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钱江晚报
今天小编要讲的故事，是从一杯奶茶开始的，一杯被老师们称作“史上最甜”的奶茶。
杭州胜蓝实验中学历史与社会老师彭菲，周三中午从班级回来，发现办公桌上放了一杯奶茶，不知道是谁送的。
问了一圈，原来是刚被心仪学校提前录取的初三男生“技术毛毛”回来看老师，送来的。小朋友没什么零花钱，为了给老师们买奶茶，把自己的游戏账号卖了。
“天呀！这简直是我喝过最好的奶茶了！没有之一！”彭老师知道奶茶的来龙去脉后，捧着奶茶感叹。其他老师也感动得不行，教英语的陆老师说：“我喝到了最香甜的味道，那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毛毛，看到了毛毛的爱心和决心，未来也会闪闪发光！”
送奶茶的男生，原本昵称是“毛毛”。现在大家都喜欢喊他“技术毛毛”，是因为之前上网课时，所有学科老师留的作业、发的资料，他总会在第一时间做成大家都方便看的格式，分享给同学们。
在班主任孙亿灵的印象中，“技术毛毛”本来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上课爱做小动作，会和周围的同学聊天，家庭作业时好时坏，QQ群里却异常活跃，很喜欢玩网络游戏。各科老师为了培养他的学习习惯，一度头疼不已，多次把他单独留下来“开小灶”。但小家伙脾气倔，不算好沟通，整个初一初二期间，各方面进步似乎不大。
谁能想到，真正让“技术毛毛”发生改变的，竟是今年2月开始的网课。精通手机和网络的他，在网课期间如鱼得水，表现的异常的积极，原来完成作业不积极的他，居然成了生化老师的御用“催作业小帮手”，不仅自己的作业完成得又快又好，还“一对一”地去催促做作业拖沓的同学。回校后他更是奋起直追，有时还会为了自己的成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伤心落泪。
网课期间认真努力的“技术毛毛”
一想到马上就要毕业了，不善言辞的他一次次问老师：“老师啊，我要是考到我想去的学校，我就来看你们啊！你们要不要小龙虾啊？吃小龙虾要不要配奶茶啊？水果要不要吃啊？”
面对男生的连环拷问，老师们笑着回答：“等你考完，带着录取通知书来看我们就行！”
结果，老师们真得等来了“技术毛毛”被心仪学校提前录取的好消息，他也兑现了自己的奶茶承诺——
周三中午，教师办公室的门轻轻被推开，背着书包，穿着校服的“技术毛毛”羞涩的站在门口，叫了声“老师”。他把水果和奶茶放在老师们的桌面，用校服袖子擦擦额头上的汗，虽然已经相处三年，平时办公室跑的也很勤，但是即将毕业的他却显得格外的害羞。老师们让他放下书包，坐下聊天，一起吃水果，才慢慢缓和他紧张的情绪。
老师们吃着孩子带来的水果，和他说着去了新学校要更好地展现自己，表现自己的长处，可以去住校体验集体生活。
偶尔会在作业里发表情包调侃的他
“技术毛毛”告诉老师们：“我不想住校，因为妈妈说我住校的话，每天只给十元饭钱，我怕不够用。”“啊？那你买水果和奶茶的钱从哪里来的？”老师们关切地问。“呃……我把自己玩了两年的游戏账号卖掉了。”男孩小声说。
办公室里一下安静了。“我们很难相信，眼前这个有点羞涩内向的男孩，这个曾让我们要商量如何教育的‘网瘾宝宝’，这次却如此的暖。”孙老师告诉记者。
彭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毛毛，你的游戏账号可是你两年的青春啊，怎么舍得卖掉，给我们换奶茶和水果呢？”
男生说：“因为比起游戏账号，我更舍不得学校的老师呀，而且高中我也想好好学习！”
眼前的男生还是略带稚嫩和青涩，校服也在经年累月的穿着中变得破旧，但是这个从前会和同学打闹的少年，这个上课要交头接耳的少年，这个偷偷把手机带到学校来玩的少年，和老师们说着自己暑假要去妈妈店里帮忙的计划，说着自己高中三年的想法，说着自己卖掉游戏账号的经历……让老师们和记者都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也感受到了成长的力量。
今天，杭州初三毕业生开始填报中考志愿。记者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是觉得孩子的成长永远比成绩重要，与其斤斤计较一分两分，不如用平常心陪孩子选一所适合的高中，作为未来三年成长的起点，将来收获的绝不仅仅是一杯奶茶。
写到这里，突然好想喝奶茶……你们呢？
了多挣几天工资，晓琴（化名）正月初七就匆忙赶回了北京，可至今没有等来复工。疫情之下的餐饮行业尤其谨慎，她所在的这家奶茶店的老板之前说再等一等，已经说了三次。
晓琴51岁，张家口人，丈夫同在北京，去年腊月刚失业，儿子在北京上初一。奶茶店不开工，家庭经济捉襟见肘，上个月她手里实在紧张了，就用起了花呗。“我身边老乡也这么用，我已经花了500多块钱了。没办法，吃饭还得吃吧。”她说。
像晓琴这样的困境农民工还有很多，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失衡的边缘，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很难想象，如果疫情这么持续下去，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8年前，晓琴在张家口老家找不到工作，就跑来北京打工。她只有初中学历，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期间换过很多工作。
去年6月，晓琴在一个地铁站附近的奶茶店做起了服务员，月工资只有2800元左右，而且老板是“私人老板”，没和她签合同。“一般老板不让签，我们也没办法，就不签了。”她说。不过，好在从那里回自己租房的村子比较方便。
晓琴一家人在北京租住的家
晓琴的丈夫也在北京，身体不好，不能做重活儿。去年，他在一家电子厂上班，一个月3000块钱。但是电子厂有污染，当地要求关闭，厂子搬到了石家庄，丈夫去年腊月也失业了。
“我老公个子矮，当保安人家说身高不够，不要。”她说。其他的工作也不好找，丈夫决定先回家过年，疫情发生后，她也在丈夫的催促下回了家。
在老家，他们最着急的就是疫情能不能早早结束，他俩能不能早早回北京打工。晓琴问老板何时开工，老板说初五再定，后来又说初八。“我想着能挣一个是一个，初七就自己想办法回北京了。”她说。
晓琴回北京后至今还没开工，老板让她等通知，已经推了三次。“得看这疫情能不能过去吧，毕竟我们是餐饮行业，给人服务的，老板也是害怕。”她说。
现在一家人没有经济收入，孩子开学还要交学费，她很着急。房子这个月的房租、水电费，房东已经算出来了，但眼下没有工作和收入，手里的一点钱也不敢交，“交了，吃饭就是问题，孩子一开学学费也不够了，就省着这点钱给孩子交学费吧”。
回京后的这些天，她只买过一次白菜、粉条、茄子和几袋榨菜，加上家里之前留下的米、面，“凑合吃点”。上个月手里实在不剩多少钱了，她就开始用支付宝花呗，“那个不是这个月花，下个月能还么，我身边老乡也这么用，我已经花了500多块钱了。没办法，吃饭还得吃吧。”她说。
她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能顺利复工，丈夫能回来找到新工作，孩子顺利回来上学。
本来一个月下来“几乎不剩钱”的刘兴（化名），疫情来临后更加犯愁。“不上班就得吃老本，我们没钱吃啥老本啊？”他说。
刘兴今年51岁，1988年从内蒙农村来京打工，2017年后住在木樨地，目前的职位是车管员。妻子36岁，智力二级残疾，无业；还有一个上初三的儿子，在北京读书。
刘兴租住的出租房的门口
他右眼失明，左眼白内障，还不敢做手术，因为只有这一只“好眼”了。这些年，他从事过各种工作，视力越来越不好，好多工作干不了。
当车管员一个月挣3000块钱，他说：“我们这个车管员的工作，说白了不是歪瓜裂枣就是病病殃殃，身体好的人没人干这个活”。
即便如此，刘兴也担心哪天老板不让他干了。去年夏天，领导曾让他休息了一个多月，他明白是不想要他，后来找了领班，说家里不容易，老板才又让他上班。
疫情发生后的大年初一，领导说让他休息，啥时候上班也没说，他心里又在打鼓。刘兴心想，如果这里一直不让他回去上班，就找其他工作，“但是现在还不能找，因为他还没说不要我”。
这段时间闲在家中，他很是焦虑，自己所在单位是“个体单位”，不上班就没钱。目前房租水电一个月1000元，孩子学校离家得有40里地，坐公交上学100多元/月，早饭200元/月，一个月下来几乎不剩钱，今年过年就给孩子买了双棉鞋。
他非常担心疫情持续的时间太长，因为不上班就得吃老本。“但我们没钱吃啥老本？”他说。他更愁的是孩子每学期五六千元的学费，每次缴费学他都得跟朋友、亲戚借钱，还得跟学校说好话，过一段时间再缴。
“每次都是等我上班攒两三个月才能把借的学费钱还清，但是没多久又得交下学期的学费了，总是这样倒不过来。”他说，有一次没钱缴学费，老师不让孩子进教室，他不想让孩子再为难。
刘兴常跟孩子说，要是想留在城里就得好好学习，找到好工作，而且是正式的工作，工资待遇高，还受法律保护。“我说当临时工的话，说辞掉你就辞掉，干到100岁都可能没有退休金。”他说。
疫情加剧了他的迷茫。刘兴本想攒钱给孩子成个家，但自己身体不行，担心“将来只能靠孩子自己了”。
王春（化名）的妻子患有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需要长年服药，如果没有药物控制就容易大出血且不易止血，最终可导致死亡。
王春夫妇是安徽人，2012年来北京后几乎没离开过，因为在那之前，妻子去过很多地方看病，但只有北京一家中医院开的药有效。每年春节也不敢回家，以前有一次回老家，妻子大出血，住院半个多月也没治好，从那之后就再不敢回家了。
王春一家居住在出租公寓深处
王春每个月都要去买药，一次拿一个月的量，4000块。在北京村子里租房，房租水电费一个月一千，吃喝一千，一个月要花两三千块钱，“这样算，怎么一个月也要挣六七千才行”。他还要供女儿上学，女儿在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六年级。
王春有焊工证，是在铁道部一个单位打工时考的。为了每个月最起码要把妻子的药钱挣出来，他只能找最起码可以按周结算工资的活儿，或者可以提前预支工资的短工。
现在，他找活儿主要靠熟人介绍，活儿好点儿，一天能挣二三百，也有一天一百多块的，都是些零活儿，“找你就去干，不找你就没得干”。
疫情给他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就是没活儿干，天天在家看手机看电视。他说，这样下去个把月还凑和，要是几个月不能干活儿，生活就是问题了。“这不这个月也没拿药，医生也不上班，去了也拿不到药。”他说。
王春也发愁女儿上学的学费。女儿现在六年级，马上要升初中，开学要缴学费。他寻思着，要是再没活儿干，就找一起干活儿的人借钱周转。
疫情初步得到控制后，那些用工地、用工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都上演的一场“硬核复工”、“抢农民工”的“大戏”，如浙江各市政府就多次组织包火车包飞机把千里之外的农民工接回打工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不过，这与上述困境农民工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多数以保洁、打零工、收废品等为业，没有固定的雇主甚至没有雇主。当各地吹响复工复产号角，没有人“抢”他们。
疫情发生后，专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服务的公益组织“协作者”联合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启动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对4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情况展开跟踪。最新反馈是，春节结束后，仅有18个农民工已复工，但疫情导致他们收入也减少，尤其是那些计时计件的工厂打工者；有16个农民工春节返乡，但其中7个至今仍旧没有返回打工地，原因要么是买不到车票，要么是担心回城后社区不让入住。
南都记者注意到，在这些案例中，近八成农民工没有正式的工作，即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非正规就业。疫情发生后，他们有的在等老板的开工通知，还有则是等待干活的机会，比如有农民工以收废品为业，如今社区封闭管理，也无废品可收。
“协作者”团队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即一些困境农民工的家庭存款正在消耗殆尽，他们开始通过借钱、透支的方式维持生活。有一名农民工说，因为疫情影响，自己挣不到钱，也借不到钱，只能拿两个信用卡套现，虽然知道这不是办法，但暂时只能这样。
由于是非正规就业，他们不能复工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加上其本身没有什么储蓄，所以在疫情之下其经济状况相当脆弱，很容易跌入失衡的困境。
实际上，此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纷纷出台政策，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工返岗复工。人社部牵头建立“点对点”服务保障协作机制，不过也主要是针对“已有工作单位和新确定工作岗位的拟进城务工农民工”。
“协作者”机构负责人李涛告诉南都记者，改革开放40多年，整个社会的人口都在高速流动，农民工与其他就业群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他们的流动、就业、居住情况也日益多样化，所以现在针对农民工整体的各项政策难免会出现盲点。
我国有近2.9亿农民工，其中有约1.7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据人社部，截至3月6日，各地返岗复工的农民工已达7800万人，占今年春节返乡的60%；但另一方面说明，还有至少5000多万农民工未返岗复工。而这其中，究竟有多少农民工是困境农民工，仍缺少相关的数据。
刘兴的妻子残疾，无劳动能力，孩子在北京读初三，一家三口几乎全靠自己当车管员每月3000块钱的工资过活。他曾想在老家上低保，但是村长和支部书记认为，他有能力出去打工，就说明有生活能力，所以不能上低保。
这也是这些困难农民工遇到的问题，他们面临的不仅是就业难题，也有社会救助的难题。“在社会救助方面，农民工其实是被城市和乡村给‘悬挂’起来了，社会救助政策都是跟户籍挂钩的，城市显然也不会把这些农民工纳入低保对象当中。”李涛说。
在他看来，40多年来，农民工进城务工从原来的谋生存在向谋发展转变，“但实际上无论什么时候，谋生存的农民工一直存在”。
奶茶店服务员晓琴、车管员刘兴、给妻子挣钱买药的王春，都是谋生存的农民工。“这一类人都是‘回不去’的农民工，虽然流动性是农民工的一大特征，但实际上困境农民工的流动性反而很差。“李涛指出。
为什么疫情之下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的他们，依然选择返回城市或留在城市？李涛认为，这是因为有一些农民工在老家也找不到工作，或老家支持网络完全崩塌消失了，没有家人亲戚，当然还有一些是为了看病，如在北京给妻子看病的王春。
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政策和社会救助政策，李涛认为，政策应该符合当前人口高流动性的社会现实，而长远来看，还是要解决户籍制度带来的弊端，消除因城乡造成的政策差异。“尽可能地让各项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就业政策跟户籍脱钩，同时要用信息化的管理手段，无论他流动到哪里，遇到困境时，政策和服务都可以帮助他。”李涛说。
（图片由“协作者”社工提供）
南都记者胡明山 发自北京
到茶颜悦色
大家一定不陌生
它不仅仅是一杯奶茶
更是网红长沙的一个标签
而，长沙市六中的学生们惊喜地发现，这个有名的长沙原创品牌的创始人，竟然是自己的学长——1997年毕业的吕良。
昨日下午，吕良回到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对话教育与成长。学校为吕良颁发了“兑泽形象代言人”和“学长导师”聘书。
收获：最宝贵的成长是“自立能力”
从1991年进入长沙市六中读初一，到1997年高中毕业，吕良在长沙市六中度过了6年的中学时光。“在校园中所得到的爱与滋养，给了我充足的成长空间，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一段很美好的青春。”吕良表示。
吕良说，在六中校园里最宝贵的成长是“自立能力”，“希望学弟学妹不仅要注重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我也不知道我的终点在哪。但乐观、自立与心中的社会责任感，促使着我不断前进。”
吕良的恩师黄敏兰老师也对当年的学生记忆犹新，吕良成绩当时在班上中等偏上，但是十分好学，“到高三的时候，同学们坐位子比较随意，我鼓励大家坐前三排，更有利于集中注意力学习，吕良就会主动抢占好位子。”
吕良（右一）跟恩师们漫步在校园里。
分享：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前奏
2013年创立新式茶饮——茶颜悦色。八年的时间，茶颜悦色迅速发展，现已有分店三百余家。虽然有如此瞩目的成就，不过吕良跟母校的老师和学子分享得最多的，却是自己的失败。
吕良说，在还没来得及找到自己的定位时，就被推着走向了工作岗位。如果不是一次工伤，他可能会在普通的岗位上稳稳当当地做到底。那一次意外，他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康复，也从一线退居到了二线。也正是这一次意外，他开始有了自己思考的空间，也有了很大的危机感。
空闲时间，他背着一张画板，在餐馆、在路边替别人画画。每卖出一张画，得到即时的认可与赞赏，他内心的成就感也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并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培养了与陌生人沟通的能力。
而这一段经历，对之后茶颜悦色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在茶颜悦色品牌出现之前，吕良的创业并不是一帆风顺。他在电影院卖过爆米花，做过盖码饭，开过卤味店，加盟过奶茶店等等，每一次失败后又重新来过。他在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后，才有了今天的茶颜。“未来的茶颜发展，没法预见。努力和运气成就了今天的茶颜，我也将继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茶饮和服务。”吕良说。
吕良（左五）跟学弟学妹们在一起。照片由学校提供。
鼓励：保持上进心，多享受过程
自诩为一个“中流学生”，如今作为新式茶饮创始人的吕良谈起自己的现在，十分谦虚。
他也以自己的成才路，鼓励六中的学弟学妹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要轻易否定自己，“保持上进的心态，未来都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性。”
“这个世界没有一路开挂的人生，成功是由小失败构成的，每个人的未来都要无限的可能，不要太看重结果，给自己有足够的喘息空间，享受奋斗的过程就好。”吕良跟长沙市六中学子交流时说，正如他创办的茶颜悦色，不是十全十美的，但足够真实，足够热情。
“没想到这么成功的人物，也有过这么多的迷茫和失败。”高二学子陈同学说，吕良学长的到来，给大家提供了对成功的多样化的理解空间，“我们有很多同学也在反思，除了成绩，自己还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素养。”
学校为吕良颁发“兑泽形象代言人”“学长导师”聘书。吕良拟在学校设立“茶颜悦色”专项助学金奖励优秀学子，为学弟学妹作生涯规划指导、励志教育等。
“吕良校友为每个六中学子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那就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困境和挫折，积极上进、乐观坚强，在不断的进取中实现人生梦想。”校长向雄海表示，这些优良品质，正是学校教育留给他更有价值的东西，“吕良校友开创茶颜悦色茶饮品牌，其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也是我们新一代中学生应该学习的重要内容。”
来源丨长沙晚报通讯员 彭柳 全媒体记者 岳霞
来源： 长沙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