教授三个月。满以为离香港距离近，至少周末我们可以团聚，结果日本九州地区没有直接到中国香港的班机，单程要花大半天时间，香港舞蹈团演出时间往往也安排在周末。有时他人来了，我也因为团务繁忙没有时间陪伴他，结果朋友们轮流陪伴他，善心人佩佩照护比雷尔最多，一面她埋怨我不近人情，跟我谈为妻之道，一面介绍医生妹夫Gerald陪他可谈“行”话，不喜旅游的她还请比雷尔去澳门参观寺庙，试吃素宴。
一九八四年秋天儿子汉宁诞生，分身乏术下我只能辞去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的职务。此后，我仍然经常在国内教学、演出，收集创作素材，进出内地颇为频繁，只能每隔几年给香港舞蹈团当外聘编导。
在香港筹备、排练期间，一有空隙就会找佩佩、方盈、秦萍，焦姣、曾江夫妇小聚，看佩佩落落寡欢的神情，欲言又止的态度，虽然她不说我不问，但我心中疑虑重重，决定给在悉尼的大弟弟江秀打电话查询一下究竟，电话那头吃惊的语调：“难道你不知道佩佩姐吃了大亏离婚了？！”“啊——！”“郑伯母来我牙医诊所不是来看牙，是来诉苦，讲佩佩离婚的遭遇，难道你没有发现佩佩姐气得头发全掉光了吗？”这下子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的粗心大意，最近佩佩跟我们见面，不是头上扎条丝巾就是戴顶帽子。于是我在第一时间约了佩佩到我住的旅馆来。
她刚坐定我就没好气地说：“哎——这么大的事情你还瞒着我，把自己憋屈得头发都掉光了，伯母气不过，把什么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江秀??”我请她把丝巾拿掉让我看，她一脸无奈的神情，眼睛不敢看我就拿掉了。看到秃顶，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安慰眼前的死党，只能玩笑地说：“你这个样子难道要去当尼姑？”“唉”的一声长叹后，佩佩把她离婚的前因后果和离婚后遭到的糟践向我和盘托出，“哦——弄了半天，你跟我一样也是净身出户还要倒欠啊！”佩佩被我讲得破涕为笑。她承认事实上她曾经想到过出家，但四个孩子呢？家里还有四张口等着她拿钱回去开饭。
是星云大师开导她学佛并不是避世，可以在家修行，并鼓励佩佩回到演艺界争取重振声望。我去澳大利亚探亲时与郑伯母见面饮茶，一向被她拿来炫耀的大明星女儿佩佩，已经不再是第一女主角，而是需要接演配角，一百个不愿意不习惯，心疼女儿的星光不再，我可以理解并同情她对女儿的疼惜之情，但现实生活毕竟是残酷的，我反而劝慰伯母，要她佩服女儿自食其力、不卑不亢的务实态度。
佩佩正式再回演艺界，由妹妹保佩担任经理人，在绝对信得过的护持下，虽然她重回香港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就住在香港佛香精舍。起初就在精舍做义工与大家一起出工劳作，我去精舍探望过她几次，见过当年的住持满莲法师。最初她在TVB前上司冯美基推荐下，接拍了重出江湖的第一部戏《唐伯虎点秋香》，饰演华夫人，在剧组里自然而然结识了饰演华大人的才子黄霑先生，在他指点迷津下开始给马来西亚《中国报》写专栏“擦亮心灯”，那等于她同时打了两份工。生活开始稳定下来，心情也随着自信心的增长好起来，往日甜美的笑容又回到了她美丽的脸庞上，黑头发又开始长出来啦！
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郑佩佩饰华夫人
佩佩复出后演的电影，我只看过《卧虎藏龙》，倒不是因为胡金铨和李翰祥二位大导演感到佩佩演“无厘头”电影有失身份，不顾形象屈辱自己。我的心结是在自己，第一次婚姻时，为了看不到尽头的债务，什么烂戏都接都拍，拍了自己都不敢看，有时配音也请制片公司另请高明，不想看到屏幕上讨厌的自己。我理解佩佩作为爱孩子有责任有担当的母亲，为了生活她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我从来不愿意跟佩佩讨论复出后的经验和滋味。依稀记得一九九六年底，李翰祥导演在内地片场工作时，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佩佩跟我说：“我很羡慕李导演死在片场，希望将来我也如此。”我十分不解地望着她：“你疯啦！”“没有啊！我住进了剧组，跟大伙儿混在一起，很有一种家的感觉，只要工作，天涯海角我都能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郑佩佩与影界老友相聚。后排(左起)为方盈、淩波、焦姣、郑佩佩、秦萍、江青，前排为金汉(中)、曾江(右)
皈依三宝，法名“普方”
最让我感动的莫过于二〇〇九年春节，在我六十三岁生日前夕，有菩萨慈悲心肠的佩佩不远千里来到天寒地冻、夜长昼短的瑞典来陪伴我，原因是我最亲爱的比雷尔于二〇〇八年十月离世，我们相识相守整整三十三年，坚实的大地塌陷了，一旦脚下悬空，顿时吊在半空晃晃悠悠，那年瑞典的冬天真长！真黑！！真冷！！！在恍恍惚惚中，不知道为什么我失去了理智，扔掉了许多珍贵文件、照片和资料，感到这一切的一切对我完全都失去了意义，现在回想起来千不该万不该扔掉一大箱的舞蹈演出节目单、海报之类的材料，那可是我自七十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的演出资料，想都没想就一股脑儿地倒入大垃圾桶内。
佩佩一来，马上喝令我停止疯狂举动，然后就替我将还没有扔完的电影资料一点点整理出来，告诉我：“你不用管，我负责帮你打包，捐赠给台湾电影资料馆，多难得的史料。”幸亏佩佩抢救得及时，否则我电影时期的资料会荡然无存，后来写作需要照片到哪里去寻？我知道这是她第一次到瑞典，大老远来一次实在不容易，建议她当游客看看斯德哥尔摩，却被她断然拒绝：“我就是趁春节有假期来陪你，假期一过有一大堆戏和工作在等着我去做。”“既然你不想出去观光，我们呆在家里，你理资料我理衣服，你把可以穿的衣服全部拿走，现在拍时装片听说要自备戏服，出席访谈节目，参加宣传活动你都有需要，反正现在我不在影视界，比雷尔走了哪里都不想去。”
好友迈平、Anna夫妇带了两个儿子来看“碧眼狐”，我们合作做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请了我在瑞典的朋友们共聚一堂。佩佩毫无矫饰，待人接物豁达大度，赢得了众人的好感。依依不舍无语泪先下，送佩佩去了机场，我的资料她已经打点得一清二楚付邮，佩佩则多了两个装满了衣服的大皮箱回香港。不久收到了一张她在接受访谈的照片，原来她身上穿的是从我这里带走的，还有一行字：“怎么样，好看吗？”她永远这么心细！
最令我难忘的经验是二〇一二年秋天，佩佩大女儿淇淇要过四十岁生日，慈母永远以儿女为大，一早跟我商量请淇淇来纽约庆生，我当然张开双臂欢迎，安排她们住在客房里。佩佩吃素，女儿不吃肉但喜欢海鲜，于是生日宴订了“鱼美人”外国海鲜馆。为了欢迎她们母女，我特意去银行取了不少钱，在纽约上中国餐馆，餐馆喜欢客人支付现金，不料在中国城采购时，钱包不翼而飞，只能自认倒霉。
淇淇十分聪慧美丽，带着略微忧郁的神情。佩佩告诉我女儿在洛杉矶影视界闯荡非常艰辛，她精于艺术体操，目前在好莱坞非商业片中当演员，对创写剧本、搞制作都有兴趣，婚姻不顺利搬回父亲家后，父女经常有摩擦，父亲喜欢干涉孩子对事业、对象的选择，而妈妈是不断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走自己喜欢的路。所以这次来纽约淇淇也想探下路，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到纽约来发展。陪着女儿上街时，佩佩说：“我不奢求名利双收，小青，我们两个年轻时都尝过了滋味，到头来呢？”我们相对哈哈一笑，佩佩坦言：“希望淇淇真正地喜欢自己所作的选择，不管是事业或者对象，跟我一样每天乐在其中！”佩佩那天乐呵呵兴致很高，看上去心满意足的样子，她还说：“小青啊，看见你在纽约完全是一番如鱼得水的模样，跟我看到你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是吗？纽约这个大苹果可是我的最爱！”
乐呵呵的郑佩佩
佩佩每天清晨雷打不动抄写心经，我们谈起对将来的打算和计划时，她说是师傅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和生活佛教引领她走上影剧事业第二春。谈心时她说：“我之所以能从低谷中站起来，是因为我学佛，所以才会像现在那么泰然自若。二十年前，在我事业家庭两头空时，我何其幸运地接触到星云大师并皈依了三宝，师傅给我取的法名‘普方’，用佛法普度十方，我要守信也有职责完成这个承诺，造福社会。”我听得入神，也感到了这位“死党”，在人生道路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佩佩知道比雷尔走后，我专心埋头写作，享受独处、独自面对的生活，十分欣慰，也夸奖我转个轨道跑，仍然孜孜不倦。
郑佩佩在访谈中提到，星云大师开释她乐观面对生活
不料，天有不测之风云，巨大台风“Sandy”袭击美东地区，虽然我们在浴缸里存了水，冰箱里装满了食物，但在一开始我住的纽约下城区大停电（42街以下断电），几天后冰箱冷冻部位开始解冻，存的水也越来越少，我住七楼电梯停摆，佩佩那时脚不好，下去了就无法再走上来，商量后果断决定“逃难”！以前“南国”同学周龙章任美华艺术局负责人，家住西43街，是我们共同的老友，他开车来把佩佩母女接到他家去住；而我逃去西79街好友沙菲家。两家都在城西还不算远，我和佩佩母女仍然可以每天见面。一场“Sandy”打乱了我们所有的原定计划，也扫了大家的兴，佩佩一向豁达，干脆猫在42街AMC电影院里看电影，最多时候一天看五部，她说平时太忙，正好将没有看过的新电影全部看完，补功课。我看电影比较不随和，所以只陪她看了一两部而已。“Sandy”过后，大苹果恢复正常运作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永远停不下来的佩佩，马上带着淇淇向我和龙章道谢、道别！
人生无论高潮低谷，永远不改变自己，你做到了
二○一八年尾，由香港回纽约的旅途中，我决定停留旧金山湾区，此行目的想一举数得：我非常喜欢的朋友Angela（赖韵琪）病重入院，我初到纽约时她母亲陈杏秋女士和她对我关爱备至，我心存感激，母女两人都喜欢文艺我们十分投缘，故而想在Angela有生之际与她好好话别；得悉佩佩不久前搬去湾区和二女儿珍珍同住，心知肚明情况不太乐观，因为佩佩独立好强，尤其怕连累子女，一定是万不得已之下作的决定；另外想再见我此生收获最丰、印刻最深、也是后来影响我人生轨迹的最特殊的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想趁此机会旧地重游圆梦。
此行不久Angela告别人世，我写了忆旧文章《又见柏克莱》。如今佩佩走了，万万没有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那次我住在旧金山朋友陈宗元和萧亦玉家（Angela是弟媳），佩佩一向有主见，我要她指定我们约会的时间和地点。按照约定的午饭时间，主人开车将我放在城中一家西餐厅后便离开了。佩佩和二女儿珍珍尚未到，我在静候时心情有点异样的紧张，毕竟有六年没见了。没过太久佩佩出现，这是我第一次见珍珍，她小心翼翼地跟在妈妈身后，佩佩笑眯眯仍然一脸气宇轩昂的神态，但她走得很缓慢而且有点跛脚，我马上迎上去脱口问：“唉，你的腿怎么样啦？”“你明明看到还要问？！”有点动气的样子。我这才知道她在美国换胯骨手术没有成功，近期还经常性地跌倒。她告诉我为了这次见面，她花了超过两小时在路上，因为女婿要工作开车出去了，母女二人搭公交车，虽然路不远，转了很多次车才到城里。
说着帅气的儿子原和玉进来，佩佩忙说：“小青啊，这下子我的四个孩子你全见过了，原子穗在香港，淇淇原丽淇在纽约，今天在湾区的两个你也见到了。”说到子女，马上将话题转到佩佩得意的杰作、家庭合力完成的《Cooking for two》电影上——二〇一六年佩佩出资、儿女出力、在香港出产的歌舞喜剧片，小儿子原和玉任导演、二女儿原和珍任编剧、三女儿原和穗领衔主演、佩佩任制片并客串演出。我非常惭愧地对这部电影一无所知，听他们幸福溢于言表眉飞色舞地娓娓道来。
电影《Cooking for two》海报
餐厅到了午休时间，我和佩佩都很清楚，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再相见？佩佩提议儿子的家离餐馆不远，我们可以挪去儿子家喝茶，还可以见到她的儿媳妇，当然，我希望我们的相聚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别后，佩佩甚少再与我联系，跟她联系也困难重重。问保佩，她告诉我：“姊姊记忆力每况愈下，记不住台词，二〇二〇年《木兰》后已经无法接拍戏了。这是姊姊最不开心的一件事，你不要问她，知道就好。”
实际上佩佩在美国拍的最后两部电影，是与江青舞蹈团最早的团员马泰Tzi Ma合作，他们一起拍了《Meditation Park》（冥想公园）和《Mulan》（木兰）。合作愉快相谈之下，马泰发现佩佩与我的“缘”匪浅，隔三差五地告诉我拍戏趣闻。得悉佩佩逝世，马泰给我写道：“她不仅是一位完美的专业人士，也是一位慷慨的场景搭档！她是我在《冥想公园》中的银幕妻子，也是《木兰》中非常有趣的媒人！她也是我青少年时期的‘心头肉’！”
保佩告诉我，现在佩佩的几个孩子在轮流照顾她，每天散散步、打打太极，子穗也搬到了湾区去照顾妈妈，你就放下心罢。跟弟弟江秀打听，才知道保佩丈夫Gerald的健康情况在四年前就出现了严重问题，需要三班人守护，然而保佩居然守口如瓶。在这样艰难照顾病人的情形下，我就不好再给保佩增加压力，隔三差五地跟她联系。
然而我心不死，隔三差五地给佩佩写邮件、打电话，其中我只接到过她一次回信：“不用担心，我蛮好！”然后是死寂。在纽约我跟龙章见面颇多，每次见面他第一句话必然是：“你有佩佩的消息吗？”我摇头，然后必然试着跟佩佩联系，明明知道无人会接听，我还是情不自禁，一次、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希望奇迹出现，想听到那头六十二年前“小青、小青……”的尖叫声。
总结佩佩在八十年代后期的复出，火力、活力、动力是她四个儿女给她的，每年圣诞节的家庭聚会妈妈做东，也是一年一度佩佩最大的盼望和引以为傲和安慰。随着时间的增长，佩佩的认知从未改变：“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她最后的遗愿是：捐赠大脑和遗体，用于医学研究，遗爱人间！
也正如佩佩口中的老蔡（蔡澜）在给佩佩的自传体书写序所写：“她的一生，好像是为了别人而活的。”现在她的作为印证了这一点。
郑佩佩在访谈中表示，死后会捐赠遗体，“对社会有一点贡献”
佩佩，哪天我们牛郎织女相会在鹊桥时，相信我们都依然故我，就像你所书：“人生中不管怎么高，低潮怎么难过，我们能够永远不改变自己，那是最难做到的，却也是最重要的。”你做到了！
后会有期！
死党——江青
2024年8月5日于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