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城记：北京 一座都城的诞生》专题将借四篇主文和一份书单，分别从周代燕国都城、汉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个维度展现北京的城市创建史。这是其中的第一篇，从周代燕国都城寻找最早的北京。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前世今生。一砖一瓦的垒砌，孕育了它的血肉；辛劳和汗水，赋予了它生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为人类的挚爱，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居于斯、死于斯，将自己的命运刻进城市的年轮之中。北京，现代中国的首都，帝国时代的京师，享受着万众敬仰的荣光，自然也有着独一无二的创建史。它是先秦古国燕国的都城，号为燕都，春秋时代的金戈铁马，战国的北地雄风，至今仍是响彻耳畔的传奇，也是这座城市的创建之始与辉煌的起点。千年后，历经数代沧桑，作为蒙元帝国这一世界帝国的大都，它屹立在辉煌的顶巅。来自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将它打造成举世瞩目的世界之都，接受那些跨山越海的慕名访客们由衷的赞叹。明清两代则延续了它傲视万方的辉煌，通过持续不断地建设和扩张，将这份辉煌一直传递到今天。
《创城记：北京 一座都城的诞生》专题将借四篇主文和一份书单，分别从周代燕国都城、汉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个维度展现北京的城市创建史。
这是其中的第一篇，从周代燕国都城寻找最早的北京。
土，大地的年轮。层层的尘土堆积，将过往的时代掩埋在地底，土层上又建造起新时代的造物。地上和地下，将现代与过去分隔开来。北京，地上，中国现代化的首都；地下，古老的历史正在沉睡。很少有人意识到，今天最时髦的运动鞋踩过的坚实地面下，在几个世纪前，也曾有穿着崭新草鞋的年轻脚步，在阡陌泥地上留下深浅不一的足印。而地上车水马龙的喧嚣吵嚷，或许正是在应和千百年前市声的回响。但如今，那些足印和声音，都静静地躺在地下，被一层又一层新的足印和声音所掩盖，地上变成地下，现代成为过去。
但有时，沉睡在地下的过去也会被惊醒。惊醒它的有可能只是一把最平平无奇的铁锹，被一个一脸困惑的农民握在手里。眼前的这两坨生满暗绿色铜锈的铜疙瘩绝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这位农民叫施友，北京房山琉璃河镇黄土坡村的村民，他只想挖个菜窖，却不想挖出了这两个奇怪的东西。此时尽管大跃进运动的热浪逐渐消散，但村民们看到金属物品的第一反应，还是田间地头刚消失不久的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土高炉。
于是，这两块谁也不认识的铜锈疙瘩，在村里几个收购废铜烂铁的地方兜兜转转。如果它们就此被送进熔炉，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命运——青铜器学家程长新回忆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负责文物抢救工作时，就曾从废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属冶炼厂拣选出四件珍贵的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据北京市文物局在1980年代进行一项统计，在那段非常时期，仅从熔炉前抢救出的各类金属文物就达到117吨。
幸运的是，这两件铜疙瘩并未遭此厄运。一位见过世面的村民告诉施友，距离村子五十公里外的北京城里，有个地方叫“文物商店”，那儿才是地里挖出来的东西最该待的地方。于是，1964年初，施友把两个铜疙瘩装进袋子里，一路颠簸地来到北京，并最终在琉璃厂找到了传闻中的文物商店。
1964年琉璃河镇黄土坡村村民施友发现的两件青铜器中的一件：叔鼎，鼎内铸有铭文“叔作宝尊彝”。
琉璃厂，曾经享誉世界的古玩交易市场，从弗利尔美术馆中的商周鼎彝，到大英博物馆中的明清御窑珍品，如今全球顶级博物馆中最引人瞩目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太半都曾在这里经手出入，无数古玩书画的传奇故事在这里流传。
尽管当施友到来时，这里已然辉煌不再，但传奇故事仍给他安排了一个角色，只是他的高光时刻，在两个铜疙瘩摆上柜台时就迅速画上了尾声。店员在仔细检查后发现，这两个铜疙瘩的历史至少有三千年之久，它们是周代贵族祭祀宴饮的礼器，其中一件是鼎，内部铸有“叔作宝尊彝”的铭文；另一件是爵，铸有“父癸”两字铭文。根据两年前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一切现在地下遗存的文物，都属国家所有”。这两件文物被当即扣下，收归国有。
“当时给了他一块钱路费作为奖励”，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空旷的展厅里，办公室主任陈国栋指着墙壁展板上的一张照片说道，那是一个典型老农民的形象，穿着松松垮垮的白衬衣，扶着一把铁锨站在黄土地上，脖子上青筋裸露，常年风吹日晒的粗粝面颊上带着茫然的笑容，让人不禁想起多年前他挖出两件文物时的模样。同样的表情也出现在发现秦陵兵马俑和四川三星堆青铜面具的当地农民脸上——历史似乎就是喜欢找上这样朴实困惑的面孔，将唤醒过去的使命交到他们布满老茧的手上。
陈列于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施友照片。
“可惜你来晚了，几个月前他刚刚去世，不然应该让他本人给你讲这个故事。”施友本人或许无法理解他无意间的发现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博物馆的解说词中，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发现被追溯到1945年。根据一种流传的说法，一位名叫吴良材的业余考古学家，出差途径琉璃河时，在这里搜集了一包古老的陶片，把它送到了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手中。苏秉琦通过对这些陶片的研究，认为这是处有价值的遗址。
“这些陶片后来也没找到。但实际上，陶片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李亮解释说，只要是古代有人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会发现陶片，这在考古学上是很普遍的事情，不能从中推断说这里有处很重要的遗址：“这就像是你挖出个杯子，顶多只能说这地方有人住；但如果你挖出个王冠，嗯，那这地方就很可能是个宫殿了。”
施友发现两件青铜器就像碰巧挖出的王冠一样，对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来说，它是历史这位善耍诡计的惯犯在现场遗漏的关键物证，每个线索都可以引起层层推断和联想。鼎和爵这两件三千年前贵族专享的器物，直接可以推断出应该有贵族在这里生活。贵族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宅邸孤零零地耸立在四面无人的荒原上，按照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贵族应该居住在城市中。那么这里应该有座城市。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这条逻辑线看起来顺理成章，指引的线头——那两件珍贵的青铜器——也已经发现。但还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把它们串在一起。
“差一点”
被遗忘、被错过的地下都城
视线随着汽车的颠簸变得摇摇晃晃，目光所及，是一片拆迁中的农舍，随处可见的断砖碎瓦点缀着生长茂盛的庄稼地和灌木丛，就像新鲜出炉的古代废墟——根据规划，这里将会建成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尽管时过境迁，但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仍能认出当年的遗迹。
“这是当年我们发掘的灰坑，就是你们平常说的垃圾堆”，赵福生指着车子前方一个十字路口说道。这位年过七旬的考古学家身材高大、精神健旺，满头银发剃成短短的毛寸，记忆力和表达能力就像身手一样敏捷，哈哈大笑时让车座都跟着一震。刚一上车，他就把双腿舒服地盘在车座上——这是许多考古学者职业生涯中养成的习惯，在野外工作没有马扎或是板凳时，盘膝坐在地上就算是休息。他烟抽得也很凶，这是田野考古工作养成的另一个习惯，浑身散发的烟味能让肆虐的蚊虫被熏得退避三舍。
这个灰坑，或者说是古代垃圾堆，可以说是赵福生考古生涯的开始。48年前的深秋，他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们一起来到琉璃河镇，跟随著名考古学家邹衡进行发掘工作。那次发掘源于邹衡的一个推想，他推断这里很可能是先秦时代一个重要的诸侯国，燕国最初的都城所在。
燕国如今声名赫赫，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听过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荆轲的幕后主使正是燕国的太子丹。但除此之外，人们对燕国的所知便寥寥无几。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燕召公世家》时就发现，燕国史料匮乏佚散、淆乱错讹之处颇多，而且似乎倍受前代史家轻视，春秋时代史家左丘明在《左传》中对燕国的记述屈指可数，《国语》中竟没有专门的《燕语》，关于燕国的内容全部附记于他国的记载之内。当司马迁叙述燕国早期历史时，只能用最简略的笔法，讲述武王伐纣之后，将自己的同姓同辈召公奭封于北燕。之后，只能用一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笔带过。占据了燕国八百年历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恰恰是考古学者大显身手的领域。自1956年起，邹衡就开始有意识地寻找燕国最初的都城。北京的卢沟桥、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都曾被怀疑过是燕国最初的都城所在，但经过调查，又都被一一否决，那里只找到一些战国时代的陶片。线索就这样中断了。直到1962年，北京市文物队（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的考古队员苏天钧告知他，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希望他前去调查。这一次，他和三名学生在调查性试掘的探沟中找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尽管这一发现令人振奋，但显然仍不足以证明这里就是西周初期燕国的都城。
1972年，这片沉寂的遗址再次变得喧嚷起来。这一次，前来发掘的人员从最初的四个，变成了四十多个。而赵福生就是其中之一。
“你听说过工农兵大学生吗？我那会儿就是。本来大学应该一二年级先学基础知识，到三、四年级再去实习。但我们那会儿要求对大学进行‘上、管、改’，由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去管理大学、改造大学，要改造原先陈旧的教学模式。所以1972年9月，我们刚刚上了两个月课，考古知识只学到旧石器时代，就被拉到琉璃河这个地方进行实习了”，赵福生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农田，发出坦率的大笑：“我们刚开始什么也不会，也不知道，就会挖地，邹衡先生让我们挖哪儿，我们就挖儿，边挖边学，这叫‘在实践中学习’。”
赵福生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展板上1972年考古成员合影中指点当年的自己。
赵福生和他懵懂的同学们，就这样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这位熟练的考古学家学习如何从泥土中解读大地的年轮，寻找历史抛洒在土中的物证，并从中找出足以证实推想的关键性证物。赵福生回忆当时曾发现过一片西周时期的陶制板瓦，下面还有一个小圆钩：“邹衡很高兴，告诉我们这是西周时期的板瓦，下面的小钩是瓦钉，瓦的另一头有个小洞，正好钩上。这是早期瓦的一个较典型的特征。我们在笔记本上把它的样子画下来，但那片瓦后来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块失落的瓦片当然也是一块物证，证明人类在这里的居住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但这仍然并不能证明土下必定藏着一座被湮没的地下都城。
这场懵懂却不乏热情的发掘，证明最大的一点就是时间究竟有多么的狡黠：它可以把两件关键性的物证托付给一个对其重要性一无所知的农民，又指引他阴错阳差地把它们送到懂行的人手中；但同样也是它，却给这些热情满满的年轻考古人连泼冷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场发掘，最恰当的就是“差一点”。赵福生他们发掘的灰坑，距离这座地下都城的核心宫殿区和祭祀区都不过数十米之遥，但探挖的铲子却一再失之交臂。邹衡在发掘前，自然也听闻了八年前农民施友从菜窖里挖出两件青铜器的事情。因此，他特意带领四五名学生在菜窖附近挖了条20米×0.5米的探沟，却一无所获。事实上，这条探沟只要再向南多挖几米，就会挖到大片燕国墓地。
最初的热情，随着天气的转冷，在一片又一片大同小异的陶片中逐渐降温，兴奋变成沮丧，沮丧又成了牢骚。艰苦的发掘条件更是雪上加霜。
“我们当时就住在那儿，董家林的一个大庙里，当时是大队所在地”，赵福生指着远处一个正待拆除的房子，已经完全看不出是个庙宇模样：“挖了好几个月，也没有挖出来有价值的东西。那会儿学生还得上课，就先撤走了。但是邹衡先生凭其深厚的专业知识，认为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一定要保护好。并把这种意见通过当时北京大学军管会上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并上报国务院文教组，引起了北京市的重视。剩下的是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考古人员被留下，五六个挤在一个通铺上，晚上什么也干不了。天寒地冻，住在庙里也没有暖气，也没有暖炉，就只有个火盆，还得自己砍柴烧火。庙里没有通电，就点个破煤油灯，熏得屋顶墙壁都黑了。那些人就在那儿骂邹衡：老家伙，把我们坑到这个鬼地方来！”
邹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些人质疑他的判断，甚至贴出大字报指控他欺上瞒下，故意将汉代遗址说成是西周遗址。转机终于在1973年春天发生。但转机的发现，就像当初两件重要线索的青铜器一样，同属偶然。赵福生回忆道，那是因为开春时黄土坡修路，“在铁路隧道南部的道路右侧，发现了两座墓葬，还发现了青铜器”，由此，北京市文物队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合作进行了一次全面勘察发掘，发现了成片的西周墓葬。所有的疑惑和埋怨都涣然冰释：“大家看见挖出东西来了，就都兴奋了，不骂邹衡先生了。”
但邹衡此时已调离了琉璃河遗址发掘现场。直到多年后他回到这里，那时，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令克侯于匽”
由青铜器指引的燕国都城
线索已经被串联在一起，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充足的时间逐步消化这一巨大的发现。随着发掘的逐步深入，重要的发现接踵而至。雕琢质朴的玉器、镶嵌螺钿的漆器，光洁的原始青瓷，轻轻叩击还能听到清越的声音。
最重要的当然是青铜器。各种器物从祭祀的礼器到车马辅件一应俱全。在一座标记为M253号的墓葬中，发现了迄今为止北京体量最大的青铜器。这尊青铜器是一件祭祀用的鼎，根据内壁铸造的26字铭文，它属于一位名叫堇的贵族。这位贵族受匽侯之命，前往西周的都城宗周，向太保贡献食物，因此获得了太保的赏赐，铸造了这尊鼎。铭文中出现的“匽侯”即是燕国的国君；而太保，则被认为是受封燕国的召公或他的后代。
▲出土于西周燕都遗址M253号墓的堇鼎及其铭文：“匽侯命堇饴太保于宗周。庚申，太保赏堇贝，用作太子癸宝尊鼎。仲。”这篇铭文的另一个特点是，使用了“癸”这样的“日名”。“日名”是商人以出生日干支作为人名的一种命名方式。周人则不采用这种命名方法。堇鼎上出现了日名这一点，证明燕国当地的商人势力很强大，周人也受到其影响。
堇鼎的铭文佐证了《史记索隐》中的记载：召公奭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没有就封，留在都城继续辅佐王室，只是派遣长子前往燕国。之后，召公奭长子一系世代继承燕国君位，而他的次子则在京城继任召公之位。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地位已经毫无疑义。
1986年10月14日，最重要的发现开始正式发掘。那是一座标记为M1193号的庞大墓葬。令考古学者们震惊的是它的规制之高。在礼制等级严格的周代，这意味着墓葬的主人属于王侯一级的煊赫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燕国的国君本人。但究竟是哪位国君，端赖墓葬中是否能找到带有铭文记载的青铜器。
然而，这座墓葬已经多次被盗，最近一次被盗，甚至在土堆中间留下了一个3米多宽的盗洞。因此，究竟还能遗留下什么文物，没人说得清楚。
▲M1193号大墓平面及四条所谓“墓道”解剖面图，出自《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这份报告将连同墓室四角的四条穴道称为“墓道”，认为1193号大墓是一座拥有四条“墓道”的王侯级别大墓。但赵福生指出，这四条通往墓室的孔道从宽度、深度和剖面来看，其实并非所谓“墓道”。“墓道”，即《左传》中提到的“隧”，根据晋代杜预解释：“阙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棺，棺重礼大，尤须谨慎，去圹远，而阙地通路，从远地而渐邪下之。诸侯以下棺轻礼小，临圹上而悬下之。故隧为王之葬礼，诸侯皆悬柩而下，故不得用隧”。墓道乃是天子葬礼专用，是放入棺椁和陪葬品的通道，因此洞口必须足够宽。诸侯只能使用没有墓道的竖穴墓，但有用绳索将棺柩放入墓室的绳索沟。从M1193号大墓的平面和剖面图可以看出，这四条穴道挂在墓壁上方，沟下还有数厘米的沟槽，因此它们并非墓道，而是下棺椁时牵拉绳索的绳索沟。M1193号大墓并非考古简报中所称的“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而是一座竖穴土坑墓。
发掘进入11月，凛冬将至，土地一旦封冻，就只能放弃发掘，等待来年开春化冻再继续进行。但时间这一次终于决定对这些艰苦工作的考古学者们青眼相加。就在准备停止发掘的前一天，负责墓底清理的考古人员，意外地从泥水中发现了两件锈蚀严重的青铜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
两个多月后，除锈工作完成。器物内部的铭文显现出来，立刻成为考古和历史学界瞩目的焦点。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个字，尽管字数在周代青铜器中并不算多，但记载的内容却极为关键。最关键的是其中的五个字：
“令克侯于匽”——（周王）命令姬克到燕地为诸侯。
至此，琉璃河遗址作为西周燕国始封都城的地位最终敲定。而M1193号大墓的主人，就是就封燕国的召公长子、燕国的第一代国君姬克。
“这些都是复制品，真的应该都在首都博物馆”，赵福生俯身透过玻璃，看着里面的克盉和克罍哈哈大笑：“这些都是我安排的。”1995年8月，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当年参与发掘遗址的赵福生，成为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他解释说，博物馆成立时，正是文物盗掘最猖獗的时候，而博物馆的保卫力量却很薄弱：“只有几个雇来的村民当保安，还有我这个半大老头子。有人也建议我把克盉、克罍还有伯矩鬲之类的真品拿过来在这里陈列，都让我给拒绝回去了。要万一人家来抢，我们护不住这些文物，就是天大的罪过。所以我干脆就都用复制品——我那时在馆里溜达的时候，还真看见有不怀好意的人盯着展柜里的青铜器看来看去，一看见标牌上写着‘复制品’，就走了。”
“这里只有这些粗陶器和土疙瘩是真家伙，没人想抢这些东西”，赵福生向一个展柜走去，那是一大块黄土疙瘩。如果把它扔在路边，不会有人多看它一眼，而现在，它陈列在玻璃展柜里，沐浴在柔和的射灯下，前面的标识牌写着“夯土标本”：“很不起眼是不是？但三千年前这座城市，就是用它夯筑起来的。”
陈列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夯土标本”。
考古最具魅力的地方，就是能从那些最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它们蕴含的真正价值。在我们踏足而过的土地上，发现历史遗留的蛛丝马迹，就像站在时间与空间的交叉点上，能同时看到跨越数千年的不同时代，叠印在同一个地方。
“你进村的那条土路，差不多就是这座城市的城中心，路两边那些正在拆迁的房子，就是宫殿区的位置”，赵福生指着展板上的考古测绘图，在现代人肉眼无法看到的地下遗址的图示上，勾勒出地上现在的模样：“你从那条路拐弯到博物馆，就相当于是出城了。博物馆外墙写着‘西周燕都博物馆’照壁，下面就是原先的东城墙。”
地下之城就这样与地上的村镇相处了千百年，素未谋面也互不相知。今天村民脚下的田地，就相当于三千年前古人头顶的天空。土层层累积，盖住了千年前的城市，直到它被一个挖菜窖的农民惊醒。于是过去和现在发生了联系，让博物馆的参观者可以想象自己正走在三千年前古人的头顶。
“你现在站在的博物馆的位置，是墓地。”
“殉人”
野蛮及其迈向文明的变革阵痛
站在博物馆清冷的大厅里，凝视墓穴中这两位年轻受害者的遗骸，想象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多少会让人心生寒意。
两个男孩或许能猜到自己即将面临什么。毕竟，有太多和他们一样的少年男女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尽管他们一个十三岁，而另一个只有九岁，本应有着属于这个年龄少年的健康与活力。但他们年轻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他们被套上有生以来最奢侈的衣服（在那个年代，这可能更多意味着有衣服可穿），脖子挂上了石头、贝壳和骨头做成的项链，腰间配上了青铜短剑，在送葬的人群中显得分外亮丽显眼。
哀悼亡灵的庄严辞藻随着烟火直上天穹，硕大的棺椁被放进早已挖好的墓穴中，就像是嵌在地下一般。安卧在里面的，就是他们即将要服侍的主人。在棺椁旁边那个长方形的土坑，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归宿。他们最后感觉到的，就是一阵训练有素的疾风从脑后袭来，穿过毛发、皮肤和脆弱的后枕骨，神经尚未来得及把剧痛告知大脑，身体就已迸散在尘土中了。
这两名被殉葬的男孩属于标号M53号墓。在同属M53号墓的随葬车马坑里，还有一具16岁的男性少年，被作为驭手殉葬在车马旁边。旁边陈列的M52号墓也殉葬了一名15岁左右的少年。在同属M53号墓的随葬车马坑里，还有一具16岁的男性少年，被作为御手殉葬在车马旁边。旁边陈列的M52号墓也殉葬了一名15岁左右的少年。这一被标记为墓葬二区发掘出八座带有人殉的墓葬，一共发现了12名人殉，除了一名女性外，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
M53号墓。
人殉的历史，长期以来都被历代史家和文人避而不谈。以活人为殉葬，唯有那些残忍暴虐的君主和不开化的蛮夷才会为之。中国古代文士喜欢将上古三代想象成礼仪道德的典范时代，圣君贤王代代相传。只有少数文献提及殉人这一行为。譬如《墨子·节葬》中提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诗经》中的《秦风·黄鸟》被认为是秦人哀恸三位良臣为秦穆公殉葬而死。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以人殉葬是一种制度，更没有人敢想象这一残忍的制度在由圣君成汤建立的商代达到巅峰。1934年，安阳商代殷墟遗址发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考古学家们震惊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座四千年前的大型屠杀现场：一行行头盖骨、一副副整齐排列的骨架。每一具尸骸上都有暴力的痕迹。绝大多数尸首分离，其中一具令人印象深刻的尸骨则被拦腰斩断。1935年，更大规模的一场发掘发现了10座大墓，由此发现了更多的人殉。
M53号墓发掘现场。
这些商代的人殉，直到今天，随着发掘的深入还在不断被发现。1984年，一位考古学者在发掘中偶然找到一件商代用来烹煮食物的青铜甗，他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盛放着一颗头骨。研究者们心怀善意地认为，这不过是某颗人殉的头颅滚落在里面的缘故。但1999年，第二只盛放头骨的青铜甗被发现。这次，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对里面的头骨进行检验：骨片有因加热造成的钙质流失。另一个震惊之处是，这枚头骨属于一个年仅15岁的女孩。
殷墟博物馆里这位惨遭人殉的15岁女孩，和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里四位男性少年人殉之间，看似距离遥远，时间也相隔了上百年之久，但这些受害者之间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而两者之间的联结点，就是商周易代的武王革命。
公元前1046年，周人及其同盟者，在周武王姬发的率领下，攻进商朝都城朝歌，殷商末代君主纣王受辛兵败自焚而亡。商朝覆灭，周朝建立。武王革命一向被后世史家文人认为是以仁义之师征伐不仁暴政的典范。但关于这场革命的一份文献《逸周书·世俘解》却记载了一场大肆屠戮战俘的庆功典礼：
“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县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前朝纣王的上百名臣子被断手断足，俘获的军官、四十个小氏族的首领和他们的臣子也被杀死，他们的耳朵被割下，和纣王的首级以及被其他俘虏一齐被送往周人的宗庙祭祀。如此残忍的对待战败的殷商臣子和战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与周武王仁义之师的千古芳名相悖。中国古代学者对这段记载或是避而不谈，或是斥为伪作。但现代学者认为，这段记载很可能描述的是当时的真实情形。而周人这样做的目的，也并非因为他们和被灭亡的商人一样残忍嗜杀，而是出于公正的对等原则，对商人犯下的罪行以血还血的同态复仇。
盛有人头的青铜甗，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现藏殷墟博物馆。根据鉴定，这件青铜甗的出土地层属于殷墟四期
周人的国号“周”，与甲骨文中的“用”颇为相似，这一点并非巧合。“用”在商代甲骨文中的含义绝非今日中性的“使用”，而是“杀人祭祀”。《甲骨文合集》编号454正的一片甲骨就写道：“贞勿佳，今日用羌”——占卜的结果不好，今天就杀羌人来祭祀吧。先秦史学者胡厚宣在统计了甲骨文卜辞中的数据后发现，仅以殷王武丁时代为例，一次“用”人就高达五百名奴隶。而在当时不得不屈服于“大邑商”的“小邦周”的周人，就是被商人用作祭祀的人牲来源之一。《帝王世纪》中记载“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於殷，为纣御，纣烹为羹”并不仅仅是因为纣王生性残忍。而是像那个不幸被商人俘获、燔烝祭献的少女一样，是商人对待异族臣服者的一贯作风。
因此，当周武王在周人的宗庙前，将那些殷商的臣子、俘虏废其手足，割耳祭献时，他所做的，不过是让这些刽子手们亲自感受一下那些被他们虐杀的人牲和人殉的痛苦与绝望。这是以血还血的残忍报复，但也是公正。一如对礼乐创造者周公追慕不已的孔子的那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杀人祭祀暴虐制度受害者的周人，立朝伊始，便彻底地废除了人殉制度。
“区分周人与商人墓葬的两个最大特点，一是有没有腰坑，二是有没有人殉”，博物馆研究人员李亮解释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有人殉的墓葬，全是投降周人的殷遗民的墓葬。”
殷遗民是武王革命之后，巩固新生政权面临的最大难题。作为战败者的殷遗民虽然表现出臣服之态，但他们的数量确实太过庞大，许多贵族手中仍然握有兵权。纣王之子武庚联合殷商遗民发起的“武庚之乱”，甚至得到武王的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的支持，成为西周初期的一场巨大的统治危机。
周人深知，这样一股实力庞大的殷遗民力量的存在，诚为腹心之患。如果强制性命令他们移风易俗，断绝商人沿用数百年的人殉制度，很可能会引起反叛，威胁新政权的统治。因此，周人不得不采取软硬兼施的柔性手段，一面以武力镇压殷遗民的反叛，一面将殷人分而治之，将他们划分给不同的周人封国，与周人同居一城，便于监视管理。同时，默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习俗，包括人殉。但在周人的严厉监视下，他们再不能像过去一样，动辄数以百计地杀人祭祀殉葬，只能以象征性的人殉来固守自己的殷人的身份。直到逐渐被周人强大的礼乐文明所同化。
当自称殷人之后的孔子由衷地赞颂周公制礼作乐，怒气冲冲地斥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时，他体内祖先杀牲殉人的残暴血液，早已被周人的礼乐文明涤荡干净了。
在最初的公正而血腥的报复后，周人对投降的殷遗民仁德以待，博物馆里两座墓葬的主人就是例子。M52的墓主人“复”和M53的墓主人“攸”都曾蒙燕侯赐予贝币，攸还被特别赐予画衣。在他们的陪葬坑中，分别拥有六驾和四驾的马车，让这些笃信鬼神的殷遗民可以继续在他们想象的亡灵世界享受车马代步的待遇。
当然，这些周人对殷遗民的仁德恩赐中，也包括那四名不幸的人殉——前朝的野蛮暴虐的余毒需要时间来洗涤，而洗涤的过程中又难免产生新的牺牲者，他们是野蛮迈向文明的变革中的阵痛。
在三千年后看来，对野蛮的宽容本身就是对文明的犯罪。无论这宽容的限度有多小，造成的痛苦仍会赤裸裸地从地下浮现出来，给人以思考——在这里，有一个貌似意味深长的细节，那就是M52号墓的主人复，这位下葬时躺在重锦画棺中的殷遗民贵族自然是想永生不朽，但墓葬打开时他的骸骨早已朽烂成泥土，反倒是那名不幸的少年殉人，因为只用竹席包裹，所以骨骼与泥土中的矿物质进行了交换，反而保存得非常完好。
这多少给人一种历史有意讽刺的错觉。但就在这座坟墓的旁边，那位陪葬了两名殉人的殷遗民攸却尸骨完好，用两个黑洞洞的窟窿对视着上方投来的目光。
“目前”
寻找最早北京的故事并未结束
首都博物馆展厅，柔和的灯光下，西周燕都遗址出土的文物真品吸引着一双双好奇的目光。它们是三千年前一个国家都城在这里创建的明证。它们被深埋在地下，镶嵌在历史的年轮里，直到被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发现、解读，揭开一段埋藏了三千年之久的历史。
西周燕都遗址发掘出的伯矩鬲，又被称为“牛头鬲”，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
但这段历史并未讲完。琉璃河地区发现的遗址虽然已经被证实是燕国始封之地的国都，但这座都城仅仅存在了仅一、二百年的时间，便遭到废弃。废弃的原因至今不明。这座遗址最奇怪之处，是北城墙保存完好，但南城墙却只有断断续续的几点护坡残垣。
“你看，这上面只有几个点，南城墙就只剩下这么点”，李亮用手指着图示上的几个模糊不清的点和虚线：“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这道城墙究竟有多宽，也不清楚它的走向究竟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猜想，它可能是被大石河冲毁了。而这场洪水，很有可能正是导致燕人放弃这个国都的原因。”
赵福生却根据自己考古发掘时的发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宫殿区发掘时，他发现了大量建筑构件都有烧焦的痕迹。这证明这座宫殿应该曾被大火焚烧过：“这里也许发生过动乱或是战争，所以才会着这么大的火。但也有可能它够倒霉，同时遇上外敌入侵和洪水，不得不弃城逃跑。”
西周燕都的历史倏然终结，在这座国都被废弃后，一些平民似乎还留在这个地方，但居住的痕迹只延续到西周末期，便消失了。时间流逝，尘土堆积，遗址消失在地下，被人遗忘。新的移民来到这里，建造屋舍、种植庄稼，修筑城墙，然后又被废墟。周而复始。直到有一天，一位农民在挖菜窖时挖出了两个青铜器，抱着它们放在了琉璃厂文物商店的柜台上。
但寻找北京最早城市的故事，并没有在这片遗址上止步。在首都博物馆陈列燕都遗址出土文物的展柜两旁，还陈列着从北京其他地方发掘出的青铜器。1977年，平谷县刘家河的一位农民在村东水塘边取土时，偶然发现了一批文物，这批文物有40多件，包括铸造精湛的方鼎、圆鼎、鬲、盉等多件礼器，甚至还有臂钏、耳环和一串绿松石项链。通过研究发现，它们属于比西周燕都更早的商代中期。
商代三羊铜罍，1977年北京平谷刘家河村出土。
“从这些发现的商代文物来看，或许应该换个更严谨地表述方式”，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冯好微笑着说：“应该加上一个‘目前’——西周燕都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北京最早的城市。或许在我们脚下的某一个地方，还存在着一座更古老的城市，等待着某一天被发现。”
（致谢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原副所长、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前馆长赵福生，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陈国栋，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业务部副主任李亮，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保管部主任、策展人冯好，首都博物馆国内合作与民族考古研究部主任谭晓玲）
文/李夏恩 编辑 罗东 肖舒妍 李永博 校对 翟永军 吴兴发
值班编辑 花木南
000年12月17日清晨，一位叫何建功的村民敲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负责人徐广德的大门。何建功来自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花园庄村——花园庄村是殷墟宫殿宗庙区内的两个村庄之一，大名鼎鼎的妇好墓就是这一区域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不妙的消息：可能有人想盗墓！
得知这一消息，徐广德马上带着刚刚毕业才工作一年多的何毓灵赶赴花园庄村东查看。
据何建功消息，夜间有人在此地麦田中活动。华北的冬季十分寒冷，土地上冻，并不利于考古发掘工作。往年这个时节，安阳工作站进行的是室内修复和整理工作。何建功报告的这处墓葬，考古队发现于当年11月，因判断保存完好，原本打算来年春天解冻后再申报发掘。但等不及了。
在麦田现场，几十平米的区域内有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孔，这些孔由不同孔径的洛阳铲钻成。此时出现在麦田中的大孔，并非考古队调查钻探所用的小孔径洛阳铲所留——这些大孔主要用来装填炸药，往往被盗墓贼用来快速盗掘古墓。
为了与盗墓贼争分夺秒，徐广德马上要求何毓灵组织人力准备发掘。当晚，包括何毓灵在内的五人搭建简易工棚，在路口进行值守，“现在回想，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当机立断的话，可能墓葬在一夜之间就被盗了。因为现在盗墓非常快，他们用炸药炸个洞，然后钻进去，很快就把器物盗掘出来了。”
在后续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从墓葬填土中清理出来了盗墓贼安装的炸药引信，还在墓室底部发现了大量“探针”留下的针孔。这种“探针”细如铜筋，无须带上土壤就可探测墓内随葬品的位置。
这些发现让考古队更加感到庆幸。这次抢救性发掘，让一位沉睡在殷墟地下商代贵族和他令人瞠目的巨大财富，再现于世人面前。
《新京报·书评周刊》12月31日专题《我在中国挖古物：中国考古百年》。
殷墟：考古学人的富矿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能够在殷墟进行发掘，是很幸运的。”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对殷墟有着深厚的感情。坚守殷墟考古发掘第一线已有22年。深知这片遗址的重要意义。因为“一片甲骨天下知”的河南安阳殷墟，被认为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8年10月13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会同河南省人员郭宝钧等人到安阳进行第一次试掘，这是安阳殷墟发掘之始,也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开端。
1928年秋第一次殷墟发掘时的董作宾（右）。
选定殷墟进行发掘并非偶然，“五四”以后出现的“疑古思潮”摧毁了传统的古史体系，当时的学者迫切需要借助由西方刚刚传入中国不久的考古学，来寻找可靠的古史新材料。在此种背景之下，此前已有大批殷代王室刻辞甲骨出土而判定的殷墟便成为了起点。
殷墟发掘第一阶段的前三次发掘，目标主要是寻找甲骨。据李济所著的《安阳》一书记载，第一次试发掘出土了784片有字甲骨，董作宾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作了不少考释。在接触了董作宾个人并阅读了他写的发掘报告后，李济认为，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的最后一个都城。此后的发掘也逐渐转变成对整个殷墟都城的全面揭露，宫殿、王陵、贵族墓葬等遗迹，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大量遗物，直接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
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发掘之后，1950年至1979年，殷墟考古发掘进入第二阶段。1980年至今，殷墟考古发掘进入第三阶段。迄今为止，殷墟的考古发掘已有93年的历史——它也因此成为中国考古规模最大，持续发掘时间最长的一处遗址，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被视为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地下蕴藏的文物，尽管历经一个世纪的发掘，却仍然是考古学的一座富矿，不时给新一代的考古人带来惊喜。
但与此同时，殷墟的文化价值也吸引着大量觊觎财富的盗墓贼。21年前的那场盗墓活动，何毓灵至今提起，仍心有余悸。如果那些盗墓者当年侥幸得手，那么殷墟乃至整个中国的考古学界不知会蒙受怎样巨大的损失。
考古与盗墓乃是一对天生的仇敌。盗墓是对古代地下遗存的贪婪无耻的窃盗和破坏，而考古则是为今人与后代守护先人创造的文明。因此，对古代墓葬，考古学者保持着一种严格谨慎的态度。他们深知每一次开掘，都或多或少会对地下遗存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在保护技术成熟之前，让其长埋地下，不去打扰先人的安宁。
但如今，盗墓贼既然已经将黑手伸向这座古墓，考古学者只能与盗墓贼争分夺秒，用抢救性发掘守护住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
“我们在挖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的闲散人员围观。”何毓灵说，很难说这其中没有紧盯着发掘的盗墓贼。后来他们才得知，盗墓贼正来自于附近的村庄。
发掘大约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为此，考古队克服了非常大的困难。好在有惊无险。这次紧急发掘收获颇丰：墓葬共有各类随葬品579件，其中青铜器267件、玉器222件、陶器21件、石器6件、骨器60件、象牙器2件、竹器1件。另有铜镞881枚、铜泡149个、金箔125片，货贝1000多枚。
但这里的墓主人是谁呢？
《亚长之谜》，作者：何毓灵，版本：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1年2月
“亚长”：一位殷商贵族的生前身后
墓主人的等级、地位与身份等是墓葬研究的核心问题，将墓葬面积，殉人、殉牲数量，随葬青铜礼器与玉器数量等多种指标与其他墓葬对比分析可知，墓主人的等级仅次于妇好，而随葬的七件铜钺表明，墓主人拥有很大的军事权力，可能并不低于妇好。那么，如何直接确认墓主人是谁？只能靠文字。
比如妇好墓，之所以确认墓主人是“妇好”，是商朝“中兴之王”武丁的三位上了“祀谱”的配偶之一：妣辛，正是因为在其墓室之中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唐际根在《郑振香与妇好墓——她不仅仅是妇好墓的发掘者，更是研究者》一文中提到，考古工作者郑振香认为，“妇好”是墓主人的“专指”，“妇”是其爵，“好”（或“子”）是其姓。在商王的祀谱中，妇好便是妣辛，“辛”是其在祀谱中的“庙号”。
回归到前文所说的墓葬，幸运的是，考古队在墓葬中发现了131处铭文，而这些铭文大多都是“亚长”这两个字。考古队据此判断，墓主人应该是个武官，因为“亚”是表示武官的职位，“长”可能代表家族姓氏。也就是说，墓主人是一个名叫“亚长”的武官或者贵族将军，普通考古学研究所能做到的部分到此为止。
但何毓灵表示，此处墓葬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为什么这样说？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处墓葬中，墓主人的人骨保存下来了。一般而言，在北方地区的贵族墓葬中，人骨是很难保存的，比如妇好墓中就未发现骨骼，这是因为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的大量青铜器，对人骨有一定的腐蚀作用。
在进行体质人类学鉴定后，人骨考古学家揭开了亚长的身份之谜：亚长是男性，35岁左右，身高在一米六至一米七之间。通过对牙齿进行鉴定，考古学家发现亚长生前有龋齿。通过人骨鉴定，人骨考古学家还发现，亚长右脚第一跗骨有明显的骨质变形，这也是考古队首次在殷墟墓葬的人骨上观察到骨质变形。学者认为，这和其长期跪坐有关。在秦汉以前，人们往往采用这种坐姿。
2001年1月初，发掘时的下雪场景。
利用人骨，考古学家还可以发现墓主人的死因。在对人骨进行鉴定后，考古学家发现，亚长左侧骨骼有多处明显的砍砸伤，这些伤痕很可能来自于铜矛、铜戈甚至刀，有一穿孔穿透髂骨，从创伤痕迹来看，这处伤痕被认为是致命伤，因为这一部位被穿透很可能伤及股动脉，而亚长正是因此失血致死。通过如上伤痕鉴定，考古学家认为，墓主人应该直接死于战争原因。
至此，考古学家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吗？答案是：可以。在亚长墓内，除墓主人外，还有15个殉人和15条殉狗。其中，有6个肢体较为完整的殉人与墓主人在一起，被认为可能是墓主人的亲信随从。殷墟的所在地是当时的都城，通过锶同位素测定，可以断定亚长及其亲随并非殷墟本地人。那么，他会来自哪里呢？
199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东南部的周口市鹿邑县发掘了一处墓葬，年代大约比亚长墓晚了两百年，此处墓葬出土铜器的铭文也有“长”字，为“长子口”，这些铭文的写法和殷墟亚长墓非常一致。在对人骨进行氧同位素检测后，考古学家发现，墓主人很可能来自殷墟以东、以南的区域。巧合的是，长子口墓又恰好在殷墟的东南方向，考古学家据此推断，这两处墓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关联。
为何亚长的骨骼没有同其他高等级墓葬墓主人的人骨一样被腐蚀呢？在参与发掘研究的考古工作者看来，极大的可能是因为此处墓葬采用了防腐技术。在进行发掘之时，考古队在墓主人身上发现了大量已经炭化的花椒。这也是目前为止，在北方地区商代墓葬中发现的唯一一例。而这种习俗，恰恰在南方地区同时期的商代墓葬中有发现，墓中随葬花椒这种习俗，一直到战国、两汉时期都有沿用，这种习俗的发现也指向了河南的东方和南方。就这样，考古学家揭开了一段三千多年前的谜案。
亚长铭文拓片。
新发现在不断更新旧认知
最新发现的商代“卫星城”
新京报：不久前有新闻报道，殷墟附近在陶家营遗址东部发现了“洹北商城卫星城”。近年来，殷墟遗址的发掘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呢？
何毓灵：1999年，安阳考古队在殷墟东北部新发现了一处都城，我们叫它“洹北商城”。为什么叫“洹北商城”？因为它是洹河北边新的一个商代都城。商代大概有500多年的历史，早期在郑州一带，有个郑州商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晚期的殷墟，我们称其为殷墟都城遗址。但在这中间，还有一百年左右，都城一直不明确。
“洹北商城”的面积大约是4.7平方公里，有郭城、宫城、宫殿，这一发现，填补了商代中期的空白，早中晚期的都城都找到了。“洹北商城”的宫殿保存得非常完整，其整体结构很像今天的“四合院”。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建筑模式，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是这个样子。
2015年至今，我一直在“洹北商城”进行发掘，主要是发掘“洹北商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同时，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外围，包括“洹北商城”的外围进行发掘。陶家营遗址就在“洹北商城”以北四公里处，是一处新发现的环壕聚落。
在这个聚落之内有自己的居住区、生产区、墓葬区，其中总共发现了27座墓葬，排列得非常规整。这些墓葬基本保存完好，分为南北两排，北边的一排墓葬比较大，以男性为主，随葬有大量青铜器；南部的一排以女性为主。这应是当时的一个家族墓地，而且有可能是夫妻异穴合葬。
通过青铜器随葬品，能够体现出当时男女的社会地位。墓葬里面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大约有170多件，是目前为止中商时期，我们知道的出土青铜器量最多的一处遗址，因此引发了大家的高度关注。
这处环壕聚落的面积是18.5万平方米，“洹北商城”是470万平方米，从中可以看出都城规模和次级聚落规模的差别是什么。受此发现的启发，我推测在洹北商城都城外围，可能有多处拱卫都城的卫星城。对于考古学研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我觉得，陶家营遗址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遗址本身，更体现在它卫星城的性质上，对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治理模式都起到了很关键性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处遗址是位于殷墟东南边缘的邵家棚遗址。
何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主要从事夏周时期考古发掘与研究，长年坚守于殷墟考古发掘第一线。系统发掘了商代中期都城的宫殿区、手工业区，填补了商代中期都城考古的空白。长期致力于殷墟都城布局与手工业生产研究。发掘了继妇好墓之后殷墟保存完好的高等级贵族墓：亚长墓，第一次揭露殷墟时期特殊人群—甲骨占卜巫师的家族墓地。
新京报：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殷墟考古的历史也已接近百年。针对殷墟的发掘工作持续时间为何如此之久？
何毓灵：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殷墟已经发掘了九十多年了，在目前我国进行考古发掘的所有遗址中，殷墟挖的时间最长，面积做大，好像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做了。但实际上，据我们统计，目前对殷墟的发掘可能只占整个殷墟遗址的3%左右。
想通过3%的发掘面积对殷墟进行全面了解，实际上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考古发掘的过程非常慢，每年的发掘面积也就是1000-2000平方米，但殷墟的范围，保守估计是36平方公里，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概念。
近十年或者十几年来，考古发掘不断突破，我们原有的认识也不断被打破。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经常记载生活在殷墟的商人称自己为“大邑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像其他都城那样发现殷墟的城墙。因此，“大邑商”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心里一直没底。最近几年，我们陆陆续续在传统认识的殷墟外围，新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址，比如殷墟宫殿区往北10公里的地方有个辛店遗址，遗址规模有多大呢？现在知道的是100万平方米，其中50万-60万平方米的范围都是铸造铜器的作坊区。
过去我们说殷墟的王陵在哪儿，宫殿在哪儿，但实际上它还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区，贵族居住区等。各区域相互之间需要道路相连，当时城市生活用水、排水沟渠等，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收获。
殷墟的大量墓葬在西周已被盗
新京报：在网上，有人说中国最恐怖的文物非安阳殷墟青铜甗莫属，因为这件青铜甗中有一颗人头颅骨。这是否和亚长墓中发现的殉人一样，是一种殉葬方式，或者是祭品呢？
何毓灵：这是很多人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在甲骨文献中，提到商代，特别是商王武丁时期，会举行大量的祭祀活动，尤其是杀人祭祀、杀牲祭祀，这种祭祀规模会非常盛大。甲骨文中还记载，这些人牲主要来自于战俘。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杀人祭祀的残酷性是不容置疑的。
但文明的进化需要一定的过程。这种现象在殷墟晚期开始大规模收缩，甚至遭到摒弃，到商纣王时期，这种习俗已经开始消失了。进入西周以后，这种情况只是偶有出现。那么，西周以后的祭祀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在墓葬中可以看到俑的出现，有木头做的木俑。战国以后开始出现陶俑，像秦始皇兵马俑，这也是殉葬的一种方式，这种陶俑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都还有。
青铜甗在当时是非常实用、常见的一种蒸煮器，类似于我们现在蒸馒头用的笼屉，下面可以装水，上面有个箅子，里面可以装东西。在青铜甗中发现人头骨的现象，目前可能发现了三到四例，有人认为这是在进行蒸煮。
我们需要客观去看待这段历史，而不是一味的批判，它可能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这种现象不仅限于中古，在中美洲、南美洲，包括印第安文明或者玛雅文明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即使到了14、15世纪都还存在活人祭祀的方式。
新京报：你曾经提到亚长墓险些被盗墓贼盗取，不少报道和文章中也提到殷墟古文物频遭盗掘，甚至有人说殷墟附近的盗洞如同“地道战”，整个殷墟地下区域被挖得如同筛子一般。针对殷墟遗址的非法盗掘情况究竟如何呢？
何毓灵：盗掘这件事自古以来就有。我个人认为，殷墟的大量墓葬，特别是高等级贵族墓葬，包括王陵，实际上在西周时期就已经被盗。这种盗掘，是因为这可能是灭国的一种方式，比如伍子胥替父报仇，将楚平王的墓葬挖开鞭尸，这是一种复仇的行为。此外，西周时期的殷墟墓葬，特别是高等级贵族墓葬，王陵中埋藏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这也成为了被盗掘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盗掘高峰可能发生在北宋时期，因为当时金石学的兴起，很多人开始收集青铜器。清末、民国初年，盗掘之风又十分猖獗，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因为国家的严厉打击，实际上殷墟盗掘并不是那么严重。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因为文物走私等原因，文物价格日益趋高，盗掘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严重，殷墟也在所难免。这其中，亚长墓也险些被盗。
盗掘是一个顽疾，很多人铤而走险，我们也不能回避，只能想办法去打击、去治理。在现实中，我们也发现一些盗墓分子租住民房，通过挖地洞的方式盗掘。自2018年以后，安阳地区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打击盗掘文物，抓获了一批盗墓贼。包括由国家文物局出资，地方政府建设，在殷墟建立了一个天网监控系统，成立了专门的公安支队、殷墟管委会，设置网格员进行网格化管理，对殷墟常态化巡查等。从目前来看，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新京报：盗掘会造成哪些无法弥补、不可逆转的损失呢？
何毓灵：盗掘会造成对文物极大的损毁。每当我们挖开一个高等级贵族墓的时候，特别是那种带墓道的墓葬，整个大墓辛辛苦苦挖了两三个月，下去以后甚至连个陶片都没有，完全就被一扫而空的一种状态，这种例子很多了，比如我之前提到的王陵区、贵族墓葬区。其实不光是殷墟，其他一些地方，比如陕西、湖北等地，这种现象都比较多。
何毓灵在考古现场。
“大邑商”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的顶峰
新京报：历史上的“大邑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何毓灵：商代在整个东亚地区是最为强盛的国家，殷墟所在“大邑商”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通过它特有的治理模式，对周边进行控制和管理，同时它也能够对周边进行战争，通过这样的方式，“大邑商”保持了一个强势的发展面貌。特别是在武丁王时期达到了鼎盛，所以历史上也把这一时期称为“武丁中兴”。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它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的顶峰，对中华文明的后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始终是中华文明传承、记录的载体，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我认为，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和纽带，中华民族就是靠着这种方式，才能够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多元一体的文化面貌，我们无论如何强调汉字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采写 | 何安安
编辑 | 王青，走走
校对 | 薛京宁、刘军
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自《岁时节俗知多少》一书。较原文有所删节。
《岁时节俗知多少》，马大勇编、Dodolog 绘，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
一、冬至祭天
冬至祭天是最为古老的习俗之一。它的源头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古代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时期。根据考古发掘，良渚遗址中就已有高大的祭坛，可算是后世天坛的源头之一。在良渚的祭祀仪式中就要燃起大火，这又和后世祭天仪式“燔柴”相似。想必后来经过不断发展，才形成了完整的祭仪。
在夏商周三代之时已经有明确的祭天礼仪活动的记载。如《风俗通义》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曰腊。”嘉平、清祀、大腊，分别是三代各自祭祀祖妣、百神的大祭，日期分别是农历十二月、十一月、十月。这是后世祭天、神与过新年之礼俗的起源。周代，《周礼·春官·神仕》载：“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郑注：“天人，阳也。地物，阴也。阳气升而祭鬼神，阴气升而祭地 物魅。”这是从周代直至清代漫长的两千多年中，历朝于冬至举行祭天礼、夏至举行祭地礼的确切记载。
那么，冬至的祭天之礼是怎样的呢？按史籍记述，周代祭天礼就是建祭坛，燃起大火，唱歌跳舞、献上玉帛牛羊等祭品，祈祷一番，再把祭品烧掉（燔柴），这对后世影响巨大。不管历代祭仪繁简，这些都是共有的构成因素。
《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详细记载了北宋南宋时的祭天礼仪，如《东京梦华录》卷十记，北宋皇帝在冬至前三日便开始准备，先赴太庙青城斋宿，冬至前夜三更驾出南郊，去郊坛行礼。皇帝换古代传下来的冕服，戴二十四旒（liú）的平天冠，青衮龙服（衣裳制），佩纯玉佩；郊坛高三层，七十二级，坛面方圆三丈许。上设“昊天上帝”“太祖皇帝”的牌位。配以雅乐：奏乐曲，跳文舞、武舞；皇帝在坛上行礼，如是三次。场面宏大，军队、仪仗、百官多达几十万之众，围立于坛边。
明时永乐帝定都北京，即在北京南郊的天坛祭天。冬至日，供设祭品，摆好天帝及诸神、先祖的牌位，道士奏古乐舞，皇帝出斋宫，上祭祀台祭祀。此时还在黎明之前，所以要在坛边的望灯台上树起大灯笼（灯中插蟠龙宝蜡，可燃通宵）。皇帝祭拜行礼罢，侍卫点燃燎炉上的柴草，焚烧祭品、祝板（祀文）、祝帛（蓝色绸制），燔炉中又焚烧松柏枝，以示宴享天帝，让天帝听取下方祝告。祭典完成后，将牛毛牛血牛尾等瘗埋入瘗坎，以喻不望祭地神，所谓“祭地则瘗血”，或说还比喻古代人类茹毛饮血之意。天高在上，所以燎烧；地在下，所以以血瘗而下。
辽、金、元等朝代也有祭天的习俗，与汉族同源。满族过去也祭天，冬至夜于院内铺席子，摆供桌，挂天地神马，杀猪祭祀并祭祖。院内立祖先竿子，竿顶葫芦状，下有刁斗，祭祀时对竿子念祝词，并摆肉敬供天神。祭祀毕，众人吃白肉，把肠子等丢在刁斗上任鸟啄食。
二、冬至祭祖
冬至还有祭祖先的习俗，。如福建泉州人在冬至要归乡祭祖。个别地区还去坟上烧纸、送寒衣。但多数是在家中或在祖祠中祭祀。此风也源于古代祭天兼祭祖灵之礼。早在殷代，十一月冬至便往庙中祭祀祖妣，民间相承成俗。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汉代民间百姓冬至已经不祭天了，但还祭祖：“冬至之日，荐黍糕。先荐玄冥于井，以及祖祢。斋馔扫涤，如荐黍豚。其进酒尊长及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日。”冬至要用黍糕祭祀冬神兼水神玄冥（也叫禺强）和祖先，并拜贺尊长，如正月初一一般。南宋《武林旧事》记载当时过冬至：“享先则以馄饨。有‘冬馄饨，年馎饦（bótuō，古代一种类似煮面片的面食）’之谚。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馄饨’。”《清嘉录》载清代苏州：“（冬至）比户磨粉为团，以糖肉、菜果、豇豆沙、芦菔丝等为馅，为祀先祭灶之品，并以馈贻，名曰‘冬至团’。”《帝京岁时记胜》也载北京有用细肉馅包“角儿”与羹饭奉于祖先的。至今，两广也仍做冬至糍祭祖。泉州等处也有“冬至圆”，并传到台湾等地。
过去在冬至，河南还有祭孔活动，奉上牲礼，拜祈以求文运昌隆。在广东东莞，则于冬至逛城隍庙会，拜十二娘神求子。无子妇人在庙中取一把线香，点着后分插于十二娘神像的香炉前，周而复始。插完线香，看最后一支香是否插在抱着童子的女神像前，以卜得子与否。广东潮州还祭祀司命帝君。各地冬至还有祭祀灶神的。
三、冬节饮食
清代北京及苏杭等地注重冬节，所谓“肥冬瘦年”，即宁愿过年时节俭，也不能在冬至虚度之意。民间或用各种食物互赠，叫“冬至盘”，并互相庆贺，叫作拜冬。至今，江浙、闽台、两广民间仍盛行过冬至节，在此节祭祖、吃糯米制品以及聚宴等，其中有不少很有意思的饮食活动。
如江浙一带多吃冬至肉、冬至鱼及鸡鸭。冬至肉是用猪肉和酱油煮烧熟的，相传吃了能身体壮健。冬至鱼是把鱼分食后留下头尾，用碗盛着放在米桶内，叫“吃剩有余”，取食物丰足之意。这和除夕夜吃鱼，寓意“年年有余”相似。
北方一些地区如北京、天津，冬至夜吃饺子或馄饨。谚语云：“冬至馄饨夏至面。”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河南名医张仲景。他在冬至日开设舍药棚，用羊肉与药物包入面皮中，制成耳朵状的“娇耳”，给人们治疗冻烂的耳朵。后人在冬至日包饺子吃以作纪念，相传这样一来耳朵就不会冻掉了。其实冬至吃馄饨应追溯到古代的祭祀食物、南北朝时的偃月形馄饨等，与张仲景可能没什么关系。
在闽台及两广的部分地区，则有搓丸之俗。以糯米粉拌水揉成团，搓成实心或加馅料的圆子，入水煮熟，祭祀先人，叫作冬至圆，也和元宵一样，寓有祈盼家庭团圆、诸事美满之意。相传，冬至圆是闽南一位老妈妈因思念在他乡谋生的儿子，泪水滴入碗中滚成的，后来人们相沿成俗。有的人家如有亲人在外的，要在聚宴席上空位前摆上冬至圆，以示团聚。或晒干圆子，留待回家之日补吃。
当然，冬至圆应是源于古人用农作物祭祖、祭神之习。北方用麦粉制馄饨，南方缺麦，就用糯米粉代替了。《清嘉录》说的“比户磨粉为团”的冬至团，以“有馅而大者为粉团，冬至夜祭先品也；无馅而小者为粉圆，冬至朝供神品也”，即较早的记载。
闽台的冬至节前一日晚饭后就要搓冬至圆（或称冬节圆、圆仔汤），边搓边唱起歌谣给小孩子们听。如这一首：“搓丸试搓搓，年年节节高。红红水党菊，排排兄弟哥。大人增福寿，细囝唱诗歌。”充满了欢乐气氛。搓圆有红白二色，或用湿米粉团塑成小巧的玩物，如牛羊、桃子、桔子等牲畜、果品，像真的一样，还染成红、黄、绿、青色，很美观，取五畜兴旺、百果丰登之意，亦是传统在冬至祈年之流风。《漳化县志》对此有记述。汤圆煮食时，还要两个两个地吃，吃最后一匙如剩余两个，即象征如意幸福。有的还在家门、窗、桌、柜、床等显眼处粘两个圆子，等年底送灶后才取下烘烤或食用，叫作添岁。又相传圆子烤时臌发，孕妇即生男孩。《泉州府志》载有“添发”等俗。如今的冬至圆，馅料有咸甜等口味，做工精细，更为可口。
冬天吃蔬菜困难，人们多在冬至前准备一些盐腌蔬菜佐食，这也是源于先秦古俗。《诗经·谷风》：“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朱熹《集传》：“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盖欲以御冬月乏无之时。”《礼记·月令》载冬天制咸菜，古称为菹（zū）。民间腌菜主要有密封法：把雪里蕻、芥蓝、蔓菁、芥菜头等可以久藏的菜洗净摘好，用大缸盛放，撒一层盐，放一层菜，加上花椒、茴香、八角等，压实盖严，腌制上半月后才可食用。而大白菜、黄瓜、红白萝卜等用盐腌一下就可以吃了。还可以将白菜用盐腌个把月，控干水分，切成丝与肉煮火锅吃，风味极佳。
四、冬令娱乐
冬天里有多种季节性很强的娱乐，如赏雪即一项。《武林旧事》卷三载南宋宫廷中赏雪很盛行，在明远楼中观赏，并且“后苑进大小雪狮儿，并以金铃彩缕为饰，且作雪花、雪灯、雪山之类等，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并以金盆盛进，以供赏玩”。
明代，《西湖集览》记载戏剧家、养生家高濂的《四时幽赏录》目录中，“冬时幽赏”诸条多与雪有关，并赏冬季的茗花（山茶）、梅花、竹子等：“湖冻初晴远泛。雪霁策蹇寻梅。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山头玩赏茗花。登眺天目绝顶。山居听人说书。扫雪烹茶玩画。雪夜煨芋谈禅。山窗听雪敲竹。除夕登吴山看松盆。雪后镇海楼观晚炊。”充分显示出冬雪中的游览之趣。张岱《陶庵梦忆》中记载明代文人赏雪有《湖心亭看雪》《龙山雪》诸篇，写得也很俊逸秀雅。赏雪成为人们冬季之重要娱乐。
雪中梅。
赏雪还往往与赏雪中梅花结合起来，如唐代孟浩然踏雪寻梅之佳话是传统绘画中的重要表现题材。清代李渔《闲情偶寄》载，为了更好地赏雪中梅花，他发明了看花居，取纸竹扎成小屋，中燃炭火，或用帐篷，宿在梅花丛中，真令人赞叹！至于《红楼梦》中在芦雪庵里咏雪联句，雪中寻梅之描写，更是脍炙人口。冬赏茶、花、竹、松等也是雅事。
至于在冰雪中的游戏，则有打雪仗，筑起冰雪城堡互相攻打。还有堆雪狮子、雪人、雪山等，这是儿童们最喜爱的。堆雪塑在儿童手里不是用盆子盛着的小工艺品，而是在雪地中扫雪聚拢，塑成大型的狮子、罗汉、雪山等。清代画家余芝生画的《百子图》，就有几个孩子在庭院中堆聚雪狮子的情景。
雪灯，是以冰雪冻成灯给人玩赏，在东北如今已经发展为大型的冰灯会。
在北方还有打滑挞、溜冰、爬犁等。打滑挞是汲水冻成高三四丈的冰山，由人爬上去滑滚而下，做出种种花样，在北京尤盛。《点石斋画报》有一幅《打滑挞》之画即绘此景。溜冰，是使用冰鞋，鞋底嵌一铁条，在冰上滑行，与今天溜冰相似。爬犁，也叫冰床，以木板做架子，下钉横带，嵌铁条，由人推、拉或用铁钎撑冰作为动力，在冰上穿梭滑行，或把二尺见方的爬犁放在山坡冰道上，一人坐于上，顺坡下滑，类似近代冰橇运动，或用群犬牵引爬犁而行。
古代还有盛大的冰嬉活动，由宫廷组织举行。《宋史》中即有帝王“幸后苑，观冰嬉”之记载。清代也有冰嬉。
五、九九消寒图
冬至之后即进入九九天，一九直至九九叫“数九”，这九九八十一日中多是冬季寒冷之日，须过了八十一天才迎来明媚春光。按传统说法，其中最冷的是三九、四九。一般过了四九，天气便慢慢转暖了。
古代因数九而产生一种《九九消寒图》，亦是辞冬迎春之意。既可计算时间、做日历、物候历，又是优美的装饰画，故而流传不衰，不论宫廷民间都采用作冬日的文娱活动。
九九消寒图有好多种形式。如文字九九消寒图，由字组成，通常为“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或者是“雁南飛柳芽茂便是春”（旧时把雁字下部写作“佳”，以省笔）；或者是“春前庭柏風送香盈室”，诸字皆九画，合计八十一画。以双钩画或印在纸上，每画都空白。人们从冬至开始计算时间时，每过一日就在一画上染涂红色，涂尽九字后春光已至，全图皆是红色字。还可在笔画内外记录每一日的风雪阴晴等天气状况，是很好的天气记录图。
又有，《帝京景物略》卷二述：“有直作圈九丛，丛九圈者，刻而市之，附以九九之歌，述其寒燠（yù，暖热之意）之候。”即一纸卷上印八十一个圆圈、注明日期，每天用朱红色染一圆，染尽就出九了。
也有人为了记录天气，在天阴时涂上半圈，晴则涂下半圈，风天涂左半圈，下雨天涂右半圈，降雪则涂中央。
梅花九九消寒图。
又有梅花九九消寒图。元代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就咏道：“试数窗间九九图，余寒消尽暖回初。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株。”原注：“冬至后，贴梅花一枝于窗间，佳人晓妆，日以臙（yān，即胭）脂图一圈，八十一圈既足，变作杏花，即回暖矣。”《帝京景物略》卷二：“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是在纸上画一枝梅花，有八十一瓣，每天画一瓣，素梅变红成为杏花，就出九了。
钱纹九九消寒图。
此外，还有鱼形消寒图、钱纹消寒图、葫芦消寒图、孩儿消寒图等。鱼形图是把阴阳鱼儿（类似八卦阴阳图）八十一个印在纸上；钱纹图是把八十一个古钱纹排列，二者都附录诗词。葫芦图是把文字排成葫芦形；孩儿图是把十二生肖与孩童印在纸上。其内容都很完美。如今消寒图仍有仿造，记录岁时物候，亦是好的。
消寒图多附以《九九歌》，是人们普及气象知识、宣传物候而编出来的，如宋代陆咏《吴下田家志》中载一首。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也载：“一九二九，召唤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筚篥（风刮篱笆哗哗直响）；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晚上屋内冷得像露宿一样）；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衲两头担；八九七十二，猫儿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清代《清嘉录》载替穷汉子诉苦的一首《九九歌》，显由上首变化而来：“一九二九，相唤弗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筚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头舞。不要舞、不要舞，还有春寒四十五；六九五十四，苍蝇垛屋栨；七九六十三，布衲两肩摊；八九七十二，猪狗躺凉地；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刚要伸脚眠，蚊虫獦蚤出。”
原作者丨马大勇
摘编丨肖舒妍
编辑丨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