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新华每日电讯
深子湖水库航拍图。 张微渺摄
扶贫干部在省级贫困村虎皮溪村实地查看渠道灌溉情况。记者白田田摄
虎皮溪村扶贫工作队员和村民一起查看水渠修建进展。 受访者供图
千工坝。记者白田田摄
烈日一个接着一个,烤得大地热气蒸腾。眼看旱季就要来临,地表蓄水正在加速萎缩。在贫困县湖南溆浦,属于喀斯特地貌的竹坡坳村,即将进入一年当中最为缺水的季节。
“水的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脱贫”——竹坡坳村党支部书记杨祖易如是说。然而,对于今年的旱季用水,他多了几分信心。不久前,村里新修了两口山塘,20厘米的三合泥作底,12厘米的水泥作边坡,一滴不漏地“盛”着一泓清水,将缓解季节性缺水。
位于湖南西部大山里的溆浦县,地因水得名,人沿水而聚,但千百年来饱受水患旱灾之苦,一些地方甚至因缺水致贫。时至今日,对于这个正在脱贫攻坚的贫困县来说,扶贫产业离不开水的灌溉,“两不愁三保障”少不了水的保障。“水”,是一道关乎生存与发展、脱贫与致富的千年命题。
从大禹治水到“引水功臣”
“溆浦”,最早见于屈原诗篇《涉江》:“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溆浦县境内有4条溆水支流,分别叫一都河、二都河、三都河、四都河。这4条支流在县城汇入溆水,溆水再自东向西,在大江口镇犁头嘴注入沅水,最终通湖(洞庭湖)达江(长江)。
据《湖南省志》记载,溆水盆地是沅水中上游地域最大的河谷盆地,这里盛产稻米,素有“湘西粮仓”之称。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所治序溪(即溆水),最为沃壤,良田数百顷,特宜稻,修作无废”。
溆水最大的支流是四都河。不久前,记者沿着四都河往北溯源,驱车出县城没多久,窗外出现大片山谷平地,田园村庄风光旖旎——这一带是溆浦县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再往北行,抵达溆浦县最北端的圣人山村。这里是鸡鸣三县之地,溆浦、沅陵、安化在此交界。
圣人山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初到此地,便听村民说“圣人山上出圣人”。这位圣人指的是大禹,当地传说大禹治水,曾登此山,山因而得名。最传奇的说法来自一篇当地文人的文章:大禹告别新婚三日的妻子治水时,曾路过此山,他和他的助手应龙、玄龟在这里治水,风餐露宿,与恶龙搏斗,降服了洪水,使这一带成了风调雨顺的湘黔粮仓。
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去,圣人山村党支部书记曾文生带着记者搭乘摩托车,沿山路来到一开阔地。眼前山峦重叠,山色近浓远淡。曾文生指着远处的山尖说,那里便是圣人山的顶峰天平峰。据传,山上有石碑记录大禹治水之事。
在《溆浦县志》等书籍上,确实刊载有这块石碑的照片,但石碑上所刻何字,已是模糊难辨。至于石碑如今存放何处,当地人表示,不知所踪了。
如果说“圣人山上出圣人”只是远古神话传说,县城南边“千工坝”的古人治水故事,则多少有迹可循。
溆浦县城往南,是溆水的另一条支流——二都河。在水东镇莲塘村,二都河被一道500多米长的矮坝截住,水面如镜云脚低,倒映着黛青色的远山。有捕鱼者卷起裤脚,头戴斗笠,在铺满鹅卵石的滩涂里,寻觅鱼虾的踪迹。
这座矮坝名为“千工坝”,算得上是一项“古代水利遗产”,经后世的翻修、硬化,有了今日的模样。千工坝从二都河东岸开渠引水西流,河水在这里拐个弯,倾泻而下往城关镇的方向奔流而去。
千工坝的修建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据记载,千工坝自明朝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始修,至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竣工通水,耗时18年。相传,主持修建者为茅坪村乡绅覃希淳。
1464年,溆浦大旱,茅坪这一带的村子尤其严重,很多村民逃荒他乡。于是,覃希淳有了拦河筑坝、开渠引水的想法,邀请十二位热心公益的乡民共同磋商。后来,覃希淳获朝廷上谕,督修千工坝。
据说,覃希淳死后被乡民称颂为“水德星”,当地修建了“水德星殿”。20世纪90年代,茅坪村村委会在乡政府和县水利、文物部门的支持下,筹集资金复修“水德星殿”。这座宗祠式的建筑位于县城几公里外的一处路边高台上,房子白墙黛瓦,八字门楼,飞檐高挑。大门正上方刻有“引水功臣”四个大字,殿内有塑像和功德碑。
覃希淳是否有如此大的功绩,经过数百年时光湮没,已经难以考证。但千工坝,历经岁月的冲刷,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莲塘村,82岁的村民黄宗尚说,他们这里种田“靠天吃饭,天旱喊娘”。灌溉条件不好的地方,遇到大旱,要靠人工挑水、脚踩水车或者电排抽水来抗旱。“如果没有千工坝,上万亩农田就会歉收,农民就会受穷。”
千工坝灌区管理所所长胡扬民告诉记者,千工坝水利工程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沿线渠道长38公里,灌溉面积有2万多亩。
近几年,千工坝新装了闸门,硬化了渠道,在主坝和泄洪室安装了摄像头。每年有财政涉农资金用于千工坝灌区水利工程的维修。2019年,财政拨款24万元,用于引水坝加固维修、灌区渠道清理、安全设施维护等,因此受益的贫困户有上百人。
“立下愚公移山志,誓叫高峡出平湖”
到了近现代,溆浦县仍然“为水所困”,水患和旱灾频繁。当地流传谚语云:“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抗旱抗到天低头,保苗保到谷进仓。”
在溆浦县档案馆,工作人员找出一本1981年编撰的《溆浦县水利电力志》。其中有这样的表述:水、旱灾害是溆浦县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其中又以旱灾为害最大。据县志记载,自1912年至1921年的九年内,发生旱灾两次、水灾六次,平均4.5年出现一次旱灾,1.5年出现一次水灾。1916年,发生大旱。1921年,全县有三分之二的农田因旱颗粒无收。
新中国成立后,据溆浦气象站1952年至1984年的32年资料记载,发生不同程度的旱灾24次(其中小旱七年、中旱九年、大旱五年、特大干旱三年)、水灾12次。
说起这个时期的治水史,“深子湖水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老书记孙学辰是一个绕不开的人名。溆浦当地人告诉记者,“焦裕禄治沙,孙学辰治水”,要不是孙书记,这里还是三年两旱,靠天吃饭。
孙学辰是北方人,1975年6月调到溆浦县担任县委书记。到任后,他迈开双腿到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中去调查。低庄、花桥、麻阳水、桥江等地的农民说,这些地方抗旱能力一般只有四五十天,粮食产量没有保障,他们迫切希望兴修水库。
在调查的基础上,溆浦县委决定修建深子湖水库、杉木塘水库、芹江电站以及金家洞水库的安装发电工程。1975年8月,深子湖水库、杉木塘水库、芹江电站三项工程先后破土动工。其中,深子湖水库工程是怀化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当时湖南省十大水利工程之一。
那个年代,由于资金困难,凡抽调的劳动力都要自建工棚,自带工具,自带生活费。溆浦县委为了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明文规定:县委常委下乡不准区、社招待；不准喝酒；吃饭要照价付钱。
深子湖水库坝址位于原谭家湾镇深子湖村。1975年,村民毛家展年仅17岁,他在工地上主要做“收方”的工作。如今担任深子湖村支部书记的毛家展回忆说,建深子湖水库是举全县之力,估计不少于7万人参加。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几乎全靠肩挑手抬。
“修水库真跟打仗一样。”毛家展说,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处公所为团、公社为营、大队为连,各连队之间你追我赶,相互比拼。他记得很清楚,当时低庄和桥江两个处公所负责主心墙部分,各管一半,两边的高度需同时往上升。有次低庄那边进度落后了,便连夜从村里调人,增加力量,追赶进度。
在深子湖水库灌区管理处的档案室里,有七八个铁皮柜子的历史档案,装着一份份泛黄的卷宗。其中油印的“工地战报”上,记下了很多“战歌”。比如:银锄飞舞战悬崖,炮声隆隆震山谷,立下愚公移山志,誓叫高峡出平湖——这些文字让人穿越回40多年前“战天斗地”的历史场景。
1977年1月9日,“工地战报”发出“喜报”:“深子湖水库大坝,于元月九日胜利竣工。经过四个月零九天的艰苦奋斗,共完成土石方1419854方,劳动工日479万个,提前二十一天完成了大坝填筑任务。”
1975年8月动工兴建,1977年1月关闸蓄水,这在当时创造了一个“水利奇迹”。毛家展说,那个年代是“苦干”,但大家不觉得苦、不觉得累,齐心协力冲破万难。这种“深子湖精神”,激励着几代人。
深子湖水库灌区管理处副主任胡明俊告诉记者,水库建好后,灌区包含深子湖、低庄、观音阁、桥江、双井等5个乡镇,灌溉面积6万亩。左干渠14公里,右干渠32公里,有大大小小100多个闸门,用于水量调配,基本能确保旱涝保收。
站在大坝顶部俯视,70米高的坝体气势恢宏。迎水面的土坡,前些年经过加固,铺设了水泥砖块。大坝背水面上,有“深子湖水库”几个大字。下面是相对较小、隐约可见的“深子湖水库·一九七六”,被杂草部分掩盖。大坝正对面,一座多拱渡槽横跨两山之间,水通过渡槽流向左干渠。
登上渡槽的中间位置,整个大坝以及泄洪道尽收眼底。两边粗犷裸露的山石和弧形的人造大坝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人感叹什么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什么又是人定胜天。河水从脚下的渠道汩汩流过,流向下游广袤的田野,滋润正在茁壮生长的秧苗。
如今,下游的低庄、桥江、双井等乡镇物产丰富、瓜果飘香,成为溆浦县较为富庶之地。2015年,溆浦县谭家湾镇、让家溪乡、水隘乡合并命名为“深子湖镇”,以纪念这一泽被后世的水利工程及“深子湖精神”。
“水的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脱贫”
到了近些年,“治水”的侧重点由大型水利工程建设转向“最后一公里”的综合高效利用,由生产用水转向生活用水。但不变的是,“治水”始终是摆脱贫困、拔掉“穷根”的关键因素之一。
水治不好,扶贫产业就容易被“卡脖子”。一位乡镇干部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2017年,溆浦县一个村子发展罗汉果产业,贫困户负责种植,合作社负责技术和销售。产业设想“看上去很美”,预计每亩利润4000多元。
可没想到的是,2018年溆浦县遭遇大旱,100亩罗汉果因为缺水而大幅减收,而且果子个头小,卖不起价,每亩利润缩减到只有一两千元。受干旱影响,今年罗汉果产业一下子“凉下来”,很多村民失去了信心。
大江口镇虎皮溪村是一个省级贫困村,大大小小22个自然院落分散在大山里。长期以来,由于水渠废弃、年轻人外出打工,很多农田荒芜,这里曾经是当地最穷的村子之一。今年,湖南省社科联扶贫工作队和村民们开会商议,将硬化水渠作为“头号工程”。
虎皮溪村11个组计划硬化水渠8.7公里,截至目前已完成三分之二的工程量。扶贫工作队队长陈远说,今年,虎皮溪村将脱贫出列。水渠修通后,他们准备对接种养项目,流转土地实施特色农业,这样才能走上持续稳定脱贫之路。
除了生产相关的用水,人们对生活用水也有了更高期待。根据政策要求,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安全,是实施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总体目标中“不愁吃”的重点工作。
竹坡坳村位于舒溶溪乡,有贫困人口80户233人。这里“十里高山十里坡,无溪无河无流水”,过去十年九旱、惜水如油,曾有多任县领导在大旱时参与送水。很难想象,以河流纵横著称的溆浦县,会有如此“吃水难”的地方。
据介绍,竹坡坳村饮水难的根本原因,一是“先天不足”。竹坡坳村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高坡陡,溶洞遍布,全村有大小溶洞130多个,导致地表蓄水难。
这里祖祖辈辈“筑坑为井”,这种井称之为“雷公井”,意思是天上打雷下雨才有水。“雷公井”容积小,下雨时水外流,天旱时井底朝天。
二是“后天人为”。竹坡坳村位于采煤区,煤矿曾连续开采达50年,造成多处地表开裂、水井枯竭、水源断流。
由于天旱时节严重缺水,多年前的竹坡坳村实行“定时、定量”发水制度。每组一口水井,井外安装一道上锁的铁门。钥匙由组长保管,到了每天早上发水时间,组长才将门打开,村民们拎着铁皮桶去“领水”。由于“水贵如油”,一盆水要多次使用,洗完脸再洗脚,洗完脚再喂猪。
1954年出生的杨祖易从小对于缺水这件事刻骨铭心。2008年换届时,他对时任村主任说,这次与你竞选,就是想解决水的问题。2008年3月,他当选竹坡坳村村主任,之后当选村支书。上任之初,他跟全村乡亲讲了三句话:一是表示感谢,二是承诺3年内解决水的问题,三是如果没实现承诺,就主动辞职。
杨祖易的治水思路,一是掘井扩容,二是引水上山。地下溶洞一般有100多米深,地形险峻,他带着村民下洞找水,靠打着手电筒摸索前行。有一次,杨祖易在溶洞里把腿摔伤,至今腿里的钢板还没有取出来,走路时一瘸一拐。
经过不懈努力,杨祖易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竹坡坳村的用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全村找到80多个溶洞水源,通过电机抽上来后,引入每家每户。此外,全村修了100多个地下水窖,下雨天集雨,天旱时便有水吃。
解决了“水”的后顾之忧,杨祖易有了发展产业的底气。近几年,杨祖易带领村民种植油茶、西瓜、杨梅等经济作物,面积近3000亩,不少贫困户因此脱贫。今年,山塘修好后,生产用水更有保障,他准备进一步扩大油茶种植面积,“产业会大有前途”。
人们称,杨祖易是“找水书记”。杨祖易对记者说,在竹坡坳村,“用水难”是一道千年难题,找水比什么事都重要。每次领导来,他都是不厌其烦讲水的问题。“水对老百姓来说,是第一粮食、第一生命。水的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脱贫。”
2019年,溆浦县有望脱贫摘帽。在这场脱贫攻坚战的“决胜阶段”,“治水”的故事仍在继续。（记者白田田）
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4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才子之乡”抚州，守护书院根脉》的报道。
书院，是古代人才培养的“摇篮”。在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书院历史中，江西的书院以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豫章书院最为出名，被称为“江西古代四大书院”。
抚州是全国有名的“才子之乡”，宋元明清四代出了2400多名进士，几乎所有领域都出过名公巨儒。但“江西古代四大书院”却没有一所设在抚州，这曾是这座城市很长一段时间的“讳莫如深”。
“才子之乡”这些为国家兴盛、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才子，是从抚州书院中孕育的。据史料记载，抚州书院文脉由唐至清，持续上千年兴盛不衰，两宋时期书院之盛更是全国罕见。
抚州留下了许多可触碰、可感知的古代书院遗存。每一座古代书院都见证了一段历史，也蕴含着那个年代读书人勇猛精进的家国理想。为守护书院根脉、告别那份“讳莫如深”，抚州已用行动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时代答卷。
越来越多的书院遗存从历史中走来，以全新面貌“焕活”，与时代同频共振，叠加出新的价值。记者近日探访这些书院遗存时发现，这些昔日飘荡过纸香墨飞豪迈文章的地方，如今大多融入乡村振兴、城市旅游、教育研学，成为当代人安放心灵、追求理想的精神栖息之所。
“抢”下来的书院阵地
丰富的古代书院遗存，是抚州当下传承书院文化的底气之一。
在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书院历史中，江西是全国书院发展的中心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江西有书院千余所，占全国书院的四分之一。而抚州是江西较早建有书院且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自唐至清末共建有书院200余所，文气腾蔚、独秀一方。
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书香亦然。漫步于“千年古邑、心学圣地”金溪县城西的王家巷，路过巷口由王氏祠堂改建而成的金溪剧院，穿越六栋连体砖木建筑，赞叹完赣派建筑“四通八达、晴不晒日、雨不湿身”的神奇，方能抵达这趟古巷寻幽之旅的精华——仰山书院。
仰山书院是江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金溪县志》记载，现存的书院主体始建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是时任知县阎迋佶倡导乡邻捐款，在宋代崇正书院遗址上所建，初建时规模不大。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时任知县万国荣再次撤旧更新，得民众鼎力相助，创屋四十余间。当时的江西学政王鼎亲题匾额“仰山书院”并撰文以记之。
拾级而上，抬头就能看见这块挂在书院正门上方的石匾，字迹潇洒遒劲、古朴风雅，与高阔的石拱门相呼应，给人肃穆庄重之感。一位近80岁的老人走上前来，给记者讲述了一段“抢”书院的过往。
他叫吴定安，金溪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做了一辈子彬彬有礼的文化人，却对自己这次“争抢”津津乐道。“如果不是我，仰山书院可能就被拆了。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对历史负责的事情。”吴定安回忆。
时光回溯到1992年。
当时吴定安被调任金溪县文物管理所任所长，所里总共3个人，没有现成的办公场所。找场所的过程中，吴定安辗转打听到这个等待拆迁的书院，动了心思。“当时拆迁通告都上墙了，打算拆了盖宿舍。我一看太可惜了，建筑很大气，柱粗梁高，大天井采光特别足，两侧都是厢房，可以想象当年书生在这里读书的盛景。”吴定安就天天往县长办公室里跑，最终以“利用闲置场所办公”为由，把这座书院要了过来，改变了它被拆除的命运。
仰山书院挂牌文物管理所后，吴定安找了一间厢房作为自己和同事的办公室，又挑了合适的地方当文物库房和展示馆。为了看护文物，退休前的吴定安大半时间都住在这里。院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朝夕相处的老伙伴。
“那时的厢房已经比县志上记载的四十余间少了一半，说明后世书院布局发生了较大改变。但书院的格局还保留了清代建筑风格，是目前江西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书院之一。”吴定安说，仰山书院从光绪末年的官学堂到民国时期变成县立高等小学，再到义务教育实施后的私人民宅、县政府办公场所、教职工宿舍等场所，因大多时间都有人居住使用，才避免了“人走屋倒”的命运。
吴定安很喜欢书院的名字“仰山”。在他看来，“仰山”至少表达了三层意境。
一是应景。书院大门朝东，面向锦绣山。
古代书院大多依山傍水，仰山书院过去不止出门见山，门前还有山塘，可惜如今已不存。“刚从房管所接手书院的时候，周边还有很多现代民房，与书院环境格格不入。”吴定安说，这些年，县里正在通过征迁、改造、环境整治等方式逐步恢复书院的古朴风貌，未来一定会更好。
二是代表着金溪人民对学问的向往，如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这种向往也表现在民众对重建书院的热情上。据《金溪县志》记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为书院大修发起的倡捐共获民众捐资六千两。百余年过去，1994年金溪县建县千年之际，仰山书院为重修再次发起倡捐，政府拨付一万元修缮资金后，又有慷慨之士捐款六千元鼎力支持。要知道，那时当地人月收入不过数十元至百元。如今，这份崇文重教的热情已被篆刻成为一个个名字和数字，化作一块入口处嵌入墙体的石碑，与书院一同迎来送往，接受海内外游客的瞻仰。
三是对“陆王心学”创立者陆九渊（象山先生）的景仰之情。
仰山，仰的不仅仅是山，更是对先贤的追崇。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新建象山先生祠、春秋致祭，到江西学政王鼎赐匾“尊德由义”，再到仰山书院的西面被改建成县里的初心教育馆，都是对陆九渊“尊德性”教育理念的一以贯之。
所谓“尊德性”，是要“发明本心”，收拾精神，自立主宰，守住自己的良知之心，做一个堂正的人。如今的仰山书院将心学文化、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廉政文化融合于一体，从“百世大儒的心学之要”到“共产党人的心学之用”，仰山书院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教育使命，也将陆九渊故里的心学之光以新的方式继续发扬光大。
据金溪县2022年底出版的《金溪古代书院》统计数据，当地至今仍保存了80所古代书院。
“我们走遍了13个乡镇、近千个村子，与时间赛跑，对全县书院遗存进行摸底调查。看到有的书院已经破败、濒临倒塌，会很心痛，总想为它们做些什么。”《金溪古代书院》主编、金溪县民俗文化挖掘保护协会会长王华明说，书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阵地，整理工作非常重要，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文化的保护。而如何利用好这些宝贵的书院遗存，则更考验今人的智慧。
临川才子的书院情缘
人数之多、涉及领域之众、地位之崇的临川才子，是当地传承书院文化的底气之二。
4A级景区抚州名人雕塑园是如今市民和游客在闹市中寻找静谧的地方。坊间有个趣闻，据说这里陈列的66位名人雕塑是好不容易选出来的，因为名人太多了，难免有“大咖”落选。比如，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启明（王阳明）”地位的明代理学开山之人吴与弼，以《本草求真》奠定现代临床中药学以功效分类的基础、开创中药学编写体例的清代御医黄宫绣，都未能在雕塑园中拥有一席之地。
再来看看入园者的“咖位”。唐宋八大家王安石、曾巩，写下“临川四梦”的“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发出“吾心即宇宙”灵魂感悟的陆九渊……他们不仅是抚州人，还曾为抚州古代书院建设乃至全国书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宜黄的鹿冈书院已无处可寻，但王安石在此拜师另一名临川才子杜子野的佳话广为流传。相传仙岩山正是他读书之处。少年的王安石与先生徜徉山巅岩涧，行走临汝二川，探讨安邦之道。
王安石提出，人才问题关乎国家兴亡，希望通过一系列教育改革达到“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的思想统一。他批评当时的地方学校仅有校舍形式，没有教育教养实际，担负不起培养人才的任务。这些造极于宋的强大变革基因甚至穿越千年影响着今天的中国。
都知道曾巩的文章好，可知他也曾办过书院？他创办的兴鲁书院位于临川区老城区，如今是临川六中校址，也是宋代抚州少有的在郡城之内创办的书院。
当时曾巩在临川生活，在居所之侧兴建办学。因其祖籍山东鲁国旧地，且祖上曾参为孔子弟子，故将书院取名为“兴鲁”。书院建成后，曾巩亲自讲学并制定学规，邀请欧阳修、王安石等名人前来会讲。明清两代，这里都是抚郡六县的讲学之地，为邑人和地方官吏所敬仰。幼年汤显祖也曾就读于此，直至清廷诏令将其改建学堂，书院才退出历史舞台。
临川六中党总支书记梅峰说，“致诚”是曾巩的主要思想之一，学校现在正打造“致诚文化”。“我们将‘致诚’融入了校训，在校园内设立了曾巩雕像和致诚文化墙，希望学生能成长为‘诚以笃学、诚以笃思、诚以笃行’的致诚栋梁。”
千年过去，修缮一新的书院已不复当年模样，只遗昔日数座旧石础，可追忆往昔峥嵘岁月，但这里依然是教书育人之地。“书院遗址现已重新利用起来，成为学校的国学讲堂。书法课、美术课、剪纸课、道德讲堂等每周两节，是最受欢迎的校园课堂。”梅峰指着墙上贴着的剪纸作品告诉记者，孩子们的用心之作是书院最好的装饰品。
江西省抚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副主席吴牧山说，古代书院不仅传授知识，其核心更在于教人如何为人处事。读圣贤书从来就不只为光宗耀祖，或封妻荫子这样的世俗成功，而且是为了人格塑造和性格养成。这才孕育了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的风骨以及曾巩“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顾是豪雄”的朴拙，这种养成人格的方式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依然有着非常强的借鉴意义。
一生重教劝学的还有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他在宦旅中和归隐后先后创办三所书院：任徐闻典史时，他了解到当地士民存在轻生、自贱的思想，创办贵生书院，亲授“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儒学思想，极大改善了民风，百姓深感恩德。在遂昌，他捐出俸禄兴建相圃书院，配置学田保证其经费来源。弃官返乡后，他又与友人集资创办了崇儒书院，祀奉晏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等乡贤。
汤显祖还撰写文赋碑联称赞书院事业，每有书院经阁落成，凡托其作文者，无所不应。这些楹联篇章既阐述了他心中的大道之学，又延续了其一贯的书院情怀。而他对书院最初的喜爱之情，源自在南城从姑山受业于罗汝芳的求学记忆。罗汝芳的授课不局限于哲学课题，也包含琴瑟音律，透着人性解放思想主张的体仁学说最终成就了汤显祖的浪漫哲学，造就了与莎士比亚齐名的戏剧巨擘。
还有的抚州才子墙内开花墙外香。南宋百世大儒陆九渊是心学“鼻祖”。他的思想自研读《孟子》而来，34岁中进士后在家乡金溪创办槐堂书屋，向周边郡县弟子授学，“一时名流踵门问道，常不下千百辈”。但他最有名的却是在应天山创办的“象山精舍”，讲学5年吸引四方学徒，将心学思想和临川才子的影响力扩大至全国。
“抚州书院文化的载体不仅仅是那些古代的建筑，生长、宦游于这片土地上的书院人物也是一笔亟待挖掘的宝藏，等待今人的重新发现。”抚州市文广新旅局局长谭玉英说，首届抚州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抚州古代书院文化及当代教育”研究分会已于2023年召开，通过整合学术力量，吸收借鉴书院文化的精髓要义。
院与祠的乡土情结
家塾、村塾、义塾、书屋、书斋、山房、精舍……丰富多样的古代书院形式，是抚州传承书院文化的底气之三。
抚州留存至今的书院多建于清代，尤以中国传统村落中的名村大村为多。这些村落虽然是相对封闭的宗族社会，但文化传承并不封闭，见证了江右商人从农民转化而来的历史脉络，以及“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乡土情结。
“山环水抱画图中，拓地开基论祖功。百亩桑麻千亩稻，万家烟火一家风。”这两句诗描绘的是竹桥古村的景象。这个诗书传家的村落至今保留着百余座徽派明清古建，建筑艺术处处体现着农、商、儒并重的丰富人文历史信息。走进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时空交错感油然而生。
“这里原本是刻印古籍的雕版印刷作坊，有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两块刻着村庄老地图的清代雕版，后来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作为书院使用。”黄小梅正在介绍她最喜欢的一栋清代建筑物——养正山房。山房名字取自“善养吾浩然之气”的美好意蕴，书法颜筋柳骨，堪称精品。作为村妇联主席的她，也是村里的兼职导游，负责接待重要来客。
黄小梅说，村里取名山房的书院最开始都是雕版印刷的场所，发展到后来，才不仅限于制书，还卖书和教书。据史料记载，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推广后，书籍质量改善，数量大增，唐中叶以后，民间藏书机构也成批涌现。这些藏书之地逐渐过渡为读书之处，再发展为授徒讲学之所。至唐末，作为“士子肄业之所”的书院教育在全社会已具雏形。
金溪县文联主席艾璀知认为，这些山房也是这样过渡为读书之所的，同时还证明经营文化曾是当地财富的主要来源。竹桥先民以书商发家之后，视读书为正途，也多建书院教育后代，希望子孙能由学至仕。
有游客问，为什么书院建在祠堂边？“可能是因为在竹桥先民心中，读书与祭祀同样重要吧。”黄小梅说，村里有很多类似的书院与祠堂的建筑组合。她带着游客去看了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同时建成的步云公祠和怀仁书院。书院在公祠的左边，仅隔一道耳门，建设资金来自当地富甲一方的书商余步云的后人。公祠两侧悬挂的“居仁”“由义”匾以及书院之名“怀仁”，代表着儒家文化对民间社会的浸润和教化。
还有村中较大的镇川公祠，干脆辟出左右两侧厢房作为书院，分别为“培兰”“植桂”，寓意希望在此培养出兰桂流芳般的人物。《四库全书》馆总裁曹秀先为其题词“对云”，用“对我生青云”之典表达对当时书院学子的美好祝愿。
同样的院祠组合在抚州也很常见。吴牧山说，古代书院不只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场所，它具有讲学、藏书、供祀三大功能。祭祀活动是书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的对象可以是先圣、先师、先贤等，这是德育教化的重要方法。“相比于理论精神本身，这些祖宗先师是更具象化的存在。”
金溪县至今留存有80处古代书院。这些书院大多设祭，为的是标举自己的学术追求，借所奉人物确立其学统，起到强化学派认同的作用。祠堂之上排列的开山祖师及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书院的精神血脉，也代表着书院的学术渊源、风尚与特色。
这种供祀传统流传至今。近几年抚州复建的传统书院，大多恢复了供祀先贤的传统，仿佛没有做到这一步，就少了几分传承韵味。
抚河河畔，屹立着迄今为止江西省内最大的宋式书院建筑群——临汝书院。2021年，临汝书院由临川区委、区政府与中建五局等单位成功复建。书院广场正中，有座重约14吨的汉白玉孔子雕像，用数字象征孔子14年周游列国传播儒家思想的历程。
讲解员温甲将来自广西，被抚州书院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而来，他每天要引导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回望七百多年前的抚州书院胜景。复建后的临汝书院已化身为抚州古代书院的博物馆，用模型展示和数字化手段结合的方式，展现了大量抚州古代书院的主体建筑，将整个抚州书院的发展脉络串联起来。
“游客来这里就是为了对话历史。”温甲将认为，相比于抽象的学术理论，这些历代先贤的故事和雕像反而更容易被感知、被触摸。
古代书院功能的现代重构
与现代生活、当代教育相融，是抚州传承书院文化的底气之四。
在距陆九渊老家不远的金溪县陆坊乡旸湾村，“85后”乡贤洪志文与几个年轻人一起在这里重建了青田书院。厅堂里置有陆九渊的铜像，以示对象山心学文脉的传承。
为了让古代书院融入现代生活，洪志文用村中8栋老宅和古朴的村庄自然风光，构建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耕读空间。自2021年开学以来，这里已经成为当地古村落中的新文化地标，仅2023年就开展相关研学活动120场。“我们还和一些传统书院开展交流合作，仰山书院的研学活动今后也由我们承办。”洪志文说，希望更多的传统书院融入现代生活，有更多人来复兴传统书院。
村民们也跟着受益。43岁的村民徐媛梅负责给学员留宿的房间打扫卫生，偶尔也要当个“村导”，向学员们介绍村庄的风土人情。“一年能赚6000元补贴家里。我们还会卖一些农副产品。隔壁80岁的奶奶养了10只鸭子1天就卖空了。”更让徐媛梅开心的是，书院的藏书阁书籍丰富，村里六七个孩子经常来看书，周末都不爱看爷爷奶奶打麻将了，“以后我也要想法子让小孩来看书”。
吴牧山认为，传统书院教育蕴含的精神在当下仍有借鉴意义，迫切需要融入现代生活和当代教育。
精髓其一是知识传授不是“填鸭式”灌输。书院的教学形式自由，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可以是课堂，可以是自悟，也可以是实践。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期间，就与弟子一起开山造田，聚粮筑室，相与讲习。师生之间也可以相互辩疑、自由探究。
在崇仁县河上镇小陂村，明代理学开山之人吴与弼所创办的小陂书院已随历史消失，但其提出的“在劳动中悟道”的办学理念仍在哺育今人。吴与弼提出，劳动教育是道德修养的一部分，不仅包括耕种，还有修墙、移门房、端茶、待客等。他创办的小陂书院也与传统的聚徒式书院不同，实际上是一个耕读之地。
崇仁县第二小学如今不定期在小陂村进行农耕研学活动，希望在劳动中培养学生勇毅刚强的品德。“原来大米变成粮食这么难。”满头大汗的学生刘春煦刚刚体验完晒稻谷、磨豆浆等农事活动，他告诉老师，自己以后吃饭会珍惜每一粒稻米。
其二是因材施教。盱江书院的创办者、北宋教育家李觏认为，人的智力、性格、天赋有所不同，教师应了解与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策略，激发学生的学习天赋与潜能，实现教书育人目标。
在洪志文打造的田园式的耕读空间中，人们身处沉浸式的国学课堂，有很多获得良知的选择：可以从藏书5000余册的藏书阁中了解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可以从雕版印刷课堂上感受“金溪书”的昔日辉煌，也可以从竹林、菜田、靶场的身体力行中获得感悟。
其三是学贵在“学为人”。陆九渊以“授明伦之学，育有德之人”为讲学之纲，他的德育课程既包括围绕“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的道德伦理课程，还包含“四书”“六经”、《周礼》等诵读课程，以及要求学生以论、策、表等形式体例作时政评论文章的写作课程，综合培养学生品行修养。
抚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何君晤也加入了复兴书院的大军。清华毕业的他做过投资、玩过自媒体，如今选择回到家乡弘扬传统文化。他的春曹书院开在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是闹市中的一处静谧之地。“主要针对一些遇到成长问题的青少年授课，有的不爱学习，有的沉迷网络，有的存在心理问题，会用一些国学课程、课外实践活动为他们扶志、纾心。”何君晤认为，今天的书院教育能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益补充，这种“小”课堂有助于老师深入学生内心，解决应试教育的一些痛点。
“抚州书院资源丰富、分布广泛，是‘才子之乡、文化之邦’辉煌历史的重要见证，蕴含着崇文重教、包容并蓄、修身律己等思想理念，塑造了临川文化的独特精神气质。”抚州市委书记魏晓奎说，抚州将精心呵护书院文化遗存，活化利用书院资源，充分发挥书院在提升城市品质、促进教育进步、培育文明理念、赋能文旅经济等方面的功能，弘扬和传承抚州“乐读书而好文辞”的社会风气，让书院重焕新生，以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文化抚州、梦想之舟”品牌建设。
国一生
一生一事
用平凡书写不平凡
一年前的5月22日
我们在同一天送别了两位巨擘
他们是袁隆平与吴孟超
今天
也许可以将他们的辉煌暂且放一放
只聊聊他们那些不常为人道的故事
一辈子、一件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不是出生就有目标的，但有了目标后能坚持一辈子的，又有几人？
袁隆平对学农产生懵懂的兴趣，或许始于小学一年级。
那时候，老师带着孩子们郊游，在他的记忆里，园艺场的花多得像“地上的毯子”，还有红红的桃子和水灵灵的葡萄……
但他后来在谈到那次郊游时却笑言，当时看到的不是真正的农村，如果看到了真的农村，也许就不会学农了。不过，这是后话。
1949年的夏天，袁隆平高中毕业，选择学校时，他拒绝了父亲的建议，他说，想做一名农业科学家。
△青年袁隆平
此时的袁隆平只算刚刚入行，而吴孟超已经迈出了自己“一生一事”的第一步——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吴孟超大学毕业，真正成为了一名医生。
那时，肝脏外科还是一片空白，而中国却集中了全世界约半数的肝癌患者。在老师裘法祖的建议下，吴孟超决心“要把中国这顶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
但9年前吴孟超决定回国时，却并非是为了当医生，而是为了“找共产党，上前线抗日”。但当时战争封锁，他难以到达延安，回国后便先求学。就是在那时，吴孟超成为了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的学生。
在吴孟超的钻研深耕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吴孟超主刀完成了许多“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的手术，将中国肝癌手术成功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以上，一时震惊世界。
吴孟超院士（中）在手术室内工作。来源：人民日报
若说吴孟超的医学道路算是水到渠成，那么使袁隆平坚定了信念的事，从他讲述的一个故事中或可窥探一二。
1953年8月，袁隆平毕业了。几年后，袁隆平曾遇到一位老婆婆，老婆婆说：“我现在吃餐饱饭，让我死都愿意”。就在那时，袁隆平意识到，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的手里。
那时候，他看到了太多饿肚子的人。
再后来，袁隆平被问到“您是不是害怕没有饭吃的场景再次出现”时，他丝毫没有犹豫、坚定地回答“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一个是“吃饱饭”，一个是“治好病”，这两件人民再朴素不过的愿望，成为了他们毕生的事业。
两双手、三个梦
“梦想试验田里的超级杂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稻穗有扫把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坐在禾下悠闲地纳凉……”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几乎家喻户晓。
但他其实有两个梦，还有一个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禾下乘凉梦”是向亩产1200公斤攻关，不停地追求高产、更高产和高品质、更高品质；“覆盖全球梦”是希望杂交水稻在非洲各个国家发展起来，解决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
归根到底，是希望世间再无饥饿。
另一边，威胁中国人民生命健康多年的“癌中之王”肝癌，则是吴孟超的“心头大患”。
他曾说，毕生夙愿是“愿天下再无肝癌”。而他与肝癌战斗的“武器”，就是自己的一双手。
右手拇指和食指、中指相向弯曲靠拢……吴孟超的手常年维持着这样与常人不太一样的状态。不过内行人知道，这是外科医生常年握止血钳，手指发生变形的结果。
吴孟超资料图
但只要到了手术台上，这双手总能保持稳定，即使做上一个小时手术也没有问题。
媒体报道，日本同行来过，端着摄像机把吴孟超的手术从头拍到尾，也没能弄清楚他那双神奇的手为啥像长了眼睛一样；美国同行曾连3天现场观摩手术，若非亲眼所见，他根本不相信八九十岁的外科医生还能站上手术台。
手术台之外，吴孟超每次探望病人，他总会先把手搓热，再与病人接触，也会在离开时，细心地拉好屏风，或是为病人掖好被角。
一双手一把稻，一双手一把刀，成为了多少人“好好活着”的最大依仗。
三台手术、四次出勤
吴孟超的一生，从医70余年，完成1.6万余台肝脏手术，救治了近2万名病人……这些数字看起来似乎太“大”了些，我们或许可以更具象地来看：
88岁的吴孟超，曾在2010年一年内主刀完成190台肝肿瘤切除手术，创造了外科医生年龄最大还坚持经常做手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即使已是90多岁的高龄，吴孟超仍会每周坚持做3台以上的手术。他说，“即使有一天，倒在手术室里，也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一位与吴孟超搭档了30多年的护士回忆：一次手术后，吴孟超靠在休息室的椅子上，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轻轻地叹气道：“如果哪天我真在手术室倒下了，记得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到我一脸汗水的样子。你知道，我最爱干净的。”
2019年，吴孟超已经97岁高龄，他终于退休了。但在退休感言中，他仍写道：只要病人有需要，随时可以进入投入战斗。
就在吴孟超退休的2019年，已经89岁的袁隆平，身体也不似以往强健。
袁隆平身体素质很好，年轻时喜欢游泳，是国家级的游泳运动员。20岁出头，又通过了空军飞行员选拔，但因抗美援朝战争已结束，没有入伍。
或许就是这样的“底子”，让袁隆平对自己的健康十分“自信”。其实，他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医生也曾多次建议他住院，但他觉得自己只是气喘，没觉得应该休息。
又或许，他只是不想离开待了一辈子的稻田。
袁隆平教授在观察两系法杂交晚稻结实情况。新华社记者 殷菊生 摄
多年来，袁隆平每天要下田四次：清晨一次，中午一次，晚饭前后各一次。
照看袁隆平楼下试验田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彭玉林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袁隆平查看稻田后，如果满意就不会“找麻烦”，如果不满意，“早上9点30-40分，电话准时就到了我这里”。
无论何时，袁隆平看稻田的眼光，永远“毒辣”。
一荤一素、十万百万
若要找一个袁隆平和吴孟超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大概是，他们都很“小气”。
袁隆平去世后，在他的遗物中，一双破洞黑色布鞋和打了很多补丁的棉衣棉裤尤为瞩目。
黑色布鞋，鞋跟似乎已经被踩塌了，垫着双喜十字绣鞋垫，鞋底甚至破了洞；那条棉裤因为打了太多补丁，实在穿不了，又舍不得扔，才做成了烤火被。
这些东西，都是曾经“陪着”袁隆平下田，或平时散步的旧物。
怀揣着“让天下人吃饱饭”的愿望的袁隆平，平时吃得其实十分简单：一个荤菜、一个青菜就很满足，有时也亲自下厨房炒菜、下面条。
而吴孟超，不仅对自己“小气”，对别人也“小气”。
据媒体报道，在吴孟超身边工作多年的张鹏曾提到一些细节：吴孟超洗手后关水龙头会拧到最紧；出办公室哪怕几分钟也得关灯；吃饭时盘子里的菜一定吃得干干净净；下班的“标配”动作是锁门、关灯。
甚至在“教训”自己的学生时，吴孟超也十分严厉：“你干嘛非要用那个器械，只用一下，咔嚓一下几十块钱，病人的负担该多重？你不会用手术线？那一根才多少钱？”
但就是这样“小气”的两个人，也有“大方”的时候。
袁隆平常自掏腰包给基地的研究人员发“奖金”，几百到几万都有过，他总说“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2020年2月，袁隆平捐款10万元，帮助湖北人民抗击疫情。除了钱，他还捐赠了200吨大米驰援武汉。
吴孟超则似乎更“出手阔绰”：1996年，他用自己的奖金和社会捐款500万元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基金”，重点资助在肝胆领域取得杰出成绩的医疗和科研人员；2006年，他把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等共计600万元奖金，全部用于医院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2008年，他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向灾区捐赠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
人们总是习惯于仰望他们的成就
但感人绵长的其实是
他们始终保有的温良与坚韧
除了那些昭彰的功勋
他们真正留给世人的力量也正在于此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他们那样的伟大
但希望
每个人都可以有他们那样的精神
袁隆平、吴孟超为国一生
只要记得
他们就从未离开
致敬！
要追就追这样的星
东南网综合新华社 中国新闻网 人民日报 央视新闻等
来源： 东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