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短视频应用程序TikTok正面临着它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场生存危机。美国众议院上周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要求TikTok必须被出售，否则将在美国禁用。美国有超过20个州、加拿大和不少欧洲国家已经以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工作设备上使用TikTok。这些国家所谓的“担忧”是，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存在着数据安全隐患。

但是，西方一边恐惧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存在安全隐患，一边又不得不重视起本国内的华人族群对选举带来的影响。早在2016年，对总统大位望眼欲穿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虽然没有笑到最后，但为体现与华裔选民互动的亲密度，她喝下了“人生第一杯珍珠奶茶”，还打包了一份鸡肉锅贴。希拉里一直深受华裔选民爱戴，美国的华人还曾成立过一个叫“华裔支持希拉里竞选总统”的组织，来支持希拉里。

希拉里喝下了“人生第一杯珍珠奶茶”。图源：MSNBC截图

不可忽视的美国华裔选民群体和并不少见的华裔政治人士

今年2月，来自民主党的苏奥齐竞逐国会的纽约第三选区众议员。这位祖籍意大利的候选人，没有去意大利社区“拜山头”，而是前往位于纽约北方大道的新东湖海鲜城，进入一家中餐厅吃起了粤式早餐，从他拿筷子的熟练度可以看出在家没少练习。作为白人政坛老将，苏奥齐在竞选期间每周都保持至少一次或两次，在不同的亚洲餐厅与亚裔选民共进美食的节奏。

苏奥齐拿起筷子吃虾饺。图源：端传媒

不少民主党候选人在华裔选民中颇受欢迎，为了巩固这一票仓，民主党还很“贴心”地制作了中英双语邮寄文宣。不止民主党，共和党也会聘请竞选顾问，作专门的竞选“辅导”与“突击”，从而吃透、玩转华人和亚裔社区。担任苏奥齐此次竞选的外聘顾问就曾说，“例如这一次的补选，双方都已经对亚裔琢磨得很透彻。”

苏奥齐竞选团队准备的中英韩三语文宣

在中文的物料和宣传上，非华裔的政客们也同样“进步神速”。针对亚裔与华人社区的广告经费变得更充足，也出现了针对华人选民的点对点的视频广告。苏奥齐的竞选团队甚至开始在微信上“试水”，在华人所熟悉的微信信息生态上，反向宣传美国本土的竞选。一则与华人共同拍摄的中文短视频中，已经开始出现“划重点”这样的中文网络生态用词，在美国本土称为温和派的苏奥奇，还被华人选民贴上了“中庸之道”的标签，神不神奇？

在媒体联络与宣传方面，除传统的报纸、电视和网络投放外，候选人的竞选团队逐渐注意到微信对美国政治日渐热烈的讨论生态。华人喜欢刷微信，竞选团队就在“大纽约社区”等纽约当地的微信公众号上，以“软植入”“标题党”的方式来作一些软性宣传。

不同党派的候选人寻找华人选民在意的角度，将对手一些不得体的言论、或是当选后对华人的潜在危险，与意见领袖分享，让意见领袖们有充分的“证据”通过微信进行转发和讲述。这种有针对性的宣传，是不是比在电视和广播上出现更具有灵活性？

线上分享固然重要，但是中国人讲究“见面三分情”，因此，美国政治人士也勤于参与到华人组织的一些活动中。每到春节、春宴、中秋、中国国庆等佳节，纽约华人社区的所有大型餐馆，几乎每天都被各类侨团与组织订满，选区的议员代表们也每天在这些活动中赶场。

纽约市长亚当斯参加当地华人春节活动。

包括苏奥齐、亚当斯在内的政治人士，为什么如此重视亚裔，特别是华人社区？因为他们无法忽视亚裔及华人族群在美国国内的日益壮大。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的非裔、拉美裔、亚裔人口总数为442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9.8%；2020年，其人口总数已达到1.231亿，占美国总人口的37.1%，并呈继续增长态势。

随着人数的增加，美国华裔对于投票的热情也在日渐高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0年间，亚裔的投票率从49%跃升至59%，是所有族裔中增幅最大的。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也是亚裔选票受到全国性关注的一年。当时，亚太裔已经成为美国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族群，然而却被普遍认为参政议政意识不强，是极有潜力、亟待开发的新票源。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指出，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在亚裔群体中的支持率为72%，其对手特朗普只有28%，这一压倒性优势助前者最终获胜。事实证明，在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等摇摆州，亚裔投票率的提高对选情至关重要。

最近两次总统大选皆由不到10万张选票决定结果，由此可见，2400万亚裔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在内华达州等民主党失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选民支持的地区，还是在佐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由红转紫的“摇摆州”。

民主党政治数据分析公司TargetSmart的首席执行官汤姆·博尼耶指出：“2016年至2020年期间，亚太裔投票率的增加是拜登获胜的原因。亚裔选民如今已成为重要的投票群体……各个竞选团队会更公开地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博尼耶说，亚裔选民比其他选民群体更年轻，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且亚裔没有长期与某一个政党结盟的历史，这使得他们的选票比非裔等其他少数群体更具流动性。

在美国国会、州市的议会之中，亚裔议员的面孔并不少见。特别是在国会层面，当亚裔议员陆续出现后，那些有政治敏锐度与影响力的政客，都开始意识到他们背后所代表的选民群体，已然庞大到不容小觑。在任期从2015年至2017年的第114届美国国会的435位国会议员之中，已有14位亚太裔众议员，以及1位亚太裔参议员。

美国地方首长里也有一些亚裔和华裔面孔。早在1983年，一位名叫黄锦波的人，成功竞选出任美国加州喜瑞都市市长，成为美国首位华裔市长，黄锦波出生在中国香港，祖籍广东台山。而祖籍广东潮州、出生于北京的沈时康，曾在加州阿罕布拉市市长这个岗位上干了四届。2021年，一位名叫吴弭的“80后”华裔，成为波士顿近200年来首位女性非白人市长。

波士顿历史上首位华裔市长吴弭

大家所熟知的赵小兰，是美国内阁中首位亚裔女性、以及首位华裔部长，她先后出任劳工部长、运输部长等职位。曾经出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凭借一副华人外表被寄予拉近中美关系的厚望，此前，骆家辉还担任过华盛顿州长和商务部长等职位。

赵小兰（左二）与她的父亲和妹妹们

西方政治人士玩转微信、小红书、微博和短视频？

除了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也日益关注华人在选举中的作用，甚至进驻了中国的社交App，比如小红书。

一位名叫Aiv Puglielli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立法委员会成员，于去年11月开通了小红书账户，最新的动态更新停留在3月8日。除了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外，Aiv Puglielli还分享了来澳洲看霉霉演唱会的周杰伦、在澳网上进入决赛的郑钦文等人的动态，他甚至参加过墨尔本的山东同乡会。不过，虽然他诚意满满，但是粉丝量还不到1000人。有中国网友不无调侃地留言，“我就当学雅思了”。

当然，年轻的Aiv Puglielli并不是第一位使用中国社交账号与华人互动的澳洲政治人士。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经常在微博上用纯正的中文向中国网友打招呼。被亲切称为“老陆”的陆克文可谓“中国通”，与多位中国领导人都有过亲密互动，他也为中国网友所熟知，几乎每年过春节都会给中国民众拜年。

此外，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也是一位“中国通”。吴若兰不仅早年来北京学习了中文，还潜心学习中国书法，喜欢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甚至经常在微博账号“英国使馆吴若兰”和英国驻华使馆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短视频，她的视频有一个很中式的名字——“若兰说”。当然，作为驻华大使，潜心学习中国文化是工作需要，但是能够将工作和兴趣相结合，吴若兰在一众驻华大使中可谓十分用心。

在欧洲，华人为政治人士甚至国家首脑出谋划策也不在少数。从法国奥朗德时代开始，到如今的马克龙，一位华人顾问的名字就一直在法国总统、总理和多位部长访华代表团的名单里，他就是陈文雄。在马克龙的首次中国行中，陈文雄陪同马克龙参观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大雁塔、大清真寺等具有中国代表性的古建筑。不得不说，作为华人智囊团成员，陈文雄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助于马克龙迅速了解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陈文雄（左）、马克龙（右）

2023年，马克龙第三次来华，在总统专机陪同人员中还出现了在华人影坛享有盛誉的巩俐。此外，马克龙还专程去往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与年轻人亲密互动，马克龙向中国民众和华人选民示好的意味不言而喻。

华人面孔的影响力在西方世界日益凸显，他们在政治领域也有所建树。我们可以看到巩俐夫妇与马克龙夫妇的亲密互动，也可以看到西方政治候选人深入华人社区拉票。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华裔是当前增长最快的移民群体之一，其中，高教育背景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在政治上的敏锐、专业和热情，以及公民身份的逐渐累积，会让他们变得更有影响力。

作者丨杨颖，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笔

代以来，受到欧洲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影响，法属殖民地留尼汪岛的经济发展明显转向制糖业，并逐渐形成一种单一的、依附型的经济模式。实际上，蔗糖引入该岛最初源自欧洲殖民者进入印度洋流域的几个岛屿。1606年荷兰人将蔗糖引入毛里求斯，直到1664年开始广泛种植。当时控制留尼汪岛的法国印度公司并没有明确鼓励各殖民地推广甘蔗，而是专注于咖啡和棉花的种植和出口。1735年，法国殖民者拉布尔多奈登上留尼汪岛，公开倡导发展制糖业。当时种植甘蔗主要还是为酿造烈酒服务，因此只有少数工场从事将蔗汁提纯的生产。之后来自圣波努瓦的波里欧和布拉—巴农的提约勒改进制糖工艺，糖的质量得以提升，但产量仍不足以供应全岛，需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进口。

19世纪初迎来留尼汪经济的转型期，制糖业在全岛得到推广。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方面：首先，法国曾经的重要产糖区圣多明戈于1804年宣布独立，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于1810年被英国占领，法国不得不寻求其他的制糖地。其次，1806年留尼汪岛遭遇强烈飓风，咖啡种植园几乎被摧毁殆尽。原本因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而犹疑不决的少数地主率先以甘蔗取代咖啡，投入制糖业。最后，蔗糖市场前景开阔。糖除了被加入咖啡和茶等提神饮品中，还被运用于副食品加工。在产地有限的前提下，蔗糖利润空间不小。

从1810年起，在岛内最有经济实力的德巴桑家族的敦促下，执政官法尔夸尔下令取消粗糖税，鼓励当地人进入该产业。1815年，夏尔·德巴桑从岛外引进制糖的工业技术，并无偿地在其社交圈中分享和传播。他极力倡导甘蔗种植，采购当时最先进的机器。1817年德巴桑糖厂购入动力为六匹的蒸汽机，蒸汽机被引入甘蔗碾压工序后，生产效率和回收蔗汁的质量均大为提升。岛内制糖厂主纷纷效仿，从英国或法国采购蒸汽机。随着机械化种植、压榨工艺的提升，留尼汪制糖业持续发展，首批糖业贵族诞生。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820年留尼汪岛的产糖量有4500吨，1827年达到15000吨，1833年为17037吨，到1845年便突破30000吨。

不过，这一态势却使当时岛内一些人担忧不已，因为甘蔗种植及糖的生产已对其他产业形成威胁。不到20年的时间内，岛上大量农田改种甘蔗，曾经占主导地位的玉米、木薯等主食和咖啡、丁香等经济作物的占地面积逐年减少。据统计，1827—1836年间，甘蔗耕作面积从1108公顷大幅上升至14530公顷，而咖啡耕作面积从8845公顷下降至4179公顷。大地主在金融机构的辅助下，持续投入海量资金并购地产，集中推行甘蔗种植。数十年之后，单一型农业成为定局。其结果是，留尼汪岛大量物资依赖进口，尤其是岛内原本自给自足的粮食和蔬菜都需要从外进口，且进口额超过蔗糖出口的价值，形成贸易入超。直至1863年，留尼汪发生严重的甘蔗病虫害，触发甘蔗种植园的破产潮，制糖业面临难以逆转的危机。

留尼汪制糖业作为法国经济的延伸，受制于他国的原生缺陷不容忽视。由于缺乏融资手段，留尼汪制糖业逐渐依附于法国的金融机构。制糖业发展初期，当地从业者就无法筹集扩大生产所需的资金，大大小小的地主和糖厂主只能在有限的社交范围内融资。法国于1826年在留尼汪岛建立贴现和借贷银行，1863年成立殖民地产信贷银行等金融机构，协助留尼汪大地主和糖厂主融资，但同时也使其负债累累，表现出较明显的依附性。此外，法国对留尼汪岛的产品课以重税，当地税额甚至高于安的列斯群岛。

法国本土甜菜制糖业的兴起，也对岛内的制糖业构成威胁。19世纪初，甜菜糖被化学家发现以后就得到拿破仑的青睐，拿破仑投入500万法郎种植甜菜，企图实现本国糖的自给自足。甜菜糖对出口到法国的殖民地蔗糖形成竞争，导致留尼汪蔗糖出口量明显下降。1861年英法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留尼汪制糖业遭到致命打击。法国本土甜菜糖和英国殖民地的廉价糖进入留尼汪岛，本地产品一度滞销。法国贸易商直接前往留尼汪以极低价格购买粗糖，在其他殖民地精炼后倒卖，绝大多数利润并不流向留尼汪岛的制糖厂主。另外，由于地理距离过远，当地从业者既无法及时获悉法国及欧洲市场的行情，又不了解其产品到达法国本土后的行政、海关手续以及仓储问题，不得不依赖贸易商操作，默认这种不公平的贸易。

此外，岛上农业的转型要求富足的劳动力来应付各生产环节。以收获甘蔗为例，甘蔗成熟时必须迅速收割以避免糖分的损耗，割下的甘蔗必须马上装车运至糖厂的磨坊去碾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劳动力。留尼汪岛制糖业发展高度依赖奴隶劳动。1817年奴隶走私禁令出台，复辟王朝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压制非法奴隶贸易，奴隶价格大幅上升；1830年以后，路易—菲利普政府明确表态支持解放奴隶的政策；1848年法国宣布废除奴隶制，留尼汪岛制糖业发展必须寻求自由劳工。

综上所述，19世纪的留尼汪农业是典型的种植园经济，受制于殖民宗主国的经济发展，再加上甘蔗病虫害、欧洲蔗糖价格波动、各种自然灾害以及海关退税政策被取消等因素的影响，到19世纪60年代制糖业发展陷入困境。制糖经济的倒退比19世纪初咖啡经济的倒退规模更大。直至20世纪初，当地蔗糖年产量再也无法突破1860年8万吨的体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伴随着破产和兼并潮，留尼汪制糖业基本掌握在殖民地产信贷银行手中。法国利用其政治影响操控留尼汪的经济发展，使原本多样化的留尼汪经济转向单一型，沦为原料生产地（主要出口粗糖），成为国际市场的附庸，当地制糖从业者完全依附于来自殖民宗主国的资本，依附型经济造成的这些弊端一直持续至今。

（作者：周小兰，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物馆靠什么赚钱？

这是三星堆，以及国内的众多博物馆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0月21日，2020成都首店经济大会上，三星堆博物馆党组书记、常务副馆长朱家可再次向记者们描述了“不想只做博物馆”的发展愿景——“我们请了麦肯锡和国外有经验的设计团队做规划，计划用文化和品牌赋能三星堆”。

“文化和品牌”，具体而言，是三星堆正在计划打造的文化产业园。朱家可透露，该产业园明年就将启动前期规划建设和招商，“3-5年后将形成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基本形态，打造具备吃、住、行、游、购、娱等功能的文化类综合体” 。

三星堆，远不是国内唯一“不想只做博物馆”的博物馆。红星新闻梳理发现，浙江杭州已对“新石器时代城址”——良渚古城遗址进行规划，提出打造良渚旅游文化新城、良渚博物馆文化产业集群。同时，敦煌也在打造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并规划了敦煌国际会展中心、敦煌莫高里工匠村、敦煌天河大酒店等一批项目。

它们有着千年灿烂历史，却不约而同都在试图突破过去高冷的形象。对未来的三星堆而言，除了博物馆，或许还将会有另一个身份加身：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10月21日，2020成都首店经济大会上，朱家可作演讲

请来麦肯锡做规划

三星堆文化产业园明年拟启动招商

早在三年前的三星堆建馆20周年时，三星堆曾公开表示，要打造中国版的“迪士尼”，将三星堆博物馆打造为融历史博览、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

根据《德阳日报》更早时间的报道，广汉市政府与荣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2016年就签订了《三星堆文化旅游项目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者计划投资150亿元于三星堆文化产业园区，提到要以主题度假区形式科学规划布局。

今年，随着三星堆遗址内又新发现6个“祭祀坑”，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今年9月起对这6个祭祀区进行考古发掘，三星堆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10月21日的成都首店经济大会上，作为演讲嘉宾的朱家可演讲完毕就被记者们堵在了会场门口。他在会上主动“透露”了文化产业园的新动向——“请了麦肯锡和国外有经验的设计团队做规划，计划用文化和品牌赋能三星堆。”

在记者“围堵”之下，朱家可还透露，按照目前麦肯锡为园区制定的规划，未来园区运营体系的主体将非常多元，既包括政府、央企、国内外文旅品牌等商家，也会吸纳内容运营等轻资产运营者的介入，“希望通过不同文化类的商家入驻到产业园里面，激发我们城市的活力”。

“园区的定位是文化旅游项目，是一个吃、住、行、游、购、娱等功能的文化类综合体。”朱家可说，园区内还将引入文旅、文创、文化类企业入驻，具备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基本形态。他表示，目前文化产业园正处于战略规划，明年将启动前期规划建设和招商，“3-5年后形成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基本形态”。

不过，朱家可也向红星新闻记者坦承，如何确定文化产业园的定位和业态，做好内容制造，这些工作也是相当繁琐却关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打造产业园远比建造房屋、招引商家等等看起来那么简单。“你必须要深入思考文化、做好解读，才能激发并使用好三星堆背后的力量。”

曾获鲁班奖的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主体建筑 红星新闻资料图

气场不足以“破圈”？

如何打破文化断层与语言断层

中国主题公园专业委员会主任、已有20多年国内主题景区开发建设经验的鲁亮曾表示，作为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古遗址非常适宜打造主题景区。

“要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三星堆，用新的创意来打造三星堆，科学规划布局以文化创意、文化孵化、文化教育、演艺策展、娱乐科技、影视产业等为主的文化产业集群，通过契合且新颖的载体，用科技的手段来传承给下一代。”鲁亮表示，“通过打造独具特色的三星堆主题景区，对广汉、德阳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的影响，最终将三星堆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但在世邦魏理仕华西区战略顾问部主管何乐晔看来，三星堆目前的“气场”还不够足以“破圈”。“三星堆面临的困境不是个例，关键在于如何解决好文化的隔阂与断层。”他举例说，即使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美誉的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至今却未能“出圈”，核心原因就是古文化在文化领域的断层。

何乐晔表示，国际化的文化需要文化符号和文化影响力的相互塑造，这意味着，如果文化价值和影响力的发掘难度极大，将难以支撑更大规模的文化旅游发展。换句话说，这类文化在旅游、博物馆的语境下可以发展，但凭借这类文化的影响力传播，难以被更多人所理解并接受，形成城市形象或国际代表。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语言断层。对普通人而言，或许听过古蜀文明的只言片语，但这种文化却很难展示出故宫那般的社会影响力。何乐晔表示，三星堆破圈的难点在于语言尚未被破解，断层的语言难以使其“真正融入文明历史长河，得到世界级的认可”。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三星堆也在通过种种探索，试图扩大其的影响边界——例如，三星堆曾邀请著名电影演员阿诺德·施瓦辛格担任三星堆文化全球宣传大使，在全球范围内征集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及附属设施工程（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和游客中心项目）建筑概念设计方案等等。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2019年，四川印发《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推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联合申遗，同步进行联合外宣、联合外展、联合旅游推广、联合旅游专线等等探索。在朱家可看来，对三星堆而言，未来还要继续提升影响力，做好古蜀文明的大格局，“把三星堆的世界变成世界的三星堆”。

三星堆博物馆内展陈的文物 红星新闻资料图

从门票经济到文创经济

“像故宫那样引领四川的文化产业”

铜纵目面具是三星堆博物馆里最知名的展品之一。朱家可用它来形容古蜀人的世界观——“把眼光放得更长远”。

经营好三星堆博物馆，同样需要这样的世界观。平日里，朱家可也会了解其他博物馆的生存和经营情况，他特别佩服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用文创产品把600年的故宫玩成了网红”。比如，故宫创造性地在慈宁宫旁的冰窖修了个餐厅，还复刻了当年诸多有纪念价值的文物，比如，花1800元就能拥有当年皇宫妃嫔中流行的“点翠戒指”。

去年亚布力论坛上，单霁翔透露，2017年故宫文创的销售收入已经达到15亿元——这相当于2500万张故宫旺季门票。

继故宫后，不少国内博物馆正前赴后继地奔赴在文创这条道路上。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今年双十一，2020年刚成立的网店“三星堆博物馆文创”中，尚未面市的新产品三星堆祈福官神系列盲盒预售量最高，而该盲盒此前已通过摩点众筹平台预售出超43万元。在上海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的网店中，食品和饮品类文创位列销量前茅。中秋月饼与精酿啤酒、茉莉花酒及唐寅创意茶包分别是两家博物馆文创店的主打产品。

朱家可透露，去年三星堆的门票收入约4000万元，超过了文创收入，但他相信文创收入的“逆袭”很快就能实现——目前三星堆文创产品的合作商家已有数十家，文创产品数百种，除较为常见的图书、文具、冰箱贴等，还包括与长虹集团合作、外形乖巧复古的青铜色电视机等等。

“三星堆的跨界合作是没有边界的。”朱家可希望在未来，三星堆与好莱坞的电影、日本的动漫、中国的网游深度合作，大力发展“神系”文创，“像故宫那样引领四川的文化产业”。

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编辑 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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