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孙吴县驱车1个小时来到红旗乡犇兴养殖专业合作社，伴随着阵阵“哞哞”声，一栋栋钢构牛棚映入眼帘，几百头安格斯牛膘肥体壮。 “这个占地9.6万平方米的养殖专业合作社是国家级肉牛标准化示范场，安格斯肉牛存栏超过了千头。”孙吴县畜牧兽医总站站长韩希辉说。 近日，孙吴县边境肉制品深加工项目正火热建设中。“该肉制品深加工项目是孙吴县打造安格斯肉牛全产业链条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完善安格斯肉牛产业布局，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安格斯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孙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安格斯牛产业发展专班组长郁帮华说。 近年来，孙吴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安格斯牛特色产业，加快构建现代特色产业体系，蹚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牛”路子，2018年被授予“中国安格斯牛之乡”，初步形成了集安格斯牛种牛繁育、肉牛养殖、屠宰深加工、冷链物流为一体的“产学研销”全产业链布局。 自2016年引进第一批安格斯基础母牛以来，孙吴县采取“政府引导、合作社运作、金融支撑、保单担保”四位一体模式，全力推进安格斯肉牛产业发展。在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连续出台产业扶持政策4个，在基础母牛引进、建舍、保母扩群、冻精、购机、屠宰加工等多方面予以扶持，兑现补贴资金441.7万元，贷款贴息234.3万元，带动全县规模化养殖场发展到23个，累计建成5个标准化安格斯肉牛养殖场，成功打造2个部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截至目前，孙吴县安格斯牛存栏达到6000余头。 为充分释放“中国安格斯肉牛之乡”的品牌效应，完善产业链，孙吴县去年通过整合少数民族发展等资金1700万元，建设投产了集肉牛屠宰、深加工、仓储于一体的牛羊屠宰深加工项目，实现了高端肉牛由养得好向卖得好转变，安格斯牛产品已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海南等地。 “安格斯肉牛经过屠宰深加工，每头牛能增值1万元左右。”黑尊牛（孙吴县）肉业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岳永超介绍说，“公司建设了国际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的生产线，每天可屠宰30余头肉牛，年可屠宰肉牛1万余头、肉羊2万余只，年可加工牛羊肉制品2千余吨。目前，孙吴‘黑尊牛’品牌直营店黑龙江省内开设5家，计划未来3年内实现黑龙江省内外直营和加盟店200家，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在推动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上下功夫、做文章，提升‘中国安格斯肉牛之乡’品牌价值，并积极创建全国知名的安格斯肉牛养殖加工基地和示范县，不断推动安格斯牛产业实现新突破，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孙吴县委书记刘淼群说。
（本报记者黄腾）
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持有者章华妹今年碰到两件大事：一件是作为个体工商户的代表，参与了杭州亚运会的火炬传递；另一件是在浙江省个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获评“最美个体劳动者”，这也是浙江首次单独为个体工商户召开全省性大会，会议释放了更加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信号。
今年，我国已擎起改革开放旗帜45年。对章华妹来说，今年经历的两件大事意味着社会对个体工商户的重视与尊重。
1980年，从事纽扣生意的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第一张工商执照。那一年，温州有1844名个体户申请了执照，成为全国第一代个体户。如今，章华妹的生意逐渐交由下一代打理。
在浙江省，平均每10人中就有1个个体工商户，在全国，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已经过亿，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新鲜血液，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业创新、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45年的改革历程中，与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小店经济相伴相生的还有政府部门的解放思想、简政放权，更有政府“有形的手”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就在2022年，国家层面还发布《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更加突出“发展”二字。
今年，中国青年报社调研组在全国重点调研了浙江缙云烧饼、青海化隆牛肉拉面，以及福建沙县小吃等同乡同业小店的发展模式，尤其探寻了这类模式给年轻人带来的发展机会。
调研发现，在这些以地域为牵引，亲帮亲、邻帮邻为共性的连锁小店发展中，都有地方政府深度服务的影子。烧饼办、拉面品牌局、同业公会……这些由官方背书的机构，主打“服务牌”，解决小店生产、发展的痛点，提升从业者的获得感。
有不少95后、00后已在小店的发展中接班，也有一些年轻人把开一家小店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视野更开阔、需求更多元，能给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无限可能，也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改革无期，未来有期。
靠着小店摘掉穷帽子，年轻一代接棒
11.1万人，这是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统计的从事拉面行业的人数，他们在各地开了1.8万家拉面店，年营业额近100亿元。靠着一碗拉面，化隆县的百姓实现了新的“五子登科”：挣了票子，育了孩子，换了脑子，练了胆子，拓了路子。
2001年出生的马顺庆就是十一万分之一。如今，他和家人在离家几千公里外的江苏省无锡市经营着一家名叫“中华牛肉面”的小店。
从马顺庆的家乡到无锡，要坐汽车、换火车，一路颠簸四五十个小时。从当学徒到当老板，马顺庆在无锡已经待了5年。最初让马顺庆外出开店的底气是，两位舅舅靠拉面已在无锡站稳脚跟。事实上，化隆县的拉面“版图”扩张，最初确实得益于“亲帮亲”的模式。
化隆县小伙儿高文才兄弟三人都在无锡经营牛肉拉面。因为生意做得好，这名36岁的年轻人已成为村里人外出投靠的对象。过去10多年里，他经历了扩张、亏损、重起炉灶的沉浮，各种过往成为财富。现在高文才的拉面馆生意红火，他在无锡买了房，还把孩子也接来上学。
化隆县海拔较高，能种植的作物有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一发展方式很难摘掉穷帽子，近20年来，一批批像马顺庆、高文才这样的年轻人，靠着亲朋好友搭把手、政府助把力，加上自己的吃苦耐劳，挣下了票子。
化隆县政府官方网站还有专门的拉面经济频道，分享当地人的拉面故事。
主打同乡同业小店模式的还有浙江缙云烧饼，缙云人在全球开了8000多家门店，年产值超过30亿元，从业人数超过4万。
今年9月，在杭州亚运会主媒体中心的餐厅里，酥脆金黄的缙云烧饼更是成功“破圈”。90后缙云姑娘田凯瑶与10余位烧饼师傅一天要烤制1000多个缙云烧饼，香气四溢的烧饼受到热捧，有人甚至“抱怨”，吃一口烧饼要等许久。
在立志要做烧饼大师的田凯瑶看来，她这一代烧饼人，要在烧饼店的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缙云烧饼亮相亚运会，就是一次国际化的突破。
“扁肉是‘砖’，拌面是‘钢’，盖起了沙县的高楼大厦……”这是沙县当地一首脍炙人口的民谣，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沙县小吃对当地发展的贡献度。从这里“开枝散叶”出去的小吃门店已超过8万家，带动了30万人就业，年营业额500亿元，是国内小吃连锁品牌的“头把交椅”。
在沙县人看来，沙县小吃业的成功之处在于定位准确，薄利多销。如今，沙县小吃也正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这些年沙县的发展也让当地人相信：小吃里有大产业。
沙县小吃同业公会永久名誉会长黄福松说，沙县小吃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春天的春卷，到夏天的青草冻、秋天的炸米冻，再到冬天的七层糕等，大概有240种。
沙县人均耕地较少，农民增收一直是难题。上世纪90年代，沙县逐渐发展起了小吃、茶果、毛竹等产业。时任县长助理的黄福松记得，其他行业容易受市场、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独小吃产业是“稳赚钱”。经过长时间调研，沙县在1997年提出，要将小吃产业作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
在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经营一家“沙县小吃”的彭茂清是“沙二代”，他的父亲就是最早一批在福州街头巷尾摆摊的小贩。成家后，彭茂清也带着妻子去“闯世界”。20多年里，从一间夫妻店，发展到如今有10多间门店。不管多忙，彭茂清每天都要亲手包上一些扁肉和蒸饺，坚持现做现卖，在他看来，能吃苦的品质不能丢。
与父辈相比，彭茂清这一代小店店主，已摆脱最初创业时“为穷所困”的问题，现在面临的课题是如何传承品质，实现高质量的突围。他的店面总有远道而来的食客打卡，来自食客的认可就是对他坚持品质的认可。
从一个店到一条链，带动乡村共富
从化隆走出去的拉面人韩光远，10年前选择返乡创业。1997年，他和表兄一起到广州闯荡，从最早开拉面店，到后来做食材配送，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可他10年前却决定回到家乡打造化隆拉面的“中央厨房”。
而今，他经营的公司有“青化”“伊香源”“润百香”等青藏高原农产品系列品牌，一年能生产粮油约3000吨、特色农产品约300吨。
在化隆，像韩光远这样“换了脑子、练了胆子”的返乡拉面人不算少数，当地与拉面相关的企业有473家，可以吸纳7000多人就业。
37岁的马二不都也是返乡创业的拉面人。因为在浙江开过拉面馆，这名皮肤黝黑的西北汉子能说一口杭州话。2015年，他揣着卖拉面赚来的钱，回家成立了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牛羊。村里24户较为困难的家庭成为他最早的“合伙人”，他们每年每人能拿到5000元左右的分红。致富、增收，收获了村民信任的马二不都被选为村支书。
群科，藏语意为“黄河回旋的地方”。在化隆县群科镇群科村，奔腾的黄河水环抱着森林与草地，自然风光优美。
群科村主任谭玉林也曾是一名返乡创业青年。如今，他将精力都投入到打造旅游民宿的项目中。他说：“出去做拉面生意非常辛苦，熬夜起早是常有的事。我希望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把一家小店“玩转”成一条产业链的故事，在2200多公里之外的沙县也有“同款”。本地产的花生酱和辣椒酱被认为是沙县小吃的灵魂，在外乡开店的人千里迢迢也要带上乡土味的酱料。沙阳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邓慧珍看准了这个商机，在沙县小吃产业园投资了5000多平方米的厂房，专门为天南海北的沙县小吃店提供“灵魂配料”。
占地2600亩的沙县产业园就像是一个沙县小吃的原料王国，入驻的24家企业涉及小吃速冻品、半成品、预制菜等上下游产业。仅水饺一个品类，每天就有150吨通过冷链网格配送至全国各地，年产值超3亿元。
夏茂镇俞邦村被称为“沙县小吃第一村”，这里参天古树林立，村里的“小吃民俗文化馆”游人如织。俞邦村党支部书记张昌松也曾在外经营沙县小吃，头脑活络的他逐渐发现其中的商机。
“一些老乡从没走出过沙县，在选择门店上，他们没有经验，风险很高。”张昌松说，门店一旦没选好或经营不善，就会赔掉他们辛苦筹集的创业资金。
于是，张昌松开始专门张罗“盘店”业务。所谓“盘店”，就是先将店面租赁下来，做出营业额后，再转手卖给经营沙县小吃的老乡，从中赚取一些转让费。在张昌松看来，“这是双赢，对我来说这是创业项目；对老乡来说，他们把店盘下来，可以降低风险”。
跟着烧饼大师走天下的，还有缙云的梅干菜，甚至是烤烧饼的桶，一批菜农、做桶的手艺人也在烧饼的链条上获得发展机会。
在缙云县东方镇古楼村，通过种植芥菜，农民每亩地增收7000元至8000元。在东山村，有的村民一年能卖出六七千个陶炉膛。此外，缙云建立了小麦种植基地、原木炭基地等，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共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敢闯敢试，护航小店发展
在中国青年报社针对小店店主的调查问卷中，当问及小店店主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时，很多受访者提到了吃苦、创新、踏实。调研组还发现，在化隆拉面、缙云烧饼、沙县小吃这些同乡同业的品牌小店发展中，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性服务也是支撑小店走得又远又快的重要力量。
记者在无锡市人民医院食堂门口见到马林时，这名西北汉子正在搬一口煮面用的大锅，准备安装进灶台。很快，这里的食堂就将开设化隆拉面师傅的档口，这也是无锡对口帮扶化隆的举措，让化隆拉面走进当地企事业单位的食堂。
马林干活很卖力，一边帮忙安装烹饪设备，一边与身旁工作人员沟通细节。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厂家的安装师傅，其实他是化隆县地方品牌产业培育促进局（以下简称“化隆县品牌局”）驻无锡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化隆县品牌局的工作模式在全国都不多见，其职责是通过设立驻外拉面经济服务办等方法，帮助化隆人在所在地进行拉面创业，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从看合同到子女进城上学，无所不包。
化隆县品牌局副局长马春云说，最高峰时，全国60多个城市都有他们的办事处。作为驻外办人员，马林在无锡甚至没有一间办公室，他笑称自己都是“上门送服务”。
其实，化隆县品牌局驻各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是这样的形象，背着一个公文包，包里揣一枚公章，来往于各个拉面店之间，为店主检查合同上的文字与事实是否相符，还会宣传当地政策。
自2019年起，化隆县品牌局还连续举办青海省拉面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广州、上海、海南3地举办拉面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让外出开店的化隆人长了面子。
同时，化隆县品牌局实施“带薪在岗+创业”的培训模式，带动了800多户、400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创业、脱贫致富，实现了年收入5万元以上。
自1997年决定要发展小吃行业后，沙县就设立了沙县小吃业发展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同时成立了沙县小吃同业公会，作为沙县小吃行业管理的社团组织。面对外出开店的沙县人不断变化的需求，沙县小吃办和同业公会与时俱进，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型服务。
至今仍被很多研究者关注的案例是，小吃办设立初期，沙县派出了200名政府工作人员“停薪留职”，前往各地带领沙县百姓一起做小吃。
黄福松回忆，干部“停薪留职”做小吃主要是希望更多的干部利用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当地开展工作，带领并协助沙县百姓扎根异乡、创业致富。
在中共福建省沙县驻深圳市支部委员会，记者见到官光霖，他曾是最早“停薪留职”的干部之一，一开始在福建省泉州市经营沙县小吃，并帮助从未参与过商业经营的老乡选址开店。“人在异乡能找到几个老乡，会让他们更放心。”官光霖说。
后来，官光霖的生意越做越好，就索性选择辞职下海。几经辗转，他来到深圳，从事沙县小吃原材料的配送工作。如今，他依旧没有离开小吃产业。
沙县小吃集团深圳分公司负责人朱忠琳表示，沙县小吃店主越来越年轻化。深圳的4000余家沙县小吃店已大多不再需要帮忙看合同、调解纠纷等过去的“王牌业务”。
如今，朱忠琳将目光放在为沙县小吃店主提供更好的服务上。他与官光霖等人合作，为众多沙县小吃店主配送食材、酱料。只需在微信小程序上选购、付款，每天清晨，配送员就会开着小车将食材运送至店内。
缙云的“烧饼办”已经设立10年。这个特殊机构的全称是缙云烧饼品牌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负责人丁兴升没想到，当初自己只是从人社部门借调到“烧饼办”做培训，结果一干就是10年，见证了缙云人又能烤烧饼、又能当老板的蝶变。
在丁兴升看来，缙云烧饼发展的10年间，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烧饼办”负责品牌打造、人才建设、产业布局等，小店店主诚信经营，做好每一个烧饼。目前，缙云县每年安排500万元专项财政资金，用于对农民免费开展烧饼培训和缙云烧饼示范店的经济补贴。
对政府的培训，烧饼师傅黄伟光一开始还有些怀疑，自己的手艺没话说，还能怎么提升？培训的内容却让他意想不到。除了制作烧饼的技艺，他还学到许多小店经营方面的知识，如门店如何选址、如何通过互联网吸引客流量等，受益匪浅。
坚守与创新，小店从活下去到活得好
很多小店店主都有一个品牌梦。2020年，拉面产业一度被资本盯上，投资人疯狂涌入面食赛道，融资热潮一直持续到2021年年底。一时之间，夫妻店和品牌连锁店，谁更具有抗压性，也成为拉面人热烈争论的话题。
面对资本的冲击，更多像马顺庆这样的拉面人还是充满信心。马顺庆认为，当不可控因素来临时，连锁店、品牌店会因高昂的房租与用工成本支撑不住。而夫妻店几乎没有用工成本，房租较为便宜，甚至可以不怕吃苦坚持24小时营业，夫妻店有更强的抗压性，“比如疫情之后，活下来的大多都是夫妻店”。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连锁店有更大的规模、更好的品牌效应与卫生环境。在同样的情况下，能卖出更高的客单价，吸引更多的顾客。这本身就抵消了一部分本应面临的风险。连锁店证明所有者财力雄厚，并且背后还有伙伴或品牌支撑，有着更大的资金支持。至于面临的风险与可能的亏损，压力越大，风险越高，获得的利润也会随之上涨。
如今，沙县小吃门店的经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店长持沙县身份证从同业公会那里取得授权书，授权经营，这种店铺需要店长自负盈亏；另一种是外地人支付加盟费和管理费取得授权，由后来成立的沙县小吃集团培训并指导运营。
在深圳，90后创业者胡德溦经营着沙县小吃集团深圳分公司的门店。这家店按统一的标准装修，工作人员穿着统一的黑色制服，日营业额达1万元。
胡德溦说，沙县小吃集团制定标准化门店是提高营业额的重要原因。整齐的桌椅、明亮的空间，让沙县小吃一改从前顾客心中脏乱差的形象。直到如今，他依旧坚持手工包包子、蒸饺。每到下午、夜晚，店内不那么忙的时候，他就开始带领员工包包子。代表现代化管理的制服与代表传统的手艺在这里融为一体。
沙县小吃走南闯北，胡德溦也将各地的美食汇集到自己的小店中，盖浇饭、黄焖鸡米饭、各色炒面等让顾客有了更多选择。
中国青年报社对小店店主的调研发现，65.9%的受访小店店主认为互联网让小店发展机会变多了，其中95后、90后受访店主认为互联网让小店发展机会变多的比例更高，均超过七成。
近年来，网络直播、微商电商、新个体经济层出不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个体工商户中已经有近30%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四新”经济，为我国经济转型注入了新活力。在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这些特点更为明显，以浙江杭州为例，每4户个体工商户中就有1户从事网络个体经济。
数字时代，小店店主的需求在升级，政府部门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更好的服务。今年8月，浙江省召开个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这是首次为个体户召开的全省大会。
当天的大会上，有两件事很被关注：一是给首届“最美浙江人·最美个体劳动者”授牌；二是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与建设银行、浙江农商行和浙商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推动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持续助力个体工商户拓宽融资渠道、提升信贷水平。一个是给个体劳动者以尊重，一个是解决个体工商户发展中遇到的资金瓶颈。
在这次大会上，章华妹回忆了自己靠着纽扣创业的故事，45年的时光起起伏伏，有赚有赔，并非一帆风顺。如今，纽扣的生意逐渐交给下一代，她也看到年轻人利用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但她一直叮嘱他们，吃苦不能丢，诚信不能丢。而政府部门的托举、助力，也是她看好下一代能突围的信心。本报调研组
来源：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华社拉萨10月27日电 题：珠峰脚下宗措村：“向阳而生”的新过法
新华社记者王炳坤、陈尚才
夕阳西下，边巴迎着喜马拉雅北麓入秋的疾风，一边打乌尔朵（藏语，牧人赶牛羊的投石工具），一边大声吆喝着赶羊群回圈。尽管长年风吹日晒在他脸上留下一道道“沟壑”，在海拔4400米的草场，心情欢快的边巴仍健步如飞。
今年47岁的边巴，是西藏日喀则市宗措村村民。他还有个身份，是村里岗巴羊养殖合作社的“首席羊倌”。放了30多年羊的他，加盟合作社后第一次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他说：“还是合作力量大！”
边巴所在的宗措村，是定日县尼辖乡乡政府驻地。尼辖，藏语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然而，因地处偏僻、无霜期短、风沙大、荒漠化严重等原因，这座距离珠穆朗玛峰不足百公里的村庄，似乎从未体验“向阳而生”的温暖。
几个月前，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驻宗措村工作队队长刘国亮初来乍到，就听说了村里不堪回首的往事。
“别人家的青稞长在地里，而在宗措村，不少人家的粮食却长在拇指上。”刘国亮说，以前每到青黄不接时节，村民们成群结队外出乞讨。“双手伸出大拇指，说出‘咕叽咕叽’（藏语，请求的意思）的乞讨语，就这样把青稞讨回家。”前几年宗措村的乞讨现象虽然少了，但全村人均收入在县里仍排名倒数。
党的脱贫攻坚政策，让这座远近有名的贫困村出现转机。
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后，距离中尼边境不远的宗措村震后重建。全体村民搬出危旧住房，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又在上级帮助下，筹划起了产业发展。打破资源匮乏瓶颈，成立合作社集中养羊，成了村里的新选择。
村党支部书记索朗亲自挂帅，出资担任合作社理事长。村干部外出学习，回村后又马不停蹄走家串户，发动村民入股加盟。发现村民们犹豫不决，索朗书记拍着胸脯承诺：“入股的人赚了是自己的，赔了算在我头上。”2019年3月，宗措村岗巴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运转。
边巴是宗措村最大的养羊户。他将全家80头绵羊折价入股后，凭借丰富经验被聘为合作社的放牧员。在新岗位上，边巴接触到了全新养殖方法：合作社引进良种，不断优化羊群品质；放牧时合理分群，避免绵羊觅食时饱饿不均；进入冬季，合作社减少外出放牧时间，购进草料在羊舍内补饲……
由于饲养得当，第一批绵羊出栏，平均每只比边巴之前养的重十几斤，岗巴羊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无膻味的特征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索朗介绍，成立当年，合作社收入就达73万元，今年以来收入已超过100万元，预计年底全村户均分红可达万元以上。
以前边巴自己放牧时，一年到头除了宰十多只羊供全家食用外，基本没有收入。加盟合作社后，他一年工资就有2.8万元，今年80只羊的入股分红更是有望达到4万元。
边巴对他的“羊倌”工作特别上心。“放自家的羊，丢失几只顶多被哥哥骂一顿。”他说，“现在放集体的羊，可不敢被野狼、猞猁叼走。”聊不到几分钟，边巴就“丢”下记者，跑着追赶已经走远的羊群。
除了助力增收，合作社的科学、集中养殖还最大限度保护了草场，宗措村的劳动力也因此得到解放，现在全村外出务工人员已经从过去的三四十人增加到一百多人。尼辖乡乡长李庆华说，村民们过去是各自为战，现在逐渐形成了集体意识，“今年合作社扩建羊舍，大家出工出劳，平时碰到赶羊装车、卸运牧草等临时任务，很多人会无偿帮忙。”
一家合作社改变了贫困村的面貌，索朗说，村里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村民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才是真正的“向阳而生”。
索朗透露，正是看好集体合作的潜力，村民们将全部土地入股了合作社。“通过提高种植和养殖效率，进一步解放劳动力，宗措村的日子将会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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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