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难过「坪洲站」：天天挤春运，人人扣全勤

在深圳地铁1号线里，固戍站、西乡站、坪洲站，可以称之为西部打工人的“死亡三站”。其中最惨烈的当属坪洲站，毕竟前两个站已经足够把地铁车厢填满了，坪洲站的人还要继续加塞。

“固戍西乡的同胞们再往里面挤一挤，让坪洲的兄弟姐妹们上来。”

话说，日本地铁里有一个“地铁推手”的古老职业，工作就是专门把人挤上地铁（如下图

这图像不像在深圳，被生活挤压得生无可恋的我们。

「 进站排队30分钟，乘车十个站 」

如果你有住在坪洲的朋友，请对他们好一点。因为他们每个早高峰，都在为了能准时见到你们而“拼命”。

排队，才是坪洲人。在坪洲，不要相信中介说的“地铁零距离接驳”，即使你住的地方离地铁口只有5分钟的步行距离，早高峰也要排队20分钟以上。

不管你昨夜加班到凌晨几点，早上的闹钟一响必须立马起床。因为你知道，上午7点至9点30分的上班高峰期，迟一秒，排队进地铁的队伍就长一米，而且每个入口都是如此

日晒雨淋，刮风打雷，排队进站，风雨无阻。这，就是坪洲打工人的节奏。

（坪洲地铁b口的早高峰队伍排至两个路口开外）

美国心理家邓肯说：1.2米是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排队进地铁的坪洲人，1.2米是后面人催你走快点的警戒距离。

对于见惯了大世面的坪洲人来说，绵延两个路口的队伍已经不足为奇，挪十几分钟还看不到地铁口都是常事。几百米的长队没有任何遮荫，晴天晒得汗流直下三千尺，下雨天被后排雨伞流下的雨水打湿整条裤腿。

最要命的是，由于乘客太多，坪洲地铁口附近的信号极差，排队的信号从4G到E，再到“无服务”，你都无法相信，深圳原来是一座5G全覆盖城市。

鱼哭了，海知道。坪洲人哭了，地铁安检都查不到。

（坪洲地铁早高峰 图源：微博）

当你好不容易挤进地铁口，你发现还有安检口、检票口、站台楼梯都早已挤满了人。

地铁里的志愿者不断喊着：“往后走，后面的闸机是空的”。这大概是深圳打工人每天一大早，听到的第一个谎言。

但人是群居动物，大部分人只会挤在第一个闸口处，想穿越这人形盾墙也不是件易事，在不断地推搡间，脚跟稍微不稳就会摔倒。人群太多，地下的氧气被迅速地呼吸吐出，空气逐渐混沌，戴着口罩，更是有种喘不过气来的压迫感。

果然，挤地铁是世界上与人接触最多，但也最孤独的行为。

（坪洲站台 图源：微博“地铁客流及运输研究阿牛”）

由于固戍站、西乡站也有一大批打工人，往常一趟列车到了坪洲，一个车门只能勉强挤进4个人，每个人都前胸贴后背，连掏手机都费劲。

如今取消区间车后，在坪洲站等四趟车也不一定挤得进去。

以前，志愿者还会说：“往车厢后面走，后面的人少空位多”；如今，已经放弃抵抗的他们，只能化身“鼓励师”：大家努力加油，快点上车！

身处其中，我已经丧失了全部斗志，只等着人流把我推到前排，再被后面不知名的“好心人”挤上车。

全勤奖？我已经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了。

（在坪洲挤地铁，全靠一身正气）

「 坪洲站，为什么这么挤？ 」

坪洲站的“拥挤”，是多方面的。

早在1号线还叫“罗宝线”的时候，坪洲站已经是人从众叕了。因为坪洲对于打工人来说性价比太高了！

首先从坪洲出发，20分钟直达南山，30分钟直达福田，45分钟可以到达罗湖。在这条线上集结了大半深圳行业精英。深大、高新园、华侨城、车公庙、购物公园、地王大厦……甚至，深圳最牛的打工天堂“粤海街道办”和科兴科学园，都在这条线上。

对于打工人来说，996不是福报，一站到底不用换乘才是恩惠。

另外，相对于关内的城中村来说，坪洲的房租足够友好，配套也是足够丰富，是不少毕业生、打工人梦开始的地方。

都说深圳是一座为房东打工的城市，但在坪洲还能找到800元一个月的小单间（虽然很远），地铁口附近就有1000元一个月的空房小单间，着实令人惊喜。

但除了坪洲站自己的吸引力之外，最近坪洲站排队趋势严峻，与“深圳地铁提高运力”也有间接关系。

早在三月中旬，深圳地铁发了1号线启用新运营版图的消息，其中提到3月23号起1号线早高峰时段，机场东至西乡双方向行车间隔压缩至2分35秒。

看到提升运能、压缩行车间隔，打工人们集体狂欢：固戍坪洲长年累月地铁早高峰排队1公里的情况，终于有救了！

可大家还漏看了一句话：1号线早晚高峰期将取消大小交路，改为罗湖至机场东的单一交路。

什么意思？如下图，就是从3月23日起，在早晚高峰取消了“西乡-罗湖”的区间车。

虽然说取消大小交路之后，地铁提高了行车间隙，增强了运力。但对于固戍、西乡两个大站而言约等于无。因为等列车到了坪洲，几乎一个空位都不剩了。

这对于坪洲人来说，简直是“灾难”，毕竟在坪洲、西乡、固戍这三个难兄难弟里，坪洲是最弱小无助的那个，坪洲站从“勇士站”成功升级为“烈士站”。

身在固戍的打工人，不免同情地说：“固戍挤了这么多年了，坪洲挤一下怎么了！”

「坪洲，真香」

“我会在福田、南山、罗湖打工，但我会回坪洲睡觉。”虽然上班的路很挤，但坪洲依然很香。

即使深圳赚钱深圳花，抱着能省一点是一点的想法，许多人依旧待在坪洲苦苦熬着。人多就人多，忍忍就是了。

毕竟坪洲和别的城中村比起来，生活更便利，烟火气也更足。坪洲承载着的不仅仅是一具具疲惫的身躯，还有每个人来到深圳打拼的梦想。

作为坪洲人，每天晚上下班后一出站，灵魂瞬间从高楼大厦的格子间拉回地面。

最热闹的C出口，外面有一整条街的夜市，兜售着水果、炸串、耳环首饰、树脂小玩具、鲜花……旁边一整排的商铺在卖打工人的续命饮料——奶茶。一点点、益禾堂、娃哈哈以及最受欢迎的蜜雪冰城一字排开，好不壮观。

（图源：食探）

从B口出拐进麻布新村，又是另一番景象。路面宽敞，两旁的商铺散发着食物的香味，每家都或多或少的坐着食客，只需看哪家人多，那味道一定不会差。

一提到城中村是逼仄、脏乱、拥堵和吃不完的猪脚饭。但住在坪洲，却能满足打工人的味蕾。

坪洲很神奇，它拥有城中村的所有缺点，但却让即使不居住此地的人，都会不由得赞叹一声：

“关内都没这么热闹”。

这大概就是，对于一座深圳城中村最高的评价吧。

有人说，没在早晚高峰期挤过地铁的人，没资格说自己在深圳奋斗过。

住在坪洲的人，大概是深圳最努力的群体之一吧。从周一到周五，他们已经习惯了排队挤地铁——上班排队进站，到公司排队出站；晚上排队进站，到坪洲排队出站。

地铁就像是一个深圳的缩影，谁不是在跟时间赛跑，谁不是夹缝中拼命努力着呢？

生活或许是单调的，但请相信，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将得到回报。

别声明：本文为新华网客户端新媒体平台“新华号”账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华号的立场及观点。新华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近日，晶报推出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型专题策划“我们40”继续发酵。得知晶报在寻找1980年出生，如今在深圳生活、工作的人，许多市民通过推荐、自荐的方式报名参加活动。

作为深圳第一所，也是曾经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深圳大学为成长建设中的深圳经济特区吸引、培育了无数“天之骄子”，也作为窗口为这个城市吸引了大量国际化人才。如今，部分1980年出生、曾在深大度过难忘的大学岁月的毕业生、留学生，已经默默地成为建设深圳的中坚力量。他们与深圳发生的故事，正在创造着这个特区城市、窗口城市独有的气质与脉搏。

深大国际交流学院陈默：深圳的城市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1980年3月出生的陈默，5岁时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深圳。那时的她想象不到，她的未来会与深圳、深圳大学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

深大2007级校友陈默

当从深大校友会得知晶报正在寻找和特区同龄的校友时，陈默想起，自己拥有着深大毕业生、教职工和深大建设见证者的多重典型身份。最近她正着手深圳大学国际留学生校友会的筹建工作，以及开展留学生职业规划及就业指导等工作。

深大国际交流学院就坐落于靠近桂庙的海滨小区旁，老一辈的深大教职工都有在海滨小区居住过的经历，包括陈默一家。她的父亲曾是深大建校元老，艺术界的“东方之子”李瑞生。深圳大学著名的“鬼村”乡巴艺廊、三号艺栈以及深大人都熟悉的“脚踏实地”等地标都是他的作品。

深大地标“仰望星空”

回想起在深圳度过的35年，陈默惊叹于她所目睹的南山和深圳这座城市30年的巨变。

1985年，陈默第一次来到深圳，那时他们一家住在罗湖渔民村，她就在附近的燕怡小学读一年级。“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说粤语，连老师上课也时不时说粤语，我完全听不懂，同学们都笑话我，叫我 ‘猪头炳 ’。”陈默回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也是觉得好笑，就因为这样，她不到3个月就学会了粤语。后来陈默一家搬到别处，她也转了校。她的母校原址成了今天的地王大厦，旁边是深圳大剧院。

父亲偶尔会在周末带她去深圳大学。陈默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乘公交车到深大要一个多小时。车辆开过深南大道的上海宾馆时，路就没了，然后要通过一条摇摇晃晃的铁索桥，接着就是黄土路，尘土飞扬。”行至深大路口站到达深大校园，不过校园没有围墙，有大片的荒地，老师们的宿舍在海字楼，学生们的宿舍叫不同的“斋”，“杜鹃斋”“风槐斋”……文山湖也正在挖着（它是人工湖）。文科楼、科技楼都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在她的记忆中，深圳每一年都在发生变化。1998年，陈默一家人从罗湖搬进了深大校园内的海滨小区。

她目睹了窗外的海水被一点点填成陆地的过程，变成马路、高楼，记忆中还深藏着最后一车泥土填埋后，裸露的海床那一个星期的腥臭；她也见证了滨海大道一带一条条不知名的道路的野蛮生长，一幢幢楼房的拔地而起；也经历了科技园的变迁、前海的一路发展。后来，母亲在宝安买了房，她也体会到了宝安大道开通带来的便利和宝安中心区的飞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房价飞涨。

2005年，陈默从英国留学归国后进入深大工作，2007年加入国际交流学院。出于工作中的兴趣，陈默修读了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陈默参加了2011年大学生运动会会务工作，她在深大票务团队中任票务经理（第二排中间）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与特区同龄的陈默对深圳有着深厚的感激。她认为，正是深圳这个城市独有的气质，深刻影响了她的性格和思想。未来，陈默希望自己和深圳一样，积累更多，沉淀更多，永远保持着勤奋、勇敢和开拓的精神，升华和提炼自己，以更加心怀天下的态度，迎接机会和挑战。

陈默与深大国际交流学院学生参加户外活动

陈默目前在深圳大学从事的就是国际校友的联络工作。她说，除了语言生，近些年，学院拥有了更多非语言专业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留学生毕业时也有更多的企业抛出橄榄枝，涵盖更多高科技和新兴行业。去年，在南山区领导的支持下，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和南山区外事局、粤海街道办共同搭建了一个国际化平台，在一次国际化街区创建仪式暨留学生实习双选会上，短短一周就有60多家企业报名参与并为留学生们提供了实习和就业岗位。

粤海街道国际化街区创建仪式暨留学生实习双选会为留学生搭建了国际化就业的平台

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生毕业，他们也许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中国，但是都因为深圳的特殊选择了深大。“在我看来，深圳大学对留学生的教育和深圳国际化的发展贡献突出。留学生管理和服务行业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行业，值得重视，未来，校园内外的留学生工作还有更多可开发的潜能。”陈默说。

土耳其留学生恩德：越来越像一个地道的深圳人

恩德（Ender KASAP）是记者第一个联系到的深大留学毕业生。1980年9月10日出生的他来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曾在深大留学4年，目前住在深圳，在中国香港开设了自己的公司，从事太阳能科技产品的外贸事业。记者联系到恩德时，他正在惠州谈生意。

恩德与他的侄子和狗狗

得知自己今年将和深圳特区一起迎来40岁生日，恩德喜出望外。“谢谢你提醒我，我非常高兴！”他说。

来中国之前，他已经在土耳其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美国的一家大金融公司做风险管理评估师。他的哥哥有家贸易公司，与中国台湾、深圳、广州、日本东京等地的新能源厂家合作，为土耳其当地的政府机构项目提供产品并且组装。

2010年，恩德先是听从哥哥的建议，去了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广州短期考察，最后发现，深圳的地理位置最好。于是，2014年，他把自己的公司开在了中国香港，他自己则住在深圳，来往于珠三角各城市处理生意。也就是在那一年，他进入了深圳大学学习汉语。说起起初不会说汉语的尴尬，恩德笑着说，他最初租住在南山区桃园地铁站附近，当初找房子的时候，他的汉语水平几乎为零，和房东沟通时不得不用笔在纸上画一间房子，再画两个房间，来表示他想要租的房型。日常交流的困难让他立刻选择了进入深圳大学学习汉语。

恩德在深大国际交流学院国际文化节

“那真是一段开心的时光。”恩德说。最让他惊喜的是这座城市的交通便利。地铁站连接的商场和商店是他最爱去的地方，不但满足了他的很多日常逛街、购物、吃饭需求，还节省时间。

回忆起在深圳学习的那段时光，他还记得，汉字是他学得最艰苦的一门课，他不得不每日通过大量练习来牢记和掌握。不过，学校食堂和深圳的美食深深抚慰了他的心和胃。他最爱的中餐有烤鱼、米粉、火锅、炒饭和包子，肠粉是他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吃的早餐，而且通常一顿饭只要花费7-10元。周末和假期，他也会和同学制作拿手的美食聚餐分享，他擅长的是土耳其咖啡和茶。恩德调侃说，唯独不习惯的是，在他的老家，酸的菜就是酸的，甜的就只是甜的。而在中国，食物会有酸甜、甜辣、酸辣等各种综合口味。

4年的学习生活过后，恩德获得了基本的汉语日常交流能力。2018年，当他再次回到深圳定居时，城市在他眼里也焕然一新。而他也越来越像一个地道的深圳人。越来越多的手机APP更加细致地满足了他的衣食住行各层次需求。目前，他在手机上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微信、淘宝、支付宝、饿了么、车来了、滴滴、蘑菇租房、美团、抖音、PLECO（一个翻译软件）等应用软件。中国国内高度分工的科技产品让他的生活便捷而舒适。

谈及把公司开在中国香港而自己住在深圳的原因，他表示是出于贸易通关便利性的要求和深圳优越便捷的区位优势。在深圳，他可以方便地参加深穗两地每年的电子交易展会。

说到和深圳的感情，恩德感慨道：“我们在深圳有很多机遇，这很不可思议，当你学习了汉语之后，你可以做太多你想做的事情。非常感谢深圳！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40岁的生日，我祝我自己和深圳生日快乐！”

从深大毕业后，恩德还介绍了不少来自土耳其的朋友到深大学习，深大的留学生很多就是通过这种口耳相传的“介绍”来到深圳的。恩德也为此感到自豪。

创业者杜敏敏：把人生的每一阶段都当作最好的年龄

“好激动，好温暖！”当深大校友杜敏敏入选“我们40，全球寻你”的策划活动时，她感到由衷的感恩。1980年7月出生的杜敏敏老家在广东梅州，在三姐妹中排行老大，她称自己为讲潮州话的客家人。

深大1999级校友、一米厨房创始人杜敏敏

上学之前，杜敏敏住在梅州丰顺的老家，父母都在深圳洪湖最早的珠宝厂打工。为了让女儿们有好的学习条件，一年级时父母把她们接来了深圳。

杜敏敏一家人参加才艺大赛

在深圳的儿时生活深藏着幸福的时刻。她还记得，国内第一家麦当劳在东门开业时，排队要排三四个小时。她排得饿得不行，放弃了。第二次她定了闹钟，一大早6点就去排队，排了一个小时终于吃上了汉堡，还得到了赠送的帽子。“那时候能吃上麦当劳是好幸福的事，总是要读书考试成绩好，父母才同意去吃。”杜敏敏笑着说。那时候最激动的就是父母去沙头角，带回来很多港货、进口食品，像益力多、金沙巧克力等零食，在上世纪90年代比较少见。那时候，装一部电话需要3000-4000元初装费，杜敏敏家自己开店，装了两部公共电话，有找邻居的电话打来时，敏敏就时常“张叔叔”“李阿姨”地满巷子呼叫。

杜敏敏的老照片和深大纪念品

1999年，杜敏敏进入深大学习旅游管理专业。在深大的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各项文体活动，是老师同学们眼中的活跃份子。深大的学习氛围和创新开放的思想环境，培养了她敢拼敢闯的精神。在她的印象中，那几年的深圳到处是商业建设的热潮，各种住宅、购物中心、交通设施建设如火如荼。白天，单车、摩托车穿梭街道，晚上，泥头车来往不绝。也就是在大学里，杜敏敏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毕业那年，两人就结了婚，还贷款买了两套房作为投资。

2006年，杜敏敏遇到了她人生的第一次商业机遇——在香蜜湖度假村投资了一家烧烤店。“我很感谢我先生对我决策的支持。在我人生的每个重要阶段和我有共鸣。”杜敏敏说，她的人生也在这一次次的选择中逐渐沉淀和丰满。此后的杜敏敏又成功地投资了多家餐厅，积累了丰厚的餐饮经营经验。直到2017年，她遇到了人生的又一次选择。当时，她的孩子正上小学，回家后会经常跟她反映学校的午餐品质很一般，饭比较硬，菜式单一，要是可以跟家里做的一样好吃该多好。之后，她和许多家长就开始讨论这件事，同时她也频繁地与餐饮专业人士探讨如何改善小孩在学校吃饭的质量。

创业初期的杜敏敏和团队前往日本东京学习校园配餐中心经验

在这一过程中，杜敏敏敏锐地发现，高标准高质量的校园供餐服务可以成为自己创业、入局并开创新行业标准的突破口。2017年，她通过深大校友张恩平认识了在餐饮行业深耕二十多年的刘旋斌先生，在深入了解了他在业内多年的经验后，三人毅然决定共同创业，并于2018年联合创办了专门服务校园餐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同时，她联系了深圳驻日本办事处，组团前往东京考察了一家由当地政府建设的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校园餐配送中心。这家配餐中心运作流程的高标准彻底颠覆了杜敏敏和创始团队原先的很多想法。“他们的餐食精细化做到了可以根据儿童的年龄层调节米饭的软硬度和菜的营养成分，在制作环节加入不同量的水分和食材。在国内几乎没有这么做的。”杜敏敏说。

杜敏敏的创业公司一米厨房为校园提供学生餐

回国后，她和团队几乎天天都在讨论问题，碰撞思路，下决心要把日本配餐中心的高标准经验一点一滴地全部移植过来，从厨房布局到食品加工流程，从订餐系统的搭建到餐具材料，从用餐习惯到饮食教育。就这样，仅仅一年时间，她的公司已经在龙岗、龙华和杭州建立了从1.0到3.0的三个版本的厨房，供应30多家学校，并致力于参与构建更高的行业标准。

杜敏敏的身上有着深圳这座城市的气质。她的热情、果敢和开拓精神让她人生的每一步都动人心弦。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把我人生的每一阶段都当作最好的年龄。”在她看来，40岁包含了成熟、睿智和稳重，同时也蕴藏着激情、梦想、创新和应有的责任担当。

数据：深大八成毕业生扎根深圳

他们既是深大的学生，也是深圳的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决定着一所大学的生命高度。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说：“深圳的每一栋高楼里，都有深大的毕业生。希望深大在2035年力争迈进世界前200名，也就是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的门槛。”

深圳大学建校37年来，共培养了30余万名毕业生，其中80%扎根在深圳。深圳全市本科以上的在校生，60%集中在深圳大学。2020年，深大本硕博毕业生近万人，也是深圳毕业生人数最多的高校。

5月14日晚，ESI更新的深圳大学全国排名提升到第64位，全球排名前进了118位，成为全国进步“最快”高校。

记者：李婷菊

摄影：李婷菊（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新华号 晶报

一幢摩天大楼的拔地而起，都会勾勒出一条全新的城市天际线。像一张张独特的气质名片，这些拔群矗立的建筑，往往会成为一座城市连缀未来的显性基因。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深圳，一度是摩天大楼“生长”最快的样本。从边陲渔村变身为现代化世界级特大型城市，它只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

深圳最高楼——深圳平安金融中心。 受访者供图

160米的国贸大厦、384米的地王大厦、441米的京基100大厦，600米的平安金融中心，不同时代里的4幢地标建筑，既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拓印，也是中国超高建筑发展史的缩影。

而它们的背后，都少不了同一位见证者和建设者——中建科工属下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首席专家陆建新。

“铆定”在施工一线40年，被誉为“中国摩天大楼第一人”的他，从最基层测量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钢结构建筑施工领域的专家，荣膺全国劳动模范，并见证了中国超高建筑从无到有、中国钢结构施工技术从落后到先进的全过程。

2020年，陆建新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受访者供图

“荣誉属于过去，我会继续创新，做好项目。”如今，年近花甲的陆建新，聊起建筑，仍透着热爱的光。他希望能发挥余热，帮助更多年轻人一起进步。

拼出一个“深圳速度”

陆建新与深圳的缘分，始于1982年的一封信。

那一年，18岁的陆建新初入社会，被分配到湖北荆门三三〇水泥厂工作。三年前，这个来自江苏海门的小伙子，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南京建筑工程学校（后升格为南京建筑工程学院，2001年，与原南京化工大学合并组建南京工业大学），学习工程测量专业。

1982年，刚刚参加工作的陆建新。 受访者供图

刚到水泥厂几个月，他就收到同事的一封来信，信中提到，他们正在深圳建一幢160米高、足有50层的大楼，名叫“国贸大厦”。陆建新觉得难以想象，因为当时他见过的最高的楼，也不过5层。

因为不认识“圳”字，他还特意去翻了字典，这才知道，这个地方在广东省，靠近香港。“那时候以为，那里一定很繁华。”陆建新没多想便决定南下，也去深圳“开开眼界”。正赶上南下大潮，趟趟列车都超员，连过道都挤满了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一站20多个小时，他在颠簸摇晃中抵达深圳。走出罗湖火车站的那一刻，年轻的陆建新满心失望。与想象中的不大一样，放眼望去，这里满是低矮的楼房和泥泞的道路，“像个正在建设的大工地。”但他马上又调整好了心态——对于建筑人而言，最自豪的不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吗？

那时候，国贸大厦刚挖出一个大基坑，“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醒目标语，就挂在旁边七八层高的大楼上。这句话也深深印在了陆建新心里，他开始憧憬国贸大厦建成后的样子。

建设工人们住在毛竹搭成的简易房里，陆建新称之为“竹楼宾馆”。芦席盖顶，木板隔层，人一走动便嘎吱嘎吱响，动静大些还会有晃动感。夏日闷热，遇到台风天才能有一丝清凉，但也伴随着整个棚顶被吹飞的风险。

作为工地上的测量员，陆建新每天的工作就是测量放线，为国贸大厦“量身高”。国贸大厦一天天长高，成就感让他忘记了工作上的艰苦。

160米的国贸大厦，是当时中国第一幢超高层建筑，没有太多的施工经验可以参考。最开始，工地用的还是传统的翻模施工，“就像农村盖房子那样，一层一层往上盖。等混凝土干，再继续施工。”陆建新介绍，这种方法大概耗时10天能盖出一层，算下来，盖好国贸大厦需要500天。

为了提高速度，项目施工团队研究出了一套滑模施工技术。“‘滑模’就是用千斤顶把整个平台往上顶，墙体的模板就固定在上面，减少了拆装步骤，速度就快了。”陆建新打了个比方，“翻模施工就像手工制作，滑模施工则像批量生产。”

预期很美好，但由于从未实践过，前三次试验都失败了，但团队也不气馁，第四次，他们终于成功了。就这样，国贸大厦以三天建一层的“深圳速度”，顺利拔升到160米的高度，创造了一项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速度的背后，还有坚实的质量来铺底。每20厘米提升一次的滑模施工，需要陆建新一次次地用仪器测量，同时纠正偏差，以此保证整体建筑的垂直度。建成后，深圳国贸大厦整体垂直度偏差没有超过25毫米，远低于当时垂直度偏差不超过30毫米的建筑验收标准。为此，陆建新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曾经“想都不敢想”的50层建筑，在手中一点点落进现实，陆建新满怀振奋。而他没想到的是，未来还有更多崭新的高度，等着他去一次次刷新。

1毫米与384米

测量钢结构建筑，比测量钢筋混凝土结构更难。1984年，陆建新参与了深圳发展中心大厦的测量工作，这是中国第一幢超高层钢结构大厦，高165.3米。

“第二座比萨斜塔就要诞生了。”在中国施工队伍拿下招标后，境外一家落标企业发出了这样的嘲讽。

外界的质疑声，让陆建新心里暗暗憋着一股劲，“‘比萨斜塔’意思就是楼歪了，那就是没测量好。我给自己打气，一定要完成测量任务。”尽管没有超高层钢结构施工经验，但在陆建新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测量达标，深圳发展中心大厦垂直矗立，没有一丝倾斜。

1994年，陆建新担任深圳地王大厦的测量负责人，建设384米的“亚洲第一高楼”。

项目施工到一百多米时，仍未安装施工电梯，只能从钢管搭建的简易楼梯爬上去。测量需要来回走动，钢梁宽0.2米，长十几米。回忆起走在百米高空的感觉，陆建新至今仍有一丝紧张，“走到钢梁中间，会有些晃动，像走在面条上一样。”

1995年，陆建新在深圳地王大厦施工现场高300米处拍照留念。 受访者供图

在几百米高空，陆建新也会害怕。背着十几公斤重的经纬仪，拿着三角架，他往往一只手操作测量仪器，一只手紧紧抓住钢柱。在夏日的炙烤下，钢柱烫手，加上紧张，手心全是汗。有的地方实在陡得厉害，他就干脆蹲下来，骑在钢梁上，一点一点挪过去。

随着大厦一层层“长高”到近三百米，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一次，陆建新正在高空中测量，看到楼下有位老太太冲他挥手，他回打招呼后，老太太突然就哭了。后来，领导告诉陆建新，那是一位老专家，看到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感动得哭了。

用打磨擦出灵感的火花

地王大厦的建设，还给陆建新带来了更多的学习机会。项目开始后，两名香港测量工程师被请了过来，开始和他一起做测量工作。

很快，陆建新发现，对方的测量方法和他不太一样。此前，他是用经纬仪测量钢柱垂直度，再换算出柱顶偏差；而香港的测量员则用踞顶测量，使用激光铅锤仪，自下往上逐根钢柱测量，得出每根钢柱的左右远近参考值，接着再爬到柱顶上，用钢尺进行测量，这样的测量精准度更高。

在陆建新看来，这种方法虽然危险，但精确度更高，于是，他虚心向对方学习，并结合自己所用方法的长处，创新了一套“先粗校后精测”的操作程序。

1995年，陆建新（左一）在深圳地王大厦顶部。 受访者供图

不仅如此，香港人还带来了全站仪，提高了工作效率。跟全站仪一起使用的反射棱镜像A4纸般大小，在高空上使用并不方便。陆建新便自己画图纸，去定制了一个更小的棱镜，如拇指大小，可以直接揣进兜里，“这样一来，既安全又省力，还提高了精度，现在工地上还在用。”

在精益求精的打磨中，新点子也不断出现。为了解决在高空中带三角架不方便的问题，陆建新设计了一个转接件，用螺丝装到钢柱上，再把测量仪直接放到连接板上，既安全又精准。

就这样，地王大厦竣工验收偏差仅为25毫米，是当时美国钢结构AISC标准允许偏差的1/3，创造了中国超高层钢结构施工测量的世界奇迹。陆建新感慨，“摩天大楼，都是在这样1毫米1毫米的精度上积累起来的。”

“创新是第一动力”

京基100大厦，高441米，这是陆建新参与建设的第三座“深圳地标”，他在2008年开始担任项目经理。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项目提前一年封顶。

陆建新还记得，2010年9月，他爬上即将封顶的京基100大厦，站在高处远眺，在此起彼伏的楼群之间，地王大厦和国贸大厦仍拔群耸立。这一幕，让他莫名感动，“三十年，参与建设了深圳的三座地标建筑，我觉得很骄傲。”

但下一刻，他又追问自己，“下一个三十年，我还能为特区做什么？”正因为如此，听说福田区将建设更高的平安金融中心后，他希望能继续参与，完成“建设深圳不同时期地标性建筑”的小目标。

但对彼时的陆建新来说，600米高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是他从业以来要面对的最难的考验。

2014年，陆建新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建设现场。 受访者供图

塔吊又被称为“施工生命线”，在高层建筑施工中，承担着材料的垂直运输和构件安装重任。陆建新告诉记者，塔吊一般是装在大楼中心的核心筒内，最多只能装3台。每台塔吊自重约450吨，工作时要起吊的材料约100吨，加起来就是550吨。

为了节省工期，业主希望能将塔吊数目增加到4台。但这些笨重的“大家伙”如何固定和拆卸，让陆建新颇为头疼。更紧迫的问题是，他发现更换连接方式后，塔吊发出了响声。“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塔吊就有可能掉下来，发生安全事故。”

三个月的时间里，陆建新整宿整宿地失眠，一心只想找出解决方案。经过多次现场调查后，他终于找到了问题根源——为了方便拆装塔吊，他们选择了销轴连接方式，但销轴的间隙太大，导致了塔吊摆动时发出响声。

陆建新连夜设计图纸，并找到工厂赶制新的销轴。新的销轴换上，不祥的响声消失，陆建新心里的石头也终于放下了。

过程中的艰辛，也一一被妻子黄美珊看在眼里。她曾劝陆建新“算了吧”，但丈夫只是摇摇头，临阵退缩不是他的风格，“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以后还是会碰到。”

经过数月的研究和尝试，陆建新团队创新地将塔吊挂在井筒的外壁上，拆卸后的支撑架由特制索具悬挂在半空，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陆建新感叹道，“这就好像一个450吨的‘钢铁巨人’在高空‘攀岩’， 尽管创新的过程让我痛苦，但结果让我惊喜。”

2015年8月6日，陆建新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项目顶部施工检查。 受访者供图

正是有了这样的技术创新“加持”，施工工期得以缩短96天，其间节省堆场面积600平方米，取得7680万元的经济效益。而这项“塔吊吊挂拆卸技术”还获得了2015年的国家发明专利，并在2017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被评为“特别嘉许金奖”。

“创新是第一动力”，陆建新意识到，创新带来的效益是巨大的，而他所取得的成就也离不开创新。

他带领团队创下了“国内第一立焊”“国内第一仰焊”“国内第一厚焊”等施工技术新纪录，他主持研发的11项科技成果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33项，取得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52项，国家和省部级工法9项。

从“高度”到“温度”

如果说3天一层楼的国贸大厦，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速度”，那么20天建成的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则是新冠疫情来袭后的“深圳温度”。

2020年初，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深圳市政府决定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要求，加快建设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二期工程应急院区项目。陆建新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从老家赶回深圳，奔赴项目施工现场。

与疫情赛跑，陆建新和技术团队争分夺秒，1天完成设计方案，3天完成施工图，为项目提供了技术保障。那段时间里，陆建新从没回过家，与1万多名工人日夜奋战，为了赶工，他常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20天后，应急院区顺利完工，可以提供1000张病床，生活区可供100名医护人员集中隔离居住。夜幕之下，望着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点点灯光，陆建新揪紧的一颗心，终于缓缓舒展。

自2020年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限高令”，明确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陆建新介绍，就此，他所在的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也开始转型，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包括城市绿道、智慧立体停车库、旧城改造等项目。

回顾过去，陆建新觉得自己像一颗螺丝钉。“铆定”在施工一线40年，他见证了中国超高层建筑从无到有、建筑高度从160米到600米、钢结构施工技术从落后到先进的全过程，“我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还有两年，陆建新就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希望自己能发挥余热，多带带年轻人。“建筑行业还是讲究‘传帮带’，我希望徒弟们有更好的未来，最好能超越我。”

陆建新（左二）在工地与年轻人交流。 受访者供图

在陆建新的培养下，团队里有40多位年轻的技术人员逐步走上项目负责人、总工程师等岗位，包括深圳太平金融大厦钢结构项目部经理赵中原、南京青奥中心钢结构项目部负责人王占奎、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钢结构项目部经理邵新宇等“80后”。他们已经成为中国钢结构行业的主力，继续建设国内重大建筑项目。

在赵中原心中，师傅陆建新是个严谨认真的人。在参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项目时，赵中原上交施工方案后，陆建新对他说：“别急，你坐下，我们一起过一遍。”随后，陆建新一页页地讲解如何修改，一讲就是一个下午，他的用心和温暖也影响了赵中原。

“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当年这一幕。”赵中原说，在之后的工作中，他也传承了陆建新的认真严谨，通过“传帮带”，带领团队一起成长。

每到一座城市，陆建新都会留意当地的建筑，那是一张张城市名片。而他最喜欢的，还是深圳的建筑，不同的高楼构成了“城市天际线”。陆建新说，如果从空中看，就会发现深圳很美。“深圳的高楼错落有致，五彩缤纷，配上蓝天，特别好看。”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秦巍峰 广东深圳报道

编辑 李彬彬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