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这个原本由追星粉丝自发组成的文娱社群，如今逐渐发展成为有组织、专业化的利益圈层。从低龄的中小学生，到中青年白领、自由职业者，群体越来越普遍化。更有娱乐企业、职业粉丝从中操控，年长的“粉头”组织指挥，年幼的“学生粉”冲锋陷阵，在“打榜”、骂战、举报等竞争中甘当免费劳力。
最近，半月谈杂志社对全国2万多名12岁至18岁中学生开展“青少年追星调查”。结合此次调查，半月谈记者又采访了众多粉丝、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发现青少年粉丝群体易受人操控利用，饭圈互撕网暴、党同伐异的不良风气，容易对价值观尚未形成的青少年带来负面影响。
1
追星群体画像：低龄化、职业化
今年19岁的媛媛一年前到韩国读大学，而她学习韩语的初衷却是因为追星：“我3年前开始喜欢一位韩国明星，为了获取偶像更多的信息我自学了韩语。”
对于正读高中的小新而言，高强度的学习之余，“混饭圈”是她缓解学习压力的方式：“明星不需要完美，只要身上有能吸引我的闪亮点。看他的节目，我很放松很快乐。”
“哥哥很努力，即使生病也要在舞台上坚持完美地表演，他一直激励着我。”高三学生小舒说，虽然很难亲眼见到自己的偶像，但是许多朋友都从偶像身上获得了奋斗的动力。
类似的“学生粉”数量庞大，近年来饭圈低龄化特点也越来越明显。此次调查问卷显示，有42.2%的中学生自小学就开始了追星生活，有52%的中学生追星时间在3年以上。
受制于自身财力和课业压力，学生粉丝对偶像的支持多处在“声援”（公开发表言论表示支援，不付出或付出少量金钱）层面。这些学生粉丝多数处于饭圈的底层，真正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是资源站站长、后援会高层等中坚力量，他们多数是成年人。
捧 傅晓宁 画
多名饭圈资深粉丝介绍，过去人们对饭圈的印象是粉丝自发形成的自娱自乐的集体组织，如今许多明星后援会正在走向有组织、专业化的公司运作。饭圈内部存在不同派系，会因为经济实力、话语权、影响力等资源将粉丝划分为三六九等。
对于部分职业粉丝来说，追星是一份工作。27岁的偶像资源站站长林晓晓在社交媒体上有数万粉丝。她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紧跟偶像行程，拍摄他日常的照片和视频。
“这些照片发布到资源站账号上很受粉丝关注，如果粉丝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还能接到广告。我还可以制作偶像的PB（photobook照片书）卖给粉丝赚钱。”林晓晓说。
2
话术操控“学生粉”，
打榜塑造偶像“金身”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明星够不够红有了可以量化的指标。“打榜”是目前流行的一种声援偶像的方式：为了证明一个明星的热度，粉丝会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推出明星排行榜的平台，为自己支持的明星投票甚至极端刷票，用来提升自己支持明星的排名。
问卷调查显示，六成以上的中学生会选择在评论区声援和“打榜”投票支持自己的偶像。
“人手必须20个微博号”“MV打榜单曲循环3小时”“上热评了，速来转赞评”……这些乍一看让人满头雾水的指令就是粉丝“打榜”的日常。半月谈记者翻阅某个流量明星数据组微博发现，每天包含投票、签到、搜索等打投任务有14项，粉丝在评论内“打卡”完成。
“大粉”发布任务，“学生粉”执行任务，是基本的操作套路。“‘大粉’就像是粉丝中的‘传教士’，很多时候是由他们来解释一个偶像有什么特质，为什么值得被爱。而大多数青少年粉丝则由于能力有限，受到他们的影响，附和、支持他们的观点，听从他们的指挥。”娱乐行业从业人员叶舒说。
“你哥值得更好的”“一定要让哥哥的排名保持住，后面追得紧”“动动手指，你忍心他被嘲笑吗”……对“大粉”来说，诸如此类的动员策略司空见惯。
参与多个内地明星后援会的资深粉丝余音告诉半月谈记者，“大粉”的套路可以总结为“话术”动员加抽奖，以及有活动优先考虑的承诺。“‘学生粉’在后援会基本上就是一个工具人，‘大粉’指哪打哪。他们很容易情绪化，正值自我感动期，加上大氛围如此，就会不自觉地入套。”
“大粉”的情感动员、社群的裹挟力量，让众多学生粉丝疯狂“打榜”。“其实完成这些任务很枯燥，也很浪费时间。”大学生刘梦梦说，“但有一些大粉会说，你什么都不做，其实不是真的喜欢他。看到别的粉丝这么拼，自己有时候也会有点羞愧，慢慢地我也开始参与一些做数据的活动。”
3
传销式洗脑，
警惕饭圈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各种打榜和花式应援成为常事，粉丝与粉丝之间的关系也更为牢固。而粉丝“抱团”为偶像制造影响力的行为也不再局限于娱乐圈的排行榜，开始向社会政治议题蔓延扩散，以此塑造偶像不仅“高人气”，还是“正能量”的公众形象。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周逵说，国内娱乐圈对艺人的公德要求很高，面对公共事件时，艺人需要通过发声进行正面资本的积累，这是一种隐性的“传播资本”，能够让他们形成比较好的公众形象，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形象危机。
至于一次次转发背后，究竟是盲目跟从还是理性判断，仍然存有争议。周逵认为，粉丝群体也并非刻板印象中的“无脑”，恰恰相反，他们在社会政治事件中高度敏感和谨慎，会反复确认事情的是非曲直，揣测主流价值观。但明星的观点如果出现错误导向，确实会对青少年产生一定影响。
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年龄较小、辨别能力较弱，思想观念极易被饭圈单一狭窄的工具价值覆盖。问卷调查中，在“国家面前无偶像”的判断选项中，认为“毫无问题”的仅占39.8%。而在另外一个关于“中国饭圈女孩为韩国军人应援”的观点统计中，认为“能理解”者占61.9%，接近2/3。
在多次粉丝的争斗中，举报、互撕、人肉、网络暴力等行为频频出现，低龄粉丝总是冲在前头。这些事件看似仅仅是饭圈内部争执，无关大局，实际上，饭圈裹挟青少年开展的每一次争斗，都在破坏思想政治教育成果，侵蚀主流价值观，其运作模式越是高效可复制，对社会就越危险。
业内人士认为，一些饭圈事件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热点事件，其高度组织动员能力值得警惕。为了达到目的，资本雇佣的一些网络黑手，身披十几件“ID”马甲，不惜踩踏社会文化和法律底线。在“传销式话术”的催眠下，饭圈青少年成为明星背后的娱乐产业资本争抢注意力资源的利器，其思维、行动、价值观都受到深度影响。
“我们需要警惕如今粉丝追星过程中制造冲突、党同伐异的行为逻辑，对价值观尚未完整建立的青少年粉丝造成危害，避免他们成为导致社会不安的隐患。这也是避免粉丝追星被污名化的关键所在。”叶舒说。
机场追星导致航班延误、通过网贷购买偶像代言产品、举报在报道中“伤害”自己偶像的记者、用“少布置作业”奖励应援学生……此类事件近年来频频发生，表明饭圈文化的不良因子正在频繁“出圈”，已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破坏，部分行为甚至造成了人身伤害。
4
粉丝社群扩张，衍生更多网络暴力
近年来，饭圈的聚集地已不再限于微博，“八组”和“兔区”等也逐渐成为新的重要阵地。
据了解，“八组”是名为“豆瓣鹅组”的豆瓣小组的昵称。作为豆瓣活跃度最高的小组，各种关于娱乐圈的“爆料”“吃瓜”充斥着“八组”页面。当有关艺人的话题发布后，挑刺和纠错是必选动作。“看XX演戏我真是尴尬癌犯了”“XX这个智障人设真是吐了”……这些刻意的嘲讽必然引起该艺人粉丝的激烈反驳，进而把明星八卦引向一场骂战。
“兔区”则是晋江文学城下设的网友交流区，原为网络小说讨论区，其后也变成粉丝社群的一大聚集地。该平台上所有用户均为匿名。
“在这里最常见的就是谩骂。”两年前接触“兔区”的小婉在现实生活中是个文静女孩，但她坦言匿名的“面具”能把所有人的戾气放大。“面对那些对我偶像的诋毁，我会用同样的话回击。当时不觉得这些话脏，因为论坛里的人都是这个状态，但事后也会觉得当时自己头脑发热。”小婉说。
与网络骂战相伴生的，是“人肉搜索”成为粉丝们常用的打击工具。
受访者青青说，在和另一个饭圈的“斗争”中，自己的照片被对方曝在了网上，并配上“丑”“猪”等侮辱性字样。不久后，家庭、学历、工作等信息被陆续曝光，严重影响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这种网络暴力能不能使粉丝们警醒？答案是未必。半月谈杂志社对全国2万多名12岁至18岁中学生的调查问卷显示，粉丝群体中18.9%的人声称自己曾遭遇网络暴力，但同时，他们中又有48.7%的人同意“对‘为非作歹’的粉丝，教训他们一下是必要的”。
“一些学生已经把党同伐异的饭圈逻辑从网上带到了网下，日常生活中以敌我思维对待人和事。长此以往，他们会拒绝复杂思考，难以保持批判性思考和学习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说。
5
追星频频“出圈”，侵害公共空间
近几年，粉丝在机场追星致使旅客登机受阻、航班延误的事件屡见不鲜。搜索发现，仅在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2017年有记录的粉丝警情就有20起；2018年1月至7月，粉丝警情发生7起。2018年12月，4名粉丝在香港登上前往韩国的航班，在成功给偶像拍照后，又要求下机并全额退款，最终迫使机上旅客全部重新安检，航班因此延误。
根据粉丝自述，航空公司有管理漏洞可以利用，即采取“先买全价票再退票”等手段进入机场隔离区甚至登上航班，达成“任务”就退票大吉。此外，还可窃取艺人身份信息，从而将艺人机票取消、改期或把艺人座位和自己“值”在一起。“有时也是经纪公司主动为之。比如，为增加艺人的人气，提前安排我们接送机；有时是把艺人的机票信息透露出来，让我们机场堵。”受访者小艾说。
网络配图
除了机场，酒店、饭店的公共秩序也时常因粉丝疯狂追星而受到影响。在不易看到的地方，有青少年为购买偶像代言的产品，偷父母血汗钱，或走上网贷之路；有青少年粉丝响应“粉头”号召，自掏腰包为偶像进行天价应援，不惜使自己陷入经济困境……
有粉丝经济研究者指出，近年来粉丝电影增多，这种电影的目标观众就是参演明星的粉丝群体，在电影宣传和上映期间，粉丝会迅速结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参与包场观影、为偶像造势等活动。
6
移动互联网时代，
粉丝文化挑战治理方式
“如果你支持的明星做错了事，你会怎么看待？”前述调查问卷显示，在粉丝群体中，选择“小错原谅、大错不原谅”者占48.2%；选择“人孰能无过，大错小错都会原谅”的占36.5%。此外，13.1%的粉丝坚信自己的偶像不会犯错，而选择“不原谅”的仅为2%。
“有老师发现，一些长期追星的学生会为偶像的一切不合理言行作辩解，而这类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也表现出规则意识不强，对不良习性接受度更高等特点。”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记陈宏观说，如果任由文化糟粕传播，将对更多正在形塑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陈宏观认为，“追星”是青少年难以放弃的文化娱乐诉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追星”的形式也必然不断创新。堵不如疏，学校要做的，是在对教职工带头追星一票否决的基础上，给学生正确价值观引导，帮助青少年认识到精神需要成长，对偶像言行要学会辨析，追星行为不可越界等。
粉丝经济大行其道，也缘于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吴畅畅建议，无论是对大学生还是中小学生，教育都急需传递大义大于私利、共赢大于竞争的理念，以此帮助他们树立责任意识、家国胸怀，防范饭圈文化中二元对立思维、个人中心论等不良影响。
法律规制同样重要且紧迫。半月谈记者了解到，饭圈内部基本都有“应援部门”“反黑部门”“宣传部门”等，尚无较强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少年极易受到各部门“负责人”话术和态度的影响。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表示，必须不断完善网络信息传播和互动规则，有关部门要以明星经纪公司为监管重点，对经纪公司、粉丝群体危害网络和社会公共安全，冲击主流价值观的违法行径要依法及时处置。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表示，从社会心理层面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与传统家庭结构解体、人际关系疏离、网络“群体性孤独”中渴望陪伴的心理需求相伴生，是对当下互联网治理、文化治理乃至社会治理提出的共同挑战，必须不断研究新问题、新趋势，深入研究当代青少年，才能找到最优的答案。
来源：《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原标题：《2万名中学生追星调查》
湃新闻记者 周航 实习生 汪笑帆
到上海的第三天，王梦圆依然没赚到钱。烈日中，再一次被拒绝后，她实在没了力气，在路边蹲了下来，忍不住地叹气，“太绝望了”。
7月13日下午，她和24位同学一起，从浙江到上海参加这次生存体验活动：每人只有50块钱，但要在上海生活15天。每天15块的房租，也由自己承担。
7月15日，到上海的第三天，王梦圆早上7点半就出了门，她不断在路上拦住家长，推销自己，想找到一份英语家教工作，但都被拒绝了。
中午，她坐在了肯德基，啃着早上买的5毛钱的饼，敲起字来。迫于生计，她和队友接下了这份文字录入工作。72页的初中英文练习题，全部录完，每个人能分110块。
老师也在不断鞭策他们。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团委书记、带队老师童必勋说，希望学生通过这次活动，在社会的大熔炉里得到历练。往年暑假，院方也组织学生去过北京等城市。
在上海的行程过半后，有人攒下来了近千块，也有人积蓄无几。但几位队员都表示，在这次活动中他们收获最多的，并不是钱，而是对生活的理解。
7月18日下午两点半，在桂林米粉店打杂完毕的两名队员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为了省交通费，队员们选择骑行免费的共享单车前往。 澎湃新闻实习生 汪笑帆 摄
为省钱徒步3小时去试吃
不同于话务员、地推员一类的兼职，王泽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与众不同——试吃员。
他在申请了十几份兼职工作未果后，无意间发现了这份招募，简历刚发过去，就在线被录取了。作为副队长，他赶紧叫上几个队员一块报名。
第二天，为了省下4块钱地铁费，他和同学选择骑共享单车，因为总遇到禁骑路段，最后索性步行，花了三小时才到。
7月17日当天队员们走过的步数。 队员戎思璐 供图
在餐厅用完餐，填好调查问卷，在外卖软件上写了评价，负责人又带他们到另一家分店，试喝各种饮品。每种饮品的品尝需要间隔一个小时，疲惫中，几个人躺在店里的沙发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其他人则没那么幸运。队长张力丰带着四名女队员，在一个创意园区做话务员，推销一款环保产品。从早上10点拨出第一个号码开始，程凌奇一天打了不下三百个电话。
无止境的失败中，有些格外令人记忆深刻。程凌奇要求一个顾客讲普通话，对方用本地话骂了她，回忆到这儿，程凌奇哭了。
在来上海前，王梦圆预约了英语助教工作的面试，来了以后，因为对方没法日结工资，她被迫临时改变计划，开始沿着驻地附近的桂林路，一家家餐馆问，是否需要兼职，都被拒绝了。
第二天，她又来到英语培训机构，在门口问家长，是否需要上门家教，大约问了六七十个人，很多家长都冷眼以待，在她介绍完活动情况后，虽然变得友善，但仍然没有人愿意聘请她。
她又跑到另一栋商务楼，一层楼一层楼地问培训机构，直到顶层一家机构招待了她，但说已经招满老师了，只能做志愿者。王梦圆提出包三餐，每天再支付15块的酬劳好让她交房租，但对方说要考虑一下。
临走前，工作人员给她的大水杯倒满了水，又塞了水果给她，这让王梦圆感动了很久。
冠军的秘诀
7月21日下午，叶海琼又成功推销一位用户。当天上海徐家汇站气温窜至40.9℃，刷新气象史纪录，叶海琼也难得地留在室内推销。澎湃新闻记者 周航 图
按照规定，每天晚上，队员们返回驻地都要开会，上报自己当天的收入和支出，计算结余。待活动完全结束，总结余会捐献给公益事业。“大家会暗自较劲。”一位队员说。
7月20日晚，澎湃新闻记者看到，行程过半，大多数人都有四五百的结余，最少的王梦圆只有233.4元，最多的是和她同组的叶海琼，结余742.3元。
叶海琼的秘诀是把一份工作做到极致。大多数的时间里，她做着同一份工作，给打浦路上一家“O to O”模式的理发店做营销推广。队友来了又走，只有她一直留在这里。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样的工作谁都能做，但我觉得其实做好这一件事也不容易。”在上海的第六天下午，理发店内，已经跑完单的叶海琼告诉记者。
她的任务是让人关注微信号，预约理发。最初，她也不懂如何推销，有人操作到最后一步，看到支付画面，问“还要支付十块钱啊”，她不知道怎么接话，常常错失客户。
第一天上岗，上午八点半到下午六点半，她满大街地跑单，推销的话说了上百遍，但却只成功两单。一次经过天桥，看到川流不息的车流，她突然想起之前的拒绝、白眼乃至谩骂，委屈了好一阵子。
但她很快摸到了窍门，找前辈们讨教“话术”，推销的话也越说越熟。意识自己的目标客户不会在高档场所，学会挑选餐馆工作人员休息的时间再去推销。到第五天，她一上午就成功跑了九单。赚到100元底薪外，每单还有5元的提成。
但叶海琼还是舍不得花钱。早上只吃花卷，再买两个，一个留在中午吃，另一个留晚上吃。这两天觉得太累，早饭才加了一份豆浆。
驻地没有空调，她和室友们在地砖上盖凉席就睡，早上起来不断冒汗，“抹水乳的时候，脸一直是湿的，吸收不进去。”还要骑50分钟的共享单车去上班，到达时通常一副狼狈的形象。
“我觉得这次活动的一部分，就是挑战自己的极限。” 和很多同学一样，叶海琼并不抱怨这些困难，“老师也说，弱者选择安逸，给自己找舒适，强者给自己找不适。”
7月18日午后，在一家桂林米粉店打杂的两名队员累得睡着了。 澎湃新闻实习生 汪笑帆 摄
冷眼与温馨
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和叶海琼相反，王泽斌恰恰希望自己能尝试不同的工作。
做过试吃员后，他又去了演唱会门口卖应援物品，第四天是游戏主持人的助手，后来又将这份工作让给了队友，到会展中心做地推……他的目标是在半个月内做完八份兼职。
7月15日傍晚，王泽斌（右一）和队友在演唱会前卖应援物。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供图
“尝到甜头之后，我觉得应该去吃点苦头了。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 他说。
而随着活动的进行，不止一位队员表示，钱的重要性在下降，他们变得更关注自己的感受，在活动中的得到了什么。
尽管在主管看来，叶海琼很适合干销售，但她本人其实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她学会了如何恰当地示弱，换来一个成功的订单，却打心里不喜欢这样。她更喜欢平等和彼此尊重的感觉。
她自认对现实多了一份了解。普遍而言，男性更容易接受她的推销。老人以及那些身份相近的，比如保安，更愿意帮忙，买一份报纸，或者接过传单。而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却有着更多的冷漠。
一大早，队员们每人要卖掉30份报纸。7月18日早，王梦圆吉他弹唱吸引顾客前来。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供图
王梦圆也有类似的感受。她后来还是得到了那份英语助教工作，一天四节课，她更喜欢外教的课，相比中国老师，外教会像朋友一样，询问她的意见，因此有着真正的参与感。
“虽然我的工作薪资交了房租，没有盈余，但那家机构本可以不要我，我已经很满足了。”她说，这份工作符合她来上海前的预期，能学到很多东西。
她还觉得，只有提升自己能力，才能受到别人认可，有主动选择工作的机会，“如果我没有英语的能力，别人也不会给我这份工作。我希望得到尊重和信任而不是被同情。”
几天下来，王梦圆的喉咙已经嘶哑。见到记者时，她得头靠着墙才有力气说话。
令王梦圆无法忘记的是一路获得的帮助。一位老人第二天请她吃了早饭，指引她去英语培训机构试试，而在培训机构，一位家长又给她指了一条路，还给她画了完整的路线图，让她最后找到这份英语助教工作。
她也始终记得，第三天晚上，她和队友一道，去一家商场卖唱，被拒绝了无数回后，是一对老外夫妇伸出援手，给了一张百元大钞，并且用欣赏的眼神看她和队友的演唱。
“温馨的一瞬间就可以抵过所有冷眼。”王梦圆在日记中记录说，她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温情。
7月14日，王梦圆仔日记中写道，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温情。实习生 汪笑帆 摄
王梦圆希望，回去之后，自己能变成一个更和善，也更有魅力的人。“以后看到发传单的，我会伸手接过来，说声谢谢。”
本期编辑 邢潭
农在湖北省宣恩县万寨乡芷药坪村的茶园间采摘茶叶嫩芽。新华社发（宋文 摄）
农民在海口市沙坡蔬菜基地农田里使用播种机播种。新华社发（蒲晓旭 摄）
农业稳则天下安。当前，各地春耕生产正在紧张进行中。《经济参考报》记者结合近日对部分涉农企业的采访和浙江农林大学对多省份350个农业经营主体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农产品消费需求明显下降，同时受运输不畅、农产品加工企业复工延迟等影响，一些农产品销售面临困难甚至出现滞销现象。与此同时，用工难和资金缺，也成为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遇到的两大“拦路虎”。
部分农产品滞销
“辣椒是县里的特色农产品，往年根本不愁销，主要销往湖北、湖南、浙江、江苏等地，往年同期的价格是一斤3元多，今年只卖到2元，即使降价销售效果也不好。”这位销售经理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随着气温的逐步升高，在田辣椒很快就会坏掉，到时损失会更大。
对于安徽省和县一家蔬菜种植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来说，这段时间一直为销售辣椒发愁。这家公司流转了2000亩土地，去年秋季全部种上了辣椒，春节期间本是上市销售高峰，然而受疫情影响，用工比较紧张，蔬菜成熟后无法及时采摘和包装，加之销售渠道受阻，出现滞销现象，积压200多万斤辣椒，有近一半还没有销售出去。
在安徽、浙江等地，此类农产品滞销情况并非个案。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该厅对各市情况摸排调度发现，部分农产品滞销。从内销看，受疫情影响，当前农产品消费需求明显下降，同时受运输不畅、农产品加工企业复工延迟等影响，一些农产品销售面临困难。比如，金华市生鲜乳出现一定程度的积压；台州市预计肉禽压栏超过90万只，禽蛋滞销约200吨。
来自浙江农林大学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66.3%的农业生产者由于疫情期间大型农产品交易中心及大部分商超关闭、餐饮企业停业，加之网络购物平台物流限制，线上销售受阻，导致鸡、鸭、牛肉、蔬菜等农产品滞销问题严重。
为了深入了解疫情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调研组，近日以网络形式对多个省份350个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涉及蔬果、禽畜、水产养殖等多个行业。其中，22.5%为一般农户，19.9%为种植大户，26.1%为专业合作社，24.8%为农业企业，企业规模在50人以下占85.9%，73.5%的生产者2019年销售收入在100万元以下，500万元以上占11.1%，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
“通过调查发现，疫情给农业生产经营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成军表示，其中一大影响是疫情阻断了农副产品销路。道路与物流不畅等导致草莓、茶叶等当季农产品错过了最佳上市时间，降低了产品的新鲜度和价值。近半数受访者反映销售价格下跌明显，部分农产品（如草莓等）价格甚至下降50%。55.9%的经营者反映一季度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0%以上，持平的仅占5.9%左右，增长的不到2%，收入损失很大。
浙江绿园禽业有限公司是产供销一条龙企业，有种鸡、种猪、饲料等，还与70多个农户签订供应合同，年出栏约400万只鸡，目前猪存栏1000多头母猪。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与周边农户签订了协议，目前以保护价按时收购，比如一些鸡品种6.5元一斤，但销售给屠宰场，最低时只有1.3元一斤，一只鸡要亏20多元，但又不能不卖，鸡压栏也是亏损。
家禽业是安徽省农业生产中的一个支柱产业。“由于活禽交易市场关闭，家禽屠宰企业开工不足，导致全省6800多万只家禽以每公斤2-4元的低价出售，1.2亿羽苗禽销售受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卢仕仁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全省家禽行业损失较重。
疫情阻断了生产物资供应路，也是受访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由于疫情防控期间交通管制，很多农村选择暂时阻断进出村庄的道路，严格控制车辆与人员流动。农业生产物资的商户多关门闭市。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饲料、农药、化肥、种子等物资缺乏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比如桃子、东魁杨梅、涌泉蜜桔等地方特色农产品由于化肥、农药不到位，作物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
加工缺货用工缺人资金短缺
“加工缺货、用工缺人”，是业内专家分析此次疫情对农业加工业的影响。杭州龙冠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姜爱芹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公司500多亩茶园将在3月份全面开采，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个是外地采茶工愿不愿意来，不少人考虑到安全，对外出有顾虑；另一个是来了以后，要怎么防控。“往年采茶季需要500至600名采茶工，今年用工缺口预计约200人。”
由于冬暖明显，2月5日起，浙南温州、丽水等地“乌牛早”春茶已陆续开采，较常年提早大约1周时间。在丽水市缙云县胡源乡，8000多亩的茶树已萌发新芽。一大早，茶农们就戴上口罩，在茶园里忙碌了起来。“能采摘多少是多少，把茶青加工成干茶叶放起来，等疫情过去可以拿到市场上卖。”茶农胡爱仙说。
多位茶农、茶企负责人表示，“用工荒”是目前最大的问题。茶叶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浙江等不少绿茶产地依赖大量外地采茶工，春茶采收在即，因疫情防控需要，受出行限制和人员不能聚集等因素影响，采茶工将面临严重短缺。
安徽科技学院研究员付光玺调研后认为，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效，各地纷纷延长假期，推迟复工，限制人员密集流动，农业加工企业因此陷入多重困难，一是限制车流导致生产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一面是受疫情“人传人”传播影响，企业招不进人，生产无法维持，农业加工企业“招工难””“用工贵”“生产成本上升”不同程度存在。
据王成军介绍，此次调查表明，交通管制导致员工返工返岗时间不确定成为影响复工最主要因素（75.5%），其次是防疫物资匮乏（50.3%）、复工审批难（39.5%）、新员工招聘困难（31.7%）等。在员工招聘上，由于返程返岗人数下降，企业用工需求无法满足。当前正值采茶时节，采茶工尤为短缺，鲜叶无法采摘，茶农损失巨大。
由于农村防疫物资缺乏，农业生产员工返岗难，农业企业难以及时恢复生产。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2月21日，安徽省127家生猪屠宰企业的复工率为79.5%；277家饲料企业的复工率为63%；230家化肥企业的复工率为50%；57家农药企业的复工率为56%；275家种子企业的复工率为47%。
“疫情阻断了农业资金循环路”是这份调查问卷的另一个直观结果。
68.6%的受访农业经营者表示，由于产品滞销、营业收入减少，导致流动资金紧张；33.6%受访者反映金融机构门槛高，贷款难，14%生产者表示销售回款难。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若3月1日后仍未复工，34.3%的受访者现金流仅能维持一个月，74.8%的经营者最多只能支撑3个月，近90%的生产者撑不过6个月。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对全省家禽屠宰厂进行摸底调查显示，有34家屠宰企业急需流动资金贷款。《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工厂、大学等集团化消费尚未完全起来，家禽屠宰企业生产的部分产品积压，销售不畅，流动资金需求急迫。
跨部门跨区域协作精准纾困
“不仅疫情防控需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春耕备耕等农业生产同样需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指出，各地农业农村、交通运输、商务等部门要协同作战，立足当前与放眼长远。
针对春耕备耕等农业生产面临的问题，中央和各级政府都在积极破解中。为方便农民群众和涉农企业反映问题，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稳产保供，以及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等工作，农业农村部2月24日在前期公布受理电话基础上增设受理电话。
此次受理疫情防控期间涉农问题线索的电话，包括种植业产销秩序问题受理电话，受理范围为粮油、蔬菜生产所需种子种苗、肥料、农药、农膜等农资运输通行，农产品采收用工难、用工贵问题；农产品产销秩序问题受理电话，受理范围为农产品滞销卖难问题。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等近日密集出台支持政策。比如在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期间（从2020年1月23日开始），浙江省内家禽养殖龙头企业（含农民专业合作社，下同）和定点屠宰企业按原订单（合同）收购本省活禽10万只以上的，省财政按其实际收购量给予一次性临时补助，其中鸡、鸭、鹅每只补助2元，鸽每只补助1元。
安徽省近日出台17条政策举措支持涉农企业发展，其中对持有祖代以上有效《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养殖场（户），按每套3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将生猪养殖场（户）贷款贴息补助范围由年出栏5000头以上，调整为年出栏500头以上。涉农企业用水、用气价格均下调10%，期限为3个月。因疫情影响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涉农企业，可延期缴纳税款，最长不超过3个月。
洪涛表示，要充分认识到农产品产销链条长的特点，跨区销售是重要环节，不能只负责产区生产，或者只负责销区销售，而要坚持系统性思维，产区销区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对接，实现跨省区互联互通，协同解决链条上的每一个问题，推动“货畅其流”。
浙江一景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鸣、安徽柳丰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超等建议，政府部门在财政金融、税费减免上给予支持，同时在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尽早推动复工复产，并给予精准扶持政策，减缓疫情带来的影响。
“要重点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小微企业扶持。”付光玺表示，应建立防疫背景下的“三农”领域恢复生产应急机制，特殊时期要特事特办，完善企业复工绿色通道，努力做好本地企业复工复产的服务工作，督促将各级政府出台的涉农领域生产经营企业的税费减免及疫情损失补贴政策落实到位，帮助渡过疫情影响难关。
作者：□记者 姜刚 方问禹 杭州 合肥报道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