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李国平（广州大学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有清一代，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不受“四书五经”的影响。清政府袭用明制，以《四书》科举取士。康熙为《四书解义》作序，强调“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意将“君权正统”与“理学道统”相结合，借程朱理学维系统治秩序。官方的文化政策促使文人逐渐脱离明末心性空疏之学而致力于“返经书”“经世学”，文坛风气为之一变。通俗小说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此影响，其编刊呈现出雅驯、经世等特点。
顺治康熙时期，书坊与文人在编刊小说时，开始自觉秉持存真去伪、戒欲戒淫、训归儒雅的态度。江左樵子在《樵史通俗演义·跋》中说：“然真则存之，赝则删之，汇所传书，采而成帙。”而受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的影响，清初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也自觉地将男女风情纳入道学正途，强调“名教中自有乐地”。如“名教中人”所作《好逑传》，书名取《诗经·关雎》“君子好逑”之意。该书序言指出，其所谓“好逑者，其必和谐有道，备极夫妇之欢，于足法随，唱非淫曲，尽人伦之乐而无愧者也”。“寉市道人”所作《醒风流》，也以宣扬“名教”为己任，在小说中宣称“朱熹等阐发正心诚意之学，实万世治平之纲领”，主张“道学尊而教化立”，其所写才子佳人皆恪守纲常名教，其用意在于使“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素政堂主人在《人间乐序》中也说：“若夫风流蕴藉，共观关雎、周召二南，乐偕家室，则是编是也。”在《定情人》中，他又议论道：“所谓良姻者，其女出周南之遗，住河洲之上，关雎赋性，窈窕为容，百两迎来，三星会合，无论宜室宜家，有鼓钟琴瑟之乐……此方无愧于伦常，而谓之佳偶也。”（第一回）
清初话本小说名家李渔也积极倡导“既删《郑》《卫》，当续《周南》”（《十二楼》之《合影楼》第一回）。他在《十二楼》中多次引用“四书”中的名句，发表议论，阐释话本主旨。如《生我楼》第一回开头即说：“《四书》上有两句云：‘富润屋，德润身。’”然后便议论道：“这个‘润’字，从来读书之人都不得其解……若说润屋的‘润’字是兴工动作粉饰出来的，则是润身的‘润’字也要改头换面，另造一副形骇，方才叫做润身。把正心诚意的工夫反认做穿眼凿眉的学问了，如何使得！”《鹤归楼》第一回开头也说：“我这回野史，又说人间的死别胜似天上的生离，总合着一句《四书》，要人‘素患难行乎患难’的意思。”因此，李渔的好友杜濬在为《十二楼》作序时指出：“今是编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玩痴。”
很显然，这些小说编创者对“情归于正”的强调，与晚明主情、尚情甚至对“好货好色”津津乐道的风气大异其趣。由此可见，由明入清，通俗小说的编创主旨已发生逆转。而这与当时社会提倡宗经明道、推崇“四书五经”与礼乐教化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顾炎武曾倡言“文须有益于天下”，声称“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友人书三》）。蔡元放评改《东周列国志》时也强调：“《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纪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至于“稗官固亦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而他评点《东周列国志》则“依理论断，是非颇不谬于圣人”。杜纲编撰《南北史演义》也旨在以史为鉴，宗经明道，诚如许宝善所指出的：“阅者即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则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胥于是乎在。”（《南史演义序》）这说明以经学义理指导小说编创、复以小说诠释经学义理，已成为小说编创者的自觉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人还刻意以“四书”经义来阐释、评点某些小说名著。如清人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就指出：“今《西游记》,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明显易见，确然可据，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耳，亦何有于仙佛之事哉？”“予今批《西游记》一百回，亦一言以蔽之曰：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张新之《红楼梦读法》也指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庄》《骚》寓本旨，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洪棣元《镜花缘原序》也说：“不知者仅以说部目之，知之者直以经义读之。盖温柔敦厚，《诗》之教；疏通知远，《书》之教；广博易良，《乐》之教；洁静精微，《易》之教；恭俭庄敬，《礼》之教；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是书兼而有之。”此类评价，虽未免牵强附会，但其命意则在弘扬儒家“六经”之义，发挥小说劝惩教化之功。
至于刊刻小说的书坊主，也喜欢依据“四书五经”，阐发小说精义，为小说刊行张本。如云水道人在其刊刻的《巧联珠》之序中说：“此非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者与？亟授之梓，不知者以为涂讴巷歌，知者以为跻之风雅无愧也。”水箬散人编刊《驻春园》时声称：“试从大学序以思，足占一往而深，又在嘤鸣之上。《易》书于男下女而系之咸，于二女同居则命之睽。见情有可通，亦有所隔。汉儒训诗雎鸠，谓求贤女以自助，其义甚长。情之为用，至斯而畅。”（《驻春园小史序》）好德堂重刊《好逑传》：“因思二南仍在人间，桃夭未尝乏种……惟德流荇菜，方享人间之福。礼正斧柯，始成名教之荣。”（见书首序）
书坊主之所以强调其所刻小说能阐扬名教、教化民众，这与清政府制定的“实能阐发孔、孟、程、朱之正理者，方许刊刻”（《康熙实录》）的出版政策有一定关系。如书业堂刊《说呼全传》，即公开宣扬：“然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世裕堂主人也特意指出其所刻《续证道书东游记》，是“假圣僧东游，发明人伦”，“借酒色财气、逞邪弄怪之谈，一魅恣，则以一伦扫，扫魅还伦，尽归实理”，“总皆描写人情，发明因果，以期砭世，勿谓设于牛鬼蛇神之诞，信为劝善之一助。”（见书首序）诸如此类的论调，可谓屡见不鲜。
综上所述，清代文人在编创、评点和刊行通俗小说的活动中，往往颇为自觉地以“四书五经”作为指导思想，刻意强调小说翊扬名教之功。这样做的意义至少有四点：一是将通俗小说的生产纳入主流文化的价值轨道，实现了小说“小道”与儒家“大道”之间的有效互动；二是提升了通俗小说的文化品格，彰显了通俗小说的思想内涵与社会教化功用；三是利用通俗小说“易观易入”的艺术特点，有效地促进了儒家经典在民间社会的普及与传播；四是在普遍视小说为小道、末技的时代，以小说附骥“四书五经”，发挥其资政体、助名教的功用，也有助于改变封建社会歧视小说的传统，抬高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通俗小说的刊行与传播，扩大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09日 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者：徐刚（作家、诗人，曾获鲁迅文学奖等）
福建有大树，榕树为其一。尤其在福州，山峦连绵奔突，林木随之踊跃，有“榕城”之称，榕树之城也。漫步福州，就是漫步榕树下，榕树与这座城、与市民生活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两名儿童在福州市江心公园里的榕树下玩耍。新华社发
榕者容也
林木立足高山之巅，生根悬崖绝壁，有山始有树，见树不见山。或曰：高山托起了大树，大树挺拔了高山，山树一也。山上的树，老树、古树、年轻的树，盘根于块垒，错节于陡岩，伴之于峻岭丛山间的江河，树底下荆棘丛生，花草欣然，地衣遍布，始有大地的生机勃勃、万般气概，自上而下的源源流出。因此我们才可以说，大地不是精神，但大地富有精神。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榕树王”资料图片
树木林林总总，本文只说榕树——福州的榕树。笔者于今年清明前日到福州，踏访西湖、左海、三坊七巷、老街古巷，由白马河内河直至闽江囗……见到最多的是榕树，见多了熟能生情，似可对话，难分难舍。在榕树家族中，有二十多种榕树会生出气生根，初长成的气生根细似麻线。榕树长势渐旺，气根顺着横生的树干继续生出，继续往下长，一根挨着一根而成排，一排紧邻一排而成“树帘”或“树瀑”。何称“树帘”？何称“树瀑”？一棵榕树生出了几十上百几百条气根，垂在树上，随风起浪，有的已扎入土中，有的还飘在空中，如帘如幕，“树帘”也；若有大风则上下翻飞，如瀑布倾泻而下，“树瀑”也。成为“树帘”“树瀑”是榕树独木成林的过渡，当这些气生根先后扎入泥土，就成为像树干一样的支柱根。气根的形态丕然一变，亦令人惊叹！气根从树身上垂下，未落地之前的柔软不再，一旦接触到地面，它便深入地下，不择土壤，不怕干旱，不惧寂寞，即便是山石陡壁，它总能找到立地生根处。它是根，它又不同于地下的根——那是在地底下托举的根，根系宏大而庞杂；气根则是榕树自生的支撑根，试想：一棵可容纳数百上千人树下看风景的大榕树，没有数量众多的气生根支撑，何能屹立？何能昂然？何能阅百岁千载之时光流逝而依然绿叶招摇？又何能聚风雨，纳霜雪，集百鸟？鸟有鸣声曰：此处有诗意的安居！一种树有一种树的形态，一种树有一种树的特点，一种树有一种树的性格，如红松之挺拔，如古柏之苍劲，如楠木之端直……独独榕树，每一棵均有不一样的格局、不一样的姿色、不一的形态。
各种形态中最让人讶异惊心的，是独木成林，是雍容大度：树冠荫盖若大厦状，容小草、容动物、容鸣禽、容地衣及无可计数之小生物、容人类避暑避风雨。榕有远望境界，榕有宽阔胸怀，榕非容乎？榕者容也。
榕树简史
我国和埃及是最早记载榕树的国家，培育、种植榕树的历史，几可与早期中国文化史相映衬。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有“榕”字，北宋泉州晋江人梁克家著《三山志》，有“榕叶堂前坐昼荫”句，《南方草木状》有榕树栽培记载。历史典籍告诉后人，我国最晚在东汉已开始种植榕树，距今1700多年。还可以合理想象的是，有野生榕方有种植榕，唐之前野生榕树的繁殖有二法，一为种子，二为扦插。种子的自然传播不说，扦插法绝非一夕可成，先人为此经历了多少失败，用去了多少时间？无可考。这也说明，在福州，在我国南方、西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野生榕的出现远在东汉之前，大地洪荒，烈日当空，野生榕树出矣。可以联想的是，当年的荒野辽阔而寂寞，为森林所覆盖，有野兽出没。男人们围猎野兽时，正好在一大树下。先民对树木并不陌生，如此巨树，称霸林间，却未曾见过，围猎成功，茹毛饮血罢，恰值酷热时，便在大树底下歇息，待夜风习习，月上中天，便呼啸而归。这是人与榕的第一次偶遇？
福州的榕树、林木，为人们细心地保存着若干史迹，感受那蹉跎岁月中的辉煌。闽越王无诸在汉初于福州建冶城，旧址在今鼓屏路一带，此福州古城也。北有森林茂密的越王山，如屏风挡住了北来寒流，又称屏山。山林中有大榕，根深叶茂，气根扶持，有社稷安定之象。其东麓为冶山又名泉山，小山也，无诸在此筑城。此地山环水绕，百泉会一池，汩汩而有声，传说欧冶子在此铸剑，又称欧冶池。今尚留一池有水，怀想者可临池一叹。冶城既成，闽越国即禁止在屏山采樵。元代萨天锡有《越台怀古》诗：“越王故国四围山，云气犹屯虎豹关。铜兽暗随秋露泣，海鸦多背夕阳还。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日暮鹧鸪啼更急，荒苔野竹雨斑斑。”
福州榕城之称起于何时？史论家一般认为始于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张伯玉主政福州时。当时福州城内河沟众多，居民得用水之利，却也饱受旱涝之苦。为什么？堤岸无保护之草木也。加上气候炎热，每到夏天满城火辣辣的骄阳，居民得热病者众。张伯玉走访里巷，得知榕树生长快、冠幅广，根能固岸，荫可送凉。便发出告示：“令通衢编户浚沟六尺，外植榕为樾，岁暮不凋。”张伯玉带头在州衙门外种榕树，并与民共劳作，是时福州，种植榕树成为社会风潮，此风潮因为有利于百姓有利于社会进步，而成为福州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福州的精神得以传承至今。张伯玉“编户植榕”后，据方志记载：福州一城“熙宁以来，绿荫满城，行者暑不张盖”。自此榕城之名大张。名字的命名力是如此准确、美丽而又有穿透力，它同时包涵了社会进化及推动这一进化的人物，彪炳史册者，代有其人：福州首任太守为晋人严高，在张伯玉之前，闽王王审知筑夹城以护城扩地，为编户植榕提供了基础；人才之盛在有宋一代尤为突出，蔡襄、程师孟、曾巩、梁克家、赵汝愚、辛弃疾、陆游、真德秀等均与福州、闽地相关，闽山闽水间留下了他们虽已远去、却不会消逝的背影。这些并不完整的列举，已经使今人惊讶：如此之众的名人在一地相继为官，相继植榕，在榕树下论古今，说民生，咏诗文，幸哉！福州。
榕城得名，最早见于福州文人、五代官员翁承瓒的诗句中。唐天复四年（904），翁承瓒受命回故乡册封王审知，离开福州时，王审知送至新丰堤（今台江区境内）饯别。翁承瓒恋乡恋土酒后赋诗，诗题为《甲子岁，衔命到家，至榕城册封，次日闽王降旌旗于新丰市堤饯别》。榕城这一名字在诗题中、在不经意间出现了，或许唐代便有榕城说，或许翁公一时兴起而发明，但其时福州榕树已为它树先，光天化日之下，它的个性张扬而独立。
李拔与“榕德”
时至清代，国运日趋坎坷，丛山峻岭及其上的森林大木却从容依旧，独善其身故耶？不问世事故耶？然不能不记的，正是在有清一代，榕树开始并完成一个华丽转身。转身者何？榕树从固岸、遮阴的物质用途，到人在对榕树作为风景欣赏时的细察联想，进而对榕树精神的挖掘，“榕德”一词的发明和提出，从物质到精神之演化故也。当时官员以“榕德”自律，是史所未见的“榕儒”结合，是充满想象力的儒家文化的表现。是以故，后人才可以说，榕树首先是树，但不尽是树，榕树也是某种精神的寄托或者象征。可以说，榕树文化之发明不在今人而在先人也。
乾隆年间曾任职福宁、福州的知府李拔，自谓：“某，西蜀庸才，起自田间，于民生利病之源，知之甚悉。”李拔自认“西蜀庸才”，世上不见无真庸才自认庸才者，唯有真才实学者方敢自嘲为“庸才”也。李拔被后人称为一代贤郡守，万世师表人，有德政在。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李拔在福宁知府任上，以榕为范广施德政，筑城垒墙以御海盗，踏勘长溪河三坝崩坍处，拨款修坝，以治水患。次年调任福州知府，倡导水利，开挖河道，在官道上遍植榕树。继福宁蚕桑之业，亲力亲为于府衙后院辟地种桑，乡人称奇，只见太守草鞋短褐，俨然一老农也。自此“良丝厚茧，俱有成效”。又推广至民间，将蚕种及缫丝工具分发到乡县，先试种后推广，既得丝绸可衣，又有钱财之利，农人欣然。福州一地，贤者接踵，而无不以“榕德”自律，清人钮琇《补榕说》谓：“唯榕善蓄，则仁足庇物……榕之德备矣，皆居官者所宜取则也。”李拔著《种树说》《种棉说》《蚕桑说》。又重建府学明伦堂，兴文楼，堂前有榕荫巨然，楼外有气根飘拂。屈大均谓：“榕，容也。常为大厦以容人，能庇风雨，又以材无所可用，为斤斧所容，故曰榕，自容亦能容乎人也。”古籍有记：“闽知养蚕，实自拔始，功尤伟矣！”后来福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镇，李拔与有功焉！他的为官准则是“视百姓如家人，视民事为己事”。他种榕植树，改良土壤，庇荫民生，在《榕荫堂记》中李拔称：“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
李拔以榕树仁德比拟为官之道，用今天的话说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福州古府治在今湖东路与鼓西路之间，明清两代的一郡中枢。我曾在夜色中与黄旭兄踏访，虽已不存而周遭环境依然，周遭环境悉心护卫下的历史气息犹存。这里的位置在福州古城正中略偏西处，北有越王山为依托，南有九仙、乌石两山雄峙，真可谓“三山鼎秀，州临其间”。依历代惯例，府衙官廨周围遍植榕树，枝杆四出，绿荫浩然，气根摇曳。府衙大门有李拔手书联语：
九邑拱如星布，我疆我理，俾卤地岩城，具瞻福曜；
三山环若屏依，克师克帅，望绿林丹荔，尽树棠阴。
李拔认为：“治世何术，曰养，曰教。教养何道？曰农桑水利，曰诗书礼乐。”李拔在福州亲力亲为要求各邑设书院，兴义学，还经常去鳌峰、崇山二书院讲学。曰：“予惟榕之为木，大而无用。然枝叶婆娑，犹荫十亩。”李拔不仅以榕树自况、教导学子，榕树大木，有用乎？无用乎？李拔在府衙“冰鉴堂”书有一联：
称物情以平施，有己求人，无己非人，责人必先责己；
顾民岩而思畏，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欺民即是欺天。
福宁人、福州人，李拔家乡四川犍为人，颂扬李拔为之赞曰：“岿岿者山，遥瞻峨眉；汤汤者水，锦江之湄；惠心惠德，惟怀惟思；太守之去，何时复来？”期盼着李拔的还有福州的蚕桑大榕，鼓山的摩崖石刻，它们都在等待着一个贤者的脚步。李拔是兴致广泛、情趣多样的官吏。李拔好农事好植榕好蚕桑还好登临，他说“山以人胜，人以山传”。“匪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亦聊以扬榷山灵，备后人之兴感云尔。”“登山而不思追踪乎前哲，亦与未登山等；追踪前哲而不得前哲所以独至之故，亦与未登山等”。是以，公事之暇，登临远望，好古敏求。览空天无际求摩崖存史，见榕碧如海知草木长存，便是李拔的一大业余爱好了。李拔“扬榷山灵”语，有浓厚的宋明理学中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气息，李拔自谓：“平生最喜登临，遇高山辄动仰止之思，所在多屐齿迹。”李拔的好登临，有其心性，有其追踪前贤，有其望远放思，更有其追踪前哲之所以“独至之故”。一言以蔽之，境界高远囊括古今以天下为己任故也。李拔登山必须观摩前人留下的摩崖石刻，在榕树下一读再读，三思九思。榕荫如盖，榕枝可依，气根拂面，这大约是李拔最心旷神怡的时候。
福州山峦众多，鼓山摩崖为最，它拥有包括蔡襄、李纲、朱熹、赵汝愚等数百名士登临题咏的石刻。各抒襟抱，各有观悟，各有思虑。乾隆二十五年仲春某日，李拔视察西湖水利事毕，轻车从简登鼓山，只见“怪石林立，古榕满山，古字争奇，应接不暇”，与友人称“福州城东鼓山，奇特为八闽冠”。鼓山摩崖石刻中，最令李拔仰望再三、徘徊不前的是朱熹在绝顶峰所题的“天风海涛”，以书而言，结体严谨中有洒脱，观其“天”字，以心读，有一横开天之气势；观其“涛”字，读之外宜听，侧耳细听，有天风声，有鼓涛声，有浪花冲激声，有渔歌互答声……众声骈集，自天而降，由海成浪，天风海涛是也。朱熹是南宋时学人文士的精神偶像，儒学绝峰。李拔说：“徘徊周览，恍然有悟于为学之旨，默然心契，流连不能去。”他在绝顶峰题“欲从未由”，又砌仰止亭，铭曰：“我登鼓山，中心仰止，仰止何人？曰维朱子。”李拔又在山足书“云程发轫”，在半山刻“毋息半途”，在山顶写“登峰造极”。
为学为官如登山矣，李拔自勉亦勉励福州学子及所有登鼓山者，为学之道，登临之道，做官之道，做人之道，相辅相成，尽在其中矣。鼓山的另一妙处是林木葱郁，古榕为最。它们目睹了朝代更迭，经受了风雨沧桑，它们错落地排列在鼓山上，它们有意无意地伴着这些题刻。但我们却无法知道，这些榕树是谁种下的，抑或是风里飞来的、小鸟衔来的种子，又或者是野生野长的，鼓山多绿色，山上森林公园高大良材美木万般，若以占地面积庇荫之广大论，无出古榕之右也。其上有飞鸟千万，有种子无数，风吹也，鸟食也，榕树广布也。李拔题刻罢，必去一榕树下小息，诵薛季宣之《大榕赋》，全文八百余字，为其抒写榕树的浓郁情思，语言之跌宕奇崛，实为古赋之经典，美文之杰作。李拔爱薛季宣之赋，亦喜李纲所作《榕木赋》。时常青灯黄卷相伴，榕木蓊然在望，三更而息。此二赋为写榕树的仅有二赋，在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陈元龙主持编纂的《历代赋汇》中珍存，陈元龙功莫大焉！
李拔辞世，当时岳麓书院山长为其墓志铭撰联：
泽傅东南深得民情爱戴;
学富濂洛直探道统渊源。
濂洛，北宋理学之两学派，“濂”指濂溪周敦颐，“洛”为洛阳程颢、程颐也。
福州古榕
今年清明节前，我踏访福建闽江口湿地，知闽侯青口镇东台村有福建榕树王，其胸径4.73米，树高24.45米，冠幅45.6米。这株榕树所以能称王，有立根之险，一也。它屹立于半山腰，板根深入地下后，枝干连理，相与扩张，古朴苍老，庞大壮观，其主干需12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围住；二是多鸟巢，多鸟鸣，小鸟在枝叶间嬉戏，并有多种寄生植物。其三，因为气生根的根无定数，亦无定向，竟有榕枝腾跃横跨，主干在离地约1.5米处分出两大枝，朝两边横向生长，其中一枝往山坡上延伸扎根，与母根形成跨度14.6米多的天然拱门。有游客谓：此榕母生子，母子连心也！另一枝似有出走之意，跨过山下小溪，在对面尖峰山落地生根，气象初成，另立门户矣。惜乎在一场山洪中被折断。榕树有百折不挠之品，况其母根犹在，乡愁可望。
隐居在东台村深山的榕树，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门字榕”，2014年3月被福建省林业厅评为福建榕树王。榕树每每托小鸟于晨昏鸣其意：“居深山而荫山民，榕之责也，人视为风景，余之荣也，何王之有？”福建榕树就其社会性而言，有双重身份：它是福建省的省树，又是福州市的市树，一树而兼为全省及省会城市之象征、之形象大使，荣耀如何！福建林木万千，说榕树高贵无出其右，可乎？前文已记福州太守张伯玉“编户植榕”，一时福州植榕成风。当年福州约有30万人口，全城榕树数以万计，更难能可贵者，植榕的传统世代相传，古榕有苍老之美，而江山代有新榕出，福州古城由是而历久弥新矣！
拥有古树的城市就是拥有历史的城市。福州古榕遍布，四季常青，是城市、市民生活与树木的完美结合，是风景的自然生长，是历史根深叶茂地屹立。福州古榕以树龄长、历史久、数量众而著称。见证福州城市史的，当首推鼓山国家森林公园、八一水库旁，福州无人不知的已近千岁，被誉为福州榕树王的古榕。相传，这棵古榕是张伯玉所栽植的两棵树苖，光阴荏苒，同气相求，如今两棵榕树相互纠结、勾连、缠绕、亲密，已无分彼此。其冠幅达1300米，可容纳千人在树下谈古论今，聊天遮阴。远望，似绿色陵岩；近看，知其为榕也，密密的枝叶把近午的阳光切割成碎花点，散落、闪亮在榕树下的草坪和地衣上。初访者或为讶异：偌大一棵古榕却不见气根，知榕者会告诉你，这是一株硕大、古老而不生气根的细叶榕。因其冠幅日益长大，为了支撑沉重的树冠、预防主干折损，便制作了若干石柱，砥柱其间。古榕下有湖塘，锦鲤游泳，不时生出红色涟漪。旁有一碑，上刻：榕荫照水波心漾，观鱼犹胜花间行。
虬枝探水，榕叶逐鱼，观止矣！
我曾为榕树相关的名称困惑：既有“榕树王”者，又有“小叶榕王”，为什么？相与比较，福州鼓楼区省府路裴仙宫内小叶榕，有胸围之大，有高度之高，有冠幅之广。与旧省府大院（清代为督署衙门）仅一墙之隔。为北宋时人手植，距今千余年，现为福州一级古树名木，每年均会有两岸同胞、福州乡亲为古树祝祭。1997年12月17日，在树下举行了纪念石碑揭幕仪式，碑文由老红军、福建省政协原主席伍洪祥题词：“榕城第一古榕树”。千年岁月留下了深藏其中的风霜雨雪，无言无语，只以皱褶、老干、枯枝示人，根部呈板块状，有树洞，小生物之宅也，老根苍劲，新根纠结于老根之上，此为基部；抬望眼，树高处青绿遮阳，浓荫蔽日，四季常青，苍老错节于生机勃勃，沧桑托举着慈爱绵绵。能不让人心生敬畏？在张伯玉之前，蔡襄任福州地方官时，就曾下令在福州道路两旁植榕，有诗为证：“谁种青松在塔西？塔高松矮不相齐。时人莫道青松小，他日松高塔又低。”蔡襄笔下之松，乃榕树也。而裴仙宫古榕，则被冠以“最有胸襟”的美称。
福州古榕极盛于北宋，与北宋的经济、文化之发达相关。“唐宋八大家”，唐居二，宋居六，可为一窥。因经济、文化的发达，多饱读之士，远见卓识而至山林，寄情草木，惠及民生，福州可为一例。
福州古榕居前列者，还有寿岩榕。蓬勃于于山风景区戚公祠内、补山精舍侧。据称道光十六年（1836），有福州人奎联在此大摆宴席，为榕树祝寿，并在岩壁上刻字径达2.2米的行书“寿”字，故称寿岩榕。从于山戚公祠拾级而上，离古榕愈近，若移步换景矣。寿榕出，巨岩亦出，榕与岩相依相靠相偎相抱，榕为石遮阴，石作榕靠山。巨岩外榕树生出的气根一律荡漾至一侧，整整齐齐，密密麻麻，人力所为故？有风梳理过？把岩石温柔亲密地包裹于怀中，留白处是一个笔力雄健、笔势嵌石的大大的描红“寿”字。此巨岩外所见，而巨岩内气根成束，比比皆是，随风飘动，歌之舞之，而意在垂地生根。此岩榕之后继者不可计数也。以“寿”名之，得寿岩榕真谛，树有寿，石同乐，福州人其喜洋洋者矣。巨岩内外景致大略如是，陪同我的朋友却要我抬头看，只见壮实的枝干或直立，或斜跨，或横出，或旁生，或垂首，以各色姿态分割着浩瀚空间，在人的视线中，天空变小了，有白云与枝叶相缠绵。寿岩榕的树冠，任那些枝干纵横，任那些气根撞曳，自己像擎天柱似的向上伸展，接近阳光，进行热烈而有条不紊的光合作用。阳光从树叶间、枝干间穿过，或作点滴状，或作线条状，落在巨岩上，落在“寿”字上，落在气根上，落在地面上，也落在我的身上。我的身上半是绿色榕荫半是金色光点。此生终于斑斓了一回，在福州，因古榕。
漫步榕树下
用不着期待邂逅，用不着按图索骥地寻找，只需得空漫步福州，东南西北方向皆可，总有扶疏花木等着你，总有榕树等着你，漫步福州就是漫步内河边沿小园，就是漫步榕树下。
福州城区内河曾有上千条，都是自晋唐以还环绕福州的护城河，随城区扩大而纳入福州市内，此内河之由来也。内河为市井居民提供了汲水、淘米、洗菜等生活水资源，以及水运交通之利。及至当今，因城市建设故，在历史变迁下福州内河分六大水系，计107条河流。天长日久，河中淤泥堆积，水体污染严重。经近十年治理，水质渐好，河边有小园——福州人称其为“串珠花园”——如绿色珠子一般串联，居民出门过马路即可坐在榕树下，出门见绿，赏心悦目有过于此乎？我在福州逗留的一个多月中，白天为一家出版社打工煮字，晚上则有黄旭兄陪同出门散步，寻访古迹，或流连于串珠花园，在月色星光下读榕树。有练拳的，有跳舞的，有围着榕树转圈的……从白马河小园行至安泰河畔，又见大榕枝干伸及对岸，气根成束，挂在树上，有落地的，已成或将成支撑根，还有沿着河岸在水上寻寻觅觅的，安泰河水掩盖了河底，却阻挡不了气根的探求。在小小的串珠园内，大多有榕树当家，桂树随之，花木错落。榕树成为内河风景、福州市民的集合地。这些榕树不名不古，也不在深山崖壁，它们长在福州城里、内河岸边，陪着福州人上班下班，陪着退休者晒太阳看运河舟楫往来，或者在夜晚一曲箫声吟风弄月，无名之榕也，却与居民百姓最亲近。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04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著书者说】
作者：华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著有《人类服饰文化学》《服饰与中国文化》等作品70余部，曾获“中国图书奖”）
说起服装，人们通常认为再寻常不过，因为每天都离不开。再者，缝制一件普通的衣服好像很简单，并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实际上，服装并不简单。
《捣练图》（唐）张萱 绘 图片选自《极简中国服装史》
戴帻巾的男子（汉砖画） 图片选自《极简中国服装史》
摹《簪花仕女图》局部 图片选自《极简中国服装史》
《极简中国服装史》华梅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所谓“服装”或“服饰”，包含了四个方面：第一是衣服。而衣服中有主服，即人躯干上的包裹物。另外还有首服，裹在头部，如帽子、围巾等。同时还有足服，如鞋、袜子一类，也有人把手套算作手服。总之衣服是带有遮覆性的。第二则是佩饰。从头上的簪钗、小花，到耳环、项链，乃至胸花、腰带扣、戒指、手镯、脚链……佩饰主要是装饰或作标识用，不具备遮覆功能。第三是化妆。即以人体肌肤为底布，而又具有服装功能，如早期的文身、文面、穿鼻，及当代化妆等。第四是随件，包括手杖、佩剑等。这些随件可以没有，只不过有了随件，更能够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与地位。
单独论衣服，无论其造型、色彩、纹样如何带有时代特色，都不能构成服装史。所谓“服装”，除了衣服之外，还要有“着装”，即穿着方式。而穿着方式，则必然涉及性别、年龄、身份、场合，同时兼及国家、民族等特征。因而服装史，便有了文化的意义。
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中国服装史本身就是一部有形有色的文化史。古代的贯口衫、深衣、福裙、铠甲、褙子，能不假语言地叙述中国人的生活日常。古代服装上的白、青、玄、朱、黄，诠释着宇宙的金、木、水、火、土，其中有中国人独特的哲思。环佩叮当响，仅是指美人轻移莲步吗？不。中国古代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中国人认为，玉饰不仅是身上配饰的组合，还体现着天的意志、地的包容、神的威力。玉饰碰撞发出的韵律与节奏，更是中国“礼”学的外化。儒学、道学、外来的佛教甚至西晋的玄学，都融入服装的风格之中，共同创造了独特的中华文化。
笔者所著的《极简中国服装史》，是以一本书的体量反映中国波澜壮阔的服装史的一个尝试。
由丝开始
在漫长的服装史中，最初那些挂在颈项间的串饰，不一定是为了审美，而可能有着更原始、更郑重的含义——护佑生命、祈福避邪。无论古今，人类生存下去的愿望都十分强烈，古人尤甚。因为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先祖们企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保护自己。这时候，一块赤铁矿粉染过的骨头、一块精心雕琢的石块，都寄予着他们对生的希冀。那些在骨管上刻画和在砾石上钻孔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古老的文明记忆。
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可是“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的先祖服装加工工艺的科技含量虽不如今人，但他们在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所制成的骨、石等佩饰的精致程度，常令人叹为观止。
在汉唐之前，中国人的服装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周代已有完整的服装制度，秦人更是将强悍的民风凝聚成戎装加身。我们总是想起汉唐，是因为丝绸之路起始于汉，而在唐代已如明珠般辉煌。
不得不承认，中华大地上蚕虫吞食桑叶后吐出的丝，确实织就了数不清的精妙绝伦的“神话”。黄帝元妃嫘祖就是美丽勤劳的蚕之神。当蚕丝制成衣料时，那“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的空灵缥缈，让人心旷神怡；当衣料染上天然颜料后，那“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的旖旎明丽，令人赏心悦目；当衣裳绣上花纹时，那“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精工巧思，将美好情感一一向人倾诉。不管是“裙拖六幅湘江水”，还是“鸳鸯绣带抛何处”，都营造出了具有中华艺术特色的美。中国服装，从“丝”开始，就塑造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周礼完备
在中国典籍中，有《周礼》《仪礼》《礼记》,号称“三礼”。这三本书虽然成书于战国至汉代，但基本上记述了从周代起便确立的礼仪制度。前两部更侧重于宫廷，如《周礼》中“享先王则衮冕”，表明祭祀大礼时，帝王百官都必须穿冕服，即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礼服。
当时宫中有官任“司服”者，专门掌管服制实施。同时有“内司服”安排帝王及王后的穿着。《周礼·春官·司服》中记载：“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说的即是按照制度规定，分仪式内容而确定服装。孔子曾说：“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由此可认为周代冕服就是中国服装制度的范本。
以最典型的冕服而言，即可看出这种“顶层”礼服的大致构成形式。简单地说，冕服应包括冕冠，上衣下裳，腰间束带，前系蔽膝，足登舄屦。
冕冠上面的板为綖板。綖作前圆后方形，戴时后面略高一寸，呈向前倾斜之势，不似我们当代戏剧中前高后低状。旒为綖板垂下的成串彩珠，一般为前后各十二旒，但根据礼仪轻重和等级差异，也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分。每旒多为穿五彩玉珠九颗或十二颗。冕冠戴在头上，以笄(簪子)沿两孔穿发髻固定，两边各垂一珠，叫作“黈纩”，也称“充耳”，垂在耳边，意在提醒君王勿轻信谗言。
冕服多为玄衣而纁裳，连同綖板，都是上为黑色，下为暗红色(或称绛)。上以象征未明之天，下以象征黄昏之地，然后施之以纹样。帝王隆重场合着衮服，即绣卷龙于上，然后广取几种自然景物，并寓以种种含义。《虞书·益稷》中记：“予欲观古人之象……”绣绘“十二章”，“十二章”即十二幅图案，内容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中绣日、月、星辰，取其照临；绣山形，取其稳重；绣龙形，取其应变；绣华虫(雉鸟)，取其文丽；绣绘宗彝，取其忠孝；绣藻，取其洁净；绣火，取其光明；绣粉米(白米)，取其滋养；绣黼(斧形)，取其决断；绣黻(双兽相背形)，取其明辨。以上纹饰为十二章，除帝王隆重场合采用外，其他多为九旒七章或七旒五章，诸侯则依九章、七章、五章而依次递减。
秦汉雄浑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王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后刘秀重建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亡于公元220年，自秦统一至此共有400余年。
这期间，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兼收六国车旗服御”，汉代遂“承秦后，多因旧”，因而秦汉服装有许多相同之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各民族之间交流活跃，致社会风尚有所改变。人们对服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穿着打扮日趋繁复。
秦汉时期，男子以袍为贵。袍服属汉族服装古制，《中华古今注》称：“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实际上就是上下连属形制，以贯口衣、深衣一脉相承下来。袍服样式以大袖为多，袖口部分收缩紧小，称之为袪，全袖称之为袂，宽大衣袖常被夸张为“张袂成阴”。裤为袍服之内下身的衣装，类似后世套裤。《说文解字》有“绔，胫衣也”，意扎裹腿带。冠作为官员朝服中的首服，在汉代又有严格规定。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汉明帝刘庄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尚书》等典籍，重新制定了祭祀服装和朝服制度。以“平天冠”为例，“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
秦汉妇女礼服，仍承古仪，以深衣为尚，没有像男子那样被袍服所取代。《后汉书》记：“贵妇入庙助蚕之服皆深衣制。”深衣不仅照样穿用，而且还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所增加，下摆部分大，腰身裹得很紧，衣襟角缝一根绸带系在腰或臀部。马王堆汉墓中有一件素纱襌衣，衣长1.6米，袖通长1.95米，重量只有49克。这件为女主人随葬的衣服，如果将领与袖上绢做的边缘重量去掉，可以想象丝会是怎样的轻柔薄滑。
魏晋飘逸
《极简中国服装史》看似体量不大，实际上知识底座很大，并非仅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列举有代表性的服装。举个例子，魏晋南北朝时为什么会出现“褒衣博带”？即宽大的袍衫，长而繁杂的腰饰。
服装的款式只是表象，宽大的袍衫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却不是在汉代出现？这就要从政治形势、文化风气、社会意识以及地理环境说起。首先，这一时期战乱频发，人民流离失所，必然会引起各民族的迁徙与杂居。虽说文化交流有一些是主动的、积极的，但也有一些是被动的、不得已的。这个过程，引起了服装风格及着装规范的流变。其次，社会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文人会感到空怀报国之志，不知向何处施展才能，因此抗拒礼仪、不拘边幅、放荡不羁，这在《世说新语》中有详细描写。此外，从古籍记载中不难看出，当年除了“飘若游云，矫若惊龙”“濯濯如春月柳”等形容外，还出现了许多道德、审美概念等方面的词汇，如生气、骨气、风骨、风韵、自然、温润、情致、神、真、韵、秀等。这些属于文化范畴的表达，无疑对服装风格产生了影响。
那么，“褒衣博带”的美感从何处来？这取决于服饰面料。早在汉代时，中国印染织绣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则是因为张骞凿空了一条丝绸之路，再者汉代的印染织绣也已非常成熟，如大家熟知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即出土于新疆和田一处古墓中。曹植在《洛神赋》中写道：“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除了文字的描述之外，只需打开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就会领略到“褒衣博带”之美、之雅、之奥妙。
隋唐华赡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统一，疆域辽阔，政治稳定，经济发达，中外交流频繁，体现出唐代政权的稳固与强大。唐都长安，不仅君临全国，而且是亚洲经济文化中心。服装，作为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产物，与唐代文学、艺术、医学、科技等一起，构成了灿烂的文明。
这一时期，士庶、官宦男子普遍穿着圆领袍衫，而服式、服色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和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宫廷两次下诏颁布服色及佩饰规定，第二次较前次更为详细：“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鍮石带九銙；九品服浅青，鍮石带九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
隋唐五代女子服装，奇异纷繁，令人目不暇接。其繁复精美，不仅超越前代，后世也难以企及。三百余年中，女子主要着襦裙装、男装、胡服等。襦裙装的穿着方式是，上穿短糯，佩披帛、加半臂，下着长裙，将裙腰提高至腋下，以绸带系扎以充分显示丰腴。除了裙之外，女子也常着衫。衫比襦长，多指丝帛单衣，质地轻软。从温庭筠“舞衣无力风敛，藕丝秋色染”、张祜“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以及欧阳炯“红袖女郎相引去”等诗句来看，唐代女子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金银彩绣为饰。
宋代风雅
宋朝时期，工商业兴起，农业与手工业发展迅猛，汴梁出现繁华景象。在对外贸易方面，宋较之唐更为兴盛。“海上丝绸之路”开辟，通往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印度等国的商路被打开。宋人以金、银、铜、铅、锡、杂色丝绸和瓷器等，换取外商的香料、药物、犀角、象牙、珊瑚、珠宝、玳瑁、蕃布等商品，对中国服装及日用习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的男子常服以襕衫为风尚。所谓襕衫，即无袖头的长衫，上为圆领或交领，下摆一横襕，以示上衣下裳旧制。襕衫在唐代已被采用，至宋代最为盛兴，被燕居仕者、告老还乡者或低级吏人广泛穿着。一般情况下，常用细布，颜色用白，腰间束带。幅巾在宋时重新流行，一般文人、儒生以裹巾为雅。因可随意裹成各种式样，于是形成了以人物、景物等命名的各种幅巾，如筒高檐短的“东坡巾”，还有“程子巾”“逍遥巾”“高士巾”“山谷巾”等。
因宋代城镇经济发达，工商各行均有特定服装，称百工百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又有小儿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卖辣菜……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除《东京梦华录》外，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绘数百名各行各业人士，服式各异，百态纷呈。
宋代妇女服装，一般有襦、袄、衫、褙子、半臂、背心、抹胸、裹肚、裙、裤等，其中以褙子最具特色。这一服饰，以直领对襟为主，前襟不施袢纽，袖有宽窄二式，衣长有齐膝、膝上、过膝、齐裙至足踝几种，长度不一。在左右腋下开以长衩，好像受辽服影响，也有不开侧衩的。宋时，上至皇后贵妃，下至侍从、优伶乐人及燕居男子都喜欢穿用，这种衣服随身合体又典雅大方。
极简不“简”
在行至文末时，有必要说一说《极简中国服装史》的由来。它虽然体量不大，却是笔者从事中国服装史教学研究数十年的结果。
还记得教育部在高校设立服装设计专业后，笔者成为第一批“中国服装史”的教师。接到教学任务后，我便开始写“中国服装史”讲义，越写越有兴趣，越写越觉得服装太有内涵了，因为一部中国服装史正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我怀着对祖国文化的挚爱，一字一字写、一段一段改，并且配上图在课堂上讲授。讲的过程中，发现知识太匮乏，又去找古籍对服装史予以佐证。就这样，一部《中国服装史》于1989年交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彼时至今，不断修订的4个版本已印刷43次。
《中国服装史》之所以长期受到读者喜爱，主要因为与时俱进、常写常新。看起来，历史是固定在一定的轨道上发展，其实，人们的认识程度、理解程度在不断更新。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历史资料也在不断更新。《极简中国服装史》著成，浓缩的不仅是字数，重要的是对核心的把握。对知识先叠加后筛选，有了精准的定位，才能确保《极简中国服装史》“简”又“不简”。
一般来说，“史”类书籍，就是按历史演进顺序来写。如中国服装史，从中国服装的“晨曦”开始，进而书写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可是，书写《极简中国服装史》，充分运用了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人类服饰文化学理论框架。其中，不仅有服饰史内容，还涉及服饰社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学、服饰民俗学和服饰艺术学。
近十余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美术出版社提出“极简中国服装史”的创意，笔者在常年教学与研究基础上来完成这一命题，可谓应时之需。
惜字如金，“简”又“不简”，是笔者在书写这本小书时，一直铭记的宗旨。责任编辑不厌其烦，一幅幅地审图、加图、换图，还要在每页注明难解字词，配上具体说明，工作量亦不可小觑。
汇各方力量与心血，方成就了这样一本书。望它能给读者带来一些积蕴与思考。
《光明日报》（2024年02月08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