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不喜欢吃甜品，如果有，那一定是天生的，吃货们不是在吃甜品就是在去吃甜品的路上。要说哪里有好吃的甜品？吃甜品，你可知老港记港式的传统工艺？
老港记采用具特色的古法糖水，秉以“药食同源”的饮食传统，传承“重清润、温补”的养生理念，酿制出健康优质的港式甜品。从港式奶茶到广式糖水、从手工凉茶到潮流糕点、集港岛三派甜品于一身，近数百款冷热酸甜单品。
挥不去的港式情怀！港式甜品，是香港美食的代表，随着消费者认知的提升，港式甜品已逐渐成为绿色生态甜品的代表，其凭借新鲜、原汁原味、健康等优势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港式甜品已然深入人心。
老港记作为港式甜品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历经几次更新换代，更加符合现代人挑剔的味蕾,能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面对世人。多年的行销经验，使得老港记在市场上口碑载道！老港记不仅有香港明星汤宝如助阵，更是凭借六福三宝系列产品全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贵妃杨枝甘露、法式焦糖炖蛋、原汁椰子炖雪蛤、红枣补润炖人参等产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老港记港式甜品粗食养生甜品品牌，累积近多年的餐饮管理经验，团队成员均具有多年餐厅营运管理经验，洞悉并引领着国内餐厅营运的步伐，一直走在行业前沿。
要在闹市中心看上一眼，你便知道香港是一座向上生长的城市。那些地基插入山体中，笔直指向天空的摩天大楼自不必说，就连油尖旺区那些花花绿绿的店招也是如此，研修班、保险公司、跌打诊所、书店、餐厅的招牌们就这样彼此堆叠着挤迫着，仿佛雨后蘑菇争抢空间。
上环街景。本文图均为 庄方 图
人也是，像TVB电视剧中描述的那样，单纯、努力、乐观、有序地活着。搭乘比上海速度快一倍的自动扶梯下到地铁，被那些生发、修身、培训广告迅速包围，杨千嬅和陈豪在公益海报上面露微笑展望明天。报纸上说，港岛半山的房价每平方米已经涨到110.76万港元。好风景总在高处，尽管如此，被放低的，被经过的，也未必就不动人。
“香港就是周星驰咯。”Stephen说，“现实、金钱至上、有创意、够无厘头。甚至它的发展也和周星驰一样，从非常本土到必须迎合内地市场。”
购物、游乐场、吃吃喝喝，也许这是迎合大多数游客的旅游方式。但1986年出生的广告人Stephen还想做些别的，比如说带你回头去认识最本土的那个香港。
“我在芬兰念书的时候发现，旅行最有趣的部分不是去景点，而是认识不同的当地人，进入他们的生活。在欧洲旅行我结交了109个朋友，每一个都让我了解不同的人生。香港每年有4000多万游客，却都是去购物，去山顶，不觉得有点无聊吗？”Stephen决定带游客去探索香港的市井生活。在他和朋友Josie合作的网站Secret Tour上，你可以预订到港岛中西区的殖民建筑之旅、决定探访油麻地附近1970年代风的草根香港，甚至参观跑马地的坟场，了解香港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
我们坐在油麻地源记喳咋甜品店里聊天。对面是天后庙前的四方广场，不少居民坐在那棵大榕树的树荫下乘凉，一个经营“代人拜神”生意的中年妇人，在墙角摆开花花绿绿的各色神像。很难想象，从宽阔摩登的弥敦道上一拐弯，就是这样乡土的场景。
有人在街头做着“代人拜神”的小生意。
在这个曾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世界最适合下棋的地点之一，我和同伴跟着Stephen开始一场油麻地怀旧之旅。旅行从上海街上一间开在二楼的新东亚理发公司开始，以庙街旁艳阳天歌座里的一曲卡拉OK结束。理发店开业已33年，8月底房子租约到期即将关闭。只看十分钟内，头发花白的梁师傅执一把1979年产的永新牌电吹风轻轻巧巧为同行团友吹出个复古蛋挞头。“十多年来只涨了十块钱。”梁师傅说，“都是街坊嘛，也不好意思。”理发店快关门了，接下去做什么，他也没想好。“现在的后生仔都爱学金融学会计，没人再愿理发喽。”梁师傅感慨，自己从12岁开始便懂的的这手技艺，也许再无人接班。
这一点伤感气氛在艳阳天歌座里挥发殆尽。这间小屋子就像庙街乃至油麻地的缩影：热闹、俗气、鱼龙混杂。下午四点光景，坐的都是饮茶听歌的附近居民。也可以自己唱——先递100元到麦克风前的钱箱里，然后拿歌本选好歌交给伴奏师傅。即使是同行的本地年轻人，也大抵从没来过如斯场所。许是新鲜，一曲陈奕迅的悲歌《明年今日》唱的嘻嘻哈哈，没心没肺。
艳阳天歌座就像油麻地的一幕缩影。
我信未来一定会有那么一天，这歌座甚至这庙街不会再存在，城也似人，代代更迭。为了记下昨日的声音，我们坐东港铁路去大埔拜访一位老村长。
地铁换火车再换的士，我发现自己一头闯入另一个香港。山路旁白色的野姜花低低开放，木瓜树上结满青色果实，远处山丘小巧可爱，湿地里据说每到秋天就飞来成群白鹭。有人在村里练鼓，田野开阔，声音传的很远。
1936年出生在大埔围下村的卢天民先生已近耄耋之年，童年在大埔乡下长大，25岁时移民英国开餐馆，老了又决定返家。他的大半生，也是一部分老香港人的缩影。
“初中毕业后就没再读书了，到屈臣氏汽水厂干活，放工了就去九龙的戏院看电影，常常连看三场。1959年大饥荒的时候，内地来了太多人，僧多粥少，找工作变得困难。大家就想，不如去英国找吧。村里有那边回来的远房侄儿，穿着光鲜，连结婚的钱都赚足了。”
很快，围下村一共9户人家，8户都走了。卢天民也在其中。1961年4月，他到了英国布里斯托。没有初来乍到的兴奋，满心只有后悔，“做的是厨房最肮脏的工作，周薪6英镑，不会说英语也不懂得钱币的换算，我连钱都不会花。要是走路能走回香港，我都愿意。”
事与愿违。他在英国结了婚生了孩子，然后又去美国。一直到儿女长大，老伴过世，才又想起平生夙愿，在风烛残年回到故乡。
围下村仍是那个青山碧水环抱中的围下村，但人已经变了，当年的邻居早已不知所踪。现在村庄里的30多户人家都是后迁入的，家中也多是老人。“年轻人都不愿在乡下呆。嗤，哪个还像客家人，上山怕草长，下地怕蛇缠。”
卢天民是客家人。作为香港的四大族群之一，客家人大多在清朝从内地迁居香港，由于来得比较晚，只能在上水、粉岭等香港较偏远的地区立足，靠务农捕鱼维生。“有粮有鱼，其实香港很好，是个福地呢。回来了，就不走了，不走了。”这个迁居了大半辈子的老村长靠着沙发，悠悠地说。
香港历史博物馆里保留着许多城市的过往痕迹。
同上海一样，香港也是一座移民城市。秦汉以前，这里是岭南古越族人居住的地方。北宋时候，珠江三角洲逐渐成形，大批士民从江西取道大庚岭迁居香港，从事垦殖，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四大家族之首邓族。邓族起先在锦田居住，十二世纪时又迁至屏山，先后在屏山建造了三围六村，又兴建祠堂、庙宇、古塔、书室，将内地士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注入曾被视作蛮荒之地的岭南。
如今，在新界仍然保留着邓族人以往生活的踪迹。屏山文物径长不过1000多米，蜿蜒于天水围附近的几个村落间。拜过香港唯一古塔聚星楼，再转几个弯，路过那间门脸简陋、却以茄蛋菠萝油闻名香港的华嫂餐厅，便是有七百多年历史的邓氏宗祠。宗祠三进两院，最里头那间屋子里供奉的红色牌位，记录着这个家族的兴旺脉络。
半岛酒店的下午茶舞。
比起邓族来，半岛酒店的历史要短得多，但1928年开业的它仍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酒店。当时的尖沙咀只有一个火车站，精明的犹太人家族嘉道理看到了商机，建造了一座酒店。火车站的客人大多是从香港取道内地转乘西伯利亚铁路去欧洲的旅客，维多利亚港的豪华客轮不断进出，也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名人富豪。他们聚集在半岛，为香港带来了最初的纸醉金迷。这里的舞池被张爱玲写进了《倾城之恋》，克拉克?盖博教会了老员工Johnny调全港第一杯Screw Driver鸡尾酒，有个住比弗利山庄的美国老太太连续十五年都在半岛过圣诞，一住就是一个月。如果如Stephen所说，香港的特别之处是外国人认识东方的第一站，那么半岛就是许多外国人认识香港的第一站。85年前，半岛酒店的下午茶舞风靡全港。跳一场茶舞收费5毫，包括点心、红茶和乐队伴奏。今年半岛酒店又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重振了茶舞的传统，虽然价格比当年自是高出不少，预订电话还是打爆。当天见到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在舞池里跳到气喘吁吁，礼服舞鞋显是精心配搭，才发现原来香港也有老克勒一说。
开在湾仔皇后大道上的Indigo酒店，探索的却是香港草根文化的历史。这是港岛的旧区，金凤茶餐厅的奶茶，太原街的玩具，利东街唐楼里卖的喜帖……尽管有些街道已经拓宽，建筑也已经拆除，可是香港人印象中的湾仔，仍是一个满载回忆的地方。
在Indigo酒店登记入住时，前台给我一个Handy手机，里面早已经设定好附近值得一游的景点，还有一幅手绘地图。我喜欢酒店走廊上那幅蓝色房子的立体纸模型，还有房间里那个做出太极推手姿势的小人像。前台告诉我，那房子就叫蓝屋，走过去不过几分钟。
石水渠道上的蓝屋或许是湾仔最著名的老建筑之一。1922年建造，是香港少数有露台的唐楼，当时也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住宅了。战前湾仔唯一英文学校“一中书院”也曾落户在楼内，还有一间“猪肉荣”侄子林祖开的武馆。如今蓝屋居民大多已经迁走，只有5户人家还住在里面。
1922年建造的蓝屋是湾仔最著名的老建筑之一。
民间非盈利机构圣雅各福群会目前负责蓝屋的活化。工作人员Suki告诉我，活化后的蓝屋会有一家由街坊开的甜品店和素食餐厅，也会定期举办由社区居民当导游的导赏团。“以前的湾仔，每家小店都是街坊开的，每个人都认得每个人。后来这一区发展了，房租变得很贵，许多店不得不关闭。记得附近有家开了30多年的车仔面，租金从3万元涨到6万再到10万，老伯说再也做不起了。”Suki又指给我看蓝屋的木头楼梯。楼梯是后来新修的，不过其中有三级是原来的老楼梯，上面还留有当时的居民标识给倒夜香的人看的标记。
圣雅各福群会在蓝屋的底楼开设了一间香港故事馆。有街坊搬走前，总会到这里捐些旧物，也算是保留一点民间历史。这个博物馆小小的就像人家的客厅，每一件东西都有一段朴素的来历。譬如利东街上飞鹏泥水工会的两张木头长凳，或是冰箱出现前那种流行过的带纱橱的方桌……随意拿起书架上的一本书，名字竟叫《少林内功秘传》。忽地想起，酒店里那打着太极推手的小瓷人，莫非就是林祖？
林祖开的武馆面向景星街，1960年代儿子林镇显继承后改为医馆。如今林镇显已去世，主理医馆的是他太太陆丽燕师傅。我在湾仔上班的朋友Jasmine曾说，这医馆很是神秘，她几乎每天打这儿经过，从来没见它开过门。晌午烈日下果然铁门牢牢拉起，大门倒是留一条缝，望进去只见到厅里挂着一枚“一代宗师”的牌匾。据说医馆只做熟客生意，是啊，曾经的社区斗转星移，如今又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抱着医治而不是参观的目的，走进这座医馆呢？
据香港发展局文物保育网站上显示的资料，香港目前列入计划的历史建筑活化项目共有14个。自2008年以来，香港就积极推行“古迹活化”的概念，把历史建筑在保留原本风貌的基础上翻新再利用，赋予建筑物可持续的新用途，为社区和市民带来最大的效益。活化工程让许多香港人从此找到了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但同时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譬如同在湾仔的和昌大押的活化就曾经引来学者批评，认为只保留了建筑的外观，里面却被拆个一干二净。同样，蓝屋以及附近利东街的项目也引来民间的一些质疑，认为如果只是一味迁走社区的商户和居民，留下的历史建筑再光鲜也不过是一具空壳，须知老社区最珍贵的不仅是旧建筑，那些保存多年的民间文化与人情味也同样值得保护。那天我读到林夕在一本杂志上的专栏，他说听说翻修后的利东街被命名为囍欢里，这个名字真不伦不类，为什么不叫香港人叫惯的喜帖街呢？
天星小轮怀旧味十足，过海的费用也很便宜。
上环西港城中的店家也有相似困惑。建于1906年的西港城是香港现存最古老的街市建筑物，经过重新修葺后改为传统行业及工艺品购物中心。二楼的布匹专卖店大多是从附近迁拆的花布街搬迁而来的。108号的利来呢绒行开业于1952年，是其中历史最长的一家。掌柜陈申已经73岁，每日10点开门，18点收市，风吹雨打，年中无休。他说彼时利来在花布街的店面足足是现在三倍大，雇有20多个伙计。客人买好布，就直接到隔壁几步的裁缝店去做衣服，一条街熙熙攘攘很是热闹。如今生意虽大不如前，但他既不喜打牌搓麻也不懂得其他营生，一半固执一半无奈地守着这店面，与其说做买卖，不如说是心灵寄托。其他与他一起搬迁来的17家布匹店，也各有各的尴尬。
也许“衣食住行”中，人们在口腹之欲上比较恋旧，因此比起门可罗雀的老布店，铜锣湾信记避风塘餐厅算是一次对历史的成功复刻。
我们搭叮叮车自湾仔出发。放学的小童、金发碧眼的游客、手提杂货的妇人，都在一个车厢里随车行摇来摆去。几乎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等红灯，又有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停靠站台，这是通往一顿怀旧晚餐该有的节奏，像地铁尚未建起的时候，像还没有智能手机，人人在车上只能看窗外风景的时候。之后沿着铜锣湾海边走到避风塘，跳上早已备好的小艇，小艇稍稍开离岸边，仍泊在避风塘的风平浪静中。
在没有什么夜间娱乐的时代，香港人最期待的就是到铜锣湾避风塘吃一顿宵夜。
让我们回到1980年代的铜锣湾，那时没有太多夜间娱乐活动，人们最值得期待的莫过于在铜锣湾避风塘吃一顿海鲜宵夜。入夜后的海湾灯火通明，穿唐装衫裤的艇妹摇橹不停，忙着接送游客往来于海鲜艇、酒吧艇及歌艇之间。当时热闹非凡的海湾后来因为环境等问题而日渐式微，船上的厨师们也被岸上餐厅纷纷挖角。到了1990年代，政府明令禁止了这片区域的任何商业活动，从此铜锣湾避风塘繁华的水上夜市一去不返。
张少琴从那个年代成长而来，她觉得这些船坞餐厅是老香港人共有记忆的一部分，不该说没有就没有。经过几年的努力，她向政府申请到了执照，订做了十艘小艇，开了这家水上餐厅。信记刚开的那半年，许多香港人带着全家来吃，寻找昔日避风塘的一点况味。
菜色仍是30多年前避风塘流行的那些：炒蟹、烧鸭河粉、韭菜花、艇仔粥。大厨梁开来自蛋家，自小在避风塘艇上长大。小时候跟着兄长在艇上帮工，经历了避风塘由兴至衰的整个过程。之后上岸生活，当大厨、创业失败、改行……不料人生到了快知天命的时候，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避风塘。
夜色已沉，铜锣湾的海边仍有游客聚集。维港的夜色璀璨如新，仿佛永不打烊。到此一游的人，很少会去在意这座城市的往事，但这些历史的颜色终究是溶在了城市的蓝图里，去滋养那些尚未来到的明天。
北京天坛东门地铁站附近的这家酒店，散落在15平方米酒店房间的物件如同证据闪烁，映射着26岁女孩周芹的临时生活。
卫生间洗漱台上横放着两支开封过的一次性牙刷，壁挂电视下方狭窄的长条桌上，堆砌着印着酒店店名的五个一次性纸杯。长条桌的另一端，晚餐已经放冷：塑料袋潦草包裹着咬了一半的肉饼，还剩三分之二的奶茶。纸杯内壁的黄褐色痕迹弯曲成弧形，冲泡的奶茶是周芹从酒店前台拿的免费的奶茶包。
这些一次性用品在一次次的使用和替换中经过周芹的生活。她真正拥有的，是放在门口的24寸行李箱，里面装着她全部的夏季衣物，以及长条桌和床头柜下的一双拖鞋、一双运动鞋。地板上的烧水壶从没用过，装垃圾的黑色大塑料袋里堆放着待洗的裤子和袋装洗衣液。
对周芹来说，这些不多的物品并非意味着无法割舍，从2022年2月到现在，在多家酒店辗转的这半年，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丢弃的。重要的东西都在黑色双肩包里：电脑、电脑支架、耳机、橘黄色的水杯。她背着它们，不断离开，又在一个又一个酒店短暂停留。
长租酒店代替租房的生活方式，正成为一些居住在一线城市人们的新选择。离开某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他们形容这是一场“逃离”：有的人为了逃离平稳的生活，重获日常生活的真情实感；有的人希望集中在自身，找回从生活中退场的意义；有的人想为不安全感找一个庇护所，触摸游牧式生活的可能性。
但生活在酒店只是阶段性的状态，选择长租酒店是恐惧群体和世俗标准的自我防御性辩词，还是代表着一种替代性、更冒险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该何去何从？对这些问题，他们没有答案。
2021年10月后，27岁的刘颖带着随身物品住进了酒店。她本以为住在酒店只是过渡期的无奈之举，却没想到打开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现在，刘颖仍长租在朝阳公园附近的某快捷酒店。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被压缩至15平方米内的生活
周芹坐在床上，书包就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这张1.5米的床几乎填满整个房间，从下班后到第二天8点起床，她坐在这张床上继续加班，或者玩手机、看电影。
“住酒店意味着一种自由”，周芹说。聊天中，她反复提及的词语是“可能性”，押一付三的租房合同是一种束缚，意味着和居住城市、工作的长期绑定，“就像置身于监狱”。而现在，她和酒店签的是一个月的短期合同，“能够说走就走。”她说。在价格和通勤便利上，长租酒店也更划算，酒店离公司通勤时间只有5分钟，月租酒店的房费3188元，再加上水费50元，卫生费20元，每月只需支出3258元，比以往平均每月仅房租就需3300元的群租房价格更便宜。
唯一让她不满的是现在居住的酒店房间里没有窗户。清晨的光亮无法唤醒梦境，“上班总是迟到。”假窗户外是一幅装饰画：“窗外”的晨曦正照亮密林间的一条小径。
周芹居住的酒店没有真窗，假窗户外是一幅装饰画：“窗外”的晨曦正照亮密林间的一条小径。新京报记者 杨柳 摄
27岁刘颖的生活，也同样压缩在18平方米的空间里。与周芹不同，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快捷酒店内，一次性用品的痕迹被擦除，取而代之的是刘颖五颜六色的个人用品。酒店提供的浴巾下挂着两条绿色和粉色的毛巾。牙刷是自己的电动牙刷，梳子是更适合长发用的气垫梳，沐浴露洗发水也都是刘颖自己买的。
由于酒店里不能做饭，刘颖在电视下的长条桌上摆满了零食和袋装咖啡。午餐和晚餐就点外卖，酒店前台会有代收服务。这对刘颖来说不算个缺点，“本来我就不爱做饭。”
生活在酒店，是一个与物品断舍离的过程。曾经，刘颖最喜欢买的东西是各式各样的收纳工具、收纳箱、收纳盒、收纳架，物品被分门别类地放置，展示，继而被忘记。住在酒店后，刘颖意识到这种荒谬。现在，酒店书桌桌面上是没有用小书架整理的三本书，和唯一的一个收纳箱，里面放着护肤品和化妆品。她仅有的三双鞋子就摆放在地板上，夏季几套衣服挂在衣柜里，只需一个袋子就能打包好。
2021年5月，长居香港的34岁的雁小北住进了香港港岛海逸君绰酒店。在香港长租酒店同样无法满足三餐煮饭的需求，习惯早起的雁小北琢磨了在酒店做简易早餐的方法。放置行李箱的桌子被她当作食品区，放着一个小型三明治机，三小瓶调料罐，三个碗碟和一些零食。洗些新鲜的生菜，在三明治机上煎个蛋，加热火腿和面包，一个丰盛的三明治就做好了。
除了食品区，生活的痕迹从放在卫生间里的体脂仪，粉色枕头，花朵样的陶瓷杯等物件中可见端倪。除了挂着衣服的衣柜，电视柜下的储物空间被她当作储物柜，贴身衣服卷起来摆放得整齐。在香港酒店生活，小北也延续了从前日常环保回收的习惯。电视旁边的大帆布包里，装着分类过的垃圾，冲洗过的塑料瓶，纸制品，金属饮料罐和易拉罐。每两周，她背上可回收的垃圾，送往从酒店步行十分钟可达的“绿在天后”回收便利点。
小北用三明治机在酒店给自己做简单的早饭。受访者供图
对既定生活的逃离
2019年3月，周芹来到北京工作，通过租房平台和陌生的一对情侣、一个男生一起居住。“经常洗澡时，男生室友会在外面敲门，说他憋不住了。我就很慌乱，只想着赶快出来。”她说。有时凌晨，舍友会敲她的房门借还东西。和他人生活的碰撞持续侵扰着她的个人空间，租房半年后，她离开了租住的房子，也离开了北京。等再回到北京时，2020年初，周芹开始租住在酒店。
与主动选择长租酒店的周芹不同，27岁的刘颖在种种不稳定因素的冲击下离开了自己的出租房。2016年大学毕业后，刘颖来到北京，居住在群租房。在曾经居住的出租屋里，刘颖曾用心塑造自己的生活。她给墙壁贴上了粉色羽毛的墙纸，床头挂上自己钩织的捕梦网，买了床边地毯。出租房的灯不好看，她网购了棉花，粘在灯的周围，再在纸上画出星星和月亮的形状，剪下来装点在绒白的棉花上。为了能更舒服地洗澡，她还买了长达2米的可充气浴缸。
在曾经的出租屋，刘颖用心塑造自己的生活。为了舒服地泡澡，她还买了充气浴缸。受访者供图
虽然价格便宜，但舍友对卫生标准要求不同，公共区域的杂乱肮脏令她难以忍受。租户们的生活作息也有错位，刘颖常因隔壁的噪音失眠，争抢卫生间的情况也时常发生。放弃群租房后，她开始租住有独立卫生间的一居室。
独居女性这个身份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朝阳区某小区租房时，因为快递员常直接把她买的生鲜冷冻食物放在自提柜，和快递员沟通无果后，她打了投诉电话。本以为事情可以解决，但晚上回家后，刘颖发现家里的锁眼被堵了，门口墙上贴着性服务的小广告上，也被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门口没有摄像头，我也没有证据确认是他，只能吃哑巴亏，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刘颖说。
怕被继续报复，刘颖只能压制着自己的愤怒，在与快递员相处时保持和颜悦色。去年10月，房子到期后，房东因决定卖房没有续租，本就战战兢兢继续租住的刘颖又迎来突然的变动，她被限制在两天内搬离出租屋。
匆忙地收拾行李，把行李寄放在朋友的工作室后，刘颖带着随身物品住进了公司附近的酒店。她本以为住在酒店只是过渡期的无奈之举，却没想到打开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之前租住在朝阳区5500元左右的房租相比，长租酒店每月的费用不超过4500元，还包括了打扫房间，补充矿泉水、卫生纸等日用品的支出。
刘颖关注的安全问题也有了更切实的保障，酒店的住户和访客都需要刷身份证和登记，有24小时的安保。点外卖、收快递时只用填写酒店的地址，前台会帮忙代收，再由机器人送上门。住在酒店，刘颖感到安心，她觉得自己开始掌握对生活的主导权，不会再被骚扰或者被驱赶，她有选择离开或留下的权力。
从她生活中剥离的，还有别的东西。刘颖形容自己是典型的巨蟹座女生，习惯付出，不求回报，总是不自觉把照顾身边人当作自己的责任。18岁后，她实现了经济独立，没有再向家庭索要生活费。刘颖毕业于长沙一所大学的传媒学院，从大二开始，她在湖南卫视、央视等大平台实习积攒工作经验，同时也接一些编导、拍摄的零工，在艺考的培训机构兼职。努力工作攒钱的那个时期，刘颖说，“钱是我的安全感”。
用几年努力积攒起来的安全感，被接二连三的震动打碎。在大学期间谈的一场恋爱里，刘颖习惯性地为男友付出，“把所有挣的钱都给他了”。男友嗜赌，刘颖消耗在这段关系里，付出财力和精力，想要“把男友拉回正道”。当男友又一次问她要钱，她实在拿不出来时，男友愤怒地摔掉了手机，“把我摔醒了，这才下决心分手。”刘颖说。
结束这段亲密关系后，她过上了一段安心攒钱的日子，又再度被拖入泥沼。在安徽蚌埠，刘颖的妈妈在网上参与不正规的小额贷款，欠的钱越滚越多，刘颖只能顶着压力帮母亲还钱，最多时每个月需要还5万元。这对一个在读大学的学生来说不是小数目，刘颖无奈，也觉得委屈，“好像我辛苦挣这么多钱都没有给过自己。”
用攒钱铺就的安全感道路，在经历了互联网借贷平台的爆雷后终于瓦解。2018年，工作两年后，刘颖攒了30万元准备在老家买套小型公寓。房子都看好后，自己分散在各个平台的钱却再也拿不回来了。“努力就会有回报”，这个支撑着自己的信念开始动摇。此后的4年，刘颖用松弛治愈着曾经的失去，不再像过去一样相信努力和赚钱的意义。租房不顺利后，她住进了酒店，暂停了所有工作，“好像人生目标变了，我可能不太想要有钱，不想再顾着我男朋友或者是家人。我想先顾好我自己。”
决定照顾自己感受的刘颖居住在酒店已经超过了半年。被问到打算在酒店住多久时，刘颖回答：“只要价格控制在5000元以内，我会一直住下去，价格低、安全、有阿姨打扫卫生，没理由不住。”
在酒店的大多时间，刘颖躺在床上玩手机。床头柜上放着两瓶酒店提供的免费矿泉水和卷纸。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对35岁的小北来说，长租酒店同样也是对既定生活轨迹的一次逃离。独自一人在香港居住16年，小北说，“这十多年都在沿着按部就班的生活步调向前走。在酒店长住，终于有了一种游离在生活之外的架空感。”
在此之前，生活是一条坚固开阔的大道，她要做的，是相信它，并且坚定地走下去。2006年，小北以河南某市状元的高考成绩考入香港大学。成长于小城市的女孩通过高考的独木桥来到香港，毕业后，又顺利地找到了当地一家媒体的工作。
顺遂是故事的A面，故事的B面，是一个小城女孩多年在文化冲击下难解的困惑不安。小北回忆起入学的迎新会上，社团的学姐学长们看到她后主动把语言切换为普通话，她很好奇，问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从内地来的。不出几日，她明白了问题的答案。香港本地同学身上或多或少带着精英学生的印记：英语好，打扮时髦，身上有可辨识的轻盈和自信，在人群中显得突出。相比之下，自己打扮土气，第一次接触全英授课，脱离不了笨拙感，与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班里的大陆学生，也大多来自北上广，毕业于国际学校。在大学校园里，小北说自己处在边缘，同学们的自信和眼界之宽广，让她羡慕，也让她自卑。
这种紧绷感一直延续到工作后。刚毕业的第一年，像多数同学一样，小北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行走在西环的路上吃饭、买东西，在摩肩接踵的人流里总会碰到同校的熟人。这让小北倍感压力，在并不融洽的群体里，身为外来者的她拒绝着来自熟人圈层的规训，强烈的自我意识驱使着她想要逃离。
2011年，在母亲的支持下，小北决定买房。“房子，是安全稳定的栖身之所，意味着结束漂泊，重获归属感。”怀着这样的念头，小北一个人看房，她看中了离岛区的大屿山，在这里，她可以远离市区和人群，似乎终于感到安全。
追求世俗标准的痛感
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教授杜素娟曾在采访中说道，“面对一些世俗标准不同的态度，社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很想达到世俗标准，认同而未达到之前所感到的痛苦；一种是怀疑现有的标准，当你拒绝规训时一定也会产生痛感，这个痛感表现成社恐。”小北和周芹都开玩笑地称自己为“社恐”，她们曾迎合过主流生活和标准，为此而努力，也因怀疑这套秩序而痛苦。
在香港，多数人以“上车”（买房）为固定的人生目标计划自己的人生：独立生存，存钱，买房，用余生还房贷。逃离了熟人圈层后，小北发觉自己掉进了另外一种主流秩序中，她需要为另一种世俗标准而努力：像大多数人一样务实，买房还贷，努力工作完成晋升，结婚生子。
居住在香港离岛区的大屿山，每天清晨9点，小北乘船去中环码头，在海浪的起伏中吃完早餐，再转地铁半个小时去香港市区的公司上班。晚上七点下班后，再坐船回家。
这样的生活悠闲，却也静止。当初买房时，小北看中的是离岛区的僻静，没有香港市区的拥挤和逼仄之感。居住在这所房子的十多年间，其他的朋友或结婚生子，或海外深造移民，只有她的生活留在原地。因为大龄未婚，和父母的矛盾也日渐激烈。她渐渐对这种生活产生了怀疑，在学校做最好的学生，在家庭里做父母的好女儿，在社会上努力做“精英”，“似乎大家都在向前走，只有我像游戏里的NPC，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的主题。”
2020年暴发的疫情加快了松动时刻的到来。封闭的生活让小北迫切地想要做一些改变。毕业后的十年间，小北换了三次工作，大量重复性事务和冗繁的合作关系消磨着工作的意义，工作不再能提供给她价值感。同时，在具体的生活中，她发现自己似乎失去了感官体验。在小北住所的窗外可以望到迪士尼，有时夜晚7点半，迪士尼城堡会在夜幕中亮起彩灯，璀璨的烟花一朵一朵炸开。从前，这些意料之外的烟花是生活的奖赏，渐渐地，小北发现岛上的海浪，雨水，花朵，甚至迪士尼的烟花，都不再让她有所感触。
房子安抚了外来人的漂泊之感，却也给她带来了新的禁锢。“好像在这个城市中，我生活中的选择更趋于保守。”雁小北说。
2020年的一个夜晚，小北在豆瓣上看到一位女性分享了在泰国的生活体验，在她的描述里，泰国人不太看重世俗标准和成功的欲望，压力不大，松弛快乐地在生活。像是突然触摸到另一种可能性，当下，小北打开电脑开始查阅，看到了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文化管理专业还在招硕士生，就立刻投递了申请。5月份，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小北辞职，把房子租出去，住进了酒店。
说起为什么会坚定地选择住在酒店，周芹想起自己小时候看过的一本书，名叫《拆掉思维的墙》。到现在，她仍能记得这本书里写的一句话：“从职业发展来看，一套房子毁灭一个梦想”。
周芹的梦想，是当一名“数字游民”，数字游民的核心特质之一，是工作不受地理条件和时间限制，但在此前提下可以选择性地去全世界不同地方生活。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挣脱刻板、规训和既定的藩篱。居住在酒店，过一种临时生活，在她看来是对梦想的保护，背着的黑色双肩包，带着电脑和耳机，她可以随时离开。
周芹期待的“游牧”式生活，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2018年，她从新闻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一家新媒体工作，日常工作内容是输出一些品牌新媒体文章，她称这份工作为“写软文的”。有时，安排的任务是写出看似新闻报道，但实际上写作方向是早已安排好的通稿。在新媒体营销中，洗稿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她需要在领导的授意下抄袭一些头部或者竞品公司的文章，领导告诉她，这是“拆分爆款”。
除了对工作内容抵触，周芹需要无条件服从公司的纪律规范。新媒体公司加班严重，但无论加班到多晚，公司要求员工每天必须在早上9点前上班打卡，迟到者会受到批评。公司内部，她面对的竞争者众多，“他们更年轻，学历好，工作能力也强”，她觉得焦虑，总担心自己被开除。在和领导的沟通中，领导也以打压式沟通为主。从校园走向社会，虽然周芹早已做好了“硬着陆”的准备，但这一次的工作经验和她未能成熟应对的“社会规则”还是让她感受到痛苦。
她会记得工作中领导的问话语气，在每天结束时反复琢磨其中蕴含的情绪。“这种觉得自己不被信任的感觉，像是我体内的木马程序，每当遇见事情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应激反应”。
“我觉得可能是你没有选择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比较惨的时候，会选择一些社会告诉你的正确做法。”带着这份失败感，周芹回到了老家河南安阳，开始同时准备考公和考研。双双失败后，2022年，周芹回到北京，决心调整自己，她开始居住在酒店，迈入“做自己”的艰难跋涉之路。
周芹长住在北京天坛东门地铁站附近的一家酒店，卫生间里没有周芹的私人用品，她使用大量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用品生活。新京报记者 杨柳 摄
一些新的可能性
2022年初，周芹回到了北京，在一家青年旅舍住下。在这里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年轻人入住，他们会在饭后讲述自己的故事，弹着吉他举行小型客厅的演奏会，会一起看全英文音乐剧《汉密尔顿》，相互推荐工作。周芹觉得自己在准备考研和考公期间放弃的，那些她最在意的东西又都回来了。
但青旅不可能一直住下去，高强度地暴露在社交环境令人疲惫，2022年4月，周芹搬去了更具个人空间的酒店。
2022年5月，北京疫情中，周芹成了密接人群，隔离结束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自己，她选择了一家均价在300元左右的快捷酒店。因为价格昂贵，第二天，她搬去了附近一晚只要150元的酒店。因为曾是“密接”的身份，她的房间被安排在了楼道的尽头，并且她被要求不能随意进出房间。面对不公正的对待，周芹拿上全部的行李来到前台退房。
这是第一次，周芹意识到，住在酒店并不意味着“说走就走”的自由。拥有自由的幻境破碎后，非常偶然地，6月份，她刷到朋友的一条朋友圈，照片里，朋友养的猫咪慵懒地躺在一床被子上，被子是最普通的格子花纹。猫咪可爱，画面温馨，周芹在朋友圈下面评论：“好羡慕你有自己的被子。” 朋友回复她：“难道你没有自己的被子吗？”
身边的被子是酒店里一客一换、带着轻微消毒液味道的白色被子，周芹回复朋友，“我有，但那不是我的。”
像这样感受到孤独的时刻并不多。多数时候，周芹仍然享受在酒店里的日子，她仍然相信“游牧式”生活的可能性，在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她列了长长的读书观影清单，运营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她看来，生活的尽头不是考公或大厂，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变成真正的“数字游民”。
研究生的课程从8月下旬开始，从五月到八月，小北度过了人生中最“无所事事”的一段时期。在此前33年的人生中，小北尽力做一个“不给父母添麻烦，不游手好闲，能让父母认可”的女儿，不思进取是可耻的，因为满足而停止努力是不可取的，她鞭策着自己，在困局里失去了快乐。小北形容住酒店的日子像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觉得生活好像终于有了一些盼头，一些新的可能性，休息了很多，也对新生活展开很多计划。”
小北开始习惯自然醒，每天早上做三明治吃。中午在酒店附近闲逛的时候，正好是上班族茶休的时候，在办公楼下面，上班族们穿着正装，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抽烟，餐厅外面也排起了长队。因为赶时间，很多人只能打包外卖，即使有时间坐下吃饭，多数人都会点诸如烧味饭、牛腩面这些可以快速做好的食物。
小北一个人吃饭，经常和其他人拼桌，她能用余光看到身边人的手指不断地在手机上游走，在回复着各种消息。作为观察者，小北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她发觉自己拥有了太多奢侈的时间，“可以在任何时间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失去的知觉也在慢慢被找回。在酒店附近，小北最喜欢的一处是位于维港海滨的“油街实现”艺术空间。这座拥有红砖瓦顶的二级历史建筑有一座两层高的建筑作展览及活动用途，还有约3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展示大型户外艺术装置。在这个“城市中的艺术绿洲”，小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午后。她最喜欢的是叫作Flow/汩汩的艺术装置，仍记得初看时的震荡：在一个宽阔的房间里，她坐在中间条凳上，入座后，房间变得完全黑暗，极度安静，前几分钟，小北觉得自己丧失了所有的感官，而后，内心的感受却渐渐明晰。突然之间，从房间黑暗的一头有一个闪亮的光点，一路穿行到了房间的另一头，接着另一个光点又出发，每个光点的路线都有所不同，光点也越来越多，但是它们都去往了同一个地方。
在香港“油街实现”艺术空间，小北度过一个又一个午后。受访者供图
“能感受到一种自我的渺小，一种世间万物的殊途同归。”小北说。这个展览，她看了好多遍。直到建筑外绿地的颜色从苍翠转为多彩，落英缤纷，是秋天了。在泰国完成学业后，小北回到香港，再度住进了自己的家，像艺术装置里的小光点一样，在短暂的偏离轨迹后，它仍飞去了那个与千万人相同的归途，属于她的大道。停下脚步的这些时间，曾经的疑问也没有得到解答，但至少，小北说，她开始承认自己的脆弱。她终于触摸到曾经初到香港时，自己艳羡的那种轻盈。
新京报记者 杨柳 徐雪飞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