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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江口镇河西社区:把“民生小事”当成“幸福要事”办

来源:餐饮加盟
作者:小吃加盟·发布时间 2025-10-13
核心提示:立进出门禁、实行一卡一人通行制度、安装共享充电桩、修建健身步道、增设路灯……今年以来,江口镇河西社区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

立进出门禁、实行一卡一人通行制度、安装共享充电桩、修建健身步道、增设路灯……今年以来,江口镇河西社区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深入开展“为民办好十件事”活动,把“幸福要事”办进群众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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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公共设施 让社区建设提品质

“搬过来以后虽然住的比以前好很多,但和老朋友也聚得少了,今年社区给我们建了一个小公园,现在每天都能在这里和大家唠嗑。”安置点小区的李启桂老人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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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社区充分发挥安置点“网格员+楼栋长”作用,面对面采集民意民愿、零距离听取意见建议,制定安置点改造提升实施方案,新建休闲公园750平方米,铺设休闲步道150米,新增健身器材7个、共享充电桩11个、柴棚157平方米、非机动车棚468.6平方米,全方位提升安置点小区建设品质,让安置点群众居住舒心、生活安心。

“健身器材齐不齐全、电动车充电便不便利,这些看似是小事,实则关乎着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是不能忽视的大事,我们得一件件办实办好。”河西社区党支部书记梁乾说。

解决急难愁盼 让社区服务增温度

“我们家房屋旁边的灌溉渠漏水了,家里地面特别潮湿,石崖子那块因为塌方也堵塞了好几处堰渠。”前不久住在河西社区四组的柴福堂来到村委会反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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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这一问题后,河西社区立刻组织村“两委”召开会议进行分析研判,发动村民参与投工投劳,对塌方区域、受损堰渠进行清理修复,及时解决了周边59户,210人的农田灌溉问题。

“民生题也是‘民声题’,只有把群众最急难愁盼的诉求解决好了,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除了为本村群众解决困难外,河西社区还积极为安置点居民提供社区代办服务,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暖心服务,截至目前,河西社区累计提供代办服务64件。

建强网格体系,让社区治理更精细

“最近天热,您尽量少出门,注意饮食健康。”“小陈,我们家水管漏水了,你空了来帮我看看。”“马上就来!”随叫随到、敬老护小,一句句真切话语只是河西社区网格员们工作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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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河西社区持续深化社区网格化管理,把建强组织战斗堡垒作为推动“三个机制”落实落细的重要保障,选配一级网格员5名、二级网格员28名,组建红袖章队伍1支,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56次、红袖章巡逻29次,化解矛盾纠纷5件,以精细化网格服务,切实让社区治理的触角延伸到群众家门口。“有了这些网格员、楼栋长,工作效率也高了,群众的满意度也大大提升了。”河西社区张大爷连连称赞。

民呼我应,民呼我为。河西社区坚持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小区管理、环境提升、设施改造、社区服务、矛盾化解等,坚持资源联动、要事共办,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推进“为民办好十件事”活动落实。(通讯员:江口镇 聂晶晶)

来源:留坝发布

责编:尚帅

审核:薛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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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治世,唐太宗君臣共同开创的“贞观之治”,堪称典范。这段时期,从大环境看,当得起一切形容治世的褒义表达:吏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而以政治生态论,太宗君臣对历代治乱兴衰的主动借鉴、反躬自省,君主纳谏与臣子直谏形成的良好互动,乃至臣子对君主的“偶有冒犯”,常为后人津津乐道。
领略贞观明君贤臣风采,可读《贞观政要》;了解唐太宗对帝王这一身份的理解与思考,可读《帝范》;而要探寻贞观君臣在讨论与确定大政方针时,共同遵循了哪些基本共识,这些共识的理论渊源何在,则有一部大书可以提供丰富的参考——这就是《群书治要》。唐太宗用十个字,概括了读《群书治要》之后的收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并说自己对这部书,已经看重到“手不释卷”的程度。

《贞观政要》《帝范·臣轨·庭训格言》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如果说,《贞观政要》和《帝范》更多地呈现出贞观之治的“现象”,那么,《群书治要》则全面地揭示了贞观之治的“本源”。

贞观之初,名臣编修

贞观初年,唐太宗稳定内外局势后,随即开始着手发展生产,以图国家强盛。同时,他很注意总结历代的统治经验,尤其是隋朝二世而亡的前车之鉴,使他深入思考如何不重蹈覆辙——最重要、最直观的方法,自然是以史为鉴,从中国历代典籍中挖掘精华,借鉴往圣先贤的智慧,以期实现长治久安。因此,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受唐太宗之命,从六十六部经典里,选出与治国经验联系最为紧密的内容加以编辑,最终于贞观五年(631)完成,合为五函,共五十卷。

《群书治要》(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中华书局2024年8月出版
这几位编选人员的身份,值得一一加以介绍:领衔者魏徵,是敢于犯颜的诤臣,也是博闻广记的学者,贞观三年(629)起任秘书监,掌管经籍图书等事务,晚年更主持编修《隋书》;虞世南,曾得到唐太宗的高度评价:“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褚亮,著名书法家褚遂良的父亲,为人严正刚肃,曾跟随皇帝出征;萧德言,儒门之后,博涉经史,尤通《左传》,贞观中任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颇为时人敬重。
由这些学识广博又有治政经验的人物合作编成的《群书治要》,其权威度和实用性,可谓不言而喻。

唐太宗与魏徵曾讨论过德才孰重的问题。魏徵认为:“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知其善然后用之。天下未定,则惟求其才不考其行;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就是说,乱世或以才为重,德可以暂居其次;但太平之时,必须坚持德才兼备方可任用。在《群书治要》中,魏徵围绕人才识别选用、升降考核议题,精心选录了大量经典文段。

博采群书,合为治要

对于这样一部“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主暗君之迹”的大书唐太宗非常满意,下诏褒奖道:

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大意是说,我从前忙于打仗,顾不上学业,想要学习先王之道,总觉茫然不得要领。看完这部书,立刻耳目打开,懂得如何向古圣先王学习治国之道,遇到事情不再迷惑。编书诸位,功劳甚大。
其中的“博而且要”,高度概括了《群书治要》的特点——
先说“博”。“博”,首先指的是此书时间跨度长,“上始五帝,下迄晋年”;其次是选材范围广,《隋书·经籍志》分古代图书为经、史、子、集四部,此书选材包罗经、史、子三部,因为集部多为文学作品,与治国理政关联不够密切,故而未列入考虑范围。
那么,《群书治要》选入的经、史、子各部,分别包含了多少种书呢?
经部十二种,选录了《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的内容,还选入了未被列入经书的四部著作——《周书》《国语》《韩诗外传》和《孔子家语》。
史部六种,选录了《史记》《吴越春秋》《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六部史书中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晋书》,据考证,是十八家记载晋朝历史的旧著中辑录而成,其中以臧荣绪《晋书》为主,而非房玄龄等撰的《晋书》。
子部四十八种,节录了《六韬》《阴谋》《鬻子》《管子》等子书中的部分内容,涵盖儒、道、墨、法、兵、杂等多个学派。其中还包括了《孟子》,当时,它还没有被列入经书之中。

“三全本”《群书治要》内页

再看“要”。一是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精心选取六十六部代表性著作,二是编者没有简单地照录全文,而是用心摘选最具现实指导意义的语句或文段。可以说是从精华中再选精华。
魏徵自述编选原则,要“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并弃彼春华,采兹秋实。一书之内,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想使观书者得以见本知末,明白事情的完整过程,采编中,舍弃辞藻华美的文章,选取具有实效的篇目。一书之内,节录的片段完整没有遗漏;一事之中,毫毛细节全都保存。也就是在保证文章体例不变的前提下,对全篇有所剪裁,使文意更加鲜明突出。
举一个例子。《汉书·司马相如传》全文长达上万字,除了记载司马相如的生平之外,还全录了《子虚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疏谏猎》等文章;而《群书治要》所录不过四百字,简单交代司马相如姓字籍贯宦历之后,随即录入《上疏谏猎》文章与“上善之”的结果,而司马相如其他那些以辞藻见长、铺排华丽的文章,以及他琴挑卓文君、与汉武帝君臣遇合故事等等,一律不收。这种选录方式,突出了编选者要求选文必须为治国之根本服务的宗旨,换言之,比起司马相如其人其文如何,编选者更重视的,是借用司马相如的文章,警示自己的“目标读者”,切勿放纵私欲,肆情游猎。

司马相如事迹,选自“三全本”《群书治要》

全书的编修,始终贯彻“博”“要”两个原则,正和魏徵《群书治要序》中的叙述相呼应:“采摭群书”“本求治要”,选取群书精华,以求治政要领。
无论是编者魏徵,还是读者唐太宗,都由衷地希望:这套鉴览前古的大书,能够稳稳当当地传下去,百年千年,造福后人。
但是后来,这部书命运之坎坷,远超贞观君臣的想象。

一度失传,辗转回归

《群书治要》编成后,唐太宗自己反复阅读,还下令抄录了一些副本,赐给太子及诸王,作为重要的从政治国参考书。天宝年间,唐玄宗获知此书后,也下令抄录了副本,分赐太子以下。
从文献著录来看,《旧唐书·经籍志》尚录有“《群书理要》五十卷”(为避唐高宗李治讳,此书在唐代也称《群书理要》),《新唐书·艺文志》又改为“《群书治要》”,也为“五十卷”,但到了《宋史·艺文志》中,这部书仅录为“十卷”,大概可以推断,到了南宋时,此书便已不全,后来,甚至这十卷也佚失了。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此书一是藏之秘府,仅为少数皇室成员所拥有,二是当时雕版印刷技术还不成熟,大部头手抄本普及困难,三是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国势转衰,图书多有损毁,《群书治要》抄本也未能幸免,变得残缺不全。
不幸中的万幸是,安史之乱以前,日本、朝鲜等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学习汉文化,天宝十二载(753),恰有日本最大规模的一次遣唐使来朝,玄宗特许日本使节进入宫廷秘府,使之得观典籍。据相关研究,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次,遣唐使把《群书治要》的副本带回了日本。这部书因为种种原因失传于海内,但却东传日本,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遣唐使船

日本现存最早的《群书治要》是平安时期的抄本,但真正产生影响的是金泽本,即日本镰仓时代“金泽文库”的创建者北条实时委托人抄录的本子。
到了德川幕府第一任将军德川家康执政时期,德川家康看到这部书,非常欣赏,下令使用铜活字据金泽本排印此书。
一个半世纪以后的天明年间,德川家康后裔尾张藩主启动重刊工作,天明七年(1787,清乾隆五十二年),《群书治要》校勘整理本重刊行世,这就是现在通行的《群书治要》尾张本,也称“天明本”。
“天明本”问世十年后,宽正八年(1796,清嘉庆元年),此本由中国商人携回本土。著名学者阮元巡抚浙江,发现了一批未能收进《四库全书》的珍稀古籍,其中就有《群书治要》。阮元依照《四库全书总目》例,为每书撰写提要,将此书连同其他稀见难得之书一起,共175种,进献给嘉庆帝。嘉庆帝十分高兴,据传说中夏禹登宛委山而得金简玉字之书的典故,赐名《宛委别藏》。

“三全本”《群书治要》以《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影印《宛委别藏》天明本为底本

略有缺憾的是,“天明本”《群书治要》,仍有三卷失传,分别是卷四〔《春秋左氏传(上)》〕、卷十三〔《汉书(一)》〕和卷二十〔《汉书(八)》〕,但无论如何,《群书治要》的失而复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

辑佚校勘,文献可贵

为何说是幸事?因为此书不只具有现实匡政意义,在文献方面的价值,也同样不可低估。
成书于唐初的《群书治要》,包含了大量的佚书、佚文,能使我们看到唐代以后散佚的一些古书,非常有助于古籍的辑佚和校勘。
据统计,《群书治要》共收录亡佚典籍十五部,其中史部一部,为《晋书》,系从十八家记载晋朝历史的旧著中辑录而成,其中以臧荣绪《晋书》为主,而非“二十四史”中的《晋书》。子部十四部,包括《尸子》《申子》《桓子新论》等。文献学者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比如,严可均在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共有153段辑文引用了《群书治要》,更据书中的《孝经》,辑出《郑注孝经》一卷。
就校勘而言,由于《群书治要》资料来源是贞观初期官府所存的唐前善本,多有与今日通行本不同的异文及佚文,因此学者校勘唐前古籍时,《群书治要》是重要的参考材料。
《群书治要》的夹注部分,同样蕴藏丰富。以《史记》为例,大部分的夹注来自“三家注”之一的裴骃《集解》,而黄帝、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放勋、虞舜重华几节的夹注,则有引自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的部分——《帝王世纪》所述秦以前史事,博采经传杂书,可补《史记》之缺,惜原书已散佚;再如,《晋书》的夹注,采自孙盛《晋阳秋》、干宝《晋纪》、荀绰《晋后略记》、习凿齿《汉晋春秋》等多种著作,同样,这些书大都已经散佚。而通过《群书治要》载录的片断,后人可以拾获有价值的信息。

《群书治要》中的《晋书》“武皇帝讳炎”一节,夹注使用了孙盛《晋阳秋》的材料。《晋阳秋》为编年体东晋史,有“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之誉。已佚。清人有辑本。

魏徵在序言中自述,这部书,“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也就是说,用在今天,足够以古代作为鉴戒;传到后世,能够为子孙安排打算。的确,《群书治要》虽诞生于一千多年前,但其蕴含的历史经验、治政理念、思想精华,直到今天,仍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尤其对于治政者而言,读《群书治要》,能够起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作用。古语有云:“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魏徵等人编修《群书治要》的良苦用心,相信今人必能切实体察,学以力行。

六十余部珍贵经典汇为匡政巨著

二十多年贞观之治拥有理论基石

《群书治要》

李先耕 译注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6652-1

336.00元

(统筹:一北;编辑:岚岫)

者:王威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道家有重视个体生命而看轻身外之物的传统。《老子》第十三章的“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第二十六章的“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和第四十四章“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开启了生命与天下、外物孰轻孰重的话题,而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轻物重生”思想几乎风靡先秦思想界。《庄子》中有若干“让天下”的寓言,表达了庄子学派关于生命与天下、外物关系的看法,也体现了庄子学派与老子、杨朱思想的关联。

我们先来解读《逍遥游》中“尧让天下于许由”这则寓言。尧为天下之主,是儒家理想中的圣王。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了“天下治”的大功绩,也赢得了令人敬仰的名望。这样一个“有权”“有功”“有名”的人却自视为爝火和人工灌溉,而将许由的德能比作日月和及时雨,所以他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这是许由拒绝的第一个理由。尧已经将天下治理好,许由接受已经被治理好的天下,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功业再需他建立,那他就只能求取名声。可是“名”只是“实”的附属物,并不值得去追求。而且,庄子还常警告世人“名”的危险。《人间世》说“名也者,相轧也”,人们为了争名而互相倾轧,“名”实为伤害人生命的“凶器”;《养生主》甚至提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的养生原则,将“名”对生命的伤害与残酷的刑罚同样看待,提醒人们做世俗认为善的事情而不要招来名声,做世俗认为恶的事情而不要招致刑戮。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这是许由的第二个理由。尧要让给许由的不是普通的身外之“物”,而是“天下”,得到天下意味着拥有最高的权力、最高的名望,也会占有最多的财富,这些在世俗之人眼中都是可望而难即的。但是,天下对于我们的人生又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呢?鹪鹩在森林里筑巢,不过占用一根树枝,并不需要整个森林;偃鼠到河边饮水,不过喝饱肚子,并不需要整条河流。人们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固然需要物质财富的支持,但并不需要太多。“予无所用天下为”是说天下对个人的生命无用、没有意义,并非生命保养所需。

“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这是许由的第三个理由。厨师即使不下厨烹调,主祭之人也不会越俎代庖。许由认为治理天下是尧的事情,即使尧不治天下,他也不会越位代替尧去治理。许由的选择说明了他不愿将自己的生命放置于政治框架之内。世俗之人会按照一个人在政治框架内的位置来定义生命的价值,庄子却在政治框架之外确立了个体生命的价值,认为不受羁绊的心灵逍遥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他自己就拒绝了楚威王所许的相位,选择终身不出仕,以快其志。

许由拒绝“天下”的三个理由正体现出庄子对生命的珍重,对名声、财富和权力之价值的否定。从古至今,人们所追求的不过这三者。正如《天运》中所概括的,“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追求财富的人,不会让出他的利禄;追求显赫的人,不会让出他的名声;迷恋权力的人,不肯授人权柄。这些人为了得到财富、名声和权力殚精竭虑,得到以后又害怕丧失,整日惴惴不安;一旦失去,又会悲苦不堪。这就是“操之则栗,舍之则悲”。他们的心灵淹没在物欲的海洋里,完全被利害得失所牵累,虽然没有遭受人世间的刑罚,却承受着“天”的诛戮。《缮性》也讲到,古时所讲的“得志”是指内心无以复加的快乐,现今所讲的“得志”却是官位爵禄。官位爵禄是偶然得来、临时寄托在人身上的外物,来的时候不能阻挡,离去时也无法挽留。因此,不要为了官位爵禄而放纵心志,也不要因为穷困而趋附世俗。现今的人们却身处得到了唯恐失去、失去了就不快乐的困境之中,这样的人就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倒置之民”。生命为“本”,外物为“末”,因追逐外物而迷失自己,因趋附世俗而丧失本性,就是将生命和外物轻重颠倒的人。《骈拇》批评了“以物易其性”“以身殉天下”的社会现象。“性”是万物生而所有的状态,人性就是人生而所有的状态,这一状态不是仁义,也不是“欲恶避就”的情感欲望。《骈拇》抨击仁义礼法之治扭曲人性,又认为在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内被规训的人,不懈地追求外在于生命的名利,是在伤害本性甚至葬送生命。“以物易其性”中的“物”不仅指有形之“物”,小人所殉之“利”、士所殉之“名”、大夫所殉之“家”、圣人所殉之“天下”均可包含其中。虽然世人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不同,但同样“残生伤性”。

《让王》篇铺排了“尧以天下让许由和子州支父”“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舜以天下让善卷”“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几则寓言。这几则寓言接着《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讲,又综合发展了杨朱、老子的思想。其云:“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天下”为最重的外物,尚且不能为了治天下而伤害自己的生命,何况其他的物呢?这一思路来自杨朱的“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与“损一毫利天下不与”。《让王》又有“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之语,则转化了《老子》第十三章“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的说法。“无以天下为者”正是在生命与天下之间选择生命的人,他们爱惜、重视生命而看轻天下,也就是“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的人。他们不会放纵对外物的欲求而伤害自己的生命,也不会以对权力、财富的占有来彰显生命的价值,这才是可以托付天下之人。

《让王》还讲到了杨朱学派传人子华子见昭僖侯的故事。昭僖侯因为韩魏两国争夺土地而忧愁,子华子假设“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的情境,让昭僖侯在两臂和天下之间做选择,使其了悟不应为了比天下轻得多的土地而伤害比两臂还重的生命。作者赞赏子华子“知轻重”,即肯定以生命为重而以天下为轻。该篇又总结道:“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这应该和《老子》第五十四章的“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有关。作者认为“道”可以用于治身、治国、治天下,但“治身”才是“道”最重要的作用,治国、治天下都只是附带的。这里还有一个“随侯之珠”的比喻。随侯之珠和千仞之雀的轻重显而易见,如果有人用随侯的宝珠射千仞高的雀鸟,世人必定会嘲笑他,因为“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个人的生命比随侯的宝珠还要贵重,而外物就似雀鸟一样轻微,世人“弃生以殉物”,就是以“重”求“轻”的可笑、可悲之举。

生命至重,外物为轻。可直至今日,人们还是在追逐外物的路上身心俱疲,又如何能拥有真正自在的生命、真正自由的心灵呢?《庄子》“让天下”寓言中关于生命之目的和价值的思考,值得我们深思。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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