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61)｜辽国开国功臣韩延徽：契丹最早继续倡导“胡汉分治”的汉族政治家
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宋朝，在韩姓发展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时段。经历东晋和隋唐五代十国的北方战乱，作为主要在北方生息繁衍的韩姓人来说，人口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中原人群大量南迁，韩姓也随之迁往广东、福建一带。
袁义达、邱家儒主编的《中国四百大姓》中透露，宋朝时的韩姓大约有64万人，排在全国各大姓氏人口数量的第25位。韩姓第一大省是河南，约占韩姓总人口的25.6%，即16万多人。其次是河北和陕西，两省人口大约占韩姓总人口的38.4%，即大约24.6万人。山东、江西、四川、安徽占24%，即15万多人。
总体上来看，韩姓聚集地在豫冀鲁皖、陕川为中心的两大块地上。韩姓仍以居住在北方为主，南方人口较少。到南宋后，韩姓人口几乎逐渐遍及全国。
宋朝时的韩姓，出现了家族式发展的特点，如桐木韩氏和相州（今河南安阳市）韩氏。这里先说说桐木韩氏。
河北灵寿县牛城乡中倾井村的韩氏宗祠（资料图片）
桐木韩氏祖籍今河北灵寿县，北宋时属于真定府灵寿县，因此也被称为真定韩氏或灵寿韩氏。
史料记载，因京师韩府宅前有大梧桐树，为与相州韩氏区别，故称桐木韩氏。桐木韩氏中的韩亿、韩绛、韩维和韩缜都做过宰相或副宰相，门第极为显赫。
桐木韩氏在宋朝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号称“门族之盛，为天下冠。在朝廷评其德，在士大夫语其学，在公卿之后论其世，咸多韩氏”。当时有“棠棣行中为宰相，梧桐名上识韩家”的诗句。
韩亿，字宗魏，祖籍真定府灵寿县，后徙居开封府雍丘县（今河南杞县），北宋名臣。
韩亿画像（资料图片）
韩亿的家世，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曾祖父韩惟忠。
韩亿的曾祖父韩惟忠、祖父韩处均、父亲韩保枢，尽管后来因为韩亿身贵而被追封为正一品官衔，但他们都是典型的农民。
开宝5年（972），韩亿出生在今河北灵寿县牛城乡中倾井村一个贫寒农家。
韩亿从小特别勤奋好学，但家里穷，买不起纸。家门口有一块大石头，他就在上面学写字，晚上用水把字洗去，第二天接着写。
咸平5年（1002），韩亿考中进士，授职大理评事，后历任亳州永城县（今河南永城市）知县、陈州通判，为政有声名。
时任宰相王旦很是欣赏韩亿，把女儿嫁给了他。
韩亿才能出众，得到宋真宗的重视，想让他入朝为官，但因为他是王旦的女婿，为避嫌，改任他为洋州（今陕西洋县）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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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论坛·温故】
作者：季冬晓（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研究员、山东省委党校教授）
德才兼备是选拔和任用干部的基本标准，德才兼备也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2021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勉励各级党员干部要坚定党性立场时，引用了“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这句话出自王充的《论衡·卷十三·别通篇》，其完整表述为：“夫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故多闻博识，无顽鄙之訾；深知道术，无浅暗之毁也。”王充，字仲任，出生于会稽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著有《论衡》一书。该书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现存文章有八十多篇，其中《论衡·卷十三·别通篇》专门论述了如何识别、使用“通人”，即博通古今的人。王充认为，“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懂得治理国家方法，而且能讽刺和批判世上庸俗鄙陋的风气和言论。识别和使用“通人”尤为重要，而关键在于地方长官是否知识广博，通览古今，了解“通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恩德不优容不能安抚边远地方的人，才智不高的人不会有广博的见识。听闻多见识广，就不会受到愚昧无知的指责；深刻了解道义与学术，就不会受到浅薄愚昧的诋毁。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话，是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德才兼备，既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心怀“国之大者”，又要不断加强学习，增长知识，才能不断增强本领。
中国古代讲求一个有志于社会国家的人，必须既要有道德涵养，还要具备博大深厚的文化知识，两者缺一不可，成为中国传统政德文化的核心理念，也被视为一个人具有家国情怀的直接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为政者必须有知识、有才干。如果“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就应该罢遣为民。而为官者的家国情怀更是必备条件，并且与个人的道德修为紧密相连，因此要明大德，就必须首先从自己修为、修养做起：“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这充分说明要实现从政治理国家，就必须首先从自己修为做起，实现修身养性，因此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甚至要求在个人身处困境时更要注重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共产党人不仅传承了这一传统政德文化理念，还从党的初心使命出发，提出了德才兼备使用干部的标准。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提出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方针，具体而言，“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具体要求，突出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修订的党章进一步把牢干部德才兼备的标准：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显然，“德才兼备”任用干部的要求，既体现了我们党对于干部的一贯要求，同时赋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新的时代内涵。
贯彻和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求，必须坚持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把德的涵养与才的培育有机统一起来。首先，以德为先，要求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牢记“国之大者”，胸怀“两个大局”。因此要以党章为根本，加强党规党纪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胸怀天下，练就政治慧眼，锤炼政治品格，坚持“三个务必”，始终牢记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与担当。
其次，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要对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举一反三，加强理论学习、夯实理论功底，特别是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增强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和抓落实能力，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长远发展、薪火相传。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30日0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者：张舜清
中华民族素有珍视家庭、忧国忧民的家国意识和情怀，“位卑未敢忘忧国”“家书抵万金”，这种浓郁的家国意识和情怀亦可谓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理念，彰显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基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君子文化与家国观念是统一的，二者只是从不同向度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君子文化中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的基本理念，家国意识和情怀也体现着基本的君子之德。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中，家国不但构成君子之德生发的根基，也构成了君子德行实践的基本领域。君子身可外家国而心不可外家国，有家有国方有君子之德，是以真正的君子，必重家国。
家是君子之道生发的现实基础
儒家之道，诚如辜鸿铭所说，本质上就是君子之道。“孔子的全部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儒家的君子之道，从其产生的现实基础来说，实产生于对“家”的理解和认同基础之上。家，构成了君子之道生发的现实基础或根基。在现实的经验层面，儒家对君子人格的证成和追求，是诉诸现实的家庭关系的。家，才是人们培育和实践君子德行的现实基础场域。离开家庭观念，就没有所谓君子之德。《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中庸》也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君子之道，是本乎天地之道的，但它实践的根基和生发的现实关系，却是夫妇之道。
夫妇的组合，这是家之为家的核心要件和主干，以此为核心，才能衍生出更为复杂的家庭、家族关系。“家和万事兴”，“家和”的要义取决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夫妇关系。夫妇关系正是家庭关系首要的、基础的关系，因此，夫妇之道即成为培养君子人格和践行君子之道的开端。在儒家看来，离开婚姻、家庭，也就失去了构成人的实际品德的实践基础和核心场域，是以君子必重婚姻、家庭。家是个体身心的载体，夫妇、父子是君子生命实现的内在构成，真君子爱妻教子，是因为妻儿老小就是自己生命的显化形式，自己的身体是隶属在这些基本的家庭人伦当中的。故孔子说：“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也。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支也，敢不敬与？”
重家国是君子之德的应有之义
在传统君子文化中，对国的重视，也是培育和践行君子之德的逻辑要求。夫妇之道，是君臣、父子之道之本，君臣、父子等其他人伦是夫妇之道的逻辑生成，因而也是君子之德生成和践行的逻辑顺序中的必要途径和环节。故《荀子·大略》说：“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在传统文化中，“国”的统治者往往是“君”，“君”也可谓国之代表或象征，因此对君臣关系这一基本的人伦的恪守和维护也构成了君子之德实践的重要向度。恪守君臣之义、奉公尽忠，为以国君为代表的国家利益而奋斗、奉献，也是君子之为君子的自然要求。这表现在君子在一般情况下对社会统治者、治理者的尊重、敬畏，注意建立和维护领导者的威信。是以君子除了敬畏作为人类社会根本法则的“天命”，也敬畏作为社会管理者、观念的塑造者、引领者的“大人”“圣人”。如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不过，儒家对“君臣之义”的恪守并不是建立在单方面对“君”或“大人”的服从与配合上，不是强调人们对君或大人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而是在强调“君主之德”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种政治伦理。君主必须是那种体悟了天地之道并能实践天地之道的人，必须具备“大德”“明德”，只有这样，君子的统治以及人们对君主的服从才具有当然的合法性。而这个“大德”或“明德”即是指君主在体悟上天的创生之德、好生之德的前提下，形成的爱护人民、重视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民本”德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心民意即是天心天意，人民是天命的现实载体和表达，因此，从国家的存在主体和根本意志而言，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代表和主体构成，因而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正义性从根本上看也取决于这个国家所持的是不是人民的立场。《礼记·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儒家这种观点，在赋予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事实上也把人民视为国家存在的主要形式和施政的根本方向。因此，从儒家的这种观点来看，“忧民”“养民”就构成爱国情感的集中表达。一个热爱国家、关心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君子，必然是一个乐以民生、忧以民生并敢于为民请命之人。《尚书》说“惟天惠民”，是以“慢神虐民”“皇天弗保”。良善的政治和统治者的德行，只在于统治者是否能够全身心地去“裕民”“养民”。“足国之道，节用裕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君子重家国，这是君子之德的应有之义、核心内容。总体来看，作为“君子之德”重要内容的君子文化中的家国意识和情怀，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建立在儒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基础之上。如张载说，“天道四时行，百物生，无非至教”“君子教人，举天理以示之而已”。君子就是参悟天道、天理而实践于人生之人，所谓“奉天而理物者，儒者之大业也”。夫妇、父子等家庭之道，君臣、国家之原则、法度，都是法天之道而有的人间定理、常理。这恰如二程所言，“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二，家国一体、伦理同构，家庭伦理和君臣国家之伦理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和界限。“国之本在家”，国家伦理是家庭伦理“推恩”的结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所以在传统君子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是统一于君子的生命当中的。“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总之，真正的君子，必重家国。外家国而私其身，何以为君子？
来源： 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