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寄东轩》（《杨葵自选集》卷二） 杨葵 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5月版。
上中学的时候常和同学去西山郊游，如果从香山买票进门，则攀至顶峰鬼见愁，再由山脊一路跋涉，至南段下山，从八大处公园出门。反之若从八大处进，则由香山出。
由山脚一路向上，一处长安寺，二处灵光寺，三处三山庵，四处大悲寺，五处龙泉庵，六处香界寺，七处宝珠洞，八处证果寺。历史最悠久的是二处灵光寺，还有殊胜的佛牙舍利供奉于此，又是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因此香火鼎盛。如今每逢周末，或是初一、十五，再或佛诞、观音诞等纪念日，八大处路堵得水泄不通，绝大部分人是来二处烧香拜佛，顺便登山眺远的。
长安寺虽是八大处的第一处，却一向少为人知。我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多次去过八大处，从不知道还有个长安寺。三年前，因为一些机缘，有幸加入修缮长安寺的大业，头次去实地考察时，在公园门口停车场停好车，下来跟当地人打听，问到第四个人，才指了指停车场边一堵红墙说：喏！那里头。
原来长安寺并不在八大处公园围墙之内。
参与长安寺修缮工作已两年有余，古建部分全部修缮完成。在此期间，我曾无数次在满院萋萋荒草、破败房舍之间苦苦搜寻，试图找到最初建寺时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却片瓦不见。无奈之下只能去图书馆查阅相关典籍，附加在网上遍搜有关这座院落的故事。入夜，在朗若白昼的明月之下，我会一寸一寸检阅这座院落，在想象中向前人核实，询问，由此得知了一些长安寺的故事，愿分享。
杨葵。
长安寺地理
头一次走进长安寺，断垣残壁，满目疮痍。
寺庙坐西朝东，占地大约五十亩，分成左、中、右三部分：
中间部分又分前后，前边是个空院子，地面坑洼不平，杂草丛生，之间散落着几十棵松树、杏树、玉兰等。院子正中间有条东西向的砖铺甬道，通向一座青条石砌就的台阶，阶栏为汉白玉。汉白玉栏杆新一块旧一块，像打满补丁的衣服，显然经过不同年代的数次修补。拾级而上，即见一古建群，标准明清风格的两进四合院，规规整整，四四方方。中轴线上，依次有护法殿、释迦牟尼殿和观音殿前后排列，两侧有偏殿若干。前后两进院由一左一右两个月亮门连接。所有房舍均因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偏殿墙壁上还有曾经的住民留下的美女画像挂着，落满灰尘。上前掸去陈年老灰，原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本挂历。月亮门因为顶端腐朽直欲坍塌，都快变成心形的了，穿越之时，竟会下意识地伸手欲托。
左边部分，即寺庙南侧，是一个近乎正方形的院落，院中有巨大厂房型建筑，青砖盖成，足有七八米高，远远高出四合院中的寺庙大殿。从这高度就能知道，这房子肯定是完全不知礼为何物时代的产物，因为哪怕稍有点敬畏之心的人都明白，在寺庙里，大殿的房顶应是制高点。不错，这厂房型建筑，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部队占据这座院落时留下的，从其形制来看，应是做食堂用的，至今里边还有卖菜小窗口。食堂门口，有乱石堆成的假山一座，“山顶”是个大水缸，应是原来贮水做景观用的——可笑的人工瀑布。
右边部分，即寺庙北侧，是更大的一个不规则边形的院落，黄土地为主，树少许。西头有垃圾场一座，夏天臭。天气好的节假日，有白领模样或是太太模样的男男女女，携带一筐一筐的鸟来此放飞，嘴里念念有词，是佛教徒在放生。
长安寺的碑
就在汉白玉阶栏的南侧，有块老石碑，碑文整体漫漶，个别字迹依稀可辨。后来查到，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此碑拓片一份二张（阴阳两面）。国图这一收藏取名“善应寺碑”，首题“重修善应禅寺永为十方常住碑记”，额篆书题“重修善应寺永为十方常住碑”，阴额同阳。龚鼎孳撰碑文，严绳孙正书并篆额。
从这碑文，可以支离破碎地了解一些长安寺的历史。长安寺最早建立于明朝弘治十七年（1504），是按皇家庙的规格修建的。据龚鼎孳碑文称，当年这里“规模宏丽，表表杰出”。又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明代时的长安寺，以塑像名冠北京西山诸寺，这些佛像凭几而坐，汉人仪容，与常见佛像姿态、面相皆有不同。寺中所塑五百罗汉像，穿涯踏海，游戏百态，是模仿了明代被宣宗赐名“昊不信”的一位画工绘于南京昌化寺的壁画风格而作。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规模修缮长安寺，由当时的礼部尚书龚鼎孳主持修缮。康熙十年（1671）大功告成，立此碑以纪念。
碑文的两个“责任人”当年都是大名家。严绳孙是纳兰容若的好友，工书画，王士祯曾经极力赞赏过。龚鼎孳名声更大，只是这名声不太好。此人乃崇祯七年（1634）进士，在明朝为官。李自成打进明皇宫时，他先和家人一同投井自杀，未遂，于是降李闯。李闯败，又降清。后来历任清政府的各部尚书。
龚鼎孳很有才，与当年著名的两大才子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找到一篇现代学者研究他的论文，说他“以撮有敏捷之才、偏师之慧、雄厚之力、贴切之情而执掌清初京师诗坛大纛”。
龚鼎孳还有一事为市井闲谈常常提及，当年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中号称最美的顾横波，二十二岁时被他纳为小妾，二人年纪相仿，始终厮守。康熙三年顾横波过世，龚鼎孳专为她作传奇词集《白门柳》行世。后世常用“白门柳”这一意象描绘明末那几桩才子佳人的故事，比如早几年广东作家刘斯奋就创作了三部曲小说《白门柳》，写复社四君子之一的冒襄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故事。
长安寺的匾
护法殿门楣上，有块砖匾。我初进长安寺时，这匾虽然多处破损，但颜色、字迹都还算清晰。这匾在这最醒目的位置，有点像长安寺的门牌号，自然历次修缮都会重点对待。再往前不说了，长安寺最后一次修缮是在1980年，虽然限于当时物力条件，修缮得相当简陋，但这块匾因为高，修好即不易人为破坏，得以保持大致模样。
匾额黄色花砖雕镶边，蓝地金字，隶书六字“善应长安禅林”，正中上方刻有一枚印章，篆书四字：皇六子章。
长安寺原名善应寺，后来改为长安寺。具体何时改的，未能查清。“禅林”之名说来也有些怪，因为据我查到的史料，西山一代诸寺院，明清两代多为贤首宗（也称华严宗）掌据，只查到清末至民国初年，有位临济宗僧人寿天禅师曾主持长安寺寺务。而这匾署名“皇六子”题写，乾隆年间的事了。不知背后有何故事，存疑于此。
“皇六子”说来也鼎鼎大名，他叫永瑢，是乾隆皇帝的第六子，十七岁封贝勒，不到三十岁封质郡王，三十岁那年做了《四库全书》的总裁。《四库全书》修成呈给乾隆皇帝审阅时，“著作人”署了十二个，永瑢排在第一位。清宫档案里还有一份《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奉旨开列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长长一份名单，从正总裁、副总裁、总阅官、总纂官，一直到收掌官、监造官……三百多人，排在第一位的仍是“皇六子多罗质郡王”。近年因为电视剧红遍大江南北的纪晓岚，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
说句题外话，有意思的是，《四库全书》一编十几年，开编时纪晓岚只是个从四品的“侍读学士”，编纂过程中一路升迁，到编完，已升至当年龚鼎孳的职位：从一品礼部尚书。
永瑢因有才甚得乾隆宠爱，一度被认为是皇位继承人的有力竞争者。四十六岁时，他被封为质亲王，似乎离承接大统又近一步。可惜天妒英才，不到一年时间，白发人送黑发人，他死在了乾隆前边，都没能赶上父皇的八旬万寿庆典。
从这块匾看，康熙十年大规模修缮之后，至少乾隆朝又修过一次，否则永瑢题写不了这匾。
长安寺的塔
长安寺南北两个跨院里，对称的位置各有一座方形僧塔，砖土结构，外层砖雕，内层夯土。我进长安寺时，北院塔看上去只是个塔形的土堆了，几乎整个外层的砖失散殆尽。南院塔保存相对完好，只是塔基破损严重，塔身正中间被人掏了个大窟窿，估计是想掏点宝贝出来，未料想是个实心砖塔，无功而返。
从两座塔的形状看，当初应是同一制式。砖塔正面有一横两竖三条汉白玉，上边镌刻着上下联语及横批。南塔的上下联是：“空华开落归真谛，智果圆成证涅槃”，横批“窣堵遗规”。“窣堵”为梵文音译，又称“窣堵波”，是古时佛教特有的建筑类型之一， 一般是圆形塔状，主要用来供奉佛祖或高僧大德的舍利、法物或经文。
翻阅了一些资料，得知长安寺北院已毁的那座塔，是为贤首宗第三十一世祖量周观公和尚所建，原来上边也有联语：“现身于恒沙劫中，证果在菩提树下”，横批是“常寂光中”。该塔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原来还有额题：“钦命万寿寺方丈、弥勒院开山、传贤首宗三十一世量周观公和尚之塔”。量周观公是一代名僧，据说著述颇丰，不过我只查到有《量周语录》传世。万寿寺就是今天紫竹桥东南侧的那个大院子，是当年的大庙，举世闻名的大钟寺永乐大钟，明代就悬置于万寿寺。西山一代的寺庙，历代住持有多任都是万寿寺住持兼任的。
说到这里，不禁要感慨人生说起来真是种种缘分奇巧。我读高中时特别逆反，一度不想再读书，在万寿寺大院里做了几个月的临时工。当时万寿寺是巴金倡议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所在地，我在文学馆的图书大库里抄了整整一夏天的目录卡片。时隔二十多年，我又因为到了长安寺见到这座砖塔，再度与万寿寺相逢。
南院这座塔，是为贤首宗第三十二世祖惠月承公所建。修建年代应在嘉庆年间，因为联语之后有题写者署名：“清大学士董诰书于嘉庆十二年”。
董诰也是清代名臣，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名叫董邦达，在乾隆皇帝年轻时，做过帝师，赐紫禁城骑马。还是纪晓岚的老师，又是名噪一时的书画大家。董诰呢，也不含糊，乾隆二十九年（1764）殿试的探花。后来历任礼、工、户、吏、刑各部侍郎、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等职，位极人臣。嘉庆皇帝即位后不久，他在铲除和珅的行动中立过大功。董诰死时，嘉庆皇帝亲临祭奠，御制哀诗有“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田庄”之句。
有意思的是，董诰还是《四库全书》的副总裁。从永瑢到董诰，长安寺的文化气息挺浓厚，这恐怕也是我一来长安寺即深爱这地方的潜在原因之一。
长安寺的树
西山八大处在明清时代既是京师著名的风水宝地，也是当时人踏青避暑最爱来的地方。当时这一代有“三山、八刹、十二景”之称。“十二景”里有一景叫“春山杏林”，即指长安寺一带杏树密布，春回大地时节，粉粉白白的杏花怒放，四野芳香，景观宜人。
可惜现在长安寺只有前院尚存一棵杏树。每到杏子成熟的季节，结满又小又黄的小山杏，也没人摘，熟透了就掉到地上，捡起来吃，酸甜俱到好处，味道极佳，绝非超市果摊卖的那些营养液催熟的杏儿可比。
长安寺目前留下的树以松树为主。南院有棵巨大的塔松，夏日威武雄壮，遮天蔽日；冬季略有凋零，松针纷落。因为正处在一个窝风口，一地散落的松针会被吹成一团一团的形状，很像一个个密密实实的蒲团。
长安寺还有两棵白皮松非常有名，在第二进院里，一南一北分列于观音殿前。这两棵树是元代种植的。我在一份“北平特别市社会局”1912年的档案里看到，当年专家在全北京考察，确立了几百棵要重点保护的大树，这两棵在列。
这两棵树现在由政府派专人负责，每年都会在树干旁一两米远处，通过特殊管道对古树施加营养液，因此至今生机勃勃。
释迦牟尼殿前也有两棵白皮松，种植年代应该比前述两棵稍晚。春夏之际，常有小松鼠在树杈间蹿蹦跳跃，玩得不亦乐乎。有几天下午我闲来无事，站在树下和小家伙们互动，我出点声音，它们就蹿跳一下；我静默，它们也按兵不动。如此这般，不觉晚霞满天。
长安寺的人
长安寺建寺以来，不知经历了多少任住持，接纳了多少僧人在此修行，我掌握的资料有限，无法验明，只能知道些片段，比如前边讲到的量周观公、惠月承公以及寿天禅师都与之关系密切。资料查到民国年间渐渐多起来，而且不少细节的原档都还能看到。在此择取1930年至1952年这段时间的部分档案呈现于此，管中窥豹，从中大略可见长安寺的衰败，以及当年长安寺僧众的部分生活状态——
1930年6月24日，长安寺住持化尘（三十一岁，籍贯河北宛平，俗姓郑）向北平特别市社会局呈报长安寺地产：
为报请庙产登记事，窃僧在西郊香山四平台门牌七十号长安寺充当住持，现为遵章登记庙产。僧寺共有佛殿群房四十一间，庙内外山地二十亩，住持一名，工人二名，其余器物列表附呈，外所报并无隐匿等情，理合遵章具保，呈请准予登记是为公便。
寺庙登记条款总表：
募建，明弘治十七年，康熙十年重修，为檀越公德。光绪二十五年为僧师（注：寿天和尚）出资重修。
房屋间数：大殿九间，配房三十二间，将倒塌者居多数。
土地亩数：庙内外山坡地二十亩。
法物种类：大铜钟一口，小铁钟一口，铁典□一个，铁磬一个，旧鼓二面，木五供一堂，石碑一座，树六棵。
（大铜钟由明代铸造，上有刻字为证。余者历代所传所为取得信仰供佛用。）
佛像神像：前殿关帝铜像一尊，群神泥像九位。中殿三世佛木像五尊。后殿娘娘泥像十一位，小铜像一尊，玉皇木像一尊，韦陀配神三尊。
1935年3月11日，化尘以病请辞住持职。证果寺住持宽广（时年六十一岁，河北衡水人，住德胜门外华严寺）等呈请“北京特别市社会局”，由本容暂代长安寺住持。从现存资料看，化尘的“辞职”并非生病原因，其中不少隐情，比如有其他寺庙的人到政府告他在寺内滥砍树木，还有人暗讽他有精神疾病，等等。这批资料看得人很无语——当时西山一带僧团这一小社会，貌似并不清净，尤其是在贫穷状态下，更是面目多有不善。
本容接替长安寺住持八年后圆寂。1943年11月，还是宽广和尚呈请社会局——
为呈请事，窃查本市西郊八大处翠微山长安寺住持本容和尚，业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因病在华严寺圆寂，所遗长安寺住持一席，由本贤首宗全体各寺于十一月八日公推拈花寺住持量源代理该长安寺住持。查该僧量源精诚久著，堪资整理，除分呈北京佛教会备案外，理合备文呈请钧局照准指示备案实为公便。
后附量源履历——
法名实淮，字量源，现年四十八岁，原籍河北邢台县人氏，宋氏子，五岁出家，投本县龙华寺礼成林师，祝发于民国四年冬，诣西山戒台万寿寺，依达文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民国十七年回拈花寺，十八年八月十六日授拈花寺住持。
社会局派了人来，找报告人问话，档案亦有留存——
长安寺同宗本家问话记录（1943年11月29日）：
问：长安寺为何尚未推行正式住持？
答：因该庙庙址偏僻，收入甚微，不能供养一人生活，曾公选真武庙仁道接充，仁道不肯，故共同议决暂由拈花寺住持量源代理住持，俟年景稍好再行公选正式住持。
问：本容对该庙有无纠纷债务？
答：并无纠纷债务，本宗共同负责保证。
问：量源代理住持该庙派何人照管？
答：拟派一僧人照管一切，用费由拈花寺担负。
以上所供均系实情。
签名：佑圣寺钟钵广济寺清源延寿寺证和静默寺本利静业寺玉□宝通寺慧澄东观音寺玉玺寿兴寺崇辉西方寺永安广慈庵碧山拈花寺量源灵光寺寿□香界寺德福梓潼庙法魁贤良寺圣泉慈恩寺慧明观音寺普贤福□证果寺宽广
1950年，新中国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园管理委员会出了一份“西山八大处及退谷山场调查报告”。报告称：
长安寺（一名善应寺）……有房屋四五十间修饰不久均能使用（除大殿外），方丈僧亮远现住京，副僧住龙王堂内，现由劳大住用。用具全。在其所属境界内有私人别墅五处，坟地一处，分述如下：
一、无量寺和尚坟，其东有看坟房一所，石片房七八间，现由派出所住用，该处居长安寺南头。
二、王荫泰别墅在虎头山东南山坡上，有房二十余间，西式□□并有卫生设备，用具缺少。有一两间房已塌顶露天。王系伪华北政府委员长大汉奸，该房间未处理有人看管。
三、冯国璋别墅。有石片房五间，在王荫泰房下方，门牌八十号，是冯大儿媳所建，用具不多，房没人用，经□抹后能用，亦未处理。
四、钱方世别墅在长安寺北，小药铺西上坡，隔干石河上岸，有楼房十余间，现在由劳大使用，钱曾任盐务总署职务，现由李贵看守。
五、钱文广别墅在长安寺北，大门斜对小木桥，中式房十五六间，用具全，看守人张宝才，房由劳大使用。钱曾在盐务总署做事。
六、曹立明别墅在长安寺斜对门河北岸上，国民小学南（中隔孔宅）有楼房与平房二十余间，地面系买自赵庆华的，房屋尚完好，庭园秀丽，家具不全，现劳大使用，该房尚未处理已没人看管，该主系前伪国民党十六军军需处长。
1951年4月13日，灵光寺心明和尚提出将灵光寺交由公园管理委员会。当时该寺驻有劳大医疗所及工兵营。
1952年11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致函北京市公园管理委员会称：
一、查西山八大处风景区业经我局将第二处至第八处等七座庙产移交你会接管，兹据第一处长安寺际厚和尚呈称“我要把长安寺交与公家，并要求点待遇解决生活困难”等语。
二、特此函请你会将该庙予以接收，以便统一管理该风景区庙产，并请你会援例给际厚和尚以适当照顾，希即查照办理回复为荷。
至此，长安寺作为一个寺庙，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附记
我在长安寺修庙，时有亲朋好友来参观，又遇巧事两桩，记在这里。
有一天作家赵赵来玩，甫一进院，就盯着门前的影壁出神。那块影壁应该也是没挪过地方的老物件，上边书有四个大字：“登欢喜地”。
赵赵当时并未多说什么，后来走时又盯着那块影壁看，似在回忆什么，最终一脸狐疑地走了。当天夜里，她的狐疑谜底揭晓，她从MSN上发来一张照片，竟是大约二十年前她在那影壁前的留影。赵赵小时住在石景山，离长安寺很近。可她现在已经想不清当初是怎么来的这儿，又怎么留下了这张照片的。
还有一天我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来访，在院里溜达的时候，他不时挠着头皮说：我怎么老觉得这地方我来过啊！我当时开玩笑：梦里来过。
第二天一大早，我那同学兴奋地打电话来：对长安寺来说，你可得算我晚辈，我不只去过长安寺，我出生在那个院儿。
当天下午同学带着他年迈的父母就来了，两位老人从进院门那一刹那起，就不停欷歔，直感叹变化太大，都不认识了。原来他俩当年是北京军区的文职干部，他们部门办公、住宿就曾在这个院里。
一路来到第一进院北侧的一间偏殿前，老两口左右打量，最后指着那间房子对儿子说：没错儿！就这间！儿子，你爸你妈就是在这间屋里结的婚。
本文选自《静寄东轩》，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杨葵
摘编/安也
编辑/青青子
导语校对/陈荻雁
曾寿（1878-1949），湖北浠水人，近现代著名诗人、词人，与陈三立（1853-1937）、陈衍（1856-1937）并称为“海内三陈”。所著有《苍虬阁诗集》《旧月簃词》等，其中脍炙人口名句甚多。如众所知，陈曾寿并非桐城派中人，即便收罗甚广的《桐城文学渊源考》中，也未见陈曾寿的名号。不过，我在整理《陈曾寿日记》过程中，很意外地发现他和桐城派有较深的渊源。
陈曾寿著，尧育飞整理，《陈曾寿日记》，凤凰出版社，2023年
一、《陈曾寿日记》与桐城派
陈曾寿和桐城派的联系，在《苍虬阁诗集》或有蛛丝马迹，但难于寻得切实。即便在日记里，这种联系也往往藏在字里行间，我因此称之为“褶皱”里的桐城派。这种文字褶皱里无意史料的抖露，藏在文字删改润色里，藏在人际交往中，藏在陈曾寿不显山露水的古文修养中。
如大多数古人日记一样，《陈曾寿日记》存在相当多的修改，有些修改毫无深义，有些修改则曲有微意。我有幸从中发现陈氏日记的一些删改涉及对桐城派的评骘。譬如宣统二年（1909）六月初七日，陈曾寿读到《汉书·苏武传》，说：“《苏武传》叙及十九年，只平叙，若入后世文家，当作“于时已十九年矣”云云。《两龚传》末极佳，然不善学，易入俗”。此处“后世”两字，是删改后的面目，这两个字原作“桐城”。删改之后，原本指向桐城派的讥刺，就变成对后世文家泛泛的嘲讽了，此可见陈曾寿对桐城派的“手下留情”。须知，《汉书·苏武传》此处本是平平写出“武留匈奴凡十九岁”，陈曾寿推衍其意，语带嘲讽地说，要是桐城派文人写，那就是“于时已十九年矣”。这当然是嘲笑桐城派文家滥用虚词。在陈曾寿眼中，滥用“之乎者也”是文家通病，过于俗气了。
陈曾寿在日记中改“桐城文家”为“后世文家”，原因何在？略微推测，一方面或是因其日记虽具相当私密性，却也在小范围内公开，如其三弟陈曾矩等人均时常翻阅，同时代见过其日记者至少还包括友人傅岳棻（1878-1951）等。于是，陈曾寿不能不考虑这一激烈评论在当时的影响。另一方面，或是陈曾寿担心后来人如若见此，自己难免要遭受好骂人之讥。而更大的原因，我想，应当是陈曾寿后来对桐城派的认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才有此删改。
陈曾寿与其弟陈曾矩合影，左为陈曾寿。照片原件由陈氏家族后裔珍藏
在1909年写下对桐城派的讥刺日记后不久，陈曾寿与桐城派文人接触日趋紧密，对桐城派的印象也大为改观。通读《陈曾寿日记》可见，时间越往后，陈曾寿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愈多，而评价愈高。试看1947年七月初八日，陈曾寿在日记中写道：“闻月之十一日为木公七十生日，以联为寿：湘乡临事无苟作，桐城老师皆大年。”寿联当然不无恭维成分，但这副对联却非常贴切。上联明写曾国藩临事敬作，自然表彰李国松（1877-1950）的处世姿态，又令人想起李国松的家世，想起其父李鸿章（1823-1901）的勋绩。下联则标举李国松的桐城派文家身份，令人想起他作为马其昶（1855-1930）高弟的文章成就，而最终以桐城派文家享高寿收束，又凸显祝寿之旨。由这副寿联，不难见出陈曾寿对桐城派文家的称许。
《陈曾寿日记》隐含了陈曾寿与桐城派的一段生长性的接触史，这是一段被文学史所忽略的个体与文学流派的交往历程。
陈曾寿与桐城派文家的交往，起点很高，一开始就接触到马其昶这样第一流的桐城派要角。宣统二年三月十五日，陈曾寿兄弟等人在北京游玩畿辅先哲祠，观赏海棠花，偶然遇到马其昶，日记不过寥寥一笔，“遇桐城马通伯”，可见是泛泛之交。然而，仅仅两个多月之后，陈曾寿对马其昶的印象大为改观。宣统二年六月初二日日记载，“九钟起，访马通伯先生，宗旨甚合，近世难得之老辈也。”居然发现两人志同道合，对马其昶的评价也相当高了。六月二十一日，陈曾寿拜访马其昶，有过一次长谈。此后日记陆续有一些拜访马其昶的记载，不过由于这之后日记有许多残缺，我不清楚他们具体交往的频次及交游情形。只是，根据《日记》所载马其昶去世之后的记载，已可见他们的交往相当密切。1932年四月初一日日记载，“写《马通伯墓志铭》”。马其昶家人决定将墓志铭交由陈曾寿书写，便是两人关系极其密切的写照。
马其昶，安徽桐城人，近代著名文人，著有《抱润轩文集》等
在与马其昶的交往之外，陈曾寿与桐城派还有诸多其他联系，他有许多交游管道去认识桐城派。他曾品鉴过桐城菜，如1932年十月廿六日记载，“君任约同立之在萧功庭家吃桐城菜，饭后来谈，二钟去”。这可能是“桐城菜”一词在历史上首度亮相，同席的陈祖壬（字君任，号病树，1892-1966）、周学渊（字立之，周馥第五子，？-1953）、萧功庭（疑为桐城人，曾在湖广总督府为官）等人均与桐城有渊源。这其中，陈曾寿与新城陈祖壬交往最为密切，日记提及陈祖壬者不下二百次。根据陈曾寿之子陈邦直《味冷斋日记》记载，陈曾寿在上海逝世之后，陈祖壬是少数常来祭奠者之一。陈祖壬是桐城三祖之一姚鼐（1731-1815）重要弟子陈用光（1768-1835）的族裔，也是马其昶的及门高弟。陈曾寿有《寄君任》诗一首：“太傅当年序赠欧，桐城风义极绸缪。斯文谁作中流柱，家学重看太乙舟。此事百年关丧乱，瞀儒几辈堕沟犹。功言一手湘乡盛，莫遣虫鱼徇白头。”此诗道出陈曾寿对桐城派师友渊源有相当深刻的认识。首联提及曾国藩名作《欧阳生文集序》，正是这篇文章概括了桐城派传衍天下的历程，其中也涉及桐城派在江西新城（今江西黎川）的发展。嘉道年间，新城人陈用光（著有《太乙舟文集》）是姚鼐最重要的弟子。陈曾寿早早认识到这一点，并以之勉励陈祖壬。不过这种勉励最终仍以曾国藩作为最要要求，他特别提到“功言一手湘乡盛”，指出曾国藩所继承的桐城统系包括事功与立言两方面，希望陈祖壬在立言之外，重视事功。
桐城派文人的事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首推曾国藩，而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特别指出：“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可见，曾国藩的事功目的在为立言开拓太平的环境，而其所再造的“同治中兴”，正应从这个层面加以认识。陈曾寿所勉励陈祖壬者也正在于此。不过陈曾寿等人所寄望者并非王朝的中兴，而是清朝的复辟，与曾国藩稍异。辛亥鼎革以后，如陈曾寿一般依然忠诚于清王朝的旧官僚、旧文人选择在租界、在繁华大都市开启新的生活。这既是大隐隐于市的智慧体现，同时也便于他们完成复辟宏业的蛰伏之举。
前文陈曾寿曾谈及马其昶的宗旨甚合，想来并非指文章宗旨趣味相投，而更多指向他们政治见解的相契。在为陈祖壬旧藏《惜抱轩书札》一卷所作跋语中，陈曾寿明确写道：“当惜抱之世，汉帜方嚣甚，群以攻宋学为能事，惜抱独立不惧，明辨笃行，师友所渐，闇然日章。曾湘乡用其绪馀，遂勘大难。学术之关乎世运，岂不大哉！今道丧文敝，间有所谓学者，其琐碎处之妄谬，又为当时为汉学所不及料，盖斯文之丧，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君任学承先矩，斐然抱忧世之志，他日转移风会，吾不能无深望也。”此中消息，大有深意，约略推导，不难想见陈曾寿对彼时时事及学术深为不满，因而希冀有人发扬桐城之学的余绪，以姚鼐、曾国藩为榜样，以学术来转移世运，最终完成时代风会的转变。
如上论述所透露的政治消息，对桐城派现代命运有相当影响。桐城派人物的政治热情在清朝尚未覆灭之前，是王朝内部有志之士的道德自励与士大夫精神之呈现，是封建社会士人内部精神之一流。正如1933年年间，陈曾寿称赏陈祖壬为周学渊所作《息庵记》，特录于日记。陈祖壬此文从马其昶最为擅长的《易经》之学出发，对“乾之象”、“随之象”加以发挥，高度称扬周学渊由曾国藩、胡林翼（1812-1861）而“上窥古先哲之道”的志向，从中不惟得马其昶学问精髓，也能见出现代桐城派人的人生蕲向与政治抱负。但在辛亥革命之后，桐城派人物的政治热情至于现实中，须在不同政权间作抉择，各事其主，也必将在历史上承担不一样的政治后果。清遗民陈曾寿参与过张勋复辟，并最终在“伪满洲国”任职。陈曾寿在“伪满洲国”任职期间，频繁往来北京、长春等地，这些经历载于日记，涉及不少桐城派的现代人物。他所记溥仪身边的桐城派文人，如其弟陈曾则曾教溥仪太极拳，自不必说。“桐城七大家”之一的叶氏家族的叶玉麟（1876-1958）、叶葱奇（1904-1989）、叶参（曼多）父子，也多见于《陈曾寿日记》。叶玉麟是马其昶弟子，父子均活跃于“伪满洲国”，这与叶葱奇岳父郑孝胥（1860-1938）关系密切。相关桐城派文人的活动在《郑孝胥日记》中早有披露，只是，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将近代文坛上的“同光体”诗人群体与桐城派文人视作两股势力，而忽视他们在同一时空下生存。于是，郑孝胥、陈曾寿等人的日记遗憾地未引起桐城派研究者应有的关注。
尽管主要以古文面目垂世，桐城派始终致力于亲近权力核心，有很强的政治特性。从康雍乾以迄于末代皇帝溥仪，桐城派重要文家无论身在朝还是在野，终究心忧魏阙，一遇机缘，总是跃跃欲试，流露浓厚的政治热情。于是，即便溥仪出关而建“伪满洲国”，悖谬十分，但不少桐城派文家仍趋之若鹜。《陈曾寿日记》所揭露溥仪身边活跃的桐城派文人群体，令人想起“桐城谬种”这一贬斥桐城派的现代思潮并非无因。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刻意贬斥桐城派，在今天看来未免有失偏颇，相关研究也早已揭示类似的论争并非单纯的文学与文化问题，而与政治因素密不可分。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从张勋复辟一直到“伪满洲国”的建立等重要事件上，桐城派文人的身影不断闪现。这或许说明，桐城派在1919年势力日趋沦丧，桐城古文的衰落并非主因，桐城派人政治站队普遍错误才是根源。由于桐城派内部成员的复杂性，也由于中国现代政坛上权力格局不断变化，在新旧政权的对垒中，自然也不乏有相当数量的桐城派文人跟上时代，跻身进步政权的阵营。不过，从历史的后见之明去看，总体而言，这一相对保守的文化阵营的政治嗅觉总归不够灵敏。
二、陈曾寿的古文修养
从《陈曾寿日记》看，至迟在1930年代，陈曾寿已对桐城派的故实相当了解。日记中有较多对方苞、姚鼐的评语。或许受马其昶、陈祖壬等人影响，陈曾寿对姚鼐评价相当高，在许多方面均以姚鼐为评判准绳。1938年正月十六日，陈曾寿作《刘鲤门五十生日书洗心礼佛图求题（其人好戏剧）》诗，首联即为：“当年惜抱数朋俦，倾倒无如王梦楼。”这是以姚鼐的交游为典故，用作诗料。陈曾寿也深谙姚鼐为代表的“桐城诗学”，在为御医徐苕雪（1876-1950）所选苏东坡诗题记时，陈曾寿提出一些异见，认为：“如东坡《黄州寒食》五古二首乃千古绝[唱]，只取一首。此病虽惜抱不免，极可怪也。”虽是批评，却可见陈曾寿阅读过姚鼐编选的《今体诗钞》，且通常服膺姚鼐的诗论。等到陈曾寿担任溥仪皇后婉容（1906-1946）老师以及教授逊清宗室弟子时，他更将桐城古文作为选本教材，今存第十八册《芳香无闻室日记》，即涵括陈曾寿手抄姚鼐《游双溪记》《游媚笔泉记》《书嵇康<琴赋>后》文章三篇。陈氏对姚鼐相当崇敬，及至后来，更由学术文章而及于书法。如1933年三月廿九日，陈曾寿在蒯若木家观赏姚鼐书札、吴昌硕（1844-1927）的字画等，以为“惜抱气味尤静穆可爱”，可见已是偏爱姚鼐的书法了。
不过，陈曾寿毕竟不曾自诩桐城派中人，没有门户之见，于是他对桐城派的诸多认识也就相对客观，颇具参考价值。譬如对方苞（1668-1749），陈曾寿重其文，但对其行事及道学，不乏批评。1933年五月二十九日日记云，“强志来函，寄八股两篇……强志文颇近望溪，其心地可知其安净也。”对弟弟陈曾矩（号强志）寄来的八股文，陈曾寿颇为赞赏，而最高标准乃因其造诣接近方苞。而对方苞之极端道学思想，陈曾寿则不吝批评。1933年七月十八日日记载有陈氏两条札记，即认为方苞批评汤斌（号潜庵，1627-1687）以及唐宋八大家除韩愈（768-824）以外“皆不知道”过于苛刻。陈曾寿甚而严厉地认为方苞“乃真不知道者”。方苞那种真理在握的道学先生的盛气凌人，为陈曾寿所不喜。1933年十二月廿日，陈曾寿于日记中对比黄宗羲（1610-1695）、钱谦益（1582-1664）文章，又以为方苞“有自信太过处”，如《送雷惕庐归闽序》《礼部侍郎蔡公墓志铭》均有可笑处。凡此，都可见陈曾寿对桐城派重要人物的文章学术均有涉猎，且自有主张，每能心平气和对待。
陈曾寿并不以古文名，且集中刻意不收，然他对古文非无见解。1932年十二月十九日日记抄有袁枚（1716-1798）《与程蕺园书》中一段，以为“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见长，果有其本矣，则源泉混混，放为波澜，自与江海争奇；考据家似火，非附丽于物，不能有所表见。极其所至，燎于原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烬也。以考据为古文，犹之以火为水，两物之不相中也”。由此窥测陈曾寿古文的宗尚，接近桐城一派。故对桐城派文家的文章，陈曾寿也颇能欣赏。1933年二月十二日日记日记云，“李木公为作《纪恩室叙》，文思甚曲。君任来函，附为立之作《息庵记》，文笔俊爽而有馀味，亦近世古文家之不可多得者也。”他对李国松、陈祖壬的文章，评价很高，以为是彼时古文家中难得的佳作。而评骘现代古文家，陈曾寿尤具卓识。 1932年十二月廿八日陈曾寿与溥仪（1906-1967）有过一次很长的谈话，提及当时文坛状况，也肆意品评文家优劣。日记记载溥仪开启话题云：“袁思亮的文好”。陈曾寿接着对答云：“是前两广总督袁树勋之子。陈三立之古文较诗好，现可谓中国第一。袁思亮是其弟子，文章亦好。”溥仪对逊清遗老遗少的文章颇有识鉴本领，能见出袁思亮（1880-1940）文章好，即此一点，也可见溥仪并非《我的前半生》里所塑造的“无知混沌”状态。而陈曾寿与袁思亮交情颇深，知根知底，明言袁思亮为陈三立弟子，其文章乃从陈三立而出。此外，陈曾寿更于近代人物中特为看出陈三立的古文造诣，以为文胜于诗，极具卓见。毕竟，陈三立以诗歌鸣世，古文虽工，却难免为诗歌所掩。今人徐梵澄独能识陈三立古文之妙。1988年12月5日，扬之水在徐梵澄家中，亲闻徐梵澄为其读陈三立《南湖寿母图记》中一段文字，且赞不绝口：“真好文字，文字好哇！”（扬之水《〈读书〉十年：一九八九—一九八九》，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280页）有趣的是，《南湖寿母图记》正是陈三立应陈曾寿兄弟之请而作者。
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传统文人学者在诸多艺文领域均有很深造诣，而对外示人往往只在某些方面。陈曾寿甚少作古文，存世的有限几篇不过是不得已为人所作的序跋记文而已，如抄录于日记中的《义犬记》《琴园记》等。这种良工藏拙的本领或许也借鉴自桐城派。陈曾寿为陈宝琛（1848-1935）词集题跋中，提及陈宝琛将手订词作交付陈曾寿评定，并说，“余少年喜为词，继有儆于惜抱之戒，辍不复作”。可见陈宝琛与陈曾寿都深谙姚鼐中年以后不复作词的故事。在那个广为流传的学林故事中，姚鼐早年喜作词，继而因王鸣盛（1722-1792）的提醒，此后终生不再作词。这则故事见诸于姚鼐《惜抱轩词题识》：
词学以浙中为盛，余少时尝效焉。一日，嘉定王凤喈语休宁戴东原曰：吾昔畏姬传，今不畏之矣。东原曰：何耶?凤喈曰：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也。东原以见告，余悚其言，多所舍弃，词其一也。
熟谙桐城掌故且精于词学一道的陈曾寿，对此并不陌生。也许正因为此，陈曾寿有选择地避开古文，而将诗词作为自己文艺面目的大宗呈现在世人面前。或由于这层缘故，使后世的文学史研究者不易看出陈曾寿和桐城派的深层联系。
三、桐城派研究向“含桐量”低的日记迈进
由《陈曾寿日记》管窥陈曾寿与桐城派的关系，进而思考桐城派现代遭遇这样规模甚大的学术命题，这种研究途径的提出，风险甚大。不过在每年不乏三五个主旨为桐城派研究的学术会议接续召开背景下，如果会议上没有学者做一些冒险的报告，未免枯燥。由《陈曾寿日记》引致桐城派研究的一些思考，或许不无兴味。譬如，近现代桐城派研究在高度关注桐城派的文章及文章理论之外，也应重视桐城派文人的品格，注意这一文学流派尽管随时空而变化，但其文章乃与品格相济相通。
促使陈曾寿对桐城派整体观感变化的主因，并非“桐城义法”或是桐城派文章的文学魅力，而在于他所交往的马其昶等桐城派人物的品行与人格魅力。以往的桐城派研究，研究者过于看重桐城派文章学术，对派别人物的人格魅力无疑有些忽视。如欲更好地测度桐城派的影响力，则在桐城派文章之外，研究者更要留意桐城派人物的个人魅力。从桐城先贤左光斗（1575-1625）、戴名世（1653-1713）等人逸事及著述在桐城派内部流衍来看，桐城派不惟崇尚气节，且每能身体力行。早在道光年间，李兆洛（1769-1841）为姚莹（1785-1853）文集作序即指出，“桐城气节、文学高于江左”（《姚石甫文集序》）。文学与气节，原本是桐城派相须而生的两翼。李兆洛这一评价尽管是针对明末清初以来桐城一地的人物及文章而论，却也无妨代表此后桐城派的面向。以马其昶而言，其人在近代声名特高，一方面固然由于文章学术造诣特深，而更重要者在于他本身是光风霁月般的人物，时人莫不推许。现代桐城派的卓著影响力，正与马其昶等人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譬如，陈曾寿弟弟陈曾则（1881-1958）因纂修《清史》与马其昶交往颇多，深受影响，最终成为桐城派传衍至湖北的重要人物。由于身边亲近者或多或少都与桐城派核心人物有交往，或本身即是桐城派成员，耳濡目染，陈曾寿对桐城派的认识不难逐步深入，而最终有相当地理解。
由此，久被忽视的桐城派人物研究应当被重新重视。因人及文，知人论世，原是传统文学研究之正途。而近现代历史人物，如其人有日记存世，则日记无疑是最佳的研究切入口。如《陈曾寿日记》一般的无意史料，有助于扩充桐城派研究的史料范围，为这块蓬勃的研究园地带来有“增量”的新材料。同时，日记这样稀见的无意材料，所揭示的人物交往关系及其他隐秘信息往往令人大开眼界，可能激发桐城派研究的新面向，避免研究者在“过熟”的学术园地中重复劳作。更为重要的是，对桐城派而言的无意史料，对其他研究者而言可能十分“有意”。由此，无意史料有助于提醒桐城派研究者跳出“小圈子”，从而将桐城派研究领域建设得更加开放，不断邀请到新的学术访客。
《陈曾寿日记》这般“含桐量”低的日记，原本与桐城派研究关系较远，但在桐城派研究因“过热”而“过熟”之后，不免成为研究所必须的“新材料”。利用这类日记从事桐城派研究，大概有两类主要途径。一类是扎根桐城派研究，因研究既定目标所需，接触相关日记开展研究。另一类则是因日记中之隐秘材料，而走向桐城派研究。应该说，两类方法各有利弊。如果以桐城派研究为起点，必然自带一定视角，形成有目标、有模式的路径。研究者易于在既有学术史基础上延展话题。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类研究是从材料、方法到结论上，因其有章可循而易于模式化。毕竟，就此类研究而言，日记往往只作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例证被随意使用。而从大量稀见日记出发的桐城派研究，则可能为“含桐量”低的日记带来文学史研究的新意。研究者因阅读日记看到新鲜材料，有助于催生一些奇妙的联想，从而在材料和结论上为桐城派研究带来真正的“增量”，并摆脱那些重组“过熟”材料推出的所谓“新结论”。不过，我想，以“含桐量”低的日记推进桐城派研究终归是稀少的，因为这类研究恰如在大海中以小网捕鱼，研究者可能在翻阅数部日记之后，依然一无所获。
如果一定要利用“含桐量”低的日记，在桐城派研究的细分领域做出成绩，应该怎么办？我想，诚实的研究者不妨先问问自己，究竟是有意从事桐城派研究还是无意间闯入其中？在这次桐城派研究学术年会上，大部分的学友都是有意研究，既是有意研究，就尽管大胆预设相关研究目的，再去挖掘相关日记材料。如果是因阅读日记而无意闯入桐城派研究阵地的学人，则何妨尽情享受新材料带来的可能惊喜，当然，在许多时候，也要做好长期忍受劳而不获的失落感的准备。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桐城派文章观念史研究”（AHSSKQ2022D202）成果，原题《无意史料“褶皱”里的桐城派——以〈陈曾寿日记〉为例》，报告于2024年1月14日举行的“2024年桐城派研究学术年会”上，整理时有删节）
〇一四年春，在清华园，我正对博士论文《沈祖棻词作与词学研究》进行最后修订。某日，得到沈先生外孙女张春晓老师的联系方式，连忙询问：还有没有尚未出版的文献资料可供我一阅？她很快回复我说：资料基本已公开发表，只有几卷日记，琐碎不足观。于是我将精力全放在已有文献中。两年后，博士论文获得中华诗词研究院的资助得以出版，而我也来岭南教书、生活，一晃便是十年。
《沈祖棻全集》（张春晓 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二〇二四年春，新版《沈祖棻全集》出版，里面包括之前从未面世的日记部分。拿到春晓老师寄来的书籍，在似乎同样的春日窗前，翻看这位江南才女晚年日日所书，才知道当年春晓老师实不欺我，那数万字的日记如流水账般，全是对日常饮食、生活琐碎的零星记录。日记自一九七五年开始，至一九七七年结束，是沈祖棻最后的文字存世。写完最后一篇日记的第二天，她与丈夫程千帆携外孙女早早一同前往沪宁旅行，归来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而亡。
日记所记的都是些什么呢？举一二为例：
早七时欠10分出门，乘15路过江，送千帆至小佳处，次早返沙洋。九时廿分至冠生园买豆沙包，进早餐。至百货公司及绸布店，未买成一物……（1975年3月21日）
早起腹部坠胀，恐病复发，甚忧急，续写帆信。上午洗蒸腊肉，因一挂门后不通风，已绿霉，先吃，大刷洗。又弄花菜、蒸饭，未能休息。腊肉味极佳……（1975年3月28日）
大抵如此。六十七岁的沈祖棻，独自居住在武汉偏远的山村，路僻人稀，身老多病。程千帆当时被下放沙河，独女程丽则新为人母，另居他处，书籍也大多分送他人，手边“甚至无好小说看，也不能有以前在苏州南京时之戏曲歌舞可看，即像武大以前之请剧团来演及组织去汉口看戏，亦不可再得矣。退休亦无意义，出游则无论远近，脚力精神不行……一切无意义，无趣味”（1975年4月8日）。除了个别的日子——女儿回家、熟人前来、收到友朋来信，大部分时光，沈祖棻的日子是寂寞无趣的。她早些年生产时误遇庸医，之后做过多次腹部手术，老来肠胃愈发不好，当时物资紧缺，购买不易，住的地方也很差，潮湿，漏雨，因此日记里花了很多笔墨记录饮食细节、购物琐碎、日常细事等。
沈祖棻（1909-1977）
翻看日记，有时真为她着急。比如许多日记都提到的生火，“起来须自管火”“火添迟无底火，仍欲熄，又添未熄”“起看火，因昨浇水太潮，已熄，重生”“写信忘看火，将熄”……生火似乎是每日头等大事，偏偏她在这方面似乎是有点笨拙，以至于全集的编者春晓老师不得不解释道：“当时国家经济困难，生活物资紧缺，购买家用蜂窝煤饼，不仅需要按月凭票，且供不应求，质量低劣，不是燃烧太快就是容易熄灭。日记中，经常为生火、封火、熄火而忧心忡忡。”
又比如，明明她在日记里写“睡不安”，但晚上九时多“又炖水及熬咖啡”。她显然不是很擅长烹煮，所以多次记录烹煮失败的琐事：
拟烧南瓜……火起快，又暂忘，油烧干，冒火……即端锅，已烧焦……（1975年8月29日）
面又发太过，再加粉未揉透，蒸出不松软，比上次还略差，更结硬些。又蒸土豆发面稀糊，亦不好……（1976年7月22日）
做起家务来，她很容易累，如为了省力不做或少做，又“吃得不舒服”。相比起来，她写起诗来飞快，如某日写定二十五首诗，“仅一个半晚上，半个上下午，可算很快”。才女因而自叹道：“总结经验，做饭菜比做诗写信累多了。”
衣食住行的流水账……没有了《辩才禅师》里浪漫的想象，没有了“有斜阳处有春愁”中丰沛的才情，连“暂将词赋守心魂”的活力也没有了。那些属于才女、诗意、“沈斜阳”的美誉，在晚年的日记中消失殆尽，连踪迹似乎也全无——但是，且慢，她还是留下了几笔关于作诗的记录，虽然那么潦草、匆匆，如“夜间做寄刘、陈诗各六绝”“做寄介眉诗十绝”“起抄诗寄石斋”“改定抄写中秋二首五律”等。经由春晓老师的努力比对，现在，我们可以对照着看这一时期日记与诗歌的书写了。
所谓“夜间做寄刘、陈诗各六绝”，是指《得君惠书，却寄》六首及《孝章闻君惠得余消息，欣然过访，因寄》六首。“做寄介眉诗十绝”，是指《得介眉塞外诗，奉寄》十首。刘君惠、陈孝章是她避难四川时的友人，介眉即游寿，是沈祖棻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知己。“起抄诗寄石斋”，是在给友人高文的信中抄录她之前所作《岁暮怀人并序》组诗等。“中秋二首五律”指《中秋日雨夜晴，有作》二首。来看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中秋节的日记：
早起一切毕，雨止，去小店买月饼，出门又有小雨，仍去买了广月果仁的一份半，小豆沙的半份……作诗二首。午饭吃包及南瓜。午后雨止，晚开一烤麸罐，炸点花生，月出，独饮刺梨酒一小杯，久变味，又改吃白酒半小杯，仍剩了一点。吃包。饭后独坐门外赏月，夜凉，人皆进屋，幽寂之至。久坐亦凉，遂于九时半进屋，吃半个月饼，续写上一天未写完之施信，并改定抄写中秋二首五律，并近诗附寄之。十一时半睡。接淡芳信。
日记中提及的“中秋二首五律”为：
佳节愁风雨，耽闲远冷疱。
团圆付离别，游赏隔朋交。
娇女无休沐，邻家自酒肴。
心魂暂相守，诗句莫推敲。
嫦娥亦幽独，相望莫相哀。
岂洒伤离泪，还倾对影杯。
得窥金镜满，终喜碧云开。
饼饵前村卖，犹余老兴催。
日记的流水琐碎与诗歌的凝练深隐恰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日记中昏昏碌碌的寻常老妪，一提起诗笔，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才情焕发的才女，写出“嫦娥亦幽独，相望莫相哀”的佳句。虽然她自嘲“春风词笔都忘却，白发携孙一阿婆”（《友人诗札每有涉及少年情事者，因赋》），也说“旧谱新词意久疏，传经著论也成虚。偶逢少年来相问，村媪今年六十余”（《答问》）。
但恰是在这几年中，她写下了大量赠友诗，日记里记录了这些诗的写作背景：
故人多来书，情谊深长，久别如旧，亦使人喜慰，不至一切皆无意义也。（1975年4月15日）
连日得诸老友信，无论长短，均旧情洋溢，具见友谊，非泛泛之比也。（1975年4月19日）
那个年代，知交们与时沉浮，命运多舛。有些生死相隔，有些相距万里，如果还有书信往来，那真是少有“喜慰”之事，以诗代札，沈祖棻这一时期的诗歌因而多有赠友之作。其中佳作如：
眼昏手痛奈君何，历历眠蚕迹不讹。
淡墨斜行情未了，故人心事老来多。（《介眉老眼失镜昏瞀，手复烫伤，犹作书相问，赋此寄慰》七首其二）
踪迹虽陈涕泪新，草堂花市梦如尘。
元龙已殁千岩病，老却城南旧主人。（《锦城怀旧，寄诸故人》六首其一）
赠友诗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自一九七三年开始写作，之后不断修改，并多次寄赠友人的《岁暮怀人并序》四十二首。该组诗除首尾四首为总写外，其余三十八首均为故交而作。这些友人分别为沈祖棻南京求学时期、避乱四川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苏州及武汉时期的师友同好、同事知音。诗序云：“慨交亲之零落，感时序之迁流……九原不作，论心已绝于今生。千里非遥，执手方期于来日。远书宜达，天末长吟。逝者何堪，秋坟咽唱。忘其鄙倍，抒我离衷云尔。”悯生悲死，组诗第一首云：
尊酒论文思远道，琴弦绝响怆今生。
那堪风雪空山夜，不尽人间感旧情。
（《岁暮怀人并序》其一）
诗情低徊沉郁，悱恻缠绵。组诗旨趣既是追思九原故友，论心今生知交。追忆知交，如写殷石臞（孟仑）：“锦水青溪旧酒垆，石交谁似老相如？三年楚客销魂尽，喜得山东一纸书。”伤逝悼亡，如写曾子雍（昭燏）：“湖边携手诗成诵，座上论心酒满觞。肠断当年灵谷寺，崔巍孤塔对残阳。”诗歌重在为故人画像，如写同窗好友游寿（介眉）：“八闽才调最知名，口角锋芒四座惊。牢落孔门狂狷士，一编奇字老边城。”用字精妙，几类传记。沈诗自其籍贯始，勾勒其形象：才女、善辩、狂狷、精于古文字，至其暮景终，寥寥二十八字，概括游氏一生。
同样的诗歌结构反复出现，用细节提炼勾勒其形象特点，试图以诗为友人立传，有以诗传人之深意。如写凌敬言（景埏），只抓住今昔对比的两个镜头，诗云：“傅厚岗前血溅尘，沉沉冤魄恨奔轮。霓裳旧拍飘零久，谁记当年顾曲人。”凌为沈任教江苏师范学院时同事，一九五九年于住处傅厚岗遭遇车祸去世，诗首二句指此。“霓裳旧拍”“顾曲人”分用《霓裳羽衣曲》与周瑜顾曲典，实指凌敬言毕生从事曲学研究，并曾数次参加昆剧演出一事。某些诗重在刻画友人神韵流转之一瞬，如第二十三首写金克木，破笔是一个生动细节：“月黑挑灯偏说鬼，酒阑挥尘更谈玄。”据传当年珞珈山下常有四人于傍晚一边散步一边高谈阔论，分别是周煦良、唐长孺、金克木和程千帆。他们聊起天来“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杂家金克木精梵文，善清谈，“朋侪中罕匹也”（程笺），诗前二句即重在点出金克木月下酒边谈天说地的神韵。某些诗重在点出友人才华所凝聚之处，如写高石斋（文）：“早筑诗城号受降，长怀深柳读书堂。夷门老作抛家客，七里洲头草树荒。”高文为程、沈南京求学时同学，之后相知多年，可写事迹极多，沈诗如八大山人全幅只着一游鱼的画作，仅突出高文“诗功极深，五言尤戛戛独造”（程笺）此一点，以简省代替繁复，正突出了友人一生才华所系。
程千帆、沈祖棻与女儿程丽则
通过组诗的铺排摹写，三十八位文士的生命图像得以深深烙印于纸上。也许是因为沈祖棻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将友人们的生命故事记录下来，将来有谁会知晓这一段段生命故事？而只要有人追忆，也许往事就不会如烟。因此她尽力从俗事与病痛中挣脱而出，耗费心力，以诗笔为友人书写平生。唯有理解了这一时期沈祖棻的生命情境，我们才能明了：这组诗歌不是兴之所至的书写，也不是偶一为之的追忆，而是沈祖棻精心绘制的以四十二首的组诗结构，以三十八位人物的画像，关联一己平生行迹的巨幅画卷。极端精神压迫下的情感用古诗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一代文士悲剧命运以悲悯的眼光记录，对尚存人世的知己以砥砺相期，这是沈祖棻晚年心血凝聚的诗笔寄慨。
除了写给友人的，这时期沈祖棻最重要的诗作当属《早早诗》。早早是春晓老师的乳名，当时才两岁半。诗歌的缘起，当然是因为她无比疼爱这个孩子。那时周末或其他假期，女儿常带孩子过来陪伴，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她萌发了诗意，且一发不可收，遂成这首长诗。诗中多是实写，如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记：“忽闻东西倒塌声甚重响，接着早早哭，大惊奔出，初以为小凳跌倒，不知被小晏自行车倒跌压在身上，小晏扶车，我和囡扶抱早早，哭了一下，说腿痛，后即止哭，一刻即走动说不痛了……”《早早诗》中遂有：“偷攀自行车，大哭被压倒。婆魂惊未定，儿身痛已好。”又如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记：“帆即到门，早早呆看半天，令其叫不叫。后讲话回房，坐书桌前藤圈椅上，早早注视一刻，忽自动叫爷爷，已想起认出了。”《早早诗》有：“外祖远归来，初见话琐琐。明朝更相昵，爷爷膝上坐。”可以说，这首诗是诗人对幼儿早早生活的实录。诗笔生意盎然，充满生机，如写孩子的调皮捣蛋：“夺帚争扫地，脱衣唤洗澡。玩水瓶时灌，弄火锅空烤。倒罐更翻篮，到处觅梨枣。帐竿当竹马，手杖满地捣。凌空学杂技，一跌意未了。”写稚气言语：“阿母责顽劣，此语使儿恼。鸡鸡不洗脚，上床胡乱搞。狗狗不睡觉，半夜大声吵。我是最乖儿，家家好宝宝。”写活泼个性：“生小爱交游，门前解迎客。一见笑相呼，未尝感局蹐。爷爷与奶奶，阿姨共叔伯。但辨年貌异，不管辈分隔。拍床请客坐，指茶叫客吃。”
诗歌的内容既非常简单，诗歌的语言也特意选择白话口语，力求通俗易懂。但是这首诗又如此特别，令人回味无穷，其奥秘在于诗中浸润着诗人对外孙女无比的疼爱，与对天真童心的呵护与珍视。在诗人看来，孩子的牙牙学语，稚气举动，天真个性，无不使她感到满心的喜悦，同时孩子的懂事知礼，又让她感到欣慰。在推着早早去湖边散步的时候，祖孙俩在大自然中获得了深深的愉悦：“相携看大水，东湖连天碧。沿堤采野花，向波投小石。笑指蝴蝶飞，喜看高鸟击。回家插花瓶，欣赏动颜色。”
在这一刻，琐碎、暗淡、一地鸡毛的现实人生淡去了，生活恢复了本来的面貌：简单、平静、怡然自得，充满美感与诗意。相对笑乐的白发人与垂髫儿，东湖的山光水色与鱼跃鸢飞，温暖的亲情与天地的美丽……读《早早诗》，大部分时候会让人忘记那是动乱未宁的年代，忘记写诗的人浑身病痛且“以为不久于人世”。这诗的背后，不仅是祖母对幼儿的疼爱，也体现了诗人真挚的情感与素朴的天性。
在很年轻的时候，沈祖棻就以一句“有斜阳处有春愁”闻名文坛。在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她写下大量以比兴寄托来讽刺时政的词作，《涉江诗词稿》中向来备受学界重视的也正是这一类作品。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她对生活本身的生动书写：那么多书写乡愁的词句，因思念友人而写的深情诗词，还有对日常情趣的细腻书写。这些作品真正体现了她的深挚情感、淳朴性格，这才是她诗词中最动人的内容。
《涉江诗词集》
除了书写友情、亲情的佳作，还有很妙的书写。当时住处临近东湖，她常“遂至湖边一转”，看大风吹浪，听水声拍岸，日记有几处记录她在湖边散步时所见风景。写入诗中，便有：“盘飧病后朝朝减，衣带新来日日长。饱吸山光饮湖绿，自应肠胃厌膏粱。”（《病中戏作，答诸故人问》四首其一）她常年肠胃不好，但推辞说“饱吸山光饮湖绿”，很幽默，也很诗意。
不必抬高这些日记的价值，大多是琐碎日常的。但配合着日记来读她晚年的诗作，才会知道这些诗作源于何处，又是多么来之不易——在那么艰难的岁月中，她始终没有放弃写诗的执念，并且写出了上乘之作。《早早诗》被舒芜认为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空前未有的佳作”，《岁暮怀人并序》组诗足称她晚年诗艺的巅峰绽放。在庸俗琐碎的日记背后，竟是毕生才情与生命领悟以诗的方式的另一种喷发。然而这岂不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在最私密的日记书写中，她只是记录日常琐事，很少表达心中深意；而在寄友或自娱的旧体诗中，她更坦率地写下真情实感。这不由得让人反思：旧体诗对于沈祖棻这一代文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她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关于日记，可能的解释是，她当时身体不好，所以需要记录饮食细节以便观察身体情况，但这仍然无法解释诗歌对于她的意义。也许，我们只能回到“诗言志”的传统中，才能明白，在放弃了驰骋想象力的小说书写，放弃了“比兴寄托”的词体写作之后，沈祖棻转向旧体诗的书写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形势下她的旧体诗绝对不可能公开发表，她也绝对不可能再以词作对时政加以评点，她的人生重心全在现实而非幻境，所以，她选择含蓄凝练的旧体诗歌书写人生慨叹，写给友人，同时也是写给自己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样的书写并非个案，而是那个时代值得琢磨的现象：当理想凋敝现实惨淡，旧体诗书却写出了一代知识分子彼时的意绪情怀。
沈祖棻的特殊在于，她以女性之眼，以学者之心，为幼儿写下《早早诗》，留下荒芜岁月中珍贵童心的清澈；为亲友写下赠答诗及《岁暮怀人并序》组诗，留下那个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与所有备受痛苦的灵魂曾经的生命轨迹；她也为自己写下抒怀诗作，留下“沈斜阳”搁笔词作后，不曾泯灭的诗心诗意。
《涉江诗稿》，1978年自印本
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程、沈爱情向来是诗坛佳话，前辈有“昔日赵李今程沈”的揄扬。沈祖棻自己有诗写夫妻情深，程先生更是在沈先生去世后，竭力促成沈著的流传天下。知音伉俪，自不必多说。但日记里，却记录了多次两人的口角、作为妻子的不快，如“接帆信二封同到……因雨衣及户口大怒骂怪人，不讲情理，不念恩义，大为气恼伤悲”（1975年9月10日），“与帆闲话比较二区与此间安全程度，争吵甚气不适……可气之至！”（1977年3月28日）这些记录很真实，丰富了我们对这对完美夫妻的理解，也可以更释然自己婚姻中的不快。
今天整理这些日记并出版的，正是当年那个备受沈先生宠爱的外孙女早早。“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是祖孙跨越时间的相聚，也是文字不朽的最好明证。
读完全部日记，抚卷沉思，忽想到十年前在清华园中，日日所见的荷塘与烟云。白云苍狗，人事变化，如今我也步入中年，日日也不过琐碎日常。这些迟到的日记，给我一种领悟：原来最好的诗，并不来自太虚幻境，而来自俗世人间。
本文首发于《书城》（2024年8月号），澎湃新闻经《书城》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