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南澳大桥。图/unsplash
现在，谈到经济特区，人们更多会想起深圳、厦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汕头也曾“特别”过。
汕头，盛产首富的地方。
即使汕头走出了许多富商巨贾，也依然掩盖不了汕头的经济现状与其经济特区地位不相匹配的现实。
2020年，汕头GDP为2730.58亿元，人均GDP仅为4.96万元。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在经济特区里，汕头都是垫底。
2021年前三季度汕头地区生产总值为2179.23亿元，同比增长11.2%，两年平均增长5.0%。GDP在广东省排名11位。
汕头，这些年怎么了？
汕头曾被许多人看好
汕头曾与深圳、珠海等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
在汕头经济特区成立之初，汕头地区（拆分前）的经济总量为10.79亿元，这在当时的广东省内排名第2，仅次于省会广州。
在首批设立的4个特区里，汕头地区的经济总量也是最高的，当时的深圳仅有2.7亿元，珠海为2.62亿元，在福建省内排第3的厦门也仅有6.4亿元。
经济特区建立之初的汕头，曾被无数人看好。
有人说，汕头经济特区的起点，是在一片只有1.6平方公里的滩涂地上，通过肩挑人扛开始的。
从面积上来看，汕头划定的经济特区面积是当时4个经济特区中面积最小的一个。
如何扩大汕头经济特区的范围就成了汕头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当时的汕头是一个辖八县一市（1983年海丰、陆丰改属惠阳）的粤东大市，1.6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对于这个粤东中心城市来说，无疑还是太小。
1991年，原汕头市一分为三，成立汕头、揭阳和潮州三个地级市。
三分潮汕后，汕头经济特区的面积也从1.6平方公里扩大到234平方公里。
2011年，经过国务院批复，汕头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汕头全市。即2003年来汕头行政区划范围，含龙湖区、金平区、濠江区、潮阳区、潮南区、澄海区、南澳县“六区一县”。
随着汕头经济特区的顺利扩大，尤其是经济特区与市区合并，行政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得到了很大提高。
汕头特区之所以被看好，还在于汕头以“百载商埠，经济外向”闻名。
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指出，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汕头港居福州至广州黄金海岸中央，市区距香港187海里，距台湾高雄180海里，于1861年开埠，是一个已有145年历史的老港。汕头港货运量曾一度占了全国的8.76%，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仅次于上海、广州。
大学，城市发展的缩影
说起潮汕地区，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潮汕生意人多，以及陪伴他们经商、走遍天下的工夫茶。
虽然潮汕所在的粤东地区地理上相对封闭，但是潮汕人是一个重商也重教育的群体。
汕头大学，汕头发展的缩影。
在潮汕地区办一所大学，一直是潮汕人的夙愿。
就在汕头被确立为经济特区的同时，1981年，在庄世平和李嘉诚等潮汕商人的推动下，汕头大学应运而生。汕头大学虽然起步很晚，起点却很高，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
汕头大学。图/汕头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
汕头大学成立十年就被列为第一批本科招生录取院校，后来又相继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国际化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此后，在李嘉诚基金会持续资助下，影响力逐渐提升。
但是，跟汕头特区的发展一样，在珠三角同类院校中，汕头大学近些年的发展也有“掉队”趋势。
目前，在广东新一轮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中，汕大没有入选整体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取而代之的是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
大学的发展离不开所在地区的支持。汕头给汕大的支持力度显然比不上深圳对深大和南科大的支持那样雄厚。
因为地处粤东，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选择，也远没有珠三角地区高校那样有区位优势。
无疑，汕头特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汕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出自汕头的侨商愿意出钱建学校，但却不愿意在汕头投资。
李嘉诚就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捐钱给汕头大学，几乎每年都会回到汕头大学参加毕业典礼，但他几乎没有在汕头的投资。
汕头为什么发展慢了
在深圳、厦门等特区快速发展的同时，汕头特区为什么发展慢？这是这些年一直被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骗税”案风波，信用度急剧下降。
在汕头特区发展史上，虚开增值税发票风波无疑是无法绕开的话题之一。
出口退税，是国家为了鼓励出口所采取的支持政策。但是，随着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不法分子也嗅到了逐利的气味。
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骗取出口退税的风潮在潮汕一些地区愈演愈烈。据媒体报道，当时，仅在潮阳、普宁就捣毁了18个印制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地下印刷厂。查获的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用6辆卡车还没拉完。中国造币公司对查获的11万份商贸企业的进项发票进行了鉴定，证实其中80%是假票。
南方都市报曾报道，粤东骗税大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金额最大、作案最为疯狂、涉案人员最多的“世纪税案”。
骗税案爆发后，国内十几个省市宣布中断和潮汕地区的经济合作，由于信用度急剧下降，潮汕特区的经济发展明显慢下来了。
汕头。图/unsplash
“骗税案”极大动摇了海内外投资者对汕头的信心，不少企业外迁，招商引资工作困难重重。
特殊的人文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汕头人团结是在全国出了名的：能说潮汕话，便是“胶己人”。凡是听得懂的人都会自觉站在汕头人身后，不止是汕头，还包括潮州人、揭阳人、汕尾人等潮汕人。
汕头民间资本很强大，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定的地方保护。这可能也是汕头为什么没有能吸引到大量国外资本、跨国公司到本地区建设生产基地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本地商业资本外流，使得汕头错失重要的发展时机。
据南方日报报道，汕头特区建立40年以来，华侨华人投资项目达5500个，吸收侨资78.6亿美元。
但是这一投资金额跟数量庞大的潮汕商人实力相比，很难说有多么亮眼。
汕头再出发
2020年是汕头特区建立40周年。
“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被放在汕头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重要位置，而如何“再出发”将是摆在汕头经济特区面前重要的课题。
从政策风向上来看，汕头被定位为广东省“省域副中心”。
广东省发布的《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明确提出，强化汕头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及功能定位。
这意味着在广东在省级层面更加注重汕头在粤东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作为省域副中心，汕头在人才的招徕、重点产业的打造、都市圈的虹吸、交通枢纽等建设方面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在营商环境上，汕头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着重提出，要以系统化、集成式推进营商环境综合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推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等实践。
此外，扩大开放、再出发，汕头需要做好华侨文章。
提及汕头，“侨乡”和“港口”是铭刻在这座城市历史血脉中的印记，也是汕头特区发展的重要优势。
作为“潮汕商帮”的大本营，“侨”牌自然也是汕头特区发展的得天独厚优势之一。2014年汕头成立了华侨经济文化试验区。后来，汕头华侨经济文化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复同意，成为全国唯一以“华侨”为主题、经济文化合作为纽带的国家级发展平台。
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的设立无疑是汕头吸引华侨投资的“第二次创业”。当前，汕头也在拿出更多实际的优惠政策，吸引海外潮汕籍华侨华人回乡投资，共享汕头发展的时代机遇。
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经济特区，能否重现当年的辉煌？
这值得期待！
新京智库研究员 | 查志远
编辑 | 张笑缘
校对 | 王心
者按
《学习时报》于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3月17日，曾经连续刊发采访实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其后结集出版，成为当代青年励志成才的鲜活教材、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生动范本。应广大读者要求和期盼，《学习时报》2018年1月24日起连续刊出《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后续篇《习近平在正定》等采访实录。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和书记，在正定工作了三年多。习近平同志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走遍了全县每一个村。他深入调研，实事求是，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广揽英才，心系人民，端正党风，谋划发展，使正定这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冀中平原农业县赶上时代大潮，焕发出勃勃生机活力。 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正定大地上书写了一部激情洋溢的青春感人诗篇。习近平同志后来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
采访对象：程宝怀，1936年生，河北博野人。1981年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后任县长，1983年任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1997年退休。
采访组：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翠屏山迎宾馆
采访组：程宝怀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来正定工作时，正是社会逐渐变革、人们思想观念慢慢扭转的历史时期。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初来乍到，对正定县情是怎么认识的?
程宝怀：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正在深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这是全国全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大变革时期。近平同志来正定的时候，正定曾发生了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文革”当中，正定县把1200户城镇居民下放农村，他们在农村吃住没有着落，子女上不了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批人天天上访，有时堵县委、县政府大门，要求回城安置。近平同志就是在这样一个既混乱又酝酿着巨大变革的历史转折点，来到正定的。
近平同志思想解放、意识超前、博览群书、善于学习，做事沉稳、干练，胆大心细，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到正定以后，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走访了不少群众，召开了有公社干部、社员等参加的不同类型座谈会，了解到很多实际情况，对当时正定农村的现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对确定正定的战略定位和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路。
近平同志来后时间不长，根据正定正好处在省会石家庄市和广大农村之间，提出正定应该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
当时，我对这个名词不太理解，就问他：“‘半城郊型’的内涵是什么?”
近平同志解释说，“半城郊型”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城市经济，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和一般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型经济。正定老城正好位于距离石家庄市15公里的位置上，正定的北方是广大的农村，正定的南方就是石家庄市。我们处在城市和农村中间过渡的位置上，就应该走城市和农村中间型的经济发展之路。
从此，正定就确立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打入石市、挤进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经济发展思路。为了让这个发展思路表达得更加形象和具体，近平同志又提出了“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二十字经济发展方针。他提出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之后，正定县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大搞农工商，很快出现了党风正、硕果丰的大好局面。近平同志把正定经济带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近平同志离开正定30多年了，但正定一直在沿着这条路子走，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这说明当时近平同志提出的发展路子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这是近平同志对正定的一大贡献。
采访组：当时的正定主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上任伊始，做了哪些工作来解决问题?
程宝怀：近平同志首先解决的是正定县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县人民温饱的大问题。
高征购当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一个重要条件，没人敢提出异议，但近平同志做事实在，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敢于大胆提出和解决问题。
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开了不少座谈会，对正定的情况进行了解，再加上他经常下乡调研，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对正定的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了。
一天晚上，近平同志到我办公室来。他说：“程县长，最初省委让我到‘好县’工作，依你看，‘好县’的标准是什么?”我说：“咱正定就是‘好县’，标准很简单：第一，咱们对国家的贡献大，每年粮食征购7600多万斤，是河北省的老大，老书记冯国强说明年咱们还要争取交一个亿。第二，正定的领导班子很团结，老中青结合，你20多岁，我40多岁，冯书记50多岁，是个团结战斗的班子。第三，正定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咱们的三角村是先进典型，全国各地都来参观学习。”
听后，近平同志笑了，他说：“老程同志，是不是‘好县’，应该以综合指标来衡量。咱们县去年农村人均收入是148元，你刚才说到的学大寨先进的三角村，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他们偷着到外县换山药干吃，回来交征购。这些事，你了解不?”我说：“我了解。”
近平同志点点头，继续说：“咱们正定县在经济上是农业单打一，在农业上是粮食单打一。咱们为了交征购，年年扩大粮食面积，压缩经济作物面积。现在咱们全县的经济作物，棉花还剩一万亩。我们现在的粮价30年一贯制，小麦一斤1毛2，玉米一斤8分钱。咱们粮食交得越多，群众收入水平就越低。依我看，咱们正定县实际是个‘高产穷县’!”
听到近平同志这么说，我“激灵”一下子，当时有点儿接受不了。我说：“‘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就在办公室挂着呢，哪能说咱们不是‘好县’呢?”
近平同志说：“咱们的‘贡献’越大，农民的收入就越低。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一下。我想给中央写个信，反映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把高征购减下来。”
当时我吃了一惊，连忙说：“这可不行，这可是政治问题，我得先跟老书记汇报一下。”
果然，我一跟冯书记说近平同志要向中央反映减征购的事，冯书记就急了，说：“这个可不能让近平反映!这事，要反映就你反映，出了问题你兜着!”
我回来又找近平同志谈，我说：“冯书记不让你反映，怕你犯错误。他说让我反映。”
近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怎么会犯错误?我去跟冯书记谈谈。”
他那次跟冯书记怎么谈的，我不得而知。后来听说近平同志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正定高征购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时间不长，中央、省委、地委联合调查组来到了正定，对正定征购是否负担过重问题开展调研，召开了几个座谈会，调查组一致认为近平同志反映的情况属实。之后上级决定把每年正定征购7600万斤核减到4800万斤，减了2800万斤。这一减，可了不得了。1983年，我们召开三级干部会(县、乡、村三级干部会)，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压缩粮食作物面积，上经济作物，当年种植“中棉十号”17万亩，一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从148元涨到了400多元，翻了一番半，一年就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那年，看到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就对近平同志说：“你为正定人民办了一件大事，正定人民永远忘不了你。”
采访组：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还没有广泛推开，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那时在正定是怎样积极推行农村改革的?
程宝怀：1982年，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后，经常骑车下乡搞调研，走访群众，了解到生产队长不好当。当时农村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下地干活的情况是：队长一打钟，干活一窝蜂，社员出工不出力。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干不干，八分半”，农民干活没有什么积极性。
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说：“程县长，最近你注意报纸没有?安徽和四川正在酝酿搞‘大包干’，咱们县能不能选个经济落后的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呢?”
我说：“老书记冯国强给我说过，‘大包干’我们正定目前不能搞，中央没文件，河北省没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咱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冒尖，犯方向路线错误。”
近平同志说：“我觉得‘大包干’不错，是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的最好办法。我去跟老书记说说，你跟玉兰同志说说。”
近平同志跟冯书记怎么谈的，我不了解。我跟玉兰同志一说，她很高兴，说：“‘大包干’是个好东西，迟早都要搞，这是个大方向。早搞比晚搞好，它分配简单，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容易接受。”
在近平同志和玉兰同志影响下，我逐渐扭转了看法，对“大包干”有了新的认识，开始积极推动。
根据近平同志意见，我当时选择了离县城远、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我把公社党委书记王香文、主任张士文叫到医院(我当时因胃病住院)，先询问了他们对“大包干”的认识，说：“你们对‘大包干’是怎么看的?如果在你们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你们意见怎么样?”
他们说：“我们早就想搞，但是冯书记不让现在就搞。”
我对他们说：“搞‘大包干’咱县领导认识不一致，但允许你们公社先搞个试点。我讲三条原则和三个‘不’。三条原则：一是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多数社员愿意就搞，多数人不同意就不搞;二是在分配土地时，远近搭配，好次搭配;三是不能跨队分配地。三个‘不’就是不汇报、不宣传、不上报。你们两个记住了吗?”
他们说：“记住了!”
我说：“记住了，回去就搞。”
结果一年就成功了，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半，社员年人均收入分配从210多元涨到了400多元。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我和冯书记骑车下乡到里双店，我们两个还没坐稳，还没说让公社干部汇报什么工作，公社书记王香文就按捺不住，眉飞色舞地讲起了“大包干”的好处。还没说完，冯书记就拍了桌子：“是谁叫你们搞的!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他们摸不着头脑，就老看我。我汗珠子一下子就下来了。冯书记转过头问我：“程县长，这个事你知道吗?”
我当时有点儿懵了，不敢说不知道，也不敢说知道，就含含糊糊地说：“我好像知道点儿，忘了跟你汇报这个事，我做得不对。”
冯书记啥也没说，骑上车就往外走，40里地我们俩没说一句话。走到县委门口，我把车子撂下，三步并两步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我对近平同志说：“不好了，老书记知道搞‘大包干’了。”近平同志说：“程县长，你紧张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包干’搞成功了，应该受到表扬，不应该受到批评。”
我说：“那你赶紧跟冯书记解释解释吧。”
不知道后来近平同志是怎么跟冯书记解释的，反正这场风波很快也就过去了。正定开了全省“大包干”的先河，近平同志在推行“大包干”上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后来，他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实行科技兴县、工业兴县、人才兴县、旅游兴县，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奠定了正定经济起飞的基础。
采访组：为了正定发展，习近平同志那时大刀阔斧革新人才制度，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程宝怀：近平同志到正定后非常重视人才，大念“人才经”。他讲，人才是发展经济、翻番致富的根本。在招聘人才上，他做的十分突出，亲自向全国各地发了100多封联系信，聘请有关专家、学者给正定当顾问，组成了有50多人参加的县顾问团，应邀的有顶级专家，如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人。近平同志还让组织部和人事局制定了一个表，把全县中专以上人才进行拉网式统计，逐人登记造册，建立“人才账”，该提拔的提拔，该调动的调动，专业不对口的适当调整，做到人得其所，才适其用。
1983年，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广招人才的《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加快我县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当时反响很大。这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正定“人才九条”。文件提出，凡是来正定的科技人员，每搞成一个项目，利润按比例分成或付一次性总报酬;树立新时期用人观点，凡有技术专长的一律接收，包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过去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工作调动由县委组织部和人事部门负责办理，一时办不齐手续可先来后办，原工资照发，粮食定量不变，全部吃细粮;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照付;为调入人才建“人才楼”“招贤馆”;凡到正定来讲学的专家、学者、教授，车接车送，并发津贴费等。
这些政策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当大。近平同志让我将“人才九条”印了两千张宣传单，发到各生产队，广泛张贴，并让我送到石家庄地区的《建设日报》发表。我拿着“人才九条”到《建设日报》找到了总编辑。我跟他说：“我们制定了一个招揽人才‘九条’，你给我们登登吧。”他一看这九条，就说：“程县长，你还让我当这总编吗?”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这九条，违反现行政策，我敢登啊?我一登，地委准把我职务给撤了!”
我回来以后，跟近平同志说了这事，他说：“你去找找《河北日报》。”
第二天，我到《河北日报》找到了总编林放同志。他一看“人才九条”非常高兴，说正定县委班子思想解放，胆子大，就把“人才九条”登在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报》头版头条上。这篇报道一下子震动了全省甚至全国，要求来正定的人才络绎不绝，正定县委短时间内就收到1000多封书信，当年接收人才374人。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人才开发总公司，我任总经理，并且成立了接待办，负责人才的接待和安置事宜。
采访组：在引进人才过程中，有没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事例?
程宝怀：当然有啊。我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件事，是找石家庄车床附件厂的工程师武宝信。他发明了“三露”，也就是粉刺露、亮肤露、增白露，当时已在全国畅销。
当时武宝信和厂领导在利润分配上发生了矛盾，他见到了“人才九条”，就给近平同志捎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近平同志收到他的信时，天已晚了，就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他说：“程县长，走，咱们今天夜访武宝信!”
我说：“今天晚了，咱们明天再去吧?”
近平同志说：“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
于是，我们到了武宝信住的石家庄市桥东区谈固小区，谈固小区有几十栋楼，不知他住哪个楼，于是就挨个打听，问谁谁都不知道，当时已经晚上10点多了，我说：“算了吧，今天找不着，明天再说吧!”
近平同志坚定地说：“不行，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我从南往北喊，你从东往西喊。”
我们俩在小区里就扯开嗓子喊“武宝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武宝信总算听到了，连忙从楼里出来，紧紧握着近平同志的手，非常感动。我们到了他家里，谈了一个多钟头，谈得非常投机。武宝信当即表示：“就冲你们书记、县长来找我这一条，我把新研制的爽脚粉配方给正定。”1983年4月4日，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爽脚粉项目技术转让会，项目落地在新城铺乡。投产不到一年，我们就赚了纯利润30万元。
第二件事，是近平同志到无锡引进人才的故事。正定有个油泵油嘴厂，原属省管，一年赔了27万元。后放给石家庄地区管，一年赔了9万元。
有一天，地区专员冀剑波找到我说：“你们正定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油泵油嘴厂就在你们正定，就给你们县里管吧!”
我说：“我们不要!”
冀专员说：“你不要，那你想要什么?”
我说：“我要电视机厂。”
冀专员说：“电视机厂能给你啊?那是咱们地区的骨干企业，不能给你们。”
我说：“不给我们电视机厂，我们也不要油泵油嘴厂，要了就背上个包袱。”
冀专员说：“你们把这厂子搞好了，包袱里装的就是金子!要了吧!”
我回来把这事跟近平同志说了，近平同志说：“地区要给，那就要吧!”
结果，我们管这个厂子，一年就赔了7万元。
为了能让县里的经济发展快些，进一步解放思想，1984年五六月间，近平同志带领县经济考察团到江苏考察乡镇企业发展经验，先后走访了无锡、常熟、南通等地。在无锡，近平同志约见了给他写信，愿意到正定工作的无锡机械局农机供销公司原经理邱斌昌。邱斌昌懂经营、善管理，是个能人。听了近平同志对县里企业情况的介绍，邱斌昌当即表示可以到油泵油嘴厂工作。他还特别提到，自己可以带一个成熟的柴油发电机项目到正定，马上就能出产品。
近平同志问邱斌昌：“你从大城市去我们偏僻的县城，有什么条件吗?”
他回答说：“没有条件。”
近平同志就把“人才九条”的内容给他说了说。他说：“我不需要这个。”
近平同志就笑了，说：“你不提条件我们不好请呀。”
邱斌昌说：“你要非让我说，那我就提两条吧。我现在是17级工资，我一踏上正定的土地，县里就给我涨1级工资。我保证在一年之内，油泵油嘴厂的产值翻一番，到时候你再给我涨2级工资，达到14级。这样，我从正定再回到无锡，就是高干了，重要文件得让我看，重要会议必须让我参加。”
近平同志当时就打电话跟我商量，问我：“邱斌昌提的这两条行不行?”
我说：“这是最低条件。工资级差不大，搞不好，一年也就是多付两三百块钱，可以答应他!”
邱斌昌这个人积极性很高，当年8月就到正定报到了。他找到我，说：“你是程县长?你知道我的事情了?”
我说：“你的工资已经从17级涨到16级了。我们说一是一，说到做到，这就是正定精神!明天我领你到大会上宣布，你就是县油泵油嘴厂的厂长。”
邱斌昌很感动，当时眼睛就湿润了。第二天，我就到油泵油嘴厂召开职工大会，宣布邱斌昌为厂长，行政16级。
宣布完后，厂里有个副书记，给我提意见说：“程县长，你做得不对。县里给我们请厂长我们能接受，但宣布他的级别就不对了。”
我说：“这是习书记给你们请的人才。级别是邱斌昌来正定工作的条件，你们就不要提意见了，下月按16级给他发工资。”
邱斌昌这个人本事太大了，上任没几天，就把油泵油嘴厂积压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随后就开始组织生产，当年产值实现翻番，成为正定县四大骨干企业之一。他带来的柴油发电机项目，成为企业的一个增长点。后来，他在正定工作了十几年，一直干到退休，为正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和离开正定以后，都对他非常关心，曾经给我来过3次信，让我注意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后来县里把他提为正定的政协副主席，药费按月报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刚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分管精神文明建设和教育工作，在他任县委书记之后，对这些工作仍然十分重视。请您具体谈一谈这方面的工作。
程宝怀：近平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确实十分重视。首先是从群众的卫生习惯抓起。正定虽然是历史古城，但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还没有恢复元气，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烂瓦，污水横流，街道没人打扫，生活垃圾到处都是，很脏很乱。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两个文明”必须一起抓，在全县开展了“文明礼貌月”活动。他反复讲，不能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再戴上“高产脏县”的帽子。近平同志组织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在县城里修建了37个垃圾池、11个公共厕所，在全县建立了13个乡镇文化站和45个村俱乐部，为71个村安装了自来水。
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明大院建设，开展了“五好家庭”“模范党员”“红花少年”评选活动，制定了乡规民约。全县评出“五好家庭”3592户，成立青年服务队3500个。县直部门实行了“门前三包”，划分了卫生区，县城面貌大为改观，多次受到地区文明办表扬。
再说说近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重视。他来正定不久，就对全县的教育工作进行了改革，对教师实行聘任制，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落实教师待遇，发放拖欠的教师工资，提高教学质量。当时，正定的小学有3500多平方米危房，校舍陈旧简陋，学生大多趴在土台子、水泥板上上课。他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反复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1983年10月13日，他听说南牛公社南永固村小学因校舍漏雨，学生已停课一周，立即作了批示，要求南牛公社党委应从南永固村小学办学条件问题中看到与党的要求的差距，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善该小学的办学条件，不然就是失职。同时，还马上派县委宣传部长陈守东和主管副县长何玉前去现场帮助解决问题。
里双店公社傅家村小学房子露天，窗户没玻璃。近平同志把公社书记王香文叫到办公室进行批评，他说：“里双店搞‘大包干’不错，但不能一俊遮百丑，教育抓不上去，改善办学条件不力，那你也不是一个好书记。”
后来，全县筹集187万元，用于改善小学办学条件，修缮房屋1020间，共15000平方米，新置办桌椅板凳3000套。有16个村还盖起了新的教学楼，大大改善了小学办学条件。
采访组：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同志那时在党建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程宝怀：近平同志对党建工作非常重视，多次讲要摆正党的建设和四化建设的关系。他说，如果忽视党建工作，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对党员违法乱纪和工作作风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
他非常注重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好“三会一课”，解决好领导班子自身组织生活不正常、涣散软弱等问题;要求党员对照党章要求，对照先进党员、英雄模范，对照入党誓词，反思自己思想上和行动上有哪些差距;强调对党员干部进行三种教育，即纲领教育、方针路线教育、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教育。
同时，他还要求解决好领导班子的四个问题：一是政治路线、政治立场问题，二是为人民服务问题，三是政治生活不健全问题，四是领导班子涣散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和关心老干部，请您讲一讲他在正定做老干部工作的情况。
程宝怀：近平同志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过去的奋斗和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老干部工作中，小事也是大事，一定要怀着深厚感情对待老干部。他对当时的老干部局局长王保奇说，关心老同志就要少讲空话、多办实事，多给他们送温暖、送方便，让他们过个舒适、幸福的晚年。
他把县委仅有的一辆212吉普车让给老干部坐，把县委、县政府合用的会议室腾出来做老干部娱乐室。县委曾经下文，让医院开办老干部病房，开设老干部挂号窗口，规定老干部的医疗费按月报销，不得拖欠。
正定的老干部工作引起上级关注，河北省委、石家庄地委曾专门通报表扬。《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建设日报》《石家庄日报》专门刊登了近平同志尊老敬贤的事迹。他调走以后，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离退休干部以及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平时书信来往，逢年过节慰问，寄挂历、寄贺年卡。一有工作变动，就主动把新地址告知我们。
1994年，在全国劳动模范吕玉兰同志病逝一周年之际，近平同志特意写了《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的悼念文章，以“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表达了对玉兰同志的怀念。1998年，为纪念县文化局局长贾大山逝世一周年，他专门写了文章《忆大山》，刊登在河北省文联的杂志《当代人》上。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大力挖掘正定的历史文化，实施旅游兴县。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程宝怀：正定是文化古城，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之说。近平同志对文化非常重视，提出来要挖掘潜力、发展旅游业。他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在正定扎扎实实办了几件实事。一是修建常山公园。当时县里没有钱，就号召各部门和个人集资49万元，用了半年的时间把公园建起来了。二是修缮、彩绘大佛寺。三是组建乘飞机旅游观光的公司。四是兴建荣国府。
我详细讲讲建荣国府的事。本来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拍《红楼梦》，需要40亩地搭建一个临时的摄影棚。近平同志当时正在酝酿发展旅游业，计划把正定建成距石家庄市最近的旅游窗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敏锐意识到正定的机会来了，就派人和他们联系，说正定愿意提供40亩地，希望把《红楼梦》的假景建在正定。制作中心到正定后，他们原计划投资49万元，让县里投资27万元，搭建一个2200平方米的《红楼梦》假景。近平同志考虑《红楼梦》拍完以后，三合板搭建的假景经不起风吹雨打，正定什么也落不着，就提议建一个“真实”的荣国府。这个想法提出来以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很高兴，立即同意。于是正定县就投资350多万元建了个“真实”的荣国府。1986年建成开放以后，第一年门票收入达221万元，旅游总收入达1761万元。
近平同志积极协调，把石家庄的公共汽车延伸到正定，促进了正定的经济旅游发展。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说：“老程同志，石家庄地区公共汽车一天两趟通到正定，参观荣国府的游客人山人海，车辆不够。你是不是和石家庄市商量一下，把市里的公交车延长到正定?”当时石家庄市和石家庄地区是分设的，是省里直管。我到市里找到了市委秘书长王同林同志，说：“我们发展旅游，石家庄地区的公交车少，你能不能把市里的公交通到我们那儿?”他一听，很高兴：“我赞成。”不久之后，石家庄市的公交车通到了正定，给到正定旅游的石家庄市民带来了很大方便，同时正定人到石家庄市里也更方便了。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共事3年多，您如何评价他?
程宝怀：近平同志做人做事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他能做到严以修身，言行一致。为了振兴正定，他带头苦干，亲力亲为，他在正定经常讲：“表态不如表率，身教胜于言教。”
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非常简朴，总是轻车简从，骑自行车下乡。他经常对大家说：“骑自行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近平同志做事，始终能够做到一个“实”字，从不讲套话，也从不“穿靴戴帽”，说话很干脆，干事很利索，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他强调，不能说了不做、言而无信，不能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更不能华而不实、弄虚作假。决定了要做的事，就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近平同志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始终坚持一切工作都要为人民的切身利益着想。他既是“三严三实”的倡导者，更是模范践行者。他无时无刻不把人民装在心里，人民在他心里重于泰山。他把人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他不仅注重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他的调研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接触的人特别广，听到的声音也特别全面;二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多，比如外出参观学习、走大街小巷、走村串户等多种形式;三是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他总是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考虑问题和认识问题。
通过和近平同志3年多的共事，朝夕相处，我发现他身上有4种优良作风值得学习。一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二是艰苦奋斗的勤俭作风，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四是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务实作风。
在正定工作3年多，尤其是当县委书记之后，近平同志把一个几百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的县治理得很有起色、井井有条、蒸蒸日上，这对他的领导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他后来很多思想，都可以在正定工作中找到源头。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这是他由衷的话。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您和他还有哪些接触?
程宝怀：他离开正定以后，我到他工作的厦门、福州、杭州去看望过他。我去了以后，主要是跟他一起叙叙旧，给他介绍介绍正定的发展情况。近平同志对老干部和一起共过事的同志特别关心，在我回来的时候，他让我给正定的老干部带些茶叶和食品，叫我代他向大家致以问候。近平同志前后回过正定6次，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老程，正定是我们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有我们的心血和汗水，你要多关心正定，让正定发展得更快些。”
他在正定工作时曾讲过：“改革必然海阔天空，守旧未必风平浪静。”他有一个座右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两句话，就是近平同志作风的突出体现。（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京报讯（首席记者 赵毅波）新京报记者独家获悉，资产持续收缩的昔日地产大鳄世纪金源，旗下一家重要子公司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新京报记者自全国执行信息平台获悉，福建欢乐天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近日新增了一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依据文号是 (2017)闽0122民初3996号，案号 (2019)闽0122执103号。
对此失信事件的原因和影响，新京报记者2月20日即向世纪金源信息披露负责人发去采访邮件，目前仍未收到回复。
据世纪金源发行文件披露，福建欢乐天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4500万元，公司持有其41.00%的股权。 世纪金源称，公司对福建欢乐天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的持股比例未超过50%，但经表决权及经营管理决策权让渡后，公司对上述子公司表决权及经营管理决策权比例超过50%， 因此上述公司被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2015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1065080.60万元，总负债为897890.79 万元，净资产为167189.81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30000.74万元，净利润60560.49万元。
世纪金源负债规模已显著降低
资料显示，世纪金源集团成立于1991年，是一家综合性跨行业国际集团。集团以“房地产居住、星级大饭店及文旅、大型购物中心、金融资本运营、物业管理与服务、医养大健康”为大型支柱产业，在中国大陆已投资2390亿元人民币，开发各类商品房7100万平方米。
截至2017年末，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809.53亿元， 同比下降10.81%。世纪金源投资集团2018年中报显示，其总资产已降至786亿元。
而截至2015年6月末，世纪金源投资集团的资产总额曾高达941.54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87%。
据新京报今年2月13日独家报道，福州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福州航旅集团）已完成股权变动，股东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退出。此外，公司注册资本也从30亿元降至1.5亿元。
负债方面，世纪金源2017年末总负债429.22亿元，同比下降22.51%。世纪金源表示，截至2017年末和2018年6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3.02%和49.33%。公司负债规模和负债结构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实施的需要，且负债水平在全国房地产企业中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世纪金源分析称，自2018年一季度起，中央和地方开始着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货币金融政策空前收紧，加之房地产信用债市场低迷、非标融资受限、棚改货币化支持力度下降、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放宽条件趋严等政策落地，导致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状况全面收紧，融资难度不断加大，融资成本持续上升。
“未来市场政策调控力度可能进一步加大，强监管、去杠杆的大环境下可能将对经营销售、土地储备、资金状况和盈利稳定性带来一定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政策研究、顺势而为，最大程度降低政策变化对经营管理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公司将加强资金管理，合理创新融资方式，拓展新型拿地方式，提高现金回笼比率，确保资金链安全”，世纪金源此前表示。
世纪金源创始人黄如论卷入风波后卸任
在资产大幅收缩之时，世纪金源这一老牌房企已完成迭代。
公开资料显示，世纪金源的创始人为地产大佬黄如论，其1951年9月出生，福州人，旅菲华侨。1986年只身到菲律宾淘金，1991年返回福州办房地产公司，任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身家数百亿元，号称“红顶商人”、“中国首善”。
据媒体2017年6月报道，鉴于黄如论涉嫌行贿犯罪，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建议，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及有关规定，政协第十一届福建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免去黄如论政协第十一届福建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撤销其政协第十一届福建省委员会委员资格。据报道，黄如论曾向白恩培等行贿。
到2018年1月，世纪金源实际控制人黄如论分别与其子黄涛和黄世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如论将其持有的公司50%股权和30%股权分别转让给黄涛与黄世荧。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黄涛和黄世荧分别持有公司60%和40%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黄如论变更为黄涛。
此外，世纪金源还免去了黄如论总经理职务，聘任黄涛为总经理。
简历显示，黄涛 ，中国国籍，拥有菲律宾永久居留权，1976年10月生，硕士学历，经济师。1999年8月至2000年3月，担任世纪金源集团总裁助理； 2000年3月至2001年2月，担任北京金源鸿大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1年2月至2004年12月，担任世纪金源集团副总裁； 2004 年12月至2012年12月，担任世纪金源（北京）集团总裁； 2012年12月至今，担任世纪金源集团总裁。
世纪金源称，黄涛先生自2001年公司设立起，便在公司担任重要职务，并自 2012年12月就任 世纪金源集团总裁起一直全面负责集团的日常经营管理，本次变更有利于公司长远、稳定的发展。
对于黄涛任内世纪金源的发展表现，新京报记者2月20日即向世纪金源信息披露负责人发去采访邮件，目前仍未收到回复。
新京报首席记者 赵毅波 编辑 刘晓阳 校对 李立军
记者联系方式：zhaoyibo@xjbnew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