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自强（南京师范大学）
备受关注的“万年县女乡党委书记之父举报县委书记性侵”事件有了新进展。
8月18日，上饶市发布关于李佩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情况通报：经查，李佩霞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和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财物，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经按程序报批，对李佩霞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7月25日，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上坊乡原党委书记李佩霞的父亲李长柳实名举报，称女儿遭万年县委书记毛奇性侵。举报称2024年5月23日，李与毛发生争执并声称要去省纪委监委举报毛，3天后李被万年县纪委监委带走并留置。
这不仅给公众毛奇作为县委书记滥用职权、打击报复的观感，后续的半个月里，李长柳持续在网络中发表相关言论，也让有关李佩霞消失的谣言四起。
联合调查组的情况通报则给出了关键事实：李佩霞在2023年6月就被爆出有“虚列经费、违规做假账、违规插手工程”等问题，一个月后万年县纪委监委开始初核，2024年4月，江西省纪委监委更是将李佩霞的问题作为省级督办件；5月26日，“万年县纪委监委在报经上饶市纪委监委和万年县委批准后，对李佩霞采取留置措施，并于24小时内将留置通知书送达李佩霞家属”。
翔实的事实说明纪委监委对李佩霞的留置，不是某个官员的肆意而为，而是一个长达近一年的纠察督办行为的结果；而李佩霞的家人也及时收到了留置通知书，李父称李佩霞突然消失的观点亦站不住脚。
但通报并未平息舆论，谣言阴谋论依旧占据着不少人的心间。有人依旧追问“李佩霞现在人去哪了”，也有人认为这份通报过于避重就轻，通篇都是李佩霞的问题，而另一个当事人——县委书记毛奇只在最后提了一嘴。
有必要解释的是，“留置措施”是一项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调查时涉及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一项严厉措施，从性质上限制和剥夺了被调查人的人身自由，由于一般是针对职务犯罪，为了防止串供、销毁证据，在进入司法程序前，一般连律师也不宜介入；从这个角度讲，此前李佩霞处于与家人失联状况，符合留置程序。
而对于毛奇的惩处，公众不妨多一些耐心，对官方多一点信心。公开资料显示，7月26日毛奇才“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迄今不到一个月，而各种取证、督查、走访都需要时间，也需要遵循调查程序；通报在最后写道“对毛奇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省纪委监委正在审查调查中”，表明了官方对于违法乱纪行为零容忍的态度。
作为负责任的公民，面对尚待完全揭露的真相，需多一分理性，少一分盲从，不溺于各种桃色想象，亦不被各种想当然收割流量的谣言牵着鼻子走。追问真相，而不是追逐谣言。很喜欢一位网友的评论：这县乡两级两个书记所为，败坏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形象，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现在公布了李佩霞的问题及处理结果，大快人心。钉是钉铆是铆，是谁的问题，都不能放过，都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與论的监督。
从这个角度讲，在李佩霞违法乱纪行为清晰的背景下，需要追问的不是桃色细节，而是毛奇作为县委书记，在李佩霞的调查过程中是否曾施展过不正当的影响力，毛奇又如何公权肆为，为李佩霞提供过哪些便利？这种不良的桃色交易行为，根源于哪些制度土壤，又对整个万年县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哪些不良影响？李佩霞之父是否存在恶意造谣行为？相信后续调查，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和改进的方案。
李佩霞案的最新通报，不仅是一次对个人行为的警示，更是对整个社会道德与法律边界的再次审视。在权力与利益面前，每个人都应坚守道德底线，尊重法律规范，共同营造一个公正、透明、和谐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通过此类事件的处理与反思，我们期待看到一个更加健康、公正、高效的社会秩序，让权力真正成为服务于人民、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而非个人利益的追逐场。
源:光明日报
据估算，农村青少年网民近千万，手机依赖问题凸显。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浙江金华，手机游戏占据了一名孩子的假期。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为防止儿女沉迷于手机游戏，王宏建告别了打拼15年的城市，返回老家湖南农村。他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收孩子们的智能手机。
王宏建对孩子们的抵触情绪早有心理准备，但“收缴”过程还是要比想象的更加艰难，两个孩子一直在质疑父亲口中“沉迷手机荒废学业”这一结论。“一直不准用，直至考入大学”，王宏建的这一句狠话，让儿女颇为不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青少年网民规模达2.87亿，其中农村青少年网民比例为27.6%。据估算，农村青少年网民近千万。面对智能手机，隔代监管的困境和乡村教育的尴尬，让农村青少年手机依赖问题凸显。
有多少父母能够舍弃支撑整个家庭生计的工作，返回农村老家看管孩子？难道只有没收手机，把孩子与互联网完全隔绝，才能解决问题？治理农村孩子沉迷手机，净化农村教育环境，该从何处下手？
1.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今年，王宏建的女儿刚刚考入中学。她喜欢拿手机看短视频，从做完作业直至睡觉前，手机一直不离手。以前，爷爷的唠叨对她没有多大作用。这一次，父亲的归来让她倍感压力。她所在的中学地处城乡接合部，学校管理非常严格，明令禁止在校使用手机，开学没多久就有两个同学因为在课堂上玩手机而被老师当场没收。
在当地，一名17岁农村少年沉迷手机直播软件，以不吃不喝等方式威胁父母为其充值，短短两个月，就花掉了两万多元。这让王宏建下定决心将孩子与手机完全隔绝：“要是现在还不管，可就刹不住车了。”
没收手机之后，“暂时有点成效”，儿女们与王宏建的交流多了起来，学习时间也明显增加。但是要一直隔绝孩子与网络的接触吗？王建宏摇了摇头，没有给出答案。
“一刀切反对农村孩子使用智能手机、接触互联网，既不合理，也不现实。”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所特聘教授李涛表示，智能手机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有效渠道，借助移动互联网，原本横亘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消弭，而网络游戏对青少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一些优质的益智类游戏也承担着促进孩子社会化的正向功能。
李涛坦言，在一些手机游戏的“攻势”面前，农村孩子显然难以抵挡，容易影响学习成绩，长时间盯看手机屏幕，更会危害身体健康。沉迷手机游戏，容易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虚拟世界中的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是引发现实社会恶性事件的导火索。
2018年4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成瘾性网络游戏、邪恶动漫、不良小说、互联网赌博等不断出现，造成一些中小学生沉迷游戏、行为失范、价值观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的学习进步和身心健康，甚至出现人身伤亡、违法犯罪等恶性事件。
2.对抗枯燥的日常生活
手机游戏的吸引力，为何那么大？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曾对全国10个省区市6000多名学生及其所在的家庭进行过详细调查，分析得出有四类青少年容易沉迷网络：缺乏温情教育方式、缺乏社交能力、面对压力缺乏应对能力、自我认同度比较低。
这一系列问题在留守儿童群体中长期存在。他们长时间面临父母的情感缺失，孤独感强烈，而网络游戏无疑是他们实现快乐的便捷渠道。一款风靡当下的手机游戏就能把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统统拉进游戏的“朋友圈”、生活的交际圈。在乡村一隅经常能够看到三五成群、年龄相仿的少年围在一起，捧着手机玩得尽兴，更有一些旁观者不时提供“场外指导”。
手机网络游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交际功能，在农村学生群体中更加突显。在网络游戏的世界里，他们会进行“虚拟社交”，分享游戏心得，扮演“成功者”，获得难得的成就感，从而形成“圈子”。
李涛表示，手机游戏是农村孩子能够获得的最便利、最廉价、成本最低的娱乐活动，他们借助手机游戏来对抗枯燥的校园生活。
数据显示，留守儿童的游戏时间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每天玩4～5小时”占比分别是18.8%和8.8%，“每天玩6小时以上”占比分别是18.8%和8.2%。
虽然游戏公司会推出防止游戏沉迷的“三板斧”——限制登录时间、父母一键禁玩、加强实名认证等措施，但这些措施在农村地区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在外务工的年轻父母很难监督子女的游戏时间，一些农村孩子也会通过他人身份信息注册游戏账号。
李涛并不寄希望于游戏商家能够进行“自我革命”，他说：“网络游戏厂商都以营利为目的，他们通过研发升级，不断强化游戏所带来的快感和刺激性，以提高吸引力，而让他们设置防沉迷手段，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技术手段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一味将青少年沉迷游戏的责任归咎于厂商，也失之偏颇，这种现象是家庭和社会问题共同造成的。”
3.疏堵结合，丰富日常活动
“周一到周五不能使用手机，周六、日使用手机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这是江西省鄱阳县高家岭镇大塘小学校长何洪华给学生定下的规矩。
有一次，何洪华在家长微信群里发布通知，却发现有一位家长回信息的口吻不对，在他一再追问下，才发现这位“家长”原来就是五年级学生唐建（化名）。唐建的父母在外务工，平时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了，暑假时手机一玩就是一整天，老人束手无策。大塘小学一共有204个学生，一半以上是像唐建这样的留守儿童。
没有农活、不干家务，农村孩子常常难以找到可以交流玩耍的对象，也无法像城市孩子那样可以去图书馆、体育场、博物馆等，原本常见的钓鱼、游泳等活动也不见踪影。
上饶师范学院的大学生邝小敏，曾在当地支教了一个学期。她发现，很多学生放学都不愿意回家，而成群结队地待在学校附近的空地上，蹲在一块玩手机。对这一情况，“和留守儿童其他问题一样，苦口婆心说教的作用几乎为零”。
后来，在放学后，邝小敏就同几名支教大学生组织学生进行文体活动，打篮球、学唱歌，活动开展没几天就有很多孩子主动参与进来。“这样现实的交流，同样可以带来快乐，还压缩了他们使用手机的时间。”邝小敏说。
李涛表示，提高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寻找社会活动来替代手机的交互性，可以在现实交流中帮助农村孩子找回属于自己的快乐。
“现在国家对乡村教育支持很大，硬件设施、校舍宿舍的投入很大，保障农村学生有学上之后，更要为其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确保其读好书。”作为一校之长的何洪华一再强调，这些年我们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上学问题、安全问题，但忽略了孩子们的精神与文化的需求，家长、教师和学校应该形成合力，绝不能放任手机游戏挤占农村孩子的成长空间。（记者 陈鹏）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题：解码新时代党群关系“方程式”
新华社记者董素玉、屈辰、乌梦达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全党发出伟大号召。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成为摆在各级党组织和9500多万名党员面前的必答题。
新华社记者日前深入北京、内蒙古、湖北、江西等地，聚焦各地探索出的新办法新举措，解码新时代党群关系“方程式”。
加——长效机制架起党群“连心桥”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水南画眉站的工作人员在值班（7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在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水南画眉站，工作人员郑彩平还记得，前些天，水南画眉站所在的金山社区开展“亲情连线”志愿服务活动，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来到80多岁老人董明媛的家中，帮助其给女儿拨打视频电话，促成“云团圆”。
“怎么头发那么白了都不染？”董明媛笑着问女儿。
女儿笑着咧嘴回答，“妈妈的话一定听”，并嘱咐家人注意身体。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董明媛说，社区党员干部经常主动上门，帮助自己和子女“面对面”述说亲情，缓解思念之苦，“太感谢了”！
互联网时代，一方面，需高度重视网络民意表达，走好网络群众工作路线；另一方面，部分老人特别是农村留守老人对互联网不熟悉，其家门口、炕头前的“小事”，同样需要党员干部长期关注，做好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机制化建设。
“我有肺气肿，老伴儿膝盖总疼，儿女也不在身边。”看到村里几位“红马甲”志愿者进门，66岁的袁宝柱“感觉亲人来了”。
拉家常、代办低保、解决供暖问题、报销医药费……由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固阳县新建村党员干部组成的“拉话话”志愿服务队队员，经常看望袁宝柱，生怕他有苦无处诉、有难没处解。
讲一百条道理，不如为群众办一件实事。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街道党员志愿者冯春红（右）上门看望社区内高龄老人王康凤，了解老人居家生活情况（2020年4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两年来，针对群众遇到的突出难题，“拉话话”志愿服务队从一件件小事入手，畅通联系服务群众渠道，对群众“掏出心窝子”。群众也自然将“拉话话”志愿服务队员看成自己人。
“服务群众的党员人数增多、担负的职能扩大；党员从被动走访到主动上门、群众从问啥答啥到抢着交流；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意识更强、对新时代党群关系的理解更深。”在志愿者之一、新建村党支部副书记张凤珍看来，“拉话话”志愿服务“拉”出的这些变化，让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相关机制更加牢固。
进入新时代，构建党员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架起党群“连心桥”，仍然是发挥党的“最大优势”、防止党的“最大危险”的有效举措。
减——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20世纪90年代，纪玉芝搬到北京市西城区广内街道广安门北街20号院，一直被小区内污水管线、停车等难题困扰，甚至因此影响邻里关系。
该院1995年由六家产权单位集资建成，产权关系较为复杂且未完成房改，存在责任主体不明确、物业服务内容和标准不清等问题。
把解决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与党组织自身发展结合起来，才能维护各方利益，尽力化解矛盾。
2020年5月，广内街道在该院内成立了北京市首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同时成立物管会临时党支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物管会的组建，不仅解决了居民烦心事，更树立起居民主人翁意识，形成居民参与协商自治的新局面。”西便门内社区党委书记苏砺说，物管会梳理了小区“问题清单”，对照清单发动居民共同破解物业管理难题。
“通过社区党员干部、物管会和各个产权单位不断沟通，房本总算有了。”纪玉芝说，困扰自己的“心病”终于治好了。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展需要、首创精神，激发基层治理活力，真正解决矛盾。
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百家村的好客王家自然村景色（7月24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走进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百家村的好客王家自然村，干净整洁的乡村街道、七彩清新的屋墙壁画、充满智慧的治村规约，令人耳目一新。
年轻人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百家村的好客王家自然村玩耍（7月24日摄，手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挂职姚家乡百家村任党支部书记助理的田飞说，百家村秀美乡村建设之初，坚持发挥党的引领作用，组建由德高望重的村民、回乡创业者、乡镇技术人员、热心人士构成的村民理事会、村民促进会、村民互助会、村民监督委员会等“四会”群众自治组织，做到村事村民办、办事有监督，打造乡村建设、乡风文明、村务管理、资源共享的“升级版”。
在“五拆五清”过程中，党员干部和乡贤带头，“四会”搭起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顺利对危旧房、空心房、旱厕、粮仓无偿拆除。
自然村苏家塘成立临时党小组，与“四会”一起工作，并专门带领不愿拆的群众前往周边乡村观摩。经过一番学习，村里老人的思想有了改变，回来不仅主动拆，还积极动员大家拆，带动全村实现从“要我建”到“我要建”的转变。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党群关系不断重塑的过程，更是巩固社会治理民心基础的过程。
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陈营镇马塘社区纪检监察干事黄中华在为党员和群众做题为“把纪律挺在前面”的专题宣讲（2015年10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乘——“小社区”撬动群众“大幸福”
北京，首善之区。
来到海淀区石油共生大院，工业风的建筑映入眼帘，老式的红砖墙、石油管道融合空中连廊，设计新颖。然而，过去因产权关系复杂，这里曾满眼衰败、空间杂乱。
改变源于2019年5月，学院路街道开始规划建设石油共生大院。
“通过街道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多次协调产权单位，推动职工、居民共享空间。”学院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郑鹏说，2020年10月1日，依托石油大院老旧平房建筑和院落文化肌理，新老建筑共存、新老居民共生、新老文化共融的石油共生大院投入使用。
工作人员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石油共生大院进行安全监测（7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大院采取“政府指导扶持+社会组织运维管理+志愿者志愿服务+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专业部门和社会监督”的运维管理模式，街区、校区、园区、社区之间逐渐打开彼此“心墙”，形成交集和共识，“鹊桥会”等各种群众活动越来越多。
“从满足居民的生存需求，到满足文化健体、养老育儿的升级需求，再到规划满足科技交流等新需求，街道党工委在尽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世纪70年代就居住在大院的居民朱开成说。
武汉，英雄之城。
去年2月，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党员干部冒着风险，将居民钟呼毅和其老伴儿送到医院。为表示感谢，钟呼毅送上锦旗。
疫情面前，社区党员干部有勇有情，亦有谋。
200多名社区党员，如何联系服务20000多名社区居民？
在江欣苑社区，每个楼栋长、单元长都是党员，背后是“党组织书记—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党员—楼栋长—单元长”六级组织体系；疫情期间，数百名下沉党员打造出敲门不见人、服务不见面、隔离不隔爱、宅家不宅心的暖心服务；疫情之后，社区党委将党支部建在了家门口。
帮助群众就业创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居民文明素质……社区中，社会组织的活力被充分激发，先后成立礼、义、仁、智、信五大类自治社会组织和文化协会45个，绝大多数协会责任人是党员。
武汉市汉阳区江欣苑社区的居民在健身（7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过去常有的麻将声、吵架声少了，健身、唱戏、参加非遗系列活动的居民多了。江欣苑社区党建指导员朱华桥说：“文化生活丰富了，日子自然也过得舒心了。”
武汉市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居民在进行非遗刺绣创作（7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求更加广泛。不变的是，用心治理好“小社区”，撬动群众“大幸福”。
除——分类施策解民生“痛点”
“电梯安装前，我曾经因为爬楼困难，被迫搬下楼。”今年85岁的7层住户孙志荣想起一周不出屋的经历，唏嘘不已。
武汉市西马街道江汉北路社区42号小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300多户居民中，六成是70岁以上老人。孙志荣记得，有人曾在3层和5层放置凳子，供老人歇脚。“当时想，要有部电梯，多好。”孙志荣说。
这是武汉市西马街道江汉北路社区为居民加装的电梯（7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2017年，西马街道和江汉北路社区主动作为，在居民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将加装电梯一事纳入“三代”机制：为居民诉求代理、意愿代言、事务代办。社区收集加装电梯所需的资料，街道则负责畅通各职能部门。
最终，经过社区党委书记施敏等党员干部协调，采取1、2层群众不出钱，楼上为单位出大头、政府出惠民政策、居民出少量钱等方式，加装了电梯。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群众利益诉求逐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菜贩子”“菜管家”“金喇叭”“胖大姐”“老马哥”“协作人”“议事佬”……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林原村，当地结合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工作，组建七支志愿服务队，为群众提供理论政策宣讲、矛盾化解等多项服务，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菜管家’为全村的菜农们提供技术服务，不断提升蔬菜产量和品质。‘菜贩子’则不断拓宽林原村蔬菜销售渠道，提高菜农种植效益。”林原村党委书记麻三占说，即便同是蔬菜产业，村民需求也不相同：有的人希望提供技术服务，有的人希望拓宽销售渠道。这就需要党组织根据具体诉求，思考不同的服务方向，制定不同的服务内容。
针对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症结，针对不同群体及同一群体的不同诉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着力解决民生“痛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党群关系同心圆中，党是领导核心，人民群众具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差异是长短不同的半径。解码新时代党群关系“方程式”，仍然需要在党群关系同心圆中找寻答案。
这一“方程式”的答案，就在民心汇聚初心的实践中，就在初心连着民心的探索里。（参与采写：刘宗荣、邢广利、孙楠、徐曼曼、常清潭、叶挺、鲁畅）
