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对民国并不陌生，谈到世况、文化，扳着手指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民国也是个美食绚烂的时代：八大菜系最终定型、区域之间的美食交流更加频繁、菜品普遍大众化。要说民国美食，则大多与那些鼎鼎大名的民国名流有关。他们好吃、能吃、爱琢磨吃，无论是政坛要人还是文人墨客，都为这舌上味道下足了功夫。
袁世凯
民国吃家第一人 姨太太个个会做菜
< class="pgc-img">袁世凯算得上是民国吃家的第一人，好吃清宫菜，更爱吃家乡河南的美食；袁氏娶了九房姨太太，其中还有三房朝鲜姨太太，其中多位都擅长做菜，包括苏菜、天津菜、高丽菜等等，也是有口福。
袁世凯饭量很大，连餐具都是大一号的，大瓷盘，大瓷碗，吃起来够痛快。快六十岁的时候，袁世凯还能吃下整只鸡和鸭。袁氏信奉“能吃才能干”的信条，常把“要干大事，没有饭量可不行”挂在嘴边。
更绝的是袁世凯爱吃人参、鹿茸之类的滋补品，但不像常人那样用水煎服，而是大把大把的往嘴里塞，嚼着吃，有时候吃得自己流鼻血。
占了袁世凯光的厚德福饭庄：厚德福是北京一家经营正宗河南菜的饭庄，袁世凯称帝后，厚德福饭庄借袁世凯为河南（项城）人这块招牌，制造舆论。一时间，厚德福成为北京城达官显贵聚集之处，生意越做越大，资金雄厚，名厨云集，成为当时京城颇有名气的饭庄之一。
鲁迅
逛遍京城美味馆子 最爱点心萨其马
< class="pgc-img">都说鲁迅笔下功夫厉害，在“吃”上也不落空，在北京生活期间，到处寻摸好馆子吃好吃的。鲁迅爱喝酒，每顿饭必喝酒，虽然酒量不大，但经常喝得酩酊烂醉，因此，鲁迅很喜欢当时北京广和居的一道叫“三不粘”的菜，这道菜似糕非糕，似羹非羹，用汤匙舀食时，要一不粘匙，二不粘盘，三不粘牙，清爽利口，故名“三不粘”，而且还有解酒的功用。
虽然我们印象中的鲁迅总是严肃的，但是你能想象鲁迅其实超爱吃零食和点心嘛。鲁迅最爱的点心是萨其马，鲁迅觉得吃甜点可以缓解工作中的紧张疲劳，嗯，很多女孩子也是这么想的。
蒋介石的食养经
喝白水吃木瓜黄埔蛋
< class="pgc-img">蒋介石饮食上讲究很多，比如喝水，蒋介石喜欢喝30到40摄氏度之间的白开水，而且每隔20分钟就喝一次。早餐也有固定搭配：一片木瓜，一个炒蛋和一份酱瓜。
有趣的是，蒋介石吃饭，常备的菜是一碗鸡汤，一份盐笋，还有酱瓜、黄埔蛋。宋美龄是讲究西餐的，吃饭时，往往是蒋介石这边咸菜鸡汤，而宋美龄则是蔬菜沙拉，中西分明。两人有时候互相调侃。蒋介石说宋：“你真是前世羊胎，怎么这么爱吃草呢。”宋美龄则回敬蒋：“你把咸笋，蘸上黑乎乎的芝麻酱，又有什么好吃呢？”
张大千
厨艺更在丹青上，口重好麻辣醇香
< class="pgc-img">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四川的饮食文化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他讲究食材要鲜活，从不吃过夜蔬菜。在敦煌作画的两年七个月里，即使受到了当地食材匮乏的影响，张大千也能在当地寻找食材自创美味。
20世纪30年代，张大千常去北京一家叫春华楼的福建馆子，店东家白永吉很爱和文人墨客打交道，张大千来吃饭，总是免费招待。画家白吃一顿还可以，第二顿就不好意思了，于是用画作来抵饭钱，两人也结下了很深的交情。
张大千很喜欢自己做菜，在台湾、巴西、美国居住时都自己琢磨做美食。
于右任
美食“草圣”
< class="pgc-img">于右任是陕西三原人，在民国吃家中，他是陕西菜的代表人物。于右任是书法家，这一生也不吝笔墨，挥毫给无数餐馆饭店写过牌匾。
在于右任的家乡三原县，有一家名叫“明德亭”的餐馆，这里的厨子张荣擅长做一样拿手好菜——辣子煨鱿鱼。一次于右任回老家，闻得名声，前去一品。虽然身着便装却被当地县长认出，张荣见于右任亲临餐馆，不敢怠慢，使出浑身解数烧制辣子煨鱿鱼，于右任尝后赞不绝口，掏银元买单，张荣不肯收。于是于右任叫人拿来纸墨，挥毫题下“明德亭”三个大字，并落款“三原于右任”，此事也是一段佳话。
张学良
一生漂泊，口味常变
< class="pgc-img">张学良出生、生长在辽宁，开始时喜欢辽菜。后来结识张大千、张群等一批川人，受他们影响，一度垂青川菜。抗战前后，他在贵州被幽禁九年，所以对贵州风味也一直念念不忘。居住台湾时，也常吃海鲜。
在被幽禁湖南湘西的日子里，因交通不便，地方又贫穷，吃肉很成问题。于是，张学良常常亲自上山打猎，打回野味以后再由厨子做成他喜欢吃的菜。被囚贵州时，张学良爱好钓鱼，常把钓来的鱼让厨师或赵四小姐红烧或清炖。
梅兰芳
口味南北兼通，以淮扬菜为主
< class="pgc-img">梅兰芳的口味南北兼通，既爱北京的传统小吃，也爱吃川菜里的宫保鸡丁。但受家庭影响，加上唱戏保护嗓子的需要，梅兰芳的饮食基本上还是以淮扬菜为主，如鸡汤煮粥、蜜汁火腿、霸王别姬等都是他爱吃的菜式。
梅兰芳每天必喝的是鸳鸯鸡粥，为了保护肺和嗓子，且因喜欢清淡，梅兰芳养成了“三不吃”的饮食习惯：不喝酒，不吃动物内脏，不吃红烧肉之类的油腻东西。
胡适
走遍天下最爱徽州味道
< class="pgc-img">胡适是安徽绩溪人，徽州一品锅是绩溪名菜，也是胡家待客的拿手菜。
胡适好酒，酒量虽不大，但年轻时曾饮酒误事，后又患有心脏病，所有后来饮酒很节制。一次胡适去青岛，闻一多等教授设宴款待。席间，三十坛花雕酒转眼喝完。胡适眼看酒力不支，于是从怀中掏出一枚戒指请大家传看，只见戒指上刻着两个字：戒酉。原来这两个字是夫人江冬秀为劝丈夫戒酒亲自刻上去的。只是由于江冬秀文化水平低，将“戒酒”误刻成“戒酉”。大家看了，便不再为难胡适。
张爱玲
用菜形容女人
< class="pgc-img">张爱玲在小说《心经》中有段描写：“许太太对老妈子说，开饭吧，就我和小姐两个人，桌子上的荷叶粉蒸肉用不着给老父留着了，我们先吃。”
张爱玲爱吃粉蒸肉已经到了哲学层面，她曾说，上海女人像粉蒸肉，广东女人像糖醋排骨。
张爱玲爱吃的菜多是母亲、姑姑亲手做的。只有在和胡兰成热恋时，喜欢拉着他吃街头小吃，一副小女人情态。她在《谈吃与画饼充饥》里提到的一个小吃叫“大饼油条”。
郁达夫
嗜酒爱吃，酷爱福建小吃大餐
< class="pgc-img">郁达夫生就一副好胃口，好吃，尤爱海鲜。这里不得不提他和鲁迅的交往，真是美食与美酒的碰撞，两兄弟你来我往，喝酒吃菜、在酒桌上喝醉呕吐了多少回恐怕很难说清。
1932年4月5日在聚丰园，郁达夫请鲁迅夫妇、柳亚子夫妇边喝边聊。鲁迅晚年得子，对许广平很爱。生完孩子的两年中，鲁迅花了很大心血照顾他们母子。郁达夫饭桌上就打趣说，你这些年辛苦了吧。鲁迅有些腼腆，当场回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才是鲁迅这口金句的真实出处，没了一幅“革命”的派头，却多了浓浓的人情味儿。
王世襄
民国美食元老，会玩儿更会吃
< class="pgc-img">王世襄被称为当代京城著名的学者型烹坛圣手。他兴趣广泛，喜爱古诗词，也曾专研于音乐、绘画、家具、竹刻等各个领域。
王老喜好烹饪，会做菜，更会买菜。其中，他对采蘑菇格外上瘾。只要一闲下来去永定河河源采蘑菇。王世襄在自己的著作里也经常提到采蘑菇。他写到，京城采蘑菇的高手多集中在右安门外和永定门一带，他们每个人都有几条采蘑菇的“秘密路线图”，隔几日就会巡回采一次，生手很难发现这些蘑菇的生长之处。这种美食精神也是让人佩服。
谭延闿
“民国政坛不倒翁”，开创现代湘菜新面貌
< class="pgc-img">谭延闿自号祖庵，做过两广督军、陆军大元帅、行政院长。其开创的祖庵系列菜品促进了湖南菜和淮扬菜的发展。
谭延闿爱好美食，虽然位高权重，但对做菜下厨房也没什么架子。他的家厨叫曹敬臣，两人经常一起合作，谭延闿是“设计师”，脑袋里对烹饪食经条分缕析；曹敬臣是“工程师”，手上厨艺精湛，味道妙绝。
谭很好客，一开始在自家摆超级大的八仙桌，宴请宾客，后来干脆和一个湖南同乡何键共同投资开设了一家湘菜馆，取名“曲园”，倒也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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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pgc-img">据悉，圣诞老人红帽子白胡子的形象来源于鳌拜。图/《九品芝麻官》
- 风物君语 -
圣诞不捧饺子碗
冻掉耳朵没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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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土创西餐”？
< class="pgc-img">▲ 其乐融融的画面里，刀叉代替了筷子。图/网络
顾名思义，“土创西餐”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西餐，与平安夜送苹果保平安有异曲同工。19世纪末，西餐开始进入中国。民国时期，吃西餐变成了“倍儿有面子”的生活方式。广州、上海、天津、北京、哈尔滨、武汉等大城市，西餐馆为了迎合本土食客的口味，加入了中式食材和烹饪手法，“中式西餐”就被创造了出来。
< class="pgc-img">< class="pgc-img">上海是最早吃上土创西餐的城市吗？
觅食关键词：德大西餐社、凯司令西点房、红房子西菜馆
以写上海风情而著称的女作家程乃珊说，在上海的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蛋糕”，俄罗斯人没听说过“罗宋汤”，葡萄牙人不识“葡国鸡”……一点不必惊讶：这是上海人独创的海派西餐。
< class="pgc-img">海派西餐，独指上海人改良出来的西餐，以罗宋汤、炸猪排、上海色拉三大名菜为首，另外还有烙蛤蜊、烙蟹斗、金必多浓汤、拿破仑蛋糕等。
< class="pgc-img">▲ 炸猪排是海派西餐的招牌，配辣酱油吃才正宗。图/网络
早在1843年上海开埠后，西风东渐，上海成为中国最洋气的城市。法式、德式、英式、俄式、意式、美式六大菜系进驻。1937年前，上海西餐馆就达到了200多家，其中德大西菜社、凯司令西点房、红房子西菜馆至今依然是网红打卡圣地。
< class="pgc-img">▲ 上海师傅制作的拿破仑蛋糕，层层叠叠之间铺着鲜奶油和核桃仁。图/凯司令官网
不过，这也让人会产生误解，以为上海人是最早见识西餐的中国人，这可是大大的错误！
< class="pgc-img">西餐，为粤菜添把火
觅食关键词：澳门船屋葡国餐厅、香港太平馆餐厅（广州也有）
最早创造“土味西餐”的地方应该是广州。作为清朝闭关锁国时唯一向西洋商人开放的通商口岸，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就出现了西餐厅——当时，广东西式菜馆主要集中在东堤大沙头和沙基谷埠等地，后来陈济棠主政时，西餐馆更是达到鼎盛，有数十家之多，直到民国时期，西式餐饮的重心才转移到上海。
< class="pgc-img">▲ 大沙头位于老广州的东南，过去是岛屿。现在已成为珠江北岸的一部分。图/wikipedia
今天我们吃的很多粤菜，其实都有西菜的影子。黑椒牛柳，吸收了国外黑椒牛排的做法，以中式煎炒制作牛柳，搭配西餐中的黑椒口味。
< class="pgc-img">▲ 港式西餐铁板杂扒，“神灯”里装盛的是黑椒汁，撒到铁板上会滋滋作响。图/视觉中国
广东巨富、著名美食家江太史公的孙女江献珠回忆，祖父当年家常饭餐中西兼备，最合祖父口味的免治牛肉是奶油薯茸围在碟边，牛肉与鸡肝混合剁碎炒香，加个蚝油宽芡，放在碟中央，她评价“正是最前卫的fusion cuisine（融合菜）”。
< class="pgc-img">▲ 免治牛肉饭，港式的还会打个生鸡蛋。免治是Minced（搅碎）的音译。图/YouTube
除了广东本土，在港澳更能觅得“土创西餐”的踪迹。香港茶餐厅常见的菠萝油，便是香港人对英式面包的改造——由砂糖、鸡蛋、面粉与猪油烘制成表面脆皮，为平凡的面包增添了灵魂！除此之外，还有红酒煎鲍鱼、纸包鸡、铁扒牛肉等“西式粤菜”。
< class="pgc-img">▲ 把热气腾腾的面包切开，夹进一块冰凉的黄油，是香港一带独有的吃法。图/视觉中国
澳门土生葡人，把“土味西餐”打造成一道风景线。大航海时期，葡萄牙的、印度、马来西亚、印尼的食材、调料，一路带到澳门，又融合澳门当地的粤式烹饪特色，创造出独具风格的葡国菜。其中，大名鼎鼎的葡国鸡就是代表。细数葡国鸡的食材，有葡萄牙的黑橄榄，印度的咖喱，泰国的椰浆和广东人的“主食”——鸡，很符合当前“地球村”的概念。
< class="pgc-img">▲ 葡国鸡本鸡，色泽澄黄。图/openrice
< class="pgc-img">北京，西餐厅开在医院里
法国的“大众点评”——米其林指南，评过了上海和广州，偏偏没有评我大首都北京。但老北京的西餐馆，开张的日期也要早于上海。
清末美食大家，同时也是珍妃、瑾妃的堂侄孙唐鲁孙说，息侯金梁（也是一位与清宫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大学者）曾告诉他，在清代历朝实录满洲档案里，看到康熙初年，宫里就添制了西餐所用刀叉器皿，还雇用洋厨，接待外宾——重点是，平日这些洋厨子闲着无事，还准他们在宫外开馆子。
< class="pgc-img">▲ 番菜馆，经营着英法大菜。图/《文明小史》
唐鲁孙回忆，北京最早的几家西餐厅开在医院里，尤其是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北京医院的前身）和法国医院。前者为了配合德国医生的口味，食堂里提供各种德式香肠，据说有一种把牛肝绞碎成泥灌的肠子，现做现吃，比现在的“喜茶”还要受欢迎。当时几位被通缉的军阀政客，一逃进东交民巷，都想尽方法住进德国医院，就是为了那里的好伙食。
< class="pgc-img">▲ 北京东城区的东交民巷，曾是著名的使馆区。图为巷里的圣米厄尔教堂。图/视觉中国
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安市场里的森隆西餐部，它整整占了一层楼。“主顾是东北城的王公贵族以及殷富人家，那些人家既想赶时髦吃大菜，可是又不敢吃血滋呼拉的牛排，同时又怕跟黄头发蓝眼珠儿人一块儿进餐，拿刀用叉失了礼仪，所以都喜欢到森隆吃西餐。”
< class="pgc-img">▲ 你知道，台式的牛排才会配意面。国外牛排的配菜一般为马铃薯制品。图/汇图网
民国大“吃货”梁实秋当年最爱逛那里，他虽然嘲笑森隆西餐部“西菜很特别，中国菜味十足，显得土气”，但他自己也喜欢叫那里的咖喱鸡外卖，一块钱可以买四只小嫩鸡煮的咖喱鸡，还附有一大锅汤。
< class="pgc-img">▲ 咖喱鸡和米饭是绝配，但配米粉你吃过吗？图/视觉中国
森隆西餐部在当时人气极高，各路名人前来打卡，比如程砚秋最爱把稻香村各式各样的熏酱卤腊切上一大盘，就着面包、牛尾汤，说是“比什么山珍海味都来得落胃了”。而画家陈半丁最爱森隆的奶酪意大利面，最妙的是，撒的不是帕尔玛火腿，而是中国金华火腿。“咸里带鲜，比洋火腿高明多多矣”。
< class="pgc-img">< class="pgc-img">老字号的洋时光
说到民国时期的“土味西餐”，不得不提一位了不起的回民大厨——褚祥。他是西来顺的掌勺，喜欢把西餐食材和烹饪技术融合到清真菜里，比如芦笋、沙拉酱、咖喱粉、起司粉、辣酱油等，创造出70多道新派清真菜，有茉莉竹笋、牛奶扒四白、鸭泥面包等。1935年有媒体写到：“西长安街的西来顺饭庄，在教门馆子中比较最摩登……，往往运用思想，发明一些新菜式，介于半中半西之间，也介于荤素之间，阔人请客，朋友小吃都行得。”
< class="pgc-img">▲ 扒四白，必有的食材是广肚（公鳘鱼鱼肚）、鲍鱼和鸡脯肉。图/汇图网
最有名的是鸭泥面包，把新鲜吐司切成寸方块儿，用香油炸透，脆而不焦，保持热度；同时把鸭脯捣烂，用极热高汤煨好。上菜时，把炸面包丁倒入滚烫的鸭汤中，“嗤拉”一声，香气四溢，极为惊艳。很多人慕名而来，专点这道“嗤啦”菜。上世纪30年底后期，褚祥在西来顺鼎盛时期突然病逝，嫡传弟子也四散海外，西来顺一度歇业。如今，重新开业的西来顺早已搬到西交民巷西口把角儿，招牌菜是马连良鸭子、宫保鸡丁、油泼羊肉，好吃倒也好吃，但跟褚祥没什么关系了。
< class="pgc-img">▲ 如今的西来顺。图/鲜城@紫色童年
< class="pgc-img">来北京，吃俄餐
觅食关键词：莫斯科餐厅、三宝乐餐厅
说到底，在当年的北京，西餐只是上流人士和摩登群体的心头好，普通人不过偶尔尝尝鲜。上世纪20年代初期，一家报纸在北京做了 “大数据”统计，结果回答爱吃西餐或者“中式西餐”、“西式中餐”、“兼食中西食”的人加起来才570人，只占总数的23%。相反，西餐传统被保留到傲居北方洋气榜首的天津去了。
< class="pgc-img">▲ 五大道，是天津最早的小洋楼住宅区，多为开辟租界的洋人们居住，西餐也多。图/图虫·创意
如今，在北京最有名的老字号西餐馆一个是莫斯科餐厅，一个是三宝乐西餐厅，都是1954年才兴建的，主打俄菜，招牌菜包括红菜汤、罐焖牛肉、奶油蘑菇汤、首都沙拉、奶油烤杂拌儿等，尤其被称为“老莫”的莫斯科餐厅，更是一代人的记忆。
< class="pgc-img">▲ 首都沙拉，不是中国首都北京沙拉，而是没有胡萝卜的俄国沙拉。图为传统的俄罗斯圣诞沙拉。图/图虫·创
当年的莫斯科餐厅华丽、高贵、隆重，食材直接从苏联进口，相当地道。这里最初并不对外，只服务于苏联专家、驻华官员和赴俄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国家领导人甚至还在此举办国宴。1984年，莫斯科餐厅曾编写过一本菜谱《俄式大菜六百例》 ，仅汤类就130多种。今天老莫作为一个怀旧的符号，气势不比当年，味道更是打上“情怀”的滤镜，也无从比较。
< class="pgc-img">▲ 曾作为北京最高雅的餐厅之一，“老莫”安放了上世纪70时代北京青年的梦想。
另外还有一家主打俄餐的老字号大地西餐厅，创建于1945年，1980年又重新开业，从西长安街到西四，几经变迁，磕磕绊绊，如今仍在缸瓦市教堂对面，但已物是人非，据说也快要拆掉
< class="pgc-img">▲ 罐焖牛肉，是北京人对俄餐认知度比较高的一道。图/老井俄式餐厅
清朝的徐珂曾在《清稗类钞》里曾讥讽：
“今繁盛商埠皆有西餐之肆，然其烹饪之法，不中不西，徒为外人扩充食物原料之贩路也。”
他大概不会想到，100多年后，美食再无国界，融合菜反倒成为世界潮流。没准再过100年，平安夜送的平安果，也能成为世界人民都遵照的传统呢。
< class="pgc-img">你吃过土创西餐吗？
-END-
文丨曲亭亦
编辑丨百万
参考资料
《中国饮食史》,徐海荣主编,杭州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李少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天下味》,唐鲁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兰斋旧事与南海十三郎》,江献珠
<>尖上的火车
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民国火车动辄运行几天几夜，因此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民国火车也有餐车，食品则大都是西餐。1924年周作人坐火车从北京到济南，他写道：“火车里吃的是大菜”。“大菜”是民国时人对于西餐的别称。翻看民国铁路餐车菜单，大都是西餐,如三文鱼、沙丁鱼、牛扒、猪排、咖喱鸡饭、番茄鸡丝饭等等；酒水也是西式的，如威士忌、白兰地、啤酒、苏打水、柠檬汁等。(1917年出版的《京奉铁路旅行指南》登载的餐车餐单上，还有一种叫“叩叩”的东西，我怀疑这就是可口可乐，暂且存疑。)有的车上，连菜单都是纯英文的。张恨水的小说《沪平通车》里，主人公胡子云在火车上偶遇一位美女，对其大献殷勤，请人家到餐车吃饭。结果拿过菜单来，一个字都不认识，大煞风景。
早期铁路多由外国人经营，很多正宗的西餐馆往往都在火车站。如京汉铁路从巴黎聘请来了第一流厨艺大师，并在北京前门西站楼上开了一家法国大餐馆。当时，京汉铁路的法国大菜驰名东亚，上海是望尘莫及的。（《盛成回忆录》）。1924年，陕西教育厅邀请北京一些著名文化名人到陕西讲学，大家坐火车出发，临行前，陕西省驻京代表等要员宴请了他们。出席宴请的成员堪称豪华阵容，有鲁迅、蒋廷黻、李济、陈定谟、王桐龄等，都是民国学术大师。这顿饭在哪吃的呢？据饭局参加者之一王桐龄的日记记载，“在西客站膳堂，设西餐送行”。这个“西客站膳堂”应该就是《盛成回忆录》里提到的法国大餐馆。如此重要的宴请选在了这里，足以说明此膳堂规格之高。
西餐制作相对方便，也比较卫生，因而成为早期铁路餐车的主流。1933年，铁道部指出：“查各路客车对于乘客饮食大都仅备西餐一种，非但价格过昂，贫苦者无力享受。而食品用具多属欧化，并非我国一般人民之所素习。”为此，铁道部特意制作了一份中餐菜单，发给各大铁路局，要求一个月内筹备完毕，并开始实行，不得玩忽。此后，中餐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民国火车里。
对于三等车乘客来说，西餐中餐跟他们关系都不大。因为民国铁路有规定，三等车乘客不能进餐车，而且餐车里的饭很贵，就算能去他们也大都吃不起。三等车乘客的火车食物大多是自带干粮，或者向沿途各站小贩买。
小贩是民国铁路线上的一个独特风景。著名作家柯灵写到，每当火车停站时，“小贩紧抓住这短促的机会，托起木盘，扬起喉咙，反复高喊夸耀食品的警句，殷勤向旅客兜售，让他们在寂寞的旅途中间，尝一点异乡风味，同时听一点异乡的叫卖声。”在作家的笔下，小贩已经成了漫漫旅途中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
民国美食家唐鲁孙有一次坐火车从上海到天津。经过德州时，他特意买了一次扒鸡，外带两个发面火烧。拿上车来，烧鸡还热气腾腾的，肥皮嫩肉、膘足脂润，令人垂涎欲滴。唐鲁孙吃的十分过瘾，不觉沉沉睡去，一睁眼才发现车早已经过了天津。
早期的火车站月台没有栅栏，小贩可以自由进入月台兜售食品。周作人回忆自己1906年坐火车，“在车窗口买到许多东西乱吃，如一个铜子一只大雅梨，十五个铜子一只烧鸡之类。后来在什么站买到兔肉，同学有人说这实在是猫，大家便觉得恶心不能再吃，都摔到窗外去了。” 可见，找小贩买吃的固然方便，食品安全与卫生却很难保证。
20年代以后，各大火车站相继安装了栅栏。铁路开始统一整顿小贩，包括发给执照、限定人数、设定地点、统一着装、不能登车售卖、不得出售腐败不洁食品等。对于栅栏外的小贩，则听其自便。由于民国火车实行不对号入座，独行的旅客为了怕别人占位子，中途一般不敢下车买，只能坐在车里买。这样一来，栅栏外的小贩的生意大受影响。
张爱玲曾经说过，中国人的火车旅行就像是参加野餐会。坐一趟火车，沿途各地的风味尽可以尝个遍。这使得民国火车上的吃饭，热闹而丰富，让很多人回味不已。不像现在的火车，一路走来，车厢里弥漫的大都是方便面的味道。
（本文选自中国铁道出版社《火车上的民国》一书，作者李子明。本文系作者授权发布。图片源自作网络及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李子明，受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长期专注铁路史研究与打捞，在《人民铁道》报、《北京青年报》、《读者》、《羊城晚报》、《北京档案》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著有《火车上的民国》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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