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6日，被外界“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教父”级人物的易连峰等54名被告人、通辽市易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等两家被告单位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在乌海公开开庭审理。
6月8日，“平安通辽”刊文披露了该案的具体细节。
文章披露：2009年至2019年，进入成熟时期，易连峰更是肆无忌惮地拉拢腐蚀了时任通辽市科尔沁区委书记、通辽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辛金山，时任通辽市市长、市委书记傅铁钢，时任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区分局政委、局长刘兴臣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经查，易连峰向辛金山、傅铁钢、肖剑平等厅级干部行贿170余万元，向刘兴臣、尚勇、王大成等处级干部行贿200余万元，接受其贿赂的科级以下干部达百余人。这些被腐蚀的国家工作人员形成该组织背后的“关系网”，多次在司法、治安、税务领域给予易连峰等人支持和庇护。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易连峰被查。据乌海市公安披露，侦办“6·28”案件共历时6个月。傅铁钢、辛金山、肖剑平均于2019年6月至10月相继落马。
傅铁钢生于1953月4月，曾于1999年任通辽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次年调离通辽，2006年重返通辽任职，历任通辽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2011年卸任，2016年退休，2019年10月被查。
经查，傅铁钢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为一己私利不惜违背党性原则，对抗组织审查；违规为其子安排工作，并默许吃空饷；收受礼金，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违反生活纪律，出境赌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职务调整晋升、企业经营、工程建设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滥用权力损公肥私。
辛金山生于1952年10月，2002年任通辽市科尔沁区委书记，2004年任通辽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长达7年，2011年卸任，2013年退休，2019年6月被查。
经查，辛金山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宗旨意识，对抗组织审查。以权谋私，违规为亲属安排工作，收受礼金。执法犯法，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大肆收受他人财物，造成不良影响，严重破坏了通辽市政法系统的政治生态。
肖剑平生于1955年5月，1999年起任通辽市政府秘书长，后兼任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2003年调至位于通辽的内蒙古民族大学，先后任党委委员、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5年退休，2019年10月被查。
经查，肖剑平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背离初心使命，丧失理想信念，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收受礼品、礼金，违规从事有偿中介活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职务调整晋升、工程建设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生活作风腐化，造成不良影响。
易连峰，男，1962年12月17日出生，系通辽市易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通辽市新世纪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019年12月18日，被乌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等罪，同年12月31日，被批准逮捕。
1995年，易连峰辞去教师工作下海经商，逐渐积累资本，并设立了通辽市易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易丰房产”）。2002年，易丰房产在通辽市科尔沁区投资建设了新世纪大酒店，易连峰及妻子李晓斌作为酒店控股股东掌管酒店经营活动。凭借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新世纪大酒店一举成为当地重要的政府接待、招商宴请场所。此后十余年间，易连峰以合法经营为掩护，拉拢、腐蚀各级地方官员，积极寻找“保护伞”，先后网罗了李绍文等33人成为组织成员，大肆组织卖淫，开设赌场，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多次有组织、有预谋地在通辽地区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活动，恣意破坏当地社会风气，扰乱民众健康生活秩序。十余年间，以易连峰为首的犯罪组织逐步成为在通辽政、商、“黑”三界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秩序。
以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人员结构相对稳定，层级职责基本明确，组织管理较为清晰。该组织共有成员34人，其中，积极参加者14人、一般参加者19人。其组织特征具体表现为：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职责明确，分工协作；严守规约，运行有序。
1995年至2002年，在发展初期，易连峰通过贩卖粮食和承揽建筑工程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为了利益最大化，他采取金钱诱惑、相认干亲等手段，将公安民警李绍文收入麾下，为其效力。李绍文身为国家公职人员，丧失理想信念，甘心被“围猎”，公然动用手中公权力帮助易连峰及其组织成员摆平事端。
2002年至2009年，在壮大时期，易连峰凭借新世纪大酒店的知名度高、有政府人员庇护等有利条件，有组织、成规模地实施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期间，他与李晓斌掌控了全部非法收入，他们培养的心腹李玮协助记账、收款，他们培植的亲信李玉冬、孙德军、孙翠妍、赵立忠等人负责“黄、赌”活动的具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司化运营模式在该组织中得到了进一步稳固，“金字塔”型管理结构得到了逐步确立。与此同时，他对当地恶名昭著、劣迹斑斑的杨晓光施以好处，将其吸纳为组织成员，杨晓光则多次帮他摆平需要“社会人”出面才能解决的问题。
2009年至2019年，进入成熟时期，易连峰更是肆无忌惮地拉拢腐蚀了时任通辽市科尔沁区委书记、通辽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辛金山，时任通辽市市长、市委书记傅铁钢，时任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区分局政委、局长刘兴臣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呈现出渗透政权、危害政权之势。他利用政府官员的包庇和纵容，不断捞取商界荣誉和政治光环，为继续进入拆迁、建筑、土地、矿山等高金领域攫取巨额财富铺平道路。期间，他与声名狼藉的刑满释放人员白红柱相勾结，在矿山领域为非作恶，还纵容其堂弟易连涛在科左后旗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罗社会闲散人员，为害一方，严重损害当地旅游、餐饮行业经营。
在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全体成员唯易连峰马首是瞻，事事听命于易连峰。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起者、创建者，他对整个组织的运行起着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处于组织的核心地位。其不但直接实施了行贿、强迫交易、寻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犯罪行为，还领导、组织成员实施了组织卖淫、开设赌场、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犯罪活动，更纵容组织成员实施了故意伤害、妨害公务、非法拘禁等犯罪行径。为了庇护组织成员，他曾多次动用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帮助组织成员逃避打击。
在该组织中，李晓斌长期掌控着犯罪收入，将组织卖淫、开设赌场所得的5000余万元用于子女留学、个人挥霍。李绍文自新世纪大酒店营业以来，享受着免费客房、洗浴等服务项目的同时，主动为新世纪大酒店开设的赌场提供保护并抽头渔利。杨晓光、易连涛是深受易连峰信任的小弟，易连峰分别将通辽市易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丰矿业”）、大青沟蒙古大营交由杨晓光、易连涛经营，二人则各自广纳小弟，发展组织成员，依托组织势力，有恃无恐、仗势欺人，多次实施暴力违法犯罪行为。李玉冬、赵立忠、孙德军、孙翠妍这些新世纪大酒店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忠实地跟随着易连峰，对易连峰的命令不分对错，唯命是从，在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中尽忠效力、助纣为虐，在非法敛财活动中作用突出。
该组织中，吕春梅等人或听命于易连峰，或听命于杨晓光、易连涛，甘愿充当马前卒。有的作为保镖、跟班长期追随易连峰，有的在“黄、赌”活动中作用显著，有的在行贿行为中表现积极，有的在寻衅滋事等暴力犯罪中行径恶劣。
据了解，在该组织中，大部分核心成员为新世纪大酒店员工。易连峰以合法公司为依托，用公司章程、规章制度进行组织内部管理。这些成员不论是职务任命，还是薪酬增减，均有严格的审批、公示程序可以遵照。易连峰等人在卖淫、赌博场所内明文公示各种员工守则、服务标准，建立起由部门经理、主管、领班等多层级职位组成的管理体系，各成员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为猖狂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提供组织保障。该组织经过长期、稳定的运行，已出现相互协作、相互包庇、相互纵容等特点，给司法机关依法打击带来重重困难。
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从事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高利润违法犯罪活动，加之该组织又有其他多种形式经济收入，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持组织成员继续长时间、跨区域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其经济特征具体表现在：以组织卖淫、开设赌场为主要支柱，以骗贷、敲诈等手段为敛财途径，以非法收入为组织“输氧”“供血”。
2002年以来，该组织以新世纪大酒店为依托，持续进行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数据显示，该组织在17年间累计组织卖淫上万人次；在数十个地点开设赌场，累计参赌人数上千人，两项非法收入共计上亿元。组织卖淫和开设赌场收入是维系该组织的最主要经济来源，多数组织核心成员也都为此而长期追随易连峰，为组织发展、壮大尽力的同时，又享受着各项利益回报。这两项非法收入成为易连峰供其家庭成员奢侈消费的主要来源。
长期以来，该组织以合法经营为掩护，19次以虚构贷款用途、资信证明等欺骗手段从9家金融机构获得贷款2.6亿余元，为组织正常运转，保证有充足实力继续从事违法犯罪行为提供资金支持，给当地金融秩序造成一定破坏。此外，为组织利益最大化，易连峰多次指使柴雅芳等人作假账偷逃税费上亿元。
该组织形成以来，长期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经查，易连峰向辛金山、傅铁钢、肖剑平等厅级干部行贿170余万元，向刘兴臣、尚勇、王大成等处级干部行贿200余万元，接受其贿赂的科级以下干部达百余人。这些被腐蚀的国家工作人员形成该组织背后的“关系网”，多次在司法、治安、税务领域给予易连峰等人支持和庇护。新世纪大酒店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免检单位”，导致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行为长期难以查处，在百姓心中形成“新世纪大酒店是法外之地”的印象，严重损害当地社会秩序。该组织在“保护伞”的庇护下不断发展壮大，其发展壮大后又不断培植新的“保护伞”，二者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侵蚀着地方政权，蚕食着社会安定。对内，易连峰以各种经济利益为诱饵，例如提供经商机会、提供稳定工作、奖励住房、优惠出售住房、发放年终奖励、授予酒店免单特权等等，使该组织成为“荣辱与共”的利益集团，各成员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维护着组织正常运转。
该组织为谋求强势地位、壮大组织声威、寻求非法保护，有组织地实施了38起犯罪事实，涉及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行贿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虚假诉讼罪、妨害作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窝藏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妨害公务罪等17个罪名。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
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盘踞在通辽地区，在“黄”“赌”等非法行业形成重大影响，在大青沟景区干扰、破坏他人正常生产、经营，并造成严重影响；在得到“保护伞”庇护的同时，干扰司法办案、插手干部任命；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同时，又与其他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勾结，互相利用、为非作恶、为害一方。该组织实现了经济上立足、政治上庇护、法律上逃避，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其危害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大搞“黄、赌”，扰乱公序；恣意妄为，欺压百姓；巧取殊荣，粉饰黑恶；腐化官员，渗透政权；“黑”“黑”勾结，为害一方。
从2002年至案发，该组织在新世纪大酒店洗浴中心、KTV、时代酒吧多处组织卖淫达17年，当地百姓大都知晓这个受到特殊保护的卖淫窝点，甚至有卖淫人员为了逃避打击而选择在新世纪大酒店内从事性交易。2003年至2010年，该组织在新世纪大酒店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赌客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大量当地官员。2005年，该组织在大青沟景区内开设赌场，赌场内多次发生打架斗殴事件，极大地威胁着当地百姓的生活，严重扰乱了旅游景区生产经营秩序。在新世纪大酒店内，该组织设有专门的麻将房，当地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都曾在此开设赌场，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实现“互惠互利”。
该组织频繁使用暴力或其他手段侵犯当地百姓合法权益，但多数被害人迫于该组织势力而不敢报案、不愿报案，或者即便报案也被非法压制，致使大多案件直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才浮出水面。
为了攫取更多经济利益，该组织掩盖种种违法犯罪行为而竭力贴靠各级官员，努力融入“政治圈”，长期与各级官员保持非正常私交，积极为组织成员争取诸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青年卫士称号”等政治光环。
为了持续猖狂地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该组织系统性地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寻求庇护。多年来，易连峰逢年过节必向辛金山、肖剑平等主要领导干部送去大量现金、礼品，曾给辛金山兴建农庄、给其女儿免费办婚礼，常年在新世纪大酒店洗浴中心为辛金山、肖剑平、许亚林等人提供免费洗浴服务，甚至指派其手下到相关部门办公场所大肆赠送购物卡、代金券。这些被收买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对易连峰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一路开绿灯，对该组织有求必应，甚至有干部想要升迁都需通过易连峰斡旋。易连峰等人的行为导致部分领导干部对行贿、受贿习以为常，心中毫无党纪国法，严重破坏了当地政治生态。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逐步壮大，在通辽地区扬名立万。凭借易连峰多年“经营”，该组织与当地其他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建立起可以相互利用的人脉关系。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虽然实力强大，但各组织遇到问题或组织间发生纠纷时，便会请易连峰出面摆平。他为各组织协调关系的同时，即可抬高自身地位又可从中渔利。久而久之，通辽地区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十分看中他的特殊地位，争相讨好他。
在通辽地区，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不断发展，同时，也纵容其他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壮大，呈现出事实上的“黑上之黑”特征，复杂的利益关系造成该地区各黑社会性质组织相互交错、相互利用、相互包庇、难以瓦解。
2002年至2019年，易连峰、李晓斌夫妇投资经营新世纪大酒店期间，以新世纪大酒店康乐部下设的时代酒吧、KTV夜总会、洗浴中心为依托，以酒店客房和洗浴中心包房为卖淫场所，指使他人对卖淫人员和卖淫活动实行统一管理。通过设定卖淫价格，约定收入提成，统一收费管理，严格请销假制度，提供免费住宿等措施，累计招募、雇佣、管理50余名卖淫人员长时间从事卖淫活动。
2014年以来，在新世纪大酒店洗浴中心，易连峰通过控制按摩女技师上下钟时间，容留按摩女技师在洗浴包房和酒店客房从事卖淫活动，从而增加酒店洗浴中心和客房部的收入。
以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持续、猖狂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寻求庇护。多年来，易连峰先后多次向多名国家机关厅、处级官员行贿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81.9658万元。
2003年以来，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营利为目的，在新世纪大酒店、大青沟等地，伙同李绍文等人，利用赌博机、“猜信封”“揭三张”“帕斯”等方式开设赌场，指派他人参与赌场管理，指派李晓斌等负责管理赌场部分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共计7200余万元。
1990年以来，易连峰违反枪支管理规定，先后非法持有枪支四支和猎枪子弹106发、步枪子弹510发，非法持有的枪支分别为虎牌双筒猎枪1支，小口径长枪1支，小口径可折叠、可拆卸长枪1支，催泪手枪1支。自2017年，易连峰先后指使他人将上述枪支、子弹毁匿。
据了解，侦办“6· 28”案件共历时6个月，抽调集结二百余名民警组成专案组，辗转全国10余个省市，行程数十万公里。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8名，涉嫌16项罪名，共计查封、扣押、冻结资产四亿六千余万元。主案共装订案卷381卷，案卷厚度高达8米，起诉意见书长达154页，近八万字。
起岐山，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或许是岐山臊子面。实际上，除了舌尖上的味道，岐山背后的历史文化，更值得品味。
《国语·周语》曰：“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岐山，古称“西岐”，因“山有两岐（两枝的意思）”而得名，今属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3000多年前，起源于渭水流域的周王朝发祥于此，创造了崇德尚礼、博大精深的周文化，中华礼仪之邦的恢宏画卷由此徐徐展开。
这里曾孕育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诗经》，也流传着封神演义、文王演周易等美丽传说；这里曾出土了青铜国宝毛公鼎，也发掘了我国最早的西周时期完整的四合院式建筑遗存；这里相传是黄帝太医岐伯的故里，也是诸葛亮病逝的五丈原所在地；这里至今延续着尊老敬贤、尚德崇义的家风家训，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焕发活力……
岐山，这座被誉为“周礼之乡”“青铜器之乡”“陕菜之乡”的小城，正是中华文脉亘古绵延的具象所在。
7月25日，顾客在一家岐山臊子面餐馆内品尝臊子面。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邵瑞摄
臊子面——舌尖上的文化滋味
“狗娃（岐山人对子孙的爱称），臊子面做好了，你端上第一碗给‘灶王爷’‘土地爷’堂前泼个汤，保佑咱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每到大年初一，岐山人新年的第一顿餐饭就是一碗碗热腾腾的臊子面。开饭前，家中长辈会叮嘱晚辈将第一碗臊子面端出门外泼汤，祭奠先人、土地爷和仓神等，以求来年万事和顺。
“臊子面‘泼汤礼’源自周礼敬天保民的理念，是岐山人传承千年的特有礼仪。不论谁家婚丧嫁娶、生子升学，待客的席面都要上臊子面，先泼汤、后开席的礼数一直没变。”岐山县文化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杨慧敏介绍道。
小小的一碗臊子面浓缩了岐山人对周礼文化的尊崇和传承——知敬畏，懂礼节。
相传殷商末年，武王伐纣凯旋，途中命人宰杀一条蛟龙，犒劳三军将士。为了让大家吃饱，聪明的厨师将蛟龙肉制成鲜美无比的臊子，搭配其他辅料做出臊子汤，然后浇在煮熟的面条上，只吃面，不倒汤，循环往复，于是，将士们都吃上了一顿终生难忘的臊子面。
《岐山县志》记载了臊子面的另一种得名传说：古时岐山有一富户，新娶一媳，心灵手巧，善作汤饼，举家喜食，尤以小叔为甚。后小叔为官，仍喜食之，遂呼为“嫂子面”，久而久之，谐音为“臊子面”。
正宗的岐山臊子面讲究的是面条“薄、筋、光”、汤底“煎、稀、汪”（“煎”意为汤要烫，“稀”意为面条要少，“汪”意为汤底浓郁）、口感“酸、辣、香”，可谓碗里藏乾坤。
千年过去，沧桑变化，臊子面从食材选择到烹调技艺都得到了不断改良，但吃法却一直没变。
“臊子面也被称作‘一口香’，顾名思义就是每碗面只有一口的量，这种吃法可以极大保留汤的鲜美，品尝面条的筋道。因此，岐山人把吃臊子面也叫‘吸’臊子面。”杨慧敏说，“一个人一次单独吃上几十碗岐山臊子面也不稀奇，现在饭店里的一份臊子面多是六小碗。”
想要把臊子面做好绝非易事。从备材、制作再到上桌，要经历揉面、擀面、犁面、炝汤、下面、浇臊子等一系列流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影响口感。
燣臊子肉是臊子面的精髓。臊子肉燣得好，臊子面就成功了七八成。制作臊子肉兼具了煸、炒、煨、炖等技法，同时还需配以桂皮、八角、辣椒等一众佐料。正宗的臊子肉出锅时色泽油亮，酸香辣适中，色、形、味俱全。
“岐山人走到哪里都惦念着臊子面，不但因为面好吃，还因为碗里沉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先人后己的待客之道教会人要谦虚仁爱。”岐山县蒲村镇蒲村村的邢东潮老人饶有兴致地说，“面条宽窄也有独特含义，吃细面寓意着过日子要细水长流，而吃宽面时长辈会告诫晚辈遇难事要宽心，不要气馁。”
穿越数千年历史长河，美味的臊子面历久弥香，进入新时代又焕发出新的生机，细细的面条正连接起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浓郁的臊子面汤正搅动着一个蓬勃的产业。
近年来，岐山县聚力发展民俗食品产业，坚持把做大做强“一碗面”特色产业经济作为引领、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2023年岐山县“一碗面”经济产值达到150亿元，带动9.4万人就业。目前，岐山臊子面孵化基地等项目建成投产，产业链不断延伸，“一碗面”电商交易额达到18.8亿元。
五丈原诸葛亮庙。受访单位供图
在陕西岐品福食品有限公司，现代化的厂房车间干净整洁。这家成立于2020年的企业，以大众化、快餐化为目标，研发出多款臊子面方便餐饮产品。目前拥有7条生产线，总投资达到5亿元，创立的“来六碗”岐山臊子面品牌，已经进驻西安多个商场。公司负责人赵万林说：“挖掘传统饮食的文化内涵，再将文化转化为产业，让臊子面走出了岐山。”
八百里秦川巍峨，悠然里烟火人间。作为周礼文化的“活化石”，岐山臊子面被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产业化发展中传承改进，香味飘进千家万户，成了岐山乃至陕西的一张金名片。
寻大德——触摸礼乐文化的根与魂
岐山县城里，一座金黄的凤凰雕塑熠熠生辉。“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大雅·卷阿》中的记录，让“凤鸣岐山”的传说广为流传，凤凰也成为岐山县的吉祥鸟。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翻开被誉为中国古代诗歌开端的《诗经》，多篇诗作反映了周人在岐山的活动实践，记录了周代岐山的风土人情。
宝鸡文理学院周礼文化传承保护与研究中心主任景红艳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经济人文的百科全书，岐山则是《诗经》的故乡，这里也沉淀了影响中华文明3000多年的周礼文化。
“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宝鸡市文物局原局长任周方介绍，周人制礼作乐是将各种行为规范加以系统化，形成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从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等日常小事，到祭祀、征战等国之大事，礼仪融入周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这些制礼作乐的工作主要是由周公完成的。”任周方说。
周公，姬姓，名旦，周文王第四子，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殷商。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摄政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的一生，始终将勤廉二字作为思想基石和行为准则，为周朝近八百年的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后人尊称为“元圣”。
自古勋劳推元圣，从来梦见有几人。千百年来，周公被无数文人墨客推崇礼拜。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曹操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苏轼说，“吾今那复梦周公。”
位于岐山县城西北方向6.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古木林列，景色迷人。这里正是千古名胜周公庙所在地。
穿过古木参天的步道，迎面可见乐楼门前的一副楹联，上书“临流水犹听古乐，遇崇山若仰大贤”，横批“飘风自南”。
周公庙景区负责人介绍，此处原名卷阿，卷是弯曲，阿是丘陵，东、西、北三面环山，唯南边与平地相接，状如簸箕，故《诗经》写“有卷者阿，飘风自南”。
公元619年，唐高祖李渊缅怀周公德贤勤政，下诏在古卷阿为周公建祠立庙。后经历代修葺，这里成为全国历史最悠久、占地面积最大的周公庙遗址，千百年来一代代人到此凭吊咏怀。
庭院中央，一座汉白玉雕像，头戴相帽，庄严慈祥——这正是周公雕像，往来游客纷纷拍照留影。
“中国人崇尚榜样，崇尚模范，历来有向圣人学习的传统。周公身上的品德，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杨慧敏介绍，除了卓越功绩，周公身上的忠、勤、廉、仁、和等优秀品德更是被代代后人仰颂。
在岐山历史上，还有一位和周公齐名的大德——召公。
召公，姓姬，名奭，因采邑于召而得名。召公先后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主张崇德立德，提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的廉吏标准，要求戒腐从节制逸乐开始，留下了许多廉政故事。
位于岐山县召亭村的“甘棠遗爱”勤廉教育基地的召公展介绍，一些官员欲为召公建立宽敞的办公场所，他断然拒绝，说：“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
召公在甘棠树下倾听诉状，解民之忧，史称“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留下“甘棠遗爱”的千古佳话。《诗经·国风》记载：“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景红艳说，这首诗代表着民众对召公的怀念，对廉政的向往，甘棠也成为召公爱民精神的体现、清官廉吏的标志。
岐山县委宣传部部长王武军介绍，近年来，岐山县打造召公“甘棠遗爱”勤廉教育基地和周公勤廉教育基地，努力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新时代廉洁文化，吸引更多人践行崇廉尚勤的中华优秀美德。
千载悠悠，周公、召公身上的优秀品德，依然令人肃然起敬。周代先贤所提倡的德治天下、任人唯贤、勤廉仁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至今仍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当地群众在周公庙景区进行非遗演出。受访单位供图
五丈原——踏寻诸葛亮衣冠冢
离开周公庙驱车向南30多公里，便来到了位于岐山县蔡家坡镇的五丈原诸葛亮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千百年来，被世人所敬仰、誉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就陨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每年秋季，五丈原上秋风萧瑟，因而历史上有“五丈秋风”之称。
公元234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大军，取路褒斜谷道，夺取五丈原，屡次向魏军挑战，司马懿抓住蜀军劳师远袭的弱点，敛兵不出，以逸待劳。
诸葛亮明白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便分兵屯田，供给军粮，为久驻之计。两军对峙100多天后，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后主刘禅追谥为忠武侯，后世常以武侯尊称。
《岐山县志》记载，五丈原诸葛亮庙南靠秦岭，北临渭水，东西皆深沟，形势险要。星落五丈原后，人们为了纪念诸葛亮，在此修建庙宇，又名“五丈原武侯祠”，庙内有重塑于清代的诸葛亮塑像。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来此焚香追思，祈求佑护。
走进诸葛亮庙，映入眼帘的是门柱两侧镌刻的醒目楹联“一诗二表三分鼎，万古千秋五丈原”，门楣的竖匾上书“五丈原诸葛亮庙”。
一诗指《梁父吟》，二表指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和第二次北伐写给后主刘禅的前后《出师表》，三分鼎指天下三分。短短七言律诗浓缩了诸葛亮波澜壮阔的一生。
“五丈原不但有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更是难得一遇的书法胜地！”王武军说，庙内陈列历代圣贤赞颂诸葛亮的牌匾题词碑刻，其中岳飞手书的《出师表》尤其珍贵。
相传，宋代抗金英雄岳飞于返京途中在南阳武侯祠所书《出师表》，辗转流传至清代光绪年间，时任岐山县县令胡升猷重修武侯祠，花重金购得《出师表》拓本，遂邀陕西富平雕刻大师樊登云刻于青石之上，并镶嵌于献殿东西两侧墙壁之上。
《出师表》立意深远，饱含忠君爱国的大义壮志；岳飞的书法遒劲有力，抒发浓郁热烈的爱国情怀；樊登云的刀工形神兼备，彰显传统雕刻的不凡魅力。因此，《出师表》石刻又称“三绝碑”。
漫步诸葛亮庙内，不同朝代的楹联、匾额数不胜数。有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所留下的珍贵墨宝“五丈原高恨当年空陈二表，三分鼎峙在先生名著千秋”；有乾隆、嘉庆皇帝御笔题写的“宁静致远”“忠贯云霄”匾额；亦有文人墨客留下的“三顾许驰驱三分天下隆中对，六军章讨伐六出祁山纲目书”“智谋隆中对三分天下，壮烈出师表一片丹心”等精彩楹联。
五丈原诸葛亮庙以其丰富的人文景观和浓厚的文化内涵，吸引着无数海内外游客来此参观，感受其深厚的历史底蕴。
一位游客留言感慨道：“星落岐山五丈原，颠覆了我们以成败论英雄的认知。此次登上五丈原，凭吊孔明先生，凝视历史带给我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启示。诚如明代文学家杨慎在《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中所言：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是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拍摄的西周晚期青铜轮牙马车。这套青铜轮牙马车2014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周原遗址。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传周礼——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仍在
“敬老尊贤村续中华古训，尚德崇义胸怀周礼遗风”“天启文明孝贯千秋承古训，人行善道德传一脉塑新风”。在岐山县京当镇小强村村史馆门前，两副古朴的对联引人驻足。
地处周原腹地的小强村是当地知名的古村落，漫步于此，沿途可见红砖黛瓦、清代碑亭。
据了解，小强村德孝文化历史悠久。在修葺一新的孝文化长廊，文化墙上记录着新二十四孝：经常带着爱人和子女回家、定期带父母做体检、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村民们在散步赏景之余，也接受着潜移默化的熏陶。
“‘让三分海阔天空，忍一言风平浪静’，这是我们家世代相传的家训。”指着家门前张贴的家风家训，已过耋耄之年的小强村村民王秋芳说，身教大于言传，自己和老伴平时遇事能帮则帮，如今子孙辈也乐于助人，很少和外人脸红吵架。
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家教故事，到“杨家儿孙，无论将宦，必以精血肝胆报国”的家风家训，无不激励着后人。
“耕读传家”“刚正可风”……行走在小强村，可以看到不同家庭的屏风墙或门楼前，都写着意蕴深长的家训。村入口处的巨石上，刻着一个大大的“孝”字。
小强村党支部书记金建都表示，为了更好传承敬老爱老、德孝为先的文化，村委会在重阳节为全村180多位80岁以上的老人举办集体生日宴，已连续举办六届。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既要抓村庄经济效益和美丽颜值，也要搞好乡风文明建设。我们用德孝文化涵育良好家风、锻造淳朴民风，用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村庄治理，让家风民风成为村子的一张名片。”金建都说。
“亲幼小、孝宗长、听政令、知章法、善行事、和诗人、勤耕作、懂大礼。”在岐山县蒲村镇蒲村村的邢氏祠堂中，邢氏家训赫然高悬。
挨家挨户整理家风家训，为高龄老人拍摄全家福，举办道德大讲堂，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在蒲村村，敬老尊贤、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等优秀传统正在通过一场场别出心裁的活动内化为人们的行动自觉。
“全村2300多人，近几年做到了零上访，充分证明传承周礼文化的优秀基因，对家风、民风、乡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蒲村村党支部书记邢宝恩说，好的家风支撑起了好的社会风气。
近年来，岐山县不断挖掘周文化的优秀内涵，提炼周文化的时代精神，探索周文化的现实意义，推进优秀传统文化进机关、企业、乡村、社区和学校，更好地树立起文化自信。
“德润心田，迈好人生第一个台阶。”走进岐山县城关小学实验楼门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句标语。
在毕业前夕，城关小学六年级学生王元希和十几名同学一起在周公庙景区参加了“红领巾讲周文化故事”活动。她说，通过前期准备与实地讲解，自己受益匪浅，不仅更好地了解了家乡文化，也对周公诫子、握发吐哺等典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载体不断丰富，让周文化更加可感可知。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更懂礼貌了，养成了诚实、谦让、守信等优秀品格。”在城关小学担任10多年班主任的徐玛丽说，周礼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感召力和影响力提升，也让孩子们的文化自信感、历史自豪感不断增强。（记者 张京品 王泽昊 张思洁）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020年12月4日上午9点，海南省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张家慧案在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宣判。案件判决书长达158页，有媒体报道称现场宣读时用了近一小时。
判决书显示，张家慧犯受贿罪、行政枉法裁判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400万元。据海报新闻报道，一名旁听宣判的人员表示，法官问张家慧对判决结果是否认可，“她说不服”；“法官又问她是否上诉，她说她考虑一下再决定。”
张家慧。图片/人民法院报
据张家慧案一审判决书，2019年5月31日，海南省纪委监委专案组人员将张家慧带至省纪委监委第二办公区谈话室，当天对其进行了留置。审查调查期间，经组织反复教育，张家慧坦白了部分组织已掌握的受贿犯罪问题，后主动交代了组织未掌握的其他受贿犯罪问题。
新京报记者梳理判决书发现，张家慧主要通过其前夫刘远生、外甥刘磊和一些法官受贿；行贿人中律师占比超过一半，不少人为了与张家慧结交，经营多年。此外，张家慧会通过向承办法官打招呼、在审委会替请托方“代言”等方式干预案件走向，但并非所有司法人员都会买账，有的法官会直接回绝。
张家慧案宣判后，海南省委政法委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政法”于12月11日发布了相关通报。通报称，纪检监察机关正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对涉案律师有关问题进行处置；已对部分涉案法官和公职人员立案审查调查，部分涉案法官已被定罪处罚，其他涉案人员正在分类处置。
张家慧通过哪些人受贿？
公开资料显示，张家慧生于1965年，重庆万州人。她早年学的英美文学，1988年才改学法律；在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曾在家乡法院短暂工作。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张家慧的前夫刘远生1966年出生，比张家慧小一岁，两人于西南政法学院读书时相识。1990年1月，张家慧、刘远生登记结婚；两年后，夫妇俩作为高学历人才被原海南中级法院(现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一同引进到海口。1995年，刘远生因故离开法院，与一名律师合作成立了咨询公司，投身商海。
张家慧丈夫刘远生。图片/新京报我们视频
移居海南12年后，2004年9月，张家慧调入海南省高级法院，出任审判监督庭副庭长。从判决书披露的情况看，这里是张家慧受贿生涯的起点。
但新京报记者统计发现，判决书提到的37名行贿人中，只有少数人直接认识张家慧；通过刘远生请托的有24人，接近2/3。基于刘远生横跨法律圈、商业圈的独特身份，找到刘远生的既有律师，也有企业老板；此外，刘远生还曾担任海南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务委员（均已免去），与之同届的海南省政协委员也曾托其帮忙。
比如2013年，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金裕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洪娟找到刘远生，请张家慧关照其代理的一起合同纠纷案，事成后送了刘远生20万元。2016年，海南省政协委员、商人詹汉钦找到刘远生，希望张家慧为其弟弟的股权纠纷案提供帮助，如愿后，詹汉钦给了刘远生10万元。
2020年1月，海南省政府官网转发免去刘远生省政协常委职务的决定。海南省政府官网截图
公开信息显示，2017年3月，张家慧、刘远生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两人此后似乎并未分居，刘为张充当行贿、受贿中间人的角色也未改变。比如2018年，一位律师通过刘远生向张家慧请托，刘远生两次收钱后都告知了张家慧；2017年后，张家慧几次受贿并把钱放到家中的保险柜内，之后让刘远生处理。
除了刘远生，张家慧的外甥刘磊也是为她请托、行贿牵线的重要人物之一。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刘磊在刘远生实际控制的多家企业任职，其妻子为海南省某检察院检察官。判决书显示，通过刘磊请托的行贿人共5人，行贿犯罪事实共10件，其中一件刘远生亦有插手。
从张家慧、刘磊等人的证言来看，张家慧对这个外甥非常信任，有时刘磊不与张家慧商量，就可以答应为请托人办事并收钱。比如2018年，一名行贿掮客给了刘磊50万元，希望张家慧在一桩合同纠纷案中帮忙。刘磊应承下来后才告诉张家慧，张家慧也为此与承办法官打了招呼。
刘远生、刘磊之外，为张家慧与行贿人穿针引线的还有其下属、前下属。
海南高院退休法官张明安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判决书显示，2006年张家慧第一次受贿，彼时，她刚担任海南高院民一庭庭长不久。而张明安正是那起请托案件的二审承办法官，合议庭后来根据审委会和张家慧的意见，形成了有利于请托方的判决。
2016年，已经退休的张明安开始为张家慧与行贿人牵线。判决书显示，张明安为亲家母黄银娥向张家慧请托，以解决黄公司的一起借贷纠纷，事成前后送了两次钱，共计120万元。
此外，海南省某法院法官宋长清、海口市琼山区法院原副院长王兵、时任海南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黄位国等人，均为张家慧介绍过行贿人。其中，宋长清与张明安相似，曾担任张家慧请托案件的承办法官，照张家慧的意思做出了有利于请托方的裁判；王兵经常与张家慧夫妇打麻将、吃饭，在一起请托、行贿案件中，其还以掮客身份收受了400万元好处费，其中200万元用于向张家慧行贿，自己得利200万元。
哪些律师曾向张家慧行贿？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37名行贿人中包括律师18人；另有一人以某公司股东身份行贿，但同时兼有律师执业资格。公开信息显示，18名律师中，2人曾为海南省政协委员，包括赵建平、陈洪娟；5人曾在海南省律师协会任职，包括张杰、李永涛、吴镇、涂显亚、廖波。
多名律师中，履历最丰富、与张家慧接触最多的律师之一为涂显亚，今年56岁，土家族。依据涂显亚担任独立董事的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早在1988年，涂就担任原海南中级法院经济庭审判员，4年后下海做起了律师。张家慧案发前，涂显亚已是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主任、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主攻债权债务、合同法、公司法等领域。
另一名参与行贿的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为吴镇，海南省文昌市人，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海南大华园律师事务所官网显示，这名“70后”律师为该所主任、首席合伙人，还曾获得海南省优秀律师、海南省诚信律师等称号。
2020年12月12日，新京报记者在海南省律协官网核验后发现，该网站内涂显亚、吴镇的信息已删除，两人的副会长职务已由他人替换。
向张家慧行贿的37人中，有18名律师。图片/新京报动新闻
新京报记者检索发现，上述18名律师中多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为张家慧的校友。比如涂显亚为该校1985届毕业生；海南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琳，为该校2002届毕业生；海南经和委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馨，为该校1983届毕业生。
据一名与丁馨同级的西南政法大学校友回忆，大学时期，丁馨是个“非常淳朴的小女孩”，到海南当律师后“据说很发达”。另一名以企业主身份行贿的律师邱代伦也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据上述西政校友回忆，邱代伦不时会被母校请回演讲，给人留下的形象“也是刚直不阿，从来不拉关系”。
或许因为校友的关系，张家慧与一些律师的关系较为亲近。
判决书显示，2013年至2019年，涂显亚连续七年春节到张家慧家拜年，张家慧从海口佳宝花园搬到水云天小区，涂显亚也跟着过去。每次拜年，涂显亚都会送上20万元，累计140万元。但2016年之前，涂显亚并未向张家慧请托案件。
2017年下半年，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律师丁馨也曾请张家慧关照其代理的案件，后裁判结果部分支持了丁馨当事人的诉求。据判决书中的丁馨证言，2018年下半年，张家慧约丁馨喝茶时抱怨法官难当、收入低，丁馨立即明白，张是不满其没有表示感谢。几天后，丁馨给张家慧送去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10万元。
除了这些本就与张家慧相识之人，其他律师想要搭上张家慧这条线并不容易。
比如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童天行，认识张家慧前，他与刘磊就是朋友。据判决书中刘磊的证言，早在2013年，童天行就曾通过刘磊送钱，请张家慧关照其代理的案件，但裁判结果并不如愿。这件事后童天行并未要求刘磊退钱，为后续请托留下了余地。
2017年，童天行再次通过刘磊请托张家慧，并送去5万元好处费。这一次，他终于在刘磊的介绍下结识了张家慧，此后经常与张家慧一起打麻将。
一段网传视频中，张家慧在打麻将。图片/新京报我们视频
海南律师廖哲韬是通过海口中院民二庭副庭长李燕结识张家慧的。李燕是廖的湖北老乡；2014年，张家慧曾向李燕打招呼，要其关照一个案件。
据判决书中的李燕证言，2019年3月，李燕安排了一场晚宴，以介绍廖哲韬夫妇结识张家慧；李燕还称廖哲韬妻子家有个案件在海南高院，希望张家慧关照。据廖哲韬妻子的证言，2019年4月，她开着一辆红色奔驰车，把两个装满钞票的拉杆箱送到张家慧居住的水云天小区。2019年7月，廖哲韬再次约李燕吃饭，并向李燕支付了此前宴请张家慧的费用1万元。
判决书显示，廖哲韬的行贿金额在律师中排名第二，达到300万元。
张家慧收了律师多少钱？怎么收钱？
判决书显示，张家慧被认定的60多起受贿犯罪事实中，仅2起涉及的请托案件为离婚官司，其他绝大部分为商业案件，标的额从200万元到数亿元不等。在北京律师范辰看来，此类商业案件标的额足够大，涉案人才有行贿的动力。
在30起行贿人为律师的请托案件中，律师代理费从6万元至1200万元不等，且近半数案件的律师为风险代理——案件裁判结果出炉前，律师仅拿很少的代理费；案件裁判结果出炉后，律师再按法院裁判金额、实际执行金额的一定比例抽成。这种代理模式，有时会让律师产生更大的胜诉动力、行贿动力。
比如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永涛代理的一起债务纠纷案，委托双方约定按执行到案款的30%支付代理费。判决书显示，李永涛通过刘远生给了张家慧50万元，自己最终拿到1022.7万元风险代理费。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在这些律师请托的案件中，张家慧的受贿金额从5万元到300万元不等，多数情况下在1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总计1905万元；加上涂显亚春节时的礼金，共计2045万元。从比例上看，贿金大多只是律师费的小头。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杰代理的一起案件是少有的例外，那起案件中，张杰只拿了6万元代理费，却给了张家慧10万元请托费。
就像影视剧中的情节，不少行贿行为发生在相对私密的场所，比如张家慧、刘远生居住的水云天小区会所、水云天咖啡厅等。
公开资料显示，“水云天”是海南唯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地产项目，这家公司由刘远生注册成立并实际控制。2005年前后，张家慧刚刚调任海南高院不久，刘远生便携“水云天”项目进军房地产业。
根据2019年11月张家慧案联合调查组发布的通报，刘远生曾将水云天小区一栋滨湖建筑的一层、二层作为公司办公室，并在三层设置会客厅、餐厅等，不对外营业，张家慧、刘远生不时在此宴请客人。判决书也多次提到，张家慧在会所内与人打麻将。
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中，这家会所外湖泊环绕，绿树成荫，会所内餐饮、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还有一座露天泳池。
多起行贿行为的发生地水云天小区。这里也是刘远生多家公司的注册地。图片/新京报我们视频
除了水云天小区会所、水云天咖啡厅等，张家慧本人偶尔会在酒店停车场、茶艺馆停车场、饭店甚至路边接受贿金。
判决书显示，2013年，张家慧为律师王琳的一起合同纠纷案提供帮助，事成后，王琳约张家慧吃饭，并给了张100万元。张家慧司机的证言称，那天他在饭店停车场内等待张家慧，王琳先在汽车后备厢放了一个纸箱。纸箱里实际就是贿款。
判决书还显示，2017年，律师张阜将一笔20万元的贿款放进黑色纸袋，通过一名法官中间人，以“土特产”的名义送进了张家慧在海南高院的办公室。
不仅张家慧本人，少数请托案件的承办法官也会收到行贿款。比如2018年的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海南高院承办法官徐正伟称刘磊给过自己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100万元现金，但其他当事人证言中均未谈及此事。2017年的另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海南高院法官吴素琼按照张家慧的嘱咐，支持了涉事公司的查封申请，刘磊送给吴素琼30万元，但事后吴素琼将钱退回。
依据张家慧供述、刘远生证言等材料，有9笔、共计1010万元贿款被放进了张家慧家的保险柜，主要用于“水云天”项目的开发或家庭日常开支。此外，刘远生收到的部分贿款，张家慧让其自己处理；刘磊收到的部分贿款，也按照张家慧的意思自行保管或使用。
张家慧如何影响案件裁判结果？
新京报记者梳理判决书发现，张家慧干预的60多起案件中，承办人员按照其意思办理的案件有28起，其中大部分改变了裁判走向。
比如2013年，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下称“海医附院”）的两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判决书显示，2012年底，张家慧收了100万元，受海医附院代理律师王琳请托干预此案。当时案子正在海南高院二审，张家慧要求承办法官到其办公室听取处理意见，以最大限度减少海医附院的财务负担。
依据案件承办法官、合议庭成员证言，法官们对两起案件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其中多数意见为驳回海医附院上诉。但张家慧并不同意，要求合议庭按照她的意见重新合议，并报其审批。最终，两起案件在张家慧的干预下做出裁判，相较于一审，海医附院少支付工程款及违约金约1320万元。
2015年4月，张家慧做客海南某法治节目。图片/人民法院报
为了帮人办事，一些案件被提上审判委员会讨论时，张家慧也会以审委会成员身份发表有利于请托方当事人的意见。
依据判决书，2013年，张家慧受海口如山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请托，向相关案件二审承办人、海南高院法官贺莺打招呼。据贺莺证言，合议前，张家慧就询问过该案情况，贺莺当时的意见是维持原判；但张家慧不同意，认为应该撤销一审判决，并让贺莺“回去好好考虑”，贺莺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如山公司案被提上审委会讨论，张家慧发表了有利于如山公司的意见，修改并签发了支持如山公司诉讼请求的判决书。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类似的、由张家慧在审委会上替请托方“代言”的案件共有8起。
对于另外一些案件，张家慧也曾亲自过问，但因为案件结果本就有利于张家慧的请托方，所以她初次了解情况后便不再干预。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案件约有20多起。
此外，张家慧还试图对一些案件施加影响，但由于案件承办法院领导、承办法官的拒绝，最终没有成功。
比如2017年，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有一起案件在三亚中院二审，张家慧受到金螳螂公司请托后，要求时任三亚中院副院长陈恒、院长李庆关照。陈恒、李庆的证言显示，他们在电话中答应了张家慧的要求，但实际并未向合议庭成员打招呼或过问此案。最终，该案二审驳回了金螳螂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除了这种表面答允的情况，也有案件承办法官直接拒绝张家慧的“关照”要求。比如海南高院法官祁永杰、海口中院法官郭朝阳、海南高院法官刘彦贵等。
判决书显示，2016年，南通长城建设集团公司海南公司两次托请张家慧关照相关案件，张家慧找到刘彦贵后均遭拒绝。刘彦贵第二次向张家慧表达不同意见时，“感觉张家慧不太高兴，但没明确反对”。
公开信息显示，刘彦贵曾任海南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海南高院执行局处长。在张家慧案涉及的多名法官中，他是最具冲突性的一人。判决书显示，2013年至2017年，张家慧曾5次向刘彦贵打招呼，请其关照受请托案件，刘彦贵的表现不尽相同。
比如2013年的海医附院案件中，作为承办法官的刘彦贵被张家慧叫到办公室，并按照张家慧的要求重新合议了案件。但在2016年与南通长城建设集团公司海南公司相关的案件中，他两次拒绝了张家慧的请托。
2017年，张家慧再次找到刘彦贵，要求其在陕西省建筑路桥工程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二审时关照该公司。这一次刘彦贵没有明确拒绝，将案件发回重审。
到了2018年，刘彦贵开始为张家慧介绍请托对象。那年上半年，他帮一家公司及其代理律师找到刘磊，通过刘磊给张家慧送了50万元，请张关照请托人的案件；下半年，刘彦贵又为律师朋友胡田牵线，通过刘磊送给张家慧30万元。
12月4日张家慧案一审宣判当天，张家慧诈骗案的被害人代理律师接受新京报采访。图片/新京报我们视频
张家慧案一审宣判后，引发舆论广泛关注。12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评论文章《张家慧案被曝37名行贿者：斩断徇私枉法利益链》。文章表示，处于重要岗位、关键环节，相关监督和制度漏洞为其提供了寻租空间；另一方面，执法司法领域背后的人身权利影响、巨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案件当事人、司法掮客趋之若鹜，想方设法“围猎”司法人员。
12月11日，中共海南省委政法委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政法”发布了关于张家慧案件有关问题的通报。通报称，纪检监察机关正在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对涉案律师有关问题进行处置；已对部分涉案法官和公职人员立案审查调查，部分涉案法官已被定罪处罚，其他涉案人员正在分类处置。
新京报记者 吴小飞 张惠兰
编辑 滑璇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