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艾莉森·纳斯塔西
摘编｜张进
本文出处：《作家与他们的猫》《艺术家与他们的猫》，作者：[美]艾莉森·纳斯塔西，译者：陈畅，版本：折射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
1.作家与他们的猫
欧内斯特·海明威
欧内斯特·海明威恐怕是最著名的作家猫奴了，照片中他正和他的猫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óbal Colón) 在一起。这位《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和《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作者无论何时都拥有几十只猫。“只要有了一只，就会有下一只，”他在1943年给他第一任妻子哈德利·莫勒（Hadley Mowrer）的信中写道，“地方太大了，根本就不像是有很多只猫，直到喂食的时候，他们全出动了，像大规模的迁移。”海明威的猫总是能得到最好的照料，他们在这位作家古巴的家中甚至有自己的客房。他的大部分猫——或者用他喜欢的称呼“呼噜工厂”和“爱的海绵”——都可以在这个热带居所里自由活动。是的，“老爹”海明威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猫爸。海明威的侄女希拉里·海明威（Hilary Hemingway）曾为卡林·弗雷德里卡·布兰能（Carlene Fredericka Brennen）的《海明威的猫》（ Hemingway’s Cats）一书撰写前言，她这样描述他著名的伯伯：
在大部分人心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形象是一个铁血的猎人或者渔夫……毋庸置疑的是，老爹一边沿着蜿蜒的河流远足一边捉鱼时，或是躲在非洲的灌木里看他的猎物时，他总是在努力提升自己对动物的了解。他研究他们的自然栖息地，分析他们的迁移和摄食习惯，观察他们一生的身体变化，并且，和约翰·奥杜邦（John Audubon）一样，海明威经常杀死他研究的动物。他先在他们活的时候钻研他们，再在他们死的时候检查他们，他的作品总是包含猎人与猎物间的神秘联结。
海明威的猫咪大家族在他死后继续生活在佛罗里达基韦斯特（Key West, Florida）的海明威故居博物馆（Ernest Hemingway Home and Museum）里。在那里，你能找到40到50只多趾（六趾）猫，全部以名人的名字命名。故事是这样的，海明威曾经从一个船长那里得到一只名为白雪公主（Snow White）的白色的六趾猫。这些现居博物馆的猫全是白雪公主的后代。
海明威曾这样描述他众多的猫咪朋友们：“猫能做到情感上的绝对坦诚。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总会隐藏自己的感觉，但猫不会。”
伊丽莎白·毕肖普
当她的同僚们都致力于自白式写作方式时，普利策奖获奖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却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作品，隐藏个人生活的细节。不过，照片能隐藏的却是有限的。很显然，这位诗人和猫在一起时怡然自得。她曾为自己的猫米诺（Minnow）写了首摇篮曲，她的《电风暴》（“Electrical Storm”）一诗也是关于她名为托拜厄斯（Tobias）的巴西猫的，他很怕雷声和闪电。她曾谈起自己心爱的小野兽：“[他]无时无刻不在捕猎，而且几乎是个太善良的屠夫——会把老鼠的胆囊和其他他不吃的部位整齐地排放在客厅的地上。”
村上春树
在一篇名为“一只老猫的秘密”［“Choju Neko no Himitsu”（“The Secret of an Old Cat”）］的短文中，日本备受欢迎的小说家村上春树讲述了他如何请求出版公司讲谈社（Kodansha）的一位主管在自己旅行期间帮忙照顾他的猫。为了还这个人情，村上保证会为此出版社专门创作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就是1987年的畅销书《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关于一个东京的大学生与两位女人截然不同的两段关系。他因此书在文坛一举成名。在同一篇短文中，村上还讲述了他写作第一本书《且听风吟》（Hear the Wind Sing）的经历：“我仍清楚地记得我在夜间写第一本小说的日子，猫盘在我的腿上，我一边抿着啤酒。那猫显然不喜欢我写小说，经常在书桌上破坏我的手稿。”被广泛认为是当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村上经常在小说中写猫——有时是看似乏味的细节，有时却是神秘的象征或预兆。他的书《奇鸟行状录》（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就以一只失踪的猫为重要角色；《海边的卡夫卡》（Kafka on the Shore）中有一位能与走失的猫交流的人物；短文《吾猫之死》（“On the Death of My Cat”）则分享了村上自己与他生活中多位猫咪缪斯的故事：基林（Kirin）、布奇（Butch）、太阳舞（Sundance）、鲭鱼（Mackerel）、斯科蒂（Scotty）、三花（Calico）、彼得（Peter）、布莱克（Black）、鸢丸（Tobimaru）、油炸丸子（Croquette）和（贴切的）缪斯（Muse）。1974年，村上身为一名有着令人眼红的唱片收藏的爵士乐迷，在东京郊区开了一家名为“彼得猫”（Peter Cat）的俱乐部，名字来自他的猫。这个地方在1981年关闭了。顾客们白天来喝喝咖啡，晚上用餐、喝酒和享受现场的爵士乐。村上经常会当调酒师，自己打扫卫生，并做DJ。俱乐部内还装点了无数猫咪主题的饰品和小雕像。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你属于另一种时间/你是王者/在如梦般隔绝的地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他的诗作《致一只猫》（“To a Cat”）中写道。这位阿根廷诗人、散文家和短篇小说家使得拉丁美洲文学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他谦恭的一生有好几只猫相伴，其中一只大体型的白猫叫作贝珀（Beppo），取自拜伦勋爵（Lord Byron）诗作中一个迷航在大海上的男人的名字。博尔赫斯为这个伙伴创作了自己的诗：“一只白猫孤身检视自己/在镜子目光炯炯的玻璃中/不曾察觉面前的白色/和他未曾见过的金色双眼/是他自己的形象在房子中悠然漫步/谁也未可知，那观察着他的猫/或许只是镜子做的梦？”
雷蒙德·钱德勒
《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和《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的作者雷蒙德·钱德勒热衷于写信，他可能给朋友、同事和家人写了上百封信件，而且一谈起他的猫就滔滔不绝。1945年，钱德勒在给詹姆斯·桑德（James Sandoe）的一封信中介绍了与他共同生活了20年的猫塔基（Taki）（照片中的这只）：
我或许需要提一下，秘书是一只黑色的波斯猫，14岁。我说她是秘书是因为自打我开始写作，她就一直陪着我，总是坐在我想用的纸上，或是我要开始修改的稿子上，有时靠在打字机上，有时就在书桌的一个角落安静地望向窗外，好像在说：“兄弟，你做的事简直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她的名字是塔基（Taki）［其实是竹子（Take），但我们厌烦了向别人解释这是一个日语单词，意思是竹子，发音应该是两个音节］，她的记性非常好，连大象都望尘莫及。她一般礼貌性地与我保持距离，但有的时候会突然与我争论一通，有一次顶嘴顶了十分钟。我真希望我能听懂她在说什么……但我觉得八九不离十是在用讽刺的语调说“你的水平远不止这样”。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爱猫人士（我对狗没有什么意见，除了他们需要过多的陪玩），却从来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塔基总是镇静自若，总是知道谁喜欢猫。她从来不会靠近不喜欢猫的人，但是真正喜欢猫的人，就算来得再迟并且完全不认识她，她也会径直走到人家面前。
钱德勒在给桑德之后的一封信里称塔基“非常专制”和“懒”——当然，是以溺爱的口吻。钱德勒甚至冒充塔基给他朋友的猫们写信。塔基在1951年去世后，钱德勒又领养了一只猫，还是取名为塔基，因为他和这位作家的前“秘书”格外相像。
2.艺术家与他们的猫
安迪·沃霍尔
波普艺术的标志性人物安迪·沃霍尔是一位收藏家，他收集物件（家具、珠宝、艺术品以及如饼干罐之类的刻奇物品），收集概念——他1975年的《安迪·沃霍尔的哲学：波普启示录》［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 (From A to B & Back Again)］一书详述了许多概念，他还收集缪斯，他们在他纽约的工作室“工厂”（the Factory）蜂屯蚁聚。他也为猫着迷。沃霍尔与他妈妈茱莉亚一样热爱动物。这位艺术家有段时间曾在他上东区的联排别墅里养了25只猫。沃霍尔的侄子、作家兼画家詹姆斯·沃霍拉（James Warhola）（安迪在艺术生涯早期把姓氏中的字母“a”去掉了）在其《安迪叔叔的猫》（Uncle Andy’s Cats）一书中讲述了这些猫咪朋友们的故事。书中透露《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的女演员葛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曾给了安迪一只名为赫斯特（Hester）的暹罗猫，她和一只名为山姆（Sam）的公猫配种，先后产下了几窝小猫崽，他们都被取名为……山姆。这些猫咪成了沃霍尔1954年自费出版的书《25只名叫山姆的猫和一只蓝咪》（25 Cats Name Sam and One Blue Pussy）的同名主人公。注意：书名里的“Name”不是印刷错误。沃霍尔的妈妈在为这一系列五彩缤纷、古灵精怪的平版印刷作品题字的时候不小心把“named”里的“d”漏掉了。沃霍尔觉得这个错误很迷人，于是保留了。茱莉亚和她已出名的儿子在1957年合作完成了关于猫的第二本书《神圣的猫》（Holy Cats），主人公——你猜对了——是猫和天使。安迪的猫咪创作展现了他很私人的一面，这是全世界所有的布瑞洛盒子都比不上的。
亨利·马蒂斯
打破绘画陈规、为现代性塑形的艺术家喜欢独立的猫似乎十分自然。马蒂斯同时代的人们或许还不能完全拥抱他大胆的色彩与简洁的形式，但在我们的世界，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产生了巨大回响。20世纪伊始，马蒂斯创作了一系列“女孩与”和“女人与”的画作，不仅拓宽了肖像画与色彩的边界，也显露了非常现代性的情致。他的女性人物流露出强大的特质：自信、自主、自然。于是，一只猫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些大胆作品中的一幅的主角。《女孩与黑猫》由马蒂斯的女儿玛格丽特担任模特——她的双眸似乎比盘卧在她腿上的黑猫更像猫。马蒂斯这一生养了许多只猫。这些他珍爱的伙伴陪伴他走过艺术旅程的每一步。库茜（Coussi）是一只大型的条纹猫，她的姐妹普茜（Puce）（法语原名是“小跳蚤”的意思）则是一只油亮的小黑猫。米诺什（Minouche）是她俩的妈妈，一只小巧的灰白猫。动物可以安抚马蒂斯的灵魂。每当猫咪伴侣们伏在脚边，这位安静严肃的革命者就快要融化。当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马蒂斯入住尼斯的雷吉纳酒店（Hotel Regina）套间，他的宠物们在那里陪伴着他。这个套间之前为皇家使用，他在那里卧床设计了他自认为是杰作的旺斯（Vence）玫瑰园教堂（Chapelle du Rosaire）。
巴勃罗·毕加索
人们称赞毕加索灵巧画作里的残酷与激情—这也可以用来形容他的个人生活与情感关系—但动物王国却勾起了毕加索的柔情。在这位20世纪大师的艺术作品里，猫与他痴迷描绘的女人们一样重要，他们出现在他传奇生涯的多幅画作中。1904年到1909年期间，年轻的毕加索住在巴黎蒙马特区（Montmarte）的洗濯船（Le Bateau-Lavoir）社区，在那里他结交了一只暹罗猫，他时常在街上游荡，他给他取名为猫咪（Minou）。1954年，毕加索已七十多岁，野兽派画家卡洛斯·纳达尔（Carlos Nadal）拍摄了一张他在法国瓦洛里（Vallauris）的家中与一只虎斑猫的照片（虎斑和他的条纹衬衣很搭）。纳达尔说，这只猫自始至终黏在毕加索的身上。
萨尔瓦多·达利
从不满足于墨守成规或是像我们这些苦工一样循规蹈矩的古怪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养了一只哥伦比亚豹猫（Colombian ocelot）当宠物。虽然外形很像家猫，但这个品种领地意识极强，是凶猛的斗士。达利珍爱的这只豹猫名叫巴布（Babou），他享受着最优质的生活，包括法国号邮轮（SS France）上的奢华旅行、宝石项圈、登顶埃菲尔铁塔以及高级餐饮。传说巴布曾陪着达利光临一家曼哈顿的餐馆，高贵的他就拴在桌边坐着。这只异域猫咪的出现吓坏了一位顾客，但肆无忌惮的艺术家却向她保证巴布只是一只普通的猫，只是被画成了这样，故意模仿他野外的亲戚。达利在纽约停留的时候住在高雅的瑞吉酒店（St. Regis hotel）供人们朝拜，不管是普通会面还是在酒店大厅的签名会，巴布都陪伴左右。这只斑点猫最喜欢睡觉的地方是一个空的电视机，不过在达利西班牙的家里，他更喜欢在橄榄树上打盹儿。当然，那是在他没有和当地的流浪猫玩耍或是撕扯他主人的袜子的时候（撕袜子很明显是他最爱的消遣）。
约翰·列侬
与小野洋子
众所周知，约翰·列侬是音乐传奇人物，不过他也热爱文学和视觉艺术。在成为“披头士”成员之前，他就读于利物浦艺术学院（Liverpool College of Art），并被他的叔叔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鼓励学习绘画。列侬性格敏感且深情，自然适合猫的陪伴。这位著名的艺术家自幼就跟猫格外亲近，他每天都要骑车到伍尔顿（Woolton）鱼市为他的宠物们买鳕鱼。列侬还经常画猫，许多作品收录在他那本名为《忙碌的西班牙人》（A Spaniard in the Works）的集荒谬故事、诗歌与艺术作品为一体的书中。更多的猫咪画作集结在《真爱：给肖恩的画》（Real Love: The Drawings for Sean）这本他为儿子肖恩画的画册里。列侬遇见他的第二任妻子、先锋表演艺术家小野洋子后，两人合作完成了许多作品—最著名的莫过于一系列名为“床上静坐”（Bed-In）的实验性抗议表演。两人也都喜欢猫。俘获了列侬芳心的猫有小矮子（Tich）、蒂姆（Tim）（在雪地里捡的流浪猫）、山姆（Sam）、咪咪（Mimi）（取自他阿姨的名字）、 巴巴吉（Babaghi）、耶稣（Jesus）（列侬曾发表“披头士比耶稣还受欢迎”的争议言论，这个名字就是为了挖苦当时媒体的疯狂反应）、大调和小调（Major and Minor）、猫王（Elvis）（这是他的第一只猫，后来发现是只母猫）。列侬和小野一起养的猫包括莎莎（Shasha）和米沙（Micha）（两只漂亮的波斯猫）、艾丽斯（Alice）［很遗憾，她从列侬和小野在纽约的达科他（Dakota）高层公寓的窗户跳了下去］以及沙罗（Charo）（列侬喜欢对她说：“沙罗，你的脸可真滑稽！”）。还有两只猫的名字简直荒谬，一只白猫叫胡椒，一只黑猫叫盐，这恰巧证明了这两位艺术家对抵抗传统的奇特信仰。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李项玲
据所罗门·诺瑟普在1853年所著传记体小说改编的电影《为奴十二年》，反映了美国早期种植园的蓄奴历史，以及地域、种族和文化冲突，该片获颁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费舍尔检视出美国早期历史中的四种人群：清教徒、保王党、贵格会和边区人，他们因不同原因离开英国故土，其各自的宗教派别、社会等级、地域文化迥异，也为此后建立的多元主义美国打下文化烙印。
《阿尔比恩的种子》
作者：（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译者：王剑鹰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根据霍桑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红字》，以17世纪的英属殖民地马萨诸塞湾为背景，“非道德”的男女爱情与清教徒的恪守清规产生巨大冲突。
当我们谈论起美国时，我们是否能意识到，美国其实是一个复数名词？即便谈论起美国的“复数性”特质，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联邦制和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忽略了地域文化与美国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形塑关系。《阿尔比恩的种子》一书的译介，弥补了中文世界读者对于美国地域文化差异的认知匮乏，在一定程度上能为我们理解美国当前政治文化，提供更为厚重、更具历史感的维度。
在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的笔下，有四种地域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美国“自愿社会”（voluntary society）的形成。四种文化都来自不列颠，经由1629到1775年间四次不列颠移民大潮，穿越大西洋，到达美利坚，从此落地生根，成长为彼此迥异的地域文化，但又共同铸就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自由底色。书名中的“种子”正是对这一过程的比喻。四种地域文化分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文化、弗吉尼亚的保皇派文化、特拉华河谷的贵格派文化与阿巴拉契亚边区的边境居民文化。将美国文化的源头追溯至英国移民的故土，这样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是此前罕见的，它让世人了解到美国并非“没有历史的国家”。
为了区分和说明四种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别，费舍尔试图用“文化所包涵的价值、习惯和意义的规范性结构”来构建一套标准意义上的“民俗”。这套标准化的民俗采用了语言、建筑、家庭、婚姻、性别、性、取名、儿童抚养、年龄、死亡、宗教、魔法、学习、文字、食物、衣着、运动、工作、时间、财富、继承、等级、联合、秩序、权力、自由等26个基本要素。费舍尔认为，四种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根源于不同的原生文化区域。
费舍尔建构的民俗模型，就是为了分别讨论四种不列颠地域文化如何在北美传承、适应、发展与演化。虽然都来自于不列颠，但在费舍尔笔下，四种地域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远小于其与大西洋对岸的故乡之间的关联。不仅如此，从不列颠不同文化区域出发的早期移民，虽然移民动因、宗教派别、社会等级、世代顺序以及来源地区各有不同，但来到美利坚之后，都竭力保持着祖地原有的理念与文化特质，并没有因为殖民地的外部环境而完全“文化重组”。在美国社会族裔日趋多元化的当下，英国后裔早已成为人口比例中的少数，但按照费舍尔的标准，从乔治·华盛顿以来的美国历届总统中，除了范布伦、肯尼迪以及奥巴马之外，莫不是他笔下四种地域文化的后裔。可见这四种地域文化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绵长的文化霸权地位。
新英格兰
英国新教徒的“圣经共和国”
迁往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多是出于信仰目的。1629年到1640年期间，从英格兰东部七郡出发的新教徒移民，选择在新英格兰地区再造一个“圣经共和国”。这个加尔文主义乌托邦的建造者，来自英格兰清教运动最兴盛的东部小城镇之中。被后世化约为美国理想主义与例外论信条的“山巅之城”，就是源自十七世纪英国东部的流行语。新教徒的宗教信念包括了堕落、誓约、拣选、恩泽和爱。这些核心观念一直存在于新英格兰的新教徒心中，奠定了这一地区基本的文化基调。“与祖地分离的疼痛感”构成了新英格兰地区文化的另一重要因素。乡愁、焦虑以及“自愿放逐”的失落构成了普遍的文化意绪，结果在殖民地焕发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风气。新英格兰人厌烦种种新变化，同时担心会出现所谓“殖民地退化”的问题，因而力图坚守从英格兰带出的文化遗产。
在新英格兰人看来，好的社会秩序应当保全整体。保全整体的前提意味着不承认内部差异的存在。新英格兰人的公共自由观念，也关涉到整体的社区。为了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个人要受到很多限制。新英格兰人愿意为了共同体的秩序约束个人行为，但要求这些限制要有成文法的依据，并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贯彻。与之类似的，还有新英格兰人的“灵魂自由”观念。这种“灵魂自由”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宗教宽容。新英格兰的奠基者们相信自身的信仰乃是真正的正统信仰，因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迫害与之相异的其他人。公共自由与灵魂自由都是新英格兰“有序自由”的组成部分。费舍尔认为，在漫长的岁月中，有序自由的原则是新英格兰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
有序自由意味着政府的积极角色，早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约翰·亚当斯。他担任总统期间，通过了一系列立法来促进国家对经济和道德方面的直接干预。新英格兰人有序自由的国家试验，被联合了其他三种地域文化的领袖人物托马斯·杰斐逊所阻断，这位亚当斯的老对手，代表的是与新英格兰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地域文化。
弗吉尼亚
骑士精神的贵族遗风
奠定弗吉尼亚殖民地主流文化的保王党，主要在1642到1676年之间到达美利坚。移民高峰是英国国内清教徒当政的十年。这批移民在英国内战中始终忠于国王，他们的故土家园主要位于英格兰的南部与西部，尤其是以威塞克斯为中心的英国腹地。保王党移民潮的形成，离不开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Sir William Berkeley）的推动。伯克利有意要在美利坚重建故国遭到排斥的文化体系。按照伯克利的说法，在新建的共同体中既可以免受政治迫害，又有广袤的土地供给无产业可继承的贵族青年。
对于想要延续英国内战前旧有道德准则，保持一贯社会地位的英国保皇派而言，殖民地无疑充满了吸引力。这批移民对自身传统英国文化保有深刻的眷恋，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精英倾向、等级观念”。他们是所有殖民地社会中最乐意将英国称为“母国”的一批人。与新英格兰的移民类似，他们也有移民身份所产生的焦虑感。弗吉尼亚的“母国文化隐痛”，表现在殖民地精英对内很高傲，但作为殖民地又感觉低人一等。其结果是，他们对殖民地内部的等级秩序特别地看重与强调，比如说弗吉尼亚殖民地的禁奢令，目的就与新英格兰截然不同。他们的目标不是禁止奢华和炫耀，而是为了维持社会等级。再比如说，弗吉尼亚人培养下一代人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在等级社会里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方面，按照贵族文化的标准，男性应当骄傲、勇敢，执着于名声与荣誉；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等级社会的准则，他们又必须克制、谦恭，须平静接受命运的安排。乔治·华盛顿正是这种教养方式最成功的案例。
弗吉尼亚的自由观是精英式和等级化的。自由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社会等级，费舍尔称之为“支配性自由”。支配性自由有几个重要的面向，会在美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反复出现。首先，支配性自由是统治的权力。自治与有限政府的观念由此而来，国家的权柄不能超出保护自由所需的最小职权范围。伯克利与弗吉尼亚精英共同设计的政治与法律机制，都最大限度地保障着本地贵族的自由权利。比如，“无代表不得征税”原则的确立，以及本地精英长期处于自治的状态，都为伯克利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次，支配性自由通过支配他人来实现独立，维持自由。这是一种全然基于等级观念的自由，上等人拥有更多自由，奴隶则绝对没有。支配性自由还要求个人独立以及对自我的约束。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必须是自己行为与思想的主人。弗吉尼亚的绅士训练，始终都在贯彻这样的理念。支配性自由的观念具有不断延展的能力，比如，杰斐逊所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他们所秉持的正是精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立场。
弗吉尼亚“保王党”文化中的荣誉观，缔造了这一地域文化的战争偏好。从1798年开始的每一场参战争论，包括后来的一战与二战，这一地区都强烈支持美国参战。这种基于地域文化的“恒定模式”，引起了不少美国外交史学者的注意。有研究者就依据费舍尔的研究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出台受地域文化影响较大，尤其是南北两个“亚文化区”分别代表了美国对外政策中鹰派与鸽派的立场。虽然这样的归类与归因可能过于粗略，但也说明了地域文化的持久的影响力。
特拉华河谷
贵格派的灵光与多元主义
第三波移民确立的文化意绪与前两波移民的文化保守主义完全不同，他们奠定的是多元主义的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由1675到1725年间横渡大西洋的贵格派移民带到了美利坚。贵格派移民来自英国中北部，这一地区地处偏远、人烟稀少、极度贫穷，结果促成了贵格派的诞生，使其迅速壮大。贵格派的移民动因不仅是消极躲避宗教迫害，还是为了积极实现宗教追求。贵格派教义的核心理念是灵光。有别于新英格兰清教徒被上帝拣选的宗教观，贵格派神学体系的核心是上帝的爱与光，他们相信耶稣给人类灵魂种下了神圣的善和美德，这种灵光为所有觉醒到其存在的人带来了救赎的手段。救赎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并非局限于一小撮被选中的幸运儿。
正是因为这种宗教信仰的支撑，贵格派移民在实现平等与包容的观念上，比十八世纪其他的区域文化要走得更远。比如贵格派反对由血缘、出身和财富形成的社会差别，而强调应当根据品行与价值来评价男女。特拉华河谷的公序良俗，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其他人的宁静，这种开放的秩序观念无疑是一种革命。宗教理念塑造了贵格派殖民地的政治文化。英国复辟时期的贵格派意识形态对宾夕法尼亚影响之深远，远胜其他地域文化。
贵格派的“相互自由”观也深刻践行了其信仰的核心原则。贵格派的宗教自由观念，不同于新教徒所秉持的坚守正道的自由观，贵格派的灵魂自由保护着基督徒的任何一种良知，即便是他们自身并不认同的观念。除了宗教上的自由，特拉华地区还有着三种世俗的英国人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受代表制政府统治的权利，以及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威廉·佩恩亲自为英国人权利制定细则，保障了这些权利在宾夕法尼亚的实施标准要远胜当时英格兰的普遍做法。费舍尔对于贵格派的评价极高。贵格派在英格兰曾饱尝宗教迫害之苦，他们在英格兰要求平等享有英国人的自由权利，却因宗教信仰而长期未果。当他们终于建立起自己的共同体时，他们不仅保护了自身的自由，还将他们在英格兰的权利诉求也同等地给予非贵格派的其他群体。
阿巴拉契亚
爱尔兰海沿岸边境文化的承继
在四种发祥于不列颠的地域文化中，费舍尔对边区文化的勾勒与阐释显得最具野心。美利坚边区文化的建立者，来源于英国相对应的边界地区。这是一个围绕爱尔兰海所组成的边境地带，它包括了英格兰最北端的六郡与苏格兰南部的五郡。这一地区长年处在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你来我往的战火之下，形成了苦难深重的边境文化。从17世纪开始，这种边境文化越过了爱尔兰海，蔓延到阿尔斯特地区。边境地区的文化崇武好斗、血亲联盟与宗族纽带，这些因素比对国王的效忠更重要。这一地区的移民动因更为世俗，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詹姆斯六世继位之后开启的边区平定改造运动，扰乱了不愿接受新秩序的边民生活，变革使他们处境艰难，他们逃往美利坚就是为了在新世界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
这批骄傲鲁莽的边境移民进入贵格派殖民地之后，被贵格派精英向偏远地区导流。来自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裔爱尔兰人”，迅速在南部高地建立了文化霸权。这片被费舍尔称为“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文化区域位于印白冲突的中心地带，大部分地区都有领土争议，属于美利坚殖民地的“文化边疆”。这些外部条件既契合了边民们原生的社会环境，又进一步加剧了边区定居点极度保守与排外的社会意绪。与不列颠边界地区的文化极为类似，美利坚的边区同样缺少权威政府的管制，一方面本地显赫家族把持大量土地，经济上两极分化，社会级差较大，但另一方面，美利坚边区的社会分层却没有在社会行为与准则上形成等级化的规范。
美利坚边区文化在社会行为方面有一种奇特的平等性。边区的精英阶层并不特别有文化教养，也非能力超群之辈。他们的地位直接依赖于所掌握的财富与权势，并通过阶层内部的通婚与友谊来巩固。一旦失去财富，立即丧失社会地位。边区社会存在着庞大的无地佃农群体。他们穷困但骄傲，将贫穷与自豪融为一体。比如“红脖子”一词，最早就是用来指称边区农村的无产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比较对等。他们着装类似，甚至相互直呼其名。与边区社会的平等交往方式相呼应的，是边区政治文化崇尚强人领袖的特点。领导人因为行动果敢、有效，能够吸引大批的追随者。这些领袖采用平民化的政治语言，但却不是用来表达对民众利益的追求，而是要号召人们为其事业努力。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民粹主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其政治风格明显源自于此。虽然研究边区历史的学者们多认为，费舍尔塑造和强化了阿巴拉契亚山区文化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但毫无疑问，当下美国的政治文化再次印证了费舍尔对边区文化生命力的判断。
边区的自由观念是一种极端的“天然自由”。边区居民反感政府的管制和法律的约束。他们厌恶强加的权威，提倡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认为公共事务只要以最低成本的方式来满足即可。18世纪南部著名的自由斗士帕特里克·亨利就是这种自由观的代表。他抵制任何形式的强政府，提倡低税收，主张以武力对抗侵犯自由之权威。“不自由，毋宁死”折射的正是边区文化特有的极端自由观念。
四种源流
美国历史中的共识与冲突
费舍尔的意图不在于揭示地域文化本身，而在于用四种源自不列颠的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来为美国历史中的共识与冲突找到新的解释，从而证明四种地域文化乃是美国“自愿社会”的中流柱石。费舍尔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四种地域文化之间差异巨大，并不存在相互消融与合流，而是顽强且完整地长存于美国政治文化中，各自生长。
四种地域文化中，除了边区之外的其他三个主要地域的精英，通过1787年宪法达成了制度上的共识，但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身份意识。进入全国性政治舞台之后，带有鲜明地域政治文化特征的国家观念、自由理念、围绕奴隶制、州权，以及外交事务等方面的不同态度，形成了差异分明的施政方针与政策走向。四种地域政治文化在联邦层面分化组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生机，从而塑造了美国历史的呈现面貌。
费舍尔以美国总统大选为例。在早期共和国的阶段，某一地域文化的代表人物如果要将本地域政治文化推向全国，都会招致其他地域文化的联合反对。比如杰斐逊在1800年战胜亚当斯，就是南部沿海联合了特拉华河谷与南部高地，通过一场“多元性的自由运动”击败了亚当斯的有序自由试验。1856年后，候选人单一的文化地域背景不再管用，新的以南北为划分的地域文化联盟开始形成。比如亚伯拉罕·林肯的当选，不仅因为其父系血统中具有新英格兰、贵格派与阿巴拉契亚山区三种地域文化因素，还因为共和党在北方形成了基本的政治联盟。
在费舍尔看来，美国政治文化显然重在分歧，而非共识。能在所有地区都赢得广泛支持的候选人凤毛麟角，伍德罗·威尔逊是其中之一，然而，他的改革方案仍然招致了大量基于地域的反对声音。在威尔逊之后，美国大选中一贯的地域性投票又卷土重来。费舍尔提出，只有面临共同的外部危险之时，四种地域文化才能暂时放下分歧，联合行动。比如，面对帝国官员改造殖民地的文化压力之际，18世纪末濒临与法国开战的准战争状态之时，还有在1920年代面临外来移民压力的时期，以及美国卷入二战之后。在危急关头，四种源自盎格鲁-撒克逊的地域文化往往能够放下分歧，一致“对外”。
费舍尔利用地域文化来解释美国“自愿社会”的形成，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其视野之宏大、格局之开阔都在历史学界难得一见。但全书过于宽宏的风格也产生了不少漏洞，比如全书通篇采用的精英史观，过于明显的现实指向，证据链单薄，费舍尔对边区文化对应地域和族群的分析，以及他对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忽视，这些都为他招致了不少学界同行的批评之声。可能同样因为此书体大思精，中文译本虽然语言流畅，但疏漏笔误之处颇多。但对国内读者而言，美国的学界争议也许难掩此书之光彩。
费舍尔的地域文化分析框架虽然宏大，但最终的落脚点仍是自由观。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在美国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多元的自由观。多元的地域文化滋养了四种不同的自由观念。正如他在结语最后所指出的，“美国自由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从来不是单一的观念，而是一系列有区别，有时甚至是冲突的传统，彼此之间维持着张力。自由观念的这种多元性缔造出一种自由文化，在开放性及扩展性方面远胜任何单一的自由传统”。美国文化的“复数性”特征，值得我们深思。
□何芊
者 | 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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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伟大的设计奇才Alec Issigonis爵士接到一项任务，为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导致的汽油限量供应，必须要在短时间内设计出一款“容纳4名乘员的同时，确保完美操控与低油耗”的小型汽车。
Alec Issigonis是一个满脑袋纯技术观点的人，曾公开宣称“完全不喜欢任何大的事物”，这种独一无二的思维偏好让他成为这项任务的绝佳人选。
很快，“油耗小、速度快、外形小、空间大”的Mini诞生了。一经推出，便成为当时小型汽车界的天花板，在赛道和乡村间游刃有余，在皇室和平民里口口相传，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汽车神话由此开篇。
Alec Issigonis曾多次反复强调，Mini是他最满意的作品，而“最令我满意之处，在于它不像其他任何车型。”
1994年，经典Mini随罗孚加入宝马集团。2001年，Mini正式更名MINI，成为宝马集团旗下三个独立汽车品牌之一。20年来，“MINI家族”愈发壮大，在全球俘获超过400万名忠实拥趸。MINI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汽车小公司，成长为全球高档紧凑细分市场最成功的汽车品牌，细分市场占比高达40%。
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捕捉并驱动时代精神，体内不停涌动着自我重塑基因的汽车公司，在“新四化”世代浪潮拍打之际，主动对品牌内核进行了一场升级，推出全新品牌战略——BIG LOVE“迷你所爱”。
这场升级从可持续理念、开放的品牌文化、数字化创新和未来规划四个方向次第展开。
首先是Big Love for the Planet“爱，一个地球”。
作为在燃油短缺危机中诞生的汽车品牌，MINI天生就懂得如何用最少的资源，提供最丰富的体验，用“以小见大”的智慧和创意解决都市出行困局。
当众多汽车公司仍沉迷生产“大车”不可自拔时，深深刻印在MINI血脉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一直在让它以实际行动超前履行“造小车”的责任。
作为宝马集团的一份子，MINI将在2030年代初转型为集团内首个纯电动品牌，成为实现集团可持续战略目标的急先锋。
为实现这一目标，MINI致力于在全价值链实现全面碳减排：到2030年，MINI平均单车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较2019年降低40%；其中供应链端降低20%、生产层面降低80%、使用阶段降低50%。
到2030年，MINI的单车碳排放将较2019年减少至少一半。截止目前，MINI在全球的生产已全面实现零碳排。
以“最小碳足迹，创造丰富体验”是MINI矢志不渝的追求。
到2027年，MINI纯电动车在全球的比例将达到50%，中国市场占比将更高。2023年，MINI会本土化制造两款纯电动车型，中国是MINI全球战略当仁不让的重点。
2020年，MINI亮相了使用100%纯天然材质的概念车——MINI Vision Urbanaut概念车，全车的皮革和铬合金被创新和可再生材料取代，保留豪华底色的同时，减少资源消耗。
今年，MINI与Paul Smith三度联手打造MINI STRIP定制款，全车大量应用可再生材料，如回收有机玻璃全景天窗、有机玻璃进气格栅条和轮毂罩；内饰材料完全摒弃皮革和铬，座椅采用针织面料，仪表板覆板、门肩、置物板由软木制成，推动了汽车设计对资源循环利用。
其次是Big Love for the People“爱，各异人生”。
虽然造的车尺寸不大，但这些小小的MINI新车，早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力量强大的文化飓风，很难想象一台以低油耗和实用为设计初衷的小车，问世后却成了个性和无阶级的象征：上到皇室王侯下到平民百姓，全部为之狂热，受到了无数人的追随和拥戴。很难想象一辆小车会产生如此深重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力，MINI的成功远超产品本身，因为它始终将对“人”的关注排在优先级首位。
62年来，MINI一直鼓励每个人表达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正如品牌口号所振臂高呼的那样：“因为不同，愈加吸引”（We are all different, but pretty good together）。
多年来，MINI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一系列创新式体验活动与用户建立情感共鸣，让每一位车主和粉丝都能沉浸在MINI的纯粹滋味中。
为将背景不同，但同样都是MINI车主的分散人群更高效地聚合在一起，2019年，MINI着手打造了全球首个车主专属的THE COOPERS社群平台。截止2021年，平台社群成员已超过160万。同样是在2019年，MINI还为车主和粉丝打造“MINI库伯杯”，释放对MINI的热爱与驾驶激情。
在中国，MINI品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被进一步放大，与用户情感共鸣的纽带愈结愈深。“宠粉”是MINI品牌独特的向心力，也是它不可复制的优势。
再次是Big Love for the Progress“爱，不断进步”。
经典是MINI的卖点，但绝不是MINI的唯一卖点。步履不停，时刻精进的MINI才是闪烁在历史大潮中，金子般珍贵的特质。
迈入数字化时代，MINI从没停止过对数字化与创新的全维拥抱。
在车载系统上，维持经典“圆形设计元素”外，提升整体车机的易用度与先进性，以车载系统为切口，融入经销商与车辆服务，接入第三方数字化平台，比如现在可以通过轻点屏幕的方式，利用预装在车内的天猫精灵，为自己和朋友点一杯咖啡。
2021年4月，MNI在中国上线全新App，旨在进一步加强“COOPERS”间的联结。目前，该APP用户数量接近10万，日活用户超过2万。明年1月，MINI App将加推社区功能，让“COOPERS”多一个颗粒度更细的沟通平台。
最后是Big Love for the Brand“爱，MINI”。
MINI虽然被Alec Issigonis设计的体态娇小，但古灵精怪的爵士在它体内埋下的能量场，却一点也不微弱。
作为世界上“最大牌的小车品牌”，MINI是当今成高档紧凑细分市场里最成功的汽车品牌，市占率高达40%，以小小的身姿扛起了整个市场的前进旌旗。
要知道，如今被定为小车设计金科玉律的“四轮四角”原则，是MINI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全球壮举后才逐渐奠定的。
为了让尺寸精妙的车身尽可能多地为乘员服务，MINI大胆放弃了竖置引擎和后轮驱动，改为横置引擎和前轮驱动，将四个轮子安置在四个角，同时使用极小的10英寸轮胎，让车内空间充分舒展。
既能响应城市敏捷出行号召，也能提供卡丁车般的驾驶乐趣，MINI从18年前进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成为无数人心中的“dream car”。
今年前三季度，MINI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同比增长22.5%。其中子品牌JOHN COOPER WORKS同比增长148%。
针对中国市场的未来，MINI也在积极谋划，有序推进：2023年，MINI纯电动车将在中国开启本土化生产。
2027年，MINI纯电动车占全球销量的比例将达50%。在中国市场，这个比例会更高。
在MINI中国区副总裁博朗瑞看来，MINI是一个鲜有的活着的传奇，品牌图腾在几代人间被继承和诠释。MINI也是一个心怀大爱的品牌，一直怀揣着对地球、对人和对进步的大爱。
历经62年变迁，MINI固守原创、个性和卡丁车般驾驶激情的教科书式态度没有变。面对语境变化，躬身入局，抓住机遇的奋勇态度也没有变。从1959年至今，MINI这股充满“爱”的年轻力量，从未偏离过时代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