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网讯：7月2日，北京首批中外合资的五星级饭店长城饭店已于2023年年底停业，重新营业时间尚未确定。据长城饭店内部工作人员透露，饭店半年前已停业，目前没有对外业务，部分设备处于停运状态，为防止意外，已禁止外人进入。饭店有专人负责设备维护和保养。

长城饭店作为全国首批五星级酒店，曾拥有北京最高的旋转餐厅和24层楼高的建筑，堪称传奇。饭店曾接待过多国政要外宾，拥有中式庭院式的西餐厅和粤菜、川菜，是北京餐饮业的标杆。北京青年报报道，长城饭店曾于2001年和2017年进行过两次大修。目前，多家旅游平台已显示长城饭店暂停营业或无法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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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运动员餐厅开始举办为期14天的湖南特色美食周，这也是总局运动员餐厅在巴黎奥运会之前举办的各地特色美食节活动的一部分，旨在让于训练局训练和备战奥运会的各支运动队的教练员、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心无旁骛地备战，为他们提供高品质的饮食和后勤保障，保障运动员们的营养均衡。

马上就要进入到巴黎奥运百天倒计时了，大战的气氛渐浓。为了让在总局训练局备战的教练员、运动员吃得更可口，训练更有劲头，训练局营养膳食处也是动足了脑筋，想方设法地增加餐食种类，以满足来自全国各地教练员、运动员们的不同口味。

在去年训练局营养膳食处已经举办了福建美食节、广东美食节，每次活动都持续两个星期左右，原本的计划是每个季度举办一次地方美食节，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的日期已经不远了，膳食处又把举办活动的频率改为每个月变换一次。3月份是上海美食周，这次举办的是湖南美食周，此后的两个月中还将分别举办四川、陕西美食周活动，直至7月中国健儿们出征巴黎。

和前几次的美食周活动一样，此次的活动也是得到了地方体育局专业人士的支持，运动员餐厅特意聘请了湖南的四位名厨来京进行指导。北京青年报记者在餐厅看到，还未到中午开餐时间，各类菜品已经摆放整齐，色、香、味俱全的各色餐品令人垂涎欲滴。置放于最前面的四道菜品就是当天湖南美食周开幕的主打菜，分别是：油爆虾、剁椒鱼头、永州血鸭以及长沙臭豆腐。运动员餐厅的王林厨师长告诉北青报记者，这个美食周湖南特色料理的菜品区每天都会更换菜品，将持续两周。

目前在总局运动员餐厅就餐的运动队有8-10支，其中不乏中国传统优势项目的运动队，他们中的很多运动员都将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争金夺银的主力。比如中国跳水队、游泳队、花游队、举重队、体操队、田径队、女排等等。国乒、国羽的教练员和队员们也是在这个餐厅就餐，只是因为现在都在外面打比赛，主力选手不在北京。

以往来得较晚的跳水队因为下午1点就要从总局出发前往机场赶赴西安，参加19日开始在那里举行的世界杯总决赛，所以队员们稍早结束训练，立刻就来到了餐厅。全红婵、曹缘、谢思埸、张家齐、练俊杰、杨昊、张家齐、昌雅妮等奥运冠军、世界冠军都来了，可能是因为赶时间的缘故，大家吃得都比较快，全红婵在周围其他队伍高大队员的映衬下显得十分娇小可爱，她取餐后大概只有15分钟不到就用餐完毕离开餐厅去收拾行李。

而说起湖南菜，三届奥运会金牌得主、北京选手曹缘很有发言权。这位板台全能的老将出生于北京成长于北京，但很小的时候在湖南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妈妈也是湖南人。曹缘说，“这几个菜很合我的口味，地道，好吃，运动员餐厅一直把运动员当家人，想方设法地增加品种变化，没得说。”曹缘说他现在的训练是以台为主，争取参加和比好自己的第四届奥运会，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善始善终。

中国游泳队16日就要出发去深圳，参加20日开幕的全国冠军赛暨奥运会选拔赛，奥运冠军李冰洁、男子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新科世锦赛冠军唐钱婷、张展硕、季新杰等队员都陆续前来餐厅就餐。他们当中虽然没有湖南籍选手，但也是对饭菜赞不绝口。来自河北的李冰洁说，“除了太辣的我不太吃得惯以外，其他的都很好吃，不过明天就要出发了，只能回来再继续品尝了。我现在的目标是争取在选拔赛上游出好成绩。”季新杰来自山东，但也是尝试了几款特色湖南菜，显然比较合胃口，这位2月份刚刚在多哈拿到自己第一块世锦赛金牌的小伙子一贯谦虚，“能不能拿到奥运会参赛资格还不一定呢，我得先选上再说。”

午餐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还不断有前来就餐的运动员，大家都很享受运动员餐厅精心准备的美食。备战巴黎奥运，后勤人员们都付出了努力，奖牌也有他们的功劳。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刘艾林

编辑/徐钊

镈是我国第二代著名建筑设计大师，新中国刚建立不久，他就回国了。他参与过的重要项目，无一不是和政治有关。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中,有三项由他担任总设计师。在这些建筑物中，最有名的当属全国一号的政治大楼——人民大会堂。

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十年特别时期，张镈刚刚获得“解放”后不久，他受命负责兴建北京饭店新东楼，不久就卷入了中南海安全问题的风波。周总理不得不置身其中，参与每一个细节处理的商议、拍板……

张镈的最初设计方案被否定

“九一三”以后，林的失败，使中国的内部形势比起以前四、五年来，已经缓和了一些。随着尼克松的访问和中国在联合国获得了合法席位，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开始好转。与此同时，国内的外事活动亦趋于频繁。

随着客人越来越多，宾馆也越来越紧张。据悉，北京饭店曾一度达到100%以上，有些房间每天都要接待两拨顾客。而这个时候，北京饭店的扩建项目，便被提上了日程。周总理提议将北京饭店从300多个房间扩大到1000多个房间，能够满足2000人就餐、社交、文化娱乐和外交谈判的需要。

北京饭店军事管理委员会宋主任接到这个命令后，提出一个要扩大42000平米的计划书给国务院。按照每平米60块钱的价格乘以10的价格计算，需要投入2520万。但是，当时国内基础设施项目往往存在在施工过程中增加投入的这种“钓鱼工程”，据此周总理表示项目需要通盘考虑，精心策划，力求无遗漏，避免再次出现“钓鱼工程”。

宋局长去北京市建设设计院，把周的意思转达给张镈及其徒弟成德兰。北京饭店新东楼的规划图，是由张镈和几个青年共同拟定的。在此期间，他忽然病倒，却仍坚持写下20份计划书。由于北京饭店的老东、中两座均由法国设计师所作，其样式也多是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流行的现代古典主义，因此张镈心中一直存留着一个念头，即对其进行改良。

经过20个备选项目的对比，周总理对第20号方案表示赞赏。他请北京八大饭店的前线员工与相关单位一起，对20号规划进行详细的论证，最后确定下来做出模型。定案模型做好后，摆放在北京饭店，让所有的高层都能看到并提出建议。

一次，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北京饭店吃过晚饭以后，特地跑去看了看，还顺便问了一下相关的人员。李先念得知新建的东楼仅仅有50多米高，14个楼层，感到这样使用城市中心的土地效率很低。

他告诉随行人员：“北京的地是非常紧缺的，每多占用一块，菜地就会减少一块，所以只要可能，建筑物可以建得更高点。北京饭店这样的宝地，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更高的楼层，争取在这里盖更多的房间。”

李先念的这句话，让参加这次会议的青年们非常赞同，因为他们本来就希望搞一座高大的建筑，所以立刻推翻了原来的计划，改成了高层的设计。

虽然张镈是设计主持，但他本人也曾受到运动的影响，言语上并无强硬之意。他反复地对那个青年说，北京饭店要建在天安门旁边，王府井门口，是不合适的，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很快，一份高达130米的设计图便出炉了。

在交给李先念审阅的时候，李先生觉得100公尺是最合适的。按照李先念的要求，张镈按照“服从组织”的要求，画出了一座高达100.25米的建筑设计方案。

该项目始于1973年春天，北京建工公司董事长伍子玉先生亲率队。那时恰逢北京一批对外关系项目启动，建国门外和首都机场正在建设中。但是因为周总理非常重视北京饭店，所以这个项目就成了最优先考虑的项目。

北京饭店楼层过高威胁中南海

建筑工人们日夜不停地工作着，国庆节后，12楼和13楼开始动工。就在此时，在一次闲谈中，一名工程师告诉张镈新楼朝西的房间最好，晴朗无云时可以看到西山蜿蜒而过，近处可以望见巍峨的故宫。张镈闻言，心中却是咯噔一声，因为在这两幅景色之中，有一块非常重要的地方，那就是中南海。

张镈得知，时任中南海保安工作的汪东兴非常关心中南海周边楼房的高低问题。和平门旁边的松林小巷里，有一栋五层十八米高的建筑，不时有施工人员爬上屋顶维修，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马上就会打来电话询问。

因此，张镈立即对北京饭店的主管提出建议：将新东楼西面的公用设备和房间的窗户，全部采用浮雕或毛加工，以遮挡西面的视野；西向房间也不能安排外国人，免得他们窥探中南海。张镈虽然有这样的补救之策，但还是有顾虑。

果不其然，不久后，杨德中就赶到了施工现场。他对酒店经理、张镈等人说，周总理晚上在中南海看见了工地上的灯光，觉得这座大楼对中南海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很担心。

张镈表示，他是事后得知，汪东兴为此对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兴建新东楼一事，毫无保留地进行了批评。

在之后的会议上，一种意见是把故宫的午门楼抬高，作为一种掩护。这个提议一上报给周总理，立刻就遭到了拒绝：首先，文化遗产不能被毁坏；第二，不能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

10月29日，齐局长在北京饭店把张镈叫来参加会议。张镈刚走进会议厅，当时主持了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赵鹏飞和万里也来到了会场。当时他们还没有恢复职务，可是张镈却从这件事上，认识到这楼层的问题不是小事。

果不其然，杨德中一到，就把开会的主题说成是要处理大楼太高对中南海构成威胁。因为万里和赵鹏飞还没有去查看，所以就一起走上了十五楼，此处楼高68.8米，刚刚搭好模板，杨德中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

心直口快的万里，经过短暂的考察后，马上向杨德中说：“鉴于对此安全很不放心，所以原先计划在顶楼的会客大厅、宴会厅等设施，都要去掉，尽量降低层数和高度。”

杨德中或许是感觉14层依然有威胁，于是道：“从10层开始，就可以俯瞰中南海的全貌，因为有树的原因，看不清上面的情况。要是天气好，中南海里面的景色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定要尽量降低它的楼层，如果有需要，可以拆掉一些已经建成的建筑物。”

重新商定修改方案

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张镈发现在15层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的书房。于是，他又将这个问题向有关专家作了进一步询问。一些人持有观点，如果在这里安装监听设备或进行红外线探测，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虽然天空中的卫星，也能观测到大地的情况，但与近处观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下午，周总理发来命令：建设项目要在15层结束。

但是，设计院及建设单位却提出：15层之上要去掉，14楼就仓促地作顶层，不仅会破坏原有的设计美感，还会浪费已经制作好的构件。推荐保持原有的屋顶较为庄重，仅需强化对高层设备的利用加以控制即可。

当晚，张镈忽然得到消息，说周总理要会见主要的设计师。半夜十二点整，张镈同万里和赵鹏飞一起，来到了大会的西楼。一踏入会场，张镈便看到周总理正笑着迎上来。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道：“张镈同志，自大会堂建成至今，已近十四年未见。”

周总理把张镈请到他旁边坐下，并不立即谈论如何安置新东楼，却和张镈闲谈了好久。他从其父清代两广巡抚张镈鸣岐开始，一一询问了张家后人的境况。

周总理还询问张镈，他对特殊时期有何感想。张镈表示，他受到很深刻的教育，在被关的七个多月，他看了毛主席著作，对很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反思。以往受到家族及旧环境的影响，有许多陈旧的观念，进而对曾经友谊宾馆“华而不实”的设计行了反思。

就这么聊了差不多有大半个钟头，两人的谈话终于转向了新东楼。周总理指着第十层说：“站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中南海，从瀛台到北海大桥，因为有午门挡着所以还好一些，但更高的地方，就挡不住了。在中南海见到这么一座高大的建筑，我感到非常的不安，我想了一个多礼拜，我认为超过10层的房间，都要留做其他用途，西面的窗户都要掩住。”

张镈提议，西面要全部采用坚固的遮光壁，这样可以遮挡西和北两面的光线。周总理认为这种做法更妥当。

周总理表示仍按原先50米左右的方案较好，张镈则作了自我检讨，说他也明白计划的局限性，但其后却以省地、多造屋为理由，偏离大局，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

周总理明白张镈的情况，不再追问，而是对他说：“北京不需要建这么高，五十米左右就够了。长安大街也是这样，边缘大概六十多米，不用那么高，我们也不用像西方那样。”

3日之后，当晚十点，万里和赵鹏飞请张镈前往新疆厅，就新东楼的超高方案进行最终确定。过了大概半个钟头，周总理也走进了新疆厅，他观看了改造后的样板，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对新东楼向西的门窗进行遮挡，并在西华门建立屏风楼的方案表示了满意。

接着，周总理和万里先生就北京城市建设计划进行了讨论。周总理表示，他曾与梁思成探讨这一点，认为梁思成重美感，重形式，而忽视了经济性，因为这是城市规划这项工程，如果没有一个经济学观念，那是办不到的。

屏风楼的落成

11月4日上午，张镈正忙著为北京饭店进行改版，忽然有人打来电话，说周总理亲临新东楼建筑工地。张镈马上赶到工地，周总理从顶楼走了出来，又叫他们跟他一起上西华门。

张镈跟在周总理身后，沿着登楼马道往上爬，有些地方已经倒塌，但还可以攀爬。张镈首次登上高约十一公尺的高台，看到周围及两边的墙头，都是一人多高的蒿草。

从新华门到瀛台，中南海的景色历历在目。张镈对周总理说：“我量了一下，在这里建一座高26.7米的屏风楼，可以挡住由东楼上往西眺望中南海的视野。方案南从西华门至西南角楼，以一条带连廊的形式与西华门的两道重檐屋面连在一起，高达31.2米。”

随后，他们跟随周总理向北转弯，经过西华门，大约走了一个与朝南方向相当的距离。张镈向周总理透露：“我们的计划是在此之前完成两条直线的配楼建设，这样就可以阻挡中南海的关键区域了。”

周总理并没有给出任何回应，而是选择继续向北方行进，直到到达与三大殿中和殿平行的地方才停下脚步。他从不同的视角审视了一下，然后提议：“副楼建在这儿，那么39局和西花厅等地方都将被遮挡，那就定在这里吧。”

如此一来，附属大楼的面积就增加了将近四倍。回程时，周总理告诉万里，赵鹏飞，张镈，“在屏风楼未完工之前，新东楼不得开门营业，直到完工为止。”

周总理补充道：“西华门两侧屏风楼可以给8341单位使用，剩下的则可以作为文物房。每一幢房屋都要与故宫相适应，西面的房屋都是封闭的窗户，外面要装上棂花的窗户。”

按照周总理的请求，万里，赵鹏飞，张镈粗做了一次估计，这座屏门及辅屋的建筑面积，大约有五万多平米。突然多了一个大型的项目，而且还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大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材料和人力。

北京政府说由于资金困难，无法支撑该项目，这让负责建筑设计的张镈倍感沉重。于是，当他和王冶秋、故宫博物馆的吴馆长讨论时，出于节约时间、节省时间和经费的考虑，他建议将做成单片屏风式墙。

没想到，当他把这个想法向周总理汇报的时候，周总理对他的建议非常不满，他说：“不能建这种不伦不类的建筑。”周总理的批评，使张镈大为震动，他精心策划，不想让周总理在这件事上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于是，他的二号方案成功地被批准了。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北京饭店东楼，正是经过这一系列变化和修正之后所遗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